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歐一些國家中執政的社會黨、社會民主黨的實踐證明，民主社會主義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思潮，是作了若干改良的資本主義制度。多元化理論是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支柱之一。它的“經濟多元化”是主張私有制一元主導的混合經濟;“政治多元化”是主張在資產階級的國體條件下的多黨輪流執政;“思想多元化”是主張向多種主義開放以抵制和對抗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民主社會主義是西方國家推行“和平演變”的內應力量，是實現社會主義蛻變為資本主義的橋梁。蘇聯東歐劇變前，一些國家在改革中實行過民主社會主義的多元化主張，從“社會主義多元化”到“政治多元化”到“多黨制”到喪失共產黨的領導權，最終向資本主義方向演變，其教訓是非常深刻的，極為沉痛的。在我國，有些人宣揚民主社會主義，實際上就是要模糊和抹煞建立在科學社會主義基礎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及其與民主社會主義的根本區別，從而使社會主義蛻變為資本主義。

　　中國人民大學的謝某（編者注：謝韜）就公開鼓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民主社會主義的觀點。他在《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中認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就“屬于民主社會主義”，“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中國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就會開辟世界歷史發展的新航道”。什么是他所認為的“民主社會主義”呢?他說：“構成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的是民主憲政、混合私有制、社會市場經濟、福利保障制度。”這種所謂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沒有一點社會主義味道。我們知道，作為社會主義制度，在政治上必須實行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在中國為人民民主專政);在經濟上必須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實行按勞分配(在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這二者為主體);在思想上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而該文所講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我們所講的社會主義本質特征是完全背道而馳的。他講的“民主憲政”，實際上就是資產階級的議會民主;他講的“混合私有制”，是公開否定公有制，實行私有化;他講的“社會市場經濟”，則是排斥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即資本主義主義市場經濟;至于“福利保障制度”，是現在世界各國特別是經濟發達國家都要實行的制度，并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而且由于他們公開鼓吹私有化，否定公有制，反對按勞分配，這就動搖了我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因而所謂的福利保障制度只能是空中樓閣。這種民主社會主義當然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十足的資本主義。它決不能救中國，只會害中國。戈爾巴喬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路線，使蘇聯由社會主義蛻變為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倒退了幾十年，不就是例證嗎?現在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的現代修正主義臭了，有些人只好抬出老修正主義來騙人。《炎黃春秋》在文章中配發了修正主義鼻祖伯恩斯坦的照片，表明他們絕不舉馬克思主義旗幟，只舉伯恩斯坦修正主義的旗幟!

　　曾多年擔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的高某（編者注：高尚全），則換一種手法來鼓吹“民主社會主義”，說什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是人民社會主義”，它具有五個特征，那就是“以民為本”、“市場經濟”、“共同富裕”、“民主政治”、“中華文明”。在他所列舉的這些特征中，公有制不見了，按勞分配不見了，國家宏觀調控不見了，人民民主專政不見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不見了，并用“中華文明”來取代馬克思主義。至于“共同富裕”，由于放棄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也就成了一則謊言。因此，他講的五個特征，是離開了社會性、階級性的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非社會主義的特征，同民主社會主義是一路貨色，實際上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這位前“改革高官”在鼓吹“人民社會主義”時有一個最大的特點，那就是否定國有經濟，抬高“民營經濟”(即私營經濟)。他把我國社會主義的國有經濟，混同于德國俾斯麥國有化和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認為“國有經濟的比重不能作為是不是社會主義的根本標準”，主張用“民營經濟”取代以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他對“民營經濟”情有獨鐘，在解釋“什么是民本經濟”時說：“就是以民為本，立足于民，民有、民營、民享的經濟，也就是老百姓經濟。民本經濟是相對官本經濟而定的，其主要特點就是：社會投資以民間投資為主，經濟形式以民營為主，社會事業以民辦為主，政府管理以創造環境為主。”這里講了民營經濟的“三民”、“三主”，就是認為我國要以同“官本經濟”(即國有經濟)相對的“民營經濟”為主體，而政府則是為其服務的主體。這樣，“民營經濟”即私營經濟就取代了公有制經濟，從而成為中國經濟的主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就會隨之變成了中國特色資本主義。

　　由上可見，有些人所鼓吹的民主社會主義和人民社會主義，都是背離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妄圖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變成中國特色資本主義。因此，我們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性質，就必須堅持批判這些謬論，徹底劃清思想界限。可是，某些主流媒體，對于用這些觀點來解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謬論，竟然采取完全放任甚至吹捧的態度。2008 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曾自稱是《人民日報》評論員的馬立誠著《交鋒三十年》，對謝某在《炎黃春秋》上發表的《民主社會主義與中國前途》一文，竭盡吹捧之能事，以肯定的口氣大量引用其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並竭力反對批判其錯誤觀點。該書對眾多馬克思主義者在民間批判謝某的文章，大肆冷嘲熱諷，說什么“‘左’的朋友看到這篇文章，跳起腳來大罵。他們費了番聯絡和準備的工夫，在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先后召開10次會議批判《前途》。諸多發言者激動過頭，調門一個比一個高。‘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篡改馬克思主義’、‘妄圖打倒共產黨’等等大帽子漫天飛舞，完全沒辦法心平氣和地討論”。力挺謝某文章的馬立誠，在書中還洋洋得意地說：“中央對此則保持冷靜，采取了一種開明的態度。北京盛傳，來自高層的指示說，不轉載、不批判、不爭論，個人可以對此表態。社會輿論對此十分欣慰，認為這種方式表明中國有了很大進步。《炎黃春秋》也沒有受到什么大的壓力。”這確實令人費解。直到2007 年5 月10 日(也就是謝文發表3個月之后)，中央某大報才在不顯著的第9 版以“答讀者問”的形式，發表了一篇千字短文，題為《如何看民主社會主義》。這篇千字文采用答讀者問的商量口氣，只字沒有提及《炎黃春秋》發表謝某的文章，似乎在中國大地上根本沒有人在宣揚反馬克思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相反地從正面肯定民主社會主義“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用這樣溫和的態度、含糊的口氣發表短文，當然不是批評民主社會主義，實際上是為之打開通行無阻的“綠燈”!

　　由于有些人從來不講兩種改革開放觀，故意淡化甚至否定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習近平強調：“搞否定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也是死路一條”。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講：“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這一段話的本意，是強調要堅持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其中講的“四個不”(即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實際上是指背棄黨的基本路線的基本精神，那就“只能是死路一條”。可是，有些別有用心的人卻采取斷章取義的戲法，把“四個不”砍去三個，排斥作為基本路線的政治靈魂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那就把真理變成了謬誤。所以，習近平針對這種片面的歪曲的說法，作了完整的表述，既指出“不實行改革開放死路一條”，又強調“搞否定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也是死路一條”。

　　最近，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一位副主任對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作“權威”解讀時，竟然說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沒有老大、老二之分了”，公然否定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更有甚者，有的主流媒體在談到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時，不僅“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使之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而且強調“特別是非公有資本控制的混合所有制企業”。人們都知道，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性質取決于誰控股。這樣，他們在否定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的同時，還要實行國有企業的變相私有化，從根本上否定了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喪失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也就成為空話，必然會導致兩極分化，產生新的資產階級。我國在改革開放前的1978 年，基尼系數為0.16，而現在基尼系數早已突破了警戒線。《文匯報》2010年8 月25 日報道：“日前，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在接受央視《面對面》欄目采訪時表示，我國基尼系數早在2006 年就已達到0.49。實際上，從2000 年開始，基尼系數已經超過0.4 的警戒線，并以每年0.1% 的速度遞增。”“在有完整統計數據的150 個國家中，基尼系數超過0.49 的不超過10 個，排名前十的除了中國外，都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國家。”這個官方數據表明，中國的貧富差距竟然大到居于世界前十名，不僅大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且大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這對于曾經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小的國家之一的社會主義中國來說，是不可思議的。在我國兩極分化中，最富的是私人資本，百萬富翁已多如牛毛，億萬富豪也多得驚人。最近《福斯特》雜志公布了2014 年全球億萬富豪榜，中國內地上榜人數打破記錄，達到152 人，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中國內地的首富以151 億美元凈資產在全球排名第64 位。這種貧富兩極分化問題的形成，從根本上說，就是由于違背了憲法規定的“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和“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制度。

　　載于《馬克思主義文摘》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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