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19日，中石化董事會通過《啟動中國石化銷售業務重組、引入社會和民營資本實現混合所有制經營的議案》，開啟了壟斷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大幕。按照其官方微博之前公布的時間表，今年下半年中石化完成其銷售板塊的審計和評估，公布引資方案，并力爭在今年第三季度前完成新成立的油品銷售有限公司的融資。與此同時，有消息稱，中石油、中海油、中國中冶、中國鋁業4家央企也正在醞釀混合所有制改革。今年6月初，中糧集團旗下的中糧肉食投資有限公司宣布與多家外資基金組成的財團達成戰略伙伴關系，成為新一家投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量級國企。

　　對于國企改革的這一新動向，歡欣鼓舞者有之，疑慮重重者亦有之——這正反映出當下中國民間對國企改革的不同思路和訴求。國企者，國之重器也。國企改革不僅關系到所涉企業本身的前景，更關系著中國強國夢的實現和億萬中國普通百姓的福祉。同時，有關國企改革不同思路的背后是不同的利益群體，最終施行的改革方案往往是不同利益群體博弈的結果。有鑒于此，本文對當前中國民間關于國企改革的幾條思路進行細致述評，并將主要思路大致分為三派，即經濟效率派、工業強國派和側重公平派。

　　經濟效率派的主要觀點

　　經濟效率派的核心觀點是認為國企在市場化競爭中是缺乏效率的，國企改革的方向應該提高其效率。至于具體的提升方法，以是否觸動產權為界，可分為兩派，一派要求將國企產權私有化，且稱之為“改革產權派”;另一派認為產權不是主要問題。

　　改革產權派是目前國企改革眾多思路中影響力最為廣泛的一派。該派麾下聚集了大量主流經濟學家，如茅于軾、吳敬璉、張維迎、盛洪、樊綱、張曙光、許小年、張五常、陳志武、劉小玄等，其主要組織是民間智庫天則經濟研究所。此外，該派觀點還受到企業界人士如任志強、潘石屹等和媒體界人士如胡舒立等的支持，并在普通民眾中享有大批擁躉。

　　該派的觀點集中反映在天則經濟研究所2011年3月份發布的《國有企業的性質、表現與改革》研究報告(以下簡稱為《報告》)中。該報告的主要觀點如下：

　　(1)國企利潤主要由壟斷企業實現：2009年，中國石油、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和中國石化等10家企業占到全部央企利潤總和的70%以上。

　　(2)國企效率低下：2001-2009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平均凈資產收益率為8.16%，低于非國有工業企業的12.9%;考慮到政府財政補貼、融資成本、土地及資源租金等方面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受到的優待，其平均真實凈資產收益率為-1.4%;因此，龐大的國有資產意味著巨大的機會損失。

　　(3)國企在分配方面嚴重損害公平原則：通過低資源租金、低利息率、高補貼和高管制價格，國企損害了自然資源所有者、貸款所有者、公眾和消費者的利益;通過減免稅優惠，損害了公共財政的利益;通過將過多名義利潤用于員工薪酬福利，損害了要素所有者和公眾利益。

　　(4)整體看來，1999年以來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資金比重逐漸下降，但在資源類等基礎性行業存在結構性“國進”現象;這種現象擠占了民營企業的發展空間，如放任中國經濟將步入權貴化、寡頭化，整個市場環境會遭到破壞。

　　(5)國企將巨額資金投入樓市和股市等進行非主營業務，對中國經濟有著非常負面的影響，損害中國經濟的穩定性。

　　(6)近期國企改革應著眼于：一是無條件打破行政壟斷，而不僅僅是“引導民營經濟或者民間資本進入”;必須摒棄以下政策內容：國有經濟對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保持絕對控制力，包括軍工、電網電力、石油化工、電信、煤炭、民航、航運等七大行業;國有經濟對基礎性和支柱產業領域的重要骨干企業保持較強控制力，包括裝備制造、汽車、電子信息、建筑、鋼鐵、有色金屬、化工、勘查設計、科技等九大行業。二是規范國企行為，改善國有企業治理結構，主要是在國企董事會和監事會中加大社會賢達的比例，以助于制約內部人控制問題;完善國企分配制度;加強對國有企業的監管;加強公眾和傳媒的監督。

　　(7)國企改革的終極目標有兩個：一是原則上不允許政府投資于營利性領域，以免與民爭利——這要求國企或國有資本從營利性領域逐步退出，退出方式可選擇將股權轉讓給民營企業和公眾等;二是建立國有資產的憲政治理架構，人大而非行政部門理應代表公眾行使國有資產的所有權。

　　以上內容可簡要概括為：國企效率低下，在分配方面嚴重損害公平原則;國企壟斷妨礙了市場公平競爭，結構性“國進”擠占了民營企業發展空間;國企投資非主營業務增加了中國經濟運行的風險。因此，國企應該通過股權轉讓等方式從包括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關鍵性行業等營利性領域退出，不得與民爭利，同時完善其治理架構。

　　可以看出，改革產權派強調國企存在的不正當性，其中國企效率低是最為主要的原因，主要改革措施著眼于將現有絕大部分國企資產私有化，以為其眼中更有效率的民營企業打開空間。

　　對此，一些學者表示難以認同。相對于前者，這一派的聲音較為微弱。

　　林毅夫(2005)認為，國企低效率的根源在于其“政策性負擔”，這種負擔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戰略性負擔”，計劃經濟時期推行的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下催生了一批資本密集型重工業，不符合中國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因此在競爭中沒有自生能力;二是“社會性負擔”，基于就業考慮，國企安置了大量冗員，改革開放后養工人的負擔由政府財政轉向了企業。私有化并不能解決政策性負擔的問題，私企反而有可能以自身須承擔“政策性負擔”向國家要更多補貼和保護。解決國有問題最重要的是剝離“政策性負擔”，“如果國企改革不把政策性負擔剝離掉，任何改革都無效，包括私有化在內。”

　　對于產權改革在國企效率改革中的無效性，郎咸平表示認同。郎及其同事通過對世界上個國家958家上市銀行的股權結構和經營利潤的實證分析發現，外商和民營銀行股權的大小和銀行的經營績效無關;以此，郎認為依靠引進外商銀行或民營化以改善國有銀行績效是沒有實證資料根據的。郎認為國企現在的問題并不如改革產權派所言是產權不明晰導致的所有者缺位的問題，所有者就是國家，國企最大的問題是職業經理人信托責任缺位。改革國企的途徑是建立一套激勵機制與信托責任并重的職業經理人制度。具體而言，政府行政命令應退出市場，但國有股應該留在市場;成立以專業人士為主的董事會，以市場價格(也就是符合市場價格機制的高薪)在二級市場聘用職業經理人。職業經理人不能成為股東，只能透過期權激勵機制以市場價格用自己的錢購買股票。

　　總體而言，經濟效率派以效率為準繩裁定國企改革的必要性。其中的改革產權派認為國企低效的關鍵在于產權不明晰，因此國企改革應該朝著私有化其產權努力;而產權無關派認為產權結構不影響企業績效，國企改革應該在產權之外——如剝離“政策性負擔”和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努力。

　　工業強國派的主要觀點

　　從以上觀點可以看出，經濟效率派總體而言是希望將國企的問題交給市場來解決，其中絕少關于民族產業的考慮。國家富強派則認為：全球化大背景下，尤其是中國2001年加入WTO之后，經濟發展要注重保持民族經濟獨立性，注重產業安全，有必要在戰略性領域實現趕超戰略，這其中國企大有可為。其代表人物有高梁(前國家發改委體制改革與管理研究所國有資產研究中心主任)，學術界的陳平和楊帆等。

　　該派討論的大背景可見高梁(2001，2012)，其中指出：全球經濟一體化是一場以少數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為主導的全球產業結構調整;發達國家憑借其經濟技術實力強權，竭力要解除中國的產業保護屏障，將中國的產業結構納入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國際分工體系，并鎖定在產業低端環節。東歐及拉美的經驗已經表明，私有化基礎上的市場化極易導致本國經濟命脈被外國資本控制。有鑒于此，高(2012)表示，擁有獨立自主的科技及工業，是發展中國家經濟與政治獨立的基礎。當前我國民營企業在工業組織管理和科技創新方面的能力尚十分薄弱，無法有效承擔起自主創新產業升級的重任;現實中，在國家戰略行業承擔著生產組織和科技創新任務的是國企。

　　陳平(2014)從整個經濟體制方面出發主張混合經濟，他認為改革開放的經驗是混合經濟比私有經濟更有效率：私營經濟有創新有活力，但是是短期行為;國有經濟有長期眼光，可以占據戰略最高點。對于上文要求國企從營利性領域退出的說法，陳(2013)認為要區分資源型的工業和加工型的工業。資源的開采是一項長期投資，成本巨大，小資本是無力承擔的，只有依靠大資本或者國有資本;而在沒有基本資質考核的情況下，放小資本進場，它們必然會急功近利，要么濫挖亂采降低資源的利用率，或者無力投資基本的安全設施。同時，制造業也需要區分民用、軍用，輕工業、重工業。輕工業投資短，可以開放民間去做;而重工業則需要長期投資，應該有相當一部分是國營的，否則就會被跨國公司全部收購，中國也就變成了拉美式的依賴經濟。對于當前國企所在產業，陳平(2013)表示：支持國企必須退出盈利性的房地產投資，但是必須從事短期不能盈利的基礎建設和戰略產業。

　　基于以上論證，高(2012)認為現在國企不是“要不要保留”的問題，而是“必須保留，如何搞好”的問題，要堅決反對私有化，理直氣壯地做強做大國有骨干企業。國企所堅守的基礎、命脈、戰略產業和領域，是抵御跨國公司強勢競爭、維護國家經濟主權的可靠力量，也是推進自主創新-產業升級、提升綜合國力的不可替代的平臺。

　　至于如何進行國企改革，高(2012)認為國企改革的目標應該是提高企業競爭力，為國家經濟發展戰略服務。具體而言，一方面是要保持國企與國有經濟的數量基礎，另一方面要大力改善治理結構，提高管理水平，加強國有企業的綜合競爭力和發展動力。

　　側重公平派的主要觀點

　　迥異于經濟效率派和工業強國派的出發點，這一派明確表示中國國企改革需要側重考慮社會福利，故稱其為“側重公平派”。代表人物為崔之元、黃宗智、史正富、劉昶等。

　　史正富、劉昶(2012)闡發的國企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企業產權資本化、資本社會化、資本經營者多元化。具體做法是將國企產權轉化為三種不同形態的社會化資本，即社會公益資本、國有股權資本和國家年金資本。這三類資本將由不同的產權經營者來管理經營，而資本經營的收益則通過不同的方式和途徑實現全社會共享。

　　崔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的三條新要求體現了該派的上述主張：第一，“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第二，“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組建若干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支持有條件的國有企業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第三，“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會保障基金。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二0二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雖然改革產權派對國企的諸多指責缺乏有效的材料支撐，但還是揭示了其存在的一些問題，這派思路的主要問題在于：按照其思路進行的國企改革對于普通民眾來說恐怕無異于飲鴆止渴。工業強國派空有強國的“中國夢”，但在對國企虎視眈眈的敵意中無法找到強有力的同盟軍。這兩派總體而言是就國企問題論國企問題，相比之下，側重公平派由于選擇廣大民眾的福祉作為出發點而更顯得更接地氣，但是不處理生產關系等重要問題，同時專注頂層設計不考慮推動力量，又使得這派的思路可能淪為一種善良的空中樓閣。由此，在國企需要改革已成共識的前提下，如何改革，仍呼喚更廣闊深刻的思考。

　　首先，任何一個社會的絕大多數人民都是普通勞動者，中國任何一項改革應該立足于為最大多數人民服務，這當是國企改革的根本出發點。這意味著國企改革不能成為少數人牟利的機會，不能成為私營企業主掘金的礦源。

　　其次，國企改革是一種國家行為，在著眼于打造頂層設計的同時，應著力于吸收基層民意。沒有群眾支持的改革不會是成功的改革，沒有考慮群眾利益的改革注定得不到群眾的支持。任何國企改革的思路都必須考慮其推行的群眾基礎。

　　再次，國企改革的直接利益相關方客觀上包括國企員工，但已有的改革方案中從未將工人作為國企的主體加以考慮。國企改革的成功，從單個企業的角度，需要企業員工的積極參與。同時，促進社會公平并不是一個抽象的提法，而需要落實在具體的生產和分配環節，企業則是構成這種環節的具體單位。這意味著，任何促進公平的措施提議若脫離了生產和分配的具體單位就只能停留與小打小鬧的層次，解決不了核心的問題，促進公平應從促進企業內部公平做起。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國企改革并不是單個企業或某一所有制類型企業的任務，因此對國企改革思路的設計應該跳出國企本位的狹隘思考。國企對整個社會而言意味著一種生產方式，對其員工而言意味著一種生存方式和生活風格。現有生產方式對資本的放任及作為其另一面的對勞工的剝削已經造成了惡劣的經濟和環境等后果。

　　在這個意義上，真正高屋建瓴的國企改革應著眼于對新的生產方式的探索，為解決當前中國深陷其中的社會分化和生態危機鋪路。同時，任何經濟層面的改革都不可避免地帶來政治層面的影響，生產方式也絕非僅僅是一個經濟范疇的概念，這意味著，國企改革天然地呼喚著對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的訴求。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國企改革已經走過了三十余年的歷程，也將有更長的路要走。在以往的道路上，改革產權派意圖破罐子破摔，工業強國派徒勞地想扶起這個染恙的阿斗，側重公平派則垂憐于廣大百姓，善良地希望施以雨露恩澤——無論如何，這是企業界、政府界、學術界精英的路子。然古人云：“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一種真正為絕大多數人服務的新社會的構造需要的正是這絕大多數人的參與，精英是無法越俎代庖的。在這個方面，中國的工人們已經用一次又一次的行動進行著最初的探索。哦，那是東方，他們就是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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