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福劍與胡耀邦對讀方能不惑
一個媒體人，與前總書記，能夠相提并論嗎？
請試言之。
身份地位懸殊，但他們都是引人矚目的“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的冒尖人物。
而且，都還引起公眾的廣泛關注與左右兩翼、草民精英的激烈爭論，而且也令“體制”煞費斟酌。
而且，同樣“吃飯砸鍋”，二者遭際卻又迥異——一個觸了霉頭，一個卻享盡哀榮。
這就是他們有了天然的可比性。
只有將二者對照閱讀，方能不惑。
“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云云，雖不確切，倒很形象，它是社會主義國家“轉型”中的一個共有的現象——也是“普世”的。
這一現象，用我們轉型老大哥的典型，叫做雅科夫列夫現象。
任何一個國家、一個政黨，都會有自己的敵人，毫不奇怪。
怪就怪在，雅科夫列夫現象是自己作踐自己，搞垮自己。
雅科夫列夫們是在“主要是左”、不斷“批左”、“解放思想無止境”的大潮流中，通過“不換思想就換人”排除對手，登上政治舞臺，掌控話語霸權和政治霸權的。
最高黨校，是黨的靈魂，何其神圣。奇怪的是，雅科夫列夫現象中，最高黨校竟成了拆共產黨臺，挖共產黨的祖墳的大本營。
不過，也得有度。
“從北京到天津”，需要過程。胡某似得飆車，中國早就傾覆了。
“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說”，什么時候說，如何說，要看火候。否則，過猶不及。畢福劍說的不過是右翼和公知埋在心底里的話，提前說了，曝光了，就會惹麻煩。因為不是二十年前的草民了。
政治人物，公眾人物，無不是階級的代表和標志，一定時期階級的傾向和訴求，一個時代的時代精神，都會通過代表人物來表現。斯大林、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和普京，都是這樣的代表。斯大林代表共產黨執政和社會主義，他們則叫專制。赫與戈，這是修與叛的代表，他們叫改革。普京，則是俄羅斯民族主義覺醒的代表，但不是什么偉大復興。
毛澤東和胡耀邦，自然更是這樣。用套話說，代表著兩個階級和兩條道路，不過是前三十年斗爭的繼續。后二者則代表著訴求的不同階段，右翼公知高舉胡的旗幟，反映的是他們現階段加速私有化和殖民化的政治訴求，是“斷腕”和“殺開一條血路”的決心。因為胡是鄧廢黜的，頌胡，也等于貶鄧，本身就帶有踢開鄧進一步前進的性質，還可為風波翻案開路。
畢與胡遭際何為不同，其決定作用的，是階級力量的對比——而不是什么“程序”和“正義”之類。
比如，鄧力群如果早走一二十年，能夠享受這么高規格的待遇嗎？放到18大的環境，也未必落選。
畢福劍，畢竟是小人物，本意不過是在右翼陣營和美國主子面前提高身價，想不到惹了麻煩，如何處理都不會影響大局，可以安撫一下草民的情緒。正如犧牲個仇和，不等于對仇和路線的否定。
而胡就不同了，那是時下一面旗幟，百年冥壽，期待醞釀已久，怠慢不得。而另一面的不同反應，則無關大局。
胡是其所愛，毛是其所憎，所深惡痛絕，所以，紀念堂與紀念碑，才會咫尺千里。
雙方都有依托，力量對比是關鍵。
如何開，搞不搞，如何搞，都得審時度勢。
明白這點，才能不惑。
既然不動搖，那作為對中國的發展方向做過開拓性的歷史貢獻的大人物，自然必須“善待”，高規格，繞不開的。
《環球日報社論》有句話將得到是很實在：“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很多階段性問題被克服或者超越，人們將越來越多記住早前領導者們為把中國帶到今天所做的貢獻。”
好一個“帶到今天”，對極了。
胡的貢獻，至少如下幾點是不能抹殺的：
一，他平反冤假錯案是一項戰略性的政治措施，由此開端，才逐步完成了社會主義中國階級關系的根本變化。“民粹”剝奪了，將他們變成“打工仔”“農民工”，變成了“弱勢群體”，使新資老和遺老遺少，甚至重新成為“先進生產力”好“先進文化”。“我被準確打成資產階級右派”，茅于軾這一句話重如千鈞，其意義超過一切紅頭文件，它是對胡耀邦這一功德的定評。一想起如今“翻身做主人”，對耀邦就感激涕零。
二，胡耀邦提出的“大礦大開，小礦小開，有水快流”，為中國以煤老板為標志的億萬富豪的先富起來，開啟了康莊大道。
三，胡耀邦在西藏新疆種下的分裂主義禍根，其余蔭，至今仍為達賴熱比婭、普世憲政“中華聯邦”派，和美國肢解中國戰略享用著。
“實踐檢驗”，如今還能夠“檢驗”嗎？
如果用小平的幾個“如果”，“如果”一下，比如說“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你能說，如今是“走了邪路”，“失敗了”？
竊以為，關注畢福劍按、周秀云和王文軍案，更應該關注釀造出畢福劍、茅于軾、袁騰飛和王文軍們和谷俊山令計劃們的生態環境，特別對于高層。
對于左翼，眼睛向上不如向下，期望別人不如相信自己，群眾的覺悟和力量，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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