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錯誤思潮馬克思主義者要站出來講話

——從畢福劍問題看我國意識形態亂象及建議

作者：李革新

30多年前，鄧小平針對我國理論界、文藝界“相當嚴重的混亂”問題，要求“馬克思主義者應當站出來講話”。下面，筆者就以此為題，從畢福劍事件說起，談談對我國意識形態一些問題的看法。

一、畢福劍現象：意識形態逆流中一個小小的水泡

畢福劍，說他是個“公眾人物”名副其實；說他是“領導干部”可能夠不上。這號在政府部門工作的人，類似《水滸傳》里描寫的舊社會衙門當差的衙役，按“級別”大概可以叫“小廝”。據說畢是共產黨員，果如此，似乎可算個“黨員干部”。

網上有人氣憤地問：畢福劍咒罵共產黨 ，污蔑解放軍 ，以下流的語言侮辱開國領袖，和為被打倒的地主階級鳴不平，高層為什么不發聲？

依我拙見：一個節目主持人，畢竟不像大老虎。在這種情況下，由“高層發聲”就有點類似“高射炮打蚊子”。但不發聲不等于放任不管。畢某人的拙劣表演，盡管是一股反主流意識逆流中的一個小小的“水泡”，但問題的實質卻反映了我國意識形態領域思想混亂之嚴重。

這種現象，早已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視。畢福劍戲謔的內容，特別是涉及到毛澤東同志，大多是“黨已經明確規定的政治原則”，是有底線的。遺憾的是，一些人對此置若罔聞，不聽招呼。2013年1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紀委十八屆二次全會的講話，曾批評少數黨員干部“在原則問題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場搖擺，有的對涉及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等重大政治問題公開發表反對意見；……有的黨員干部想說什么說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有的還專門挑那些黨已經明確規定的政治原則來說事，口無遮攔 ，毫無顧忌，以顯示自己所謂的‘能耐’，受到敵對勢力的追捧，他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些問題在黨內和社會上造成惡劣影響，給黨的事業造成嚴重損害。” “如果黨的政治紀律成了擺設，就會形成‘ 破窗效應’，使黨的章程、原則、制度、部署喪失嚴肅性和權威性，黨就會淪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部’。”為此，要“加強對黨員遵守政治紀律的教育 。對大是大非問題要有堅定立場，對背離黨性的言行要有鮮明的態度，不能聽之任之、置身事外。”

最近有同志著文說，當前意識形態問題“復雜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境外敵對勢力加大滲透和西化力度；境內一些組織和個人不斷變換手法，制造思想混亂，與我爭奪人心”，有些人“掛著中共黨員的牌子，成天干的是毀黨、毀社會主義則度、侮辱開國領袖的事情。……地方上有些人不了解情況，常常請他們出去作報告，還以為他們講的符合中央精神。”“一些共產黨員吃共產黨的飯，正在干著砸共產黨的鍋的事情。還有一些吃共產黨的飯的人眼瞅著共產黨的鍋被人砸著，卻無動于衷”。所以，畢福劍的問題僅僅是一個現象。“我們看事情必須要看它的實質，而把它的現象只看作入門的向導，一進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實質，這才是可靠的科學的分析方法”（6）  

二、問題實質：對抗主流意識向黨爭奪話語權

近年來，在筆者工作范圍中，發現確有一些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歪曲革命歷史，攻擊黨的主流思想的刊物和文章：

一是仇恨馬克思主義，以卑鄙的手段篡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某理論刊物一篇題為《白天鵝酒店：“馬克思幽靈”的在場與還魂》，打著反思蘇東劇變后馬克思主義向何處去的旗號，為早期機會主義翻案，說馬克思、恩格斯當年應該吸取他們的“合理內核”，連修正主義鼻祖伯恩斯坦也成了正確的。攻擊馬、恩和《共產黨宣言》關于階級斗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沒給讀者留下任何可以商榷或質疑的余地”、“沒有給后人留下‘修正’和‘完善’的余地”。為了“證明”馬克思主義“過時”，竟捏造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做了修正”的謊言。伯恩斯坦的“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赫魯曉夫的“三和政策”，都成了“正確”的。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一條基本原理，也是《黨章》《憲法》規定的“四項基本原則”內容之一。據此，中國社會科學院王偉光同志發表一篇《講人民民主專政我們并不輸理》的文章，竟使一些人恨得咬牙切齒，聲稱要“絞死王偉光”，“要永遠記住這個人的名字”。

二是應和敵對勢力，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共產黨的主流意識。最近某刊一篇《論坂井洋史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揚言要“剔抉”掉我國“納入高等教育正規課程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因為它“強化國家體制的意識形態要求而將‘現在’合法化”，是“為國家服務的意識形態機器。”文章煽動知識分子要“從主流、集體的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防止意識形態化”；要“抓住中國、亞洲現代化”進程“對人們影響的這些大問題”，建立與所謂“權力暴力”相“抗衡的研究主體”，來對抗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一些“親西方的政治上的反對派”、“西方政治觀念的追隨者”，竟然咒罵抵御敵對勢力對我進行西化、分化的同志是什么 “愛國賊”！簡直到了令人發指的程度。

某名牌大學博士生在一篇《“紅色文藝”的困境》中，說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是中國“紅色革命組織”的“洋旗號”；無產階級專政是“小秦始皇主義”，是“驅邪清污”的“社會衛生學”；是主流意識以“政治權威的主體性置換了作家的主體性”，文藝家被“風干了的思想和頭腦只能變成任人擺布的奴才”，并直捷攻擊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是“烏托邦理想和反現代性”、“20世紀50—70年代在大陸建立的‘ 社會主義’是現代化進程中明顯的倒退”。去年該作者又在該刊發表《知識分子立場和現代性承擔》，號召知識分子要以“救世主”的姿態，與“權威意識形態”對抗，要他們“既不能屈服權威，也不能皈依民間”，而要“離開廟堂和民間”“獨立地站著”，“抵抗和拒絕權威話語”，用“知識分子的精英話語”占領“國家權威意識形態”陣地。

三是大搞“非毛化”，攻擊開國領袖，向毛澤東身上潑臟水。某文學刊物題為《死人究竟可怕不可怕》的文章，污蔑毛澤東提倡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和關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原子彈嚇不倒中國人民”的論述，是不珍惜人民生命的“死人觀”。文章只摘引《為人民服務》中“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一句，惡意刪掉“我們應當盡量地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犧牲”等論述，也成了不珍惜人民生命的“死人觀”。1958年我人民解放軍“炮擊金門”，本來是我國內政，作者竟把赫魯曉夫攻擊毛澤東要惹起戰爭的話，也歸結為不管人民生命的“死人觀”；該作者還把毛澤東1927年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對當時的階級斗爭的正確論述，與“文化大革命”中的階級斗爭擴大化混為一談，惡毒攻擊毛澤東同志是“革命要死人，繼續革命繼續死人”。

四是污蔑土改斗爭，否定新民主主義革命，為被打倒的地主階級翻案。某刊繼《“紅色文藝”的困境》后不久，又發表《革命名義下的合法性集體暴力》，以“分析”農民“斗地主”心理為名，污蔑農民是“激憤沖動的暴徒”，土改是“毫無人性可言的群體暴力事件”，抱著對地主階級的同情和對翻身農民的仇恨，“揭露”農民 “暴虐的行為”、“血腥的暴力行為”，卻說地主是“犧牲了一個個鮮活的生命”；此后不久該刊又發表了《從鄉土社會到階級社會：土地改革與階級劃分的權力實踐》，說土改是共產黨的“權力實踐”“從外部進行制度性植入”到農民頭腦中。根本否認中國農村客觀存在階級剝削、階級壓迫和階級斗爭的基本事實。

三、對錯誤思潮共產黨員要敢于亮劍、敢于發聲

習近平同志在2013年“8·19”講話中指出：我們“就是要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必須堅持鞏固壯大主流思想輿論，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激發全社會團結奮進的強大力量。”我們應當在維護我國公民言論自由的寬松政治環境的同時，對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思潮的言論，進行堅決的斗爭。

第一要看底線。四項基本原則是《黨章》、《憲法》規定的黨的基本路線的“兩個基本點”之一。一些人就是打著反對“思想管制”、反對“專制”、反對“左”的“極端偏激思想”的旗號，實際上是主張右的甚至極右“極端思想偏激”。其矛頭始終指向黨的“四項基本原則”。《紅旗》文稿一篇文章說，他們就是我國學界或媒體中，主張把“西方話語 ”“內化”為中國國內輿論，產生“內在”影響的“親西方的政治上的反對派”。

第二要看動機。動機是看得見摸得著的。言論自由，不在于說了多“厲害”的話，而在于出發點是不是為了人民。為了人民 ，有些話說的再“狠”、再尖銳，人們也能看出其良苦用心。很多同志對腐敗猖獗、貧富懸殊、暴力執法、野蠻拆遷等社會問題產生不滿，“做出較為嚴重的判斷”。這些“不滿”，正是黨和政府和人民群眾的“不滿”，是難能可貴的憂患意識，是毛澤東同志在《為人民服務》中所說的：“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的那些內容。而上述文章，是打著言論自由的幌子，以顛倒是非、歪曲事實、斷章取義、編造謊言來欺騙群眾，實現不可告人的目的。

第三要看筆法。毛澤東同志說：“如果不是對于人民的敵人，而是對于人民自己，那么，‘雜文時代’的魯迅，也不曾嘲笑和攻擊革命人民和革命政黨，雜文的寫法也和對于敵人的完全兩樣。”對敵人當然可以用“匕首”、“投槍”和“短劍”，即所謂“怒罵嘲笑皆成文章”；而對于人民的缺點的批評 ，“必須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如果把同志當作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16）像畢福劍那樣用下流語言謾罵領袖、詆毀人民軍隊、為被推翻的地主階級鳴不平，完全站到敵人立場上去了，引起人民的憤怒是必然的。

毛澤東同志說：“不能強制人們相信馬克思主義。凡屬于思想性質的問題，……不能用壓服的方法去解決。”（17）在當前思想多元的情況下，敵對思想的言論，往往是與人民內部認識問題交織在一起，所以，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立場，針對一些文章的乖謬，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和社會事實、社會實踐，給以條分縷析的解剖、批駁。在回擊敵對勢力攻擊的同時，幫助善良的人們分清大是大非。近年來，針對一些錯誤思潮，筆者先后在《中華魂》等發表了《說說<紅色文藝的困境>一文的乖謬》、《豈能翻土改斗爭的案》、《評階級斗爭是“權力實踐”“植入”論》、《真理輝耀，篡改徒勞》、《劃清界限，何罪之有》、《當代雜文怎樣回歸魯迅》、《“小書生”的大謬論》、《也談“好地主”和“懦作家”》、《豈能如此“還魂”——評<白天鵝酒店：馬克思幽靈的還魂與在場》和《堅持文藝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性質》、《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實踐和文藝家的社會責任》、《堅信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客觀性》等正面闡述黨的主流思想，約 10萬來字的評論文章，在大是大非問題上，表明了一個有著50年黨齡的共產黨員的黨性原則和政治立場。

四、從意識形態問題看某些黨員干部的精神狀態

2014年7月20日，中央組織部下發了加強干部理想信念教育，“防止干部成為西方道德價值的‘應聲蟲’”的通知，感到非常重要。我們黨是不會允許“破窗效應”的。

從當前來看，不是幾個文藝家、理論家、幾個刊物、幾篇文章的問題，更不是一個節目主持人的問題。筆者在本文開頭引用那位同志文章所說的：當前意識形態領域“復雜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絕不是危言聳聽，而是不爭的事實。一些頂著專家、教授牌子的人到處亂跑，到處“作報告”，信口開河者大有人在；“一些吃共產黨的飯的人眼瞅著共產黨的鍋被人砸著，卻無動于衷”的“好人”也隨處可見。以上某刊所發表的《“紅色文藝”的困境》、《革命名義下的合法性集體暴力》、《知識分子立場和現代性承擔》，三篇文章，均出自某名牌大學兩名“博士生”。其中一個不但 “畢業”了，還考上了“博士”，到某市“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基礎部當了“講師”，去“教育”我們祖國下一代！

出于對該校和我國大學教育的關切，筆者把兩名學生的三篇文章的原文和我在《中華魂》對三篇文章的評論，自費掛號寄給該校黨委。8個月過去了，該校黨委竟連一個字的回話也沒有。筆者不希望感謝，但很想知道他們怎么對待、怎么處理這件事。他們對我反映問題可以不屑一顧，我擔心的是在該校、乃至黨委內部就有這種思想的支持者（或曰“同黨”）。有人說作者“乃一介小書生”，難道他們的導師也是“小書生”嗎？他們的黨委也是小書生嗎？這是不是就說明該校就有那么一些“吃共產黨的飯，正在干著砸共產黨的鍋的事情”和“吃共產黨的飯的人眼瞅著共產黨的鍋被人砸著 ，卻無動于衷、視若無睹”的人呢？推而廣之，難道這只是一所大學的問題嗎？

（2015年5月4日）

注：作者為河北省文化廳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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