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自我社會價值評判
在對社會價值評判的研究中 ，我們可以了解到人們的認識往往容易受決策者自 我社會價值評判的影響 。同第三方社會價值評判相對應 ，我們稱當事人對自己所做 決策的評價為自我社會價值評判 。在這里 ，我們又可以把它區別于罔顧事實 ，純屬 主觀臆斷的自我價值評判 。盡管這種自我社會價值評判的確帶有一定程度的主觀色 彩 ，但它也并不就一定全是主觀片面的 。它只不過是在動機與效果兩者中 ，更側重 于對決策動機的社會價值評判 ；在多因一果中 ，更側重于評判自身決策在良好的社 會效果中所起的關鍵性作用等等 。當然 ，準確客觀的自我社會價值評判 ， 即真正做 到“貴有自知之明 ”，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 ，這就需要有第三方價值評判與之 相對照并加以補充完善 ，促使當事人能夠清醒地評判自身的作用 ， 以確保自我社會 價值評判的適度可信 。現就自我社會價值評判的出發點乃至特征作一闡述。
第一節 決策者的動機與效果
人們在對決策者的決策行為乃至經濟社會發展狀況進行社會價值評判之時 ，究 竟是根據決策者的主觀動機呢？ 抑或是根據決策行動在實踐中所產生的客觀效果 呢？ 毛澤東曾經說過 ，“唯心論者是強調動機否認效果的 ，機械唯物論者是強調效 果否認動機的 ，我們和這兩者相反 ，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論 者 。為大眾的動機和被大眾歡迎的效果 ，是分不開的 ，必須使兩者統一起來。” 同 時老人家又說“社會實踐及其效果是檢驗主觀愿望或動機的標準。”（參見《毛澤東 選集》 1991年版第 3卷 868 頁） 在這里 ，毛澤東闡明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動機與效果 的基本觀點 ，認為兩者完全可以在實踐的基礎上達到統一 ，從而為我們進行社會價 值評判提供了最基本的方法 ， 即： 既要了解動機也要考察效果 。這樣 ，才能對人、 對事做出較為準確的社會價值評判。
然而 ，在社會實踐中 ，動機與效果兩者既有相一致的時候 ，也有相背離的情 況 。 由于客觀條件的變化或不具備 ， 良好的動機也可能出現有違初衷的效果 ，部分 或大部顯示出與決策者主觀意愿相反的結果 。毛澤東等領導人分別于五十年代末期 和六十年代中期發動的“大躍進 ”與“文化大革命 ”，從某種意義上講 ，正是類似 情況 。這兩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就其性質而言 ，前者立足于高速推動社會主義經 濟的發展 ，短期內超英趕美 ，推進經濟大發展是這場運動的重點 ；后者立足于摧毀 封建主義 、資本主義 、“修正主義 ”等舊的思想意識形態及其文化觀 ，堅持無產階 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與清除黨內走資派是這場運動的重點 。就決策者的主觀動機 來說 ，那也是無可非議的 。前者出自急于改變我國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 ，試圖最大 限度地發揮出人們建國初期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 ，把經濟搞上去 。但由于步 子邁得太急 ，特別是一些主要決策者有時輕信了某些人弄虛作假炮制出來的“神 話 ”，離開了中國的實際 ，結果干了一些事與愿違的事情 。后者出自急于運用人民 群眾的力量來解決執政黨自身乃至整個社會生活中的某些陰暗面 ， 以防止修正主義 復辟為目的 。但在某些人“挑動群眾斗群眾 ”干擾革命大方向的情況下 ，過分側重 運用“武器的批判 ”，搞“全面內戰 ”“打到一切 ”，難以真正把促進社會主義生產 力的迅速發展擺上應有的位置 ，結果反而導致后期出現黨風政風的下滑 ， 良好的動 機帶來了一些意料不到的后果 。究其原因 ，主要在于動機向效果的轉化過程是復雜 多變的 ，客觀條件的變化與主觀條件的局限 ，往往可能會使人們最初期待的效果發 生逆轉 。這時 ，我們就應當看主要決策者在出現壞的效果苗頭時 ，是否采取了挽救 不良行為的緊急舉措 ，是否在盡可能地減少所造成的損失 。作為國際大戰略家的毛 澤東之所以偉大 ，也在于老人家能很快地認識到相關失誤 ，并對錯誤的東西加以否 定 ， 同時采取相應的補救措施。
我們知道 ，動機與效果是辯證的統一 ，兩者既有區別也有聯系 。動機是行為產 生的出發點 ，效果是行動實施后出現的結果 。動機向效果的轉化過程 ，就是人們的 主觀意愿作用于客觀的實踐過程 。一般說來 ，它會出現四種不同的情況：
第一 ，無論是從決策者動機還是從社會效果看 ，其都具有相當高的社會價 值。以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為例 。正是處于腐朽沒落狀態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 舊中國 ，給中國共產黨人提供了實踐共產主義理想 、發展社會主義革命 、創造新社
會的條件與可能 ，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從改造社會與服務社會 的過程中 ，不惜拋頭顱 、灑熱血 ，宣傳真理 ，捍衛國家與民族的利益 ，終于將數萬 萬中國人從半殖民地的舊中國里救了出來 ，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使百余年來中 華民族第一次能自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 ，揚眉吐氣地站起來 ，并獲得國際社會的廣 泛承認 。他們在為中國社會做貢獻時所創造的社會價值 ，充分展現了這些老一輩革 命家人生價值的本質 。從這個意義上講 ，實現社會價值是他們創造自我價值的載 體 ，這場革命無論給予它多高的評價也許并不過分。
第二 ，從決策者動機看是不錯的 ，但實際效果并不太理想 ，有些甚至事與愿 違 ，被壞人鉆了空子。就毛澤東時代而言 ， 由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都或多或少地 存在著這個問題 。“多少事 ，從來急 。天地轉 ，光陰迫 。一萬年太久 ， 只爭朝夕。” 情從詩出 ，詩言其志 。毛澤東總是希望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里 ，看到親手締造的新 中國能盡快地富強起來 ；親自參與創建的中國共產黨以及他的戰友們能永久地把為 人民謀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 ，切實做到永不脫離最廣大的人民群眾 。 由于某些 當事人的不理解 、不配合 ，甚至干擾并轉移斗爭大方向 ，挑動群眾斗群眾 ，結果在 某種程度上事與愿違 ，好事未必全都辦好。
在大躍進初期 ，廣大人民群眾大干社會主義的熱忱的確調動起來了 。從城市 看 ， 當時首都北京以人民大會堂為代表的十大著名建筑在不到一年內先后完成 ，其 速度之快 ，質量之佳 ，至今也仍為不少人所津津樂道 。當代聞名的首都鋼鐵公司在 撰寫廠史時 ，也實事求是地把那個年代列為企業發展最快的時期之一 。事實上 ，我 國現有相當多數的國有骨干企業 ，都是在一九五八年前后創辦起來的 ，不少的高等 科研院校也是在那個時候創辦起來的 。從農村看 ，五十年代末我國不少地方的農民 群眾 ，懷著建設新家園的極大熱忱 ， 以極低的成本短期內就修建成一大批大型骨干 水庫 ，直到今天仍在發揮很大效益……這一切難道還不足以說明 ：我們的某些決策 者 ， 當初的愿望是良好的 ，后期部分一線主事人頭腦發熱“放衛星 ”，也只是被勝 利沖昏了頭腦 ，它是我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探索中的一種局部失誤 。故而 ，對 總路線 、大躍進 、人民公社也決不能一概否定 ，要充分認識到其喚起群眾推動經濟 大革命的積極作用。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紅衛兵破除 “ 四舊 ”（即舊文化 、 舊思想 、 舊風俗 、 舊習
慣） 的行動也有相似之處 。盡管當時那些年輕人出于年少幼稚的激情 ，有某些過火 的行為 ，并損壞過一些文物古跡 。但當時那種封建迷信活動難覓蹤影 ，并普遍出現 “路不拾遺 、夜不閉戶 ”的社會風尚 ，是至今仍令人難以忘懷的 。因為人們在普遍 地真誠地實踐并維護一種全新的社會生活 ，充滿著革命的理想主義愿望 。可以肯定 地說 ，如今令人頭疼的“法輪功 ”一類邪教活動 ，在那個年代是難以找到其生存的 社會基礎與思想基礎的。
這一場以“推動經濟建設 ” 目標為主 ，一場以“構建無產階級意識形態 ” 目標 為主的兩場全國性的大型群眾運動 ，之所以最終未能達到與發動者的初衷完全相一 致的結果 ，從一定意義上講 ， 問題就出在只注意激發與保護群眾積極性的一面 ，卻 忽視了把這種積極性引導到科學與求實的一面。
第三 ，無論從其動機還是效果看 ，只能是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構成破壞作用 的行動 ，難以言其社會“價值”，或者說它只能夠幫助人們認識什么是帝國主義 的侵略性？如日本多次發動的侵華戰爭 。早在十九世紀末葉 ， 日本就由資本主義發 展成為帝國主義國家 ，走上了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 ，并把“大陸政策 ”定為其基本 國策 。經過一八九四年的中日“ 甲午戰爭 ”，于次年四月十七日 ，迫使腐敗的清政 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 《馬關條約》， 割讓了臺灣及所有附屬島嶼和澎湖列島等 。一 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 ， 日本內閣首相兼外相田中義一在東京召開了以 解決“滿蒙政策 ”為中心議題的“東方會議 ”，主要是確定新的對華政策 ，意欲先 奪 “ 滿 、蒙 ”，后取整個中國 ，進而吞并亞洲 、稱霸世界 。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 代 ， 日本國內矛盾激化 ，連續發生經濟危機 。為了擺脫政治經濟危機和實現奪取中 國東北的戰略計劃 ， 日本于一九三一年蓄謀制造了“九·一八事變 ”，發動了侵略 中國東北的局部戰爭 。 由于蔣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 ”政策 ， 日軍僅用四個多月的 時間就占領了中國東北三省 ，并于一九三二年三月操縱建立了偽“滿洲國 ”傀儡政 權 。隨后 ， 日本又把侵略矛頭指向中國華北 ，侵占熱河 ，進逼北平 、天津 ，策動 “華北事變 ”，并加強了全面侵華的戰爭準備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 日本與 德國簽訂了 《反共產國際協定》， 接著 ，形成德 、意 、 日法西斯軸心 。一九三七年 七月七日 ， 日本帝國主義者以制造盧溝橋事變為起點 ，發動了蓄謀已久的全面侵華 戰爭 ，從此戰火在中華大地上全面燃起 。 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絕不是偶然的 ，是
其長期推行以滅亡中國為首要目標 ，進而吞并亞洲的“大陸政策 ”的結果 ，也是日 本為擺脫當時經濟危機 、緩和國內矛盾 、爭奪世界市場和東亞霸權所采取的新的侵 略步驟。
直到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 中 、美 、英三國政府發表 《波茨坦公告》， 要 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無條件投降 ，否則日本即將迅速完全毀滅 。八月六日與九日， 美國分別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擲下兩顆原子彈 ，給日本以巨大打擊 。八日 ，蘇聯政府 對日宣戰 ， 同時宣布參加 《波茨坦公告》； 九日 ，一百余萬蘇軍從北 、東 、西三個 方向進攻侵占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 。同一天 ，毛澤東發表 《對日寇的最后一戰》 的聲明 ，各解放區軍民立即展開全面大反攻 ，解放了大片國土 。在中國 、蘇聯 、亞 洲各國以及美 、英等盟國軍隊的共同打擊下 ， 日軍迅即崩潰 。八月十五日 ， 日本宣 布無條件投降 ，九月二日簽署投降書 ， 日本侵華戰爭以失敗而告終 。其間 ，先后歷 經十四年抗日戰爭 ， 中國人民承擔了最大的民族犧牲 。這是一場真正的浩劫 ，是中 華民族災難史上極為沉重的一頁 。當然 ， 同時也是近現代史上的中國人對外國侵略 者所取得第一次全面勝利。
第四 ，僅就其動機看是不純或不良的 ，但社會效果卻不錯 。如相當多數的民族 資本家所創辦的企業 。從其出發點看 ， 當然一般的多是為了發家賺錢 ，攫取工人所 創造的剩余價值 。然而以其客觀效果看 ，卻促進了民族工業的發展 ，也使得某些完 全喪失生產資料的貧苦人有了一個“飯碗 ”，較之地主階級依靠封建宗法制度對農 民的奴役 ，無疑是一種進步 。至于舊中國時 ，某些帝國主義國家拿出部分賠款興教 辦學 ，試圖培養一大批中國洋奴 ，卻事與愿違地同時造就了一批有文化懂科學的反 對帝國主義侵略的中堅分子 ，就其動機與效果而言 ，更是大相徑庭了。
綜上所述 ，我們認為對任何社會政治現象的社會價值評判 ，一定要做到具體情況 具體分析 ，既要了解一般性 ，也要指出特殊性 ，肯定其有社會價值的一面 ，否定其不 利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另一面，決不可陷于“非黑即白”的單向思維泥坑而不能自拔。
第二節 自我價值評判的積極性
從一定意義上講 ，追求真 、善 、美是人類的一種本性 ，世界上許多美好的事物
與理想 ，早在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產生之前便存在過 ， 即使在今天共產主義思想陽光 尚未普照的角落 ，它也依然有著一定的生命力 。人類很早以前就有許多關于未來美 好社會的藍圖與設想 ，甚至包括對未來社會經濟制度 、政治制度及社會風貌的預 見 。就以產生于我國春秋時代的古籍《禮記·禮運》 篇中關于“大同世界 ”的描述 為例 ：“大道之行也 ，天下為公 ，選賢與能 ，講信修睦 。故人不能獨親其親 ，不獨 子其子 ，使老有所終 ，壯有所用 ，幼有所長 ，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男有分， 女有歸 ，貨惡其棄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 ，力惡其不出于身也 ，不必為己 。是故謀閉 而不興 ，盜竊亂賊而不作 ，故外戶而不閉 ，是謂大同。”這種對美好社會理想的追 求 ， 曾經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 ，至今仍在發揮著重大的影響 。在 這里 ，它所體現的是人對真 、善 、美的追求 ，是科學的 、符合人類倫理道德與審美 意識的產物。
一般來說 ，人們在社會生活中所追求的最大目標是人的自我社會價值的實現。 人的一生在其認識社會 、服務社會或改造社會與自然的實踐過程中 ，對社會做出了 奉獻 ，所以個人對社會來說是有價值的 ，個人也正是從服務社會或改造社會與自然 中 ，獲得社會的承認 。人的社會價值即人們為社會做貢獻時所創造的價值 ，體現了 人生價值的本質 。一個人一生的全部活動對社會進步和幸福所起的作用愈大 ，其人 生價值愈高 ，也只有努力創造社會價值 ，個人價值才能得以實現 ， 因為社會價值是 自我價值的載體 。人與一般動物的不同在于 ：人總有其所屬民族文化的積累 ，總有 人生的追求 。 自我價值評判的積極性就在于 ：它極大地推動了人們對人的自我價值 的追求與實現 ，在現實生活中的很大程度上 ，它所表現出來的往往是私有財產公有 化或者社會化 。不妨試舉幾個典型事例來加以分析說明。
其一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 ，在福建省大田縣屏山鄉蔣山村有位年過七旬的老農章 興描 ，他深為自己家鄉交通閉塞而苦惱 ，決心要在有生之年里 ，盡最大努力把家鄉的 公路修起來。他先是花光了幾十年辛勤勞動積累起來的一點四五萬元 ，接著賣掉了自 家養的肥豬與口糧 ，甚至老伴的陪嫁品 ，加上向親戚朋友借貸才又湊齊二點四萬元， 還不惜拿自家兩畝多責任田 、三畝多責任山來替換修路必須占用的別人家的責任田 地。三年中 ，他以百折不撓的精神 ，歷經千辛萬苦 ，突破資金、征地與部分家人反對 等三大難關 ，終于把政府都感到困難的事辦成了。一條新開的五公里長的公路似緞帶
纏繞在崇山峻嶺中 ，給當地人們的生產與生活帶來極大的方便。章興描的這種毀家修 路、愚公移山的精神 ，理所當然地得到了當地各級政府的關注與肯定。
其二 ，居住在美國加州的華裔青年張士柏 。一九八七年年僅十四歲 ，剛上初三 的他 ，進行跳水訓練時 ，頭部受了重傷 ，造成四肢癱瘓 。但他坦然樂觀地對待人 生 ， 以驚人的毅力與優異的成績 ，連連跳級 ， 四年內便已成為美國著名大學經濟系 三年級學生 ， 一九九〇年六月獲得當時美國總統老布什親筆簽名的 “ 學業成就 獎 ”。他把十八歲生日時 ，父母贈給他作為生活保障費的二十萬美元 ，捐贈給故鄉 寧波北侖區 ， 以設立“張士柏獎學基金會 ”，被人稱為“海外的張海迪 ”。
其三 ，原籍浙江上虞的香港同胞張杰一九八七年毅然決定傾囊捐助家鄉的教育 事業 ，制定了一個包括教學樓 、圖書館 、學生宿舍等設施在內的“五年計劃 ”，并 把它一點一點地變為現實 ，捐款早已超過一百一十多萬元 。而這位老人在香港全家 十口人擠在三十平方米的寓所 ，靠賣螃蟹 、粽子 、茶葉蛋謀生 。雖小本經營卻懷有 遠大抱負 ，倘若沒有其家人的全力支持 ，這也是不可想象的。
其四 ，據 《光明日報》 以“重金難動報國愿 ，竭誠盡智赤子心 ”為題的報道： 西安交通大學侯義斌教授在荷蘭留學期間 ， 曾首創“系統全分解理論 ”和新的代數 系統—“三方元代數系統 ”蜚聲國際同仁 ，卻婉拒國外的高薪聘請 。 回國后 ，他又 做出驚人的成就 ，除承擔國家重點科研項目研究外 ，還在開發性研究領域中搞高科 技成果轉化 ，先后向國內外提出多項發明專利申請 ，并獲第二屆霍英東教育基金會 科研一等獎 。其研制的“非鍵盤中外文輸入技術 ”，被認為是漢字輸入技術上的一 大突破 ，侯義斌不為許多企業重金購買所動 ，毅然將這一專利權無償獻給培養自己 的母校。
其五 ，香港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與夫人黃麗群女士一道 ，靠一把剪刀 艱苦創業 ，創立了享譽世界的“金利來 ”名牌 ，享有“領帶大王 ”之美譽 。他出身 貧窮 ，新中國成立后 ，靠國家發給的助學金讀中學 、大學 。一九六一年畢業于中山 大學生物系 ，一九六三年移居泰國 ，后來到香港定居 。曾憲梓先生常說 ：“我是祖 國培養成才的 ，我所做的一切及終生的愿望就是報效祖國 ”。從本人經濟實力還不 那么雄厚的一九七二年起 ，每年拿出一定的資金來回報祖國 ， 回報社會 。人生歷程 使他領會到 ，知識可以創造財富 ，教育是立國之本 。改革開放以來 ， 曾先生不斷捐
助家鄉乃至祖國的教育、文化、體育、衛生等公益事業 ，捐款已逾數億元。
這些志士仁人的感人事跡 ，與其說是共產主義思想教育熏陶的結果 ，不如說是 中國傳統文化中所倡導的“精忠報國 ”等家國情懷思想文化精華影響所致 ，甚至可 以說是受了儒家 、佛家等宗教思想中積極因素的影響 。舍家財以興學 、架橋 、鋪路 等乃是數千年中華民族中優秀分子的一種較為普遍的積德行善的做法 。在上述典型 的代表人物中 ，除在大陸成長的曾憲梓和當時已過天命之年的侯義斌可以說是曾在 一定程度上接受過馬列主義 、毛澤東思想的教育外 ，其他人大多不具備這種歷史條 件與社會環境 ，倘若讓他們來進行自我社會價值評判 ，就會發現其各自動機也不盡 一致。
這種發自積德行善者內心而又具有真情實感的表達 ，正好體現出自我社會價 值評判的積極意義之所在 。 因為它是由內在的精神動力所形成的 ， 故而真實可 信 。再試以曾一度是落魄者的香港旭日集團董事長楊劍先生為例 。他在二十年間 建立起了一個以成衣為核心 ，包括針織 、梭織 、織布 、染整 、設計 、地產 、經營 等在內的跨國集團經營公司 ，其財產在四億美元以上 。楊先生熱心公益事業 ，捐 資賑災 、辦校捐款等近四千萬元 。他明言自己的思想動機就來源于對古代圣賢教 誨的信仰 ，并力求汲取儒家與佛家學說的精粹 。楊先生聲稱： 若各級領導能有 “ 天下為公 ” 的觀念 ，那么一切的目標 、計劃 、決策都會以人民為依歸 。 即使物 質不甚發達 ，人們也會是很幸福快樂的 。他認為 ，西方科技在于 “ 理 ”，東方智 慧在于 “ 情 ”，前者解決人類的物質問題 ，后者才真正能解決人類的精神問題 。 西方哲學思想所倡導的是個人本位和個人至上 ， 只有東方智慧才使他頓悟出 ：人 生的價值在于為人群 、為眾生 、為社會 。也只有與這誠摯的自我社會價值評判相 適應 ，才能切實道出其“舉善行 ”的思想根源。
第三節 自我社會價值評判的夸大性
與自我社會價值評判的積極性同時存在的則是自我社會價值評判的夸大性 。它 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在多方共同決策并付諸實施的行動中 ，人們總是有意或 無意地夸大自身的作用與功績 。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 ， 以蘇 、美 、英 、法等國組
成的反法西斯聯盟軍取得了戰爭最后的勝利 ，這是不容置疑的 。然而 ， 當讀者分別 閱讀這場戰爭的卓越領導者之一的蘇軍朱可夫元帥 、美軍艾森豪威爾五星上將和英 國丘吉爾首相等描述同一主題甚至同一事件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 就會發 現他們總是粉飾自己或夸大己方在戰場上所起的重大作用 。二是在對正確決策的評 價中 ，人們總是對個人或己方所起的作用有意或無意地進行夸大 ， 以致造成部分失 真 。這種情況甚至一直延續到了今天 。一九九四年 ，美英法三國在諾曼底舉行了登 陸五十周年開辟第二戰場的盛大慶典 ，意在向世人顯示 ，美英法仍將在西方乃至世 界政治舞臺上起主導作用 。俄羅斯則未被邀請出席紀念活動 ，俄國一些人士對此感 到不滿和憤怒 ，連西方一些媒體也為之鳴不平 。因為正當蘇聯軍民與德軍浴血奮戰 之時 ，西方盟國遲遲按兵不動 ， 出現了“西線靜悄悄 ”的怪現象 。有的評論家不無 挖苦地寫道 ，直到勝負已見分曉時 ，西方唯恐“蘇軍跨過萊茵河 ”，才匆匆發起諾 曼底登陸行動 。二戰后 ，西方國家處處突出自己在這場戰爭中的作用 ，使得俄國一 家報紙抱怨說 ，似乎 “世界已經忘記了戰勝法西斯的主要功績歸于誰。”美國的 《紐約時報》 也承認 ，“這個慶典貫穿著一種高度選擇性的歷史觀點 ，就某些方面而 言帶有偏見。”
記得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期 ，某些新聞媒體為了配合當時整黨工作實現預定的 目標任務 ， 曾一度高調宣傳那時是建國以來我國社會風氣最好的時期之一 ，也是黨 風最好的時期之一 。而事實上呢？盡管當時我們曾對社會上的不良風氣乃至黨內的 不正之風進行過揭露與斗爭 ，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它迅猛發展的勢頭 ，然而離預 定目標還相距甚遠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時 ，那客觀存在的某些“官倒 ”等嚴重問 題就曾被當做口實為某些人加以利用 ，這難道不也是自我社會價值評判夸大性的例 證嗎？ 這件事也就更使人們越發領悟到毛澤東早年在延安說過的“只有讓人民來監 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來負責 ，才不會人亡政息 ”的真理 。換句話 說 ，也就是需要不斷推進大眾政治民主 ，變“官管官 ”為“ 民管官 ”，逐步推動我 國的政治民主改革 ，從基層政府的行政首長（縣 、鄉鎮長） 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做 起 ，對那些違法亂紀腐化墮落的公務員 ，要真正賦予人大代表根據群眾意愿有隨時 提出彈劾議案的權力 。事到如今 ， 由于市場經濟的導入 ，加之黨內監督與社會監督 難以及時到位 ，使我們的黨風與社會風氣再度遭到極大的破壞 ，黨內反腐敗也再次
進入關鍵時刻 。對此 ， 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高揚反腐倡廉的旗幟 ，作 出鄭重承諾 ：“不管涉及到什么人 ，不論權力大小 、職位高低 ， 只要觸犯黨紀國 法 ，都要嚴懲不貸。”據中央紀委公布： 自二〇一二年十二月起 ，截至二〇二一年 五月 ， 已立案調查 、審查了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 、中共中央政治局前 委員令計劃 、全國政協前副主席蘇榮等為代表的省部級以上腐敗變質的領導干部高 達三百九十二名 ，這已經大大超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處理的省部級以 上干部人數 。在軍內法辦了軍委原副主席徐才厚 、郭伯雄 ，軍委政治工作部原部長 張陽 、軍委總參謀部原總參謀長房峰輝 ，空軍原政委田修思 ，武警部隊原司令員王 建平 ， 國防大學原校長王喜斌……全軍先后查處涉嫌嚴重違紀 、違法的軍級以上干 部一百多名 ，這個數字也已經遠遠超過槍林彈雨中為締造新中國而犧牲的將軍的數 量 。這一系列大要案的查處 ，讓人們切實地感受到黨中央嚴懲腐敗的堅強意志 。至 此 ，黨中央曾多次作出明確決定 ，要依靠制度與法治不斷推進依法反腐 ，在強力 “打虎 ”“拍蠅 ”治標的同時 ，努力為治本贏得時間 ，最終實現讓官員由“不敢腐 ” 到“不能腐 ”“不想腐 ”的轉變 ，絕不辜負人民的期望。
再以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例 。在其推行初期 ， 的確端掉了某些地方的所 謂大鍋飯 ，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 ，激發了農民群眾自主進行生產勞動 的積極性 。尤其是在一些并非只是分光集體積累 ，真正實行了聯產計酬的地區 ，效 果較為明顯 。于是 ，有人稱這種責任制的實施 ，是“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項偉 大創造 ，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等等 ，這就顯然有些夸大其辭了 。不錯 ，家庭聯產承 包責任制確實給農村家庭經濟的發展注入了生機與活力 。與此同時 ，在相當多的地 方卻使昔日農民多年來積累起來的集體家業被瓜分 。據調查 ，一九八一年遼寧省農 村集體家底為六十五點五億元 ，到一九九〇年卻減少到四十四點五億元 ，近三分之 一的集體資財流失 ，平均每個村減少二十三萬元 。在全省一萬五千六百八十八個村 中 ，資不抵債的已有二千零十九個 ，約占百分之十二點二 ；負債額高達五點七億 元 ，資產抵債后 ，平均每個村仍負債二十八萬元 。又據云南省昆明市調查分析 ，全 市八千零四 8個合作社中 ，原有集體資金基本流失 ，沒有辦集體企業與形成新積累 的占百分之四十左右 。如宜良縣 ，一九八三年農村集體資產總值為三千零四十五萬 元 ，一九八五年清產核資時減少到兩千一百六十三萬元 ，資產損失率為百分之三十
九 ，一九九〇年又損失九百八十五萬元 ，幾乎流失殆盡 。如果再把流失暗道詳加剖 析 ，我們的頭腦或許要更清醒一些。
流失的暗道之一 ：集體家底疏于管理 ，損失浪費隨處可見 。家庭聯產承包后， 集體家底無人過問 ，一些村干部當家不理財 。如遼寧省法庫縣有個村購買四百噸磷 肥 ， 因無人保管被人偷走 ，一次損失八萬元 。又如湖南省常寧縣一個村 ，原有一臺 價值萬元的中型拖拉機 ，后被一村干部親戚承包跑運輸 ，結果被撞壞 ，成了一堆廢 鐵 ，不了了之。
流失的暗道之二 ：村里資金短缺 ，變賣集體家底 。如遼寧省錦縣翠巖鄉有二十 二個村 ，從一九八三年包干到戶到一九九〇年 ，共變賣村級固定資產六十四點七萬 元 ，用以解決村里資金緊張的問題。
流失的暗道之三 ：無償占欠集體資金 ，抽空集體的“血脈 ”。某些村干部以多 種理由大量借用集體資金長期不還 ，部分村民也爭相效仿 ，拖欠款長期不繳 ，僅遼 寧省遼陽市村級集體資金就被無償占用九千八百一十八萬元 ， 占全部資金的百分之 八十三。
這些問題經調查分析表明： 主要原因在于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時候 ， 由于 輿論導向和工作指導上的偏差 ， 過分強調分散經營 ， 把原有集體經濟 “ 分光包 盡 ”，使一些地方出現了 “ 集體經濟無實力 ， 開展服務無能力 ， 公益事業無財 力 ，干部說話無氣力 ” 的狀況 。可某些人不愿正視這一現實 ，仍然宣傳什么目前 的農村經濟分兩個層次 ， 家庭承包也是集體經濟中的一個層次 。在這些人看來， 此說或許也有些道理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 ，尤其是在那些沒有真正建立村級集體 經濟的地方 ，其造成的客觀后果 ， 只能是導致農民的攤派上交日益加重 。據安徽 靈璧縣一名高三學生在給新聞單位的信中說 ：“我家是一個僅有幾畝承包地的家 庭 ，并且母老兄殘 ，全家一年辛苦 ，所得各種農作物折合收入一千來元 ，可一九 九二年卻必須交納七百六十多元的現款 。我們哪能交得起呀？ 更何況還要交還因 購買種子 、化肥等欠下的那兩百元債呢？ 離高三畢業就剩半年了 ，但我的家卻再 也供不起我上學了 。且不說上學 ，就連我一家如何生存下去也已茫然了…… ”這 就是某些地區在農田承包到戶后 ，而作為所謂“集體經濟 ”一個層次乃至部分農 民陷于困頓的真實寫照！ 在這里 ，難道我們不是已完全可以從事物的另一側面，
看到自我社會價值評判夸大性所造成的危害嗎?
行文到此 ，我很愿意向讀者推介一位頗能實事求是地對自己的言行負責 ，與 自我社會價值評判夸大性相悖的典范 ，他就是原山東省師范學院副院長田仲濟教 授 。一九六二年九月 ， 田教授在 《大眾日報》 上發表雜文 《雅量》， 借古諷今地 譏笑了那種聽不得意見 ， 容不下異己的 “ 小人 ”。文化大革命中 ， 有人說 《雅 量》 的要害是為彭德懷鳴冤叫屈 。他辯解道 ，我的文章是泛指 ， 當時彭德懷事件 只在黨內作了傳達 ，我作為黨外人士怎么會知道？ 其間 ，他作為張春橋的中學老 師受其之惠 ， 被提前 “ 解放 ”。有人好心勸他 ，借機去聯絡感情 ，他一笑了之 。 后來 ，彭德懷得到平反昭雪 ，有些人發言或寫文章說 ， 田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自 覺抵制作斗爭 ；也有人說 ， 當初 《雅量》 就是給彭德懷鳴冤叫屈 ，應提倡與發揚 田先生大無畏的斗爭精神 。對這種種“貼金 ” 的行為 ， 田先生斷然否定 ，再次重 申了自己實事求是的做人準則 ，“不趨炎附勢并不等于作斗爭 ； 泛指就是泛指， 何談斗爭精神？”看來 ，如今要真像田先生這般始終如一 ，一是一 ，二是二 ，不 為時局變化而跟風 ，也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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