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自我社會價值評判相對應 ，社會評價中的第三方社會價值評判主要是指重大 決策的非直接參與者 ，對決策者及其帶來的社會影響所做出的社會價值評判 ，這一 類社會價值評判常常與個人的主觀感受相聯系 。在現實生活中 ，尤其是在民主政治 的廣度與深度尚未達到相應的水平時 ，重大決策大都是由少數人直接做出的 ，而其 造成的影響卻往往帶有普遍的社會性 ，這樣就形成了第三方社會價值評判廣泛存在 的基礎 。同時 ，它與自我社會價值評判有著顯著不同的特征。

　　第一節  第三方社會價值評判的特征

　　第三方社會價值評判并不等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客觀價值評判 ，它既有可能是客

　　觀的 ，也有可能是主觀的 ，特別是作為第三方社會價值評判當事人受主觀情感支配 時 ，很難持有理性認識 。第三方社會價值評判的主要特點在于：

　　（一）第三方社會價值評判的廣泛性。在這里 ，它至少表達了雙重含義 。首  先 ，它表現在社會價值評判者自身的廣泛性 。評價別人 ，評價人類社會生活中發生  的一切事情 ，是人的一種本能 ，無論男女老少 、壯弱智愚 ，人們總會要按照自己的  價值取向評價 、解釋已然世界 。它既是人們學習社會 、認識社會的過程 ，也是人的  世界觀 、人生觀 、價值觀乃至個人信仰的形成過程 。信仰的形成 ，就源于人們對社  會的認識 ，源于人們在社會實踐中的感悟 。當然 ，信仰也可以源于社會風尚和領導  者與學者的提倡 。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對共產主義理想的信念 ，既不是一朝一夕  形成的 ，但也不是不可以改變的 。信仰較為公認的定義是 ：信仰既可以是哲學上的  世界觀和方法論 ，也可以是道德上的人生觀 、幸福觀 、榮辱觀 、善惡觀 、苦樂觀。 信仰具有三個作用 ，分別是 ：對已然世界的解釋作用 、對未然世界的分析和預測作  用 、對現實行為的指導和規范作用 。我們的社會生活是錯綜復雜的 ，要感受它 、理

　　解它 、把握它 ，必須要先解釋它 、評價它 。沒有信仰就沒有判斷美與丑 、真與假的 依據 ，就會陷入困惑和彷徨 。信仰是人的靈魂 ，沒有靈魂的人既不能解釋世界 ，也 不可能正確感受世界。

　　其次 ，它表現在被評價對象的廣泛性上 。人類社會生活中發生的大大小小的事  情 ，上至天文地理 ，下至人間百事 ，大至宏觀的歷史發展過程 ，小至微觀的個人品  德秉性 ，都可以成為人們所評說 、所議論的對象 。試舉廣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二〇  〇四年九月所公布的廣州人價值觀的調查為例 ，它實際上是一份較為客觀的廣州市  民現實思想評價與動態分析 。這是該中心自一九九〇年以來連續二十六次對廣州市  民展開社會心理與情緒追蹤調查 ，其結果表明金錢在廣州人心目中的地位日漸上  升 ， 同事業排在了身體健康 、家庭和睦 、國家富強 、婚姻等之后 ，分別居第五位、 第六位 。人們普遍認為金錢和事業對于個人的意義不如健康 、家庭來得重要 ，更加  看重個人生命價值 ，但廣州人卻似乎絲毫不掩飾對錢的重視 ，也不在乎落得“俗  人 ”之名 。“喜歡錢 、努力工作賺錢滿足自己生存和生活的需要 ，是既合理又合法  的事情 ，光明正大！”廣州人從不羞于講金錢 ，一些市民常常把 “金錢不是萬能  的 ，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 ”掛在口邊 ，這與廣州自古是商埠 ，商業氛圍濃有關 。廣  州人金錢意識比較濃厚 ，但并不代表拜金 ，很多廣州人都樂于做善事 。廣州是一個  消費很高的城市 ，金錢在這里的重要性顯得尤為突出 ，也許是某種潛移默化的因  素 ，廣州人在衡量一個人事業成功與否時 ，往往就是將金錢作為指標 。金錢與事業  一直都是密不可分的 ，對于金錢熱衷的廣州人 ，對于事業同樣執著 。廣州人對事業  的追求不掛在口上 ，只是埋頭干事 ，只干不說 。廣州社情民意調查中心十四年來對  廣州人價值觀測量反映 ，近年來金錢在廣州人心目中的地位日漸上升 ，從二〇〇〇  年起的四年里 ，始終排在前五位 ；而事業則如影隨形般緊隨其后 。可以說 ，金錢與  事業在廣州人心目中是一對“孿生兄弟 ”。到底這對“兄弟 ”的受寵程度如何？ 人  們經調查發現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盤算 ，年輕人考慮的是“找工掙錢兩不誤 ”，百分  之六十的人認為“找工作 ”很重要 ，錢掙得多不多倒在其次 ，運氣好的話希望把這  份工作發展成自己的事業 。中年人則一致認為“掙錢 ”應該放在首位 ，房子要供、 孩子要讀書 、父母要贍養等原因 ，促使他們對“金錢 ”的欲望比其他年齡層次的人  來得更強烈 ，在擁有“金錢 ”的前提下 ，也有部分中年人盼望“事業有成 ”。而老

　　年人則希望能“積谷防饑 ”，多積點錢以備不時之需。

　　再以浙江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于二〇〇四年初公布的首屆公眾人文社會科學素  養及需求調查為例 ，其結果顯示 ：浙江公眾的人文社會科學素養總體達標比例僅為  百分之七點五 。此次調查重點考查了公眾對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掌握程度 ，命題范  圍涉及文學 、歷史學 、哲學 、法學 、教育學 、經濟學和管理學等 。調查設計者參照  了自然科學素養調查的標準 ，確定達標者必須能正確回答二十四道測量題目中的十  八道題以上 ，這些測試題的難易程度以初中水平為主 ， 同時加入了部分高中的內  容 。此次調查采取選擇題的方式 ，選擇題的選項中除了有正確答案和干擾項之外， 還有諸如“不知道 ”“聽說過 ，但搞不清楚 ”等選項 。調查發現 ，男性達標的比例  為百分之七點八 ，略高于女性的百分之七點一 。調查認為這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  標志 ，說明男女在受教育水平上的差異正在逐步縮小 。然而 ，調查顯示公眾人文社  會科學素養的城鄉差距巨大 ，城鎮公眾達標的比例為百分之十一點一 ，遠遠高于非  城鎮公眾達標率的百分之三點八 。雖然浙江城鄉間的經濟差距不大 ，但社會綜合發  展水平卻有較大的差距 。要提高農村群眾的人文社科素養 ，要遠比發展農村經濟難  得多 。除了經濟指標 ，農村的現代化還在于生活方式的變化 ，這在很大程度上依賴  于農村群眾人文素養的提高 。調查還發現 ，達標比例基本與年齡呈反比 ，年齡越輕  的人群 ，達標的比例越高 ；達標比例與文化程度呈正比 ，文化程度越高的人群 ，達  標的比例也就越高 。調查指出 ，達標比例與年齡的關系 ，反映出我國的教育狀況正  在改善 ，教育水平正在逐步提高。

　　此次調查從二〇〇三年初開始實施 ，歷時一年之久 ，被調查者的年齡從十八歲  到六十九歲 ，共計一千九百二十個樣本 。這些樣本覆蓋了浙江全省隨機抽取的二十  個市縣的八十個街道和一百六十個社區 。這是我國首次省級公眾人文社會科學素養  及需求調查 。調查結果顯示 ，公眾最看好的職業為科學研究人員 、公務員和醫生， 有百分之四十一 、百分之三十九點九和百分之三十九點七被調查者選擇了這三種職  業 ，而對農民和工人的認同度最低 。公眾對職業的認同度由高到低分別是 ：科研人  員 、公務員 、醫生 、教師 、工程技術人員 、律師 、個體經營戶 、企業管理人員 、民  營企業主（家）、記者 、文藝工作者 、會計師 、農民和工人 。在民營經濟發達的浙  江 ，為什么人們并不青睞個體經營戶 、企業管理人員和民營企業主呢？ 正是許多百

　　姓深切地感受到 ，經營企業并不容易 。我們平時所看到的成功企業家 ，只是浮出水  面的一小部分 ，在普通群眾身邊 ，有許多“ 白天當老板 ，晚上睡地板 ”的艱苦創業  者 ， 因此浙江人并不會盲目地推崇“企業經營者 ”這一職業 。對于農民和工人這兩  種職業的低認同度 ，與這些職業的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較低有關 。雖然通過二十余  年的改革開放 ，浙江農村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局面 ，但富的不是農業 ，不是單純從事  農業生產的農民 ，而是農村中的工業 。與此同時 ， 目前我國正處于轉型時期 ，工人  隊伍在發生分化 ，他們中既會出現大量掌握一定技能 、具有較高收入的技術工人， 但還是會有一些人從事以體力勞動為主的簡單勞動。

　　調查發現 ，盡管公眾對人文社會科學的認同度正在逐年上升 ，但人們對理工醫  類職業的評價還是比較高 ，公眾在選擇專業時 ，還是傾向于理工醫類的專業 。分析  認為 ，人們傾向于選擇“理工 ”類的職業 ，是因為這些職業確實給社會創造了大量  的財富 ，社會的發展離不開這些職業 ；認同“ 醫 ”類職業體現出人們對于生命質量  的重視 ， 同時也反映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 ，環境的污染已經威脅到了人們的健  康 。公眾在選擇專業和職業時所表現出的喜好 ，與專業的就業情況 、職業的收入狀  況緊密相關 ，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在人文社會科學中 ，人們更傾向于法學 、管理學  和經濟學 。這種選擇標準 ，無疑會削弱文史哲等基礎性學科的研究力度 。文史哲是  很難直接產出經濟效益的基礎性學科 ， 因此它們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來“養 ”， 但并不是直接花錢“養 ”一群學者 ，而是要通過“養項目 ”來“養人 ”，如實行學  術課題的招標制等。

　　在正規的學校教育之外 ， 電視和報紙已成為公眾獲取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主要  渠道 。調查數據顯示 ，有百分之八十四點二和百分之六十五點一的公眾通過電視和  報紙獲取人文社會科學知識 。除了電視和報紙之外 ， 占百分之二十三點七的雜志、 百分之二十點八的與親友同學談話 ， 以及占百分之十七點七的廣播 ，也是公眾獲取  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重要渠道 。然而 ，專業咨詢和參觀展覽卻名列最末 ，只占到了  百分之三點五和百分之二點五 。鑒于電視和報紙對傳播人文社科知識的巨大作用， 我們需要加大力度依靠大眾媒體 ，深入分析如何運用好這些工具 。但值得注意的  是 ，仍然有一部分人無法通過電視和報紙獲取信息 ， 因此我們也不能放棄利用其他  渠道 ， 向這部分群眾傳播人文社科知識 。調查結論指出 ， 目前公眾獲取人文社會科

　　學知識的渠道顯示出多樣性 。公眾文化程度越高 ，依靠圖書和報紙獲得知識的比例 也越高 ，文化程度越低 ，通過電視獲得知識的比例越高 ，小學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公 眾主要通過廣播和與他人談話獲得信息和知識。

　　值得注意的是 ， 目前公眾對公共文化設施和場所的利用狀況令人擔憂 ，在過去 的一年中 ，百分之六十八點四的公眾沒有參觀過博物館或展覽館 ，有百分之五十八 點四的公眾沒有去過圖書館或閱覽室 。但令人高興的是 ，有六十四點一的公眾曾經 去過書店或書市 。有學者認為 ，博物館和展覽館目前的處境說明這些場所吸引力不 強 ， 同時 ，博物館以往以“藏 ”為主的思路也制約了它與公眾的接觸 。現在 ，不少 博物館開始樹立起“藏 ”“展 ”結合的意識 ，此外 ，浙江等地的部分博物館和展覽 館向公眾免費開放 ，也將使它們成為向群眾傳播人文社科知識的一個重要窗口 。博 物館集中于城市 ，使它具有了一定的局限性 ，此外 ，博物館的特殊性質 ，決定了它 只能是一部分人的吸收社科知識的 “ 沃土 ”。博物館作為一個保存 “歷史 ” 的場 所 ，不能“戲說 ”，不能迎合觀眾而曲解歷史 ， 因此它的參觀對象往往是受過高等 教育 ，具有一定文化層次的人。

　　如果有一場普及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講座 ，你最希望聽到什么內容？ 調查結果 顯示 ，公眾對現代社會急需的經濟知識和法律知識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但是對文史 哲和藝術欣賞類的講座卻提不起興趣來 。有百分之三十一點一和百分之三十點二的 被調查者選擇了經濟知識和法律知識類的講座 ，而只有百分之六和百分之五點七的 人選擇文史哲和藝術欣賞類的講座 。百分之六十六點六的被調查者要求科普講座有 較強的實用性 ，能解決實際問題 。這與我國“倉廩實而知禮節 ”的傳統理念及馬斯 洛的需求層次理論都是遙相呼應的 ，人的基本需求是首先需要滿足的。

　　調查還顯示 ，有百分之六十六點八的人希望人文社會科學能提高自身的生存  和發展能力 ，其次是百分之六十六點四和百分之五十八點一的人希望這些知識能  提高道德和理論水平 ， 只有百分之十八四的被調查者希望提高自身的審美情趣。 分析指出 ， 由于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往往不被直接用于產生經濟效益 ， 因此人們對  它在提高自身道德和理論水平方面 ，也表現出很高的期望值 。調查認為 ，絕大多  數公眾已經意識到學習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重要性 ，對普及人文社會科學知識有  比較明顯的要求 ，尤其是對經濟類 、法律類和教育類知識的普及教育有較大的需

　　求 。知識的迅速更新是大力推廣社科知識的原因之一 。近些年來 ，政治 、經濟、 法學和社會學等學科都有了很大的變化 ，此外 ，如文學 、歷史等學科在方法論上  也有較大的改變 ， 因此把新知識向大眾普及已顯得十分迫切 。有學者認為 ， 目前  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普及受制于相關的建設 ， 主要有三大欠缺 ：缺乏國家級  的社科大獎 、缺乏社科類的院士 、缺乏全國性的社科機構 ，這其中既包括全國性  的社科政府機構 ， 又包括高級別的社科類群眾學術團體 。但要彌補這三大欠缺， 都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就能完成。

　　調查發現 ，公眾認為普及人文社會科學知識最有必要的三項措施是 ：政府每年 撥出充足的科普經費 ，政府出資在社區建設宣傳欄和活動場所 ，組織各類科普活 動 。據了解 ，我國各級政府已開始加大這方面的力度 ， 目前浙江已確定省 、市 、縣 三級政府以 2：： 的比例 ，來分擔社科知識普及經費 。可以確切地說 ，這是一份 內容豐富 、觀點鮮明極有代表性的中國公眾人文社會科學素養及需求調查的評價報 告 ，它將為政府的相關決策提供可靠的依據。

　　（二）第三方社會價值評判的多樣性。同一社會的同一項決策或同一事物 ， 由 于各階層的人對其了解程度不一 ，主觀感受不一樣 ，分析事物的角度不一致 ，他們 所做出的社會價值評判也往往有所不同 ，甚至大相徑庭 。如對實行大包干后的農村 生產關系變化的認識 。有人看到的是農村中人們的生產積極性由此得到了提高 ，商 品經濟意識增強 ，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有了一定的物質基礎 ，并得到了很大發 展 。而有人則在《社科信息》 一九九一年第四期上撰文認為 ， 目前農村普遍存在的 自由婚姻衰退 ，重新講究家族輩分 ，修族譜續家譜的事愈演愈烈 ，認干親 、拜把子 人數增多等新的社會性問題卻根源于斯 。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判斷 ，孰是孰非 ， 當然 需要再經過一定時間與空間的檢驗 ，才能做出較為中肯的社會價值評判。

　　再以對被譽為“共產主義小社區 ” 的河南省臨潁縣南街村的社會價值評判為  例 。 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 ，南街村始終堅持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人 ， 以雷鋒精神  鼓舞人 ， 以革命歌曲激勵人 ，堅持走集體共同富裕道路 。經過不懈的奮斗 ，成為享  譽國內外的全國文明村 、中國十大名村 、第一雷鋒村等 。它是集體主義經濟的代名  詞 ，先后獲得了“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 ”“全國模范村民委員會 ”“國家級生態村 ” “全國優秀鄉鎮企業 ”等殊榮 ，“南街村 ”商標為國家馳名商標 。南街村以其獨特的

　　發展模式和輝煌的成就 ，吸引了眾多游人前來參觀 ，先后有三十多位國家領導人和  兩百多位將軍到南街村視察 ，每年接待海內外游客五十余萬人次 。對于南街村建設  取得的顯著成績 ，人們紛紛給予高度評價和贊揚 。毛澤東式的集體主義因八十年代  取消人民公社而失去了影響力 ，但南街村卻把毛澤東的集體主義樹為旗幟 。已經富  裕起來的南街村被稱為“南街村現象 ”，引起了全國乃至世界的關注 。南街村“共  產主義的要素 ”的核心是獨特的平均主義的經濟體制 。村民們在村的行政機構及村  營企業上班 ，根據工作內容 ，每月付給一百五十元到兩百元的固定工資 。工資雖然  很低 ，但是村民免費享受糧食 、肉 、油等配給 。住宅 、教育 、醫療 、辦紅白喜事也  一概不收費 。如果村民上大學 ，學費也由村里負擔 。村民享受的福利費用每年每人  平均六千七百元 。南街村黨委始終把群眾的利益放在首位 ，致力于改善群眾生活， 由于集體經濟實力的壯大 ，公益事業得到了快速發展 ，相繼辦起了文化園 、文藝  廳 、圖書室 、燈光球場 、衛生院 、康壽樂園 ，并投資建起了現代化的幼兒園和中小  學校 ，創造了良好的教書育人效果 。當然 ，南街村模式的獨特理念和迅速崛起 ，也  引發了國內外對它眾說紛紜的社會價值評判 。有人稱之為“紅色大鍋飯 ”，“一個富  裕的大家庭 ，一座育人的大熔爐 ”；有人贊嘆它“ 民風淳樸 、社會安定 ”，“開辟出  了一塊沒有腐敗 、沒有貧富懸殊 、沒有精神滑坡的凈土 ”，“實現了昨日的理想與夢  想 ”，“與時代共輝煌 ”；也有人批評它“不符合現代文明準則 ，帶有‘原始 ’的村  社制度的痕跡或‘左 ’的印記 ”。有人認為它是“左 ”的思想的最后堡壘 ，是改革  開放中的“怪胎 ”；也有人說它是“新左派把‘文革 ’的合理因素制度化 ”；還有人  認為 ，“南街村模式是結合了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優點的制度創新 ”，是“對傳  統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超越 ”，“一個成功的典范。” 國外則有人稱之為“毛澤  東式的資本主義 ”，“用毛澤東思想這種獨特方式崛起的村莊 ”；也有人說它“置資  本主義于遺憾 ”，是“復活了的人民公社 ”；還有人說它“平等與發展并存 ”，“代表  了國際共運的希望 ”等。

　　這種社會價值評判的多樣性恰恰反映出不同思想學說的價值取向 ，它之所以引 起上下的關注和爭議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高舉毛澤東 思想和共產主義的旗幟 。這種似乎有悖于時勢的“包裝 ”，使之被視為“異端 ”“怪 胎 ”，一直游離于中國“ 主流政治 ”之外 ；又始終受到“ 主流政治 ”的關注 ，成為

　　一個熱門話題 ，一個“政治敏感題材 ”。我傾向于這樣一種社會價值評判 ：南街村  極具現代和傳統的兩種意義特征 。所謂“現代 ”，是指它開放的市場經濟意識 。在  當今改革開放的大趨勢下 ，抓住機遇迅速融入大市場 ，充分利用社區內外資源 ，合  理組合生產要素 ，引進現代科學技術和管理方式 ，構建起自己一套嚴格的經濟管理  運作體系 ，走出了一條農業產業化 、農村工業化的路子 ，實現了社區經濟發展的良  性循環 ，創造了高速增長的經濟效益 ，社區生產方式 、生活方式現代化程度較高。 所謂“傳統 ”，是指它以毛澤東思想為旗幟 ，高揚中華傳統理性文化 ，在本土文化  傳統的基礎上 ，營造出一種極具凝聚力與感召力的社區精神和社區意識 ，并以此調  動激發社區成員的熱情和信念 ，齊心協力為全社區的共同發展而努力 。這種現代性  和傳統性的有機結合 ，也是它成功的根本原因。

　　（三）第三方社會價值評判的歷史持久性。一般來說 ，較為準確的第三方社會 價值評判反映的是一種科學的認知觀 。它不僅要經得起當期的檢驗 ，更要接受歷史 的檢驗 。十七世紀三十年代 ，伽利略因宣傳哥白尼的日心說 ，而被羅馬宗教法庭以 反對教皇 、宣傳邪說的罪名判處終身監禁 。在當時神學一統天下的情況下 ，恐怕很 難有人認為這種判決是不公正的 。直到三百多年后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 ，羅馬教皇 才正式宣布對伽利略的判決是“善意的 ”錯誤 。其目的當然還是為了“捍衛 ”宗教 神學的“崇高性 ”，但也恰恰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第三方社會價值評判需要經過長 期歷史檢驗的必要性。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  過程中 ，創造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文化與革命精神 。 比如 ，井岡山精神 、長征  精神 、延安精神 、西柏坡精神 、雷鋒精神 、大慶精神 、大寨精神 、焦裕祿精神、 “兩彈一星 ”精神等等 ，這些寶貴精神的主要內涵是 ：革命加拼命 、嚴守紀律和自  我犧牲 、大公無私和先人后己 、不畏艱難險阻和戰勝一切敵人 、艱苦創業和勵精圖  治 、尊重科學和勇于登攀等 。它既是對一大批先進的中國共產黨人高貴品質的概括  與評價 ，也是中華民族一筆珍貴的精神遺產 。特別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 ，歷經艱  辛獲取不少經驗教訓的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文化創造進入了一個新的巔峰期。

　　中國共產黨人深深懂得 ，對“典型人物和群體 ” 的革命文化與革命精神的學 習 ，是對社會進行有效整合的一種重要手段 。喜歡英雄 、熱愛先進 、學習典型 、模

　　仿楷模 、崇拜偶像是人類個體社會化的一種重要方式 ，通過這些人物和群體的積 極 、健康的示范 、影響 、激勵 、帶動作用 ，推動個體接受社會公認的價值觀念和行 為方式。

　　眾所周知 ，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作為毛澤東“ 向雷鋒同志學習 ”題詞紀念日已  超過了半個世紀 。雷鋒 ，沒有像其他眾多典型人物那樣時過境遷 ，湮沒于舊塵 。 “雷鋒精神 ”作為中國精神領域獨特的文化符號 ， 內涵隨著時代變遷幾經轉折 。雷  鋒精神得以一直推行固然與幾代國家領導人的大力提倡和它本身的道德魅力有關 。 讓我們從雷鋒被“推出 ”的前后開始說起 ：雷鋒艱苦樸素的典型事跡 ，早在他犧牲  之前的一九六〇年 ，就由遼寧報紙從自然來稿中發掘出來 。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  《前進報》 發表 ，題為“ 毛主席的好戰士—雷鋒 ”，并轉發遼寧省各大媒體和新華  社 ，雷鋒的名字傳遍遼寧 ，不少報紙緊跟著報道了很多學雷鋒事跡 ，雷鋒在全國產  生了一定影響 ，一九六二年雷鋒原本還被定為國慶觀禮代表 。同年八月十五日 ，雷  鋒不幸犧牲 ，引發了遼寧人民自發學習雷鋒的高潮 ，人們紛紛參觀雷鋒遺物，《撫  順日報》 跟蹤報道 ，連載了二十四天長達五萬字的長篇通訊 《毛主席的好戰士》。 《遼寧日報》 刊登了一些雷鋒日記和雜文 ，影響很大 。一九六三年春，《人民日報》 刊登通訊 《毛主席的好戰士——雷鋒》， 配發評論員文章 《偉大的普通一兵》 和半  版日記 ，雷鋒的形象開始傳遍全中國 ，許多國家領導人得知后表示贊許。

　　經時任中央軍委秘書長羅瑞卿的鼓勵，《解放軍報》 發表署名本報特約記者陳 廣生的長篇通訊 《偉大的戰士》。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 、二月十六日 ，總政治部 和共青團中央先后向各級組織發出學習雷鋒的通知。《解放軍報》 持續大篇幅關 注 、報道學雷鋒情況 ，頻頻用頭版或數個版面的篇幅報道人們紀念 、學習雷鋒的各 種活動 ，對雷鋒的宣傳介紹則采取了消息 、通訊 、 日記摘抄 、連環畫 、圖片 、繪 畫 、回憶錄 、學習心得 、詩詞 、雜文 、篆刻 、學雷鋒歌譜 、宣傳畫配雷鋒語錄等各 種各樣的形式 ，客觀上為三月五日國家領導人題詞埋下了伏筆 ，作了鋪墊 。當時 《中國青年》 雜志希望自己的宣傳能后來居上 ，經過討論 ，決定出一期學雷鋒專 輯 ，并請毛主席和周總理題詞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他們就拿到了主席“ 向 雷鋒同志學習 ” 的題詞 。最后他們決定不獨家發表 ，而是與其他新聞單位一同發 表 。羅瑞卿指示 ：定在三月二日 ， 由新華社統一發表 ，各報同時刊登 。后來因為宣

　　傳需要 ，羅又指示各報三月五日見報 。于是我們今天能看到的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 四個版的 《解放軍報》， 在頭版上刊登了頭條毛主席的題詞 ，次頭條羅瑞卿的“學 習雷鋒 ”的長信 ，還有關于《中國青年》 學雷鋒專輯的內容的消息 ， 中央人民廣播 電臺廣播雷鋒生前講話錄音的消息 ，雷鋒事跡展覽照片出版的消息 ；二版整版為通 訊《英雄行為和高貴品德的源泉——記雷鋒同志學習毛主席著作》 以及后來唱遍全 國的“ 唱支山歌給黨聽 ”的圖配文 ；三、四版上也是相關的消息和文藝作品。

　　自此 ，學習雷鋒的活動由自發轉到由中央宣傳機構主導 ，也就逐漸成為全國全  民的運動 。“雷鋒 ”是中國精神文明建設領域最大的“ 品牌 ”，也是新中國媒體典型  報道最重要的一個“ 品牌 ”。因為“雷鋒精神 ”處處體現的是做人的一種崇高精神  境界 。這就是雷鋒熱愛祖國 、熱愛人民 、忠于黨 、忠于社會主義事業的政治理想， 艱苦奮斗 、 自強不息的革命意志 ，愛崗敬業 、盡職盡責的工作態度 ，努力學習 、刻  苦鉆研的進取精神 ， 團結友愛 、助人為樂的道德修養 ，見義勇為 、奮不顧身的英雄  氣概 。雷鋒身上所體現的這種精神 ，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與共產主義偉大理想相結  合而孕育出來的民族精神 、時代精神 ，它展示了共產黨人的特殊品格 ，體現了中華  民族的優良傳統 。一個僅有二十二年短暫人生的普通戰士 ，能夠在身后贏得億萬人  民群眾如此崇高而長久的敬意 ，能夠對社會道德風尚產生如此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這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上都是極為罕見的 。這一事實表明 ，雷鋒精神反映了人民群眾  的心聲 ，適應了時代發展的要求 ，代表了社會前進的方向 ， 因而具有無限的生命力。

　　再談作為共產黨領導干部楷模的“焦裕祿精神 ”。焦裕祿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  黨員和優秀縣委書記 ，是人民的好公仆 ，是廣大干部學習的好榜樣 。他在擔任中共  蘭考縣委書記的日子里 ，帶領全縣人民不怕困難 、艱苦奮斗 ， 自強不息 、頑強拼  搏 ， 同內澇 、風沙 、鹽堿進行堅決斗爭 ，表現出了大無畏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 。他  始終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想的仍然是群眾的幸福安康 ，充  分體現了共產黨人一心為民的崇高風范 。焦裕祿真正做到了把為黨和人民的事業而  奮斗作為人生的最高目標 ，把為人民服務作為人生的最大追求 ，權為民所用 、情為  民所系 、利為民所謀 。一九六二年冬 ，焦裕祿受黨的委派來到了蘭考 ， 當時正是我  國國民經濟處于暫時困難時期 ，蘭考的風沙 、內澇 、鹽堿等三大自然災害很嚴重， 農業產量很低 ，群眾生活很苦 。焦裕祿同志以高度負責的革命精神 ，對干部和群眾

　　進行思想教育 、階級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 ，激起縣委領導班子和人民群眾抗災自救  的斗志 ，掀起了挖河排澇 、封閉沙丘 、根治鹽堿的除“三害 ”斗爭高潮 。在各項工  作中 ，焦裕祿以身作則 ，帶病實干 ，嚴于律己 ，關心群眾 ，后來 ， 因積勞成疾 ， 以  身殉職 。焦裕祿逝世后 ，人們在他的日記本上 ，看到了這樣一段話 ：“我想 ，作為  一個革命戰士 ，就要像松柏一樣 ，無論在烈日炎炎的夏天 ，還是在冰天雪飄的嚴  冬 ，永不凋謝 ，永不變色 ；還要像楊柳一樣 ，栽在哪里活在哪里 ，根深葉茂 ，茁壯  旺盛 ；要像泡桐那樣 ，抓緊時間 ，迅速成長 ，盡快地為人民貢獻出自己的力量 ”。 這也是焦裕祿對自己一生所走過道路最生動的寫照 。焦裕祿在黨的哺育下 ，從一個  受盡日寇 、地主殘酷壓迫的長工 ，迅速成長為一名共產主義戰士 。在炮火連天的戰  爭年代 ，他懷著刻骨的仇恨 ，大智大勇地同敵人進行了頑強的戰斗 ；在暴風驟雨的  土改運動中 ，他不畏艱險 ，敢作敢為 ，積極參加了鏟除封建剝削制度的斗爭 ；在社  會主義建設過程中 ，他勤學苦練 ，又紅又專 ，成為工業戰線上的一名尖兵 ；在建設  社會主義新農村 ，與大自然的搏斗中 ，他又以最大的膽略 ，喊出了一個共產黨員的  最強音 ：“不制服蘭考的‘三害 ’死不瞑目！”焦裕祿同志不愧為黨的好干部 ，不愧  為人民的好兒子 ，不愧為縣委書記的好榜樣 ，不愧為人民群眾的貼心人 。他的一生  是革命的一生 ， 戰斗的一生 ，光輝的一生 。他沒有死 ，將永遠活在全國人民的心  里！《人民日報》 曾發表長篇通訊 《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 并連續發表社論， 高度贊揚焦裕祿同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 ，毛主席  親切接見焦裕祿的二女兒焦守云 ，并合影留念 。同年十月一日 ，毛主席又接見了焦  裕祿的大兒子焦國慶 。周恩來總理也接見了焦裕祿的大女兒焦守鳳 ， 以示褒獎。

　　大慶則是六十年代初我國工業戰線上最著名的先進典型 ，是英雄集體的典范。 中央當時號召開展“工業學大慶 ”運動 ，主要是要求學習大慶自力更生 、艱苦奮斗  的精神 ， 以推動全國工礦企業和社會主義建設向前發展 。 因地制宜地推廣大慶經  驗 ，也確曾在一段時期內對我國工業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我國石油資源較  為豐富 ，是世界上最早發現和利用石油的國家之一 。但舊中國在反動階級的統治  下 ，石油工業基礎極其薄弱 ，原油產量極低 。一九四九年 ，全國原油產量僅十二萬  噸 ，總共只有八臺淺井鉆機 、四十多名石油技術人員 。外國石油公司壟斷了中國的  石油市場 ，從中國人民身上榨取了大量的高額利潤。

　　新中國的誕生揭開了中國石油工業的新篇章 。毛澤東一直十分重視石油在國民  經濟中的地位 。一九五二年二月 ，他親自發布命令 ，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十九軍五  十七師轉為石油工程第一師 ，支援石油工業建設 。一九五三年 ，毛澤東對地質部長  李四光說 ，要進行建設 ，石油是不可缺少的 。我國制定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 ，也把  勘察石油資源 、發展石油工業作為一項重要內容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毛澤  東在聽取石油部工作匯報時 ，對石油生成 、儲油構造 、如何找油 、石油煉制等作了  詳細了解 。當毛澤東得知西北地區 、東北松遼平原 、華北平原的廣大地區都是很有  希望找到石油的地區時 ，他說 ，美國人（指有些美國地質學家）講中國地質老 ，沒  有石油 ，看起來是有的 。怎么樣 ，石油部也給我們樹立點希望 。這段話語重心長， 既是鼓勵 、期望 ，又是極大的鞭策 。當他得知一九五五年天然石油年產量不足五十  萬噸 ，遠遠不能適應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 ；一些世界先進的石油勘探開發技術還沒  有掌握 ；用于天然石油勘探的資金很緊張 ，在戈壁 、荒灘 、沙漠野外勘探開發工作  十分辛苦時 ，很有感慨地說 ：“搞石油艱苦啦！ 看來發展石油工業還得革命加拼  命。”毛澤東這些意見 ，成為發展石油工業的重要指導思想 。它使人們清醒地認識  到 ，要盡快掌握先進的科學技術 ，要打開石油工業的新局面 ，必須自力更生 、艱苦  奮斗 ，這為以后大慶油田的發現和石油會戰 ，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一九五八  年 ，地質部和石油部在李四光的地質理論指導下 ，把石油勘探重點轉移到被外國專  家判定為“無原油 ”的東部地區 ，在東北 、華北等幾個大盆地展開了區域勘探 。一  九五九年九月六日 ，在東北松遼盆地陸相沉積巖中發現工業性油流 。這是中國石油  地質工作取得的一個重大成就 ， 時值國慶十周年 ，這塊油田因此命名為“ 大慶 ”。 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三日 ，石油部根據松遼盆地探井接連出油的新發現 ，在《石油工  業部黨組關于東北松遼地區石油勘探情況和今后工作部署問題的報告》 中 ， 向中央  提出集中石油系統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 ，用打殲滅戰的辦法 ，來一個聲勢浩大的大  會戰 ，一鼓作氣 ， 以最快的速度拿下大慶油田 。黨中央 、毛主席熱情地支持社會主  義建設中的這一創舉 。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日 ， 中央下發文件 ，迅速批準關于大慶  油田勘探開發大會戰的報告 ，指出這次大會戰“對于迅速改變我國石油工業的落后  狀況 ，有著重大的作用 ”，要求各地區有關部門給予大力支持 。大慶石油會戰的進  行 ，是中國石油發展史上一次偉大的轉折 ，從這一年起 ， 中國原油產量急劇增長。

　　一九六〇年五月 ，在余秋里 、康世恩等的領導下 ，石油工業部集中全國三十多  個石油廠礦 、院校的四萬名職工 ，調集七萬多噸器材設備 ，來到了茫茫的大草原。 當時的艱苦狀況實在令人難以想象 。幾萬人包括幾千名工程技術人員 ，其中有大學  教授 、博士 ，一無房屋 ，二無床鋪 ，連鍋灶等生活用具也很不夠 。人們支起帳篷、 搭起活動板房 ，有的人在不知道什么時候被廢棄的牛棚 、馬廄里辦公 、住宿 。有的  人什么都找不到 ，勞動了一天 ，夜晚干脆往野外一躺 ，幾十個人扯一張篷布蓋在身  上 。雨季 ，在帳篷 、活動板房 、牛棚馬廄里 ，外面大下 ，里面小下 ，外面雨住了， 里面還在滴答 。夜里 ，有些人索性擠成一堆 ，合頂一塊雨布 ，坐著挨過一宿 ，第二  天照樣干 。在東北地區 ，冬天來得早 ， 國慶節前后就下雪 ，沒有房子 ，露營是待不  下去的 。怎么辦?出路只有一條 ，就是發動群眾 ，在搞勘探 、搞建設 、搞生產的同  時 ，擠出時間自己動手修土房子 。大家不分地位高低 、職務大小 ，男女老少一起上  陣 ，挖土打夯 ，沒有工具的用腳踩 ，建成三十多萬平方米的“干打壘 ”，就這樣度  過了嚴寒的冬天 。吃得也很困難 。糧食蔬菜供應不上 ，就打草籽 、挖野菜充饑 。后  來又發動職工 、家屬集體開荒種地 、養豬等 ，解決生活困難 。不但生活方面艱苦， 生產方面同樣困難重重 。幾十臺大鉆機在草原上一下子擺開 ，設備不齊全 、不配  套 ，汽車 、吊車數量不足 ，沒有公路 ，道路泥濘 ，供水供電設備缺乏 ，工作條件很  差 。在這種情況下 ，大慶人硬是團結一致 。鼓足干勁 、知難而上 ，苦干硬干 ，千方  百計打上去 、啃下來 。他們采用人拉肩扛加滾杠的辦法 ，把幾萬噸的設備器材從火  車上卸下來 ，連五六十噸重的大鉆機也是用這種方法 ，拖到幾公里之外的井場上安  裝起來 。鉆機安裝好以后 ，水供不上來 ，大家就排成長隊 ，用水桶臉盆從幾百米以  外的水池打水傳遞過來 ，一打就是幾十噸 ，保證了鉆井需要 。到一九六三年底 ，大  慶經歷三年多的艱苦會戰 ，取得了巨大的成績：

　　一是拿下了一個大油田 。大慶油田是世界上特大油田之一 ，探明儲量為二十六 億七千萬噸。

　　二是建成了年產原油幾百萬噸的生產規模和大型煉油廠的第一期工程 。達到年 產原油幾百萬噸這樣的生產規模 ，大慶油田比前蘇聯第二大油田——杜依瑪茲油田 速度要快一倍。

　　三是三年多累計生產原油一千多萬噸 ，油田生產管理水平不斷提高 。所有生

　　產井全部做到井場無油污 、井下無落物 ，這是許多國家在油田生產管理上也沒有 做到的。

　　四是進行了大量的科學研究工作 ，解決了世界油田開發上的幾大技術難題 。大 慶油田在對八十五口探井資料 、兩千八百多塊巖心樣品分析數據進行大量科學研究 的基礎上 ，還解決了對多油層油田分層開采 、對含蠟多 、凝固點高 、黏度大的原油 的集中和輸送等世界油田開發上的幾大技術難題。

　　五是經濟效益好 。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三年共用國家投資七點一億元 ，除全部 投資收回外 ，還為國家積累資金三點五億元。

　　六是取得了豐富的經驗 ，鍛煉培養出一支有階級覺悟 、有技術素養 、干勁大、 作風好 、有組織有紀律 、能吃苦耐勞 、能打硬仗的石油工業隊伍 。鐵人王進喜等英  雄人物便是這支隊伍中涌現出來的優秀代表。

　　大慶石油會戰的勝利意義在于 ：大慶油田是根據我國地質專家獨創的石油地質 理論進行勘探而發現的 ，它的全部開發過程是在困難的時候 、困難的地方 、困難的 條件下完全依靠自力更生 、艱苦奮斗進行的 ，沒有任何洋人插手 ，而且水平達到一 流 。大慶石油會戰的勝利使帝國主義在經濟上封鎖我們的企圖遭到了失敗 ； 中國依 賴洋油的時代一去不復返 。因此 ，大慶石油會戰同時打了一個漂亮的政治仗 、志氣 仗、經濟仗和科學技術仗。

　　毛澤東對石油部學習解放軍的經驗和作風 ，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把全國石油廠  礦力量組織起來打殲滅戰 ，多次給予贊揚 。當石油會戰取得初步成果 ，一個特大油  田（大慶油田） 已經勝利在握的時候 ，毛澤東又熱情給予鼓勵 。一九六四年一月七  日 ，毛澤東在聽取全國工業交通情況匯報時 ，指示報紙要寫點新鮮事物 ，報道學習  解放軍 、學習石油部 ，并在會上表揚了石油部經驗和大慶鐵人王進喜 。二月九日， 毛澤東在接見外賓講到大慶石油會戰取得的進展時 ， 自豪感溢于言表 ：“他們用比  較少的投資 、比較短的時間 ，全部自己制造的設備 ，在三年中找到了一個大油田， 建成了年產六百萬噸的油田和建設了一個大的煉油廠 ，而且比蘇聯先進。” 同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傳達石油工業部關于大慶石油會戰情況的報告的通知》。“大慶  精神 ”所體現的是我國勞動人民自力更生 、艱苦奮斗的精神 。大慶人通過學習毛澤  東的《實踐論》 和《矛盾論》， 靠“兩論起家 ”，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去分析 、研

　　究 、解決工作中的一系列問題 。同時堅持集中領導同群眾相結合的原則 ，堅持高度 革命精神同嚴格科學態度相結合的原則 ，堅持技術革新和勤儉建國的原則 ，全面體 現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多快好省的要求。

　　從雷鋒 、焦裕祿到大慶人 ，他們都樂于奉獻 ，敢于進取 。“奉獻 ”是這些共產  黨人精神的最集中的體現 ，它又是以“ 自我犧牲 ”為核心的 ，這種“犧牲 ”包含著  財力 、物力 、體力 、智力 ，有時甚至是自己的生命 。它是人們正確人生觀 、價值觀  的生動演繹 ，它決定著人們價值取向 。以“為人民服務 ”的人生觀作為人生支柱的  奉獻精神 ，決定了當今時代“義 ”與“利 ”統一的價值觀和評判標準 ：凡是為推動  社會生產力向前發展 ，符合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種物質與精神創造及其奉獻， 都是有價值的 。恰如愛因斯坦所說 ：“一個人的價值 ，應當看他貢獻什么 ，而不應  當看他取得什么。”

　　第二節  事物可知度及其對社會價值評判的影響

　　世界上某一事物的產生 、發展乃至變化 ，既不是孤立的 ， 同時也是表現出了一

　　個過程的 。 由于某些事物發展的特殊性 ，人們想要比較全面真實地了解它 ，是很不  容易的 ，其可知程度也是相當有限的 ，它會受到各方面條件的限制 。如果我們僅憑  一鱗半爪的事實 ，或者是一些當事人的一面之詞 ，甚至是故意提供的已經歪曲了的  情況 ，那是很難做出準確的社會價值評判的 。因為符合歷史的客觀事實的社會價值  評判 ，往往需要當事人提供的全部真實情況乃至時間的檢驗 。就以第二次世界大戰  中轟動一時的“赫斯駕機飛英之謎 ”為例 。希特勒的第二號幫兇魯道夫·赫斯于一  九四一年五月突然獨自駕機飛往英國 ，被希特勒稱之為“瘋子 ”和“叛徒 ”；許多  國家則又傳聞赫斯是奉希特勒之命去同英國秘密談判單獨媾和 。據前蘇聯情報機關  一九九〇年公布的檔案材料宣稱 ：赫斯是受英國軍事情報機關的引誘 ，前去商談秘  密和約的條件 。英國政府除宣稱赫斯患有精神分裂癥之外 ，對傳言只字不提 ，并把  其在英羈押五年的情況列為絕密檔案 ，要在一直不肯吐露實情的赫斯死后（他于  187 年 3 歲高齡自殺于德國斯道監獄） 三十年 ， 即二〇一七年才能公布 。于是， 眾說紛紜的“赫斯之謎 ”也只得變為真正的“跨世紀之謎 ”。同時 ，歷史唯物主義

　　也告訴我們 ，人們的認識往往要受到諸多的限制 ，歸納起來 ， 主要有這么一些因 素：

　　（一）事物本身的隱秘性。有的事情在一定的時期內具有秘密性 ， 即所謂“核  心機密 ”不便公之于眾 。如中美正式建立外交聯系前的一九七一年初曾商定把巴黎  作為兩國秘密聯絡通道 ， 中方以駐法大使黃鎮為聯絡代表 。當年七月十九日上午， 我駐法使館第一次接待了美駐法使館武官沃爾斯特 。下車伊始 ， 沃爾斯特便說： “我的行動十分注意保密 ，連美國駐法大使也不知情 ，渠道來往的口信都將繞過國  務院和國防部直通白宮。”作為對等的要求 ， 中方也采取了嚴格的保密措施 。爾  后 ，通過巴黎渠道商談了當年十月五日國務卿基辛格訪華以及次年尼克松總統訪華  等許多具體事宜 ，直到實現尼克松訪華并在雙方互建聯絡處為止 。類似機密之事， 如果不是當事人的事后透露 ，知情者又能有幾個呢?

　　再以一九九三年才公開的毛澤東對達賴叛逃事件的決策為例 。一九五九年三月  十日 ，西藏分裂主義勢力公開發動武裝叛亂 。三月十七日夜 ，叛亂集團挾持達賴從  羅布林卡附近渡過拉薩河 ，一路上沒有受到任何阻擋 ，順利到達了山南地區 。令人  費解的是 ，在公開叛亂發生一周后 ，達賴為什么能在解放軍嚴密警戒下順利出逃？ 這個歷史之謎公之于世后 ，才知是毛澤東下了“不要阻截他們 ”的命令 。早在叛亂  次日（11 日）， 毛澤東在湖北武昌知此消息后 ，就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公開叛亂問題  給中央 、西南局 、西南軍區 、西藏工委及西藏軍區發出急電 。電文指出 ：“西藏工  委目前的策略 ，應是軍事上采取守勢 ，政治上采取攻勢 。 目的是分化上層爭取盡可  能多的人站在我們一邊 。并為教育下層準備群眾條件。” 電報還特別指出 ：如果達  賴及隨從逃走時 ，我軍“一概不要阻截他們 ”。當達賴出逃時 ，我軍早已做好一切  準備 ，對拉薩形成合圍之勢 ，只要中央下達阻截令 ， 噶廈叛亂集團不可能有一個能  離開拉薩半步 。正如當時西藏軍區參謀長李覺在回憶錄中所說 ：“一九五九年三月  十七日夜 ，達賴他們在拉薩河北岸沙灘準備渡河時 ，我們早已將大炮對準了他們， 只要我們的炮一響 ，他們沒有一個人能活著離開河邊沙灘 。但是中央沒有阻截命  令 ，我們是靜靜地坐在林子中 ，憑著月光看著他們驚慌地 、用牛皮船一船一船地往  拉薩河南岸渡人。” 網開一面 ，放達賴一行逃往山南 ，這是毛澤東當時的政治策  略 。他老人家同時指出 ，不論達賴去向是山南還是印度 ，都讓他們去 。這樣到了三

　　月三十一日 ，達賴一行 ，終于又出逃印度 。 自此 ，達賴開始了多年來在印度的流亡 生活。

　　又如一九五八年八月 ，毛澤東直接做出了震驚世界的炮擊金門的決策 。據主要 當事人葉飛將軍回憶 ，炮擊開始后 ，大 、小金門蔣占島嶼 ，包括金門唯一的港口料 羅灣及海面 ，完全被我炮火封鎖 ，截斷了金門和臺灣的海上通道 。蔣介石即刻要求 美軍護航 ， 以恢復金門的海上補給線 。九月七日 ，美軍以美艦護航 ，組成一支海上 編隊 ，美軍艦只配置在海上縱隊左 、右兩側護航 ，把蔣軍戰艦和運輸船只夾在中 間 ，兩者相距僅兩海里 。這時 ，打不打美蔣海軍聯合縱隊 ，就不僅是一個單純的軍 事行動 。經急電請示 ，毛主席做出決策： 只打蔣艦 ，不打美艦 ，而且要待其抵達料 羅灣港口時才打 。作為前線指揮員的葉飛 ， 當時也只是執行命令 ，并未完全領會最 高統帥的意圖 。結果我軍一開炮 ，美艦丟下蔣艦及運輸船只 ，掉頭向臺灣方向逃 去 。蔣艦被我擊沉三艘 ，擊傷數艘 ，也慌忙逃竄 。葉將軍事后才明白 ，毛主席之所 以命令只打蔣艦 ，不打美艦 ，并且規定如美艦向我開火 ，我軍也不予還擊 。這一切 都是在試探美帝國主義所謂“美蔣共同防御條約效力 ”究竟有多大 ，美軍在臺灣海 峽介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 。 由此可見 ，作為非直接決策者要想了解某項決策全過 程 ，尤其是處理突發性事件時主要決策者的思想活動 ，其可知度是多么有限。

　　（二）事物自身的不確定性。從實踐中看 ，某些事物的發展變化 ， 自身的確有 某種程度的不確定性 ，人們從不同的角度看 ，就會有不同的理解 。如列寧逝世以 后 ， 托洛茨基聲稱列寧有意讓他作為接班人 ，并指責斯大林隱瞞了列寧的 “ 遺 囑 ”；而斯大林也毫不客氣地引用列寧“遺囑 ” 中的某些話 ，論證列寧對自己的信 任 ，從而使自己成為事實上的接班人 。前些年 ，隨著原蘇聯官方對一些歷史人物重 新評價 ，又有人說列寧臨終前曾有意把黨的事業交給布哈林領導 ，這種種說法都引 自所謂列寧的“遺囑 ”。那么 ，列寧有沒有一份正式的遺囑呢？ 列寧是否曾明確表 示過由誰做他的接班人呢?

　　其實 ，列寧在臨終前那段時間內 ， 曾為后人留下了五篇重要論文和一批書信， 所謂列寧的遺囑《給代表大會的信》 僅是其中的一封 。他本人也未必就把這份文件  當做正式遺囑 。盡管信中的確涉及了他去世以后國內的政局 ， 國家面臨的危險以及  黨的領導人的繼承等所有重大問題 。列寧對當時蘇共黨內六個最高領袖人物分別作

　　了評述 ，在肯定他們主要優點與才能的同時 ，也明確指出了他們的不足之處 ，沒有 全盤否定其中某個人的意思 。也許列寧的著眼點就不是放在個人交接班上 ，而是寄 希望于集體領導的加強乃至民主集中制與黨內監察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他考慮問題 的出發點是如何防止黨的分裂 ，保持黨的集體領導的穩定性 。故而斯大林 、托洛茨 基 、布哈林等均不應僅以“遺囑 ”為根據 ，把自己作為列寧指定的接班人 。后來者 之所以拿出這封信作“大旗 ”，只是利用了這一問題提出后的不確定性。

　　真正能在事物發展處于青萍之末時就能洞察其前景 ，預言其變化的畢竟不多。 作為偉大國際戰略家的毛澤東可稱作是這極少數人中間的杰出代表 。朝鮮戰爭爆發  后 ，黨中央 、毛主席估計到美國可能全面出兵干涉朝鮮 ，所以迅速決定組建東北邊  防軍 ， 以防不測 。現有史料表明 ，不僅如此 ，毛澤東當時就曾預言 ，美軍可能在仁  川登陸 。此事的當事人李相朝于朝戰爆發后不久 ，受金日成委派前往中國通報朝鮮  戰況 。他拿出隨身攜帶的朝鮮軍用地圖 ， 向毛澤東詳細介紹了朝鮮戰場的軍事形  勢 ，并且表示對戰局發展趨勢抱樂觀態度 。毛澤東卻指著地圖上朝鮮半島西海岸三  個港口說 ，要防止美軍從海上迂回朝鮮人民軍背后 ，從這三個地點登陸 ，其中就包  括仁川港 。示意李相朝馬上回國 ，告訴金日成同志趕快部署防止美軍登陸措施 。果  不出所料 ，李相朝回國后不久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五日 ，美軍從仁川登陸 ，朝鮮戰  局就此發生了逆轉。

　　然而 ，更令人傷腦筋的是在某些事物發展的初期 ，或者突發性事件出現時 ，其 不確定性因素較多 ，真假難辨 ，使人們很難做出準確判斷 ， 即使事情發生在以精明 著稱的情報部門首腦身上也不例外 。據透露 ， 曾任美中央情報局首腦的安格爾頓曾 接到一個化名“尼克·奈克 ”的蘇聯軍事情報官提供的秘密情報 ，他交代了蘇聯在 全世界搞間諜滲透的概況 。而安格爾頓當時判斷 ，這個蘇聯間諜的活動是蘇聯陰謀 在美國安插間諜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 。于是 ，他不予重視 ，并將有關卷宗扔進了保 險柜 。但安格爾頓的繼任者喬治·卡拉里斯上任后 ，卻按尼克·奈克交代的線索逮 捕到了一些蘇聯的重要間諜 ，從而證實了情報的可靠性 ，但此時這些間諜又多干了 七至十年 。安格爾頓試圖保衛中央情報局不受蘇聯間諜滲透的努力 ，恰恰造成了他 的失職。

　　又如二戰期間 ，德國駐莫斯科大使舒倫堡伯爵曾冒險把德國即將進攻蘇聯的消

　　息向當時在莫斯科的蘇聯駐德大使弗·杰卡諾佐夫作了透露 ，甚至說出了進攻的詳 細日期 ，這是外交史上史無前例的事件 。蘇軍最高統帥斯大林卻懷疑“希特勒是在 嚇唬人 ”，并因此“忽視了其他許多警告 ”。不幸的是 ，弗·杰卡諾佐夫所反映的情 況是真實的 ，蘇聯失去了蘇德戰爭爆發前采取防范措施的有利時機。

　　（三） 由故意制假造成的不真實性。新中國發展史上 ， 因主要領導人受下屬蒙 騙而不能形成符合實際決策的事時有發生 ， 即使是在當時以“清正廉明與強勢 ”著 稱的領導也難以幸免。《中國農民調查》 一書中曾披露過這么一件事 。那是一九九 八年五月下旬 ，剛剛出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镕基來皖考察 。他的目的很明確 ，就是想 看看安徽的廣大農村對他過去制定的糧食收購政策執行的情況 。然而 ，安徽某些人 欺騙朱總理卻也是沒商量的。

　　安徽人當然知道南陵縣是朱镕基的祖籍地 ，所以這次的考察就被安排在了皖南  的南陵縣 。南陵是江城蕪湖市轄下的一個產糧大縣 。俗話說 ，“蕪湖米市南陵糧  倉 ”，蕪湖市是中國著名的“ 四大米市 ”之一 ，“蕪湖米市 ”的盛譽就是靠“南陵糧  倉 ”支撐的 。事實上 ，南陵不僅產糧 ，還盛產油 、棉 、茶 、桑 ， 自古便是富甲一方  的“魚米之鄉 ”。南陵作為產糧大縣絕非徒有虛名 ，但是當得知朱镕基總理將前往  南陵檢查落實國家糧食收購政策的情況時 ，南陵縣和蕪湖市的領導還是慌了手腳。 因為 ， 當時南陵的糧倉里確實又是無糧的。

　　國有倉庫無糧 ，說奇怪其實并不奇怪 。國家制定的糧食收購政策 ，讓地方實在  難以執行 。中央定價 ，放開收購 ， 出現虧損 ，卻是由地方財政補貼 。那幾年糧食越  來越不值錢 ，產糧大縣干部職工的工資都發不出來 ，哪有錢往糧食上補貼呢？ 沒有  補貼 ，負責收購糧食的糧站 ，干脆拒收 。所以 ，許多糧站寧愿讓糧倉就這樣空著。 現在朱镕基要來 ，無論南陵縣 ，還是蕪湖市 ，都不希望讓他看到這里并沒有執行國  家的糧食政策 ； 明知這種政策不大切合實際 ，卻只想讓總理看到他的祖籍之地政通  人和、經濟繁榮 。于是 ，只有造假。

　　當時 ，南陵縣峨嶺糧站 ， 已經是一家嚴重虧損的國有企業 ，除去其中的六號倉 尚儲有部分糧食外 ，其余號倉基本無糧 。峨嶺造假是從五月十八日這天開始的 ，可 以說 ，興師動眾 ，聲勢浩大 ，突擊調運的一千零三十一噸糧食 ，分別來自三里 、煙 墩 、工山 、陳橋等地 。連駕駛員在內 ，前后兩百余人參與了糧食的運輸和進倉工

　　作 。五月十八日到二十一日 ，這四天 ，峨嶺糧站的職工們幾乎沒睡上一個囫圇覺。 糧站站長劉鴻第一個晚上忙到凌晨兩點 ，第二個晚上干到凌晨四點 ，接下去就又干  了兩個通宵 。在那令峨嶺人難忘的四天四夜里 ，小鎮上所有的飯店和茶館 ，都擠滿  了輪番前來吃飯或喝茶的搬運工人 ；糧站內外汽車絡繹不絕 ， 鬧得附近的居民徹夜  不寧 。那時縣里分管糧食工作的是胡錫萍副縣長 ，考慮她是位女同志 ，難當此任， 就將主管教育工作的年輕副縣長湯春和派到運糧第一線 。劉鴻站長在接受作者采訪  時 ，他說個頭不高 、長得胖胖的湯春和副縣長 ，始終就在現場坐鎮指揮 。朱镕基到  達的前一天 ，蕪湖市委副書記倪發科還領著省 、市 、縣一大幫人趕去驗收 。因為倪  發科在南陵當過縣委書記 ，南陵縣的老百姓大都認得他 ，至于這場造假的最高策劃  者是誰 ，誰也說不清。

　　總理視察的這一天 ，糧站的所有職工被告知不得進站 。站長劉鴻被臨時降位倉  庫管理員 ，峨嶺糧站站長由三里中心站站長俞水華所取代 。身降“ 大任 ” 的俞水  華 ，那幾天比誰都忙 ，忙著背熟先由上面寫好的材料 ，背熟預先編好的各種數字， 特別是中央有關糧食工作的政策規定 ，要求爛熟于心 ， 以應對朱總理隨時可能會提  出的一切問題 。于是一切安排就緒 ，就這樣 ，朱镕基一行渾然不覺地走進了一個誘  人的騙局。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時許 ，朱镕基與在場的人高興地握手并詢問相 關的情況 。 回答朱镕基提問的 ，是峨嶺糧站的假站長俞水華 。他其實也不過是這場 鬧劇中的一個活道具 ，俞水華必須按照預先為他編寫好的臺詞 ，在別人的導演下現 場演戲 。這一切 ，都被中央電視臺錄制在后來向國內外公開播放的新聞畫面上。

　　朱镕基關切地問 ：“你們敞開收購了嗎？”這是他最放心不下的 。 由于農業上連 續豐收 ，糧價不斷下跌 ，各地糧站的收購不積極 ，再不按照國家規定的保護價敞開 收購農民手中的余糧 ，農民就會吃虧 ， 同時還會挫傷農民種糧的積極性 ，從而使得 糧食生產的持續穩定增長就難以得到保證 。只見俞水華字正腔圓地回答 ：“敞開收 購了！”朱镕基十分滿意地點著頭問 ：“你去年收了多少糧食？”俞水華滿懷豪情地 撒開了彌天大謊 ：“去年收購五千噸 ，而過去一年都在一千七百噸左右。”朱镕基又 問 ：“你這個糧站收一個鄉還是幾個鄉的糧食呀？”“一個鄉。”這時朱镕基若有所思 地提了一串問題 ：“這個鄉有多少畝田？ 畝產一般是多少？ 總產量又有多少？”俞水

　　華不假思索地答道 ：“全鄉兩千三百畝田 ，一年產量一萬五千噸。”俞水華只知道按 照準備好的資料背數字 ，卻忽視了這些數字背后可能出現的破綻。

　　果然 ，朱镕基反過來給俞水華算細賬了 ：“你雖然收了不少 ，但除去農民口糧 和種子 ，你還是沒有完全收盡余糧嘛！這怎么叫‘ 敞開收購 ’呢？ 雙季水稻難道畝 產不到七百斤嗎？ 你得講實話啊！”俞水華是個機靈人 ，事先早已對各種可能會出 現的情況都做了最充分的準備 ，這時明知露了馬腳 ，卻并不慌亂 ，反倒顯得更加鎮 定 ，并且自自然然地攤開雙手 ，為難地說 ：“我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現有的糧 庫都用上了 ， 已經爆滿了！”朱镕基環顧一下四周的糧倉 ，微笑了 。這時 ，俞水華 恰到好處地作了一個歡迎總理進倉視察的手勢 。朱鎔基于是在俞水華的引導下 ，走 進了三號糧倉 。望著堆碼整齊的高高的糧垛 ，朱镕基忍不住要親自登一登糧堆的高 處 。因為糧堆的一邊非常陡峭 ，為安全起見 ，隨行的兩名保衛人員不得不慌忙跟上 去 ，各自伸出一只手從后面緊緊支撐著總理的后背 。登上糧堆最高處的朱镕基 ，看 到由他制定的糧食政策不但被落到了實處 ，而且還完成得這么好 ，顯然是出乎意料 的好 ，就十分開心地笑了。

　　當天 ，在蕪湖市召開的座談會上 ，他動情地說道 ：“在我擔任副總理期間 ，我   最重視的 ，就是農業 ；最關心的 ，就是糧食 。可以說 ，我在農業上糧食上花的精力   最多 ，超過金融方面 。我擔任總理之后 ，第一次下來 ，考察的就是安徽的農業！” 他說 ， 即使是城市 ，不管你那個城市的工業化的比重有多大 ，最重要的還是農業 。 各級黨政一把手 ，最熟悉的應該是農業 ，應該了解民間的疾苦 ，特別是農民的疾  苦 。否則 ，你怎么當書記 ， 當市長？ 中國最多的群眾是農民 ， 國民經濟的基礎就是   農業嘛！他語重心長地談到自己為什么要這樣認真地下來調研 。他說 ，這樣做 ，是  因為中國是個這么大的國家 ，一項政策執行起來會有一個過程 ，實施以后 ，也要有   一個被實踐檢驗 、修改和完善的過程 ， 而不是不相信地方的同志 。他特別指出 ： “安徽是執行中央政策最堅決的地方之一。”朱镕基絕對想不到 ，他高度贊賞的“執   行中央政策最堅決的地方 ”，不僅在執行中打了折扣 ，而且玩出了花花腸子。

　　事后 ，人們在已經卸任了的劉鴻站長家中 ，聽他痛心疾首地算著那次造假的損 失 。他說一千多噸糧食不是小數字啊 ，來回運輸 、清理衛生 、拆包倒包 、清倉墊 倉 、水電消耗 、糧食損耗 、各種招待花銷 ，外加影響了一季菜籽的收購 ，里里外

　　外 ，就是十多萬元呀 ，對已經嚴重虧損的峨嶺糧站更是雪上加霜 。他這算的還只是 經濟賬 。望著新華社記者拍下的現場照片 ，望著照片上一向嚴肅的朱镕基總理 ，在 聽取“假站長 ”匯報“工作 ”時滿意而又興奮的神情 ，人們感到了一種難言的悲 哀 ，在最痛恨做假賬的朱镕基總理面前竟敢這樣造假 ，還有什么真實的東西能夠讓 人相信呢？ 這種騙局 ，不但玷污了朱镕基四處奔波的求真求實之心 ，更褻瀆了他對 九億中國農民由衷的關愛關切之情 。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總理 ， 尚且無法得到真 實可靠的民意社情 ，又怎么能夠保證中央出臺的政策萬無一失呢？更不要說弄虛作 假將對調研工作產生的可怕誤導 ，這種危害是誰也無法估量的！

　　人們注意到 ，朱镕基的安徽之行 ，直接堅定了他繼續實行糧食國家統購統銷的  決心 。事實上 ，在結束安徽的這次調查研究回京之后 ，只有十多天的時間 ，他就以  總理的名義簽發了一道國務院令 ，發布了 《糧食收購條例》。他將糧食收購政策， 由過去的《通知》， 上升到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剛性的《條例》。而這期間 ，全國已有  七個省六十多個縣正在進行旨在減輕農民負擔的農村稅費改革。《條例》 的正式實  施 ，使得各地的農村稅費改革不得不中途夭折 。當然 ，這是后話 。可以說 ，朱镕基  簽發這項國務院令之前 ，專程前往安徽考察 ，就是要看一看過去制定的糧食收購政  策 ，“被實踐檢驗 ”過后 ，還需要不需要“修改和完善 ”，為此 ，他還特地向安徽的  同志作了專門的解釋 ：“不是不相信地方的同志。”遺憾的是 ，朱镕基出任總理后的  第一次重要的調研工作 ，得到的就不是真實的社情民意 ，無論是總理 ，還是《糧食  收購條例》， 都喪失了一次至關重要的“修改和完善 ”的機會。

　　（四）人們的認識受情感因素制約所帶來的主觀性。它首先反映在某些事實披 露的過程中 ， 由于受情感因素的影響 ，使人難以了解全部真相 。如越南人民的領袖 胡志明主席于一九六九年九月二日不幸逝世 ，而這一天卻恰恰是越南國慶日 。越南 領導人深知胡主席在人民中享有的崇高威望 ，不愿把越南人民的“斷腸日 ”和共和 國的“誕生日 ”放在同一天 。不然 ，今后的節日慶祝和共和國締造者忌日的紀念活 動將不好安排 。這樣 ，越南勞動黨中央決定將胡主席的逝世時間公布為九月三日。

　　其次 ，一般來講個人自身的情感因素 ，也將或多或少地影響其對某個歷史人物 或某一事物的社會價值評判 。很難想象一個新中國成立前就生活在非常富有的家 庭 ，而解放后的歷次政治運動又一再遭受沖擊的人 ，會對毛澤東的所作所為做出較

　　高的社會價值評判。有人就在大庭廣眾之下大發“宏論 ”稱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 中國歷史上疆域最少的 、也是國力最弱的時期之一 ”等等 。當今的社會現實也已表 明 ，解放前受壓迫剝削很深 ，后來翻身當家做了主的老工人 、老農民乃至少數民族 老農奴等 ，決不會對毛主席的一生 ，攻其一點不計及余 ，更不用說去貶低或辱罵了。

　　（五）受為尊者諱的傳統文化影響所帶來的非客觀性。試以葉永烈的黨史文學 專著《歷史選擇了毛澤東》 為例 。凡讀過這本書的人 ，無不會對其披露的若干史實 留下深刻印象 。其一 ，井岡山時期領導紅五軍的彭德懷 ，也曾陷入當地土籍與客家 的糾紛怪圈 ，應具有“左傾 ”思想意識的少數人之請 ，派人誤殺了為建立井岡山第 一塊中國紅色根據地立下了汗馬功勞的袁文才 、王佐這兩位革命志士 。其結果是把 一批井岡山人推向了國民黨一邊 ，使紅軍再也無法立足井岡山 ，從而為白軍幾次軍 事圍剿都未能達到的目標 ，提供了實現的條件 。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的失誤 ，卻 很少有人再提及。

　　其二 ，在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召開的“寧都會議 ”上 ，毛澤東遭到過嚴厲的批 評 ，并被撤掉紅軍總政委一職 。這段史實曾一度成為黨史學家望而止步的禁區 。問 題當然不在于爾后不久 ，強加在毛澤東頭上的種種不實之詞 ，早已被歷史推翻 。難 言之隱在于所涉及的與會者中 ，沒有一個壞人 ，后來這些人也大都成為新中國的棟 梁之材 。世上沒有一滴水是絕對純凈的 ，人也不可能一生不說幾句錯話 、辦幾件錯 事 。解放戰爭前后 ，輔助毛澤東做出了許多重大正確決策的任弼時 ， 當時就是以他 的對立面代表人物出現的 。一樁并不足為奇的歷史事實 ，卻被人為地復雜化了 。真 正符合事物發展邏輯的第三方社會價值評判 ，就應當把自身置于歷史發展的環境中 去客觀地看問題 ，要從當時主客觀歷史條件的角度來觀察分析歷史事實 ，決不能止 步于某些人為的禁區限定 ， 以至用情感判斷替代真實客觀的社會價值評判。

　　（六）人們認知事物的長期性與反復性。人們對事物的正確認識往往不是一兩 次就能完成的 ，隨著時間的變化甚至會出現多次反復 。進入九十年代后 ，我國的財 政仍入不敷出 ，包袱沉重 ，企業特別是許多國有大中型企業也面臨前所未有的嚴重 困難 ， 明顯的虧損面已達百分之三十九點三 。如何突破財政與企業處于“兩難 ”境 地的僵持狀態 ，直到這時有人才從現實中警醒 ，主張仍要按照毛澤東倡導的“生財 有道 、聚財有度 、用財有效 ” 的財政思想作為走出困境的指針 ，不能搞“竭澤而

　　漁 ，銖求無已 ”。且不說對相對宏觀經濟指導思想的發展變化的要求 ， 即使是對某 一不容置疑的史實 ，也會有人故意加以歪曲人為制造反復 。著名文藝評論家陳涌曾 在《文論月刊》 上撰文說 ：有些人不知從哪里聽到一些風言風語講 ，毛澤東的《在 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是別人給他寫的 ，這真是無稽之談 。凡在延安生活過的 人都知道 ，署名毛澤東的文章 ，沒有一篇不是他親自執筆 ，也沒有一篇是別人代筆 的 ，而且毛澤東的文章都有自己個人的風格 ，這是我們每一個稍為認真向他的著作 學過的人都熟知的 。很顯然 ，這是某些企圖貶低毛澤東的所謂“磚家 、精蠅 ”，見 《講話》 的光輝難以磨滅而編造的謊言。

　　當然 ，有些對歷史認識的反復性 ，反而會更有利于事實的證實 。如美國第十二  任總統泰勒于一八五〇年七月四日在主持了華盛頓紀念碑奠基開工典禮后 ， 因飲食  不慎得了急性腸胃炎 ，五天后便離開了人間 。美國女作家賴辛在撰寫泰勒一書時， 查閱了泰勒的全部病歷檔案 ，首先提出異議 ，認為泰勒是被人毒死的 ，一些醫療專  家也同意賴辛的觀點 。這樣 ，最終導致了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七日對泰勒總統的開棺  驗尸 。死者一百五十多年后經美國的一些驗尸官和法醫人類學家運用現代醫療科學  技術檢測證實 ，確實是死于一般的腸胃病 ，而不是死于砒霜中毒 。因為用攝譜儀、 電子顯微鏡和中子撞擊機等儀器分析了泰勒尸體上的一些毛發 、指甲和骨骼 ，結果  每次都呈陰性。

　　（七） 由信息不對稱而形成的片面性。“信息不對稱 ”不但存在于市場經濟的 交易領域 ，也廣泛存在于社會各個領域 。在社會價值評判的實踐中 ，人們往往需要 通過媒體傳播的各種形式獲取相關信息 ，從而做出相關的社會價值評判 ，然而只有 當事人掌握的信息才是最充分與最真實的 。隨著信息的擴散 ，把守“信息關卡 ”的 人出于自利的考慮 ，很可能會對信息進行加工 、取舍或修整 ，必要時甚至可以制造 出虛假信息 ，通過封鎖與扭曲信息“糊弄 ”人的情況常常發生 。如二〇〇三年初發 生在廣州的“非典型肺炎 ”事件 ， 由于政府和媒體一段時間內對此保持沉默 ，部分 人思想上的片面性油然而生 ，流言比疾病傳播得還快 ，一度出現了市民瘋狂搶購板 藍根與白醋 ，商家趁機哄抬物價的混亂局面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 ，一旦政府和 媒體改弦易轍 ，及時發布商品供求信息并采取每天進行疫情通報的措施 ，整個社會 反而顯得很理性 。這一事件給我們的啟示是 ：信息不對稱 ，“謠言止于智者 ”；信息對稱 ，“謠言止于知者 ”。

　　由對上述典型事例的分析 ，我們不難得知 ，人們正確的社會價值評判必然來源  于對各種情況與材料連貫起來的深刻思索 。因為世界上的事物往往是復雜多變的， 要想了解事實的全部真相也是非常困難的 。沒有對某一事物的長期深入地了解 ，僅  憑一時傳言就對第三方所謂社會價值評判篤信不疑 ，人云亦云 ，思想上乃至行動上  緊緊相隨 ，則是十分可悲的 ， 因為這個人的腦袋就長在別人頭上。

　　第三節  第三方社會價值評判的趨眾與趨同

　　第三方社會價值評判是相對于自我社會價值評判而言的 ， 因而具有極大的廣泛 性 。第三方社會價值評判出自于不同的時代 、不同的人 、不同的角度 ， 當然會眾說 紛紜 。但它終究會有一個逐漸融入認同的過程 ，尤其是在主導社會總體性的社會價 值評判開始形成主流意識時 ，總會有一個“趨眾 ”與“趨同 ”的問題 。對第三方社 會價值評判形成過程的認識 ，人們也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見 ，主要表現在對人類兩種 不同社會價值評判模式的理解 ：非理性模式和理性模式 。前者認為 ，人類個體是非 理性的 ，理解能力 、分析能力都十分有限 ，極易受到周圍人的影響 ，接受外來信息 而形成了一定的觀點 。后者則認為 ，人類是有理性的 ，有才智 、會思考 ，有較強的 分析理解能力 。只有獲得大量的 、完整的 、有說服力的信息 ，才會作出明智的社會 價值評判 ，形成自身的觀點 。而在現實生活里 ，社會價值評判中的非理性判斷和理 性判斷同時存在 ，兩者有著明顯的差別 ，后者是對前者的超越。

　　“趨眾 ”與“趨同 ”雖是一字之差 ，卻昭示著兩種表面相似而實質不同的社會 價值評判結果 。前者重在“眾 ”字 ，側重說明具有相同認識人群的量的變化 ，也有 可能是人云亦云占了大多數 ， 不一定經過了自己頭腦的獨立思考 。后者則重在 “ 同 ”字 ，它的社會價值評判意見應當是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并被實踐反 復證明是科學的 ，符合歷史真實的 。一般來說 ，也應當是人們認識并評價某一事物 的最佳結論 ，故而是真正意義上的共識。

　　《湖南黨史月刊》 中“千秋功過的評說 ”一文在談到黃克誠同志關于毛澤東評 價問題文章發表時的背景 ， 曾這樣寫道 ：“評價歷史人物難 ，科學地評價歷史人物

　　更難 ，科學地評價杰出的歷史人物尤其難。”那是一九八〇年初冬 ，雙目失明的黃 克誠在醫院聽秘書念著討論《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初稿情況的 簡報后 ， 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當時 ，海外不少輿論揣測中國要搞“非毛化 ”，國內 也有人要求全盤否定毛澤東 。他的一些老戰友 、老同事和老部下也因曾受打擊與磨 難而對毛澤東表示某種怨恨 ，有的言辭還相當偏激 。而具有某些相同遭遇的黃克誠 則高瞻遠矚地認為 ，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 ，不能出于個人恩怨 ，而應有一種歷 史責任 。這種責任要求人們在事關黨和國家乃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則問題上 ，不要 摻雜個人感情 。他從實踐中深深地感到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已經成為一種 旗幟和象征 ，否定毛澤東 ，就只能導致否定中國共產黨 ，否定社會主義祖國 ，最終 也就會危害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 ，危害人民的根本利益 。他就是以如此的胸懷和態 度來評價毛澤東的 。這與作家權延赤在談到其寫毛澤東生活實錄動因時所說的“一 個時期以來 ，有些人拿否定毛澤東當時髦 ，我不同意這種說法 。毛主席畢竟是我們 這塊土地養育出來的一位出類拔萃的歷史巨人 ，一位民族英雄 ，否定他就等于否定 我們民族 ，否定我們自己 ，就不配當個中國人。”真有異曲同工之妙！

　　盡管曾身陷逆境 ，黃克誠仍真誠地認為 ，不能把黨所犯錯誤的責任全推給毛主  席 ，讓他一個人承擔建國以來黨所犯的錯誤 ，這也不符合歷史事實 。他明確指出， “過去解放全中國建設新中國 ，我們這些老共產黨員都盡了一份責任 ，功勞大家有  份 。現在如果把錯誤都算到一個人身上 ，好像我們沒有份 ，這是不公平的 。我們大  家來分擔應該分擔的責任 ，那才符合歷史事實 ，符合唯物主義。”當年十二月 ，在  中央紀委召開第三次貫徹《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 座談會上 ，擔任中紀委  常務書記的黃克誠就對毛主席的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作了一次系統闡  述 。講話公開發表后 ，黨內黨外 ， 國內國外 ，各種議論都有 。欣喜的 ，贊同的 ，質  疑的 ，不解的 ，也有反對 ，甚至謾罵的 。然而更多的卻是種發自內心的認同 ，不少  人流下了感動的眼淚 ，對這位曾經遭受巨大打擊的老革命家 ，如此公正 、客觀評價  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 ，表示由衷的欽佩 。許多話出自他的口中 ，則有一言九鼎之  效 ，更容易形成一種廣泛的認識上的“趨同 ”。

　　第三方社會價值評判中的“趨眾 ”，則往往只是一種大多數人的某種暫時性的 “認可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 ，對于浙江省溫州市經濟社會發展的各種評說的

　　反復性 ，就是較為典型的事例 。一九八九年前后 ， 中央數家主要新聞媒體就溫州的 經濟社會發展作了全方位的掃描 ，其溫州紀行的連續報道從經濟發展的速度到思想 觀念的轉變 ， 由物質文明的成就到精神文明的建設 ，進行了高度的綜合評價 ， 的確 也轟動過一時 ，形成了一種趨眾性的輿論導向 。然而 ，人們接著所了解的卻是一些 與前者在某些方面很不相協調的事實：

　　首先從消費觀上看 ， 當時大街小巷行走的溫州女人 ，幾乎沒有不戴黃金首飾  的 ，其數量之多 ，價值之貴 ，恐怕都居全國首位 。據說有的女人身上佩戴的黃金， 重量可達一市斤以上 。因為愛露富擺闊是相當一部分溫州人的普遍心態 。一位商人  修建的鄉村別墅 ，七層樓房幾乎裝飾得一模一樣 。每間房間都有一架鋼琴 、一臺彩  電 、一臺錄像機 。靠墻擺放的是色彩優雅的高檔組合家具和沙發等 ，而擁有者卻只  是一個包括上小學的兒子在內的三口之家 。他們寧可大把大把地將錢花在穿戴上、 享樂上 、修墳造佛上 ，也舍不得用到更重要 、更長遠的“刀刃 ”上去 。溫州給外地  人的一個突出印象就是“ 富足的百姓 、貧窮的國家 ”。這“百姓 ”是指私人 ，滿街  都是珠光寶氣 、奇裝異服的人們 ；這“ 國家 ”是指城市 ，街道狹窄 、房屋簡陋 、綠  地稀少 。據說 ， 目前已大有改觀。

　　其次是被稱之為公害的“溫州賭博之奇 ”民賭 、官賭和國賭 。“民賭 ”是指市  民村民嗜賭 。把賭博當成消遣或發財之道 ，成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內容 。“官  賭 ”是指干部染賭參睹 。一九八八年全市因賭博受黨紀處分的黨員干部就有六十一  人 。次年 ，仍有五十六人 。“ 國賭 ”則是用國家資金參賭 。有用銀行存款賭博的， 有用專項經費賭博的 ，有用單位資金賭博的 ，還有用貸款借款賭博的 。賭博的工具  五花八門 ，古老的麻將 、牌九和骰寶等 ，現代的如博彩賭 、體育賭和器械賭等 。溫  州的大賭案聞名全國 ，數百萬元的賭案不在少數 ；一局輸贏額在萬元左右 ，一場則  可達十幾萬元 。溫州賭風盛行時 ， 出現了因賭博而搶劫殺人 、毀滅家庭 、叛國外  逃、綁架勒索等 ，禍及社會。

　　再次是作為被中央點名的重點“黃泛區 ”，溫州在大“掃黃 ” 中所揭露出來的 事實也令人吃驚 。從一九八九年八月至一九九〇年七月 ，溫州市收繳查禁書刊和非 法出版物七萬多冊 ， 淫穢錄像帶三千三百多盒 ，“制黃 ”“販黃 ”設備九百多臺 （件）， 依法查處有關案件七百八十多起 ，查處違法犯罪人員一千二百七十余人 。以

　　溫州市樂清縣北白象鎮為例 ，一些販賣走私貨的婦女自八十年代初起逐漸聚集于  此 ，見有利可圖 ，干脆經營起清一色的“黃貨 ”。到一九八七年已由出售裸女畫面  的圓珠筆等 ，發展到販賣淫技撲克 、畫冊 、錄像帶等 。這些走私錄像帶來自西歐、 港臺等地 ，達一百多種 。該鎮有個目不識丁的婦女陳某每天用十臺錄像機日夜開動  翻錄各種亂七八糟的像帶 ， 以五元一盒的劣質空白錄像帶買進 ，經復制成淫穢帶  后 ，再以十三至八十元不等的價格推銷出去 。與此同時 ，溫州某些家庭工業戶制造  的偽劣商品 ，尤其是低壓電器皮鞋之類更是名“揚 ”全國 。在這種情形下 ，溫州市  政府的主要負責人曾于一九九一年提出 ，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認識溫州 ，公正評價溫  州 ，幫助支持溫州 。他還列舉了一些具體數字 ，證明溫州的國營集體經濟仍占主導  地位 ，個體 、私營工業不過是“配角 ”。在一九九〇年溫州工業總產值的九十四億  元中 ，僅占百分之八點三 。但在流通領域里 ，個體 、私營經濟已呈“半壁江山 ”之  勢 ， 占一九九〇年溫州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四十八億余元的百分之四十。

　　然而事隔不到三年 ，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領域中的某個所謂“權威 ”又充分  肯定地稱 ，溫州的生產方式和經濟方式就是市場經濟方式的縮影 ，并以“ 五朵金  花 ”來比喻溫州當時的幾種經濟形式 。一是貿易市場數 、成交額和注冊商標三者都  居沿海 、沿江 、沿邊七十五個城市的首位 ；二是家庭工業遍地開花 ；三是股份合作  企業 ； 四是私營企業 ；五是遍布全國的六十萬購銷大軍 。他認為 ，這些經濟形式把  家家戶戶和各種經濟力量都吸引到市場經濟這個大舞臺上來了 ，真正解放了勞力， 解放了生產力 ，把所有勞動者的積極性 、創造性充分發揮出來了 。這正符合馬克思  所希望實現的“勞動者個人所有制 ”和“ 自由人聯合體 ”。不過 ，就在這位權威余  音仍繚繞之際 ，一起舉國震驚的詐騙案被揭穿 。以溫州市平陽縣一些不法之徒為主  體 ，打著“聯營辦廠 ”的旗號 ， 向除臺灣以外的全國三十余個省 、市 、 自治區的數  千家企業騙取定金 、騙銷假冒偽劣機械設備款約兩億元 。這幫人謊稱自己是“溫州  模式 ”的代表 ，資金雄厚 、技術先進 、產品暢銷 。但由于缺乏電力 、勞力等資源， 急需與有這些優勢的老 、少 、邊 、窮地區聯營辦廠 ，共同發展 ，并包技術 、包質  量 、包產值 、包銷售 、包利潤 。一個個誘人的幌子 ，使受害者上當受騙 。如曾希望  同平陽縣四通皮塑制品廠“聯營 ” 的內蒙古阿拉善古旗巴潤別重鎮的蒙古族牧民  們 ，從銀行貸款二十三萬元買了一套他們提供的“制革設備 ”，結果不能使用 ，牧

　　民們只得賣掉自家牛羊來償還貸款和利息 。又如革命老區寧夏鹽池縣民族鞋廠 ，讓 “平陽縣精工機械廠 ” 以聯營為名騙走二十一萬元 ，致使工廠倒閉 ，工人流落街 頭 。這對本來就經濟底子薄的貧困地區人民 ，無疑更是“雪上添霜 ”。

　　如今溫州早就完成了它的資本原始積累 。它的“炒房團 ”曾一度所向披靡 ，橫  掃中國內地的一線城市 ， 叫人艷羨不已 ；爾后 ，溫州當地爆發的金融危機使房價暴  跌 ，又為千夫所指 。一輪又一輪對溫州的第三方社會價值評判不斷地在爭議中形  成 ，溫州人的精明與重商傳統 ，對市場經濟的適應性乃至在走向世界過程中游刃有  余的賺錢本領 ，也許是不容置疑的 ，然而“溫州模式 ”對于經濟發展 ，尤其是社會  進步所帶來作用究竟如何呢？ 恐怕仍需要更多的時間來完善社會價值評判 。結果， 當然總是要肯定其正確的東西 ，否定其錯誤的東西。

　　第四節  公正的第三方社會價值評判展現歷史唯物論

　　我們認為只有在充分掌握被評價對象全面真實的情況 ，并不為表象所迷惑的基 礎上 ，才有可能做出公正準確的第三方社會價值評判 。而這種社會價值評判必須是 歷史唯物主義的辯證觀與發展論的緊密結合 ，前者側重于全面歷史地看待過去 ，后 者著眼于事物的發展趨勢并能揭示出事物演變的漸進過程 。如何正確地評價建國以 年來由新中國領導人的戰略決策所帶來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狀況 ，是我們遇到的最 重大的現實問題。

　　首先從整體上應該說 ，我國已由一個一窮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 ，建設成 一個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 。國家的經濟發展規模與速度都是空前的 。從經 濟總量看 ， 中國二〇一三年國內生產總值已達到五十六萬八千八百四十五億元人民 幣（折合 .3萬億美元） 居世界第二位 ；進出口總值二十五點八三萬億人民幣（折 合 .1萬億美元）， 扣除匯率因素同比增長百分之七點六 ，首次突破四萬億美元關 口 ，位居全球第二 。從經濟增長速度看 ， 中國屬于速度較快的國家 ，但從人均國內 生產總值看 ，我國仍屬于發展中國家 。在這里人口多（每年凈增 1余萬 ， 已達 13.億）， 底子薄（1年鋼產量 1.8萬噸僅相當于英國 1世紀初的水平） 等顯然 仍是很重要因素 。因而 ，我們既不可盲目樂觀 ，也不能喪失信心 ，而應科學地總結

　　歷史經驗教訓 ，努力實現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

　　其次 ，我們如果能從辯證觀與發展論的結合上來剖析新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的形  成與發展 ，也就不難從另一側面了解什么才是較為客觀公正的第三方社會價值評  判 。一般來說 ，對外開放指的是一個國家或民族在不危及自身生存 ，并與一定的客  觀外部環境相適應 ，面對外部世界所采取的相互自由開放 、大膽進行交流的政策， 其開放度又主要取決于具體的歷史條件 。它的基本內容包括對外貿易 、技術引進、 利用外資乃至不斷增進同國外的思想政治 、文化藝術 、科學教育等各方面的聯系和  交流 。一個時期以來 ，經某些不負責任媒體的渲染 ，使相當一部分人形成了一種并  不符合中國當代客觀實際的判斷 ，新中國對外一直在推行封閉與半封閉的政策 ，改  革與開放似乎是一九七八年以后才有的事 。在此之前 ，我們推行的是類似清朝政府  的閉關鎖國政策 ，坐失了許多發展良機 ，給國家經濟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損害 。很顯  然 ，這種肆意夸大新中國創始人所謂主觀過失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只要是略懂這  段歷史并不帶偏見的人 ，都不會不認為 ，這是一種嚴重的歪曲與誤解 。有感于斯， 我們試就新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的形成與發展作一個簡要的分析 ， 以正視聽 。我認為  實事求是地講 ，迄今為止新中國實行的對外開放政策 ， 已大致經歷了五個時期。

　　第一 ， 自建國之初至五十年代末 ，重點對以前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 實行開放的時期。

　　第二 ， 自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 ，對亞非拉美第三世界國家實行自主開放 乃至對極少數資本主義國家實行有限開放的時期。

　　第三 ， 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 ，重點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實 行開放的時期。

　　第四 ， 自九十年代初至二〇〇一年十月 ，面向整個世界的以試點帶動為特征 的政策主導下的對外開放時期。

　　第五 ， 自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以來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 ，轉變為面向經 濟全球化主戰場的法律框架下可預見的對外開放時期。

　　雖然 ，各個時期實行著側重點各不相同的對外開放政策 ，卻都是一定歷史條件 下的產物 。它們之間既有繼承性的一面 ，也有突破性的一面 。在新中國對外開放政 策總戰略的變化中 ，它們都應占有一席之地 ，也是在一定時空條件下不可缺少的重

　　要環節 。只有用這樣的觀點去看待變化著的中國當代史 ，這才是歷史唯物主義者所 應有的態度。

　　（一）對以前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實行“一邊倒”的開放時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的“雅爾塔會議 ”之后 ，世界逐步形成西方的資本主義與 東方的社會主義 ，并以美蘇互為主要對手的格局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 ， 以毛澤東同 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我國自鴉片戰爭起的歷史 ，尤其是三年解放戰爭的實踐 中 ，更深刻地認識到： 舊中國是一個被帝國主義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國家 ，而中國人 民民主革命具有徹底的反帝國主義性質 ，這就不會不引起帝國主義勢力的極端仇 視 ，并力求幫助國民黨打勝內戰 。美國政府當時所推行的對華政策 ，可謂是集中地 代表了這種帝國主義者的心態與意志 ，盡管他們內部在扶植誰做代理人更合適這一 點上有分歧 ，也的確有試圖拉攏以中共為代表的民主聯合政府等政治設想 ，但并不 代表其本質會有所改變。

　　與此同時 ，蘇聯共產黨和政府卻給予了中國人民革命以積極真誠的援助 ，盡管 蘇方有某些大黨 、大國沙文主義作風乃至同國民黨政府進行妥協的事實存在 ，但從 總體上看 ，共同的政治信仰已把兩者的命運緊緊地聯系在一起 ，友誼與支持是主要 的 。這就奠定了建國以后及至五十年代末 ，新中國推行“一邊倒 ”政策的政治基 礎 。盡管如此 ，我們對資本主義國家實行開放政策的大門并沒有關閉 。早在一九四 九年三月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 ， 毛澤東就明確指出 ：“關于同外國人做生 意 ，那是沒有問題的 ，有生意就得做 ，并且現在已經開始做 ，幾個資本主義國家的 商人正在互相競爭 。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 意 ， 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13頁）

　　然而就在新中國成立后不久 ，美國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糾集了十四個資本主義  國家 ，在巴黎秘密成立了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經濟封鎖禁運的國際組織 ， 即所謂的  “ 巴黎統籌委員會 ”，企圖通過經濟手段來扼制社會主義國家 ， 以脅迫后者做出政治  上的讓步 。直到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毛澤東還致電中共中央 ：“此外 ，英國 、 日  本 、美國 、印度等國或已有生意或即將做生意 。因此 ，你們在準備對蘇貿易條約時  應從統籌全局的觀點出發 ，蘇聯當然是第一位 ，但同時要準備和波 、捷 、德 、英、 日 、美等國做生意…… ”（《毛澤東年譜》 第 1卷 2 頁） 為了與“卡脖子 ”的所謂

　　的“ 巴黎統籌委員會 ”相抗衡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 ， 中蘇兩國在莫斯科簽訂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及有關協定 ， 中國政府接受了蘇聯政府三億美元的貸 款 。同年六月二十七日 ，美國政府在決定進攻朝鮮的同時命令海軍第七艦隊向臺灣 海峽出動 ，阻撓中國人民解放臺灣的既定部署 。十月八日 ，鑒于美帝國主義不顧中 國政府的一再警告 ，把戰火燒到我國東北邊境 ，直接威脅我們的安全 ，黨中央毛主 席果斷地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重大戰略決策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 ， 中共 中央發出 《關于處理美國在華財產的指示》， 對美國在華企業的財產 ，分別不同情 況采取不同處理方式 。三天之后 ，美國政府即操縱聯合國大會通過禁運案 ，對我實 行全面封鎖 。緊接著 ，朝鮮戰爭剛一停息 ，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便開始籌劃同中國周 圍的國家與地區締結一系列共同安全條約 ，組成了一條遏制中國的封鎖線 。當時總 的趨勢是 ，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 ， 困難已越來越多 ，危險亦越來越大 。為此 ，我 們不得不采取在保證資金安全條件下 ，開展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措施。

　　與此同時 ，蘇聯政府為幫助我國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 ，做了大量工作 。一九 五三年五月十五日 ， 中蘇兩國正式簽訂了《關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援 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展中國國民經濟的協定》。 它規定自建國之初至一九五九 年止 ，蘇聯幫助我國新建和改建一百四十一項規模巨大的工程 ，幾乎涉及國民生產 的各個領域 ，從設計到新產品制造及至培訓工人和技術人員 ，蘇聯都給予全面的援 助 ，總值約三十至三十五億盧布 。至此 ， 中國對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集團實 行了“一邊倒 ”式的完全開放政策 。接著 ，捷克斯洛伐克 、民主德國 、匈牙利等也 相繼與中國簽訂了合作建設項目 。這對于爾后我們全面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各 項指標起到了非常積極的推動作用。

　　其實早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后期 ，為了迎接革命勝利后的建國任務 ，我們黨就  派出一些革命烈士和干部子弟到蘇聯學習 。為迅速改變解放初期我國貧窮落后的面  貌 ，黨中央 、毛主席高瞻遠矚地向蘇聯 、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派出大批留學生 ，學習  他們先進的科學文化和管理經驗 。這項工作還被納入科學教育發展十年規劃 。中央  設立了由聶榮臻 、李富春 、陸定一同志組成的留學生領導小組 ，每年的選派人數、 專業都由周恩來總理親自審批 。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我國向蘇聯派出了近萬名留  學生 ， 向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派出了一千多名留學生 ，一九五六年后又決定向與我

　　建交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周邊國家派遣留學生 。同時 ， 中央非常關心留學生的學 習與生活 ，重視留學歸來人員的安排和使用 。從新中國成立之日起 ，一直到五十年 代末 ，我國只對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實行開放政策 ，這是一種歷史的選擇 ，它同樣取 得了相當大的成效 。值得提出的是 ， 即使在那種條件下 ，我國對同資本主義國家的 關系 ，特別是在發展經濟貿易方面 ，也并未一味采取排斥的態度 。從五十年代初 起 ，毛澤東 、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就一直主張將人民與當權者分開 ，采取先同資本 主義國家人民友好的政策 ，然后創造時機與政府打交道 。早在一九五二年 ， 中國貿 促會就與日本友人高良富等簽訂了第一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

　　接著 ，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發表的《論十大關系》 等著作及講話中 ，也明確認  為建設現代化強國必須打破西方經濟封鎖 。他主張首先要學習外國先進的科學技術  和企業管理經驗 ，提高效益 ，改進工作中不相適應的體制與環節 。同時要有正確的  學習態度與方法 ，并與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 。其次 ，要積極與外國做生意 ，利用外  資 。 日前有資料表明 ，早在一九五六年五月 ，毛澤東 、彭真等在廣州先后召開了二  十次會議 。其中曾任中共廣東省委港澳工委副書記黃施民向毛澤東報告當時香港的  情況 ，說到當時香港各銀行充斥著游資 ，存款利息急劇下跌 ，毛澤東指出 ，“海外  的游資這么多 ， 可以利用嘛…… ”老人家又叮囑當時的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陶鑄： “ 敞開大門 ，引進外資 ，這個想法很好 ，你們趕快寫個報告 ，我們到北京進一步研  究。”據介紹 ，作為國家領導人提出利用外資 ，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

　　不僅理論上如此 ，在行動上也有所表示 。從解放軍文藝出版社《驚濤拍岸》 一 書所披露的情況看 ，一九五八年我國政府曾不惜動用儲備黃金 ，從西歐秘密引進大 批精密工作母機和國內急需的大型發電設備 。當時 ，蘇聯援助我國的有些項目所需 的設備蘇聯還不能生產 ，能生產的也不是世界最高水平 。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 國家，對我國實行了嚴格的“禁運”。剛開始時 ，我們寄希望于蘇聯，但蘇聯的意見不 能用現匯為我國轉口供應 ，而且禁運物質只能由我們自己設法從西歐國家購買。一九 五八年七月二日 ，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決定 ，出售國家儲備的黃金三百萬兩 ，換取外 匯一點零五億美元（等于1年13.73億美元）， 用其中的兩千零六十六萬美元作為專 款向西歐訂購工作母機等 ，當時美、英、法、意、比等國與我們沒有外交關系 ，經過 研究 ，決定工作小組立足在中立國瑞士開展工作 ，對外實行保密。工作組的同志從七

　　月底到十二月 ，用了將近半年的時間 ，調查西歐設備生產廠家 ，先后得到七十二家工  廠的報價 ，六個國家一百多家工廠的資料樣本 ，其中西德的廠家約占一半 ，瑞、英、 法次之。經過比較篩選 ，最后選擇了二十七個廠家。經大使館安排 ，與中國比較友好  的西德東方委員會主席阿托奧夫來到瑞士伯爾尼 ， 同工作組的人員進行友好磋商。他  看出我方工作人員的擔心后公開表示，“‘禁運 ’與我們無關，你們訂貨后放心地運回  自己的國家。”對六千噸以上的水壓機，也是巴黎統籌委員會確定的“禁運”范圍，但  西德的施羅曼公司表示 ：只要中國訂貨，他就可以供應。

　　談判是艱苦的 ，拉鋸似的談了幾個月 。一是價格 ，二是交貨期 。在談完之后， 又密電請示國內 ，經明確答復后才作最后決定 ，共在西德訂購設備一百七十一臺， 成交價比報價低百分之二十點六 ，這些設備后來為船舶 、航空 、航天 、兵器等行業  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這次大規模引進功不可沒 。它沖破了帝國主義的封鎖 ，使  我國在很大程度上接觸和了解了西方世界 ，為裝備自己 ，提高生產水平奠定了相當  的物質基礎 。 由此可見 ，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也是很重視并鼓勵我國同以日本 、西  德等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發展民間貿易 ， 以便逐步分化并打破敵對勢力的“封鎖禁  運 ”政策的。

　　（二）對廣大第三世界尤其是亞非拉美國家實行自主開放乃至對極少數資本主 義國家實行有限開放的時期

　　這個時期 ，我國的對外開放政策 ， 以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第二十六  屆會議通過決議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一切合法權利為標志 ，又可分為前  后兩階段 。前一段是由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初 ，開放的重點放在對亞非拉美廣大  發展中國家積極給予物質援助與道義支持上 ；后一階段則側重于積極改善同西方國  家集團的關系 ，如當時的歐共體國家 、 日本及至美國 ，力求在平等互利的情況下， 逐步發展相互的經濟貿易與在相當有限范圍內的科學技術合作關系。

　　自五十年代中后期至六十年代初 ， 中蘇之間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系列重 大問題上發生了嚴重分歧 ，再加之中國共產黨人不愿以損害國家主權為代價建立長 波電臺及聯合艦隊 ，故而引起了蘇聯方面的極大不滿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六日 ，蘇 聯政府片面決定在一個月內撤走全部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一千三百九十名 ，撕毀了 三百四十三個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 ，廢除了兩百五十七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 ，給

　　中國的經濟建設事業造成巨大損失 ，使處于困難時期的中國經濟猶如“雪上添霜 ”。

　　有鑒于此 ，黨中央對內外政策作了一系列的調整 ，最終把“獨立自主 、 自力更 生 ”的偉大方針確立為建國立國之本。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 ， 中共中央發出傳達石油 工業部關于大慶石油會戰情況報告的通知 ，推介了大慶靠吃苦耐勞 、敢打硬仗的精 神 ，將政治思想、革命干勁和科學管理緊密結合起來，從而培養出一支有組織、有紀 律、有一定技術素養隊伍的基本經驗。接著 ，二月十日《人民日報》以“用革命精神 建設山區的好榜樣”為題 ，報道了大寨大隊在貧瘠的山梁上 ，艱苦奮斗發展生產的先 進事跡及有關經驗。至此 ，全國性的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運動逐步全面推開。這 兩大典型正是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外部環境處于極端困難條件下的產物 ，它充分體現 歷來為中華民族所推崇的寧死不屈、不折不撓的英雄氣概和艱苦創業精神。

　　六十年代中期 ， 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深入發展 ，我國國民經濟實力不斷增加。 在防備帝國主義很可能發動侵略戰爭的同時 ，為了能早日從美蘇兩大國家集團的圍  困中自我解救出來 ，我們大力開拓對外合作領域 ，廣交亞非拉美受壓迫 、受欺負的  窮朋友 ，這就不能不采取以對外援助為主的自主開放政策 ，并建立與鞏固同發展中  國家的各種密切關系 。一九六四年前后 ，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紛紛出訪亞非拉美國  家 ，先后同埃及 、老撾 、斯里蘭卡 、阿爾及利亞等國家簽訂了援助協定 。一九六五  年 ，我國又同朝鮮 、印度尼西亞 、巴基斯坦 、阿富汗等國簽訂了援助協定 ，財政撥  款額度已高達二十點八億元 ， 占年度國家財政支出的百分之四點五 ，是建國以來對  外援助最多的一年。

　　“文化大革命 ” 中 ，我們仍不惜承擔很大的民族犧牲 ，撥出大批款項與物資， 支持越南人民抗擊美帝國主義者的侵略 。據越南方面介紹 ，總金額達兩百億美元之  多 。同時全力支持阿爾巴尼亞擺脫蘇聯霸權主義者的政治與經濟控制等等 。這樣， 我國對外援助額逐年上升 ，一九六八年已達二十二點四億元 ， 占年度財政總支出的  百分之六點二 。在這一階段的對外開放中 ，有三件大事很值得一提 。一是一九六三  年前后 ，具有獨立思想傾向 ，不愿受美國控制的西方國家首腦——法國總統戴高樂  同不愿受蘇聯人擺布的中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之間有了許多共同的語言 ，他們對國  際上某些重大問題具有相似的立場 。這就導致法國于一九六四年初在西方各大國中  率先同中國正式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系 ，并有了初步的經濟技術貿易交往 ，成了打

　　開西方國家集團“封鎖禁運 ”政策的突破口 。二是中國與巴基斯坦建立的非同尋常  的友好睦鄰關系 。作為中國近鄰的巴基斯坦同美國及其西方盟友一直保持著良好的  關系 ， 同時 ，它又擔心著與其有領土糾紛的大國印度及幕后支持者蘇聯的擴張政  策 ，故而極力接近中國 ， 以尋求支持與保護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毛主席在  會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時 ，甚至當面確定對巴援助由兩億元增加到五億元， 聯系到后來巴基斯坦為中美關系的恢復與改善所扮演的角色 ，就不難看出毛澤東的  良苦用心 。在同蘇聯及東歐國家集團關系惡化之時 ，就已備下了突破對美僵硬關系  的楔子 。三是中國與羅馬尼亞之間不同一般的友好關系 。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  同樣主張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它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中的一員 ，一方面繼續留在蘇  聯東歐國家集團內 ，另一方面又同中國 、美國等保持著良好的關系 。當時 ， 中國只  要是堅持不屈服于美蘇中的任何一方 ，要想完全打開對外開放的大門 ，就理應奉行  以我為主 ，廣交發展中國家朋友 ， 以爭取多數國家支持的政策 。同時 ，又不能完全  失去了同美 、蘇進行必要對話的渠道 ，這也就為后來改善同美 、蘇的關系提供了契  機。

　　這種以對外援助為主的自主開放政策 ，奠定了我國獲取廣泛支持的堅實基礎。 一九七一年十月 ，聯合國大會終于以七十六票贊成 、三十五票反對 、十七票棄權的  壓倒多數 ，通過了阿爾及利亞 、阿爾巴尼亞等二十三個提案國提出的恢復中華人民  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地位 ，并立即把國民黨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一切機構中  驅逐出去的提案 。同年 ，我國簽訂的援外協議總額度高達七十四點二五億元 ，是建  國以來承攬援外任務最重的一年。

　　從某種意義上講 ，它也是我國之所以能在歷經挫折后順利進入聯合國所付出的 又一筆必要代價 。這一點應當歷史地給予肯定 ，如果僅從后來某些國家同中國關系 所發生的改變來全盤否定之 ，則絕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 。誠然 ，大量資金與物 資的外援 ，勢必影響到國內的經濟建設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但從戰略大局 上講 ，要想破壞美 、蘇長期苦心經營的 “ 反華包圍圈 ”，不做出一定的犧牲能行 嗎？說到底 ，它仍是美、蘇兩大國家集團圍困中國所帶來的客觀歷史環境造成的。

　　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 ，并擔任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日為轉折點 ， 中國 的對外開放政策進入了這個時期的后一階段 ，逐漸發生了重大變化 。當時 ，整個世

　　界迅速掀起了“ 中國熱 ”。一九七二年前后 ，我國同除美國以外的幾乎所有的西方  經濟發達國家 ，恢復和建立了正式外交關系 ，建交國家由三十四個猛增到九十個， 它宣告了美國自新中國創建二十二年來孤立中國政策的徹底破產 ，盡管其在扼制中  國大陸經濟發展和扶助臺灣經濟復蘇方面曾取得過某種程度的“成功 ”。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 ，一九七二年二月 ，美國總統尼克松審時度勢 ，經巴  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等牽線搭橋 ，首次來中國大陸訪問 ，發表了中美第一個聯合  公報 。從那時起 ， 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逐步轉為側重于改善同西方國家集團的關  系 ，努力謀求相互間的經濟技術貿易合作 。當時的主攻對象為歐共體國家與日本， 當然有利的外部國際環境也為推行這一政策提供了可能。

　　一九七三年元月 ，我國正式決定從國外進口價值達四十三億美元的成套設備和 單機 ， 以滿足國民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 。同年五月 ， 中國電信總局和日本郵政省關 于合作建設兩國間的海底電纜協議正式簽約 。與此同時 ，一九七三年也是我們建國 二十多年援外比重較大的一年 ， 已占財政支出的百分之七點二 ，對外援助支出額高 達五十七點九八億元。

　　隨著形勢的變化 ，鑒于國內建設資金的缺乏 ，一九七五年四月中央發出壓縮和  調整我國對外援助支出的文件 。它規定： 以年援外總額不超過五十億元為限 ， 比例  則維持在財政支出的百分之五以內 。一九七七年 ， 中央政治局又原則批準了國家計  委提出的今后八年引進新技術和成套設備的規劃 ，共需外匯六十五億美元 。八月， 中央同意外經部門提出的報告 ，每年對外新承擔的援款宜控制在十億元左右 。一九  七八年三月 ，我國決定從日本引進成套設備 ，興建總投資為兩百一十四億元（其中  外匯為 8億美元） 的上海寶鋼工程 。它是建國以來引進的第一個特大項目 ，這就  表明我國的對外開放已完成了由當時援外為主到新的利用外資為主的轉變 。同年九  月 ， 國務院召開全國計劃會議 ，正式提出要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 、利用國外資  金 ，大膽進入國際市場。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五日 ， 中共中央決定廣東 、福建兩省對外經濟實行特殊政策  和靈活政策 。三十日 ，五屆人大常委會通過《關于設立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 、進出  口管理委員會的決定》， 同時宣布 《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 的實施 。八月十三日， 國務院又頒發《關于大力發展對外貿易 ，增加外匯收入若干問題的規定》 等 。這一

　　系列相應文件法規的出臺 ，標志著我國的對外開放即將進入一個新的時期。

　　（三）重點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實行開放的時期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 中美雙方發表公報 ，宣布將在對方首都互設聯絡 處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兩國正式建交 。至此 ， 中國對西方世界的大門基本打 開 ，在經濟 、技術 、貿易的交往方面尤其如此 。一九八〇年五月 ，第一批合資企業 問世 。同年八月二十六日 ，五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決定 ，批準國務院提出的 在廣東省的深圳 、珠海 、汕頭和福建省的廈門設置經濟特區和《廣東省經濟特區條 例》 制定了一系列優惠政策 ，鼓勵外國公民 、華僑 、港澳同胞及其公司企業來大陸 投資設廠或合資興辦企業和其他事業 ，從而使我國的對外開放邁出了新的步伐 。 由 于當時蘇聯及其東歐盟友與中國的關系尚未實現正常化 ，故而外來資金 、技術與貿 易 ，主要來自西方國家 。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五年 ，我們又進一步開放了大連 、秦 皇島 、天津 、煙臺 、青島 、連云港 、南通 、上海 、寧波 、溫州 、福州 、廣州 、湛 江 、北海等十四個沿海港口城市 ，逐步開放了長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 、閩南三角 地區和環渤海經濟區 。一九八八年四月 ，經七屆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 ，新成立的 海南省實行更加開放的政策 ，力求辦成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 。這樣 ，就初步形成了 由經濟特區到沿海開放城市再到長江 、珠江 、閩南 、環渤海等經濟區 ，最后輻射整 個內陸區域的梯級對外開放格局。

　　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這一時期中 ，黨中央確立了“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 的指導思想 ，適應變化了的外部環境 ，大力試辦經濟特區 、舉借外債 ，引進國外先  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等使我國的對外開放政策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確實促進了我國國  民經濟的發展 。“七五 ”期間 ，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加約一千六百七十三  億元 ，年均增長率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的百分之三的水平。

　　據統計 ，到一九八八年末 ，我國實際利用外資達四百七十七億多元 ，外債金額 四百億美元 。截至次年七月 ，全國共批準興辦外商投資企業一萬九千四百五十五 家 ，其中合資企業一萬零七百三十二家 ，合作經營企業七千五百七十三家 、外商獨 資企業一千零九十家 ，海洋石油合作開發項目五十個 。在這之中 ， 中美經濟關系在 中國對外經濟關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多年來美國對華私人投資一直名列外國對華投 資首位 ，我國債務的債權國也主要是美國 、 日本和歐共體等 。經過近十年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的開放 ，我們已初步建立起符合國際慣例的投資環境 ，逐步 進入面向世界的開放型經濟軌道。

　　然而一九八九年春夏之際 ，伴隨著前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訪華 ， 以實 現中蘇兩國兩黨關系正常化而來的卻是一場涉及全國的政治風波 。 由于中國政府對 此采取了較為強硬的措施 ，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集團立即宣布取消 、中止 、凍結 或推遲向我提供援助和新貸款等 ， 以示懲罰和制裁 。盡管我國政府一再宣布 ，對外 開放的政策決不改變 ，然而西方國家聯手實行對華經濟制裁 ，并沒有很快松動 ，這 當然又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中國的經濟建設 。值得慶幸的是 ，處在低潮中的中國對 外經濟關系 ，使某些國人再次領教了政治與經濟的關聯性 ， 同時也預示著一個新的 對外開放時期的到來。

　　（四）努力推行面向整個世界的以試點帶動為特征的政策主導下的對外開放時期

　　進入九十年代之后 ，面對東歐演變 ，蘇聯、南斯拉夫等原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 在對外開放政策方面 ，經歷多次反復的中國人終于明白：盡管推動世界經濟迅猛發展  的科學技術沒有國界、意識形態之分 ，然而掌握這種高科技的國家及其領導者 ，卻完  全可以運用這種力量來推廣自己的價值觀念、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模式 ，依賴一個或  幾個國家集團的“恩賜”來奉行自己的開放政策 ，以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是不現實  的 ，至少也是會受到一定局限的。于是 ， 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又有了新的變化 ，其中  最引人注目的莫過于對周邊國家的開放。萬里國境線上，從東到西，從南到北 ，邊境  口岸紛紛放開。昔日冷落寂寞的集鎮小城 ，如今成了紅紅火火的物資貿易集散地 ，各  國、各地區去做生意者趨之若鶩。曾一度與我抗衡的獨聯體國家和越南居然也成了邊  貿熱點地區。當然 ，它并不意味著我們回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來自新加坡、韓國和  中國臺灣、香港地區的投資也在大量涌入 ，這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

　　如同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 十四大 ”政治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樣 ：“對外開放的 地域要擴大 ，形成多層次 、多渠道 、全方位的開放格局。”我們認為 ，這一時期推 行的對外開放新的重大戰略決策 ，應當包括對外與對內兩個方面 ：在國際上 ，我們 要為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而努力 ，既要繼續對美國 、 日本 、歐共體各國開放 ，也 要向獨聯體及至東歐各國開放 ；既要對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開放 ，也要向新興或新 建立的國家開放 ；既要對周邊國家 ，也要向遠離中國內地的亞非拉美等其他國家開

　　放……總之 ，要取眾人之長 ，來補自家之短 。就國內而言 ， 除已有的開放區域外， 我們要加速沿長江 、黃河的內陸省與各民族自治區域的開放 ，拓寬利用外資的領  域 ，完善投資環境 ，開拓國際市場 ，促進對外貿易多元化 。要大膽吸引和借鑒世界  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一切反映現代化生產和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先進經營方  式和管理方法。

　　在冷戰結束后 ，世界舊的兩極格局已經打破 ，新的格局尚未形成 ， 同時又正在 向經濟全球化 、政治多極化 、文化多元化發展的情況下 ， 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 ，應 該是更高層次上的自主開放 ，一切以中國的國家利益與人民的長遠利益為轉移。

　　（五）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的面向經濟全球化主戰場的法律框架下可預見 的對外開放時期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 ，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標志著中國的對外開放進入一個 新的階段 ， 中國與世界各國 、各地區的經貿關系發展也進入了新階段 。我國對外開 放較之以往出現了三個重要轉變 ：一是中國由入世前有限范圍和有限領域內的開 放 ，轉變為全方位的開放 ；二是由以試點為特征的政策主導下的開放 ，轉變為法律 框架下可預見的開放 ；三是由單方面為主的自我開放 ，轉變為與世貿組織成員之間 的相互開放。

　　尤其是在中國政府確立了在未來二十年的戰略機遇期內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即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到二〇二〇年將比二〇〇〇年要翻兩番 ，預計要達到四萬億  美元 。中國的外貿進出口總額也將翻兩番 ，預計能夠達到兩萬億美元 。這個目標的  實現 ，不僅將惠及十幾億中國人民 ，而且將帶動周邊國家的經濟增長 ，也必將為世  界經濟的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 。故而中國正在更大范圍 、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參  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 ，充分利用國際和國內兩個市場 ，優化資源的配置 ，拓  展發展的空間 ， 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

　　這一時期 ， 中國政府將按照 WTO 的規則要求 ，進一步完善外商投資的法律法  規體系 ，簡化外商投資的程序 ，加大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 ，為投資者創造一個公  開 、公平 、透明的經營環境 。同時 ，繼續推進服務貿易領域的開放 。二〇〇三年， 中國已經批準在深圳 、上海和天津 ，設立外商獨資出口采購中心的試點 ，這是適應  現代物流產業發展和跨國公司的全球采購 ，發揮中國加工制造優勢的一種新的嘗

　　試 。不斷創新 、引進外資的形式 ，拓寬利用外資領域 ，是我們擴大開放的重要內  容 。根據國際產業調整的情況 ，我們在繼續鼓勵外商投資制造業 、服務業的同時， 重視跨國集團內部、服務業的外包的新趨勢。

　　對內 ，我國正在積極創造條件 ， 以新的方式拓展吸收外資的新領域 。我們已經  制定了相關的政策和法規 ，允許境外的投資者通過并購等方式到中國進行投資 ，允  許符合條件的外商投資企業上市 ，鼓勵跨國公司參與國有企業的改組 、改造 ，進一  步擴大外資參與不良資產的重組和改建 、處置 ，允許外商以直接投資的方式 ，受讓  上市公司的法人股的股權 ，鼓勵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中國總部和研究開發中心 。我  們積極引導外商投資企業參與中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鼓勵長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  洲建設 ，抓住新一輪國際產業調整的大好機遇 ，大力吸引國際資本 、技術和人才， 形成具有規模效應的產業帶和產業群 ，充分發揮產業的聚集效應 、輻射效應及對區  域經濟的發展和結構調整快速的帶動作用 。東北地區老工業基地的振興 ， 國有企業  的改造 ，環渤海地區的發展 ，都為外商投資提供了新的發展空間 。我們將繼續實施  西部大開發戰略 ，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 ，通過加強培訓 ，提高服務的水平 ，重  點支持中西部地區國家級的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建設 ，加強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多  層次的合作 。我們修訂了外商投資企業境內投資的規定 ，為東部地區外商投資企業  向中西部地區再投資創造條件 。我們歡迎世界各國的跨國公司到中國來投資。

　　對外 ， 中國也將積極培育自己的跨國公司 ，創造各種條件 ，促進跨國企業開拓  海外市場 ，更大規模地參與世界經濟競爭與合作 ，謀求中國跨國公司的新的發展。 我們強調世界經濟應當以平等為前提 ，通過建立公平 、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 ，為無  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提供從全球化中獲益的機會 ； 以誠信為基礎 ， 以此來  促進人類文明的進步 ，為經濟和社會活動有序地開展提供保障 ； 以合作為途徑 ，各  國之間取長補短 ，互利互惠 ，從而為增長創造更大的空間 ； 以發展為核心 ，實現經  濟增長 、社會進步 、環境保護的相互協調 ， 以促進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世界經濟持  續 、健康地發展 ，是各國人民的共同心愿 。我們希望通過普遍倡導“平等 、誠信、 合作 、發展 ”，為世界經濟發展創造更加有利的環境和條件 ，共同努力 、共創輝煌  的未來。

　　從對我國對外開放政策變化的歷史回顧中 ，我們也能清醒地看到 ，對外開放的

　　程度及其范圍是一個長期發展的過程 。一切隨著時間 、地點和條件的變化而變化， 不能一廂情愿 。它既包括主觀因素 ，也包括客觀條件具備與否 ，而這些條件又是呈  動態變化的 。 因此 ，如果我們一味苛求前人 ，而不去對彼時彼地歷史條件加以分  析 ，那樣得出的結論是經不起歷史檢驗的 。誰能保證今天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的外部  環境 ， 明天會不發生變化呢？ 時至今日 ， 以美國為代表包括某些歐盟國家在內的西  方發達國家 ，寧愿維系對華貿易的長期逆差 ，也不愿放松對我國高科技產品出口的  限制 ，難道不發人深省嗎？ 在今后發展對外關系中 ，我們仍然既需要隨機應變 ，又  必須以不變應萬變 ，所謂“不變 ”就是要注意恪守五條重要原則：

　　（ 1）在政治上 ，要求對方尊重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反對強權政治和干 涉中國內政。

　　（2）在經濟上 ，要求相互間的公正合理 、平等互利 、等價交換 ， 以利加速我國 民族經濟的發展 ，而不致淪為喪失獨立的大國經濟的附庸。

　　（3） 在軍事上 ，要有利鞏固和加強我國的國防力量 ，既不加入任何軍事聯盟， 也不能受制于人。

　　（）在文化上 ，要使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和外來的先進思想文化精華很好地結 合在一起 ，反對崇洋媚外和奴化思想的滲透與傳播。

　　（）在民族問題上 ，要有利國家的統一和中華各民族的大團結 ，反對民族分裂 與國土肢解。

　　恰如著名外交家喬冠華所概括的那樣 ：“總之 ，新中國的全部外交都是為了實 現這樣幾個戰略目標 ：一是維護我國的獨立和主權 ；二是維護我國的安全利益 ；三 是創造有利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走向繁榮富強的國際環境和條件 ； 四是有利于世 界和平與人類進步的正義事業。”只有永遠堅持這些基本前提 ，真正集中精力搞好 經濟建設 ，才有可能使中國在二十一世紀中葉 ，趕上或在某些方面超過當今的現代 化強國 ，而立于不敗之地。

　　關于這一點 ，與作者有高度共識的孫錫良先生在其《能否將“封閉半封閉 ”換 成“封鎖與反封鎖 ”？》 一文中闡述的非常清楚 ，如果不對時代背景和當時的國際環 境做全面分析 ，直接定位為封閉半封閉 ，就等于認定新中國前幾十年是主觀上要走 封閉道路和半封閉道路 ，是主觀上不愿意對世界開放 ，這可能是不客觀的認定。

　　從外部看： 自新中國成立始 ，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就對中國實施全方位封鎖 政策 ，企圖將新中國扼殺于搖籃之中 ，一方面派出第七艦隊橫行于臺海之間 ，一方 面對中國近鄰朝鮮進行武裝侵略 ，壓制和封鎖新中國不是停留在紙上 ，而是落實到 軍事行動中 。在國際舞臺上 ，美國和西方國家利用其在國際組織上的強勢地位 ，完 全將新中國拒之門外 ，它們將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交付于國民黨木偶政權 ，捆住 了新中國走向世界的手腳 ，甚至讓新中國在很多場合成為不合法政權 。在經濟 、金 融及各種國際合作中 ，美國及西方國家也是動用一切力量封鎖中國 ，尤其是戰略物 資和高技術產品完全不被允許銷往中國 ，逼迫新中國走獨立自主 、 自力艱生的道 路 ，也就是所謂的封閉半封閉道路。

　　從內部看 ：新中國從來都沒有想過要主動封閉 ，并且一直都在拓展國際空間， 一直都在盡最大努力同敵對勢力作斗爭 ，在很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我們最大限  度地爭取到社會主義陣營朋友的支持 ，成為東方陣營中不可或缺的國際政治力量。 我們最大限度地爭取到西方陣營中對中國抱有善意的發達國家的支持 ；我們最大限  度地爭取到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誠心支持 ；我們最大限度地參與到世界不結盟運  動 ，從而贏得更多愛好和平國家的支持 ；我們用“不斷革命理論 ”支持和鼓勵了亞  非拉各洲民族獨立與解放運動 ；我們用“三個世界理論 ”贏得了第三世界多數國家  的力挺。

　　通過不懈地努力 ，一九七一年 ，在世界愛好和平的正義力量支持下 ， 中國重返  聯合國 ，獲得了全中國在聯合國代表權的歷性性 、轉折性成就 ，從而為繼續拓展更  多的建交國奠定了基礎 。特別要指出的是 ，新中國在聯合國的成功 ，不只是包含亞  非拉兄弟 ，還包括很多歐洲國家 。阿爾巴尼亞 、阿爾及利亞 、柬埔寨 、羅馬尼亞、 古巴 、巴基斯坦 、剛果 、贊比亞等二十三國的提案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是  中國在聯合國唯一合法代表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利 ，驅逐臺灣政府代表并  取消它的一切權利》。 當時有投票權的國家為一百三十一個 ，投票結果是 ：二十三  國提案 ，七十六票贊成 ，三十五票反對 ，十七票棄權 ，三國缺席 。在七十六張贊成  票中就包括比利時 、加拿大 、丹麥 、芬蘭 、法國 、愛爾蘭 、意大利 、荷蘭 、挪威、 葡萄牙 、新加坡 、瑞典 、英國等西方陣營國家 。這個結果很好地反映了新中國在當  時的國際認同度 ，如果中國主觀選擇封閉半封閉道路 ，怎么可能獲得如此多國家的

　　正義支持？

　　從經濟交往和科技合作方面看 ，新中國成立至上世紀七十年代末 ，開展了兩次  大規模的合作性工業化 ，第一次是中蘇合作的工業化進程（東方陣營內部的開  放）， 另一次是七十年代初的“ 四三方案 ”（東西方合作的開放）。基本可以認定， 通過兩次大規模合作與引進 ， 中國在重要工業上的布局已成框架 ，這為之后的更大  開放奠定了堅實基礎 。通過以上分析 ，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新中國的前三十年 ，一方面受到西方國家的強力封鎖 ，另一方面 ， 中國政府和  人民充分運用智慧和勇氣進行封鎖與反封鎖斗爭 ，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承認這  個事實的基礎之上 ，我們還可以非常自豪地指出 ，我們不但在反封鎖上取得了較大  成就 ，而且在自力更生上取得了更大的驚人成就 。敵人為什么要封鎖我們？ 因為怕  我們強大 ，它們想遏制我們搞“兩彈一星 ”，它們害怕我們國防強大 。不過 ，它們  失敗了 ，面對封鎖 ，面對困難 ，我們沒有屈服 ，也沒有放棄 ，我們成功地突圍 ，我  們成功地搞出了自己的兩彈一星一艇 ，強大了國防 ，我們從此不再害怕列強威脅， 并具備了在更大范圍內開放的勇氣。

　　今天 ，我們的生活是更好了 ，但我們不能否定新中國開創者和建設者曾經的犧  牲和奮斗 ，我們不能否定他們為擴大開放做出的不懈努力 ，我們不能否定他們主觀  上和行動上開展的封鎖與反封鎖斗爭的成就 。我們應該讓先人寬慰 ，我們應該更加  科學 、客觀地評價他們 ，新中國的前三十年 ，應該是“封鎖和反封鎖 ”的三十年， 不應該是“封閉半封閉 ”的三十年 。事實上 ，今天的中國 ，可能將面臨著同樣的環  境 ，美國及其跟幫再次想封鎖中國 ，它們又在逼迫中國選擇反封鎖的策略 ，亡我之  心仍然不死 。看到眼前的殘酷現實 ，我們有什么理由不從心底里理解在艱難的反封  鎖中建設新中國的前輩們？ 我們怎么能說他們自己想封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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