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經過了充分的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先從建國綱領 的準備說起 ,一九四九年三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和毛澤東向這次全會所作的 報告 ,就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從整體上勾畫了清晰的藍圖 。六月三十日 ,毛澤東發 表的 《論人民民主專政》, 從理論上論述了新中國的政治綱領 。這些雖然屬于新中 國成立以前的文獻 ,對于從總體上理解新中國成立后的毛澤東文稿和中央文獻 ,是 我們必須熟知的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是開國的大會 。毛澤東 在會上的開幕詞 ,他為會議起草的宣言 ,會議通過的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 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以及毛澤東在天安門開國大典上宣讀的中央人民政府公 告 ,是開國的文獻 。“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這是用一句話概括起來的雄偉壯麗 的開國宣言 ,它凝結了中國人民一百多年革命斗爭的歷史成果 ,強烈地表達了中國 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歷史使命感 。在人們印象中常以為這句話是毛澤東代表中國人 民在天安門開國大典上宣告的 ,其實 ,這句話出現在政協開幕詞中 ,而不是在天安 門上宣讀的政府公告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是新民主主義的建國 綱領 。它以毛澤東關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理論為基礎 ,特別是以七屆二 中全會報告和《論人民民主專政》 為基礎 。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委派主持了綱領的起 草工作 。毛澤東多次審閱了起草中的綱領草稿 ,并作了重要修改和寫了一些批語, 反映了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的起草過程。《共同綱領》 這個名稱, 就是毛澤東提出的。
第一節 定綱建政力繪宏偉藍圖
新中國的誕生 ,毫無疑問是中國幾千年歷史發展中的重大轉折時刻之一 。它的 形成過程同俄國十月革命有著明顯的不同 :它是依靠人民軍隊 ,先在一塊塊解放區
內建立政權 ,積累起經濟建設和政權建設的初步經驗 ,培育出一批管理人才 ,再奪 取全國政權的 。但這決不意味著可以把新中國的誕生簡單地看成只是把一塊塊解 放區政權連成一片 。事實上 ,從原來那種分散的 、沒有中央政府的 、主要在農村 的政權 ,到建立起全國性的新政權 ,并經過通盤籌劃 ,把新國家的經濟結構 、政 治體制 、政黨制度 、國家結構 、對外政策原則等基本格局確定下來 ,這是一次質 的飛躍。
一、毛澤東對新中國的構想與實踐
革命的直接問題就是奪取政權 ,任何一個政黨都不例外 。中國共產黨從一九二 一年七月成立就開始探索奪取政權的道路 。在不同的時期 ,我們有不同的建國口號 與實踐 。直到一九四〇年一月 , 以毛澤東公開發表 《新民主主義論》 并提出建立 “新民主主義共和國 ”這樣一種全新的建國口號為標志 ,我們共產黨才較為完整系 統地表達出了自己的建國意愿 。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重在一個“新 ”字上 ,它的內涵 較之黨以往提出的建國口號發生了一種新的本質變化 。它包括新民主主義的經濟, 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 ;新民主主義的政治 ,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 ;新民主 主義的文化 , 民族科學大眾的文化 。建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 ” 的號召提出來以 后 ,受到了國內各階級 、階層的熱烈歡迎 。到了一九四五年前后 ,我們在建立新民 主主義共和國思想學說的指導下 ,提出了一個具體的政權目標 ,就是建立聯合政 府 。聯合政府最早是由林伯渠代表中共在重慶國民黨三屆三次參政會上提出來的, 希望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 ,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但事與愿違 ,蔣介石于一九四六年 六月最終挑起了內戰 ,并于一九四七年年初進攻占領了延安 ,使共產黨人徹底對蔣 介石失去了信心 。所以在一九四六年九月 , 當時毛澤東寫了一封黨內指示《集中優 勢兵力 ,各個殲滅敵人》, 第一次提出了以人民解放戰爭的形式來解決中國國內的 問題。(參見 《毛澤東選集》 第 4卷 1197 頁) 接著 ,毛澤東又以其高超的政治洞察 力 ,準確地把握住了火候 。當人民解放戰爭進入第二年后 , 以一九四七年七月劉鄧 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為起點 , 中國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 ,雙方的力量對比開始 發生深刻的變化 。十月八日 ,他起草的給華東局轉東兵團負責人的電報中說 :“ 自 從你們轉入反攻后 ,我軍業已無例外地全面轉入反攻 ,敵人已沒有任何一處再能進 攻。”(《毛澤東年譜》 下卷 240 頁)他敏銳地抓住了這一點 ,并從全國大多數人包
括廣大中間群眾政治態度的變化中 ,作出了極為重要的結論 。兩天后 , 由他改定的 《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 響亮地提出“ 打倒蔣介石 ,建立新中國 ” 的口號 。然而, 中國革命的勝利來得那么快 ,遠遠超出人們的預料 , 國民黨由戰后極端腐敗所帶來 的民心盡失 ,導致它兵敗如山倒 ,沒有留下充裕的時間給中國共產黨人從容地去作 準備 。在新中國誕生前夜那些日子里 ,整個局勢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向前猛進 ,紛至 沓來的無數難題需要立刻作出處理 ,戰略決戰 、土地改革 、接管新區等極端繁重的 任務不能不占用毛澤東作為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的絕大部分精力 。要在如此忙碌而 緊迫的狀況下有條不紊地把一切處理好 ,實在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情 。可是 ,越是 在這樣不尋常的時刻 ,對毛澤東說來 ,似乎倒使他那過人的才智發揮得比平時更加 充分 ,更加得心應手 ,老人家帶領全黨和廣大人民群眾創造出一個個人間奇跡。
當時 ,毛澤東就敏銳地認識到必須把如何建立新中國的問題提上議事日程 。他 認為 ,建國的兩個基本條件已經具備 :一是人民革命力量即將在總體上取得優勢; 二是建立新中國已成為全國大多數人的普遍要求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下旬 , 中共中 央在陜北楊家溝召開會議 。毛澤東在會議報告中開宗明義地指出“ 中國人民的革命 戰爭 ,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 ”。同時進一步闡述說 ,“二十年來未解決的優勢 問題 ,今天解決了 。局面開展 ,勝利可期。”從這個判斷出發 ,毛澤東在會議報告 《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中提出了建立新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綱領 ,并由此得出明 確結論 :“這篇文章是當做一個時期的綱領 ,打倒蔣介石 、建立新中國的綱領 , 比 《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 更進一步。”(參見《毛澤東年譜》 下卷 259 頁)歷 史現象往往錯綜復雜 ,并不是誰都能很快透過現象看清事情的實質的 。當時 ,遼 沈 、淮海 、平津三大戰役還沒有進行 , 國民黨軍隊在數量上暫時還多于人民解放 軍 ,毛澤東卻從全國人心向背 、軍事形勢發展 、國民黨區域經濟崩潰狀況等三方面 情況的綜合分析中 ,就充分預見到: 國共雙方誰占優勢的問題已經解決 ,下一步將 要面對的就是建立一個新中國了 。從那時起 ,作為一個高瞻遠矚的戰略家 ,對新中 國的構想便在毛澤東的思考中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一 )毛澤東對新中國社會經濟形態的思考與實踐 。這個問題在抗日戰爭時期 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 等著作中 , 已經從原則上得到解決。《目前 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根據發展了的客觀形勢 ,又作出新的概括 。文中提出 :“沒收
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 ,沒收蔣介石 、宋子文 、孔祥熙 、陳立夫為首的壟斷資 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 ,保護民族工商業 。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 綱領。”它所提到的這個壟斷資本即人們常說的官僚資本 。報告中又說 :“新中國的 經濟構成是:(一 ) 國營經濟 ,這是領導的成分;(二 ) 由個體逐步地向著集體方向 發展的農業經濟;(三) 獨立小工商業者的經濟和小的 、中等的私人資本經濟 。這 些 ,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全部國民經濟。”這里包含的最重要的新內容 ,就是宣布要 沒收蔣 、宋 、孔 、陳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 。沒收官僚資本 ,是 一項牽動全局 、影響深遠的大政策 。這個官僚資本已集中價值達一百億至二百億美 元的巨大財產 ,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 。把它收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 ,便使國 家經濟在新中國經濟構成中立刻成為“領導的成分 ”,能夠有力地推動新民主主義 社會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 。十余年后 ,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的談 話中講道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 ,長時期內是反帝反封建 。在解放戰爭時 期 ,我們又提出了反對官僚資本主義 。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斗爭 ,包含著兩重性: 一方面 ,反官僚資本就是反買辦資本 ,是民主革命的性質 ;另一方面 ,反官僚資本 就是反對大資產階級 ,又帶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毛澤東年譜》 第 4卷 256 頁)這些話 ,把這項新政策的重大戰略意義說得非常清楚。
到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時 ,毛澤東已經想得更深更遠 。他不僅 考慮到新中國誕生時的社會經濟形態應該是怎樣的 ,而且更多地考慮到新中國的未 來 ,考慮到新民主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兩者的關系 。在未來 ,要在中國建設一 個社會主義社會 ,這是共產黨人歷來明白宣告的奮斗目標 。當前 ,面對的問題是: 既然現階段中國的革命性質仍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 ,它所建立起來的新民主主 義社會是不是一種“新資本主義 ”社會? 毛澤東在報告中回答說 :“外面有人說是 ‘新資本主義 ’,我看這個名詞是不妥當的 , 因為它沒有說明 ,在我們社會經濟中起 決定作用的東西是國營經濟 、公營經濟 ,這個國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 ,所以這些經 濟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 。農村個體經濟加城市私人經濟在量上是大的 ,但是不起決 定作用 ,我們國營經濟 、公營經濟在量上較小 ,但它是起決定作用的。”(《毛澤東 年譜》 下卷 345 頁)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成分是什么 ,實際上是對中國基本國情 的分析 ,也是黨制定對各種經濟成分應該采取什么政策的具體依據 。后來 , 中共中
央與毛澤東根據東北局的相關報告明確肯定了“在徹底消滅封建主義 、官僚資本主 義及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濟特權以后 ,新民主主義社會基本上是由國營經濟、 合作社經濟 、國家資本主義經濟 、私人資本主義經濟 、小商品經濟等五種經濟成分 所構成 ”的提法 。它既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公有制經濟 ,是領導的因素 ,起著決定作 用 ;又有其他多種經濟成分 ,在很長時間內可以并存和共同發展 , 以利于新中國國 民經濟的發展 。這是一種前人沒有提出過的富有創造性的大膽構想 ,是一項重大決 策 ,也是適合我國實際國情 、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 。多種經濟成分同 時并存 、共同發展 ,這是經濟落后的國家在革命勝利以后 ,為發展社會生產力 ,建 設一個富裕強盛國家的必由之路。
(二 )毛澤東對新中國國體和政體的思考與實踐 。毛澤東在 《新民主主義論》 與《論聯合政府》 中都曾談到了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體(即國家體制 ,也就是社 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 和政體(即政權構成的形式) 問題 。中國共產黨人對新 中國國體的看法 ,有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 。抗戰勝利后 , 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 , 國 共關系重新破裂 。在這個過程中 ,毛澤東一度曾考慮重新采用“工農民主專政 ”的 提法 ,他給吳玉章的信中說 :“憲草尚未至發表時期 , 內容亦宜從長斟酌 , 以工農 民主專政為原則。”但在他充分注意到民族資產階級在中國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和 他們政治態度上所發生的變化后 ,就毫不遲疑地提出應該有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 表參加新中國政權工作的主張 , 即“人民民主專政 ”。這個名詞 ,最早可能出現在 一九四八年六月一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的 《關于重印 “左派幼稚病 ”第二章前言》 中 。爾后 ,是毛澤東對人民民主專政作出明確而完整的闡述并確定下來的 。他在一 九四八年九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局政治會議報告中說 :“我們政權的階級性是這樣: 無產階級領導的 、以工農聯盟為基礎 ,但不是僅僅工農 ,還有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參 加的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全集》第 24卷 418頁)這個報告是在黨內講的 。同 年年底 ,他在《將革命進行到底》 中 ,便向全國人民公開發出“在全國范圍內建立 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 ”的號召。(《毛澤東 全集》第 25卷 439頁)在一九四九年建黨二十八周年之際 ,毛澤東又系統論述了人 民民主專政 ,表明了人民民主專政理論已形成體系 。他在 《論人民民主專政》 中 說 :“人民是什么? 在中國 ,在現階段 ,是工人階級 ,農民階級 ,城市小資產階級
和民族資產階級 ”。“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 ,互相結合起 來 ,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毛澤東全集》 第 26卷 485 頁) 這就用明確而概括的語 言把新中國的國體問題完全說清楚了 。人民民主專政確立以后 ,我們需要有相應的 國名來表現 ,經廣泛研究討論 ,最終確定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民主專政的 國體 ,是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 ,從中國的國情 出發獨創出來的東西 。它極有利于團結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各個階級 、階層和社 會力量 ,而把必須實行專政的對象限制在盡可能小的范圍內 ,并且正確闡明了民主 和專政的關系 。這個政權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是那樣地廣泛 ,代表著廣大人民的 利益 ,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 , 因而它的鞏固和穩定是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社會和政 權所不能比擬的 。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重要發展。
關于新中國的政體問題 ,毛澤東在 《新民主主義論》 中已經說得很明確 ,在 《論聯合政府》 中講得更加具體而完整了 。他說 :“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 ,應該采 取民主集中制 , 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 ,選舉政府 。它是民主的 ,又是 集中的 ,就是說 ,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 ,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毛澤東全集》 第 19卷 411頁)這些指導原則 ,在以后不曾有過改變 。但如何在中國國土上建立起 這種政權構成形式 ,在實踐中仍有一個摸索的過程 。概括起來說 ,就是隨著中國革 命的發展 , 由農村到城市 , 由小塊根據地到大片解放區 , 由局部政權到全國政權, 并適應革命統一戰線內部階級構成的新變化 ,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形式 。究竟以 什么形式為好 ,這不僅要考慮到專政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要考慮到如何有利于加強 人民政權同群眾的聯系 ,發揚人民民主 。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確定 :在中國 ,政權 組織形式既不能照搬蘇聯的蘇維埃 ,也不能照搬西方國家的議會制 ,而是在一個短 時間內在新解放地區先建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作為準備 ,然后通過普選實行人民代 表大會制 。人民代表大會制 ,體現了新中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 ,人民通過各級代 表大會來行使這種權力 ;又保證國家機關能迅速有效地領導和管理國家的各項工 作 ,不致陷入混亂的無政府狀態 。這又是一個偉大的創造 。這里要特別提到 ,早在 一九四八年毛澤東就指出中國不能搞西方式的國會制和三權鼎立 。他根據中國的實 際國情 ,分析了中國近代歷史上不止一次地經歷過的資產階級議會制試驗失敗的教 訓 ,在九月政治局會議上肯定地說 :“中央政府的問題 ,十二月會議只是想到了這
個問題 ,這次會議就必須當議事日程來討論 ”。“現在我們就用‘人民代表會議 ’這 一名詞 。我們采用民主集中制 ,而不采用資產階級議會制 。……我看我們可以這樣 決定 ,不必搞資產階級議會制和三權鼎立等。”(《毛澤東全集》第 24卷 419頁)這 是中國人民從自己親身實踐中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 。它在新中國誕生一年前就決定 下來了 。但在這以后 ,仍有極少數對中國實際國情懵然無知而只醉心于照搬某些外 國模式的人 ,反對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這個根本政治制度 ,主張搞西方式的國會制 和三權鼎立 。此時此刻 ,重溫一下六十多年前毛澤東說過的這段話 ,確實使人感到 意味無窮。
(三) 毛澤東對新中國政黨制度與國家結構的思考與實踐 。它造就了中國革命 的特色。
第一 ,我們選擇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我國現在既不是多 黨制 ,也不是一黨制 ,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這是中國特色的 政黨制度 ,它不同于前蘇聯 、東歐搞的一黨制 。這個政黨制度的抉擇也是從中國國 情出發的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 ,我們黨以“ 民主建國 ”為口號 ,號召各民主黨 派到解放區來召開政治協商會議 , 同時商量作為第一步 ,如何先選舉產生中央人民 政府 ,然后待新中國成立后 ,再選擇適當時候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更有普遍 代表性的各級人民政府 。民主黨派紛紛響應黨的號召到了解放區 ,到了東北 。這一 時期 ,我們曾先后通過三批把在香港的民主黨派轉移到了解放區 。到一九四九年六 月十五日政協籌備會正式召開 , 民主黨派都參加了 ,會議由共產黨 、民盟 、民革等 三黨召集 。當時有十一個民主黨派 ,后來 ,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合并了中國國民 黨民主促進會 、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 ,另外中國人民救國會解散了 。現在中國的八 個民主黨派: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中國民主同盟 、中國民主建國會 、中國民主 促進會 、中國農工民主黨 、中國致公黨 、九三學社 、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就是這么來 的 。在建國之初 ,我們的確實實實在在履行了多黨合作制的諾言 ,看一看建國之初 中央人民政府的組成人員就能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當時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是毛澤 東 ,副主席是六個人 ,分別有中共人士朱德 、劉少奇 、高崗 ,非中共人士有宋慶 齡 、李濟深 、張瀾 ;政務院總理是周恩來 ,副總理有四個人 , 中共人士是董必武、 陳云 ,非中共人士是黃炎培 、郭沫若 ; 當時二十八個部委 ,正部長 , 民主黨派占了
十五個左右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沈鈞儒 ,也是民主黨派 。建國之初的中央民主政府 委員會實際上就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府 ,所以我們的經濟恢復得很快 ,到 一九五二年就恢復到了一九三六年最高水平 。這同八大民主黨派積極加入政府建言 獻策有一定的關系 ,很多民主黨派人士在國民黨時代喪失信心了 ,做官都做怕了。 時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的黃炎培和林墾部部長陳希等 , 當時都已七十歲 左右了 。周恩來先后分別去他們家多次 ,他們一再推說年事已高 ,不堪勝任 。總理 說這是為人民做官 ,為人民做事 ,是自家的事 ,應當仁不讓 ,你不得不做 。后來他 們都被感動了 ,感慨地說 ,為人民服務 ,萬死不辭 。這樣一批人出來做官 ,紛紛建 言獻策 ,這就消除了各階級、階層的疑慮 ,體現了政治反作用于經濟的力量。
第二 ,我們選擇了是以民主區域自治作為補充形式的大陸主體實行單一制的國 家結構 。中國很早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五十多個民族在政治上 、經濟上、 文化上形成了相互依存的不可分離的關系 。這是中國在民族問題上經過長時間發展 所形成的重要特點 。在建黨初期到三十年代中期 , 由于機械地搬用蘇聯的經驗 , 中 國共產黨曾提出實行民族自決 、由各民族組成中華聯邦共和國的設想 。但隨著對中 國實際國情了解的加深 ,這個看法逐漸改變 。一九三八年十月 ,毛澤東在中共六屆 六中全會的報告中提出 :各少數民族與漢族有平等的權利 , 同漢族聯合建立統一的 國家 。一九四一年五月 , 由毛澤東主持起草并定稿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 中提 出要 “建立蒙 、 回民族的自治區 ”。一九四七年四月 , 我們成立了第一個自治區 ——內蒙古自治區 ,在實踐發展的同時理論也在發展 。到底搞聯邦制還是區域自 治? 我們在新中國建立過程中確立得最遲 ,也最棘手 , 因為我們很長時間期待著搞 聯邦制 ,但是現在馬上要建國了 ,你要寫進憲法里面 ,對全世界進行公布的 ,如果 一個國家的結構沒有確立起來 ,證明你肯定沒有統一 。在政協籌備會議期間 ,毛澤 東為此特別咨詢長期分管民委工作的李維漢 ,李把中國和蘇聯做了一個比較 :蘇聯 當時有二百余個少數民族 ,俄羅斯民族 ,一半對一半 。在十月革命之前 ,他們成立 了一些獨立國家 ,列寧為了團結他們一起來革命 ,被迫承認了它的合法性 。中國不 一樣 , 中國的少數民族人口很少 , 同漢族比較少得多 。另外 , 中國傳統上一直是大 一統的國家 ,不適合搞聯邦制 。另外 ,馬克思也主張搞中央集權的單一制國家 。毛 澤東認同了這一點 。所以在新中國誕生前夜 ,周恩來向前來參加政協會議的代表作
報告 ,特別提到 :“關于國家制度方面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國家是不是多民 族聯邦制。”他詳細分析了中國民族關系的特點后指出 :“我們國家的名稱叫中華人 民共和國 ,而不叫聯邦 ”。“我們雖然不是聯邦 ,但卻主張民族區域自治 ,行使民族 自治的權力。”在政協所通過的起著臨時憲法作用的 《共同綱領》 中 ,把民族區域 自治作為新中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確定了下來 。這是中國共產黨在處理民族問題 上的成功創造 ,是一個具有長遠意義的英明決定 ,隨著歷史進程的推演 ,人們現在 看得越來越清楚了。
二、發展壯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統一戰線 ,包括兩個聯盟 :一是工人階級和其他勞 動人民的聯盟 ,這個聯盟屬于進步勢力的階級 、階層和集團 ,人數上占絕對優勢, 是統一戰線的基礎 。二是工人階級同可以合作的非勞動人民的聯盟 ,主要是指無產 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 ,也包含特定歷史條件下 ,無產階級和一部分地主階 級 、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的聯盟 ,但主要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尤其是民族資產 階級的聯盟 。中國共產黨要能夠正確地領導統一戰線 ,就必須正確處理這兩個聯盟 的關系 。總體來說 ,統一戰線本身就是這兩個聯盟的對立統一 。第一個聯盟是基本 的 、主要的 ,是統一戰線的基礎 ,在鞏固和發展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第一個聯盟的 同時 ,也必須注意統一戰線的第二個聯盟 ,特別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尤其是民族 資產階級的聯盟 。具體地說 , 即 :第一 ,放手發展和加強工農聯盟 ,使它真正成為 統一戰線的基礎和依靠 ;第二 ,盡可能擴大第二個聯盟 , 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 量 ;第三 ,正確地發揮兩個聯盟之間的相互作用 ,使他們相互促進。
這兩個聯盟產生的主要條件在于 :首先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 ,是近代 世界矛盾的焦點 。中國社會存在著種種錯綜復雜的矛盾 ,這些矛盾在不同的歷史時 期又不斷發生轉化和變遷 。極端復雜的中國社會政治局面 ,在客觀上提供了利用矛 盾建立和發展統一戰線的可能性 。其次 ,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野蠻侵略 ,使中國 面臨著嚴重的民族危機 , 中國社會最主要的矛盾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 。這 一歷史條件決定了無產階級可以把一切愛國的 、不甘心受帝國主義奴役的人們團結 在自己的周圍 ,結成包括全中華民族絕大多數人口在內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 。 因 而 , 中國革命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是完全可能的。
建立最為廣泛的中國革命統一戰線 ,在中國革命中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 ,是非 常必要的 。這是因為 :首先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 ,是一個“兩頭小中間 大 ”的社會 。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只占人口的少數 ,而農民 、城市小資產 階級以及其他中間階級卻占了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 。在這種情況下 ,處在中間地位 的階級 、階層 ,往往在革命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中國的無產階級能否領導革命 取得勝利 ,關鍵就在于能否處理好與這些階級 、階層的關系 ,能否在一定的形式下 同他們建立并保持革命的統一戰線 。其次 , 中國革命的長期性與不平衡性 ,決定了 建立最為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是必要的 。 由于中國革命所面臨的敵人異常強大 ,不 但有帝國主義列強和頑固的封建勢力 ,而且還有勾結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與人民為 敵的大資產階級 ,這就決定了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殘酷性 。同時由于中國社會經濟 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性 ,又導致了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 。這種革命的長期性和不平衡 性 ,決定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更加有必要采取建立最為廣泛的統一戰線的策略。
三、精心籌備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后 , 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在重慶談判 ,決定為組織聯 合政府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 ,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 ,參 加這次會議的有中國國民黨 、中國共產黨 、中國民主同盟 、中國青年黨和社會賢達 五個方面的人士 。 同年十一月 , 國民黨撕毀政治協商會議決議 ,單方面宣布召開 “ 國民大會 ”,遂使政治協商會議即舊政協解體 。隨著解放戰爭走向全面勝利 ,成立 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務開始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 ,經毛澤東 審定的中共中央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 ,發出“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 ”,討論“成 立民主聯合政府 ”的號召 ,得到國內各民主黨派 、各人民團體 、無黨派民主人士及 海外華僑的積極響應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八日 , 當由香港北上解放區的第一批民主 人士沈鈞儒 、譚平山 、章伯鈞 、蔡廷鍇等已經起程但尚未到達之際 , 中共中央即致 電東北局 ,要求在民主人士到達哈爾濱后 , 由高崗 、洛甫 、林楓代表東北局 ,征詢 他們對召開新政協會議的意見 ;與此同時 ,北平民主人士符定一 、吳晗 、劉清揚等 到達河北省平山縣李家莊后 ,周恩來多次前去看望 ,聽取他們對籌備召開新政協的 意見 。隨后 ,周恩來根據自己以及中央統戰部同在李家莊的民主人士的會商情況, 擬定了一份 《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 的文件草案 ,經毛澤東審定后,
于十月八日以中共中央名義電發東北局高崗 、李富春 , 向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征 求意見 。中共在該文件草案中提出了關于召開新政協會議的初步建議 :“提議由中 共及贊成中共中央‘五一 ’口號第五項的各主要民主黨派 、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 人士的代表們成立一個新政協的籌備會。”還在該文件草案后附了一份“提議邀請 參加新政協的單位表 ”,其中黨派單位十個 、區域單位六個 、軍隊單位六個 、團體 單位十七個 ,共計三十九個 。對此 , 中共表示 :“所擬各民主黨派 、人民團體及無 黨派民主人士的單位是否適當 ,有無增加或減少 ,均請諸先生考慮見復。”
上述文件發出一周后 , 中共中央再次致電高崗 、李富春 ,進一步提出參加新政 協的七個黨派的代表名單 :一 、民革 :李濟深 、蔡廷鍇 、何香凝等十二人 ;二 、民 盟 :沈鈞儒 、章伯鈞 、張東蓀等十五人 ;三 、民進: 馬敘倫 、王紹鏊等三人 ; 四、 農工黨 :彭澤民 、邱哲等六人 ;五 、救國會 :史良 、胡愈之等七人 ;六 、民促 :蔡 廷鍇等 ;七: 民聯 :譚平山 、陳銘樞等八人 。中共中央要求高崗 、李富春向各個黨 派在哈爾濱的五位代表譚平山 、蔡廷鍇 、沈鈞儒 、章伯鈞 、王紹鰲“分別提出 、征 詢他們的意見 ,并交換意見 ”。高崗 、李富春于十月二十一日同沈鈞儒 、譚平山、 章伯鈞 、蔡廷鍇 、王紹鰲 、朱學范 、高崇民等七人進行了首次會談 。當天 ,高 、李 二人即將會談情況向中共中央作了匯報 :對“關于召集的原則問題 ”和“關于新政 協由各黨派 、各方面共同組織籌備會負責召集 ”沒有異議 ;而對關于籌備會的組成 問題 ,如人數單位有不同的意見。
為進一步聽取各位民主人士的具體意見或建議 ,根據沈鈞儒的提議 ,高崗 、李 富春于十月二十三日同他們進行了“分問題具體商談 ”。他們提議增加“上海人民 團體聯合會 ”;將“平津教授 ”“南洋華僑民主人士 ”兩單位改為“全國教授 ”“海 外華僑民主人士 ”,將無黨派民主人士單列一單位 。當時 ,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 大多尚在香港或正在北上解放區途中 ,沈鈞儒等人希望中共能將《關于召開新的政 治協商會議諸問題》 文件草案轉發香港 , 以征求在港民主人士的意見 。于是中共中 央很快于十月三十日致電香港分局 ,著其即抄送在港的各黨派人士 ,“并由潘漢 年 、連貫分訪他們或邀請他們一起聚談 ,征詢他們意見 ”。中共中央在對沈鈞儒、 譚平山等人所提意見和建議進行研究后 ,很快于十一月三日作出答復 , 同意增加 “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 ”;“平津教授 ”可改為“全國教授 ”,但仍以平津教授為主,
因南方城市尚待解放 ;“南洋華僑民主人士 ”可改為“海外華僑民主人士 ”,但仍以 南洋華僑為主 , 因南洋華僑響應“五一 ”號召者最廣最多 ;在籌備單位中列入致公 黨 , 因致公黨響應新政協最早 ;“社會賢達 ”改稱“無黨派民主人士 ”并作為一個 單位為好 。關于各單位人數 ,提議每單位至少一人 ,至多四人 ,其確定數目與人選 由各單位提出 ,籌備會各單位協商定之 。十一月十五日 ,高崗 、李富春同沈鈞儒、 譚平山等人商談上述答復 ,他們完全同意 ,并提出兩點新建議 :一 、規定參加新政 協的單位由中共及各民主黨派 、各人民團體 、各地區代表共三十八個單位組成 ,每 單位人數六名 ;二 、如再有增加單位的提議 ,可隨時協商 ,在籌備會中作正式決 定 。對此 , 中共中央很快于十一月二十日復電表示同意。
與此同時 , 中共香港分局負責人方方、潘漢年、連貫于十一月二十日致電中央, 報告其與在港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座談情況及提出的意見 :一、國民黨集團內 ,如 有贊同三反(反帝、反封、反官僚資本)并見諸行動者 ,似應準其參加新政協 。二、 華僑民主人士中各層都有代表參加籌備會則更好 。三 、東北政治建設協會 ,可否作 為一個單位參加 。四 、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派 ”似應列為一個單位 ,梁先生個人參 加是不成問題的 ,但其組織不應列入邀請單位 。五 、華南各省游擊區人民武裝有數 萬人 ,有斗爭歷史(如瓊崖、東江等), 似應列為一個單位等。中共中央在充分吸納 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意見的基礎上 , 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由高崗 、李富春與沈鈞 儒、譚平山等人在哈爾濱就《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達成了協議:
一 、新政協籌備會由中共及贊成中共中央“五一 ” 口號第五項的各主要民主黨 派 、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組成 ,計有下列二十三個單位: 中國共產 黨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中國民主同盟 、中國民主促進會 、中國致公黨 、中國 農工民主黨 、中國人民救國會 、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 、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 、民 主建國會 、無黨派民主人士 、全國教授 、國內少數民族 、海外華僑民主人士 、中華 全國總工會 、解放區農民團體 、全國婦女聯合會籌備委員會 、全國學生聯合會 、全 國青年聯合會籌備委員會 、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 、產業界民主人士 、文化界民主人 士 、中國人民解放軍 。每單位參加人數一人至四人 ,其確定數目和人選 ,經其本單 位提出 , 由籌備會各單位協商定酌 ;其無團體組織僅有代表性的人士 ,則由籌備會 其他單位共同推定。
二 、新政協參加范圍 , 由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 、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 、反對封 建主義和官僚資本壓迫的各民主黨派 、各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組 成 ,南京反動政府系統下的一切反動黨派及反動分子必須排除 ,不得許其參加 。參 加新政協的單位 , 除將上述二十三個籌備會單位中的“全國教授 ”“中國人民解放 軍 ”改為“教育界民主人士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 ”而全部保留外 ,還增加了華 北 、東北 、西北 、華東 、中原解放區和內蒙古自治區 ,華北 、東北 、西北 、華東、 中原解放軍 ,婦女界 、新聞界 、 自由職業界和宗教界民主人士等十五個單位 ,共計 三十八個單位 。如再有增加單位的提議 ,可隨時協商 ,在籌備會中作正式決定 。每 單位代表人數為六人 ,但如獲籌備會同意也可允許某些個別單位酌增人數 。“新的 政治協商會議 ,不是由共產黨一個黨或少數幾個黨發起召集 ,而是由中國一切民主 黨派及人民團體與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共計三十八個單位共同籌備與召集 ,這種方 式 ,使黨外人士非常滿意。”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日 ,北平宣布和平解放 。同年三 月 ,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批準了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及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 。不 久 ,隨著國共北平和談的破裂和南京 、上海的相繼解放 ,新政協的籌備工作迅速提 上日程。
六月十一日 ,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預備會在香山毛澤東住所舉行 ,大體議定了 新政協籌備會參加單位 、人數和人選 ,新政協大會參加單位和人數等 。六月十五 日 ,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正式成立并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 。參加籌備會的 有: 中國共產黨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中國民主同盟 、民主建國會 、無黨派民 主人士 、中國民主促進會 、中國農工民主黨 、中國人民救國會 、三民主義同志聯合 會 、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 、中國致公黨 、中國人民解放軍 、中華全國總工會 、解 放區農民團體 、產業界民主人士 、文化界民主人士 、民主教授 、中華全國民主青年 聯合總會 、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 、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 、上海人民團體聯合 會 、國內少數民族 、海外華僑民主人士 ,共計二十三個單位 ,一百三十四位代表。 新政協籌備會同時決定“設常務委員二十一人 ,組成常務委員會 ,處理日常事務, 由各單位協商推舉之 ”。“常務委員會得按工作需要 ,設立各種小組 ,并由常務委員 會指定各小組組長副組長 ”,具體負責進行新政治協商會議的一切籌備事宜 。其中 心任務為:(一 )商決并邀請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和代表;(二 )決定新政治
協商會議開會時間 、地點及議程;(三) 擬定新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條例草案;(四) 制定共同綱領草案;(五) 提出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方案 。六月十六日 ,新 政協籌備會協商通過了由二十一人組成的常務委員會名單 。當晚 ,新政協籌備會常 務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 ,推選毛澤東為常務委員會主任 ,周恩來 、李濟深 、沈鈞 儒 、郭沫若 、陳叔通為副主任 。會議還通過了 《各單位代表參加小組辦法》, 其 中 ,第一小組負責擬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各單位代表名單 ,組長李維漢 ,副組長 章伯鈞 。六月十七日 ,第一小組即告成立 ,并根據此前中共與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 士的協商情況 ,迅速擬定了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代表名額 。六月十九日 ,新政協籌 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聽取了李維漢代表第一小組所作的《關于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 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規定(草案) 》 的說明 ,并通過了這個 《規定》。根據 《規 定》, 參加新政協單位共四十五個 ,代表總額五百一十名 。除“所列之四十五個單 位外 ,另設一特別邀請單位 ,其代表資格 、名額與人選 ,均由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 會常務委員會協定之 ”。上述規定同中共與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在一九四八年十 一月二十五日所達成的協議相比 ,在參加單位數量特別是代表名額方面 ,都有所增 加 。當時 ,預定三十八個單位 ,每單位代表為六人 。現在 ,新增八個單位(包括特 邀單位), 代表人數翻了一番以上 。這是由于形勢的迅速發展 ,要求新政協代行全 國人大職權 ,肩負建國使命 ,必須具有最為廣泛的代表性。
為了區別一九四六年一月召開的“ 舊政協 ”,遂把即將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簡 稱為 “ 新政協 ”。 當時 , 政協組織法起草小組首先提出異議 。他們認為以一個 “新 ”字來區別于舊政協 ,這種提法并不夠確切 。第一 , 舊政協包括國民黨在內, 新政協排除了國民黨反動派 ;第二 ,新政協雖然沿用“政治協商會議 ”這一名稱, 但它并不完全發源于舊政協 ,它是近百年來民族民主革命特別是三十年來新民主主 義革命的偉大成果 ,是中共歷來倡導的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 ;第三 ,新政協就其參 加成分來說 , 已具有了全國人民代表會議的性質 ,名稱與實際應該相符 ;第四 ,政 治協商會議是長期存在的 、固定的統一戰線的組織 ,它的名稱也應該是正式的 、固 定的 。因此 ,建議把“新政治協商會議 ”改稱“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新政協 組織法起草小組的意見 ,首先得到周恩來的認同 。在八月二十二日完成的《新民主 主義的共同綱領》 草案的初稿中 ,他就把“新政治協商會議 ”改為“ 中國人民政治
協商會議 ”。這也是目前發現最早使用“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名稱的文獻 。八 月二十五日 ,董必武在華北人民政府干部會議的講話中也做了說明 :“政協代表人 數如此之多 ,質量又相當整齊 ,而革命發展 ,人民需要它擔負的任務更大 ,所以 ‘新政協 ’這一名詞已不能包括其全部意義 ;籌備會的常委會已決定改稱為‘ 中國 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這意思就是說它代表中國人民做政治協商的工作 ,實際是一 個全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 , 同時也是一個全國革命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毛澤東 也曾就這一名稱問題 , 同各民主黨派主要負責人進行協商 ,取得了一致意見 。到九 月十七日籌備會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時 ,正式將新政協定名為“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 會議 ”。第二天,《人民日報》 報道政協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召開的消息 ,正式向 外界公布 :“即將召開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已經由該會議籌備會改名為中國人民政 治協商會議 ,簡稱‘ 中國人民政協 ’”。
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雖然最先通過了《關于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 位及其代表名額的規定》, 但籌備會第一組仍是各小組中任務最為繁重 、工作最為 緊張的一個 。因為不但仍有許多黨派團體和個人要求參加新政協 ,需要認真對待和 處理 ,而且各參加單位五六百名代表人選亦亟須逐一協商和確定 ,這無疑是一項極 為復雜而嚴肅的工作 。為此 ,第一小組在周恩來的精心指導與李維漢的具體領導 下 ,迅速投入到了緊張的工作之中 。當時 ,參加新政協的條件是非常明確而嚴格 的 , 即“新政治協商會議 ,為全中國擁護新民主主義 、反對帝國主義 、反對封建主 義 、反對官僚資本主義及同意動員一切人民民主力量 ,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 ,建立 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各民主黨派 、各人民團體 、各解放區人民政府 、人民解放軍 、國 內少數民族 、海外華僑及無黨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所組成 , 國民黨反動政 府系統下的一切反動黨派及反動分子不容許參加。”根據這一原則 ,新政協籌備會 第一次全體會議確定了參加新政協的四十五個單位五百一十名代表名額。
在上述名單醞釀協商期間特別是確定公布之后 ,新政協籌備會常委會仍不斷收 到要求參加新政協的黨派 、團體和個人的書面請求 ,前后共達三十件之多 。對此, 籌備會經過慎重嚴肅地考慮 ,都分別給予了適當處理 。與確定新政協參加單位相 比 ,確定各單位代表名額與人選更是一項復雜而繁重的工作 。為此 ,必須首先制定 明確的原則與標準 。在這方面 ,周恩來曾進行過具體闡釋 :“我們在確定代表名額
和人選的時候 ,不是平均主義的 ,而是有重點的 。重點在哪里呢? 就是‘ 以工農聯 盟為基礎 , 以工人階級為領導 ’。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四十六個單位的名額和人選 的確定 ,始終都體現著這一重點 。參加這次會議的不僅有各民主黨派 ,有多年來為 民主事業而奮斗的無黨派民主人士 ,還有各解放區的代表。”還有解放軍的代表、 解放區的代表 。“在各人民團體的代表中 , 除工人代表 、農民代表外 ,還有婦女代 表 、青年代表 、學生代表 、文藝工作者代表 、新聞界代表 、工商界代表 、教育工作 者代表 、 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 、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 。我們也照顧到還不能立刻組 織團體的方面 ,如自由職業者代表 。我們還照顧到海外華僑和少數民族 ”。“盡管如 此還是不夠全面 ,所以又設了一個特邀單位 ”。“總之 ,決定全部代表人選是根據了 人民民主革命的原則 。我們重視由革命戰爭中鍛煉出來的朋友 ,在土地改革和敵后 根據地斗爭中鍛煉出來的朋友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民主運動中鍛煉出來的朋友, 脫離反動派而起義的朋友 ,保護國家器材有功的朋友 ,使這次政治協商會議成為集 中代表全國人民力量的大會。”在大的原則與標準確定以后 ,接下來的具體工作亦 毫不輕松 。當時 ,新政協代表的提名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由組織或個人推薦 ;一種 是本人申請 。然后 , 由新政協籌備會對所有提名進行逐個審查 ,反復研究 。“時常 為了某一個代表的適當與否而函電往返 ,斟酌再三 ,費時達數周之久。”代表名單 初步產生之后 ,又經過籌備會反復協商 ,征求各方意見 ,一共花了近三個月工夫, 才最終確定了參加新政協的六百六十二位代表名單。
在這六百六十二位代表中 ,共產黨員約占百分之四十四 ,工農和各界的無黨派 代表約占百分之二十六 ,各民主黨派的成員約占百分之三十 。在黨外人士中 ,進步 人士約占三分之一 ,共產黨員加黨外進步人士約達總數的三分之二 。這樣 ,既保證 了共產黨的領導 ,又廣泛團結了黨外人士 。當時 , 中央統戰部把參加新政協的單位 人選和各項統計 ,印制了一本很厚的表冊 ,毛澤東看了 , 曾風趣地說這是一本“天 書 ”。在名單協商過程中 ,李維漢講 :“我們盡可能照顧到各方面 ,使之能較適當地 配備 。例如區域單位當中 , 中共和政府領導人 ,只有十二人參加 。其他名額 ,包括 有工會 、農民 、婦女 、文化 、財經 、私人工商業 、民主人士等各方面 。軍隊單位高 級領導人很少 ,盡量照顧到兵團的指戰員 ,戰斗英雄及后勤衛生人員等 ,并注意起 義的方面 ;又如農民團體 ,照顧到各地區 ,待解放區 ,照顧各省的分配 。又如少數
民族的代表 ,實際共有二十八位 ,按整個比例來說 ,還是少了一些 。這是因為革命 的發展 ,在少數民族地區 , 比較遲一些 ,我們盡了很大的努力 ,才在南京又找到一 位藏族代表 ,其他如新疆伊犁特別區 ,也有代表參加 。宗教單位原想物色一個天主 教方面的 ,但始終找不到適合的人 。無黨派單位 ,如自然科學 ,社會科學 ,文學藝 術等方面的代表 ,他們本身也是根據照顧各方面的原則 ,來推選代表的。”
既然要照顧各方面 ,就會使各單位代表的地位和影響不可能整齊劃一 。為此, 周恩來曾強調 :“個人參加的 ,我們注意到他在社會上的影響和代表性。” 由于“各 單位有自己的標準 ”,因此 ,應該看其代表的單位在民主運動中所起的作用如何。 此外 ,“參加的代表 ,原則上能夠來的才確定他為代表 ,不能來的就不提名 ”。有個 別特殊情況可以列名而不來的 ,如年紀過高的薩鎮冰先生 。對遠在香港的政協代 表 , 中共很慎重 , 曾專門致電在港負責統戰工作的饒彰楓 :“如果被邀代表本人不 愿北上即作罷 ,不要絲毫加以勉強 ;如果本人雖愿充新政協代表 ,但因海行有被襲 擊危險 ,對北上躊躇(如黃紹閎), 或因情況復雜 ,而有所顧慮(如龍云) 也不要 勉強說服其北上 ,使一切責任全由我負 ,將來不論有無危險 ,我總陷于被動 。故邀 請是一件事 ,必須將話轉到 ;愿來與否 ,是又一件事 ,必須出于本人自愿。”在參 加新政協的各單位中 ,特邀單位是比較特殊的 ,“其代表資格 、名額與人選 ,均由 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協定之 ”。經過廣泛協商與研究 ,最終確定了七 十五位代表 ,包括了各方面的特殊代表人物 :如宋慶齡和她領導的救濟單位 ,從事 科研和建設的陶盂和與錢昌照 ,與中共有某種聯系或朋友的薩鎮冰與張難先 、陳瑾 昆 ;有是參加和平運動有功的 ,如上海人民代表團顏惠慶 ,南京和平代表團張治 中 、邵力子 ,湖南的程潛等 ;起義的將領有吳奇偉 、曾澤生 、張軫 。還有海軍 、空 軍的代表 。有愿意為人民的藝術而服務的人物 ,如周信芳 、梅蘭芳 、程硯秋 ,還有 護廠有功的工人 、勞動英雄和在各解放區單位安排不下的 ,如晉察冀的戎冠秀 。總 之 ,在其他單位不好安排或安排不下 ,但又有代表性的人士大都安排在了特邀單位 中 。為此 ,特邀單位名額曾一再擴充 ,成為各單位中人數最多的一個單位。
在名單協商與確定過程中 , 總體上是比較順利的 ,但也出現了一些問題 。例 如 , 當時有些共產黨員和一部分民主人士對邀請原南京和談代表團成員和國民黨軍 隊起義將領有一定的抵觸情緒 ,聲稱 :“老革命不如新革命 ,新革命不如不革命,
不革命不如反革命 ,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毛澤東 、周恩來等人在黨內反復進 行政策教育 ,并向黨外人士解釋 ,指出 :雖然他們原來屬于反動陣營 ,但在和平談 判和起義中立了功 ,站到了人民一邊 ,就應當不念舊惡 ,采取歡迎態度 。經過此番 教育和解釋 ,這一問題最終得到了妥善解決 。此外 ,新政協代表人選亦曾出現個別 的遺漏 。例如 ,在少數民族單位中沒有安排滿族代表(在其他單位中有滿族代表, 如齊燕銘 、羅常培等), 名單公布后 ,北平有些滿族人因此哭了 。毛澤東知道此事 后曾說 :“一個民族沒有代表 ,整個少數民族為之不歡。”后來 ,召開政協第二屆全 國委員會時作了彌補。
綜觀新政協四十六個單位 、六百六十二名代表這一宏大陣容 , 的確具有相當廣 泛的代表性 。它包括了各民主黨派 ,軍隊和各人民團體 ,各區域 、各民族的代表。 從階級的成分來說 ,它有工人 、農民 、民族資本家 、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 ;從中 國革命的歷史來說 ,它有戊戌政變 、辛亥革命 、五四運動以及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 來的參加人物和領導人物 ;從代表的年齡來說 ,它有九十二歲的老翁 、也有二十一 歲的青年 ;從信仰來說 ,它有唯物主義的哲學家 、科學家 、文藝家 、政治家 ,也有 篤信宗教的基督信徒 、佛教信徒 、回教信徒 ;從居住的地域來說 ,它有遠在天涯、 冒險歸來的海外僑領 ,也有僻處內地的苗 、彝 、黎 、藏同胞 。這些各類不同的人 物 ,來自各種不同的地區 ,處在各種不同的環境 ,可是他們都抱著揚棄舊中國 、建 立新中國的同一心情 ,很自由地 、民主地 、融融和和地 、空前未有地團聚起來 ,也 是空前未有地團結起來 , 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
第二節 新中國誕生的前夕
新中國的誕生是中國歷史上翻天覆地的社會大變動 ,許多問題既沒有現成的答 案 ,也缺乏成熟的經驗 。它的基本格局一旦確定下來 ,對中國日后的發展會產生深 遠的影響 。毛澤東作為善于掌握時機的大師 , 目光犀利 ,反應敏捷 ,決策果斷 ,善 于透過使人眼花繚亂的復雜現象準確地把握時代脈搏的跳動 ,看清楚歷史潮流的趨 向 。老人家主持召開黨的七屆二中全會 ,提出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的各項方 針 ,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以后在政治 、經濟 、外交方面應當采取的基本政策 。毛澤
東在會上所作的報告和隨后所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 一文 ,構成了在新中國成立 后起著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 的政策基礎 。它的基本內容 ,事實證明是適合 中國實際國情的。
一、召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在 北京舉行 。 中國共產黨及各民主黨派 、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等單位的代表 (含候補代表) 共六百六十二人參加了會議 。會議在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 ,宣告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方面 ,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
中國人民政協籌備會主任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首先在大會上致 開幕詞說 ,我們的會議代表著全中國所有的民主黨派 ,人民團體 ,人民解放軍 ,各 地區 ,各民族和國外華僑 。“我們的會議之所以稱為政治協商會議 ,是因為三年以 前我們曾和蔣介石國民黨一道開過一次政治協商會議 。那次會議的結果是被蔣介石 國民黨及其幫兇們破壞了 ,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現在的中國 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在完全新的基礎上召開的 ,它且有代表全國人民的性質 ,它獲 得全國人民的信任和擁護 。因此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宣布自己執行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的職權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自己的議程中將要制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 會議的組織法 ,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組織 ,制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 會議的共同綱領 ,選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國委員會 ,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 ,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和國徽 ,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數國家一樣的年號。”毛澤東莊嚴宣告 :“我們的工 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 ,它將表明: 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 了。”“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 ”。“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 來 ,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 。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 過去了 ,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毛澤東全集》 第 27 卷 244頁)
接著 , 中國共產黨代表劉少奇 、特邀代表宋慶齡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代表 何香凝 、中國民主同盟代表張瀾 、中國人民解放區代表高崗 、中國人民解放軍代表 陳毅 、民主建國會代表黃炎培 、中華全國總工會代表李立三 、新疆代表賽福鼎 、特
邀代表張治中及程潛 、華僑代表司徒美堂等十二人發表了演講 。會議聽取了林伯渠 代表籌備會所作的關于人民政協籌備工作的報告 ;譚平山所作的關于《中國人民政 協組織法草案》起草經過和草案的特點 ;董必武所作的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 人民政府組織法》 的起草經過和草案 ;周恩來所作的關于起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 會議共同綱領》 的經過和草案的特點 。會議閉幕式上 ,朱德副主席致閉幕詞。
這次會議代行了中國的立法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 。通過了具有臨 時憲法性質的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制定了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 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 決定了新中國的名稱為中華人 民共和國 , 國都定于北平(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改名為北京), 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紀年采用公元 , 十月一日為國慶節 。 國歌未制定前以 《義勇軍進行曲》 為國 歌 , 國旗定為五星紅旗 。會議選出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朱德 、劉少奇 、宋 慶齡 、李濟深 、張瀾 、高崗為副主席 , 同時選舉出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五十六人。 會議還選出了由一百八十人組成的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
會議決定在北京天安門前建立人民英雄紀念碑 ,并于九月三十日舉行了奠基典 禮 ,毛澤東主席宣讀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碑文 。毛澤東還在會議上宣布 ,在普選的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前 ,人民政協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 。一九五四年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后 ,人民政協不再代行全國人大的職權 ,但作為中國 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組織繼續存在 ,并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以及對外交往 中發揮重要作用。
二、通過《共同綱領》等三個歷史性文件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 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 三個 為新中國奠基的歷史性文件 。在當時還不具備召開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條件 下 ,肩負起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重任 ,完成了建立新中國的歷史使命 ,揭 開了新中國歷史的第一頁。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下簡稱“共同綱領 ”), 這份只有六千 多字的歷史文獻 ,承載著一系列奠定新中國基本格局和未來走向的重大決策和根本 制度 ,被稱為 “人民革命建國綱領 ”。這是新中國締造者留給我們的一份豐厚遺
產 ,它的影響不僅今天還能讓人們強烈地感受到 ,而且還將延續到將來 。 比如說, 政治制度方面 ,共同綱領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下確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中國 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就是如此 。這三大政治 制度 ,都是出自一個共同的理想追求——人民當家做主 ,奠定了中國政治制度的基 本格局和走向。
《共同綱領》 根據中國的具體國情 ,本著實事求是 、循序漸進 、逐步推進的方 針 ,作出了一系列符合實際的規定 。一是在中央政權建設上 ,共同綱領作出了“在 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 , 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執行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 ,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 ,選舉中華人民共 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 ,并付之以行使國家權力的職權 ”的規定 。二是在地方各 級政權建設上 ,共同綱領作出了區別情況 、分步驟進行的規定 。地方各級政權民主 建政一般需要經過這樣四個步驟 :凡人民解放軍初解放的地方 ,先實行軍事管制; 在條件許可時召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 ; 由人民代表會議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 ;條 件成熟時召開普選的人民代表大會 。作出這樣的區分是非常實事求是的 。其中 ,各 界人民代表會議是通向人民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過渡 。人民代表會議和人民代表大 會有什么區別呢? 區別在于代表是通過協商產生還是通過普選產生 。“凡是通過普 選方式產生出來的會 ,我們叫大會 ,例如人民代表大會 。凡是通過協商方式產生的 會 ,我們就叫做會議 ,例如 ,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大會和會議名稱的區別就在這 里。”三是在民主政權的組織和運行機制上,《共同綱領》 作出了“各級政權機關一 律實行民主集中制 ”的規定 ,“人民代表大會向人民負責并報告工作 。人民政府委 員會向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并報告工作 。在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府委員會內 ,實行 少數服從多數的制度 。各下級人民政府均由上級人民政府加委并服從上級人民政 府 。全國各地方人民政府均服從中央人民政府。”采用民主集中制 ,是為了保障人 民民主得到更合理 、更有效地實現 。在這個制度中 , 民主是最根本的 、決定性的, 集中是基于民主的要求而形成的。
《共同綱領》 關于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一系列規定既充分體現了中國的一 切權力屬于人民 ,人民真正當家做主 ;又保證國家政權機關能夠迅速建立并有效地 領導和管理國家的各項工作 ,不至于使經過劇烈變動后的社會陷入混亂的無政府狀
態 。應當說 ,這些都是富有創造性的 ,在以前的中國沒有過 。在中國歷史上 ,還沒 有一種制度像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一樣能夠讓全國絕大多數人民享受這樣充分的民 主 ,能夠讓人民群眾這樣積極地廣泛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
《共同綱領》 規定 :“ 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工人階級 、農民階級 、小資產 階級 、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 ,而以工農 聯盟為基礎 , 以工人階級為領導 。 由中國共產黨 、各民主黨派 、各人民團體 、各 地區 、人民解放軍 、各少數民族 、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們所組成 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就是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在普選的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后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得就有關國家建設事業的根本大 計及其他重要措施 , 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議案。”這些規 定 ,表明新中國在政黨制度上不是采用一黨制 、兩黨制或多黨制 ,而是實行中國 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其他民主政黨不是反對黨 , 而是參政 黨 。這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正式確立 ,并從此成為 中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是人民民主實踐的產物 ,是中國 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形成和創立的 。正如周恩來所說 :“這是由歷史發 展而來的。”在實踐上的具體表現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倡導建立的“三三 制 ”民主政權 。這樣一種由“共產黨主導 ”和“多黨派參與 ”的政權形式 ,實際上 就是后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 、政治協商的政黨制度的雛形 ,在探索符合中 國國情的政黨制度方面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在實踐中也取得了很好的政治效果 。毛 澤東把“三三制 ”民主政權看做是“ 團結各個階級共同抗日的最好的政治形式 。戰 后更需要貫徹這種精神 , 團結各個階級的人民 ,共同建設民主共和的新中國。”基 于這樣的實踐 ,在中共七大上 ,針對有些人懷疑共產黨得勢之后是否會學俄國那樣 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制度 ,毛澤東明確指出 :“毫無疑義 ,我們這個新民主 主義制度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 ,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 ,但是中國在 整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期間 ,不可能 、因此就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占政府 機構的制度 。只要共產黨以外的其他任何政黨 ,任何社會集團或個人 ,對于共產黨 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敵對的態度 ,我們是沒有理由不和他們合作的。” 中國共
產黨關于中國政黨制度的理論主張和實踐探索 ,為共同綱領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政 黨制度無疑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和實踐基礎。
當然 ,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也不能自封 。要確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 和政治協商的政黨制度 ,還需要各民主黨派對中國共產黨的自覺認同和選擇 。在中 國民主同盟被國民黨反動政府以“非法團體 ”為由強制宣布解散 、其他民主黨派也 都遭到國民黨反動派迫害不能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活動等嚴酷的事實面前 ,一些民 主黨派一度試圖尋找所謂“第三條道路 ”的幻想被擊得粉碎 ,他們開始放棄中立立 場 ,轉而公開支持中共武裝反蔣的行動綱領 ,并承認中共在反對美蔣斗爭中的領導 地位 。到一九四八年五月以后 ,各民主黨派基本上接受了中共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綱 領 ,并進一步承認無產階級在聯合政府中的領導地位 。因此 ,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 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也是各民主黨派在嚴酷的革命斗爭實踐中經過反復比較而 作出的自覺而鄭重的選擇 。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 ,各民主黨派心悅誠 服的自覺接受和選擇 ,對于共同綱領最終確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 商制度 ,可以說是水到渠成。
在《共同綱領》第一次起稿階段 , 即《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綱領草稿》第一 、第 二稿并沒有涉及政黨制度問題 。到《共同綱領》第二次起稿階段 , 即新政協籌備會 召開后 ,把實行多黨合作的政黨制度寫入《共同綱領》 的問題提出來了 。在《共同 綱領》起草小組第一分組(政治法律組)提供的供起草人參考的意見中 , 明確提出 了這樣的要求 :“確認各民主黨派應實行長期合作 ”,并使民主黨派在各級人民代表 大會及各級民主聯合政府中 “有職有權 ”。這個意見是由鄧初民 、章伯鈞 、許德 珩、沈志遠、許寶駒等民主人士提出的 ,體現了民主黨派的政治訴求。
周恩來起草 《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 時 ,基本采納了民主人士提出的建議, 并補充了“政治協商 ”的新思想。《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 首先明確 :“參加中國 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各民主黨派 、各人民團體 、各解放區及人民解放軍公認: 團結 全中國各民主階級及境內各民族共同努力 , 以奉行新民主主義 ,反對帝國主義 、封 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 ,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 ,將革命進行到底 ,并聯合世界上一 切進步民主力量 ,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在中國現階段上 ,我們共同遵守 、長期 合作的政治基礎。”“在這個基礎上 ,我們已經結成全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 。這個
統一戰線是在中國工人階級經過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團結工人階級 、農民階級、 小資產階級 、 民族資產階級及一切民主愛國分子的最廣泛的戰線。”這不僅表明 了與各民主黨派長期合作 , 而且明確了長期合作需要共同遵守的政治基礎。《新 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 在具體綱領部分還明確: 縣 、市以上的各級政權機構 , “小資產階級 、民族資產階級及民主愛國人士均應有適當的代表參加 ,并使他們在 工作中有職有權。”
后來 ,在對共同綱領的討論中 ,對于實行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政黨制度 ,有 代表提出了一些疑慮 。一是認為 ,既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在普選的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召開前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 ,那么 ,在普選的人民代表大會召開 之后 ,是否就不再需要人民政協這樣的組織了?二是認為 ,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一個 過渡時期 ,隨著新民主主義很快發展 ,將來進入社會主義 , 民主黨派的存在 ,在新 民主主義制度內不會太久 。這種思想 ,在民主黨派人士中表現明顯。
對于上述疑慮 ,大部分代表認為 :“這兩種想法是不恰當的 ”,“就是在普選的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后 ,政協會議還將對中央政府的工作起協商 、參謀和推動 的作用 。其次 ,新民主主義時代既有各階級的存在 ,就會有各黨派的存在。”周恩 來更是明確指出 :“各民主黨派 ,將在共同綱領的同一方向同中共合作 。因此 ,說 其他黨派很快就要消滅 ,是不恰當的。”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既然是這樣一個 組織 ,就不應該開一次會議就結束 ,而應該長期存在 ”,“是個長期性的組織。”最 后通過的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 作、政治協商制度得以確立。
確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 、政治協商制度 ,是中國共產黨運用馬克思主 義政黨學說 ,深刻總結國內外的歷史教訓 ,在探索建立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方面作 出的一大創造性貢獻 。這個制度 ,在中國歷史上是破天荒的 ,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獨 一無二的 。它既不同于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黨制 ,更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 的多黨制 。這一制度有它自己的顯著特征和獨到優勢 ,這就是 :共產黨領導 、多黨 派合作 ,共產黨執政 、多黨派參政 ,各民主黨派不是在野黨和反對黨 ,而是同共產 黨親密合作的友黨和參政黨 ;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在國家重大問題上進行民主協 商 、科學決策 ,集中力量辦大事 ;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互相監督 ,促進共產黨領導
的改善和參政黨建設的加強 。這既避免了多黨競爭 、相互傾軋造成的政治動蕩 ,又 避免了一黨專制 、缺少監督的弊端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實踐證明 , 中國共產黨領導 的多黨合作 ,是適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型政黨制度。
在總共僅有七章篇幅的 《共同綱領》 中 ,“民族政策 ”單列為一章 ,并明確選 擇與確立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被周恩來稱之為“是史無前例的偉大創舉 ”。在世 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已經實行共和國聯邦制的經驗下 , 中國共產黨沒有照 搬“老大哥 ”的經驗 ,而是根據馬克思主義關于民族平等和團結的理論 ,創造性地 開創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把新中國確定為一個多民族的統一的人民共和國 ,更是 神來之筆 。這一創舉來之不易。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初起 ,就把解決民族問題 、實現民族平等和團結作為中國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項重要內容 。但是 , 由于受列寧民族自決理論 、蘇聯聯邦制實 踐及共產國際的影響 ,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對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理論來 解決中國民族問題還處于摸索階段 ,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都是主張民族自決和建立聯 邦制國家 。從民主革命時期的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華蘇維 埃共和國憲法大綱》, 到抗日戰爭時期的《論聯合政府》, 到解放戰爭時期的《中國 人民解放軍宣言》, 都是主張尊重民族自決權 ,“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
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中共曾有過民族自治的主張 和實踐 ,一九四七年在中共領導下內蒙古成立了民族自治政府 。盡管中國共產黨 關于民族政策的走向在抗日戰爭期間的確發生了變化 ,但這個變化更多的只是斗 爭策略上的變化 ,不足以表明中國共產黨此時就已經徹底改變和完全放棄了民族 自決和建立聯邦制共和國的主張 。否則 ,我們很難解釋中共領導人在以后的多次 重要講話和黨內重要文件中 ,為什么又多次出現強調民族自決和建立聯邦制共和 國的主張 。即使是中共領導成立的內蒙古自治政府 ,依然是聯邦制下的民族區域 自治 ,而不是后來意義上的自治地方制的民族區域自治 。中國共產黨自治地方制意 義上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 , 即通常我們所講的新中國實行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 ,并 不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就已形成 ,甚至到解放戰爭期間也還不能說已完全形成 。實際 情況是 ,到一九四九年八月新政協籌備會召開后周恩來草擬共同綱領初稿時 ,還沒 有放棄聯邦制的思想。
應當說 ,最后確定實行自治地方制的民族區域自治 ,建立一個多民族的統一的 人民共和國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作出這個決斷很不容易 ,經歷 了一個過程 。在 《共同綱領》 的第一次起稿階段,《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綱領》 中有 “少數民族有自決和自治之權利 ”,“建立各民族自由聯合的 ,獨立 、 自由 、民主、 統一與富強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 ”的提法 ,我們雖然沒有明確提出聯邦制國家, 但“各民族自由聯合 ”實際上有聯邦制的意思 。這也是與中國共產黨此前一貫的民 族政策相一致的 。一九四九年六月 ,新政協籌備會成立后第三小組重新起草《共同 綱領》 時 ,對此也未提出異議 。受第三小組委托 、由周恩來起草的《新民主主義的 共同綱領》 明確提出: 中國境內各民族平等聯合 ,“實現各民族的自治權 ,并根據 自愿與民主的原則 ,組成中華各民族聯邦 ”。毛澤東初次修改周恩來送閱的 《新民 主主義的共同綱領》 時 ,對此也未做改動。《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 是周恩來在 八月下旬完稿后送毛澤東審閱的 。這也說明 ,直到一九四九年八月新中國成立前 夜 ,在新中國的國家制度構成上 , 中共領導人還有建立國內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 聯邦共和國的想法 。然而 ,在歷史的最后關頭 , 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改變了想法, 放棄了民族自決和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的考慮 ,選擇了自治地方制的民族區域自治 和建立一個多民族的統一的人民共和國。
這是一個重大的歷史性的改變 。這個改變發生在《共同綱領》 的第三次起稿階 段 , 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起草階段 。我們目前看到的這一階段中 最后的一份過程稿是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毛澤東修改的一份鉛印稿《中國人民政治 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 》。 在這份草案中 ,“ 民族自決 ”“組成中華各民族聯 邦 ”的思想都沒有了 ,“民族政策 ”單列為一章 ,為第六章共四條 ,后來周恩來對 這四條作了修改 。九月七日 ,周恩來在向政協代表作關于人民政協幾個問題的報告 中有過解釋 。他說 :關于國家制度方面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國家是不是多民 族聯邦 。任何民族對于獨立是有自決權的 ,這是毫無疑問的事 。但是今天帝國主義 者又在想分裂我們的西藏 、臺灣甚至新疆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希望各民族不要聽 帝國主義者的挑撥 。為了這一點 ,我們國家的名稱 , 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不叫聯 邦 。我們雖然不是聯邦 ,但卻主張民族自治 。今天到會的有許多民族的代表 ,我們 特地要向你們解釋 , 同時也希望大家能同意這一意見 。周恩來的講話 ,至少從一個
主要方面說明了中國共產黨為什么放棄聯邦制而選擇民族區域自治以及建立多民族 的統一的共和國的原因 ,那就是為了加強民族團結 , 防止帝國主義及國內少數民族 中反動分子的挑撥分化 。放棄聯邦制 ,除了防止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考慮外 ,還有 一個重要的因素 ,就是中國和蘇聯的民族問題國情不同 。它至少表現在以下四個方 面 :一是十月革命前 ,俄國是帝國主義國家 ,俄羅斯民族是典型的壓迫民族 ;而中 國是半殖民地國家 ,各民族包括漢族人民在內都同樣遭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剝削 ,都 是受欺凌的被壓迫民族 ,各民族在反抗壓迫的革命中建立了密切的關系 。二是俄國 少數民族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 ,而中國少數民族人口當時只占總人口的百分 之六左右 。三是俄國的少數民族聚居集中 ,各民族都是一個一個地各自聚居在一 塊 , 內部聯系比較單純而密切 ; 中國的少數民族大都同漢族或其他少數民族雜居或 交錯聚居 ,一個民族完全聚居在一個地方的比較少 ,甚至極少 。四是俄國二月革命 后 ,俄羅斯實際上處于分崩離析的狀態 ,許多民族實際上已經分離為不同的國家, 為了使俄國各族人民重新統一起來共同反對外部敵人 ,列寧不得不采取聯邦制把各 個國家聯合起來 ,這是一個進步 。而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統一國家 ,而 且是幅員遼闊并基本保持統一的單一制國家 , 中國民族民主革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 導下 ,各民族普遍地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政權 。因 此 , 中國各民族不是經過分裂而后又走上統一 ,而是從平等聯合團結的革命統一戰 線到平等聯合團結建立統一的人民共和國。
實行民族區域自治 ,把新中國確定為一個多民族的統一的人民共和國 ,而不是 多個民族的共和國聯邦 ,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 ,得到了參加政協第一屆全體 會議的各民族代表的一致同意 ,最終載入了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這是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一個重大突破和前進 ,也是共同綱領在解 決中國民族問題上的重大創造和重大貢獻 。它從國家法律意義上確立了民族區域自 治作為新中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 ,使中國共產黨致力的實現國內各民族平等團 結 、維護國家統一有了根本制度上的保證 。當今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證明 , 中華民 族慶幸有這樣一個創舉 。在多民族的國家中 , 國家結構形式問題關系這個國家的政 局穩定乃至生死存亡的命運 。前蘇聯的分裂解體 ,南斯拉夫等東歐國家的分崩離 析 , 固然是有多方面的原因 ,但是誰也不能否認 , 當年這些國家遵從民族自決理論
和采用聯邦制的國家結構形式留下的長期隱患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三、盛況空前的開國大典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二時 ,毛澤東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在首都北京 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 。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副主席 、委員全體出席會議 ,宣布就 職 。會議一致決議 :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 商會議 《共同綱領》 為政府施政綱領 。選舉林伯渠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 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 ,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 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朱德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 ,沈鈞儒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 民法院院長 ,羅榮桓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 ,并責成他們迅速組成 政府機關 ,推行各項工作。
下午三時 ,北京三十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集會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 人民政府成立 。林伯渠宣布典禮開始 , 主席 、副主席和委員們在天安門城樓上就 位 。毛澤東主席宣布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成立了。”在國歌聲 中 ,毛澤東親自按動電鈕 ,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紅旗 ,五十四門禮炮齊鳴二十八響。 毛澤東又宣讀了政府公告 , 向全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接著 ,舉行盛大的 閱兵式。
檢閱司令員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 , 閱兵總指揮是聶榮臻 。先由聶榮臻 陪同朱總司令坐敞篷車開始檢閱 。檢閱畢 ,朱總司令回到城樓主席臺宣讀《中國人 民解放軍總部命令》, 命令的最重要內容為“堅決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和偉大的人民 領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 ,迅速肅清國民黨反動軍隊的殘余 ,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國 土 , 同時肅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 ,鎮壓他們的一切反抗和搗亂行為。”命 令宣布后 ,進行分列式 。受閱部隊以海軍兩個排為前導 ,接著是一個步兵師 、一個 炮兵師 、一個戰車師 、一個騎兵師相繼跟進 。空軍包括戰斗機 、蚊式機 、教練機共 十四架在全場上空自東向西飛行受閱 。前后歷時三個小時。
整個閱兵結束后 ,群眾游行開始 。一批批群眾隊伍 ,無不迫切希望走到城樓 前 ,看到衷心敬愛的毛主席 。隊伍慢慢走近金水橋 ,只聽見城樓上擴音器傳出“萬 歲 ”“萬歲 ” 的聲音 ,才知道是毛主席在回應人們的歡呼 。大家緊跟著走過金水 橋 ,大聲高呼“毛主席萬歲 ”,終于見到城樓上大宮燈前毛主席那魁梧的身軀 ,他
不戴帽子 ,揮動著手用湖南口音高呼“萬歲 ”,有時還喊“ 同志們萬歲 ”,這時人們 都感到毛主席看見大家了 , 口號喊得更為起勁 ,血都要沸騰了 。人們把手舉到頭頂 鼓掌 ,主席臺的領導人也鼓掌 ,充分展現了人民的領袖們與人民心連心的衷情。
第三節 開啟毛澤東時代新紀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 ,在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長河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所 謂“劃時代 ”,本身就意味著它結束并劃去了一個中國人長期處在被壓迫被奴役的 舊時代 ,開創了一個由人民當家做主并以毛澤東為最高領袖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父 的全新時代 。中國的社會結構與政治 、經濟 、文化狀況乃至它的前途命運 ,在這前 后相比 ,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一、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
凡是在舊中國生活過一段時間的人 ,大概永遠都無法忘記: 中國近代的民族苦 難實在太深重了 。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后 , 中國便開始喪失獨立地位 ,逐漸演變 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 。曾經創造出輝煌古代文明的中華民族 ,被西方列強蔑視為 行將被淘汰的“東亞病夫 ”。國家的命運不是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里 ,而是聽憑外 國人擺布和宰割 。一個又一個反動統治者俯首帖耳地聽命于洋人 ,相互狼狽為奸地 欺壓中國老百姓 。每個有血性的中國人 ,怎么能不對祖國如此悲慘的處境感到極度 的憤怒和痛苦? 中日甲午戰爭促使中國的局勢更加惡化了 。亡國滅種的嚴重威脅, 像一個可怕的陰影那樣 ,沉重地籠罩在中國愛國者的心頭 。孫中山發出“振興中 華 ”的呼喊 ,成為自此以后半個多世紀中華民族行進中的主旋律。
中國真的要滅亡了嗎? 出路到底在哪里?無數愛國者不僅痛苦地思索著 ,而且 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抗爭 。但在很長時間內 ,等待著他們的卻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敗。 只是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領導下 ,全國各族人民萬眾一心 ,頑強奮斗 ,才終于 結束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嚴重壓迫 ,建立起新中國 。毛澤東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 會上的講話中充滿自豪地宣告 :“中國必須獨立 , 中國必須解放 , 中國的事情必須 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 , 自己來處理 ,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干 涉。”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的開幕詞中 ,他又豪邁地說 :“我們
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 ,我們已經站起來了。”老人家說出了無 數中國人多少年來壓在心底的話 。這是何等的氣概! 它是新中國此后一切進步和發 展的根本前提 。有了這一條 ,才談得上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土上自主地建立一個新國 家和新社會 ,也才有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可言。
二、人民當家做了主人
在舊中國 ,在野蠻落后的封建制度下 ,少數剝削者專橫地騎在廣大人民頭上。 億萬勞動人民被壓在社會的最底層 ,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 ,遭人冷眼蔑視 。他們大 多數連字也不識 ,沒有任何政治權利可言 ,遭受冤屈也無處申訴 。只要想一想魯迅 筆下的閏土 、祥林嫂那些形象 ,就使人內心深深感到痛楚 。他們象征著中國人口中 的絕大多數當時的生存狀況 。而這種狀況已經延續了千百年 ,是舊中國貧窮落后的 最深刻的根源。
新中國永遠結束了那種狀況 ,人民翻身當了家 ,做了國家和社會的主人 。人民 政府是為人民辦事的 ,是依靠人民辦事的 。毛澤東擔心執政的共產黨忘記人民 ,特 意把一切都打上了人民的烙印 ,將“人民 ”二字命名到所有的國家公器: 中華人民 共和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 院 、中國人民解放軍 、人民公安 、各級人民政府……還將“人民 ”二字命名到更為 廣泛的范圍 :人民公社 、人民醫院 、人民公園 、人民銀行 、人民幣 、人民大學 、人 民郵電 、人民出版社 、中國人民對外友協、《人民日報》、人民教育 、人民英雄紀念 碑等等 。毛澤東甚至把皇家的太廟改寫為“勞動人民文化宮 ”,勞動人民當家做了 主人 , 自然有權利將皇帝的私人家廟改造為自己的樂園 。有史以來 , 中華人民共和 國第一次全方位地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 , 中國人這才真正有了一種翻身 的感覺 。老人家一再諄諄教導各級領導干部牢記為人民服務 , 當好人民公仆! 由此 可見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 ,是唯物史觀的核心 ,是我黨奮 斗的宗旨 ,更是我黨做好各項工作必須堅持的根本工作路線和基本工作方法 , 同時 也是加強黨的建設 ,接受群眾監督的重要途徑。
中華人民共和國把民主從過去少數人的專利 ,變成絕大多數人都能享受的權 利 ,這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 , 同時也收獲了在被解放了的億萬勞動人民中迸發出從 來不曾有過的建設新國家新社會的積極性 。這場社會大變革的廣度和深度確實是中
國歷史上從來不曾有過的 。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根本變化 ,這是新社會的突出 標志 。世界真的變了 。“為人民服務 ”成為時代的最強音 ,成為衡量一個人的品德 和價值的標準 。人們相互以“ 同志 ”稱呼 ,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不再有“上等人 ” 和“下等人 ” 的區別 。這在舊中國是難以想象的 。親身經歷過這場社會大變革的 人 ,對這些大概都會留下永生難忘的記憶 。正是由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根本 變化 ,在人民群眾中特別是過去不被當做人看待的廣大工農大眾中 ,形成一種新的 勞動態度 。人們成了國家主人的沸騰熱情 ,在舊社會是看不到的 。離開人民的解 放 ,離開人民的當家做主人 ,離開廣大人民群眾自覺的積極參與 ,新中國 、新社會 建設能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當然是無法想象的。
三、祖國空前的統一與團結
國家的統一也極為重要 。 舊中國常被稱為“一盤散沙 ”,而且長期處在四分五 裂之中 , 中央號令不行 ,地方上形形色色的“土皇帝 ”各行其是 。民國以來 ,軍閥 割據和軍閥混戰更給人民帶來極大的苦難 。這種“一盤散沙 ”乃至四分五裂的狀 況 ,在舊中國是難以改變的 。新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 ,祖國大陸形成空前統 一的局面 。人民政府能夠根據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全國范圍內通盤籌劃 ,制定明確 的路線 、方針和政策 ,采取令行禁止的重大措施 。 中央政府的政令能夠雷厲風行 地推行到全國各地 ,包括邊疆地區 ,一致行動 。全國各社會階層以前所未有的規 模組織起來 ,建立起各級工會 、農民協會 、青年團 、學聯 、婦聯 、街道居民委員 會等 ,深入到社會的基層 ,形成一個巨大的幾乎無所不包的網絡 , 隨時可以將民 眾動員起來完成人民政府的各項工作 ,根本改變了過去那種散漫無組織的狀態, 新中國的這種組織動員能力也是空前壯大的 。全國人民的大團結 ,成為人民政府 最廣泛的社會支柱。
一切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 ,這是新中國力量的源泉 ,也是中國人多少年來 夢寐以求而從來沒有實現過的新局面 。中國是由五十六個民族組成的多民族國家。 各族人民都是新中國的主人 。中國的民族關系有著重要的特點 :境內各民族在千百 年漫長歲月的密切交往中 , 已形成相互依存 、不可分離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親 密關系 ,許多民族還長期在同一地區雜居 。這些特點是歷史地形成的 。人民政協通 過的作為新中國臨時憲法的 《共同綱領》 中明確規定 :“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
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 ,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區域大小 ,分別建立各種民族 自治機關。”這就把統一國家下的民族區域自治 ,作為新中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確 定下來 。這是中國共產黨在處理民族問題上的成功創造 。它的深遠意義 ,隨著歷史 進程的推進 ,人們已經看得越來越清楚了。
毛澤東一九四五年在 《論聯合政府》 中曾回顧舊中國多少年來的痛苦教訓: “一個不是貧弱的而是富強的中國 ,是和一個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獨立的, 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 、民主的 ,不是分裂的而是統一的中國 ,相聯結的 。在一 個半殖民地的 、半封建的 、分裂的中國里 ,要想發展工業 ,建設國防 ,福利人民, 求得國家的富強 ,多少年來多少人做過這種夢 ,但是一概幻滅了。”毛澤東作了這 樣的概括 :“就整個來說 ,沒有一個獨立 、 自由 、民主和統一的中國 ,不可能發展 工業。”(參見《毛澤東全集》第 19卷 434頁)也就是說 ,沒有獨立 、 自由民主和統 一 ,就不可能在中國實現以工業化為中心的現代化。
新中國誕生的劃時代意義 ,歸根結底是“ 民族的獨立 、人民的解放 、國家的統 一 ”這三大要點 。路總是一步一步走的 。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 ,只有實現了 民族獨立 、人民解放和國家統一 ,才能為祖國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創造根本的 前提 。沒有這個前提 ,一切都無從談起 。新中國誕生是一個全新的出發點 ,是與舊 時代根本不同的新國家和新社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正是從這里起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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