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圖來源：johnsonlegale

　　摘要：即使是有了形式上的“無產階級民主”，如果沒有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絕大多數人仍然被束縛在直接生產勞動中，無暇關心政治，從而被排除在社會的公共管理和各種創造性活動之外，而政治、經濟管理和其他創造性活動仍然是少數人的特權，那么，社會分裂為階級就是不可避免的，剝削和壓迫就是不可避免的。

　　對于無產階級專政，我曾聽過以下的觀點：

　　“在無產階級專政，或一黨專政的前提下，工人群眾成熟起來，并具有反抗能力的前提條件是什么，換言之，其機制是什么?普遍的情況下，一黨專政必然會打壓其他社團/組織，那么在這種情況下，群眾便失去了訓練的場域。我們是否能夠想象這樣一種可能性：革命成功之初，不同的黨派通過群眾選舉輪流執政。這樣便使得官僚具有替換的可能性，官僚發生變質以后，群眾可以通過民主監督和選舉等形式重新推選新的執政黨。這一方面可以作為預防官僚變質/走資的途徑，而另一方面也為群眾運動提供了訓練的場域。”

　　提出這些觀點的同志，在主觀上想要回答的問題，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建立、社會主義革命初步勝利以后，怎樣防止官僚特權集團的產生、防止無產階級專政蛻變為官僚特權集團專政(進而發展為資本主義復辟)，從而完成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從有階級社會到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這里首先要說明的是，在上述觀點中，似乎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一黨專政”，這是不正確的。這里暫不詳述。

　　在上述觀點中，有同志希望“不同的黨派通過群眾選舉輪流執政”，用這樣的方法，來防止官員“變質”并通過選舉的辦法來替換變質的官員，并“訓練”群眾運動。這樣的設想好不好呢?應當說，基本上是好的。這里說，基本上是好的，就是說有好的一面，但是不完全好，不完全正確。在形式上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是在歷史上則是不正確或者不完全正確的。

　　事實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主席對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形式，都有過設想，而且比上述觀點說的更加具體、更加鮮明、更加符合民主的理想。在《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就指出，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典范。在為《法蘭西內戰》撰寫的1891年單行本導言中，恩格斯總結了巴黎公社的原則：

　　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這種現象在至今所有的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兩個可靠的辦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第二，它對所有公務員，不論職位高低，都只付給跟其它工人同樣的工資。公社所曾付過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這樣，即使公社沒有另外給代表機構的代表簽發限權委托書，也能可靠地防止人們去追求升官發財了。

　　巴黎人民紀念公社一百周年，圖片來源：網絡

　　毛主席在《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讀書筆記》中也講過：

　　這里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經典文獻“十六條”中也提出：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

　　既然無產階級的導師們對于社會主義革命以后的政權形式已經有過大量的設想，為什么這些設想在以往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國家中都沒有能夠實現呢?要回答這個問題，不能從主觀愿望出發，企圖絞盡腦汁、閉門造車地設計某種超越前人的美好的“制度”，也不能簡單地將歷史社會主義的失敗歸罪于少數修正主義分子的破壞。凡此種種，都是歷史唯心主義的思想方法(當然也往往是脫離實際的小資產階級的進步積極分子所熱愛的方法)。

　　馬克思主義認識社會和改造社會的根本方法是歷史唯物主義。一種歷史現象，之所以存在，主要地、根本地，要從它賴以產生的物質生產和生活條件中去尋找原因，而不是從它的思想的、精神的、意識形態表現形式上去尋找原因。

　　關于階級社會在歷史上為什么存在、為什么在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定階段社會分裂為階級是不可避免的以及從有階級社會向無階級社會過渡所需要的歷史條件，經典作家是有充分的論述的。

　　下面就介紹一下經典作家關于這個問題的觀點并據此來探討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失敗的歷史教訓。由于時間和工作的關系，在下面的論述中，不采用正式的論文的形式，對經典作家的許多論述也不做正式的引用，而是采取隨筆的形式。由此而可能產生的錯誤或者不嚴謹的地方，當然由筆者負責。

　　階級社會的產生和消亡

　　在社會主義革命初步勝利以后，如何防止“官員”(準確地說，是社會主義國家以及經濟和文化管理機關的干部)腐敗變質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如何防止新的剝削階級產生，如何完成從有階級社會向無階級社會過渡的問題。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自從人類社會進入文明以來(即自從社會剩余產品大量出現以來)，社會之所以分裂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不是由于人們不懂得“公平”、“正義”的觀念，也不是由于人們不懂得如何設計美好的社會制度，不是簡單地由于暴力，也不是簡單地由于生產資料私有制。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階級社會的產生和存在，在人類歷史的一定發展階段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也必將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而發展，并最終走向消亡。對此，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有過高度概括的說明(這里說的是“高度概括的說明”，就是說，恩格斯在這篇文獻中所表達的思想是貫穿馬恩許多著作中一貫的思想)。

　　概括來說，在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定階段，物質生產力有了一定的發展，產生了大量的剩余產品;這就使得一小部分社會成員可以從直接生產勞動中擺脫出來，專門從事宗教、藝術、軍事、公共管理等事務。另一方面，由于物質生產力的發展仍然不充分，絕大多數人口仍然要用他們全部或者幾乎全部的時間從事直接生產勞動，生產各種生活必需品以及社會剩余產品。于是，就產生了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久而久之，少數專門從事腦力勞動的社會成員發展為一個特殊的社會集團，將社會委托自己承擔的各種職能轉變為獨占社會剩余產品的手段，建立專門的暴力機關(國家)來鎮壓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反抗，并且用宗教等意識形態形式從精神上來麻痹廣大勞動群眾(在人類歷史的實際發展進程中，這個過程是用了成千上萬年的)。

　　在任何一個階級社會中，剝削階級都要一方面用暴力手段來鎮壓勞動者的反抗，另一方面從精神上麻痹、欺騙勞動群眾，并且從法律上將自己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確立下來。但是，不能認為，階級剝削和壓迫僅僅是由于暴力、欺騙或者法律上的生產資料私有制才得以存在的。只要還存在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只要社會的絕大多數成員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的或者幾乎全部的時間用于直接生產勞動，從而被排除在社會的公共管理和各種創造性活動之外，社會分裂為階級就是不可避免的，剝削和壓迫就是不可避免的。

　　正因為如此，歷史上在東方和西方，都曾經爆發許多次奴隸起義和農民起義，有的還推翻了舊的君主或王朝，但是勝利后的奴隸領袖和農民領袖仍然免不了“打天下、坐天下”，在改頭換面以后將舊的社會秩序重新建立起來。

　　在資本主義時代，物質生產力有了巨大的發展，從而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使得普遍地、大大地減少全體社會成員用于直接生產勞動的時間成了一種實際可能性。但是，一方面，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各種奢侈消費惡性膨脹，人為地擴大了物質生產和消費的范圍;另一方面，資本家之間、資本主義國家之間你死我活的競爭迫使每一個資本家都將剩余價值的很大一部分用于資本積累，從而導致整個社會的物質生產在越來越大的規模上進行擴大再生產。這種擴大再生產消耗了社會剩余產品的很大一部分，一方面給地球的生態系統帶來了越來越大的壓力、使得全球生態系統瀕于崩潰，另一方面又妨礙了社會勞動時間的普遍減少。

　　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教訓

　　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革命的失敗(在社會主義革命初步勝利后又發生了資本主義復辟)是有歷史必然性的。

　　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發生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部分外圍和半外圍國家。在這些國家，舊的統治階級以及新興的本地資產階級都不能解決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范圍內，建立鞏固的民族國家并充分動員經濟剩余以用于資本積累的歷史任務。只有將底層的廣大勞動群眾充分發動起來，徹底推翻舊的統治階級、重組國家機器，才能應對世界資本主義強加于這些國家的歷史挑戰。

　　因此，一方面，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人民大革命的歷史產物，承載了廣大勞動群眾要求從剝削和壓迫中解放出來的歷史愿望。另一方面，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使命（或者說，其實際的歷史合理性）并不是完成從有階級社會向無階級社會的過渡，而是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范圍內建設鞏固的民族國家、完成資本積累。這個矛盾，貫穿了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國家歷史的始終。

　　由于革命是發生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外圍、半外圍國家，這些國家普遍沒有完成工業化，不僅勞動群眾普遍被束縛在直接生產勞動中(不能從事社會的公共管理和創造性活動)，而且絕大多數人口仍然居住在農村，農業生產占用了社會的絕大部分勞動時間，乃至在革命之初，文盲仍然占人口的大多數。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管理國家和各項經濟工作的職能很快地就集中在少數干部和技術官僚手中，其中相當一部分還來自舊的地主、資本家家庭。

　　當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管理職能集中在少數干部和技術官僚手中以后，其中從舊社會留用下來的官僚、技術人員，以及來自地主、資本家家庭但是又被“新社會”重用的專家、知識分子，不可避免地要求享受物質特權。不僅如此，原來的革命干部隊伍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很快在思想上也會發生變化，忘記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初衷，認為自己也該“享受享受”了。這樣，要不了多久，一個脫離群眾的官僚特權集團就會產生。

　　十月革命勝利后，曾經有過十分活躍的蘇維埃民主。但是經過殘酷的三年國內革命戰爭，不僅大批布爾什維克黨的老黨員犧牲殆盡，就是原有的革命前的工業無產階級也已經不復存在(工人中的先進分子或者在戰爭中犧牲或者被抽調到蘇維埃政權和紅軍的各個工作崗位)。新一代工人階級由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組成，因而也帶著這些階級的烙印，無產階級政權的階級基礎被極大地削弱了。

　　五位蘇聯元帥，兩人為貴族出身，圖片來源：Wikipedia

　　為了進行工業化，蘇維埃政權不得不依靠資產階級專家，并且給資產階級專家提供高薪。到了后來，布爾什維克黨的干部也要求有與資產階級專家同樣的待遇。蘇維埃國家變成了資產階級和沙皇留下來的“大雜燴”(列寧語)。

　　起初，在形式上，生產資料仍然是公有的。官僚特權集團還沒有私人財產，其物質特權也還受到一定限制。但是，這個過程一旦開始，在外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包圍、壓迫和引誘下，在內部由于官僚特權集團和廣大勞動群眾的矛盾，官僚特權集團中越來越多的人就會產生向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開放、公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愿望。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個過程是不可避免或者很難避免的。毛主席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直接發動廣大群眾與官僚特權集團做斗爭的一次偉大歷史嘗試，但是受限于客觀的歷史條件，終究不免于失敗。

　　民主和專政

　　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治形式上普遍實行的是“一黨制”。在當時許多外圍和半外圍國家，為了和強大的國內外反動派做斗爭，各被壓迫階級必須將他們的政治力量集中在一起，并且用嚴密的紀律將自己的先進分子用一個先鋒隊政黨的方式組織起來，只有這樣，才能取得革命斗爭的勝利。所以，革命后的“一黨制”國家是那時革命斗爭具體歷史條件的產物。

　　這種“一黨制”并不是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在形式上，社會主義國家由共產黨領導，實質上，政權掌握在官僚特權集團手里。但是，由于這些國家在當時是人民大革命的產物，打上了革命的烙印，因而新生的國家在相當一個時期中承認并保障了廣大勞動群眾廣泛的經濟和社會權利。雖然在形式上缺乏政治自由，但是社會主義國家勞動人民在實際上擁有的權利超過了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同等地位國家的勞動人民。

　　從世界資本主義的實際發展過程來說，形式民主并不是資產階級國家的天然的、經典的形式。即使是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核心國家中，資產階級國家在相當一個時期中也是處于有“憲政”(即用資產階級憲法來限制王權)而無“民主”的狀況。一直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才普遍實現了成年男性的普選權;一直到二十世紀中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成年婦女才普遍獲得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民權運動勝利以后，美國才在形式上結束了種族歧視，從而基本具備了現代自由民主國家的形態。至于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外圍、半外圍國家，在整個二十世紀乃至今天，各種軍事獨裁政權、法西斯主義政權、權威主義政權乃至專制君主制度，一直是普遍存在的。

　　倫敦，1911年婦女參政論者游行 圖片來源：www.unison.org.uk

　　在世界歷史上，所謂“資產階級民主”的確立，實際上是無產階級長期斗爭的結果。

　　與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主要爆發在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業國不同，未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將主要爆發在受過相當現代教育并且具備相當政治覺悟的無產階級占人口大多數的工業國。在這樣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可以預期，未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將建立在無產階級民主的基礎上。

　　但是，無產階級民主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就形式上來說，現代民主的本義就是國家(或者作為國家具體體現的政府)的一切權力來源于人民;而人民表達自己意志的方式就是通過投票或者選舉代表以“少數服從多數”的方式做出決定。

　　所謂“少數服從多數”，就是多數對少數的“專政”，也就是資產階級學者所謂的“多數暴政”。無產階級專政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被專政的“少數人”首先是不甘心滅亡的資產階級以及附庸于他們的一些社會勢力。此外，在無產階級內部、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階級之間，也會發生這樣或那樣的矛盾，這些矛盾一般也要用少數服從多數的方式來解決。

　　另一方面，也存在著無產階級專政或者“少數服從多數”被濫用的危險。可能存在這樣的情況，即無產階級中的某個集團(可能本身就是多數，也可能通過與其他集團結盟而形成多數)為了某些本集團的短期的、局部的利益，濫用“少數服從多數”來壓迫無產階級中的少數，從而危害整個無產階級的長遠的、全面的利益。比如，在多數民族和少數民族之間就容易發生這種情況。嚴重的時候，某些多數甚至可能濫用自己掌握的政權來剝奪無產階級中另外一些集團或者其他勞動階級的一些基本權利。

　　所以，未來的無產階級民主或者無產階級專政在客觀上也面臨著如何保護少數人權利、保護少數人的政治自由的問題。

　　要解決這個問題，沒有什么靈丹妙藥，更不能僅僅靠一紙憲法。從根本上，只能依靠廣大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政治覺悟的提高和組織能力的增強，從而經常地、普遍地為爭取和捍衛政治民主和自由而斗爭。

　　向無階級社會過渡

　　即使是建立了形式上的無產階級民主，同時又保障了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的基本政治自由，社會主義國家仍然還會面臨著產生新的官僚特權集團、蛻化變質、資本主義復辟或者演變為新的階級社會的危險。

　　馬克思曾經指出，資產階級民主無非是每隔幾年就讓人民挑選由資產階級政客中的這個或者那個人物來“代表”人民罷了。類似地，即使是有了形式上的“無產階級民主”，如果沒有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絕大多數人仍然被束縛在直接生產勞動中，無暇關心政治，而政治、經濟管理和其他創造性活動仍然是少數人的特權，那么，設計得再好的“無產階級民主”制度也無非是每隔幾年讓勞動群眾來選擇由這個或者那個“專家”來代表勞動群眾管理社會罷了。久而久之，這些最初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專家勢必發展為脫離群眾的一個特殊的集團，乃至騎在勞動群眾頭上作威作福。

　　為了避免這樣的危險，未來的社會主義國家除了形式上要建立無產階級民主并力爭踐行巴黎公社原則以外，還必須立即著手逐步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主要的辦法，就是普遍地、大大地減少所有社會成員用于直接生產勞動的時間。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有大量的“生產勞動”是用于生產并非社會所必需的奢侈消費品。此外，大量的勞動時間浪費在廣告、營銷、金融、保險、律師事務等許多非生產性活動中;更不必說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對內鎮壓、對外掠奪而維持的軍隊、警察。為了資本積累，資本主義國家還將社會產品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投資”。

　　如果將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這些浪費性活動都予以取締，再將整個社會物質消費的規模限制在生態可持續性所要求的水平，并且逐步地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就可以大大地減少所有社會成員的勞動時間，使得所有勞動群眾(而不僅僅是少數資本家和知識分子)都有時間、有條件從事各種創造性活動(科學、藝術、文學等)并且參加一部分社會的公共管理。

　　當社會的公共管理職能不再為占社會少數的某個特殊集團所壟斷的時候，社會的剩余產品也就不再為某個特殊集團所獨占，而被置于全社會的民主控制之下。當這樣的情景出現的時候，馬克思所預言的真正的人類歷史也就可以開始了。

　　作者：李民騏

　　編輯：xd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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