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注：美國猶他州大學經濟學教授李民騏，從階級矛盾的角度，回顧了90年代國企改革，并對當下的混改做出評論。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提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允許國有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雖然《決定》的用詞隱晦委婉，但是對于長期關注中國政治和經濟問題的觀察家來說，不難做出如下的解讀，即新一輪經濟改革的核心是要對剩余的、為數不多的國有企業實行部分的或全部的私有化。

　　事實上，今年8月12日，英國權威報刊《金融時報》就以“中國發起第二輪國企私有化”為題在頭版做了專題報道。《金融時報》的報道說：“中國政府宣布了一項試點方案，擬在兩家央企引入私人投資。控制著三分之二國企(全國有15.5萬家國企)的地方政府將在這次私有化進程中起帶頭作用。包括上海、北京、廣東和重慶在內的地方政府都宣布了對大量國企至少實施部分私有化的計劃。上海計劃讓60%以上的國企引進某種形式的私人投資” 。

　　關于所謂“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問題，有這樣幾個問題是值得我們思考的。首先，國家何以要在目前階段重啟國有企業的改革?其次，通過對剩余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又要實現怎樣的經濟目的和政治目的?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需要做一下歷史回顧與梳理。

　　從“社會主義社會契約”說起

　　中國現代國有企業的前身是社會主義時期的全民所有制企業，當時也叫“國營企業”。

　　熟悉中國近現代史的人都知道，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歷代統治階級(從滿清王朝到北洋軍閥，再到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始終不能夠解決的問題，就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將中國建設為一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范圍內的、獨立自主的現代民族國家(也就是傳統馬克思主義所說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

　　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核心的和主要的問題，就是要解決土地問題，也就是必須解決農民問題。在二十世紀，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基本前提，是實現國家工業化并在此基礎上建設獨立自主的、近代化或現代化的國防軍事力量。為此，就必須將國家的經濟剩余(國民經濟產值中超出人口最低基本需要以上的一切部分)最大限度地集中起來，用于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有限的經濟剩余的絕大部分，都被城鄉統治階級(特別是被農村的封建地主階級)揮霍浪費掉了，或者被外國帝國主義所掠奪。

　　所以，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就必須對農村土地制度實行根本的改造，從根本上打倒封建地主階級，并且打倒在城市中占統治地位但與封建地主階級發生千絲萬縷聯系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將農業生產所產生的經濟剩余全部集中在國家手中，以強力推進工業化和國防近代化(現代化)的歷史進程。雖然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事實上主要是以勞動農民為主體完成的，但是要完成國家工業化以及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任務，中國的勞動農民就決不能停留在傳統的小農生產方式中，而是必須一方面通過社會主義集體化來完成對小農生產方式的改造(這既是農業現代化所必需，也是為了國家工業化和資本積累而集中農業經濟剩余所必需)，另一方面逐步地轉移到城市中、成長為中國現代的產業工人階級。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革命的社會基礎是工農聯盟。并且，就城市工人階級代表著勞動農民的未來而言，可以說，這個工農聯盟必須是工人階級領導的。

　　正因為中國革命的社會基礎(或者說歷史基礎)是工農聯盟，現代的中國革命就不僅僅是“新民主主義革命”，而是必須向“社會主義革命”發展。因為中國革命是通過最大限度地發動最廣大的勞動群眾來完成的，新的、革命后的國家就只能建立在對廣大勞動群眾的一系列歷史性承諾之上。這些歷史性承諾，在事實上構成了1949-1976年間，新中國與中國的廣大工農勞動群眾之間的“社會主義社會契約”。

　　一方面，新中國必須最大限度地集中經濟剩余，致力于國家工業化和國防近代化(現代化)，為此就要求工農勞動群眾在物質消費水平方面做出相當的犧牲，即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接受較低的物質消費水平(盡管這種物質消費水平與舊中國相比仍然有了顯著的提高)。另一方面，相對于廣大勞動群眾在物質消費水平方面的犧牲，新中國在如下三個方面向勞動群眾提供了補償以及未來的承諾。首先，社會主義國家和勞動集體負責保障工農勞動群眾的基本需要。

　　在城市，這主要是采取了國家向城市工人提供“鐵飯碗”的形式。所謂“鐵飯碗”，即國家在就業保障、住房、醫療衛生、子女教育、養老等方面向城市工人提供全面的保障。在相當一個歷史時期里，中國城市工人曾經享受了幾乎是世界上最好、最全面的社會保障體系。這是中國工人階級歷史中光榮的一頁。在農村，在經歷了初期的混亂以后，人民公社體制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步鞏固，并且在七十年代幾乎完全普及了基礎醫療衛生和教育，并且為農村喪失勞動能力的人口提供了最低生活保障。由于這些保障，中國在基礎醫療衛生和教育方面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進步。到了七十年代，中國在人均預期壽命方面已經可以與韓國、巴西等中等收入國家比肩，甚至取得了領先。

　　向城鄉勞動群眾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這是社會主義社會契約的第一個基本方面。概括起來，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保證做到“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飯吃”。這也是從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角度出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比最基本的優越性。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向城市勞動人民提供基本社會保障的制度基礎就是城市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向農村勞動人民提供基本社會保障的制度基礎就是農村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即人民公社制度。

　　社會主義社會契約的第二個基本方面，是作為革命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向全國勞動人民所做出的一個莊嚴承諾。那就是，共產黨員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簡單地說，就是共產黨員以及社會主義國家的干部都要堅持革命戰爭年代的光榮傳統，艱苦奮斗、不怕犧牲，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與廣大勞動群眾同甘共苦。

　　社會主義社會契約的第三個基本方面，是關于長遠未來的期許。新中國認為自己不僅在現階段要保障廣大勞動群眾的各項社會和經濟權利，而且還要逐步縮小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三大差別”)，逐步縮小直到完全消除各項經濟和社會不平等，實現完全的勞動者當家作主，直至最終建立沒有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共產主義社會。

　　1978年中國開始推進私有化和經濟去集中化道路。人民公社制度解體以后，農村的基礎醫療衛生和教育體制隨之瓦解，并且農業生產所需要的化肥、種子等基本生產資料也已經商品化。在這種情況下，農村勞動者已經無法在農村完成自己的勞動力再生產，而不得不到城市“打工”，即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新興的資本主義經濟部門開始獲得來自農村的、幾乎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的供應(九十年代鄉鎮企業的私有化進一步加速了這一進程)。

　　作為一個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外圍國家，中國不可能與西方核心國家在世界資本主義的技術前沿競爭，也不可能與擁有豐富自然資源的一些半外圍國家(比如中東石油出口國)在自然資源出口方面競爭。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上的唯一“比較優勢”，就是依托毛澤東時代遺留下來的工業基礎，將中國龐大的勞動力隊伍轉變為“廉價勞動力”，據此來吸引跨國資本，進而實現資本積累的快速增長。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經濟必須“對外開放”，中國工廠在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上競爭就必須以低廉的價格為西方跨國公司打工。

　　自本世紀初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持續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經濟的繁榮依靠的是對廣大中國工人的超強度剝削，對自然資源和環境的無節制的掠奪，以及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口的快速增長。但是，在經過了一個時期的繁榮以后，新的經濟、社會和環境矛盾日益增長，中國資本積累體制賴以運轉的三項基本條件都正在走向他們自身的反面。首先，2008-200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標志著世界資本主義進入了新的停滯和動蕩時期。2009年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復蘇乏力，或者停滯徘徊，或者陷入新的危機，預示著中國的出口導向制造業即將陷入難以擺脫的困境。

　　再者，在經歷了幾十年的高速資本積累以后，中國的資源大量耗竭，自然環境被嚴重破壞，各種生態系統到了崩潰邊緣，并且社會各界群眾的反污染斗爭逐漸高漲，日益增長的資源和環境成本將對中國的資本積累構成越來越嚴重的制約。

　　最主要的是，在經過了長時期的資本積累以后，中國的勞動力供應總量開始停滯并減少，來自農村的剩余勞動力的增加速度開始放慢，中國人口的老齡化則進一步增加了中國的勞動力按照整個生命周期計算的再生產成本。

　　自本世紀初以來，以拉丁美洲一系列進步政權的出現為開端，世界各地人民反抗新自由主義的斗爭此起彼伏。到了2008-2009年世界經濟危機以后，世界資本主義秩序出現了新的不穩定局面。面對中國資本積累體制日益嚴重的經濟、社會和環境矛盾，中國領導集團面臨著巨大挑戰。

　　國企與國企改革

　　2003年國家成立了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資委)。在李榮融擔任國資委首任主任后，開始推行央企“做大做強”擴張戰略。但是到了2008年開始出現一種關于國有企業的批評論調。如果說在改革開放初始，國企改革的合法化論述是國有企業的“效率低下”，那么現在的問題被稱為“市場壟斷”、“國進民退”。這肇因于08年山西屢屢出現惡性煤礦事故，國企介入開始收購生產安全無法達標的小煤窯，引發了小煤窯老板們的激進不滿，稱國企強行兼并。其典型代表就是由天則經濟研究所2011年3月份發布的《國有企業的性質、表現與改革》研究報告(以下簡稱為《報告》)。

　　天則《報告》認為存在結構性的“國進”現象，其依據一是山西省政府收回小煤礦開采權等案例，二是能源等行業國企相應值的比重，然而其所列的七個行業的數值中國企各項指標呈一致性上升的僅有電力蒸汽熱水供應產業，上升的幅度是：國企所占資金從2005年的85.8%上升到2009年的87.4%，工業增加值從2005年的87%上升到2007年的88.8%。且不言《報告》中的案例如何無視小煤窯中工人的生命，如此一個產業，如此小的上升幅度，就可以得出中國“存在結構性的國進民退”。

　　圖表1清晰地表明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退民進”的事實：改革開放以來，國有和集體經濟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逐步下降，及至2008年這一比例僅為30%左右;伴隨著國有企業大面積退卻的是其容納的城鎮就業人口的迅速下降，到2012年這一數值僅為約20%。

　　圖表1：1978-2008年間國有和集體企業產值和就業人員占比情況

　　數據來源：國有和集體企業工業總產值占比來自：《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表0134，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編，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1;城鎮中國有和集體企業就業人口占比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13》表4-2，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出版社。

　　就中國的經濟結構來說，只要中國的經濟發展仍然處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外圍的地位，從而無法在技術前沿與西方資本主義競爭，中國經濟就仍然只有依靠廉價勞動力和廉價資源來維持其在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上的競爭力。就現實情況來說，面對改革紅利的迅速耗竭，以及隨后房地產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支柱的破滅，對于剩余的國有企業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全面地、迅速地完成私有化，已經成為當下中國經濟的一種必然選擇與共識。在這個歷史的時刻，中國工人階級的歷史命運，值得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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