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社會價值評判的基本方法

　　任何一門學問 ，都有它觀察分析其研究對象的基本方法 。 因為方法是搜集材 料 、進行研究的工具 ，甚至在很大程度上 ，是一門學科的靈魂 。我們在對人或事物 進行客觀公正的社會價值評判時 ，所運用的最基本的方法無疑是辯證唯物主義 ，但 在理論聯系實際的運作過程中 ，則應根據具體對象的不同各有側重的使用不同的方 法 。現就常用的四種主要方法 ，分別加以闡述 ，它們的共性是一致的 ，其區別也是 相對而言的。

　　第一節  歷史比較法

　　歷史比較法主要用于對兩者進行歷史性的對比分析 ，從而做出符合客觀實際的  社會價值評判 。事物總是相比較而存在 ，相斗爭而發展的 。社會主義制度國家和資  本主義制度國家之間的矛盾與斗爭 ，至今已持續了一百余年 。而社會主義作為一種  思想意識形態 ，則至少可追溯到一六八八年英國確立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國家制度  前 ， 已有數百年歷史 。盡管最初的社會主義帶有空想的色彩 ，但它畢竟是宣傳建立  一種消滅人剝削人 、實現真正民主 、平等與自由的社會制度 ，故而為許多人所憧  憬 。但向往不等同于現實 ，兩者誰勝誰負至今未見分曉 。從當今的世界局勢看 ，發  達資本主義國家仍占有明顯優勢 ，究竟應當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運用歷史比較法， 似乎能找到一些答案。

　　首先 ，我們可以進行兩種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歷史比較 。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 國家 ，其社會制度從創建到鞏固 ，一般都有三四百年歷史 ，從當初的同封建主義進 行的復辟與反復辟斗爭 ，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 ，為適應生存而進行的資本主義 制度下的社會改良 ，如政府干預經濟 ，強化國民經濟宏觀調控 ，并實行一定范圍內 的計劃化 ；擴大實行股份制 ；強制施行某些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險措施 ；乃至直接從

　　社會主義國家借用一些對人與社會的管理原則和方法等 。這些改良措施雖不能從根  本上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 ，卻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  機和社會中的階級對抗 ，加之數次強勁的科技革新浪潮的影響 ，現代資本主義已明  顯不同于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的自由資本主義模式 ，故而仍有一定的活力 。而由  于種種歷史原因 ，社會主義革命卻大多發生在經濟不發達國家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  家 。這些國家經濟落后 ，物質基礎差 ，有的還曾長期遭受過帝國主義列強的掠奪， 如中國等 ，使之失去了很多的經濟發展有利時機 。這一點連德國《外交政策》 期刊  也不得不承認 ：“我們德國人雖沒有進行鴉片戰爭 。而且很早就失去了在中國的殖  民地 ，但作為整個西方整體的一部分 ，我們也應對中國的衰落負有部分責任。”

　　可以這樣說 ，沒有社會主義制度 ，前蘇聯就不可能早在四十年代初即成為世界 第二強國 ，成為最終戰勝德國法西斯的主要力量 。前些年 ，在檢討蘇聯東歐劇變原 因時 ，有一種流行的觀點 ，就是認為蘇聯垮臺是因為經濟沒有搞好 ，實際上這是不 準確和不全面的 。雖然蘇聯在經濟建設中存在偏重發展工業 ，經濟結構不合理與商 品短缺等問題 ，但全面考察蘇聯七十余年的經濟建設 ，應該說經濟發展成就還是第 一位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 ，俄國的工業生產總值只相當于美國的百分之六 點九 。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 ，蘇聯工業總產值已相當于美國的百分之八十 ，二十 多種主要工農業產品居于世界第一位 ，整體經濟實力列世界第二位 ，成為僅次于美 國的超級大國 。蘇聯的建設環境與美國是不能相比的 ，它不僅遭受了長期戰爭的破 壞 ，而且面臨著西方的封鎖 。蘇聯能夠在資本主義包圍的孤島中成長壯大 ，充分顯 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同樣 ，沒有社會主義制度 ， 中國也就不可能在新中國 成立后的短期內 ，完全擺脫帝國主義控制 ，為以后獨立自主地發展中國經濟奠定基 礎 。同時 ，我們也應看到 ，新中國在建國后相當長的時間內 ，是處于國際帝國主義 的重重包圍 、干涉與封鎖之中 。盡管如此 ，我國的經濟建設仍然取得了一定的進 展 。今天中國實行全方位的對外開放 ，并探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也就與 以往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有了很大的區別 。它是我國不斷適應當今經濟全球化 、文 化多元化、政治民主化世界發展潮流的必然趨勢。

　　在這里 ，我們僅僅只是運用了歷史比較法 ，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社會制 度的發展與斗爭 ，作了簡單的對比回顧 。現在兩者仍處在發展變化之中 ，誰勝誰負

　　一時難以解決 。美國的一位政治家曾明智地說過 ：“最終對歷史起決定作用的是思 想 ，而不是武器。”故而資本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斗爭 ，更多的是表現在進 行“宣傳戰 ”“思想戰 ”“心理戰 ”等方面 。社會主義國家當然不能束手無策 、坐以 待斃 ，而應在大力發展國民經濟的同時 ，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 ，力求在更 高的起點上建設物質文明。

　　其次 ，試對農村實行合作醫療的問題作一個歷史比較分析 。新中國建立之初， 中國共產黨針對中國廣大農村缺醫少藥的現實 ，倡導“面向工農兵 、預防為主 、團  結中西醫 、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 ”的方針 ，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大力發展醫療  衛生工作 ，努力改變舊中國廣大農村極度缺乏醫療衛生服務的狀況 ，使人民健康  不斷得到改善 。五十年代 ， 隨著農村生產合作化運動的發展 ，農村集體經濟實體  農業合作化組織的建立 ， 全國各地農村逐漸開始設置醫療衛生單位 。一九六五  年 ，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六二六 ”講話 ，提出“要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  農村去。” 當時有不少醫務工作者響應他老人家的號召 ，深入農村為老百姓送醫  送藥 。在湖北省長陽土家族自治縣樂園公社聯合診所有位名叫覃祥官的醫生 ， 眼  看一九六六年春耕時節 ， 當地麻疹 、百日咳 、腦炎等疾病流行 ，一千余人染上  病 ，僅杜家村耳廂灣一天就死了四個麻疹病病患兒 ；一個婦女因疥瘡感染 ，全身腫  痛難忍 ，上吊自殺……他思考琢磨著 ：在看病吃藥的問題上 ，能不能也搞合作 ， 以  解除鄉親疾苦 。他的想法當即得到人們的普遍贊同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 ，我國最  早的合作醫療衛生室在樂園公社杜家村大隊建立 。村民共集資三百多元作為合作醫  療基金 ，覃祥官毅然舍棄聯合診所“鐵飯碗 ”，到鄉衛生室當了一名拿工分的“赤  腳醫生 ”。接著 ，他創造了一整套切合農村實際的 “ 預防為主 ，群防群治 ， 三土  （土醫 、土藥 、土洋結合）、 四自（自采 、 自種 、 自制 、 自用中草藥） 的辦醫方針。 村民只交五分錢掛號費 ，就能看病吃藥。

　　這一新生事物經毛澤東的肯定與推介 ，在全國乃至世界范圍內引起巨大反響。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報》 頭版頭條贊揚合作醫療“是醫療戰線的一場  大革命 ”，“它解決了農村群眾看不起病 ，吃不起藥的困難 ，使預防為主的方針真正  落實在行動上 ”。接著 ，合作醫療推向全國 ，興起了一個建設農村衛生服務網絡的  高潮 ，逐步形成了集預防 、醫療 、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級（縣 、鄉 、村）衛生服務

　　體系 。特別是以“赤腳醫生 ”為標志的村級衛生員 ，在使農民便捷地獲得村級衛生 服務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到七十年代中期已普及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村 。世界 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把中國的合作醫療稱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典 范 ”。世界衛生組織前任總干事馬勒博士 ， 曾積極向發展中國家推薦中國農村衛生 工作經驗 。在醫療衛生資源分配問題上 ，六七十年代在改變“重城市輕鄉鎮 ”的傾 向方面 ，進行了不懈的努力 ， 比如一九七五年全國醫療衛生機構有病床一百五十九 點八二萬張 ，其中市級床位數占六十三點七四萬張（占 39.9％）， 縣級占九十點零 八萬張（占 60.1％）， 由此可以看出基層醫療單位占了大頭 ， 即面向農村的基層醫 療機構是衛生投入的主要方向。

　　然而到了八十年代初 ， 當土地承包到戶后 ，湖北省長陽土家族自治縣樂園鄉杜 家村連集體的藥園也分了 ，公益事業無人管 ，大片珍貴藥材被偷搶一光 ，村衛生室 馴養的梅花鹿和一群獐子也被放跑 ，損失達五萬多元 ，合作醫療被當成“左 ”的產 物加以批判 。在其發祥地尚且如此 ，全國合作醫療網的萎縮狀況就可想而知 。據調 查 ，有合作醫療的村逐年下降 ，一九八三年后就降至百分之左右 。除少數沿海發達 地區農村情況可能好些外 ，農村缺醫少藥的現象再次出現 。在一些貧困的鄉村更是 “小病拖 ，大病磨 ，請不到醫生請巫婆 ”，群眾又重遭煎熬 。疾病對農民生存 、經濟 狀況的威脅 ，甚至超過天災。

　　北京大學研究人員于二〇〇一 、二〇〇年間在安徽 、湖南 、云南 、四川進行了 調查 ，發現農民的家庭兩周患病率在百分之四十八點六五 ，應就診而未就診的比率 為百分之八十一點二五 ，其中未就診原因中屬于經濟原因的占了一半以上 。據衛生 部一次對全國農民健康狀況的抽樣調查表明 ，農村貧困戶中 ， 因病致貧的比例高達 百分之七十二 。而四川某地對上千戶農民進行的一次“最擔心什么?”的調查 ，百 分之九十九的農戶回答也只有兩個字 ：“生病 ”。由于國家近些年來撥給農村的醫療 衛生經費與日趨增長的人口比例嚴重失調 ，諸如農村預防 、保健 、衛生達標等工作 很難落實 ，一些衛生院醫療水平低 、醫療事故多 ，名存實亡 。重大疾病的流行蔓延 仍在嚴重威脅公眾健康 ，地方病 、流行病 、傳染病 ，此起彼伏 ，接踵而來 ，結核 病 、血吸蟲病 、肝炎等老傳染病重新大規模泛濫 ，艾滋病等新傳染病開始肆虐 ，使 自我保健能力脆弱的農民防不勝防。

　　就以地方病之一的碘缺乏病（俗稱“大脖子 ”病） 為例 。其罪魁禍首就是因社 會管理失控形成的販制私鹽猖獗于市 ，它使中國四億多生活在缺碘地區（占全球 42.5％） 的人面臨著嚴重的威脅 。它覆蓋了全國二十七個省的一千七百二十六個 縣 。早在五十年代 ， 防治地甲病就被寫入 《中國農業發展綱要》。 一九七八年前 后 ，全國各地曾普遍地進行過碘缺乏病普查 ，并于一九七九年頒布了第一個國家級 防治政策權威文件 《食鹽加碘防治地甲病暫行管理辦法》， 并付諸實施 。它曾使一 百九十六個病區達到 IDD控制標準 ， 已治愈兩千五百萬人 ，病人降至八百八十三萬 人 。但好景不長 ， 自八十年代后期始 ，一些不法分子鉆政策的空子 ，大量非法制 造 、批銷無碘土鹽 、私鹽和劣質鹽 ，甚至以高硝鹽冒充食鹽銷售 。僅一九九二年一 年全國就發生中毒事件五十六起 ，有一點一萬余人中毒 ， 四十七人死亡 。奸猾的鹽 商為賺錢 ，愚昧的人只為省錢 ，使得大量私鹽流入病區市場 ，令碘鹽普及率大為下 降 ，碘缺乏病則以每年百萬人之數急速回升。

　　碘缺乏病（IDD）主要分布在亞非拉美及大洋洲中的大部分發展中國家 。據中  國殘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提供的一個數字 ：全國當時有智力殘疾人一千零七十  萬 ，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因缺乏碘造成的 。智力是人類高居于一切動物之上的資  本和驕傲 。碘被當代科學家譽為智力的重要元素 。碘缺乏病自然成為導致人類智力  障礙的主要原因 ，無異是在對人類智慧資源在進行一場看不見的殘暴洗劫和掠奪。 民間廣為流傳的俗語 ：“一代腫 ，二代傻 、三代四代斷根芽 ”“一代包 、二代小 、三  代了 ”也充分揭示了這一地方病的危害性 ，故而我們決不可掉以輕心！早在一九九  〇年 ，世界兒童問題首腦會議就莊嚴發出 《兒童生存保護和發展世界宣言》， 并通  過了其 《行動綱要》， 要求全世界在二〇〇〇年消滅碘缺乏病 。如今這一期限已  過 ，碘缺乏病消滅了嗎？ 我們不得而知 ，但大量無碘土鹽 、私鹽和劣質鹽曾在甘  肅、寧夏一帶的病區市場泛濫卻是事實。

　　再以素稱“瘟神 ”的血吸蟲病為例 。從五十年代初期開始 ，在廣袤的湖鄉澤國 擂響了送“瘟神 ”的戰鼓 ，持續三十年 ，把近千萬病人從死亡線上拯救過來 ，大批 易感地帶的縣 、市 ，達到了消滅血吸蟲的標準 。然而時至一九八七年 ，“瘟神 ”卷 土重來 ，在湖區（湖北 、湖南 、江西 、江蘇 、安徽） 五個省釘螺面積驟增 ，一九八 八年更回升到三十五億平方米 ，較之一九八〇年增長幅度為百分之二十六 。血防工

　　作形勢比較嚴峻 ，突出表現在 ：血吸蟲感染人數增多 ，至二〇〇三年年底全國有血 吸蟲病人八十四點三萬 ，其中晚期病人二點四萬人 ；局部地區出現急性感染暴發疫 情 ，疫區范圍明顯擴大并向城市蔓延 ；全國約有一億人口生活在血吸蟲的威脅之 中 ，不少原已達到“基本消滅 ”標準的縣、市 ，重又劃為流行區。

　　在醫療資源分配方面 ，也發生了根本的顛倒 。二〇〇〇年六月 ，世界衛生組 織在對全球一百九十一個成員國國家衛生系統的業績做出量化評估后 ，對這些國 家的衛生績效進行了排名 。 中國在“財務負擔公平性 ”方面 ，位居尼泊爾 、越南 之后 ，排名一百八十八位 ，倒數第四 ，與巴西 、緬甸和塞拉利昂等國一起排在最 后 ，被列為衛生系統“財務負擔 ”最不公平的國家 。例如 ，在衛生支出結構比較 中有一個“個人負擔比重 ”指標 ，世界平均水平是百分之三十八點二 ，最不發達 國家的平均水平是百分之四十點七 ，而中國卻高達百分之六十點六 。就是說 ，假 如看病費用是一百元 ，發達國家的公民需要負擔二十七元 ，最不發達國家的居民 需要負擔四十多元 ，而我國居民卻要負擔六十多元 ，這個結論如今還在今被國際 醫學界權威引用 。根據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 ，我國城鄉人口比例大約為百分 之三十六和百分之六十四 ，但城鄉公共衛生資源占有的比例剛好顛倒了過來 ， 即 城市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 ， 而農村占了不到百分之四十 ， 近年來情況進一步惡 化 。在這些嚴峻現象的背后 ，反映了這樣一些事實 ，黨領導全國農民辛辛苦苦二 十多年建設起來的合作醫療制度 ， 在集體化經濟改革為家庭承包責任制的過程 中 ， 同集體經濟一起被瓦解 、萎縮掉了 。問題還在于 ，并沒有找到能夠替代合作 醫療的更好方式去建立新的農村公共衛生體系 ，放任農村衛生制度與農村經濟制 度一起 ，經歷了劇烈的市場化改革 。農村醫藥衛生事業在缺少集體經濟支持的情 況下被迫轉向市場化 ，大部分村衛生室從集體化轉為私有化 ， 鄉以上公共衛生機 構才有所補貼 ，并在以城市為中心的趨勢下相對減少 。這就導致了中國普遍存在 的“看病難 ” 的問題 。據二〇〇五年一月十日時任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引用有 關數據說 ，有約百分之四十八點九的居民有病不去就診 ，百分之二十九點六應住 院而不住院 。他認為 ， 醫療資源總體不足 、醫療資源分布不均衡 、醫療保障覆蓋 面太小 、醫療費用上漲過快和政府投入不足是其主要原因 。客觀地說 ，高強從衛 生部門的角度出發所做出的判斷 ， 當然有一定的道理： 我國人口占世界的百分之

　　二十二 ，但醫療衛生資源僅占世界的百分之二 ，百分之八十在城市 ，百分之二十  在農村 ，絕大多數城鎮貧困人口和農村人口的醫療保障仍難以到位 。從民眾角度  出發分析 ，有病不就醫 、應住院而不住院 ，貧窮 、收入低 、生存困境 ，才是許多  人尤其是農民有病不就醫的根本原因之一 。值得慶幸的是 ，二〇〇三年烈性傳染  病“非典型性肺炎 ” 的肆虐 ，使人們看到了中國公共衛生體系的薄弱環節 ，這些  問題又開始得到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高度重視 ，盡管仍困難重重 ，畢竟又戰鼓  重擂 。 中央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 ，指出 “農村衛生投入嚴重不足， 醫療設施落后 ， 醫療衛生技術人才匱乏 ，廣大農民的基本衛生服務需求得不到滿  足 。在農村 ，一些重點傳染病和地方病沒有完全得到控制 ，甚至在部分地區流行  嚴重 ，許多農民 ‘ 小病拖 ， 大病扛 ’，因病致貧 、 因病返貧現象突出 。這不僅嚴  重威脅著農民的健康 ，也嚴重影響了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制約了農民脫貧  致富奔小康 。沒有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 。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是惠及億萬  農民的大事 ”，中央也認識到 ，在中國農村要解決醫療衛生保障問題 ，靠市場化  是行不通的 ，靠個體狀態的農戶的力量 ，單打獨斗 ，是無法承受疾病的侵襲的， 還是得組織起來 ，走合作化道路 ，還是得建立個人 、集體和政府共同籌集經費的  路子。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 發表的社論《扎扎實實地推進新型農  村合作醫療試點工作》 指出 ，“當前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工作正在全國陸續展  開 ，這是黨中央 、國務院在新形勢下對加強農村公共衛生建設作出的重大決策 。各  級黨委和政府 、各級衛生部門要切實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在農村 ，加大投入， 完善政策 ，努力探索新形勢下建立和完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新路子。”近四十年  過去了 ， 中央重新作出“要切實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在農村 ”的重大決策 ，說  明毛主席當年的談話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指導意義 。反思我們從毛澤東時代  到如今農村醫療衛生工作的歷程 ，應該承認 ，我們走了彎路 ，在一段時間內 ，我們  沒有堅持毛主席當年提出的正確方向 。當前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 ，反映了發展農村  醫療衛生事業的觀念 ， 比之原來有了重大轉折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 ”的提法 ，是  對這些年來農村醫療衛生事業過度市場化 、醫療衛生單位過度產業化的否定 ，是對  毛主席關于“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思想的重新堅持和發揚 。它令人十分

　　感慨 ，“合作醫療 ”就這樣經歷了一個由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歷史發展過程 。“合 作醫療 ”一個曾經令中國的農村醫療衛生保健事業享譽全球的 ，有鮮明中國特色的 事物 ，如今我們再次把它拿起來 ，說明我們終于認識到 ，針對中國農村的具體情 況 ，走合作化道路仍然是有效的法寶。

　　但是 ，重新搞合作醫療體系 ，難度不小 ， 問題很多 。首先 ，集體經濟的組織  形式不復存在 ，之所以提出搞新型農村合作醫療 ，就因為要在小農經濟 、個體私  有經濟的海洋中把醫療衛生事業集體化 、合作化 ，本身就充滿矛盾 ，如何組織起  來 ，如何歸攏人心 ，都是變數 。其次 ，在醫療衛生事業過度市場化 、醫療機構過  度產業化的今天 ，如何建立和維持收費低廉的合作醫療機構 ，存在尖銳的沖突。 再次 ，在腐敗之風嚴重的今天 ，合作醫療管理機構的廉潔如何保證 ，如今的貪官  蛀蟲 ，什么都敢伸手 ，扶貧款 、教育捐款 、救災款 、低保費等等 ，合作醫療資金  可能很快會成為不法分子的目標 。重新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體系 ，談何容易。 但是我們別無選擇 ， 因為其他的嘗試被證明是行不通的 。如果說 ，我們當初不因  其是所謂文化大革命的“產物 ”搞全盤否定 ，而是實事求是地否定其缺乏分類指  導的“ 大鍋藥 ”等 ，肯定其對鞏固與發展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的歷史功績 ，并在新  的歷史條件下 ，予以創新發展 ，那么有很多失誤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據說 ，被西  方人稱之為“ 中國合作醫療之父 ” 的覃祥官 ，與他的戰友一道緊緊地依靠當地的  人民群眾 ，一直堅持辦合作醫療 ，并創造出了新的特色 ，有的 “ 以藥補醫 ”，有  的“ 以林補醫 ”，有的以“庭園經濟補醫 ”，農民既能承受 ，又參與管理 ，深受歡  迎 。當然 ，盡管近些年我國在廣大農村普遍實施了新型的合作醫療制度 ，各級政  府逐年加大公共衛生服務經費支出力度 ，但從總體上看 ，衛生負擔公平性問題仍  沒有根本解決 。在這里 ，歷史比較法不是給了我們以應有的啟示嗎！

　　第二節  因素分析法

　　世界上的事物往往是復雜多變的 ，一種結果緣于多種因素的情況經常發生 ，故 而我們在對某一事物或現象做出價值判斷與事實分析時 ，一定要全面把握影響其變 化發展的各種因素 ，力求能做出相對準確的社會價值評判。

　　試以二〇〇〇年九月十四日被執行死刑的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杰為  例 。作為一名黨的高級干部 ，成克杰本應牢記黨的宗旨 ，為人民謀利益 ，然而 ，他  卻利用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 ，伙同情婦瘋狂攫取錢財 ，大肆收受賄賂 ，款物合計人  民幣達四千余萬元 。這是當時高級干部中數額最大的受賄案件 ，也是新中國成立以  來職務最高的領導干部因受賄犯罪被處以極刑 。成克杰如此貪婪地收受巨額賄賂， 不能不令人驚詫和深思 。人們不禁要問 ：導致成克杰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的因  素究竟有哪些？

　　一是一帆風順的人生經歷養成了成克杰目空一切的秉性 。他一九三三年十一月 出生于廣西壯族自治區上林縣 ，一九五二年九月至一九五七年九月在北方交通大學 學習 ，一九五七年九月至一九八四年七月先后任柳州鐵路局南寧分局技術員 、工程 師 、副總工程師 、總工程師 、副分局長 。 由于成克杰是窮孩子出身的少數民族（壯 族） 大學生 ，時逢八十年代初期機構改革的領導干部培養選拔 ，他一九八四年二月 入黨 ，七月即升任柳州鐵路局副局長 、局長 ，一九八六年八月起又先后任廣西壯族 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 、常務副主席 、代主席 、主席 、黨組書記 ，并擔任中共廣西 壯族自治區委員會副書記 。成克杰主持自治區政府工作多年 ，擔任黨組書記卻沒開 過幾次黨組會議 ，他眼里沒有黨組織 ，根本不把民主集中制當回事 。為了個人的 “好處費 ”，出讓土地不是按有關規定 ，而是他個人拍板決定 ；工程承包發包不是公 開招標 ，而是他個人說了算 ；市場交易不是公平競爭 ，而是他打招呼壓價 ，甚至事 關廣西發展的一些重大建設項目 ，他也可以一個人說了算 。權力的濫用加上缺乏嚴 格的紀律約束 ，使成克杰權錢交易的勾當不斷得逞。

　　二是成克杰放棄了主觀世界的改造 ，背棄了正確的理想信念。面對黨和人民的信  任 ，成克杰理應加倍努力學習 ， 自覺加強黨性修養 ，真正解決思想上入黨問題。然而  他卻放松了思想改造 ，不思進取 ，道德失范 ，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滋長， 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發生扭曲 。在成克杰看來 ，吃喝玩樂、收受紅包沒有什么， 權錢交易也“不覺得違反原則 ”。作為自治區政府“一把手 ”，工作千頭萬緒 ，成克  杰不是全身心投入工作 ，而是貪圖享受 ，沉湎于同情婦的幽會 ，醉心于燈紅酒綠。 他曾對一位干部說 ：要弄點錢 ，有了錢沒有權也一樣風光。在這種思想支配下 ，隨著  職務的提升，他個人私欲逐漸膨脹，把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變成了謀取私利的工具。

　　三是領導班子內部組織生活不健全 ， 民主集中制原則沒有認真落實 ，對成克杰  疏于教育 、疏于管理 、疏于監督 ，也使其腐化墮落有了可乘之機 。在市場經濟條件  下 ，黨紀國法的觀念在成克杰的頭腦中淡薄了 ，取而代之的卻是權力 、金錢 、美  女 。他嚴重違反黨的干部路線 ，錢迷心竅 ，賣官鬻爵 。他沉迷女色 ，貪圖享樂 ，甚  至不惜損害國家利益為個人謀取私利 ，完全把黨紀國法拋在了腦后 。即使在案發  后 ，成克杰也沒有意識到他所犯罪行的嚴重性 。他在一份“檢查 ”中說 ：看到李平  “長年于香港與內地間來回奔波做生意謀生 ，總想幫幫她 。同時也想為今后的共同  生活打點物質基礎 。加上自己過去也曾錯誤認為給熟人朋友介紹做工程 ，要塊地， 去搞開發或做生產 ，按有關規定去辦點事 ，好像也不覺得違反原則 ”。

　　四是相關的制度建設仍不夠完善 ，權力得不到有效監管 。近幾年來 ，通過深化 改革 ，從源頭上治理腐敗的力度不斷加大 ，有形建筑市場的建立 、金融系統管理體 制改革 、政務公開 、政府采購 、領導干部任期經濟責任審計和會計委派等制度的推 行 ，取得了明顯成效 。但一些制度仍不完善 ，在實踐中存在不少漏洞 ，成克杰違規 批土地 、要貸款 、批建設工程項目 ，從中收受巨額賄賂 ，就因為他的個人權力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不受約束。

　　成克杰違紀違法的事實再次告誡我們 ，建立和完善對黨員領導干部有效的管  理與監督機制 ，對于預防和治理腐敗至關重要 。對腐敗分子 ，毫無疑問要嚴懲， 但更重要的是對干部特別是對領導干部必須嚴格教育 、嚴格管理 、嚴格監督 。作  為領導干部 ，不論權力多大 ，地位多高 ，都要把自己置于黨組織的管理和監督之  下 ，知紀知法 、守紀守法 。如果一個黨員領導干部凌駕于黨紀國法之上 ，心存僥  幸 ，頂風犯法 ，鋌而走險 ，就必然走到邪路上去 ，成為人民的罪人 。作為組織， 不僅要嚴把干部選拔任用關 ， 還必須切實加強對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管理監  督 ，做到關口前移 ， 防患于未然 。對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管理監督 ，要從“八  小時 ”之內延伸到 “八小時 ”之外 ，從 “工作圈 ”延伸到 “ 生活圈 ”“社交圈 ”； 要把黨內監督 、法律監督 、輿論監督和群眾監督結合起來 ，形成黨內黨外 、 自上  而下的監督網絡 ，切實做到見微知著 ， 防止小節變大惡 。領導干部特別是地方和  單位的“一把手 ”，對一個地區和單位的影響極大 。成克杰擔任廣西壯族自治區主  席多年 ，他的思想和行為 ，給當地的改革開放和社會風氣帶來了極壞影響 。查處成

　　克杰 ，挖出了一批“蛀蟲 ”，促進了黨風 、政風和社會風氣的進一步好轉 ，教育了 黨員干部 ，鼓舞了人民群眾。

　　成克杰的腐化墮落警示我們 ：無論是誰 ，放松了世界觀改造 ，放松了精神文明  建設和思想道德修養 ，私欲膨脹 ，都有犯罪的可能 。越是職務高 、權力大 ，越要警  鐘長鳴 ，加強世界觀的改造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 ，無論形勢如何變化 ，正確的理想  信念不能變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能變 ，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不能變 。必  須居安不忘危 ，處盛而慮衰 ，講學習 、講政治 、講正氣 ，做到自重 、 自省 、 自警、 自勵 。只有堅持經常的思想改造 ，牢固樹立正確的理想信念 ，才會有為黨和人民的  事業鞠躬盡瘁 、死而后已的動力 ，才能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 ，才能自覺抵御權力、 金錢 、美色的誘惑 。同時 ，我們必須堅決落實好從嚴治黨的方針 ，必須堅定不移地  貫徹執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 。首先要治理好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 。大量事實說  明 ，把從嚴治理領導班子這個關鍵抓住了 、抓好了 ，才能在下級 、在基層 、在群眾  中有說服力 ，才能把從嚴治黨的各項工作做好 。而清除腐敗 ，必須標本兼治 ，要注  意從經濟生活和權力運行過程中發現新矛盾 、新問題 ，進一步深化改革 ，規范行政  行為 ，完善現行制度 ，從源頭上防止腐敗行為的發生 。黨應當積極創造條件允許和  提倡人民群眾通過多種渠道 ，特別是大眾傳播工具批評與監督黨內不正之風及消極  腐敗現象 。共產黨是不可能也是不應該害怕人民群眾的 。況且窒息的人民 、無聲的  國家是缺乏民主和文明的象征 ， 國家的主人對其公仆行使監督權本是天經地義的。 當然 ，只有知情權得到保障 ，才能有效監督。

　　再以一個時期以來社會上曾廣泛流傳過的“錯批一人 ，多增三億 ” 的說法為 例 。它的意思是指毛澤東等聽不進黨外人士馬寅初關于計劃生育的意見 ，故而導致 我國人口數量激增 ，給今天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帶來了嚴重障礙 。事實的真相果真 如此嗎？運用因素分析法來考察 ，個中緣由就不難澄清了 。首先 ，從事情的本身來 看 ：五十年代初期 ，馬寅初等在浙江作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后發現 ，農村人口增長率 一般在百分之三～四 ，認為這是個大問題 ，從而提出了以節制生育 、提高人口質量 為中心的“新人口論 ”。他的這一見解第一次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浙江小組會上提 出后 ，引起很大反響 。一九五七年春天 ，在毛澤東主持的最高國務會議上 ，馬寅初 再次闡述了人口問題 ，他的發言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和肯定 ，認為講得很好！ 馬寅

　　初在興奮之余 ，也難免說出些失當的話 。在一次人口論演講中 ，他說 ：“中國人口  這樣發展下去 ，十年后有十一億人 ，五十年后多少？ 嚇死人的二十六點一九億人。 吃的東西怎么辦？ 上山去開荒？ 向外發展嘛 ，那就不能和平共處。”大概就是這句  “ 向外發展 ”影響“和平共處 ”，竟成了誣之為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口實 。毛澤東知道  后曾給過他善意的提醒 ，卻被某些人利用來指責馬寅初“借學術為名 ，搞右派進  攻 ”，使馬寅初遭到了錯誤的批判 ，但這同黨的主要領導反對節制生育與提高人口  質量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

　　其次 ，有證據顯示 ，新中國推行計劃生育的政策是一貫的 ，并未因毛澤東在一  定語境下講的“人多議論多 ，熱氣高 ，干勁大 ”等而有根本的改變 。新中國建立  后 ，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人民生活條件和醫療衛生狀況的逐步改善 ，人口  增長迅速 ，到一九五五年全國人口已超過六億 。這引起了毛澤東和黨中央領導人的  重視 ， 中共中央一九五五年一月就批準了衛生部 《關于節育問題的報告》， 并第一  次以正式文件形式發出了 《關于控制人口問題的指示》。 一九五六年 ，又把“提倡  節制生育 ”這五個字寫進了毛澤東主持制訂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一九五六—一九  六七年》， 規定除少數民族地區外 ，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區 ，宣傳和推廣計劃生  育 ，提倡有計劃的生育子女 ，使家庭避免過重的生活負擔 ，使子女受到良好的教  育 ，并且得到充分的就業機會 。這一認識在黨的八大有關決議中得體現 ，“生育方  面加以適當控制 ”的人口政策第一次被納入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 。一九五七年  十月 ，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談到人口問題時說 ：“計劃生育 ，也來個十年  規劃 。少數民族地區不要去推廣 ，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廣 。就是在人口多的地  方 ，也要進行試點 ，逐步推廣 ，逐步達到普遍計劃生育 。計劃生育 ，要公開作教  育 ，無非也是來個大鳴大放 、大辯論 。人類在生育上頭完全是無政府狀態 ， 自己不  能控制自己 。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 ，沒有一個社會力量 ，不是大家同意， 不是大家一起來做 ，那是不行的。”；“計劃生育也有希望做好 。這件事也要經過大  辯論 ，要幾年試點 ，幾年推廣 ，幾年普及。”（《毛澤東選集》 第 5卷第471 頁） 一  九六二年 ， 國務院成立了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曾設想的機構——計劃生育辦公室。 十二月 ， 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通知》， 明確指出 ：“在城市和  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計劃生育 ，適當控制人口自然增長率 ，使生育從完全無計劃的

　　狀態逐漸走向有計劃狀態 ，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既定政策。”這個通知還要 求做好宣傳工作和技術工作 。一九六五年一月 ，毛澤東在同斯諾談話中說 ， 國家對 計劃生育給一定投資 ， 出些錢保護生產力是合算的。

　　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 ， 由于人民生活水平和農村醫療水平的進一步提高 ，使得 在人口一九六六—一九七一年六年中 ，凈增一點二二億 。一九七三年 ， 國務院成立 了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和計劃生育辦公室 ，各地區各基層單位也陸續開始建立計劃生 育機構 ， 國務院提出了“ 四五 ”期間人口增長計劃 ，這是我國第一個人口增長計 劃 。在毛澤東的建議下 ，周恩來提出 ：“計劃生育屬于國家計劃范圍 ，不是衛生問 題 ，而是計劃問題 。你連人口增長都計劃不好 ，還搞什么國家計劃？”（參見 1982 年 6月2 日 《人民日報》）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全國第一次計劃生育工作匯報會在 北京召開 ，會議貫徹了毛澤東提出的避孕藥具一律免費并送貨上門的要求 ，提出 “ 晚 、稀 、少 ”的宣傳口號 ，并針對不同地方不同情況作了具體部署 。一九七四年 底 ， 已屆耄耋之年的毛澤東在國家計委《關于一九七五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 上 作了“人口非控制不可 ” 的批示 ，再次強調了人口控制對國民經濟發展的重大作 用 。在毛澤東 、周恩來的努力下 ，人口出生率 、 自然增長率逐年下降 。到一九七七 年凈增人口從一九七一年的一千九百五十多萬減少到一千一百萬 ，六年中少增加了 三千一百多萬人 ， 自然增長率下降了百分之十一點三 。七十年代人口平均增長率比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減少了三點一個千分點 ，揭開了我國人口工作新的一頁。

　　再者 ，換一種歷史發展的眼光看 ，新中國人口的激增是一大成績 ，是新中國自 己養活自己的能力增加的結果 ， 中國的人口增長是在有效實行計劃生育的情況下的 增長 。解放前中國就不能養活自己 ，人口多年徘徊 ，高出生 、高死亡 、低增長 ，平 均壽命只有三十五歲 ，農村只有二十八歲 ，解放后通過努力才解決了這個問題 ，人 口增加很快 ，平均壽命不斷增加 。到一九七八年醫院 、衛生院的數量增加了十八 倍 ， 醫生從四十二點五萬增加到一百零三萬 ， 醫院 、衛生院床位數從十六萬張增加 到一百八十五萬張 ，人均壽命從三十五歲增加到六十五歲 ，人口死亡率從一九四九 年的千分之二十下降到千分之七 。尤其是當時大力普及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 ，人口 死亡率迅速降低 ， 同時計劃生育也卓有成效 ， 出生率很快降低 。中國的人口政策是 計劃與控制 ，不是自然增長 ，是一種隨著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而帶來的增長 ，人口的

　　增加又是同出生 、死亡與平均壽命長短等多種因素是相聯系的 。實際上中國的人口 變化是從高出生到現在的低出生 ，這是才計劃生育的成績 ，高死亡到低死亡是中國 的衛生事業發展的結果 。建國前期人口的高增長完全是中國的平均壽命增加的結 果 ，僅從中國人均壽命的變化 ，從三十五歲到七十歲 ，就可以看到人口會從六億發 展到十二億左右 。中國的人口增加速度這幾年減緩 ，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人均壽命 增加緩慢的因素起作用的結果。

　　就是用今天的眼光來加以判斷 ，充其量是當時人們對計劃生育的認識還不夠深 刻與緊迫 ，抓計劃生育工作的力度不夠 ，直到七十年代初 ，才開始實施較強有力的 措施 。 由此看來 ，新中國人口增長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 ，不能一概而論 ，這樣的分 析恐怕就比較符合歷史真實了 。就在人們缺乏長期戰略判斷的情況下 ，于八十年代 初期開始極力推動“獨生子女政策 ”，造成“獨生子女教育難 ”以及一批因意外而 “失獨 ”的父母等問題后 ，又不得不于二〇一三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啟動實 施非獨生子女政策 ，允許生“兩胎 ”。然而 ， 因多種因素的影響 ，在不到八年的時 間內 ，如今又由實行“兩胎 ”政策到推動“三胎 ”政策出臺 ，這才使人們對如何聯 系中國國情實施計劃生育政策有了一個較為清醒的認識。

　　第三節  動態考察法

　　當人們對某一事物或者人物做出社會價值評判的時候 ，既要觀察當時其所在的  歷史環境與條件 ，也需要用動態的眼光 ，追溯其過去 ，展示其未來 ，實施一種動態  的考察法 。例如 ，我們主張憑實績任用干部 ，這一基本原則無疑是十分正確的 ，但  究竟“實績 ”何在？ 怎樣才能科學 、客觀 、準確予以評價認定 ，卻是一門大學問， 需要動態考察 ，需要劃清若干界限。

　　一是成績與敗績的界限 。靠急功近利或通過不正當手段所取得的“效益 ”也 應視為敗績 。如靠損害全局利益 ，或靠拼資源 、殺雞取蛋 ，甚至偷稅漏稅等非法 所得。

　　二是實績與虛績的界限 。虛績主要指不通過主觀努力而取得的某些成績 。如因  國家某項政策的改變或某種產品價格調整等客觀因素變化所獲得的“ 自然效益 ”。

　　這樣 ，我們在評判干部真假實績時 ，就會不能不考慮客觀有利因素帶來的影響。

　　三是顯績與隱績的界限 。顯績是指已經顯露出來的成績 ，而隱績則是一時還看 不見的效益 ，需要較長的過程才能逐步顯現 。如農田基本建設 、企業技術改造 、新 產品研制等 。這些隱績往往與長遠利益有關 ，很可能被忽略 。為了遏制某些人的短 期行為 ，我們既要看已取得的效益 ，更要看基礎工作好壞 ，發展后勁如何 。評價一 個干部是這樣 ，評價一個國家、社會乃至與之相聯系的人和事 ，均理應參照之。

　　試以基本解決中國人吃飯的問題為例。它常常被說成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 ，這顯 然是不完全符合事實的。新中國建立后 ，毛澤東多次強調“吃飯”是中國人的一件大 事 ，先后提出了“備戰、備荒、為人民”和“廣積糧” 的政策 ，并為吃飯問題的解決 采取了一系列重要工作步驟，從防災減災、農田基本建設到改善農業生產技術。

　　第一步是減災防災（修水庫和防洪堤、排灌站）。 自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 ，毛 澤東發出“一定要把淮河的事情辦好 ”的偉大號召開始 ， 國家把主要精力放在減災 防災上面 。從治淮 、治黃到一九五八年“大躍進 ”中的興修水利 ，修水庫和大堤是 非常積極的 ，成績很大 ，計修筑了八萬余座水庫和上萬公里的大堤 ，全國水利工程 的設計灌溉面積已達十億畝 。其間雖然有某些浮報虛夸或工作失誤 ，但堤防和水庫 到今天還在受益 ，現在長江大堤的高度就是那一時期留下來的 。一九九八年長江大 水 ，湖北嘉魚縣牌洲灣潰口受災人數是四萬而不是四百萬乃至更多 ，就是因為當時 已經把大堤修成網格狀 。那些年農村的平均人口大約六億 ，八萬余座水庫意味著每 七千五百人就要修一座 ，而中國當時人口構成青壯年勞動力占人口比例小 。在七千 五百人中 ，勞動力大概只有兩千人左右 。而且在缺乏技術人員和可信的水文資料的 情況下 ，為確保工程安全就只有提高安全系數 ，這更加增加了水壩的工程量 。那 時 ，每年冬天村子里就只有些老頭老太太 ，每家只能留下一個大人照顧小孩 ，其他 人一律上水利工地 。每年冬天農民都得挑上鋪蓋 、 口糧和工具 ，步行到幾十公里以 外的地方去 ，用最原始的方法修筑水壩 ，有些地方太遠往往一天還走不到 ，有些吃 奶的小寶寶也要跟著媽媽去工地 。到春節才有幾天假回家 ，過完春節繼續上工 ，到 春耕季節才下馬 。城里人也都有著支援農村興修水利的任務 ，就是把人力資源調動 到這樣的極限狀態 ，也是用了接近三十年的時間才完成這一過程 。今天從統計數字 看 ，大陸占百分之四十的水澆地提供百分之七十的糧食產量 ，但達到這個百分之四

　　十是一個多么艱難的過程 。當然 ，水庫建設還有一個綜合效益的問題。

　　據民進廣東省委二〇〇四年的一份調研報告表明： 目前廣東共有水庫四萬六千 三百六十四座 ，其中絕大部分是上個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興建的 ，是省內各地區主 要的生活供水水庫 。近年來由于對水庫維護的投入不足 ，嚴重淤積致使庫容普遍削 減百分之二十到四十 ，并列舉興寧合水水庫這一寧江水網的樞紐工程為例 。它曾保 證灌溉七點八二萬畝農田 ，為四十多萬城鄉人民及工商企業提供水源 ，現在卻因淤 積泥沙達一千七百三十七余萬立方米 ，淤損正常庫容百分之四十八點四六 ，成了阻 礙當地發展的一大難題 。這就從另一側面說明了水庫建設的重要性與長效性。

　　第二步是從七十年代初期起。這一時期主要著眼點在于農田基本建設 ，建設 大田大地為機械化耕作做準備 。在“農業學大寨 ”的背景下 ，全國掀起了一個農田 水利基本建設和農業機械化高潮 。平整土地 、治河修渠 、坡地改梯田 、治理鹽堿 地 、打井抗旱 、興建水電站 、生產農業機械方面 ，取得了重要成就 。實際上人民公 社時期 ，農民年出工日期為三百多天 ，經過三十年的時間 ，建立了大量的水庫 ，平 整了大量的農田 ， 以及各種水利設施 ，道路 、橋梁 、房屋 、工廠 。為國家建設提供 了大量的物資 ，為中國的工業化立下汗馬功勞 ， 同時也積累了大量的集體資產 。直 到進入二十一世紀 ， 中國現有水利設施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仍然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以 前修建的。

　　第三步是同時努力改善農業生產技術 ，提高播種面積 ，主要是造田和提高復 種指數（推廣雙季稻和間作）， 推廣優良品種 ，確保化肥和農藥的大量應用。當  時中國大陸已經有超過一千一百家的小化肥廠在運作 。袁隆平等人于一九七三年育  成的秈型雜交水稻優良品種 ，開始在南方推廣 ，取得了顯著成效 。創造了夏玉米單  產世界紀錄的李登海 ，也是這個時期開始進行雜交玉米研究的 。這個時期的生產力  條件有了很大的變化 ，農業生產技術也得到很大改善 。一九七八年與一九五七年、 一九六二年相比 ，農業機械總動力分別增加了九十六倍和十四點五倍 ，化肥施用量  分別增加了二十二點七倍和十二點四倍 ，農村用電量分別增加了一百七十九點七倍  和十四點七倍 ，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是巨大的 。灌溉面積與一九五七年 、一九六二  年比分別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四和百分之四十七 ，而且質量有很大變化 。全國糧食單  位面積產量有了顯著的大幅度提高 ，一九七八年與一九五七年相比 ， 由每畝九十八

　　公斤提高到一百六十九公斤 ，增產百分之七十二點四 。這個時期糧食也是持續增長 的 ，全國人均占有量從一九六五年的五百四十四斤提高到一九七六年的六百十五 斤 。至于人均消費量降低 ，主要是當時根據“備戰備荒 ”政策的需要 ， 國家收購了 大量糧食與棉花作為庫存 ， 同相關經濟數據無直接聯系。

　　為了適度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調整農村產業結構 ，從一九七七年起 ， 國家采 取了大量進口糧食的政策 。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三年年平均進口一百零四點五億公 斤 ，是建國以來的一個高峰期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 的決定（草案）》， 規定糧食統購價從一九七九年夏糧上市起提高百分之二十 ，超 購部分再加價百分之五十 ，糧食征購指標在今后一個較長時期內 ，穩定在一九七五 年的基礎上 ，并減少二十五億公斤 ，凈征購率只有百分之十五點六。

　　《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

　　年份

　　中國糧食產量（萬噸）

　　增長  (%)

　　1969

　　21095

　　1974

　　27525

　　30.5

　　1979

　　33210

　　20.7

　　1984

　　40730

　　22.6

　　當然 ，實行聯產承包也并不是一年就完成的 ，最初從落后地區開始 ，一直到 在集體經濟發達的地區也可以聯產承包 ，這就已經到了一九八三年 。從上述數據 我們可以看到 ， 十五年的時間 ，糧食產量翻了一番 ， 中國歷史上糧食生產的奇跡 增長年代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以后 ，在農村所做的工作非常之少 ， 國 家對農村的投入從百分之十降到不到百分之一 ，從整體上講 ，經濟建設的中心已 轉移到城市了。

　　從這個五十年的大周期里 ，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農村問題的根源 ，用糧食  的生產周期來比喻 ，就是前三十年開荒 ，耕地 ，播種 ，生長期 ，這段時間需要大量  的勞動經濟投入 ，但是收獲是很少的 ；后二十年是收獲時期 ，勞動投入很少 ，但是  收獲很大 。大周期本身就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 ，沒有前三十年打下的堅實基礎， 后二十年的收獲幾乎是不可能的 。現在又到了新的關鍵時期 ，需要國家加大對農業

　　的投入 ，農民要加大合作力度 ，這才是解決“三農 ”問題的核心。

　　我們還不妨試析愛國的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重要代表榮毅仁與榮氏家族的創業及 動態性發展歷程 ，就不難理解對他們在中國現代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中所帶來的重大 影響 ，并給予肯定性的社會價值評判。

　　在中國現代工業發展史上 ，榮氏企業曾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榮氏家族也曾是 中國工商界赫赫有名的“望族 ”之一 。榮家祖籍是中國民族工商業最早發祥地之一 的江蘇無錫 ，其第一代創業者是中國著名實業家榮宗敬 、榮德生先生 。他們寄望于 “ 實業救國 ” 的理想 ，畢生致力于發展民族工業 。從一九〇〇年起靠四部石磨起 家 ，創辦了茂新 、福新系統十二個面粉廠和申新系統十個紡織廠以及開原機器廠 等 。在瘡痍滿目的舊中國里 ，支撐起了民族工商業的一處明朗天地。

　　然而 ，抗日戰爭爆發后 ， 日本侵略軍攻占上海 ，榮氏企業也大多遭破壞 、掠奪  和強占 。榮宗敬先生氣得老病復發 ，不幸于一九三八年在香港病逝 。接手主持榮氏  在上海企業的榮德生先生面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吞之虞 ，公開表示 ：“我是中國人， 決不把中國的產業賣給外國人 ”充分顯示出其民族氣節 。抗戰勝利后 ，榮氏企業又  歷經劫難 ，榮德生先生就曾遭綁架 ，有人還脅迫他把工廠遷往海外 ，榮老先生不顧  個人安危 ，堅守企業 ，迎接解放 ，為新中國輕紡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同時 ，榮  老先生還熱心公益活動 ，十分關心文化教育事業 。早在一九〇六年就在家鄉興辦過  公益學堂和圖書館等 ，趕走日本侵略者后 ，他又創辦了江南大學 。一九五二年 ，這  位老實業家臨終前留下了充滿愛國主義精神的遺囑 ，教誨海內外子女 ，“要積極生  產 ，為祖國出力 ”。

　　榮氏第二代企業家也多有作為 。榮家在大陸總代表榮毅仁于建國后先后擔任過 上海市副市長 、紡織工業部部長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全國工商聯主席等要 職 。一九九三年 ，經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 ， 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 席 ，他是第一屆至第八屆全國人大兩位連任代表之一 。他自一九七九年創辦并出任 “ 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 ”董事長短短的十余年中 ，使公司發展為擁有數百家企 業 ，計有五百零七億元人民幣資產資金 ，集生產 、技術 、金融 、貿易 、服務于一體 的綜合性企業集團 ，并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一個重要窗口 ，榮毅仁本人也被評為 “世界知名企業家 ”。

　　榮毅仁的胞兄榮爾仁 、胞弟榮鴻仁分別在美國和澳大利亞經營工商業 ；堂兄榮 鴻元在巴西經營面粉工業 ；堂兄榮鴻慶在香港經營紡織業和地產業等 ，均為當地工 商界的頭面人物 。榮氏企業的第三代現在分別在巴西 、德國 、美國和香港等地 ，從 事金融 、工礦企業 、進出口貿易和經營電腦 、跨國公司等 。在榮氏的親屬中 ，還有 第八屆至第十屆連任的全國政協副主席 、澳門知名人士馬萬褀等 ，并又新涌現出了 一批著名科技專家和實業界愛國人士。

　　縱觀整個榮氏家族變化發展過程 。作為中國最大的民族資本家群體之一 。他們 與中國資產階級的命運共興衰 ，具有許多相同的共性 ， 同時作為民族資產階級的左 翼代表即“紅色資本家 ”，他們又有著其獨特個性。

　　首先 ，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與高尚的民族氣節 。他們深知 ，沒有中華民族  的興盛 ，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民族資本的發展 。他們痛恨弱肉強食的外國侵略者， 期待早日富強起來的祖國能成為其經商辦實業的堅強后盾。

　　其次 ，熱心有利于人民大眾的公益事業 ，特別是有啟迪民智作用的文化教育事 業 。無論是從接受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的積極因素看 ，還是從吸收國外宗教文化中的 積極因素看 ，他們都樂意施善于民 ，愿為國家建設培養人才而捐獻財物。

　　再次 ，為了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 ，他們不惜傾家蕩產 ，化私為公 。這一點在榮 毅仁身上表現得最為突出 ，五十年代中期 ，他響應政府號召率先公私合營 ；七十年 代末后 ，又運用自己的才智致力于國家財產的增值積累 ，從而顯示了他對社會主義 的堅定信念。

　　我們說 ，動態考察法的最主要特點就在于它的歷史縱深感很強 ，它能透過現象 看本質 ，注重大節 ，棄去末枝 。在這一點上 ，對美國 、臺灣地區 、中國內地的情況 均有一定程度了解的臺灣大學教授 、著名文學家顏元叔的評說 ，可以說是一個很好 的注釋。

　　他指出 ， 臺灣的政治 、經濟 、文化都是畸形發展的 ，帶有殖民地特征 。沒有美 國支持 ，李登輝登不上“總統 ”寶座 。臺灣經濟的發展完全依附國外市場 ，幾乎沒 有重工業 ，只有一個小小的煉鋼廠 ，除了依賴為外商加工 、組裝等以外 ，還靠色情 業 。臺灣的文化也在殖民地化 ，崇美 、親美是知識分子普遍心態 。社會上拜金主義 盛行 ，人的精神素質很低下 。臺灣的影視 、小說等有個共同特點 ，大都只有個人的

　　悲歡離合 ，淺薄得很 。臺灣的科學技術 ，也拿不出像樣的自己獨立研究的課題和成 果 ，而是附屬國外的一些研究框架的分枝小課題。

　　曾在美國留學教書多年的他 ，深知美國佬稱霸世界野心之大 ，分裂中國圖謀之 久 ，除非中國俯首帖耳 ，否則它不會善罷甘休 。你不把他當對手 ，他可早把你當做 對手了 ，那是絕不含糊的 。國外有的報刊貶低毛澤東 ，甚至無中生有的對其私生活 也在進行指責 。然而 ，顏先生所關注的不是這些 ，而是從中國歷史發展的宏觀視野 來評價毛澤東 。幾百年分崩離析 、內亂不已的中國在他的領導下空前統一起來 ；貧 窮落后的中國 ，在他的領導下進行了空前大規模的建設 ，提高了國際地位 。前人所 沒有完成的事業 ，毛澤東完成了 ，這是了不起的 。偉大的歷史人物所代表的正是社 會歷史發展的前進方向 ，只能看其對推動歷史前進產生了多大作用 ，而不應以個人 的好惡恩怨去看待歷史偉人 ，盡管曾養育過顏先生的一個表哥 ，也是在“文化大革 命 ”中被迫害致死的。

　　他告誡說 ，大陸無論如何不能重復臺灣的教訓 ，引導青年人親美和崇美 。他認 為《河殤》 的主要問題就是否定自己 ，拜倒在西方文明面前 ，喪失自尊和自信 。這 是對民族精神的最大的傷害 ，后果不堪設想 。他深感 ，在大陸對年輕一代加強這方 面教育的必要性 、緊迫性 。應該說 ，這是由于顏先生有幸能生活在不同社會制度的 國家或地區 ，并親身經歷過后的肺腑之言 ，它既少偏激 ，也無偏見 。可以說是其運 用動態考察法 ，從歷史事實的總和出發去冷靜思索分析而得出的重要結論。

　　第四節  系統綜合法

　　系統綜合分析法在社會價值評判中常用于對某一群體或某一黨派團體做出系統 的全面的社會價值評判 ，它具有科學性 、綜合性 、代表性等特點 。實際上 ，它就是 毛澤東曾經倡導過的“古今中外法 ”，即“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一定的時間 和一定的空間 ，把問題當做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 。所謂‘古今 ’就是 歷史的發展 ，所謂‘ 中外 ’就是中國和外國 ， 己方和彼方。”老人家明確主張 ，為 了系統地研究歷史 ，要將己方與彼方所提供的材料對照起來研究 ，采用歷史主義的 方法 ，既有系統分析又有整體綜合 ， 以盡量避免片面性 ，從而得出較為準確的結論 乃至社會價值評判。

　　一九八九年 ，上海高教部門曾組成聯合課題組 ，就“大學畢業生素質的社會評 價及對策研究 ”這一課題 ，進行了抽樣調查 。這次調查的對象為一九八六—一九八 八年上海市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分配在上海地區工作的大學生一萬余名 。他們的抽 樣調查 ，力求做到采樣面廣 ，分布合理 ，其專科生 、本科生 、研究生三個層次的人 數比例 、男女生的人數比例與實際總人數也基本相等 。同時 ，他們還十分注意將定 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結合起來 ，面上調查與點上調查結合起來 ，故而比較科學可信。

　　那次畢業生素質調查共設計二十個要素 ，包括 ：事業心 、責任心 、上進心 、政  治表現 、思想品質 、遵紀守法 、勞動態度 、謙虛謹慎 、服從工作安排 、業務水平、 馬列主義理論水平 、外語水平 、動手能力 、應用計算機能力 、組織管理能力 、與周  圍同志關系 、健康情況 、該生在本單位發揮作用情況 、安心本職工作 ，乃至對畢業  生素質總的評價 。每個要素分優秀 、好 、較好 、一般 、較差 、差六個等級 ， 由用人  單位進行測評 。課題組把抽樣調查得來的三十多萬個數據 ，通過計算機進行分類型  分析處理 ，得出如下結論性意見：

　　（ 1）畢業生的優點與長處表現在 ：一是大多數人政治表現和思想品德都比較 好 ，約占百分之七十 ，差的僅占百分之一點三 。二是思想活躍 ，接受能力強 。三是 有較好的基礎知識和專業知識。

　　（2）畢業生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有 ：一是部分畢業生缺乏事業心和責任感 ，大致  占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 。二是部分畢業生勞動觀念淡薄 ，缺乏艱苦奮斗精神 ，約占  總人數的百分之三十左右 。三是部分學生的動手能力和組織管理能力差 ，不能適應  實際工作需要 ，高達百分之四十四以上 。四是部分學生自我約束能力差 ，組織紀律  性不強 ，這些人也占了百分之三十左右 。五是部分學生不安心本職工作 ，一心想出  國賺錢 ， 比例也高達百分之三十一點七 。上海化工進出口公司以每人兩萬元培養費  的代價在上海外語學院委托培養的七名學生已走了五人 。上海一家大醫院近些年分  配去的大學生大部分出國 。六是部分學生語文基礎知識薄弱 ，文字表達能力較差。 有些大學生外文學得較好 ，但中文學得太差 ，甚至寫一個通知也要修改好幾遍。

　　（3）從畢業生的總體素質看 ，好的比較好的占百分之六十七 ，用人單位不滿意 或不合格的占百分之三十三 ，分析出現素質較差者的原因在于 ：一是受社會環境消 極面的影響 。二是學校教育存在缺陷和薄弱的環節 ，主要是沒有認真繼承五六十年

　　代形成的一些好傳統 。如勞動觀點 、群眾觀點 、集體觀點和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 物主義的教育 ，艱苦奮斗的教育 ，與工農相結合的教育等都不提或很少提 。三是家 庭教育中的問題 。作為家中的“嬌子 ”他們很少接觸社會 ，缺乏社會經驗和實踐能 力 ，沒有勞動習慣及觀點 。四是有些用人單位放松了對畢業生的思想教育 。五是部 分畢業生對自己要求很低等。

　　而人們普遍歡迎的大學生 ，則一般應具備六個基本條件 ：一是思想政治素質  高 。二是事業心和責任感強 。三是具有艱苦奮斗精神 。 四是基礎扎實 ，知識面較  寬 。五是有組織管理能力 ，善于處理好人際關系 。六是具有奉獻精神和創新精神。 應該說 ，這一調查是比較切合當時實際的 。如今 ，這一系統綜合調查所做出的結  論 ， 已過去二十五年之久 ，然而其基本的觀點仍能給我們以深刻的啟示。

　　再者 ，我們也可以從加拿大約克大學政治學系詹文義先生從對蘇共與中共相對 比的系統綜合分析中所做出的中肯評說 ，來理解系統綜合法的運用 。一九九一年 “八·一九 ”事件前后 ，號稱世界兩大超級大國之一的前蘇聯發生了一連串的事 變 ， 已成立七十四年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頃刻間土崩瓦解 。于是 ，有人提出了 “蘇共倒了 ， 中共又怎樣?”這個敏感的話題。

　　首先 ，詹先生就兩國的革命前的歷史背景作了比較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 立時 ，人們所面對的是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社會 ，帝國主義國家自鴉片戰爭 以來蹂躪這個“東亞病夫 ”已有七十一年之久 。其間 ，無數有識之士曾經不斷地在 為中國尋找一條走上富強的道路 。當初 ，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也是著眼于西方社會的 民主制度 ， 曾多次辯論 ，反復探索 。辛亥革命之后 ，西式的共和制度甚至得到機會 在中國付諸實施 。可事與愿違 ，共和制度所釋放出來的仍是無法無天的原始積累乃 至赤裸裸的內外掠奪 ，造成軍閥割據混戰 ， 中國四分五裂的局面 。兵荒馬亂 ， 民不 聊生 ，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反而變本加厲。

　　沙皇統治下的俄國革命前是一個實行民族壓迫的舊式帝國 ，也曾同西方列強一 道對舊中國進行過侵略 。故而俄國人對西方的資本主義及其民主制度的虛偽性沒有 充分的認識 ，對之也無深重的痛惡感 。在尋找變革的道路方面 ，也沒有大的波折與 長期探索 。蘇共所進行的主要是社會革命 ，而中共除了社會革命之外 ，還得進行民 族革命去爭取中國的獨立自主。

　　其次 ，他談到兩者在革命時奪取政權的方式也是不同的 ；革命后 ，治理國家的 方式也是有區別的 。蘇共是先占有城市之后才走向農村的 ，也就是由上而下取得政 權的 。而中共取得政權的過程卻與人民大眾的誠心支持分不開 。到一九四九年中共 打下江山時 ， 已經和農民及其他窮苦大眾同甘共苦地共同奮斗了二十多年 ，這種同 人民大眾建立起來的魚水之情便是中共取得政權的基礎 ， 由此而來的群眾路線就是 中共領導人民大眾搞革命的長期實踐和產物 ，故而也比較注重大多數人的呼聲及其 利益 。 中國人民期待的是最終走共同富裕之路 ，不愿重演軍閥混戰與蔣介石當政 時 ，那種平民大眾遭受饑寒交迫 ，流離失所 ，而財富又集中到極少數人手中的歷史 悲劇 。極而言之 ，如果一旦中共脫離了廣大人民群眾 ，那也將是很危險的。

　　蘇共所進行的革命自上而下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強調經濟基礎而忽視上層建 筑 ，注重加強科技和專業知識而忽視人的改造 ，在領導和人民之間的關系上則強調 干部而忽視了群眾 。毛澤東早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便做出這樣的評判 ：“蘇聯在重 工業 、輕工業 、農業問題上 ，對輕工業 、農業不很重視 ，結果吃了虧 。還有人民的 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結合得不好 ，主要是一條腿走路……還有一點 ，斯大林只著重 講技術 ，講技術干部 ， 只要技術 ， 只要干部 ，不要政治 ，不要群眾 ，這也是一條 腿。”他的這些話一針見血地點中了前蘇聯的要害問題 。這些潛伏多年的危險因 素 ，后來的確被竊取蘇共黨內重要位置的戈爾巴喬夫 、葉利欽之流所利用 ，終于借 政變機會一舉把蘇共解散 ，最終完成了“和平演變 ”的過程。

　　再次 ，他認為運用歷史的眼光看 ， 國際資本主義勢力是不愿看到一個獨立富強 的中國作為他們的對立面而出現 。今日素稱西方頭號強國的美國 ，對同是實行資本 主義社會制度而崛起的經濟大國德 、 日尚且商戰不止 ，更何況是對實行社會主義制 度的中國呢?

　　國際資本主義勢力一方面口頭上主張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亟須進行現代化 ，可 是另一方面在行動上扼殺這些國家走向獨立的發展與現代化的機會 。有的國家希望 借參與國際資本主義的分工 ，來發展國內的經濟 ，但事實上凡走這條路走到底的國 家 ，最終都不得不放棄決定自己本國工業發展方向的自主性 ，而且往往還得付出以 國家主權及其他重要的國家利益作為交換的代價 。結果 ，按此樣式建立起來的資本 主義經濟往往帶有買辦性 ，這種根基不牢而又殘缺性的經濟是很難持續協調發展

　　的 。他們既然不能為發展中國家發展真正的資本主義 。又怎能協助中國去建設社會 主義呢？從一般意義上講 ，他們看中的只不過是中國這個幅員遼闊的大市場及其難 以預計的市場潛力。

　　僅從一九九一年中國向國際社會呼吁救濟華東水災的冷淡反應亦可窺見一斑。 當聯合國向其會員國勸捐時 ，堂堂第一經濟大國的美國只支付兩點五萬美元 ，而最  “熱心人權 ”的加拿大政府也僅僅只捐兩萬加元 。毫無疑問 ，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  達國家當然會把碩果尚存的社會主義國家當成假想敵 ，而中國無疑是頭號假想敵。 可以肯定在未來的日子里 ，他們對中國內政的干預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少 ，對中國實  施“和平演變 ”的攻勢也必然加劇。

　　毛澤東早在三十年代就說 ，如果照搬蘇聯的經驗等于削足適履 ；五十年代中國  社會主義建設已開始走上自己的道路 ；六十年代全面拒絕蘇共的模式 ；七十年代末  又開辟了新的道路 。其結論 ：“蘇共倒了中共又怎樣 ”如同在問“蘋果爛了 ，橙子  又怎樣 ”，由于條件不同 ，蘋果不能與橙子同比 ，兩者不可同日而語 ，簡單類比。 然而同是“水果類 ”，他們仍然有許多共性 。如果不加快富強 、民主 、文明 、和諧  的進程 ，而又逐漸脫離人民群眾的話 ，“爛 ” 的可能性當然存在 。看不到這一點， 同樣是很危險的 ，這是在對事物歷史地透徹分析的基礎上 ，運用系統綜合法得出科  學結論的又一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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