隨著軍事任務的完成 ，恢復和發展生產的經濟任務立即提到全黨工作的首要  的 、中心的位置上 。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 ：我們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  了 ，從現在起 ，開始了全黨工作重心由鄉村向城市轉移 ；城市的其他工作“都是圍  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并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 ”。在開國的首次政協會議  上 ，他又指出 ：“全國規模的經濟建設工作業已擺在我們面前 ”。毛澤東一貫重視經  濟建設與城市管理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七日 ，老人家訪蘇歸來曾對陪同視察的哈  爾濱市主要負責人說 ，“我們剛剛建國 ，首要任務是肅清國民黨殘余 ， 同時要集中  精力恢復經濟 。還有很多工作 ，但這兩項是重點 ”。“我們應當學會管理城市和改造  城市啊！”（《毛澤東年譜》第 1卷 96頁）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日 ，他在給饒漱石等  的電報中 ，要求“各中央局主要負責同志必須親自抓緊財政金融經濟工作 ，各中央  局會議必須經常討論財經工作 ，不得以為只是財經業務機關的工作而稍有放松 ，各  分局大市委省委區黨委亦是如此 ”，并說“ 中央政治局現在幾乎每次會議都要討論  財經工作 ”。（《毛澤東年譜》 第 1卷 143 頁） 黨的七屆三中全會更加明確提出以爭  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作為全黨工作的中心 ，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毛澤  東這段時間所寫的文稿 ，相當一部分是關于經濟工作的 ，涉及統一財經 、調整工商  業 、統籌外貿 、安置就業 、治理淮河 、生產救災和軍隊參加生產建設等許多方面， 提出了渡過暫時困難 、恢復國民經濟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這種情況較為明顯地反  映了當時全黨工作重心的戰略轉移。

　　第一節  突破經濟難關確保人心歸一

　　新中國成立后 ， 中國人民解放軍只用了幾個月的時間 ，就消滅了國民黨反動派 的殘余軍隊 ，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整個大陸 。實現全國統一 ， 已是指日可待 。毛澤

　　東把工作注意的重點逐漸從軍事戰線移到經濟戰線 。此時他最關心的是國民經濟能 否迅速地恢復和發展 ，極度嚴重的經濟困難能否盡快渡過 ， 因為這是關系新生政權 能否維持和鞏固的根本問題。

　　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曾明確地指出 ：“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 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 。務須避免盲目地亂抓亂  碰 ，把中心任務忘記了 ， 以至于占領一個城市好幾個月 ，生產建設的工作還沒有  上軌道 ，甚至許多工業陷于停頓狀態 ， 引起工人失業 ，工人生活降低 ，不滿意共  產黨 。這種狀態是完全不能容許的。”他把話說得很重 ：“如果我們在生產工作上  無知 ，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 ，不能使生產事業盡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 ，獲  得確實的成績 ，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 ，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 ，那我  們就不能維持政權 ，我們就會站不住腳 ，我們就會要失敗。”（《毛澤東選集》 第  4卷 1428 頁）

　　剛剛誕生的新中國 ，正面臨著國民經濟嚴重衰退和全面萎縮的嚴峻形勢 。農業 減產 ，工廠倒閉 ，交通梗阻 ，物資奇缺 ，物價飛漲 ，失業眾多 。一九四九年夏季的 特大洪水 ，更使得經濟困難局面雪上加霜 。當年的全國生產同歷史上最高生產水平 相比 ，工業總產值下降了一半 ，其中重工業下降百分之七十 ，輕工業下降百分之三 十 ，農業大約下降百分之二十五 ，糧食總產量僅為二千二百五十多億斤 。人均國民 收入只有二十七美元 ，相當于亞洲國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

　　這種經濟萎縮 ，在全國最富庶的上海和江浙地區 ，表現得尤為突出 。 由于國民 黨政府在敗逃前的大規模掠奪和劫運 ，這些地區的資金和物資嚴重匱乏 ，大批民族 資本企業到了連簡單再生產都無法維持的地步 。在大工業城市上海 ，剛解放時 ，全 市煤的存量只夠用一個星期 ，棉花和糧食的存量不足維持一個月的消費 。全市一萬 三千六百四十七家私營工廠中 ，開工戶數只占總數的四分之一 。相對景氣的棉紡織 業 ，每星期也只能開工三個晝夜。

　　中國共產黨從國民黨政府手里接收下來的就是這么一個爛攤子 。 由于物價暴  漲 ，更引起社會的動蕩不安 。在新中國成立舉國歡慶的日子里 ，卻連續出現多次大  的物價波動 。每一次物價波動 ，都是由金融投機資本比較集中的上海等大城市領頭  帶起來的 。在上海物價暴漲時 ， 出現了商店拒收人民幣的情況 ，有些人興高采烈，

　　以為共產黨的勢力將隨著人民幣的消失而被擠出大上海 。中國共產黨在軍事上 、政 治上取得的巨大勝利 ， 同在經濟上遇到的嚴重困難 ，形成強烈對比 。有些人對共產 黨管理經濟的能力表示懷疑 ，有的人根本就不相信共產黨會把經濟管好 。他們在觀 望 ，說“共產黨在軍事上得了滿分 ，在政治上是八十分 ，在經濟上恐怕要得零分 ”。

　　面對這種嚴峻的經濟形勢 ，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把平抑物價作為穩定經濟 、穩定 社會 、穩定人心的中心環節 ，大刀闊斧地加以解決 。毛澤東把這一重任交給了有理 財之能的陳云 。一九四九年七月 ， 以陳云為主任的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一成立 ，便 立即投入平抑物價和統一財經工作的戰斗。

　　平抑物價的關鍵 ，在于穩住上海和其他幾個大城市的物價 ，尤其以上海為主。 只有穩住上海 ，才能穩住全國 。在上海剛解放不久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日 ，經毛澤  東同意 ，上海市軍管會曾采取斷然措施 ，查封金融投機的大本營上海證券大樓 ，沉  重地打擊了破壞金融的非法活動 ，取得“銀元之戰 ”的勝利 ，使人民幣得以比較順  利地進入市場流通。

　　“銀元之戰 ”以后 ，人民幣的地位得到鞏固 ，但是上海以至全國的物價并沒有 停止上揚的勢頭 。在“銀元之戰 ”中受到打擊的上海投機資本不甘心失敗 ，很快轉 向糧食 、棉紗和煤炭市場 ，利用物資極其匱乏的機會 ，大做投機生意 ，引發又一次 全國性漲價狂潮 。從七月底到十月中旬不到三個月的時間里 ，上海物價平均指數上 漲了一點五倍 ，北京 、天津等城市上漲一點八倍 。有些人發出狂言 ，說 ：“只要控 制了兩白一黑 ，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在這種情況下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作出果斷決定 ， 以上海為主戰場 ，打一場平  抑物價的“殲滅戰 ”。就在投機資本哄抬物價 、囤積居奇的時候 ，按照中共中央的  統一部署 ，大批糧食 、棉紗 、煤炭從全國各地緊急調往上海 、北京 、天津等大城  市 。十一月二十五日 ，在物價上漲最猛的那天 ，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統一部署 ，一起  動手 ，雙管齊下 ，一方面敞開拋售緊俏物資 ，使暴漲的物價迅速下跌 ；另一方面收  緊銀根 ，征收稅款 。這樣一來 ，投機商資金周轉失靈 ， 囤積物資貶值 ，兩頭失踏， 紛紛破產 。到十二月十日 ，“米糧之戰 ”取得決定性勝利 。上海一位有影響的民族  資本家在事后說 ：“六月銀元風潮 ， 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壓下去的 。這次僅用經濟力  量就能壓住 ，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

　　經過“銀元之戰 ”和“米糧之戰 ”兩次交鋒 ， 民族資產階級對中國共產黨的治 國理財能力有所認識 ，開始認真考慮要接受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 。社會主 義國營經濟初步取得穩定市場的主動權 ，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創造 了條件。

　　在平抑物價和統一財經工作的斗爭中 ， 陳云表現出很高的領導能力和政策水 平 ，毛澤東十分稱贊 。他在一次談話中說： 陳云同志有這樣的能力 ，我在延安時期 還沒有看得出來 ，可稱之為“能 ”。毛澤東還高度評價這兩場斗爭的勝利 ，認為它 們的意義不下于淮海戰役 。平抑物價 、統一財經 ，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就實現了 ，取 得出乎人們意料的勝利 ，為國民經濟的恢復創造了條件 。但是 ，恢復國民經濟從哪 里入手？采取什么步驟？ 實行什么方針？ 大約要用多長時間？ 這些問題 ，必須先有 一個全盤的考慮 ，有一個明晰的思路 ，來作出明確的回答 。毛澤東正是這樣做了。

　　早在七屆二中全會上 ，毛澤東就提出 ，在推翻了國民黨統治 ，建立起人民政 權 ，并且根本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 ，黨的中心任務 ，就是動員一切力量恢復和發展 生產事業 ，這是一切工作的重點所在 。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毛澤東更是明確 提出為爭取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必須完成三項根本性質的工作 。他估計 ，要完 成這三項工作 ，必須準備用三年左右的時間 。毛澤東寫道 ：“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 戰爭告訴我們 ，在任何一個驅逐敵人建立人民政權的區域 ，必不可免地要經過一個 困難的時期 。這種困難是能夠克服的 ，但須付以必要的時間和艱苦的努力 。有些地 方 ，有幾個月或者一年的時間就夠了 ，有些地方則須經過兩年 、三年 ，甚至更多的 時間 ，才能使軍事 、政治 、經濟 、文化等項工作完全脫離敵人所造成的舊的混亂的 軌道 ，而完全走上新的鞏固發展的軌道 。為著克服困難 ，必須完成幾項根本性質的 工作 ，這就是：（一 ）消滅封建勢力 ，使農民得到土地；（二 ）實行精兵簡政 ，節省 國家開支；（三） 在上列兩項基礎之上初步地恢復和發展一切有益的工業和農業生 產 。沒有這幾項根本性質的工作 ，所謂克服困難 ，只是一句空話 。而要完成上述幾 項工作 ，在新解放的南方和西北各省 ，一般地說來 ，必須準備付以三年左右的時 間 ，過于性急是沒有用的。”（《毛澤東全集》 第 27卷 57 頁） 毛澤東寫這段話的時 候 ，全國還沒有解放 ，共和國還沒有成立 ，其中所講的內容雖然是就一些地區而言 的 ，但它具有普遍意義 ， 同樣適用于整個國家。

　　七屆二中全會后不久 ， 四月中旬 ，毛澤東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 ，經過深思熟  慮 ， 提出一個被稱為 “ 四面八方 ” 的重要經濟政策 ， 即 “公私兼顧 ， 勞資兩利， 城鄉互助 ， 內外交流 ”。這實際上是整個經濟恢復時期的指導方針 。 四月十五  日 ，毛澤東在香山“雙清別墅 ”接見當時任太行區黨委書記的陶魯笳等人談話的  時候 ，對 “ 四面八方 ”政策作了詳細的說明 。老人家說 ：“我們的經濟政策可以  概括為一句話 ， 叫做 ‘ 四面八方 ’。什么叫 ‘ 四面八方 ’？‘ 四面 ’即公私 、勞  資 、城鄉 、 內外 。其中每一面都包括兩方 ，所以合起來就是 ‘ 四面八方 ’。這里  所說的內外 ，不僅包括中國與外國 ，在目前 ，解放區與上海也應包括在內 。我們  的經濟政策就是要處理好四面八方的關系 ， 實行公私兼顧 、勞資兩利 、城鄉互  助 、 內外交流的政策 。關于勞資兩利 ，許多同志只注意到其中的一方 ，而不注意  另一方 。你們看二中全會決議中講到我們同自由資產階級之間有限制和反限制的  斗爭 。 目前的側重點 ，不在于限制而在于聯合自由資產階級 。那種怕和資本家來  往的思想是不對的 。如果勞資雙方不是兩利而是一利 ，那就是不利 。為什么呢？ 只有勞利而資不利 ，工廠就要關門 ；如果只有資利而勞不利 ，就不能發展生產。 公私兼顧也是如此 ， 只能兼顧 ，不能偏顧 ，偏顧的結果就是不顧 ，不顧的結果就  要垮臺 。 四個方面的關系中 ，公私關系 、勞資關系是最基本的 。二中全會決議中  提出要利用城鄉資本主義的積極性 ，不這樣就不行 。新富農是農村的資產階級， 要發揮他們的積極性 ， 現在他們要求發展生產 ， 是適合我們需要的 。‘ 四面八  方 ’缺一面 ，缺一方 ，就是路線錯誤 、原則的錯誤 。世界上除了‘ 四面八方 ’之  外再沒有什么‘ 五面十方 ’。照顧到‘ 四面八方 ’，這就叫全面領導 。在工廠開展  生產運動 ，不單要召集工人開會 ，把工人群眾發動起來 ；也要召集資本家開會， 和他們說通 ，把他們也發動起來 。合作社也要公私兼顧 ， 只顧公的方面 ，不顧私  的方面 ，就要垮臺 。實行‘ 四面八方 ’的經濟政策 ，要注意到 ，我們現在是工人  階級 、農民階級 、小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的聯盟 。這四個階級聯合起來反對  封建主義 、帝國主義 、官僚資本主義 。 國民黨就是這三個反動勢力的代表 。全國  勝利以后 ，還要集中力量對付帝國主義 。當然 ，在實行‘ 四面八方 ’的經濟政策  時 ，對投機商業不加限制是不對的 。應當在政策上加以限制 ，但限制不是打擊， 而是要慢慢引導他們走上正當的途徑 。我們要團結資本家 ，許多同志都不敢講這

　　個話 。要了解 ，現在沒有資本家是不行的。”（蘇馬 《向毛澤東學領導本領》 人民 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16年 05月 26 日）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常委會第二次會議的講話 中 ，首次提出關于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的總體設想 ， 即“三年五年恢復 ，十年八年 發展 ”。十二月二日 ，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 ， 又重申了這個設 想 。他說 ：“我們的情況會一年比一年好起來 ，估計明年要比今年好 。在三年五年 的時間內 ，我們的經濟事業可以完全恢復 ；在十年八年的時間內 ，我們的經濟就可 以得到巨大的發展。”（《毛澤東年譜》第 1卷 54頁）經過一年多的實踐和觀察 ，毛 澤東對恢復經濟的時間覺得確有把握了 。到一九五一年二月 ，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 議上 ，他便把這個設想明白地概括為“三年準備 、十年計劃經濟建設 ”，被中共中 央正式確定為我國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長期發展戰略 。這里所說的 “ 三年準 備 ”，就是用三年的時間恢復國民經濟。

　　一九五〇年是恢復國民經濟的第一年 。首先遇到的問題 ，是這一年國家財政收 支怎么安排 。毛澤東著重抓了這件事 ，指定陳云 、薄一波 、李富春 、饒漱石 、鄧子 恢擬定預算草案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毛澤東在出國訪蘇前 ，主持中共中 央政治局會議 ，經過修改通過了一九五〇年國家財政收支概算草案和發行人民勝利 折實公債的決定草案 。第二天 ，又主持全國政協一屆常委會第二次會議 ，討論這兩 項草案 。會議指定周恩來 、陳云 、黃炎培 、薄一波 、馬寅初 、施復亮 、章乃器等對 概算草案作進一步修改。

　　編制一九五〇年預算 ，遇到兩大難題 ：一個是對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包下來的問  題 ；一個是軍費開支問題 。這些都是帶全局性的大事 ，而對財政經濟十分困難的新  中國來說 ，又是兩項十分沉重的負擔 。怎么辦？ 出路何在？ 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  常委會第二次會議上 ，發表了他的意見 。關于對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包下來的問題， 毛澤東說 ：這些舊人員能不能不管他們呢？ 人家不走 ，擁護我們 ，不管他們要罵  人 ，只好收 。不收比收要差些 。不收他們還是要吃飯 ，沒有辦法的時候就會去搶或  偷 ，用破壞的方法 。這比四千斤小米（指政府當時養活一個人所需的費用） 的代價  就要多 。要把這些人包下來 ，管他們吃飯。

　　無論國家財政怎樣困難 ，也要把舊人員包下來 ，這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新中

　　國成立前夕就已經確定下來 、在建國后又一再重申的一項重要政策 。十一月二日， 針對一些地方對這個政策執行不力的情況 ，毛澤東又重申 ：“關于新華社九月十六  日 《六評白皮書》 社論中所稱對待舊人員的原則及辦法 ， 中央曾向各中央局 、分  局 、前委有了指示 ，全國各地黨的組織 、人民解放軍及人民政府必須一律遵照執  行 ，必須避免過去北京 、上海 、南京等處粗魯地 、不負責任地遣散大批舊人員（北  京萬余人 ，滬寧二萬余人） 的錯誤 ，不要重犯。”（《毛澤東年譜》第 1卷 37頁） 十  二月二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 ，他再次強調 ：“人民政府在這個問  題上應該采取負責的態度 ，只有這樣才是對人民有利的。”（《毛澤東年譜》 第 1卷  54頁）把舊人員包下來 ，是人民政府在財政十分困難的情況下 ，采取的一項富有遠  見的措施 。它在財政上帶來的負擔和壓力是巨大的 ，為此大約每年要多付出相當于  一百二十億斤小米的開支 。但在政治上 ，它提高了人民政府的凝聚力 ，使天下大  定 ，人心歸一。

　　第二節  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 ，為適應全國基本統一的新形勢 ，改進財政經濟管理工  作 ，我們采取了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重要措施 。在革命戰爭時期 ， 由于敵人的  封鎖和分割 ，各革命根據地或解放區的財政經濟工作 ，只能各自獨立分散進行 。當  時實行的是“統一領導 、分散經營 ” 的方針 。各根據地或解放區在統一政策指導  下 ，各自發行貨幣 ，各自管理財政收支 ，分別保障供給 。這個方針適應當時情況， 對支援革命戰爭起了重大作用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和全國政治經濟趨于統一以  后 ，分散管理已不適應變化了的新形勢 。特別是建國之初 ，經濟破壞嚴重 ，財政入  不敷出 ，通貨急劇膨脹 ，投機活動猖獗 ，物價猛烈上漲 ， 國家面臨財政經濟的巨大  困難 。于是 ，改變分散管理 ，實行全國財政經濟的統一管理 ，就成為當時平衡財政  收支 ，制止通貨膨脹 ，戰勝投機活動 ，穩定市場物價的決定性措施。

　　一九五〇年三月 ，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相關問題時明確指出 ，“基 本工作是平衡收支 ，穩定物價 。好轉已經開始 ，但不穩固 。必須： 土改以恢復農 業 ，調整以恢復工業 ，整干以恢復政策。”（《毛澤東年譜》 第 1卷 108 頁） 三月三

　　日 ， 中央人民政府頒布的《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 指出 ， 目前我國除  西藏外 ， 中國大陸已全部解放 ， 由通貨膨脹而來的金融物價波動 ， 已不能限于一  地 ，勢必影響全國 。國家支出的大部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和依靠增發通貨 ，現在則  公糧和稅收大多尚由各區 、省 、市縣人民政府管理 。此種財政上的不統一和收支機  關之間的脫節現象 ，如果任其繼續下去 ，則勢必額外增加通貨的發行 。但是全國人  民在經歷了多年戰爭及通貨膨脹之后 ，生活已極困難 ，需要我們努力制止通貨膨  脹 。因此 ，必須緊緊抓住節約支出 、整頓收入 、統一財政收支管理這些關鍵環節。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 ，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特作如下各項決定：

　　（一 ）成立全國編制委員會 。以薄一波為主任 ， 由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派聶榮 臻為副主任 。各大行政區 、省 、大市均分設編制委員會 ，制訂并頒布各級軍政機關 人員 、馬匹 、車輛等編制 。各部隊各機關的首長必須親自負責 ，核實現有人員 、馬 匹 ， 消滅虛報數字 。立即制止各機關不經批準自行添招人員及招人開訓練班的現 象 。政府及企業部門編外及多余的人員 ，不得擅自遣散 ，均由全國和各地編制委員 會統一調配使用 。各部門各企業如需增添人員 ，在經過一定機關批準之后 ，必先向 全國編制委員會請求調配 ，只有調配不足又經一定機關批準時 ，才能另外招收 。把 所有舊軍隊舊人員包下來的政策不變 ，但在我軍解放前已跑散的人員 ，不必繼續召 回 。 自己要求回家的人員 ，不必強留 。包下來的人員 ，亦不應采取消極的包飯態 度 ，應該有步驟地加以改造和合理使用。

　　（二 ）成立全國倉庫物資清理調配委員會 。以陳云為主任 ，楊立三為副主任。 各大行政區 、省 、市 、縣 ，各后勤部 ，各工商企業 ，均分設倉庫物資清理調配委員  會 。各級首長應親自負責 ，指導清查倉庫 ，在本年六月底前查明所有倉庫存貨 ，無  隱瞞地逐級轉報全國倉庫物資清理調配委員會 ，不得打埋伏 ，不得擅自轉移 。所有  庫存物資 ， 由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統一調度 ，合理使用 ， 以便減少今年的財政支  出及向國外訂貨。

　　（三） 厲行節約 。所有機關和公立學校 ，必須規定工作人員的數量及每個人員 的工作任務 。所有國家工廠和企業 ，除規定職工人數及生產的質與量外 ，必須實行 原料消耗的定額制度 ，鏟除囤積材料的浪費行為 。一切國營經濟部門 ，均須提高資 金的周轉率 ，保護機器資材 ，建立保管制度 ，嚴懲貪污浪費人員 。全國均應節省一

　　切可能節省的開支 ，緩辦應該緩辦的事項 ， 以便集中財力于軍事上消滅殘敵 ，經濟 上重點恢復。

　　（四） 全國各地所收公糧 ， 除地方附加糧外 ，全部歸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統一 調度使用 。各省 、市 、縣 、區人民政府 ，非依糧食局支付命令 ，不得支取公糧 。同 時 ，省 、市 、縣 、區人民政府負有保管公糧不使損失腐爛以及協助運輸的責任 。 由 于若干地區去年歉收和大城市需糧數目浩大 ，必須由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擬定全 國范圍的公糧調撥計劃 ， 以便達到合理使用的目的 。除人馬口糧和集中起來的殘廢 軍人優待 、救濟 、嬰兒保育糧外 ，不經批準 ，各地不得以公糧撥作經費 。在中央人 民政府財政部審慎計算其可能 ，發出調撥命令之后 ，各省不得拒絕以本省公糧運濟 外省或其他地區 。凡屬撥給外地的糧食 ，均應撥給近地的好糧 。責成中央人民政府 財政部制定關于公糧支付、保管、運輸的各項規定。

　　（五） 除批準征收的地方稅外 ，所有關稅 、鹽稅 、貨物稅 、工商稅的一切收 入 ，均歸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統一調度使用 。全國各大城市及各縣如在二月底尚未 建立國庫者 ，統限于三月中建立好 ，并代理地方庫業務 。三月份起所有稅款逐日入 庫 。離庫較遠之鎮市 ，則由各地財政經濟委員會規定時間按期入庫 ，禁止延期繳庫 及挪借行為 。稅收是國家財政的主要收入之一 ，是全國財政開支 、經濟恢復所需現 金的最大來源 。為了完成征稅工作 ，全國各大城市及各縣的人民政府必須委任最好 的干部擔任稅務局長。

　　前述四 、五兩項的公糧征收額 ，包括地方附加公糧征收額在內 ， 以及稅則 、稅 目 、稅率 ，統由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決定施行 ，不經批 準 ，各地人民政府不得增減和變動。

　　（六） 為了調節國內供求 ，組織對外貿易 ，有計劃地供售物資和回籠貨幣 ，各 地國營貿易機構業務范圍的規定和物資的調動 ，均由中央人民政府貿易部統一負 責 。各地人民政府及其財政經濟委員會 ，負有監督和協助本地貿易機構執行中央人 民政府貿易部統一計劃的任務 。非經中央人民政府貿易部批準 ，各地貿易機構不得 改變中央人民政府貿易部規定的業務計劃 。貿易機構與各工商企業 、各合作社的營 業往來 ，均須依照經營業務的正常經濟核算制度 ，不得以財政經費不足為理由 ，拖 欠貿易機構的貨款 。一切經濟單位之間的營業往來 ，必須嚴守信用 ，凡遇對方失信

　　時 ， 得向法庭控告 。凡屬中央人民政府貿易部所屬國營貿易機構每日售得的現 金 ，必須逐日解繳國庫 ，不得挪用延繳 。各地貿易機構除經中央人民政府貿易部 批準者外 ，不得向國庫支取貿易金款 。一切部隊機關 ，必須嚴遵毛主席命令 ，不 得經營商業。

　　（七） 國家所有的企業 ，分為三種 ：一是屬于中央人民政府各部直接管理者； 二是屬于中央人民政府所有 ，暫時委托地方人民政府或軍事機關管理者 ；三是劃歸  地方人民政府或軍事機關管理者 。依此標準 ，責成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劃清現有  各類國有企業的管理責任 ，并制定對這些企業投資貸款的條例 。一切公營企業及合  作社 ，均須依照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的規定 ，按時納稅 。所有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  經管的企業 ，均須將折舊金和利潤的一部分 ，按期解繳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或地方  政府 ，其解繳總數及按期繳出的數量 ， 由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及地方政府根據情  況分別規定之。

　　（八） 指定人民銀行為國家現金調度的總機構 。 國家銀行應增設分支機構 ，代  理國庫 。外匯牌價和外匯調度由人民銀行統一管理 。各公營經濟部門及各機關請求  外匯 ，統由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審核 。私人請求外匯辦法仍舊 。一切軍政機關和  公營企業的現金 ， 除留若干近期使用者外 ，一律存入國家銀行 ，不得對私人放貸， 不得存入私人行莊 ，違者處罰 。國家銀行應盡量吸收公私存款 ，但國家銀行本身業  務上使用這些存款的限度 ，亦不能超過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的規定。

　　（九） 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必須保證軍隊與地方人民政府的開支及恢復人民經 濟所必需的投資 。對軍隊及地方經費的現金支付辦法 ，應按照編制的確有人數 ，根 據供給標準和全國概算所列的現金部分 ，按月按季地批準各部隊各部門的預算 ，按 期支付現金 。其原則是先前方 、后后方 ，先軍隊 、后地方 。對地方經費的支付 ，照 供給標準應發經費數額 ，扣除其地方稅收及企業收入中歸地方的部分 。國營企業的 投資 ，文教社會事業費的支付 ，依照全國概算及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批準的各期 支付數量支付之 。國營企業請領投資款項前 ，必先有經過批準的工程預算 。為確保 軍政費 、事業費及企業投資的幣值 ， 國家銀行對一切軍政部門及公營企業舉辦短期 無息的或一定數量低息的折實存款 。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為保證上述各項經費的支 出 ，必須嚴格管理稅款 、公糧支撥 、公糧實物變款 、公債收入 、國營企業上繳利

　　潤、折舊金等等 ， 以保證這些收入按時入庫。

　　（十）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認為 ，嚴格地實行上述九項規定 ， 國家的財政困難  就可能克服 ，軍政費用的開支就可以保證 ，金融物價的大波動就可能防止 ， 因此， 必須嚴格地完全地予以執行 。凡不實行 、不遵守上述各項規定者 ， 即屬破壞人民利  益 ，違犯國家法紀 ， 中央人民政府將制訂適當的法律 ， 給予這些分子以必要的制  裁 ，來保障上述各項規定的嚴格實行。

　　由于全國財政經濟困難 ，收支機關脫節 ，金融物價不穩 ，要求我們必須有進一 步的統一管理 。但是 ， 因為許多地方是新解放區 ，實行統一管理會有若干困難 。同 時 ，在公糧 、稅收劃歸中央人民政府統一支配以后 ，地方經費開支 ， 比以前更困難 的情況是可能發生的 。這種困難 ， 比之全國財政經濟的管理繼續不統一和金融物價 大亂而來的困難 ，其范圍 、程度和后果都要小得多 。 因此 ，必須強調部分服從全 體 ，地方服從中央 ，寧愿忍受若干較小的困難 ， 以避免發生更大的困難 。在糧 、稅 歸中央人民政府統一支配之后 ，一切地方工作同志不但不應有消極的不負責任的態 度 ，而且對今后財政經濟工作 ，應更加積極負責 。這是我們的要求 ，也是地方工作 同志的責任。

　　一九五〇年 ，執行《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 的結果 ，使財政經濟  工作從過去各解放區分散管理過渡到了全國統一管理 。實行全國現金統一管理和轉  賬制度以后 ，原來屬于國家所有但分散在國營企業 、機關 、部隊的現金 ，源源流入  國家銀行 ，歸國家銀行統一管理 ，集中調度 ，大大緊縮了市場上貨幣流通數量 ，增  加了國家能夠運用的資金 。同時 ，私營企業和個人的存款 ，也逐漸增長 。一九五〇  年五月 ， 國家銀行存款總額比同年二月增加四倍 ， 國家銀行的現金出納達到平衡。 這樣就在短時間內 ，實現了財政收支平衡 ，制止了通貨膨脹 ，穩定了長期波動的市  場物價 ，使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在市場上取得了領導權 ，為全國恢復國民經濟創造了  有利條件 。同時人民政府努力實行全國物資的統一調度 ，使國家掌握的重要物資從  分散狀態集中起來 ，能夠做到靈活調劑供求 。針對大城市中糧食 、棉花 、紗布投機  猖獗的情況 ，政府指揮國營貿易機構進行了大規模的糧食調運 ，在各大城市儲存了  大批糧 、棉 、布 ，依靠國家掌握的物資 ，充分保證供應 ，遏制了私人資本的投機活  動 ，制止了一九五〇年二月的漲價風潮 ，并使物價迅速下降 。一九五〇年的批發價

　　格指數 ， 以三月份為一百 ， 四月份是七十五 ，五月份是六十九 。經過調整工商業， 六月份制止了物價下跌趨勢 ，使之略有回升 ，一二月份回升到八十五點四 。從此以  后全國物價基本穩定。

　　一九五○年六月六日 ，毛澤東向黨的七屆三中全會提交《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  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 的書面報告指出 ，要獲得財政經濟情況的根本好轉 ，需要  三個條件 ， 即：（一 ）土地改革的完成；（二 ）現有工商業的合理調整；（三） 國家  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減 。要爭取這三個條件 ，大約需要三年時間 ，或者還要多一  點 。為了實現整個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 ，報告還要求全黨和全國人民必須一致  團結起來 ，做好各項工作 。尤其要堅持“鞏固財政經濟工作的統一管理和統一領  導 ，鞏固財政收支的平衡和物價的穩定 。在此方針下 ，調整稅收 ，酌量減輕民負。 在統籌兼顧的方針下 ，逐步地消滅經濟中的盲目性和無政府狀態 ，合理地調整現有  工商業 ，切實而妥善地改善公私關系和勞資關系 ，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 ，在具有社  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領導之下 ，分工合作 ，各得其所 ， 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恢  復和發展。”（《毛澤東年譜》第 1卷 153頁）

　　總之 ，經過黨內外卓有成效的共同努力 ， 中央人民政府統一財經工作的決定迅 速得到貫徹 。 由于全國財政收支統一 ， 國家收入中的主要部分很快集中到中央手 中 ， 由中央統一使用于國家的主要支出 ；與此同時 ，開始加強征收工商稅和農業稅 的工作 ，發行了一部分公債 ，并大力節約國家機關經費的開支 ，使財政收支迅速接 近平衡 。一九五〇年財政收入是六十五點二億元 ，財政支出是六十八點一億元 ，財 政支出只超過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四點四 。一九五一年起出現結余 ，從而根本改變了 依靠增發貨幣彌補財政赤字的局面。

　　第三節  全面恢復國民經濟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一九五二年底 ，為中國進行國民經濟恢  復工作的時期 。這個時期是中國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準備階段 。 由于帝國主  義 、封建主義 、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和長期的戰爭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 ，社  會經濟十分落后而且破壞嚴重 。與此同時 ， 國民黨政府濫發貨幣 ，通貨惡性膨脹，

　　市場物價猛漲 。一九四九年城市中失業人數約有四百萬人 ，農村災民約四千萬人， 人民生活極端困難 。建國后 ，必須迅速醫治戰爭創傷 ，恢復國民經濟 ， 以鞏固人民  政權 ，改善人民生活 ，并為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準備條件 。為  此 ，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的真心擁護與大力支持下 ，做了不少工作：

　　一是平衡財政收支 ，穩定物價 。恢復工作開始時面臨著很大困難 。帝國主義對 新中國實行經濟封鎖和戰爭挑釁 ，殘留在大陸上的國民黨武裝尚待肅清 ，人民解放 軍還在向全國進軍 ，軍事行政開支猛增 ，一九四九年財政收入只及支出的三分之 一 ，不得不靠發行貨幣來彌補赤字 ，加以私人投機資本乘機哄抬物價 ，一九四九年 到一九五〇年初 ，連續發生四次大規模漲價風潮 。在這種形勢下 ，平衡財政收支和 穩定物價 ，就成為當時鞏固人民政權和恢復國民經濟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 。人民政 府在進行了幾次平抑物價的斗爭后 ，一九五〇年三月采取了決定性的措施 ，頒布了 《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人民政府這一決定迅速得到貫徹并取得成 效 ，財政收支很快接近平衡 ，結束了惡性通貨膨脹和物價飛漲的局面 ，為工農業生 產的恢復和順利發展 ，提供了重要條件。

　　二是恢復交通運輸業 。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初 ，首先把重點放在鐵路  的修復上 。在全體鐵路員工的努力下 ，一九四九年一年內就修復了八千三百多公  里鐵路和二千七百一十五座橋梁 ， 到一九五〇年修復的鐵路達一萬四千多公里， 原有鐵路基本暢通 ，公路 、水運和航空也得到了恢復 。對整個經濟的迅速恢復起  了重要作用。

　　三是恢復農業生產 。人民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 ，最主要的是實行土地改革和發  展農業生產互助合作 。一九五〇年六月 ，頒布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 到一九五二年八月 ，全國除少數民族地區外 ，土地改革基本完成 ，消滅了幾千年來  的封建剝削制度 ，解放了農業生產力 。在這個基礎上 ，又引導農民在自愿互利的基  礎上組織起來 ，走互助合作道路 。一九五二年底 ，農業生產互助組達到八百多萬  個 ，農業生產合作社四千多個 ，有力地推動了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 。與此同時， 人民政府還從貸款 、價格 、投資等方面幫助農民恢復生產 ，三年間共發放農業貸款  十五點七億元 ；規定了一些農產品的最低收購價格和合理比價 ；領導農民開展群眾  性技術改造活動等 。特別是興修水利 ，起了很大作用 ，三年中政府用于水利建設的

　　經費共八點八億元 ， 占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的百分之十三點二 ，除完成了大量堤防 整修 、河道疏浚外 ，還進行了治理淮河 、荊江分洪等大型水利工程建設 ，并且廣泛 發動群眾興修水利 ， 防治災害 ，三年間擴大灌溉面積約八千多萬畝 ，初步改變了 “ 中華民國 ”時期河堤失修 、水災頻繁的狀況 ，促使農業生產迅速恢復 ，三年中農 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十四。

　　四是恢復工業生產 。它是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在城市工作的重點 。其中  首先要恢復通過沒收官僚資本建立起來的國營工業的生產 。政府依靠工人階級迅速  修復機器設備 ，使之盡快復工 。接著在工礦企業內部進行了民主改革 ，改造舊的經  營管理機構 ，廢除壓迫工人的管理制度和封建把頭制度 ，清洗潛伏的反革命分子， 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管理制度 。在民主改革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動群眾進行生產改  革 ，創造和推廣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工作方法 ，并開展增產節約和勞動競賽運動 。 由  于政策正確 ，廣大工人的政治熱情和生產積極性很高 ，這三年國營工業的恢復發展  特別迅速 。在三年中全國工業產值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三十四點八 ，而國營工業的  產值平均每年增長速度達到百分之五十七 ， 因而它在工業產值中所占比重由一九四  九年的百分之二十六點三上升到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四十一點五。

　　五是調整私營工商業 。一九五二年上半年物價穩定以后 ， 由于虛假購買力突然  消失 ，私營工商業遇到商品滯銷的困難 。政府及時合理調整工商業 ，根據公私兼顧  的原則 ，在經營范圍 、原料供應 、銷售市場 、財政金融政策等方面 ，對私營工商業  進行必要的照顧 ，并且采用加工訂貨 、統購包銷 、經銷代銷等方式 ，使私營工商業  擺脫銷路呆滯 、生產萎縮的困境 。隨后又大力開展城鄉物資交流運動 ，積極擴大農  副產品的購銷 ，為城市工商業開辟廣闊的市場 ，使私營工商業迅速恢復發展起來。 但是資本主義唯利是圖的本性引導許多私營企業走上非法牟取暴利的邪路 。為了保  護國家利益 ，一九五一年底到一九五二年 ，開展了“三反五反 ”運動 ， 限制資本主  義工商業的消極作用 ，使它們循著只能有利于國計民生的方向發展 。到一九五二  年 ，私營工業企業的戶數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點四 ，產值增加了百分  之五十四點二 ；私營商業的戶數增加了百分之七 ，零售額增加了百分之十八點六。

　　經過全國人民的努力 ，在短短三年時間內 ，就完成了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 。到 一九五二年底 ，工農業總產值比一九四九年增長百分之七十七點五 。其中工業總產

　　值增長百分之一百四十五 ，農業總產值增長百分之四十八點五 ，主要產品產量大大  超過了建國前的最高年產量 。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全國職工的  平均工資提高百分之七十左右 ，各地農民的收入一般增長百分之三十以上 。國家財  政經濟狀況根本好轉 ，為開展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準備了條件。 三年中 ，社會經濟結構也發生了巨大變化 ，帝國主義在華特權被取消 ，官僚資本被  沒收 ，封建土地所有制被消滅 。到一九五二年底 ，各種經濟成分在國民收入生產中  的比重是 ：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占百分之十九點一 ，集體所有制經濟占百分之一點  五 ，公私合營經濟占百分之零點七 ，資本主義經濟占百分之六點九 ，個體經濟（主  要是小農經濟） 占百分之七十一點八 ，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已經確立。

　　此時此刻 ，毛澤東早已開始籌劃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更大發展 。一九五三年二  月二十日 ，老人家在視察江西省九江市聽取當地主要負責人的匯報后說 ：共產黨從  接管國民黨政權的第一天起 ，就把眼睛盯住生產建設 ，不遺余力地抓好這一個中心  工作 。要讓歷史證明 ，我們不僅能夠領導好革命戰爭 ，而且也一定能夠領導好和平  時期的經濟建設 ，讓全國人民過上好日子 。從全國范圍來看 ，三年來 ， 由于全黨全  國人民奮發圖強 ，艱苦奮斗 ，各項工作有很大起色 ， 國民經濟也得到了很快的恢  復 。今后 ，我們必須集中力量 ，克服困難 ，把注意力轉移到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經濟  建設上來 ，為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建設計劃而努力工作。（《毛澤東年譜》 第 2卷  35頁）他同時強調 ，今年 ，是我國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第一年 。各級領導 ，一定要適  應形勢發展的需要 ，熟悉經濟工作 。同時 ，還要下決心抽調大批干部到經濟戰線， 加強經濟戰線的領導力量。

　　第四節  增產節約與反對浪費

　　增產節約和反對浪費 ，既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提出的一項應急之策 ，更是當時確 立的國家建設的一個根本方針 。根據這一方針 ，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 ，全國上下開 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增產節約和反浪費運動 。這場運動所取得的成效 ，不僅使我們 克服了當時的財政經濟困難 ，保證了抗美援朝的順利進行 ，為國家工業化積累了資 金 ，而且有力地推動了黨的自身建設 ，純潔了黨的作風 ，凈化了社會風氣。

　　增產節約和反對浪費作為一場運動 ，主要集中在一九五一年十月至一九五二年  底這段時間 。一九五一年十月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 ，分析與研究了朝鮮戰局的發  展趨勢和對策 。根據毛澤東提出的“ 戰爭必須勝利 ，物價不許波動 ，生產仍須發  展 ”的戰略方針 ，會議確定了解決財政困難的五條辦法：（一 ）節約兵力 ，整訓部  隊；（二 ）精簡機關 ，縮編人員；（三） 緊縮開支 ，清理資財；（四） 提倡節約 ，嚴  禁浪費；（五） 組訓民兵 ，準備推行義務兵役制 。會議要求各地從十一月起開展全  面的增產節約運動 。增產節約運動的開展 ，暴露出各級黨政機關內部存在的貪污 、 浪費現象和官僚主義問題 。十一月一日 ，東北局向中央報告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情  況 ，列舉了一些地方存在的貪污 、浪費和官僚主義情況 ， 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  視 ，他在十一月二十日中央轉發這個報告的批語中首次提出“在此次全國規模的增  產節約運動中進行堅決的反貪污 、反浪費 、反官僚主義的斗爭。”（《毛澤東年譜》 第 1卷 422 頁） 十二月一日 ， 中央作出了 《關于實行精兵簡政 、增產節約 、反對貪  污 、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 增產節約和“三反 ”運動“合為一體 ”、同  時進行 。一九五二年十月隨著“三反 ”運動的結束 ，增產節約和反浪費運動至年底  也暫告一個段落 。本次運動的開展 ，看上去是直接由朝鮮戰事而起的 ，實際上并非  僅僅于此 ，它還有更深刻的思想和現實背景。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日 ，毛澤東在“必須維持上海 ，統籌全局 ”的指示電中又強 調 ，我們必須維持上海 ，統籌全局 ，著重整理稅收 ， 以增加收入 ，著重節約那些本 來可以減少的開支 ，著重反對浪費 ，從這里我們可以得到一筆很大的錢 。同年十二 月 ，周恩來也指出 ：“不抓生產是不行的 ”，“現在不抓生產靠什么來支援戰爭和鞏 固勝利？ 生產是我們新中國的基本任務 ”；另一方面 ，我們還需要想辦法進行“節 流 ”，“這雖是老生常談 ，但還是有道理的 ”，“中華民族有勤勞勇敢的傳統 ，我們黨 又有艱苦奮斗的革命傳統 ，在開始建設新中國的時候 ，我們要求全體工作人員保持 和發揚這種傳統。”劉少奇從實現國家工業化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角度論述了增 產節約和反對浪費的重要性 。他指出 ：“發展中國經濟 ，使中國工業化 ，是需要巨 大的資金的 ”。怎樣才能籌措這些資金呢？ 在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過程中 ，籌集資 金的方法 ， 除了無情地剝削本國工人和農民 ，并使無數的小生產者和中等企業破 產 ， 以集中資本外 ，“照斯大林同志說 ，還有以下三種方法 ：依靠對于殖民地的掠

　　奪 ，依靠軍事賠款 ，依靠奴役性的借款和租讓 。但是 ，這些辦法 ，我們都是不能采  取的。”我們籌集資金“ 只有由中國人民自己節約這一個辦法 。除開這個辦法 ，我  們就不能籌集中國工業化所需要的巨額資金。”毛澤東等領導人在建國前后的這些  論述 ，既體現了黨和政府對于增產節約和反對浪費的高度重視 ，又為此后開展的增  產節約和反浪費運動提供了思想理論指導 。不僅如此 ，毛澤東還率先垂范 ，帶頭踐  行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 。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 ，老人家對中共中央東北局 、遼寧  省 、沈陽市的負責人談話時說 ，我們的基層組織是貫徹中央精神的 ，總的形勢是好  的 ，但是還存在問題 ，包括我們各級領導干部在內 。這次我和恩來同志路過東北， 主要想了解一下東北的工作情況 ， 了解東北地方工業生產情況 。發現浪費太大 。我  在哈爾濱提過不要大吃大喝 ，到沈陽一看 ， 比哈爾濱還厲害 。我和恩來不是為了吃  喝 ，搞那么豐盛干什么？ 你們要做劉宗敏 ，我可不想當李自成啊！ 中央三令五申， 要謙虛謹慎 、戒驕戒躁 ，要艱苦奮斗 ，你們要做表率。（參見 《毛澤東年譜》 第 1 卷 97頁）

　　新中國成立初期 ，黨和政府之所以如此重視生產 、提倡節約 、反對浪費 ，說到  底是因為當時國家財政經濟的困難以及所存在的浪費現象 。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是一  個一窮二白的“爛攤子 ”，“經過戰爭蹂躪的經濟承受著高通貨膨脹 、高失業率的沉  重壓力 ”，許多新解放城市承受著舊秩序被破壞 、新秩序尚未建立起來的經濟震  蕩 ，不僅財政金融秩序非常混亂 ，而且國家財政收支存在很大的缺口 。在支出方  面 ，一是中央人民政府為維持解放全國大陸的后期作戰 ，開支依然巨大 ，一九五〇  年除去建設海軍 、空軍的費用外 ，軍事費用仍占整個預算的百分之三十八 。二是接  管城市對國民黨留下的舊人員采取完全“包下來 ”的政策 ，“武的包下來 ，文的也  要包下來 ”，要解決這些人的吃飯問題 ，給中央財政帶來沉重的負擔 。當時全國的  公教人員“文武加起來 ，就是九百萬 ”。雖然周恩來把“這種負擔叫做勝利負擔 ”， 但是給國家財政經濟所帶來的壓力則是不爭的事實 。三是恢復生產投資 、賑災救濟  等巨額支出 。長期戰爭對于工業 、農業 、鐵路等的破壞極其嚴重 ，其破壞程度與抗  戰前相比 ，有些地區達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加上連年水 、旱等災害 ，如果不增加一  些投入 ，“國民經濟是不易加以恢復的 ”，必須“有計劃有步驟地擠出一些錢來 ，用  在恢復生產上。” 同時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 ，全國災情不斷 。一九五一年雖

　　然災情有所緩解 ，但旱災 、水災嚴重 ，全國受災人口達三千零三十四萬 ，并造成一    九五二年春荒人口二千三百八十八萬 。另一方面 ， 當時城市失業問題十分嚴重 ，據    統計當時失業人員約為四百萬人 ，從未就業的失學青年和家庭婦女則人數更多 。做    好賑災和失業救濟工作無疑需要很大一筆費用 。在收入方面 ，總體上是中央財政的    支出遠遠大于收入 ，而且在財政管理體制上是分散的 ，“公糧 、稅收均在縣 、市 、  省的手里 ， 收入的多寡遲早 ， 中央無法確實掌握 ”，“只統一支出 ，未統一收入。” 另一方面 ，浪費現象也很嚴重 。 比如有一個紡織機器廠“政府共投資四千余億（舊    幣制 ，下同）元 ，主要廠房面積達四十五畝 ， 由于設計不周 、施工不善 ，在工程尚    未完成時 ，該廠房二百八十九根柱子中已有二百八十根不平衡地下沉 ”；有個省的    人民銀行分行“用了二億五千多萬元的招待費 ，招待人員一百多人 ，用了一百多萬    元的炮臺煙 、一千多斤蘋果和一千六百多斤香蕉 、梨 、糖 、瓜子等。”面對以上情    況 ，再加之中國志愿軍入朝作戰所帶來的經濟壓力 ，黨和政府除進一步加強全國財    政經濟的管理外 ，增產節約和反對浪費是一個重要而根本的選擇 。如毛澤東一九五    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所指出的那樣 ：“抗美援朝的偉大斗爭    現在還在繼續進行 ，并且必須繼續進行到美國政府愿意和平解決的時候為止 ”。“為    了繼續堅持這個必要的正義的斗爭 ，我們就需要繼續加強抗美援朝的工作 ，需要增    加生產 ，厲行節約 ， 以支持中國人民志愿軍 。這是中國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務 ”。 （《毛澤東年譜》第 1卷 410頁）

　　雖然一九五一年十月至一九五二年底開展的增產節約和反浪費運動 ，前后只有 一年多的時間 。但是 ，黨和政府在這方面所做的工作卻貫穿于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六 年這段時間的始終 。或者說 ， 當時開展的增產節約和反浪費運動 ，前面有一個“序 曲 ”，后面還有一個“延伸 ”。在黨和政府的號召下 ， 當時全國各行各業都掀起了以 節約和豐產為中心的愛國運動 ，有的地方組織工人農民開展生產競賽 ，有的行業組 織開展生產技術和方法創新 。其中 ，“紡織能手 ”郝建秀就是這方面的典型 。她所 創造的一套“細紗工作法 ”，不僅增加了生產 ，節約了原料 ， 降低了成本 ，提高了 產品質量 ，而且為經濟核算 、任務定額打下了基礎 ，使后來的生產競賽運動走上了 一個新階段 。以上這些做法 ，從目的看 ，主要是為了緩解當時的財政經濟困難 ，從 實際效果上也確實起到了這一作用 。但實事求是地說 ， 當時黨和政府對“增產節約

　　和反對浪費 ”的認識并沒有達到后來的高度 ，在具體做法上更沒有與黨的建設以及 轉變社會風氣聯系起來 。所以 ，它只是一九五一年十月開始的增產節約和反浪費運 動的一個“序曲 ”。

　　相對意義上的增產節約和反浪費運動正式啟動于一九五一年十月 ，十一月以后  逐漸進入高潮 。十一月二十日《人民日報》 發表了《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是國家當前  的中心任務》 的社論 ，號召全國人民行動起來 ，積極投身到增產節約運動中去 。社  論指出 ，為了更進一步加強抗美援朝的力量 ，支持中國人民志愿軍 ，在保持國內物  價穩定和不過分加重人民負擔的條件下 ，保證對前方的物資供應 ，就只有努力增加  生產 ，厲行節約 。更重要的是 ，為了準備今后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 ，為國家工業化  積累大量資金 ，全國人民也必須加倍努力增加生產 ，厲行節約 。十二月一日 ， 中共  中央作出 《關于精兵簡政 、增產節約 、反對貪污 、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  定》 指出 ，增產節約是積累資金 、取得經驗 、加速經濟建設的主要辦法 。我們要在  一九五二年完成恢復經濟的任務 ，并為一九五三年開始的大規模國家經濟建設計劃  準備條件 ，就必須在一九五二年愛國增產節約運動的基礎上 ，更進一步地團結 、教  育和依靠工人和農民 ，訂立愛國公約 ，組織競賽 ，努力增加生產 ，厲行節約 ， 以初  步地實現毛主席所號召的“一個普遍高漲的愛國增產運動 ”。“在農民中普遍推行愛  國公約運動 ，集中力量提高單位面積產量 ，增產商品糧食 ，增產工業原料作物和增  產外銷物資 ，并推動農村副業及手工業生產的發展 ”。“在國營工廠 、礦山和交通企  業及其他企業方面 ，必須在增產節約的要求上 ，改進經營管理 ，提高設備利用率， 完成清理資產 ，實行經濟核算制 ，為國家積累起更多的財富 ”。“在城市方面……各  大中城市的政府 ，必須嚴格地管制地方建筑工程 ，掌握地方建筑計劃 ，凡未經批準  的或已停止建筑的工程 ，均應一律停止進行 ”。“ 中央要求全黨在全國 、上下 、公  私 、各個部門和各種工作上都貫徹這一方針。”《決定》 還強調 ，為了貫徹這一方  針 ，“必須進行反對貪污 、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堅決斗爭 ”，將增產節約和  “ 三反 ”運動結合起來 。此后 ，在中央的推動下 ，增產節約和反浪費運動進入高  潮 。十二月八日 ， 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反貪污 、反浪費 、反官僚主義的斗爭必須大  張旗鼓地去進行的指示》； 二十九日 ， 中國人民政協發出 《關于增產節約運動與反  貪污 、反浪費 、反官僚主義斗爭的指示》。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 ，毛澤東在元旦團

　　拜會上發出“全體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員一致起來 ，大張旗鼓地 ，雷厲風行地 ，開展  一個大規模的反對貪污 、反對浪費 、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 ”的號召。（《毛澤東年  譜》 第 1卷 459 頁） 十四日 ， 中共中央發出 《中央關于立即抓緊三反斗爭的指示》。 為了加強對運動領導 ， 中共中央還成立了以薄一波為主任 ，彭真 、李富春 、沈鈞  儒 、譚平山任副主任的中央增產節約檢查委員會 ，此后又在黨政軍三個系統成立了  各級增產節約檢查委員會 ，具體負責對增產節約和“三反 ”運動的領導和組織 。二  月三日和五月三十日 ， 中共中央相繼發出《關于“三反 ”運動和整黨運動結合進行  的指示》《關于在 “ 三反 ”運動的基礎上進行整黨建黨的指示》 兩個文件 ， 又將  “增產節約和反浪費 ”運動同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緊密結合起來 。七月八日 ， 中共中  央又發出了 《關于目前開展增產節約運動中應注意的問題的指示》， 對增產節約運  動中的一些具體問題進行了規定 ，要求企業在制訂增產節約奮斗目標時 ，必須注意  改進經營管理 ；在組織增產節約和競賽運動時 ，應確定具體的奮斗目標和競賽重  點 ；在增產節約運動中不能因擔心有剩余職工 ，而不敢堅決地實行企業改革和生產  率的提高 ，也不應將多余的勞動力輕率處理 ， 而應將其 “包下來 ”，用輪訓的辦  法 ，提高工人的政治 、文化和技術水平 ， 以準備國家建設的需要 。一九五二年十  月 ， 中共中央批準了關于結束“三反 ”運動的報告 。十一月二十九日 ， 中央財經委  員會向中央報告了全國增產節約運動開展情況 。報告指出 ，據不完全統計 ，全國增  產節約總值達三百一十七億元 ，其中增產總值一百一十六億元 ，生產和基本建設降  低成本節約一百三十七億元 ，流動資金節約六十四億元 。報告認為 ，增產節約運動  發展不夠平衡 ，解放早的地區的企業比較好 ，解放晚的地區的企業要差一些 ，工業  企業較好 ，其他財政部門較差 。為了進一步深入開展增產節約運動 ，必須加強生產  管理 ，改善勞動組織 ，推廣先進經驗 ，改良生產技術 ，為今后推行經濟核算奠定基  礎 。至此 ，增產節約和反浪費運動基本結束。

　　不過 ，“三反 ”運動的結束并不意味著增產節約和反對浪費工作的停止 。實際 上 ，這項工作一直延續著 。一九五三年二月 ， 中央人民政府第二十三次會議審議通 過了薄一波作的 《關于一九五三年國家預算的報告》， 要求各級政府必須“積極地 增加生產 ”，“厲行節約 ，反對浪費 ”。八月二十八日 ， 中共中央發出 《關于增加生 產 、增加收入 、厲行節約 、緊縮開支 、平衡國家預算的緊急通知》， 號召全黨 、全

　　國人民努力增加生產 ，厲行節約 ，保證財政部提出的解決國家財政赤字具體方案的    實現 。一九五四年一月 ，全總執委會通過了《關于在國營廠礦企業中進一步開展勞    動競賽的指示》， 號召工人階級開展勞動競賽 ，發展生產 ，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 。  在這一年 ，全國普遍開展了“技術革新運動 ”。一九五五年四月 ， 中共中央批準國    家計委《關于一九五四年度國民經濟計劃執行基本情況和一九五五年國民經濟計劃    中幾個問題的報告》， 提出“為解決財政收支矛盾 ，要求增收節支 ，開展全面的厲    行節約 ，反對浪費運動 ”。七月四日 ， 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厲行節約的決定》， 提出    “厲行節約不是消極的措施 ，而是加速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積極的方針 ，各部門    和各地區在厲行節約的同時 ，還應該努力增加生產 ”。強調 “厲行節約 、反對浪    費 ，是全國普遍的長期的經常的政治任務 ，應動員全黨 ， 團結全國人民 ，發揚艱苦    奮斗的作風 ，養成節約風氣 ，為有效地實現這一任務而奮斗。”七月六日 ，李先念    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上報告從完成一九五五年國家預算的角度 ，再次論述    了“增產節約 、反對浪費 ” 的重要意義 ，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繼續開展“增產節    約 、反對浪費和貪污的群眾運動 ”，“動員千百萬群眾起來增產節約 ，反對浪費和貪    污 ”，堅決消滅“ 目前還存在著的大量浪費現象 ，逐步形成嚴格的節約制度 ”。一九    五六年三月 ， 中共中央發出 《關于積極領導先進生產者運動的通知》， 號召全國各    行各業的勞動者“都應該站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 ，高度地發揮積極性和創造性 ，而    又密切配合 ，相互幫助 ，在‘又多 、又快 、又好 、又省 ’相結合的方針下把我國的    經濟建設更推進一步 ；都應該努力提高自己的業務水平和熟練程度 ，學習先進經    驗 ，使自己成為一個先進生產者或先進工作者。”要求各級黨委 、行政部門 、工會    組織和青年團組織 ，加強對先進生產者運動的領導 ，進一步掀起“社會主義競賽 ” 的新高潮 。劉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報告中再次談到增產節約和反對浪費問題 ，提出    為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 ”，必須積極發展生產 ，“發展速度是積極的 ， 同時又是穩    妥可靠的 ”，“必須繼續提倡節約 ，克服浪費 。以上這些 ，不僅表明黨和政府對增產    節約與反對浪費認識的提升 ，而且在實踐中也一直不斷地開展著不同形式的增產節    約和反浪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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