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馬克思主義語境中的“民粹主義”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都批判過民粹主義，尤其是列寧，對俄國民粹主義進行了尖銳系統的批判。馬克思主義語境中的“民粹主義”有其特定含義。馬克思、恩格斯特別是列寧批判的民粹主義，主要指19世紀上半葉在俄國平民知識分子中蔓延的、反映俄國農民利益和要求的社會思潮，早期以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人為代表，后來出現分化(如革命的民粹派、自由主義的民粹派等)。俄國的民粹主義從狹隘的農民觀出發，否定資本主義在俄國發展的歷史必然性，主張把俄國農村村社當作走向社會主義的起點，由農村村社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這股思潮反對依靠無產階級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批判無產階級在俄國的出現是歷史的“不幸”，宣揚農民是“本能的共產主義者”和“天生的革命者”，是俄國革命的領導力量;認為歷史是英雄創造的，整個人類進步是“蕓蕓眾生”盲目地跟隨“那些能夠批判地思維的精英”，因此主張由少數精英領導革命，密謀進行奪權活動等。

　　列寧指出，俄國的民粹主義“相信俄國生活的特殊方式，相信俄國生活的村社制度，由此相信農民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這就是鼓舞他們、喚起成千成百的人去同政府作英勇斗爭的東西”。[1]這種“村社社會主義”色彩的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國農民反抗農奴制和沙皇專制統治的進步要求，反映了農民爭取土地、平等、自由等樸素的愿望，因此，早期的民粹主義和民粹革命家的活動，包括后來分化出來的革命的民粹派，曾起到歷史的進步作用。但隨著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廣泛傳播并與工人運動相結合，俄國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俄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創立及其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日益成熟，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逐漸具備并提上實踐日程，此時已經不能適應俄國階級狀況和革命形勢的民粹主義“已經墮落為最平庸的小資產階級激進主義的理論”[2]，淪為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思潮。俄國的“民粹主義”看不清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看不到俄國無產階級的歷史地位和肩負的使命，找不到俄國通向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因此逐漸成為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絆腳石，直至走到革命的對立面而消亡。

　　列寧曾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這篇重要著作中對當時俄國民粹派的實質進行了深刻的揭露，指出：“他們只向工人傳播同專制制度作斗爭的思想，卻不同時向工人說明我國社會關系的對抗性(由于這種對抗性，資產階級思想家也主張政治自由)，不同時向工人說明俄國工人的歷史使命是為全體勞動人民的解放而斗爭。”[3]列寧還說：“當工人階級的先進代表領會了科學社會主義思想，領會了關于俄國工人的歷史使命的思想時，當這些思想得到廣泛的傳播并在工人中間成立堅固的組織，把他們現時分散的經濟戰變成自覺的階級斗爭時，俄國工人就會起來率領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專制制度，并引導俄國無產階級(和全世界無產階級并肩地)循著公開政治斗爭的大道走向勝利的共產主義革命。”[4]

　　毛澤東后來談到俄國民粹主義時也指出：“所謂民粹主義，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經濟發展到社會主義經濟，中間不經過發展資本主義的階段。俄國的民粹派就是這樣。當時列寧、斯大林的黨是給了他們以批評的。最后，他們變成了社會革命黨。他們‘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會主義，不發展資本主義。結果呢，他們變成了反革命。布爾什維克就不是這樣。他們肯定俄國要發展資本主義，認為這對無產階級是有利的。”[5]

　　毛澤東還結合中國革命和中共黨內長時間存在(主要存在于農民出身黨員中)且有廣泛影響的民粹思想，指出民粹主義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表現，強調劃清馬克思主義與民粹主義的界限，劃清新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的界限，清除民粹主義在黨內的影響。毛澤東認為，民粹主義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階段的表現，就是要急于消滅資本主義，急于消滅富農。毛澤東為此強調在新民主主義社會，還要“廣泛地發展資本主義”，不能過早地消滅資本主義，不能急于消滅富農。他說：“我們不要怕發展資本主義。俄國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后，還有一個時期讓資本主義作為部分經濟而存在，而且還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個社會經濟的百分之五十。那時糧食主要出于富農，一直到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才把城市的中小資本家與鄉村的富農消滅。我們的同志對消滅資本主義急得很。人家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了，還要經過新經濟政策時期，又經過第一個五年計劃，到第二個五年計劃時，集體農莊發展了，糧食已主要不由富農出了，才提出消滅富農，我們的同志在這方面是太急了。”[6]

　　毛澤東還進一步從經濟基礎的角度，分析了新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區別。他說：“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工廠(社會生產，公營的與私營的)與合作社(變工隊在內)，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民粹主義的地方。”[7]他還指出“現在的農村是暫時的根據地，不是也不能是整個中國民主社會的主要基礎。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8]，還說“農民是喜歡共產的”，但“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這就將我們同民粹主義區別開來”。[9]

　　總體來看，馬克思主義指出并批判的民粹主義，主要指在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出現的，期望不經過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不依靠無產階級而直接依靠農民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在小農經濟基礎上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一種思潮。這種思潮在無產階級力量還很弱小、封建經濟還很強大、農民人口占大多數、資本主義沒有充分發展的國家中容易產生。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德國、法國、英國在資本主義發展早期出現過這樣的派別，號召各國革命家“必須同各地的民粹派作斗爭”[10]。隨著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浪潮的到來，特別是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勝利，馬克思主義批判的民粹主義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很少再被人提起。

　　二、西方語境中的“民粹主義”

　　西方語境中的“民粹主義”(populism，也被譯成“平民主義”、“大眾主義”)，是在西方話語體系中被廣泛使用的一個政治概念，至今沒有統一明確的涵義。《不列顛百科全書》給出的解釋是，一種捍衛平民利益的政治綱領或行動，通常與精英主義(elitism)相對立，以反對大商業大金融的利益為目標指向。美國喬治城大學歷史學教授、《美國歷史上的民粹主義信仰》一書作者——邁克爾·卡津(Michael Kazin)說：“‘民粹主義’是一種語言，‘民粹分子’是掌握這種語言的人——他們反對狹隘的階級論，認為平民同樣高貴，而社會精英們更自私自利、不民主，從而制造平民階級與精英階級的對立。”[11]

　　“民粹主義”同“精英主義”的區別在哪里?按照一般的解釋，首先體現在代表的群體及群體的利益不同。“民粹主義”維護的是平民和平民的利益，“精英主義”則代表權貴勢力及其背后的大商業、大金融、大資本的利益。其次體現在表達意愿和維護利益的方式不同。“精英主義”推崇“理性”、“客觀”、“中立”、“科學”、“獨立”，是智慧與高貴的化身。美國著名報人威廉·亨利在《為精英主義辯護》一書中認為，精英主義是要向高標準看齊，而這個高標準并不掌握在大眾手里。“我們中間有的人比其他人更出色，也就是說，更聰明，更勤奮，更博學，更能干，更難取代。一些觀念比其他觀念更深刻。一些價值觀比其他價值觀更有生命力。一些藝術作品比其他藝術作品更具有普遍價值。一些文化比其他文化更完善，因而更值得學習研究，雖然我們不敢明說。”[12]《知識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書的作者弗蘭克·富里迪認為，知識分子只有努力抵制民粹論所奉行的“聯系現實”和“向公眾開放”，恢復文化、藝術和學術的自身評判標準，才能從疲乏無力中重新贏得尊嚴;使人類不同于猴子的從來不是蕓蕓眾生，而是各個領域的杰出者。

　　而“民粹主義”則是不理性、沖動、好斗、狂熱的代名詞，頭腦簡單，易被煽動，為達目的不負責任、不計后果;奉行“人民崇拜”和救世主意識，崇尚愚昧倒退，反精英、反官僚、反富人、反知識分子、反科學、反現代、反主流、反人類，等等。總而言之，“民粹主義”是對一種極端情緒和極端行為的總括，是底層民眾對政府、社會、特定人群、特定事件表達自己不滿和憤怒的非正常發泄，是影響國家穩定、社會進步的消極力量和危險因素，通常可以同“暴民”、“暴政”等詞語聯系在一起。

　　“民粹主義”對社會的危險或危害，不僅在于民粹情緒或行動具有較大破壞性，放任自流會出大事，而且還在于底層民眾的民粹情緒，容易被打著“民意”招牌的民粹政客所利用。民粹政客為滿足權力欲望等私利，往往肆無忌憚地迎合底層群眾不切實際的要求，為民粹站臺吶喊，錯誤地影響乃至綁架政府的政策決策，誤導大眾的價值觀和社會發展方向。在攫取權力后，這些民粹政客傾向于推行激進的社會變革，用短視、片面的政策解決復雜的問題，或無原則地偏袒民粹的利益，亦或缺乏長遠的戰略眼光和政治家的深謀遠慮，從而經常把國家和社會置于狂躁動蕩的危險境地。與此相對應，那些掌握系統知識、具備專業能力和實際管理經驗、能有效治理國家和社會的精英群體被邊緣化了，失去領導國家和社會的權利和權力。

　　在此屆美國大選中廣受詬病的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又譯為川普)，包括民主黨候選人桑德斯，因他們的言語表達過于情緒化，不講邏輯，常走極端，對美國社會的既得利益集團、權貴勢力和美國面臨的內外問題抨擊過猛，以及強烈的排外主義，被西方社會視為美國當代“民粹主義”政客的典型代表。拉美地區的一些國家領導人，如阿根廷的胡安·庇隆、巴西的熱圖利奧·瓦加斯、委內瑞拉的烏戈·查韋斯，甚至包括菲律賓新任總統杜特爾特(被譽為菲律賓的“川普”)，也因在國內推行傾向于保護窮人利益的社會政策或者對外推行反對美國和西方世界的強硬政策，而被列為“民粹主義”政治家。從這種語境出發，“民粹主義”和“民粹政治”意味著政治動員、全民狂熱和領袖崇拜，是大眾政治中的“烏合之眾”現象、極權統治中的“愚忠盲從”現象，它是滋生蔓延極權主義甚至納粹主義的溫床，對現代民主法治構成嚴重威脅。

　　當然，在西方話語體系中，也有一種試圖將“民粹主義”中性化、主張不夾雜政治色彩和情感指向的解讀。美國總統奧巴馬就將“民粹分子”描述為：“為社會公正(social justice)奮斗的人，確保出身貧苦的兒童在生活和醫療中享有像樣的機會(a decent shot)。”他還強調這一解釋與牛津辭典中“代表平民利益的政治團體成員”的定義相吻合。因此，奧巴馬不贊成把特朗普說成“民粹分子”，因為特朗普的所作所為并不違背美國法律，利用有爭議的言論贏得選票，算不上“民粹主義”。[13]在歐洲大陸，“民粹主義”被解釋為用以表達以民意為訴求的一類政治理念和政治行為，包括宣傳和動員大眾的策略等。在現實中，不分左右、保守和自由的黨派和政治家都在用它，非確指某一政治理論、主義、政策或社會階層。“民粹”甚至不是大眾而是政治精英的一種屬性、行為和標志。

　　“民粹主義”的起源，在西方也有不同說法。一種觀點認為，“民粹主義”是從美國的一個政黨——“民粹黨”(the Populist Party)中衍生出來的。該黨黨名其實叫人民黨(the Peoples Party)，1891年成立，主要代表農場主的利益，“民粹黨”是攻擊者對它的蔑稱。人民黨在1896年總統選舉中被民主黨吞沒，此后便偃旗息鼓。但該黨主張實行累進制所得稅、鐵路和電報系統歸政府所有、議員直選等要求，后來被美國法律或憲法修正案采用(如累進制所得稅)，公眾創議權和全民公決權在美國不少州也被付諸實施。

　　還有一種說法追溯得更為久遠。說“民粹主義”字根“populus”(意指人民或群眾)在古羅馬時期是指擁有公民權的羅馬公民。當時有一群被稱為平民派(拉丁語“Populares”)的政治人物，包括提比略·格拉古等人，推動由羅馬公民選出的公民大會替代貴族把控的元老院，進行決策，但遭到元老院貴族的反抗。他們認為，只有有教養的貴族精英才擁有統治的智識與能力，而普通民眾并不具備，還易受到別有用心者的煽動蠱惑，因此將權力交給人民來決策，必然會帶來暴民政治。在西方經常提起的、被哲學家漢娜·阿倫特稱為“平庸者之惡”的極端事件，是公元前399年雅典公民大會通過了賜死蘇格拉底的決定，后來成為西方主流輿論批判“民粹政治”的經典案例。

　　對民粹的恐懼、對民主的深惡痛絕，深深植入美國“開國之父”和美國政治設計師的腦海里。美國《獨立宣言》簽署者拉什說，“民主是惡魔之最，高喊民主的都是瘋狗”，《獨立宣言》另一位簽署者、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認為，“民主最不穩定、最波動、最短命”，“民主很快就會倒退到獨裁”。“憲法之父”、美國第四任總統詹姆士·麥迪遜說，“民主是一副由動亂和爭斗組成的眼鏡，從來與個人安全，或者財產權相左，通常在暴亂中短命。”為防止民主“民粹”化、政治“暴民”化，美國統治集團在實踐中逐步建立了兩黨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制衡、總統制、議會制、聯邦制、司法中立、軍隊國家化等基本政治制度，美國的憲政就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

　　盡管迫于民眾的壓力，美國統治集團不得不從20世紀初開始逐步取消了財產、性別、種族等因素對選舉權的限制，從20世紀60年代起搞“一人一票”的所謂“全民普選”，美國主流輿論也開始大力倡導“選舉民主”、“大眾民主”。但美國統治集團意識到這類民主可能會給自己的統治帶來不利影響，于是注重運用金錢的力量影響并操控選舉，不僅取消了團體和個人對候選人和政黨的捐款上限，而且利用資本同媒體、政客搞起了聯姻，資本、捐款集團、政黨、候選人、媒體共同操縱選舉的走向，左右甚至決定選舉的結果。西方報刊鼓吹的“大眾民主”、“選舉自由”，逐漸演變成了選民只能選擇資本、政黨和媒體層層包裝后的候選人，變成了選民選擇這個候選人或那個候選人的自由。美國統治集團這樣做的目的，是要確保社會精英亦即壟斷資本的代理人，穩居國家權力金字塔的頂端，做到麥迪遜總統所說的“應該使少數階級在政治上享受特殊的永久的地位”，避免占人口多數的下層民眾靠選票實現對占人口少數但處于統治地位的資本權貴勢力的“專政”。

　　因此，不難看出，西方語境中的“民粹主義”，實質上是掌權的資本權貴勢力用來壓迫平民百姓(主要是勞動者)反抗的一種意識形態工具。近年來，美國“占領華爾街”、“民主之春”運動，法國“黑夜站立”運動，以及其他反映普通民眾特別是下層民眾訴求的抗議示威活動，無不被西方輿論打上“民粹主義”的底色，其原因即在此。“民粹主義”還是統治集團內部的各派勢力爭權奪利，用來排斥異己、傾軋對手的話語工具。美國親民主黨勢力批評特朗普是保守的右翼“民粹分子”，而親共和黨的勢力則批評桑德斯是沾染了社會主義色彩的左翼“民粹分子”。在英國，支持脫歐的被說成“民粹分子”，反對脫歐的也被說成“民粹分子”。“脫歐公投”是民粹主義，而之前同樣是卡梅倫當首相的蘇格蘭“脫英公投”，卻沒人批評它是“民粹主義”。邏輯混亂和雙重標準的背后，往往是不加掩飾的黨派之爭、各種勢力集團的利益之爭。

　　“民粹主義”概念本身也含義模糊。一般認為“民粹”中的“民”是指“平民”，但“平民”是相對權貴而言的，兩者的區分和對立，既可適用于資本主義社會，也可適用于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具體到資本主義社會，資本所有者和權貴勢力以外的，都可以算作平民。甚至于中小資本所有者、中產階層，也可歸到平民范圍，而不僅僅是指社會底層的平民。這種過于寬泛的表述，使得什么是平民的利益、平民利益同權貴利益的邊界和具體表現在哪里，兩者對立和沖突的根源是什么，諸如此類的問題不易說清楚。這也是“民粹主義”在西方遭到濫用、誰都可以用它來打擊別人的一個原因。

　　比如英國的“脫歐公投”被西方視為“民粹主義”的杰作，但我們很難從利益上說清楚哪些人是“民粹”，哪些人不是“民粹”。因為脫歐對英國有利有弊，需要具體分析。對不同資本、不同行業的影響也是如此，利弊得失可謂千差萬別。對與歐洲市場聯系緊密的資本、行業和從業人員，影響的程度可能要大些，而對依靠本土發展的資本、行業和從業人員，影響可能要小些。贊成脫歐的民眾，擔心歐洲移民潮等問題會損害自身的利益，如工作機會減少、工資下降、地價攀升、子女受教育機會減少、福利下降以及對社會不安定帶來影響等。但是，如果脫歐將造成英國經濟衰退這一說法成立的話，脫歐對英國民眾在就業和福利等方面的損害，就可能遠大于不脫歐的不利影響。也就是說，從利益的角度很難判斷，贊成脫歐的是“民粹派”，反對脫歐的就是“精英派”。把贊成脫歐的和反對脫歐的都看成“民粹”，就不可理喻了。

　　從意愿表達和利益維護的方式上，何謂理性何謂不理性，從來就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和判斷標準。有種觀點把是否尊崇法治、遵守法律視為判斷是否理性、是否“民粹”的標準，進而視違背法治、踐踏法律的言行為“民粹”。可是按此標準，如何理解西方把特朗普、桑德斯還有英國的“脫歐公投”說成“民粹”呢?因為，無論特朗普、桑德斯的競選活動還是英國的“脫歐公投”，都是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或按法律規定的程序進行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西方宣揚的理性不過是資本的理性、資本的權威，維護的是資產階級當家作主的社會秩序。資本主義社會普遍存在的現象是，贊成資產階級統治的是理性的精英主義，反對資產階級統治的就是“民粹”。“占領華爾街”、“民主之春”、“黑夜站立”運動是“民粹”，而推翻一個主權國家政權，釀成數十萬人死亡、數百萬人無家可歸的悲劇，卻被說成精英集團理性、正確的行動。符合統治集團利益需要的公投，是直接民主的良好體現;反之，不符合統治集團利益需要的公投，就是“民粹”。

　　“民粹主義”還被用來抨擊無產階級革命。在一些人的“民粹主義”理論看來，“民粹主義”同極權主義、納粹主義之間，并不存在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民粹主義”是一種介于理性主義與極權主義之間的情緒和行為，一旦失控，它就會轉向極權主義、專制統治。按照這種理論，一戰后的俄國布爾什維主義、二戰期間的納粹主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人民大眾為主體的社會革命、政治運動等都是如此。如有人明確說：“浩浩蕩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民粹的勝利。”這實際上是說，“民粹主義”可以同極權主義、納粹主義、共產主義相提并論。

　　“民粹主義”把社會的精英與平民這兩個群體割裂開來、對立起來，宣揚精英群體可以享受管理普通大眾的特權，把前者凌駕于后者之上，這是封建等級特權思想的延續和唯心史觀的表現。毫無疑問，受過系統教育的知識群體、社會公職人員和國家官僚隊伍，他們擁有專門的知識、技能、管理經驗等，在社會的各個領域發揮著普通民眾難以發揮的重要作用。因此，不管在哪種社會，知識群體、公職人員和官僚隊伍的作用都能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從而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

　　但要看到，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歷史是由各種方向不同的社會力量融成的歷史合力的結果，但決定歷史結局的是人民群眾。人民群眾是歷史活動的主體，推動歷史前進的決定力量。恩格斯指出，“自從階級產生以來，從來沒有過一個時期社會上可以沒有勞動階級而存在的”，“無論不從事生產的社會上層發生什么變化，沒有一個生產者階級，社會就不能生存”。《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15頁。不能因為精英集團有特殊作用和貢獻，就認為精英比平民高貴，精英集團理應享有管理國家的特權，卑賤的大眾就只能服從精英的統治。社會精英同普通大眾只是在社會中的分工不同而已。

　　如果進一步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知識精英，如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等，實質上是資產階級“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頁。，他們同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社會地位并無本質的區別，都是資本統治和壓迫的對象。只有在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社會，知識群體才能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同廣大人民群眾一道成為國家和社會真正的主人，知識分子的才華才能得到充分的施展。把知識精英同勞動群眾分割出來、對立起來，無非是資產階級分化瓦解知識分子的一種手段。

　　至于國家公職人員和官僚隊伍，如警察、法官、政府公務員，包括軍隊等，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是統治階級專政的依靠力量。資本主義國家的公職人員和官僚隊伍，被看成凌駕于人民大眾之上的社會的主人，這是一切剝削階級的偏見和觀念，事實也是如此。當然，在社會主義國家，公職人員和官僚隊伍則是人民的公仆。這是由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和人民群眾的社會地位所決定的。人民群眾同國家公職人員和各級各類領導干部是魚水關系，而不是對立的精英與民粹的關系。

　　三、中國語境下的“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一詞在中國的使用，最初源自國外學者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研究。比較早的如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他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毛澤東思想中的“民粹主義”問題。此后，施拉姆、沃馬克、史華慈、永野英身等國外學者，也熱衷于從“民粹主義”角度，研究毛澤東及中國“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問題。他們認為，毛澤東從青年時期起就盲目崇拜農民，有“貧下中農”傾向;不重視專業技術，不信任知識分子和專家，有反官僚、反城市的傾向;崇尚獻身革命的浪漫情懷，未能擺脫民粹主義對資本主義批判的局限等，是存在“民粹主義”的具體表現。

　　改革開放后，國內也有學者響應甚至照搬國外學者的觀點，把“民粹主義”作為毛澤東領導革命和發動“大躍進”、“文革”等群眾運動的一個思想根源。不僅毛澤東存在“民粹主義”，近代中國歷史上的洪秀全、章太炎、魯迅、章士釗、李大釗、梁漱溟等，也是“民粹主義”的突出代表。

　　2015年底，在“文革”發動50周年前夕，有人借反思“文革”重提“民粹主義”，批判“文革”是一場“民粹運動”。有人完全拾國外學者牙慧，批判毛澤東和“文革”受“民粹主義”影響，“‘崇尚人民’，信奉群眾運動，把民眾和群眾運動理想化、絕對化”，“輕視知識、知識分子，反對文化崇拜，造成反智主義盛行”，“強烈的反資本主義、反資產階級情緒”。[14]

　　還有人說，毛澤東“于1920年代在湖南領導的農民運動(被反對派稱為‘痞子運動’和‘惰農運動’)即為民粹主義運動，而后中共領導的以下層農民為主體的土改和革命運動，雖然有中共的強有力的組織和領導，但其社會基礎、革命目標、底層動員方式和革命的行為方式都具有民粹特征”。[15]因為毛澤東重視農民問題，注重維護農民等勞動群體的權益，就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扣上“民粹主義”的帽子，這是完全站不住腳的。毛澤東雖然重視農民問題和農民利益，中國革命也從農民運動起家并最終依靠農民這個“最可靠的同盟者”和“革命的主力軍”取得了勝利，但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通過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它不同于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更不同于封建年代的農民革命。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始終沒有忽視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始終強調堅持無產階級的領導。他也從來沒有盲目崇拜農民，從不回避農民的弱點和缺點，指出農民作為小生產者的自發性、落后性，農民代表的生產方式與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不相適應，所以毛澤東提出要教育、改造農民。

　　1936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詳細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性質、特點，在革命中的地位、作用。他說：“中國農民群眾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群眾，是愿意積極地參加革命戰爭，并愿意使戰爭得到徹底勝利的。他們是革命戰爭的主力軍;然而他們的小生產的特點，使他們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業群眾則具有無政府思想)，所以他們不能成為戰爭的正確的領導者。因此，在無產階級已經走上政治舞臺的時代，中國革命戰爭的領導責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國共產黨的肩上……只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能夠領導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克服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狹隘性，克服失業者群的破壞性，并且還能夠克服資產階級的動搖和不徹底性(如果共產黨的政策不犯錯誤的話)，而使革命和戰爭走上勝利的道路。”[16] 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再次提到無產階級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者。他說：“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立即積極參加民主革命，站在民主革命的前頭。無產階級代替資產階級的地位，無產階級政黨代替資產階級政黨的地位，成為民主革命的領導者。”[17]

　　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毛澤東更強調依靠工人階級領導的政權的力量，教育、引導和組織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的農民觀，既不同于俄國的“民粹主義”，更與西方的“民粹主義”毫無一致。至于說毛澤東存在其他方面的“民粹主義”，要么造謠污蔑，要么荒謬至極。

　　關于“文革”等群眾運動發動的原因及其錯誤根源，中央早有定論，但從未與“民粹主義”有任何掛鉤。關于“文革”的性質，《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說得非常清楚，它“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18]這場內亂的原因固然與“文革”的發動方式有關，這種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不合時宜于我國社會性質和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發生根本轉變的社會條件，但“文革”錯誤的實質和根源不在于是否依靠和發動群眾，不在于以什么方式依靠和發動群眾，而在于毛澤東對當時黨內和社會上的階級斗爭形勢作出了錯誤估計，是黨的思想政治路線出現“左”的偏差導致的。把“文革”依靠和發動群眾(盡管是名義上的)說成“民粹主義”，把參加“文革”的人說成“民粹分子”，就無法理解中國共產黨一貫奉行的群眾路線，無法說明以此為“法寶”取得勝利的中國革命，無法解釋十八大以來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參加“文革”的人的情況也是復雜的。除極少數陰謀家野心家外，參與者的初衷、對“文革”的態度各異，思想認識上也有前期和后期的變化，簡單套用“民粹分子”這頂帽子是沒有說服力的。

　　除上述觀點外，近年來，國內知名公知大V、媒體人士，包括境內外的學者，把“民粹主義”概念進一步泛化、復雜化，似乎可以批評解釋中國社會的一切問題和現象。如有人把反思改革中出現的一些問題，說成“反對改革開放路線”的“民粹”，說“民粹主義的要害是反對改革”;有人把人民群眾對釣魚島、“南海仲裁案”等涉及國家主權問題上表現出來的強烈愛國情感說成“民粹主義”，戲稱他們為“小紅粉”、“五毛黨”甚至“愛國賊”;還有人把人民群眾對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一系列正確決策的衷心擁護說成“民粹”，危言聳聽地說“民粹左派”與“左”的思潮的代表人物“里應外合，內外呼應，形成群體性的思想勢力，來影響政府，對執政黨施加壓力”，要求中央與這種“民粹”保持距離;也有人把平民百姓上訪，網民對黨和政府工作提出批評意見，對違法亂紀的官員、警察、法官、富商以及散布錯誤觀點的知識分子進行抨擊，說成仇官、敵富、反智的“民粹主義”，就連歷史上的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也不放過，也要扣上“民粹”的帽子。

　　還有人明確說，中國民粹的社會影響力，“至少顯性的部分超過了自由派”，“他們主要是市場經濟的失敗者，在改革中利益受損，而不徹底的市場改革導致社會收入差距過大，讓他們耿耿于懷，憤憤不平。以下崗工人為主體，抵制市場改革，懷念計劃經濟，懷念‘文革’。他們也激烈地反對官員貪腐，同時質疑‘公知’賣國;有較強的行動欲望，有較高的組織能力，更多的是一種利益驅動、情緒表達，缺乏理性的思考，缺少系統的政治訴求。更多的是借用‘老路’的計劃經濟、‘文革’時期的語言，很容易被左翼網友蠱惑”。[19]

　　不難看出，同西方一樣，一些人對待“民粹主義”，也是根據自己的需要，按照自己的好惡觀念進行認識和評判的。把一些自己不認可的現象和問題，貼上“民粹主義”的標簽進行批判，甚至以此為由頭否定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如有人批評共同富裕，說這一目標是典型的“民粹主義”綱領，其源頭可追溯到太平天國運動頒布的宣揚“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天朝田畝制度》。還有人說，中國走向文明、走向世界存在兩大阻力，一個是極端民族主義，一個是“民粹主義”，它們跟世界潮流格格不入，說“現實中存在一種走向法西斯的力量，而且相當不弱”。還有人把中國“民粹主義”出現的原因，歸結為長期以來的專政思想、階級斗爭思想、階級斗爭立場的“寧左勿右”等，不一而足。

　　應當看到，當前確有一些人對我國改革有這樣或那樣的批評意見，在我國的改革實踐中也確實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這也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原因和動力所在。一方面，存在這樣那樣的批評意見屬于正常現象。畢竟改革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是對社會利益格局的調整優化，在保護發展群眾利益的同時，就難免會影響到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改革舉措造成群眾利益受損，也會影響到群眾對改革的評價，對黨和政府工作的評價。另一方面，這些批評意見，無論是有根據的還是沒有根據的，都需要我們嚴肅認真地對待和處理。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豈能用“民粹主義”一概加以否定呢?即使群眾作出諸如越級上訪等不理性、不合規甚至違法的舉動，包括愛國言行中出現偏激甚至違法的情況，也需要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耐心地去做工作，依法依規進行引導、教育和處理，是什么問題就按什么問題對待。簡單套用“民粹主義”，只會將他們推到黨和政府的對立面。

　　還比如，群眾對某些官員、警察、法官、富豪以及一些知識分子提出批評，也要區分情況對待。對違法亂紀的官員、警察、法官、富豪，散布錯誤觀點的知識分子提出批評，當然是正確的，這是群眾進行監督的權利。即便在某些情況下因為某些因素群眾的批評錯了或過火了，也沒有必要斥之為“民粹主義”。在改革過程中出現的諸如下崗職工等社會弱勢群體，對于他們的訴求，無論是否正當，也沒必要簡單套用“民粹主義”加以否定和批評。

　　我們絲毫不否認中國社會存在某些偏激急躁的言行，對我國經濟社會和諧穩定發展構成不利影響，需要引起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和警惕，并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但從上述對中國“民粹主義”的描述來看，絕大多數情況屬于人民內部矛盾，需要通過教育、引導、改革、發展、法治等途徑加以解決。如果不分青紅皂白地被說成“民粹主義”進行否定、排斥和批判，這既與我們黨一貫倡導的群眾路線、實事求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相悖，也不利于我國社會的和諧穩定與發展。

　　當前宣揚“民粹主義”論的主要是長期堅持“普世價值”、“憲政民主”、“歷史虛無主義”、“新自由主義”等錯誤思潮的鼓吹者。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非常重視意識形態工作，旗幟鮮明地批駁反馬克思主義思潮，自然就引起這些人的不滿。同時由于人民群眾也越來越看清了這些錯誤思潮的實質、危害，錯誤思潮已經不能再被用來欺騙民眾了，因此，就需要有新的旗號、新的幌子達到他們的目的。“民粹主義”包括他們批判的“民族主義”，就是這個背景的產物。然而，萬變不離其宗。同歷史上打著各種旗號的反馬克思主義思潮一樣，其實質仍然是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怎么用“民粹主義”，那是他們自己的事情，包括我國學者從學術上研究西方“民粹主義”，也應該沒有禁區，但如果運用西方“民粹主義”理論研究中國的情況和問題，那就需要有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切不可照搬，也不能僅從自己的好惡出發。中國有自己的特殊國情，話語體系和意識形態同西方有著本質的區別。

　　[1]《列寧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9頁。

　　[2]《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頁。

　　[3]《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頁。

　　[4]《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頁。

　　[5]《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頁。

　　[6]《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頁。

　　[7]《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頁。

　　[8]《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頁。

　　[9]《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頁。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70頁。

　　[11]《咬文嚼字：特朗普算“民粹分子”嗎?》，http://qoofancom/read/18ADNobwGehtml。

　　[12]〔美〕威廉·亨利著、胡利平譯：《為精英主義辯護》，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頁。

　　[13]《咬文嚼字：特朗普算“民粹分子”嗎?》，http://qoofancom/read/18ADNobwGehtml。

　　[14]劉建國：《民粹主義思想與文化大革命運動》，《炎黃春秋》2015年第11期。

　　[15]叢日云：《論網民政治參與中的民粹主義傾向》，《領導者》雜志總第59期，2014年8月。

　　[16]《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3-184頁。

　　[17]《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上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2000年印制，第89頁。

　　[18]《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頁。

　　[19]祝華新：《四類值得深入研究的網絡社群》，http://www08kancom/gwk/MzAxMjAyODcwMw/200580411/7/395bf14df367157aa7fd90e5088b00b5html。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6年第2期;作者：汪亭友，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常務理事，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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