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學、中學到大學，我所接受的教育內容中都有一個共同的結論：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在不大懂事的階段，毫無疑問是深信不疑的，大學快畢業時，我仍然懷著建設社會主義的極高熱情，并且在即將走入社會前加入了共產黨組織，即便在后來幾十年的工作中對社會主義實現的可能性產生過懷疑，但終究沒有拋棄這一根本性信仰。

　　隨著世界自“冷戰”到“熱戰”的成功過渡，資本主義世界以一種看似衰落的假摔成功地消滅了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實體，時至今日，名義尚存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不會超過五個，一旦具有指標作用的社會主義大國從這個名單中消失，加之越南的資本主義之路處于不可逆轉趨勢，社會主義也便階段性消亡了，朝鮮、古巴即便繼續掛牌營業，也可以從世界范疇中被輕松忽略不計。

　　實質上，有關主義的問題已經變得非常簡單，只要“指標國家”向資本主義角色轉換完成，世界就可以暫時性敲響“社會主義”這一“存在”消逝的鐘聲。有鑒于此，我們非常有必要分析推定指標大國是否將進入資本主義時代。要得出一個初象性結論其實也并不難，不妨從三個方面展開：

　　其一、制度信仰的群體性重心偏移。任何一個國家實體，如果要堅持社會主義，有一個非常起決定性作用的信仰指標——信仰社會主義的人口比例。在信仰者群體中，又可以細分為政權機關人員、共產黨員和普通群眾。

　　考察東方大國，社會主義這種制度在普通信眾中的比例正在不斷地下滑，越是年輕的群體，信眾的比例越低，年輕人對資本的迷信遠遠超過幾乎所有可以值得傳頌的信仰，甚至可以認為正陷入集體性“資本膜拜”，一部分人已經淪為“資本奴才”。年輕人的認識狀態決定了制度信仰的前途，因為他們將是未來的基礎力量和決定性力量，很難相信，社會主義能在一個幾乎沒有信眾的實體中存在下去，資本能決定一切，社會主義就只能是個擺設。

　　共產黨員這個群體是不是形勢更為樂觀呢?如果8000多萬的群體整體上仍信仰社會主義，并且又都是成年人，那他們至少可以影響到三到五億人信仰社會主義。遺憾的是，這個群體也是分化嚴重的，我們不妨從共產黨員構成中去找些跡象。

　　從年齡來看，35歲以下的黨員有2000多萬，這部分黨員都是近十多年發展的年輕黨員，他們是在強大的市場環境中進入到黨組織中來的，說目的也好，講動機也罷，很顯然存在相當高比例的機會主義者，“利益需要”比“制度信仰”的成分恐怕要高很多，也就是說，相當大一部分人可能只是“表格黨員”，填完表以后，其它任何時候心中都不會有黨的位置。

　　從職業構成來看，工農牧漁等占了大約3000多萬黨員，黨政機企事業關約2700萬，離退休約1500萬，這幾個部分占了絕大多數，離退休人員即使仍然高比例信仰社會主義，也不能代表社會主義事業的未來，工農牧漁的幾千萬黨員因其職業原因，能夠保留社會主義信仰的比例恐怕也相當低，何況這其中還有相當比例的下崗黨員，他們的生活中極少能體現出制度的光輝。黨政企事業人員的信仰比例高不高呢?大家不妨猜想一下，這些人從知識結構上看是相對靠前的，因而資本意識也相對濃重，言行不一的黨員具有相對的普遍性。

　　政權機關人員既包括共產黨員，也包括更多的非黨員群體。從歷史看，他們應該更加信仰社會主義，因為他們是制度的獲利者，從現實看，他們也應該擁護并堅信社會主義，因為他們仍然在享受著社會主義制度紅利。但是，“應該”不代表“一定”，他們因握有相當程度的權，所以就有相當多的獲利機會，也有相當多條件認識到資本一本萬利的門道，他們并不害怕資本的侵蝕，甚至自甘情愿接受資本腐蝕，有些人夢想從“社會主義機關”躍變到“資本主義機關”。

　　質言之，共產黨員這個群體在制度信仰方面也并不是鐵定可以信賴的部分，這是社會主義事業危機的組織性矛盾，不解決這個矛盾，社會主義的基礎必然面臨土崩瓦解的風險。其他群體的信仰漠視也是重大的危機隱患，國家的元素不外乎人與疆域，人的元素是決定性的，人不信仰制度，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

　　其二、政治及經濟改革的制度包裝。從政治的邏輯來講，只要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實體走科學社會主義道路應該是理所當然之事，政策必須服從于這個大政治，政策必須服從于國家制度，這里面不應有含糊的中間地帶，如果有，那就不是按制度辦事。國家制度是由什么規定的呢?當然是由憲法規定，政策偏離根本制度，實質也就是政策違憲。

　　如果從公有制成份、公有制比重、公有制未來三個方面來考評政策與制度的吻合度，幾乎可以全面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風險和虛擬性。

　　從所有制成份看，非公有制經濟體大約超過300萬個實體以上，就業人員比例超過80%，公有制就業比例已經不足20%;從經濟比重來看，1997年，公有制經濟占比超過75%，2005年，公有制經濟就只占約36%，到2013年，公有制經濟總量大約只有20%多;從國家經濟體制改革方向來看，公有制經濟將會越來越實質性萎縮，無論以何種形式搞混合所有制，最終的結果必然“公退私進”，目標是逐步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構成保持一致性。

　　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分析政治與經濟，必然要強調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基礎資本化了，那么上層建筑會如何界定呢?理論上講不難，那就是資本主義制度實體。然而，這并不是每個實體都愿意主動承認的結論，某些實體會對制度進行理論性包裝，會用社會主義的顏料畫資本主義的圖畫，會用社會主義理論闡述資本主義現象，實現一種所謂特殊性質的“萬象主義”，這種特殊“主義”的筐子里可以任意填充，甚至可以把封建主義的各種內涵也囊括進去，這便成了部分人口中最完善的制度。

　　然而，任何制度的好與壞最終必然要體現到人民群眾的感受當中，化妝品不是真臉蛋，裝飾物不是身體器官，它們都沒有感覺和知覺，唯一有感覺的社會性活體是人，只有人才能評價制度的優劣，即便口頭無法自由表述，其思想也是可以有通感的，政治、經濟、精神、社會等種種刺激都能強迫人自然地給出一個答案，即下一個制度結論。改革往哪里走，如何走，其實根本無須包裝，多數人都在感受著。

　　其三、世界熱戰的制度性爭奪。有關社會制度的爭論議題，東方大國通常用意識形態斗爭來表述，西方國家則喜歡用顏色革命來推動，歸根結底就是比拼由哪一類人來決定國家實體的命運走向，資本擁有者掌控政權，就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人民主導政權就是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導造就權貴社會，人民主導形成平等社會，平等不是以物質多寡決定，物質不高度發達，照樣可以構建平等社會，物質超級發達，權貴社會也難以滿足平等。制度之爭本質上是平等權之爭，世界各國的制度之爭是世界人民平等權之爭。

　　2008年的時候，世界主要資本主義經濟體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給了社會主義陣營一個制度熱戰的大好機會，社會主義迎來了少有的歷史性機遇，如果東方大國能夠扛起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大旗，必將掀起新一輪世界社會主義熱潮。然而，它沒有這樣做，他們甚至不屑這樣做，他們選擇了挽救資本主義，他們迫切地希望借用危機將自己帶入資本主義陣營，大范圍地運用資本主義理論改造社會主義政治與經濟，一切規劃都鑲嵌著帶有資本主義顏色的制度水晶，所謂的政改、經改、混改、法改、憲改、教改、醫改、房改、社改、土改、體改、水改、電改、油改、軍改有一樣不是走市場主義嗎?當所有的改革都走市場主義之路時，未來的總道路不就完全鋪好了嗎?還用得著“外部勢力”介入嗎?

　　筆者于2009年就認定世界早已經進入熱戰時代，這里的“熱”不一定是炮火戰爭的熱，它包括一切領域的熱烈爭奪，這種“熱”不同于冷戰時期的“冷”，冷戰時期，兩大陣營的關系是冷的，而熱戰則相對隱蔽，一邊在戰斗，外交關系上卻還保持相當的熱度，這里的“熱”包括人類之間的一切競爭，是一場沒有死角的戰爭，當然會包括制度之戰。制度之戰甚至是核心之戰，制度戰的失敗者通常能很快融入到勝利者的進程當中，成為勝利者的“受控實體”，失敗者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有更多的群體投入到勝利者的懷抱，因而也就實現了所謂的“普世者可以不要國家”。

　　綜上所述，如果東方大國不改變既有的決戰思維，社會主義將階段性成為一個歷史符號，世界將在十到二十年內統一為純粹的資本主義世界，只有等到這個世界的內部矛盾尖銳到新的不可調和狀態時，社會主義的新生命才可以再次誕生，用一句自慰樂觀一點的話描寫，也許可以這樣說：社會主義的階段性滅亡是為了將來誕生一個更為健壯的社會主義新生命!

　　最后的設問：社會主義旗手，到底是讓社會主義消亡的風險變成現實還是挽救社會主義于懸崖之邊?社會主義是進入冬眠還是從此永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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