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為我們提供了以意識形態為突破口最終導致亡黨亡國的慘痛教訓。近50年來，歷屆美國政要人物都強調：“實現和平演變的前提是軍事威脅”(尼克松);“威懾是我們防務的核心”(老布什);克林頓則積極推行“接觸加遏制”的和平演變戰略。但他們同時又認為“意識形態的號召力將起決定性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要搞攻心戰”，要將70%的力氣用于攻心戰。他們所謂的攻心戰，主要是開展思想理論攻勢，進行思想文化滲透。而這種思想文化滲透的目標，主要是集中在妄圖摧毀共產主義思想理論體系上，瓦解人們對它的信仰。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的所作所為，可以使我們清楚地看到現代修正主義發生和發展的歷史軌跡。而這種軌跡正是適應了西方敵對勢力以“攻心為上”的戰略需要。赫魯曉夫借口時代的變化，在反對教條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旗號下，修正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否認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理論，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認為無產階級國家已變為“全民國家”，無產階級政黨已發展成為“全體人民的黨”;同時極力鼓吹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提出“一切為了人，為了人的幸福”和“人與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的口號。隨著反斯大林浪潮的推開，這種錯誤思潮迅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散布開來。隨著時間的推移，深受蘇共二十大影響的一代人開始步入蘇聯領導層，發揮了“二十大的產兒”的作用。戈爾巴喬夫在回答自己是一個什么樣的人的時候，竟然公開地說，我的回答只有一個：“我是社會民主主義者”，“我不止一次地論述過：我們面臨的，絕不是在社會主義或是資本主義之間進行選擇的問題。我們的未來是一個趨同的社會，具有趨同性的價值基礎”。就是這樣一個異己分子，當上了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他的一些文章中對此供認不諱，他寫道：“赫魯曉夫的經驗沒有白白丟掉。他以后的一代改革家并不是偶然地稱自己為‘二十大的產兒’的”。戈爾巴喬夫不僅在否定社會主義歷史方面，而且也在否定馬克思主義方面，同赫魯曉夫一脈相承，完全接軌了。戈爾巴喬夫為改制而鼓吹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直接繼承了赫魯曉夫的那一套東西，而且更加自覺地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對于這種演變，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敗》一書中以辛辣諷刺的手法，認為蘇聯共產黨統治集團，“一直以一種歷史脫衣舞的形式，一層一層地否定(或者是脫掉)他們過去的理論外衣。”正是戈爾巴喬夫的這一套主張和做法，使蘇共在二十八大召開時就已經陷入了四分五裂、危機四伏的境地。如果說，戈爾巴喬夫在鼓吹民主化、公開性時，還不時打出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他的遮羞布，那么到了二十八大就不再提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而要求人們擺脫對它的“教條主義的解釋”，提出了意識形態多元化的主張，并宣布拋棄“意識形態壟斷主義”，把所謂“全人類價值”和“共產主義理想”并列作為蘇共綱領性目標的基礎。戈爾巴喬夫等不但在輿論上、政治上把蘇共推上了絕路，而且還違背蘇聯人民的意志，把解散蘇聯的錯誤做法強加給蘇聯人民，最終葬送了蘇聯社會主義事業。這是一個現代版的“殷鑒不遠”，是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和鑒戒的。

　　同樣，在新的嚴峻的國內外環境下，逆向發展的要求也在我們黨內外存在著。改革開放以來相繼出現了危害社會的各式各樣的錯誤思潮，如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歷史虛無主義、儒化中國和普世價值等等，雖然他們主張各異，表現形式不同，但卻有共同的政治訴求，這主要表現在：反對四項基本原則這一立國之本，力圖扭轉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發展方向，把中國納入到西方資本主義體系中去。他們否定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散布社會主義失敗論，顛倒是非，混淆視聽，如果聽任其發展下去，就會動搖中國人民的共同理想，摧毀近代中國所苦苦追求的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偉大事業，陷國家于萬劫不復的境地。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強調：“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始終強調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只有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都搞好，國家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強，全國各族人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才能順利向前推進”。在這里，不僅強調了精神文明建設、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性，而且還指明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辯證統一關系，要充分認識意識形態工作對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工作的保障作用。歷史經驗證明，我們必須把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統一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大舞臺上，是一臺戲，不能搞兩臺戲，更不能各唱各的調。

　　在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克服我們工作還存在著“一手硬、一手軟”的錯誤傾向中，以四項基本原則高度概括了我們國家一貫堅持的立國之本。四項基本原則體現了社會主義中國的國體、指導思想、領導力量和發展方向，體現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內涵和要求。我國將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其根本任務是要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在我國進行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究竟要遵循一條什么樣的發展道路，是關系到這一偉業的前途和命運問題。四項基本原則之所以成為我國的立國之本，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正確地回答和解決了如何保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正確方向及其健康發展的一系列根本性問題。我們要充分重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所體現的意識形態工作對黨的中心工作的保障作用。

　　意識形態工作要保障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沿著正確的方向健康發展。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把整個改革開放過程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作為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提了出來。他針對當時黨內外出現的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全盤西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一針見血地指出：“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要中國全盤西化，走資本主義道路。”“自由化是一種什么東西?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方向上去。”應當指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價值取向，是力排資本主義的方向，而只能是社會主義的，這是從基本社會制度的層面上說的，而絕不是排斥對資本主義所創造的文明成果的吸收。社會主義源于資本主義，又高于資本主義，這就包含了兩者之間的繼承與超越的關系。鄧小平十分重視并提倡向西方學習，這種學習，包括學先進的科學技術、先進的文化，以及一切對我們有用的東西。他認為，要實現現代化，“就要善于學習，大量取得國際上的幫助。要引進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先進裝備，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他還明確提出：“我們發揮社會主義的固有特點，也采用資本主義的一些方法(是當作方法來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發展生產力。”這也就是說，引進和利用資本主義的一些方法，是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服務的。他在南方談話中指出有些人改革邁不開步子，不敢闖，是受“姓社姓資”思想的束縛，也正是從這個層面上說的，如果改革開放的任何具體措施都要問一個姓“社”還是姓“資”，那就會陷入無休止的爭論，就會什么事情也辦不了。在這里，如果把鄧小平有明確的、具體的所指的思想加以泛化，說成是“徹底打破了姓社姓資的意識形態框框”，則是有意的、為我所需的歪曲，是嚴重損害了作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形象和思想。

　　鄧小平退休之后，仍然一如既往地警惕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可能被誤導的危險，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他強調在大方向上，必須分清姓“社”還是姓“資”，而且要通過實踐來證明這一點。他特別提出：“到本世紀末，上海浦東和深圳要回答一個問題，姓‘社’不姓‘資’，兩個地方都要做標兵。要回答改革開放有利于社會主義，不利于資本主義。這是個大原則。要用實踐來回答”。“實踐這個標準最硬，它不會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實來回答改革開放姓‘社’不姓‘資’，有利于社會主義，不利于資本主義。”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中始終要求要堅持社會主義的兩個根本原則，這就是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共同富裕。在他看來，在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為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根本的制度保證。而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鄧小平在晚年關于分配問題的六次談話中，都尖銳地提出了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出現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問題，他坦誠指出，我們的發展，“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這個令人振聾發聵的深刻思想，實際上是同他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的必須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共同富裕的兩個社會主義根本原則相一致的，是從兩個不同的角度揭示同一個命題。誠然，我國在發展中出現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能不說它是同所有制格局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基于對中外歷史經驗的深刻理解，鄧小平明確指出：“歷史告訴我們，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不行，中國除了走社會主義道路沒有別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國拋棄社會主義，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要說實現‘小康’，就連溫飽也沒有保證。”在他看來，十多億人口的中國還處于落后狀態，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會更快地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億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口仍然擺脫不了貧窮，甚至連溫飽問題都不可能解決。這是因為走資本主義道路必然要求將社會大量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里，而多數人要淪為出賣勞動力的雇傭勞動者，也就是說，走資本主義道路是以社會的兩極分化為前提、為條件、為過程的。這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將是一個十分悲慘的境遇，是已經獲得解放了的中國人民決不能容許的，因而走資本主義道路勢必導致國家四分五裂。而且在國際強權政治、資本壟斷的情勢下，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是沒有能力參與競爭的，其結果只能是依附、受制于一個或某幾個大國，失去民族獨立的地位。這是以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的各種錯誤思潮對我們國家和民族將會造成的嚴重危害，我們對此應該有清醒的認識。

　　由上可見，做好意識形態工作，既要堅決抵制各種錯誤思潮對我們社會的侵蝕作用，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為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維護黨執政的群眾基礎;同時又要警惕它們對我們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政策的誤導，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這不能不是關系到國家安全的首要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深刻指出：“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政治動蕩、政權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但思想演化是個長期過程。思想防線被攻破了，其他防線就很難守得住。我們必須充分認識意識形態工作的極端重要性，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時候都不能旁落，否則就要犯無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對此，我們要有高度的自覺，時刻牢記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的重要性。

　　這些年來，在意識形態領域出現的各種錯誤思潮，可以明顯地看到他們是一種有組織行為、有輿論陣地、有明確的政治訴求的行動，甚至有他們并不隱瞞的國際背景。對于這種情況，中央雖然多次提出，但在多數情況下限于文件傳達，甚至連文件傳達都沒有，聽任泛濫，應對無力。這也造成某些人有恃無恐，我行我素，達到無所顧忌的地步。有的黨員包括一些老黨員可以到港臺發表歪曲黨的歷史、謾罵毛澤東的文著，也可以相安無事，甚至繼續享受執政黨的一切好處。出現這種情況原因是多方面的，就我們的工作方面來說，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性，對錯誤社會思潮的危害性，并沒有在相當多的領導干部中形成共識。有的關注的是GDP的增長，是個人政績的顯示，是仕途通暢和提升;有的是對各種錯誤思潮采取包容、寬厚、和諧相處的態度，老道于世故，盡量表現自己的開明形象，不肯也不敢得罪人。在干部政策上，對政治素質的要求多滿足于和中央保持一致的空洞內容，而很少涉及能否堅持黨的原則，能否在意識形態領域發揮領導干部的作用。一些領導干部不重視意識形態工作的原因，一是有的人本身已經相當“西化”了，并不認為這是問題;一是有的人缺乏起碼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失去了應有的政治嗅覺，麻木不仁。這些情況，應當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領導干部的思想狀況不解決，用人標準不嚴格，意識形態工作是搞不好的。

　　我們要認真貫徹習近平總書記“8•19”的重要講話，從根本上扭轉意識形態工作中的軟弱被動局面。首先，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把系統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作為看家本領。共產黨人的堅定信念，是奠定在科學理論基礎上的理想信念，是一種對真理的信仰、科學的信仰。共同的理想信念是黨內團結的基礎，是黨具有強大戰斗力的力量源泉。毛澤東十分強調黨內要有共同語言，有了共同語言才會有團結的基礎。他說，要學馬克思主義，才有方法，才有共同語言。這是千真萬確的真理，對于我們今天面臨著復雜多變的世情和國情來說尤為重要。事實證明，理論的堅定是政治堅定的基礎，只有正確掌握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才能把握歷史的主動，堅定不移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才能在各種社會思潮中明辨是非，堅定黨的立場;才能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考驗中，有力地抵制各種誘惑，防腐拒變，永遠保持共產黨人的本色。

　　其次，在各種錯誤思潮面前，要旗幟鮮明地敢于表明我們的態度，敢于“亮劍”。多年來在意識形態的工作中，往往表現出“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的軟弱狀態。一些似是而非的說法，捆住了我們自己的手腳，使我們在是非面前偃旗息鼓;一些反社會主義的勢力已經打上門來了，我們卻怕“炒熱”，自動“退避三舍”，而不敢“禮尚往來”。這方面的教訓很深刻，是值得我們認真總結加以改正的。我們必須堅持真理，而真理必須旗幟鮮明，只有這樣，才能把群眾吸引到自己的周圍。如果連自己都不敢旗幟鮮明地堅持真理，群眾又怎么能夠相信我們呢?事實表明，不敢亮明黨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觀點，這只能弱化群眾的辨別力，而不能欺騙對方，更不能阻止反社會主義勢力的進攻。我們深信，只要我們敢于堅持真理，又善于表達真理，真理就一定會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心。

　　再者，要嚴明黨的紀律，黨首先要管好黨。黨的紀律，是包括組織紀律和政治紀律兩個方面的內容，這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黨的紀律的統一體。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面對“文化大革命”遺留下的嚴重派性、紀律松弛以及領導班子軟、懶、散等問題，鄧小平明確指出：“國要有國法，黨要有黨規黨法。黨章是最根本的黨規黨法。沒有黨規黨法，國法就很難保障。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和組織部門的任務不只是處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維護黨規黨法，切實把我們的黨風搞好。對于違反黨紀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執行紀律，做到功過分明，賞罰分明，伸張正氣，打擊邪氣。”陳云指明當時正在蔓延的腐敗現象是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問題，他指出：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黨性原則和黨的紀律不存在‘松綁’的問題。沒有好的黨風，改革是搞不好的。共產黨不論在地下工作時期或執政時期，任何時候都必須堅持黨的紀律。”他強調，如果不用黨的紀律來約束黨組織和黨員的行動，就會像毛主席所說的“亡黨亡國亡頭”。毋庸諱言，在一個時期內，在黨的組織紀律和政治紀律方面存在的種種問題，已經同我們黨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形成了尖銳的矛盾。有的黨員無視黨的政治紀律，隨意發表違背黨的基本路線、基本方針的錯誤言論，甚至任意踐踏憲法規定的紅線;一些黨員熱衷于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力圖用私有化來誤導我們改革的方向，要求按照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的所謂“普世價值”來推進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企圖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有的黨員毫無顧忌地歪曲黨的歷史、否定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各個歷史時期的重大成就，特別是不遺余力地攻擊、污蔑和抹黑黨的領袖;有的人甚至通過在境外海外發表大量不顧事實、不負責任的錯誤言論和書籍，再采取“出口轉內銷”的辦法影響群眾。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這些違紀行為，嚴重損害了黨的形象，瓦解黨的戰斗力，消解廣大群眾對黨的信任。這種情況如果不加以制止，嚴明黨的紀律，而任其發展下去，后果將不堪設想。

　　《中華魂》2014年第6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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