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蘇聯解體以來，圍繞這一事件發生的原因、過程、真相、性質及教訓等問題，至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歸根結底是一個世界觀和立場的問題。世界觀、階級立場不同，得出的結論便不一致，甚至截然對立。

　　對蘇聯劇變的不同認識基于不同的世界觀和立場

　　關于蘇聯劇變的基本評價，站在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立場的人，必然會歡欣鼓舞，因為他們不費一槍一彈就戰勝強大對手;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立場，它則是一場“世紀大悲劇”。因為蘇聯解體使蘇聯社會主義事業毀于一旦，給所在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帶來深重災難。這已被蘇聯解體以來的大量事實證明。

　　蘇聯劇變是“歷史的進步”，還是“歷史的倒退”?對這一問題的判斷也受研究者世界觀和立場的影響。站在資產階級立場，按照資產階級世界觀，必然認定它是“歷史的進步”。在他們看來，只有資本主義才是人類最完美的社會制度，歷史發展到這個階段就“終結”了。因此，俄國選擇走社會主義道路是錯誤的。蘇聯劇變使蘇聯人民擺脫了“歷史的迷誤”，“回歸”資本主義“主航道”。而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按照唯物史觀揭示的社會發展規律，結論必然與此相反，因為蘇聯劇變意味著社會主義政權被推翻，蘇聯重新退回到資本主義，它是“歷史的倒退”。

　　兩種對立的世界觀和立場貫穿于整個蘇聯演變研究的全過程。集中體現在對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的評價，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實踐，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及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改革等一系列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上。

　　這兩條對立的認識路線是以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的評價為中心展開的?？傮w上肯定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就必然會肯定列寧及俄國十月革命，也就必然肯定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共產主義學說;相應地，也就必然否定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及與其同宗同源的戈爾巴喬夫改革路線。與此相反，總體否定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就必定會否定列寧及列寧主義，并由此溯源到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科學思想。這是資產階級與民主社會主義者一貫堅持并遵循的認識路線。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葉利欽等人即是如此。蘇聯的演變過程，首先在歷史領域大搞虛無主義，否定斯大林、列寧、馬克思、共產主義學說以及蘇聯的社會主義事業，抹黑人民領袖的形象，接著取消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否定蘇共領導地位，繼而顛覆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最終使蘇聯亡黨亡國。這一過程始于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結束。

　　國內對蘇聯劇變有錯誤解讀

　　需要指出的是，我國仍有一些人背離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方法，全盤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宣揚蘇聯社會主義“失敗論”，大肆鼓吹“去斯大林化”、“去蘇聯化”，要求中國與斯大林模式“完全切割”，更有甚者把批判矛頭指向列寧和列寧主義。有人斷言，“斯大林主義的本質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前蘇聯模式的本質是官僚壟斷主義而非社會主義性質”;還有人攻擊斯大林是“俄國的暴君”、“蘇聯的新沙皇”，“斯大林按照‘圣劍騎士團’的標準建設蘇共”。他們將客觀評價斯大林、斯大林模式以及蘇聯的社會主義事業者稱為“斯大林主義的專制遺毒分子”、“反改革的落后勢力”，甚至還給他們扣上“反民主”、“反人類”乃至“反憲政”、“反普世價值”的帽子。

　　他們肯定赫魯曉夫，美化戈爾巴喬夫，為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翻案。有人認為中蘇論戰主要責任不在赫魯曉夫。雙方都有錯，我們的錯更大，因為我們是以極左反“小左”。赫魯曉夫主要錯誤不是修正主義，他的“三和”、“兩全”政策沒什么大錯。對赫魯曉夫的“全民黨”理論推崇有加，甚至用它來解釋我們的指導思想。

　　對戈爾巴喬夫及其領導的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改革”，他們更是不遺余力為其辯解，認為戈爾巴喬夫改革方向和道路沒錯，如果說有問題，主要是具體措施不當。還說中國改革同戈爾巴喬夫改革殊途同歸，兩者方向和道路相同，都在搞民主社會主義，只是方式、結果不同。我們始終堅持以經濟改革為中心，始終堅持漸進改革原則，因而避免了蘇聯改革失敗的命運。

　　對蘇聯劇變原因的分析，有學者認為戈爾巴喬夫改革只是蘇聯劇變的直接原因，是淺層次的現實因素，僵化的斯大林模式才是蘇聯劇變的深層根源。還有一種極端觀點甚至認為，戈爾巴喬夫是被迫走上放棄政權道路的。斯大林模式到戈爾巴喬夫上臺時，已完全喪失活力。不管后來有沒有改革，也不論如何改革，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最終失敗不可避免。戈爾巴喬夫改革只是加速了蘇聯滅亡進程。

　　歪曲蘇聯劇變意圖影響我國改革方向

　　需指出的是，這些主張背后往往都有明確的政治意圖，目的是影響我國正在進行的改革方向和道路。為戈爾巴喬夫錯誤改革開脫罪責，往往是要為在中國搞民主社會主義掃清歷史障礙。蘇聯是在推行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改革過程中消亡的，必須把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同蘇聯亡黨亡國的主要責任區分開來。為此，一是肯定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方向和道路沒錯，把其問題歸結為具體政策或措施上的不當;二是把蘇聯劇變主要責任推給斯大林、斯大林模式，甚至列寧;或者不承認蘇聯“亡黨亡國”。

　　還有人為在中國搞西方“憲政民主”尋找歷史依據。在他們看來，蘇聯亡黨亡國是因為沒有施行憲政，沒有搞“馬克思主義的憲政主義”。戈爾巴喬夫雖沒有喊出“憲政改革”口號，但其做法恰恰符合西方憲政民主的理念和要求。他通過修憲廢除蘇共“一黨專政”，在蘇聯確立多黨制、議會制、三權分立、總統制等西方政治制度，經濟領域也主張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經濟。這些所謂“改革”同國內一些人鼓吹的“憲政改革”如出一轍。事實告訴我們，不是“憲政民主”能夠救蘇聯，而是“憲政民主”搞垮了蘇聯。

　　還有人配合我國意識形態領域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泛濫的需要，借否定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否定列寧及十月革命道路，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割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蘇聯模式社會主義本質上的聯系，甚至以“蘇聯劇變證明了列寧主義的破產”為由，要求取消列寧主義在我們黨和國家中的根本指導地位。

　　筆者認為，導致蘇聯劇變的決定性因素是以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為首的鼓吹蘇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內外反動勢力配合下，共同瓦解了蘇共和蘇聯，其歷史淵源可追溯到赫魯曉夫。蘇聯歷史上的問題包括斯大林模式的弊病通過正確的改革完全能克服和糾正，這已被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實踐證明。蘇聯歷史上的問題只是說明改革的必要性，并不意味著蘇聯必然亡黨亡國。歷史告訴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只有堅持社會主義前提，才能取得成功、獲得發展。我們強調按照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和分析蘇聯劇變問題，從實際出發，客觀全面看待蘇聯劇變的原因和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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