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沉船，撈還是不撈？

　　筆者去年在《“央視號”沉沒》一文的結尾處曾這樣寫道：

　　按常理來說，央視是“黨和政府的喉舌”，是意識形態戰場上的主力軍。可央視現在一些節目的立場和言論、一些主持人的立場和言論，究竟是誰的“喉舌”?誰的“主力軍”?......在央視報導“歲月號”沉船事件的同時，真應該認真反思一下，因為“央視號”也正在沉沒之中。

　　現在看來，當時的判斷實在是過于樂觀。因為“央視號”不是“正在沉沒之中”，而是早就沉了底了。

　　筆者對CCTV久無好感，對其大多數的主持人也同樣如此。如老畢之流，一介鄉愿，近年來卻登堂入室，足見該臺人才之凋敝。此番的“飯局事件”，往常大概不知在酒席宴上表演過多少次——此輩腹中無物，平時全靠此類段子在杯盤狼籍之間丟丑賣乖——只是這一次被“好朋友”公之于網上，于是一片嘩然，我們只能說，只有這樣的人才交得這樣的“好朋友”，幸哉幸哉!

　　關于后續處理會怎樣，我想除非CCTV真的神智混亂，才會讓此輩涎著一張老臉繼續在“溜光大道”上厚顏無恥地出鏡。至于是否道歉實無關緊要。即使道歉也不過心口不一，拙劣的表演一文不值。

　　網絡曝出的一些消息，讓人聯想到以往的一些故事，現在我們想知道的是：CCTV和美國佬到底有些什么特殊的關系?就如筆者在《“央視號”沉沒》中所說的，CCTV在很多國際時政類節目中，立場非常可疑，甚至有時候與其說它是中國“黨和政府的喉舌”，倒不如說更像是白宮、青瓦臺、或特拉維夫的“黨和政府的喉舌”。要知道，美國人向來重視電影電視和輿論宣傳的作用，過去不是把一度還和他們唱唱反調的卡塔爾半島電視臺臺長培養成“自家人”了嘛。另外CCTV的“收視市場研究機構”索福瑞和美國佬到底有些什么特殊的關系?為什么一定要讓美國人搞進來?是為了體現“改革開放”和“我家大門常打開”的精神?舊事重提，2011年3月1日重慶衛視改版，沒過多久經央視索福瑞“調查公布”的3月份全國27個城市收視數據單中，重慶衛視的排名就出現大幅下跌。我們不是陰謀論者，但陰謀存在卻是客觀的事實。

　　敏感的話題就此打住。

　　目前烏克蘭的傀儡政府在戰場上節節敗退，部隊士氣低落，整個國家不僅四分五裂，而且被500多個美國“顧問”握在手中。在這樣的背景下，主仆二家設了一桌宴席，邀請中國意識形態和文化界方面的幾個頭面人物做客，難道只是為了吃吃喝喝?所以老畢也好，老養也罷，都是些卒子而已。此輩就是個丑角，他恐怕不是“央視號”這艘沉底船里最丑的一個，但或許是其中最草包的一個。

　　現在的大問題是：船已經沉底了，那到底是撈還是不撈?如果撈起來還是一幫忘八蛋，那還不如不撈的好;不撈?那就眼睜睜看著“黨和政府的喉舌”變成一堆殘骸?

　　扶還是不扶?——國道德水準高低的問題;撈還是不撈?——國意識形態死生存亡的問題。CCTV剛換了臺長，我們只能希望新任聶臺長拿出點大刀闊斧的氣魄來，以“壯士斷腕”的勇氣，好好整頓整頓該臺混亂虛偽的意識形態問題，如此就南無阿彌陀佛、真主保佑、阿門了。

　　附文1：克爾白的懸詩：“央視號”沉沒

　　為了避免心煩，已經很長時間沒有看央視系的新聞節目了。詎料前日一不謹慎，不幸調到了新聞頻道的整點新聞，果不其然，一上來就是讓人心煩的。

　　頭條新聞，主持人嚴肅異常地引用來自“韓國國防部的消息”，聲稱朝鮮又出現異動，可能很快將進行新的核試驗;接著開始回顧近期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并再次“據韓方報道”詳細列出了朝鮮方面最近一段頻繁發射導彈的數據;最后，是外交部發言人學著前任宰相的風度，二個字一迸的闡述了“中方的一貫立場”。

　　所謂朝鮮即將進行新的核試驗，到目前為止，只有以美國民用衛星為證據的韓國國防部這樣宣布，即使是連美國也對此表示懷疑。然而一直以來在國際新聞方面倚賴美國媒體的央視對此卻只字不提，難道天天盯著美國電視看也會看漏了?該報道中幾乎是印版一樣列出韓方宣稱的朝鮮“挑釁”記錄——導彈、無人機、扣船事件——竟完全忽略美韓超大規模軍演的背景及韓軍秘密試射導彈的行為。

　　無論朝鮮是否會進行新的核試驗，但韓國在此時拋出這種東西，其意圖實際上非常明顯，就是為了轉移國民對“歲月號”沉船事件的注意力，再次打出“北風”的老牌。“歲月號”沉船事件可以說是韓國幾十年來最大的災難，而且還是不折不扣的人禍，暴露出了韓國社會在“韓流”神話隱藏下衰敗腐朽的一面，有韓國學者甚至稱此事件為“大韓民國號沉沒”。樸政權因其應對無力及煽情過度受到國內民眾的極大指責，而在此時，祭出看家法寶“北風”正當其時。已經有保守勢力指控對政府提出批評，“煽動”輿論的人是“北傀”、“從北”分子。一樁和朝鮮毫無關系的事件也被牽扯上這些名目，聽來荒謬，可這就是韓國社會的政治實態。于此同時，韓國軍部發布關于朝鮮核試驗的消息，根本目的就是為樸政權提供“危機管理”過程中的一個花招而已——實際上樸政權也許滿心盼著朝鮮真就來一下子，那倒是把她給救了——央視新聞卻連這樣的分析能力也沒有，還煞有介事地在幾個頻道做頭條播出，令人太過失望。由此想到，堂堂央視被韓媒耍玩的事甚多，比如去年曾專題討論朝鮮導彈車“為什么要開來開去”的問題等等，至于央視被美媒日媒歐媒耍玩的事情，那更是不提也罷。

　　在播完了“韓國國防部”的“重大消息”后，緊接著仍然是關于韓國的新聞：“歲月號”沉船事件。這次又是怎么報導的呢?新聞中詳細介紹救援使用了怎樣的“高新科技”、船體沉沒的模擬試驗等純技術內容以及一些無關筋節的花絮。

　　“歲月號”沉船悲劇的本質究竟是什么?用韓國延世大學一位學者在《痛哭之海：絕望的大韓民國》一文中所說的：事件的本質之一就是金錢•企業第一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歲月號”沉船事件再次證明了“大韓民國”的真正國名是“大韓企業國”、“大韓財閥國”。現總統的父親利用強力培植了韓國的財閥集團，在創造了“經濟奇跡”的同時，也創造了一個根深蒂固的畸形的國家構造。韓國社會的民主化，或許——還只是“或許”——告別了軍事獨裁統治，但對財閥•大企業獨裁統治，卻依然無能為力。金大中是韓國民主化運動的標志性人物，他任總統期間為改善北南關系做出了很大貢獻，但他最為人詬病的一點便是不僅對財閥•大企業束手無策，而且還是將新自由主義全面引入韓國的“功臣”。不過比起美國看中的李明博來，金大中及其后任盧武鉉，這兩位“左派”總統還是要好上不少——但盧武鉉的命運眾所周知——樸槿惠在選舉前擺出一付要抑制財閥•大企業勢力的樣子，但實際上這個國家的財閥•大企業是在他父親“體貼關懷”下的產物;而財閥•大企業也懂得投桃報李，反過來長期地“體貼關懷”保守政治勢力，這是一種雷打不動的共存共榮。在“歲月號”沉船事件中，船長等人置乘客于不顧，帶頭逃跑。前引延世大學學者認為，這其實是韓國社會司空見慣的行為。“大韓民國號”逃跑船長第一人就是該國“國父”李承晚。他當年在發表完誓死保衛漢城的廣播講話后，就立馬拋下國民逃之夭夭。“歲月號”上死去的大都是普通乘客和下級船員，船舶一級的全都保住了性命;而在“天安艦”事件中，7名軍官無一人喪生，40多名遇難者也全是下級士官和普通士兵。這與現實發生的泰坦尼克號事件和虛構的《雪國列車》所提供給我們的關于死亡的階級結構圖景極其一致——聯想起“范跑跑事件”之后，國內的媒體竟然還以“多元化”、“寬容”等美名將其行為作為“爭議”來處理，甚至還舉辦是與非的電視辯論節目。如果連這種行為的是非都要爭論的話，足見中國之是非不分到了何等程度。我們這樣嚴厲地批評韓國，但反觀中國的情況，又何言以置之呢?

　　就在人們的目光都集中到了發生在珍島的悲劇時，23日，被雙龍汽車強制解雇的一名工人自殺身亡，這已是因雙龍在2009年大規模強制解雇后自殺的第25人。和葬身海底者相同的是，他(她)們都是金錢•企業第一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犧牲品。

　　央視不從任何深刻的角度去分析“歲月號”的悲劇，卻專門去“批發”一些韓國保守媒體用來擾亂視線的障眼法。而在播完了“歲月號”事件后，是直播馬航事件的新聞發布會，同聲翻譯在翻譯過程中突然說道：“聽不太清楚，只能聽到CNN主持人的聲音......”

　　我不得不換掉頻道。

　　按常理來說，央視是“黨和政府的喉舌”，是意識形態戰場上的主力軍。可央視現在一些節目的立場和言論、一些主持人的立場和言論，究竟是誰的“喉舌”?誰的“主力軍”?這且不論，最起碼，央視應該提供高水平的新聞節目，特別是國際時政類節目，盡可能地展示我們所身處的這個世界的真實面貌。很遺憾，達到這樣水平的節目不是沒有，但實在是鳳毛麟角。我們所看到的除了一些平庸或是導向性的東西，很多都是英國兩只貓，美國三條狗之類的無聊內容。想以這樣的狀態傳播“正能量”、“中國夢”，恐怕難上加難。

　　在央視報導“歲月號”沉船事件的同時，真應該認真反思一下，因為“央視號”也正在沉沒之中。

　　附文2：劉仰：誰掌握著中國電視指揮棒？

　　誰掌握中國電視的指揮棒?

　　當前中國收視率調查最大的機構是央視-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簡稱“央視索福瑞”(CSM)。其前身是中央電視臺總編室觀眾聯系組，早在1991年開始籌建全國性的電視收視率調查網絡。1997年，它與法國TNS集團(特恩斯市場研究公司，也譯為索福瑞集團)合資成立了“央視索福瑞”。成立之初，中方擁有60%的股份。十幾年過去了，央視索福瑞的股份已經發生了變化。2007年，TNS的股份已經超過了三分之二，達到67.6%，換句話說，外資在中國電視收視率領域已占據絕對大的股權。2008年，法國TNS被總部位于倫敦的WPP集團收購，央視索福瑞的外方股權等于被WPP集團控制。2013年，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的官方網站發布消息，它與Kantar集團(凱度集團)首席執行官對央視索福瑞(CSM)的股權調整事宜進行了溝通與交流。最終股權調整情況不得而知，但該網站新聞顯示，Kantar集團是央視市場研究公司(CTR)和央視索福瑞(CSM)的外方股東。

　　Kantar集團隸屬于WPP集團，因此，事關中國幾乎所有電視節目生命的央視索福瑞的收視率數字，事實上被一家歐洲公司掌握。那么，WPP集團又是一家什么企業?它是全球最大的廣告傳播機構，旗下擁有奧美、智威湯遜、揚雅廣告等多家全球著名廣告公司。WPP的股權結構中，還有摩根士丹利、巴克萊銀行這樣的金融企業。簡化一下這些關系，我們看到一個清晰的利益關聯——廣告公司控制了收視率公司。由于收視率是廣告投放的指南針和晴雨表，因此，廣告公司控制收視率公司，就像巴菲特控制評級機構一樣，等于運動員兼任裁判員。電視節目的激烈競爭中，必然的結果是：WPP集團旗下的廣告公司投放廣告的電視節目，將始終立于不敗之地。由此，這些廣告公司對于電視節目的內容、形式要求，成為最強大的指揮棒，電視臺的臺長、制片人、主編等等，無非都是給廣告公司打工的“電視民工”。

　　在中國的電視收視率市場上，還有一家尼爾森公司，但尼爾森占據的中國市場份額不大，有一度還經歷退出、重返中國市場的過程。其中關鍵在于，WPP集團原先是尼爾森的大股東，尼爾森是索福瑞的競爭對手。但是，WPP集團后來收購了索福瑞，原先的相互競爭就沒必要了。于是，在中國電視收視率的領域，出現了一家獨大的獨裁壟斷。前不久，我們國家的有關部門對于不少企業開展了反壟斷調查，并開出了罰單，我不知道央視索福瑞這樣的企業是否也被納入調查對象。我認為，央視索福瑞這樣的壟斷企業，即便營業額不如醫藥、汽車企業，但是，它的壟斷造成的危害性是巨大的。它等于控制了輿論、新聞、價值觀的電視傳播，在中國形成了一個與中宣部、廣電相抗衡的巨大權力中心。當我們說中國的話語權喪失，當我們為社會主流價值觀不斷遭遇強勁挑戰，低俗庸俗在主流媒體上大行其道等現象而痛心著急之時，究其原因，收視率公司幾乎被外國廣告公司完全壟斷，是最關鍵的癥結。

　　回首央視從當年“觀眾聯系組”發展到高度壟斷的“央視索福瑞”，可以說，二十多年間，中國在不知不覺中，一步步讓出了自己的話語權。在科學化、數字化、世界化的名義下，與世界接軌的過程，就是放棄中國自身的話語權標準和價值判斷體系，“開門揖盜”，恭恭敬敬地引入了一套完全由外國資本制定的話語權標準和價值判斷體系。黨的宣傳部門、媒體管理部門當初沒能見微知著，在改革開放的名義下引入國際“先進”制度、“先進”方式，如今發現養虎為患。宣傳部門、媒體管理部門的指揮棒開始失靈，另一個巨大的指揮棒時時刻刻從最細小的每一個媒體細胞和單元開始指揮電視媒體的運作。聽命于收視率，如今幾乎成為每個電視媒體人自覺的條件反射。宣傳部門、管理部門時時發布的宣傳管理條例，在收視率這一強大的指揮棒下，顯得笨拙、滯后、被動、粗暴，并且因與金錢、效益的直接對抗而難以貫徹。因此，當習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了當今中國媒體的種種弊病時，僅就電視來說，如果不改變收視率被外國資本壟斷的局面，習總書記的講話精神便難以落實，很可能只停留在說說而已、聽聽而已。一旦涉及具體的電視節目制作，收視率依然是高懸在電視節目頭上的霸主鞭。

　　應該怎么辦?

　　就電視收視率來說，首先應該打破外國資本的壟斷，其次在全國性調查領域，逐步減少外國資本所控制的成分。第三，央視作為中國最大的電視媒體機構，自己從事收視率調查也不合適，容易發生監守自盜的腐敗和暗中的利益關聯。因此，中國應該有完全由中國自身主導的、非媒體機構管理運營的收視率調查機構。換句話說，如果收視率是電視文藝的指揮棒，這根指揮棒應該掌握在中國自己手中，而且不能掌握在某一家媒體手中。應該在政府部門能夠有效管理的局面下，形成完全屬于中國的、獨立的第三方收視率調查機構，為全國各個電視媒體以及進入中國的外國媒體提供真正客觀獨立的調查數據。收視率被外國資本壟斷的現象必須被打破，收視率被廣告企業操控的利益關聯現象必須被打破。收視率是引導媒體、引導輿論、引導社會主流價值觀的風向標，它不能由外國掌握，不能由資本掌握。

　　與此同時，我們還應該在這個問題上有更長遠的目光。電視媒體伴隨著新技術在報紙、雜志、電影之后興起，很快超越了舊媒體，成為最重要的大眾媒體。在西方社會，收視率作為資本管理媒體、管理輿論的手段由此應運而生。在電視媒體領軍媒體潮流的年代，中國沒有經驗，完全跟在西方社會的后面，被西方手把手地教會了收視率的方法，也逐步喪失了對于電視媒體的控制權。如今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雖然有點晚，但并非不可彌補。因為，電視媒體的重要性正在下降，正在被網絡媒體取代。而即便在西方社會，網絡媒體目前還沒有產生類似收視率這樣具有決定性指導作用的數字管理方式和壟斷機構。關于“大數據”的學術討論和運用嘗試，某種程度上就是在孕育網絡媒體的“收視率”新規則。以往“點擊率”、“瀏覽量”等統計方式，很容易造假，并不能令人信服，也難以簡單地轉化為網絡媒體管理方式。中國應該汲取電視媒體收視率被外國資本完全控制的教訓，在網絡媒體新時代，積極從事“大數據”的學術研究和市場運用研究，響應習近平主席關注新媒體、打造新媒體的號召，在塑造新媒體機構的同時，建立符合中國現實、符合中國需要的新媒體市場管理新規則。

　　話語權是國家主權的一部分。對于媒體，不管是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我們都應該上升到國家主權的高度來認識。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必須在維護國家主權的概念下展開，不能把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等概念變成侵蝕、傷害、危及國家主權的工具。因此，對于媒體尤其是新媒體的管理方式，一方面應調整過去以行政手段為主的傳統管理方式，另一方面應建立由中國自己完全掌握的市場化管理規則。在這一方面，國外有先進的技術、手段，我們可以學、可以借鑒，但絕不能放棄主導權。類似電視收視率權力被拱手相讓的現象，在網絡新媒體時代不能重蹈覆轍。（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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