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從馬克思主義在地球上出現的那一天起，帝國主義執政的國家首腦臉譜時時變換，反共反社賺錢的目標卻始終如一的堅持不變。為了各自的利益，既相互聯合，又相互爭斗，但反共反社的目標始終是一致的，從不動搖，從不因總統、首相、總理的頻繁變動而變化。

　　對于社會主義國家，雖然在武力征服不了的形勢下，也“和平相處”，但思想意識中的敵意立場從未減弱中斷。一代一代的資產階級國家的首腦們從未改變、從未放棄過自己的信仰。就像教堂里的主教和寺院中的主持，盡管人類社會的科學技術連動物都能“克隆”，航天技術可以登月飛行，通訊信息數字技術把神話變成了現實，但他們始終一貫的堅持自己的信仰毫不動搖。對信念的忠貞程度可以說堅如磐石，堅持信念的意志力無與倫比。而幾代以后的共產黨的領導人在信仰信念的堅貞上和他們沒有可比性。

　　幾代以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領袖，卻不斷“修正”自己的信念信仰，與“國際接軌”。前蘇共領導戈爾巴喬夫，外部力量沒能瓦解這個超級大國，在放棄信仰的改革中自己解散了共產黨，葬送了公有制的社會主義，最終在各種“美妙”的說法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復辟了資本主義，為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戰略的勝利提供了“無私奉獻”的證據。國家分裂，經濟衰退，所有的蘇聯人均失去蘇聯國籍，干出了連中國歷史上兒皇帝都不愿干的愚蠢事。盡管有那么大的年齡，那么高的學歷和擁有基本等同美國一樣的軍事實力，連勝利者都覺得自己贏得如此的輕松。

　　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政黨培育選擇出了代代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總統，首相和總理，一代比一代會反共會干事，“青出于藍勝于藍”。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卻沒有培育產生出代代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主席或總書記。西方世界用幾百年“一貫制”的最古老的政治模式管理最發達富有的國家，經濟科技現代化，管理體制卻是幾百年前就確定的，國家操作者經常變換，國家機制卻是“一切照過去方針辦”。“演員經常換”，劇本從不變，一條路子走到底。相比之下，社會主義國家，包括中國則是各吹各的調，各走各的道，朝三暮四，一代領導一套方案。同西方國家的情況相反，不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不擴大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

　　迄今為止，共產黨曾在世界上幾塊地方擊敗對手奪取了政權，卻從未“和平演變”過對手放棄自己的主張，“議會道路”沒有建立過社會主義。帝國主義者們雖未武力征服過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卻“和平演變”了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和共產黨，這就向不愿吃二遍苦的人們提出了如何鞏固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不搞私有化的嚴肅話題。

　　(一)

　　一百多年前的1871年3月，勇敢的站在歷史前列的法國工人階級建立了“巴黎公社”，這是一個新的社會體制的“生長點”，雖然在資產階級的鎮壓下失敗了，但象明星閃爍一樣劃破了黑暗的長空，使人們在全球“姓私”的社會里看到了不同的未來。之后，列寧領導“十月革命”成功。隨后，在毛澤東主席領導下中國也建立了社會主義，再后來的朝鮮、越南，古巴等國的共產黨人建立公有制國家，世界上先后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塊和人口，成為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公有制的經濟體制中運行，社會主義成為時代的最強音。

　　以前蘇聯為標志，七十多年以后，在歷史的螺旋型變遷中，前后對照，又紛紛倒退到資本主義制度中去了。難道資本主義能永恒的運作幾千幾萬年嗎?但目前確實是帝國主義勝利了，輕松的卓有成效的瓦解了曾在世界上有相當力量的社會主義國家。促使完成這個過程的便是“和平演變”戰略。

　　西方的帝國主義者們在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內，從最高層尋找代理人，準確明白的表述，就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國家的當權者，出于資產階級在全世界范圍內利益的需要，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最高層領導人中，尋找復辟資本主義的代表人物，培植“不戰而勝”的“倒共鏟社”者，利用經濟全球化資本主義體系的優勢，從政治經濟思想三個領域內進行“侵略性”的滲透，“泡軟”了共產黨幾代以后的領導人原本就不堅定的政治信仰和立場后，由這些名義上叫共產黨的領袖人物取消公有制、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最終全面的復辟資本主義，消除資產階級統治全球的障礙。前蘇聯和東歐就是西方資產者們運用這一戰略的“成功范例”。這是長期以來世界上兩種社會體系矛盾與斗爭演化的產物。

　　挖空心思反共反社，而今“勝利”了，就公布了這個秘密。英國的女首相撒切爾夫人十分自豪的以戰勝者的心態，在其回憶錄中就公布了如何找戈爾巴喬夫為“代理人”，瓦解前蘇聯的大體經歷。外因經過內因得到了成功，但不知當時和撒切爾夫人同期執政的美國總統里根和布什是怎么搞的。夫人在回憶錄中呼吁資本主義世界應尊美國為首領，首領肯定是要“帶頭干事”，不曉得是“謙虛”的未說出自己的成績，或是說出了還未傳入中國。

　　最近出版發行的英國女首相撒切爾夫人回憶錄，這是勝利者的自白，清楚無誤地道出了如何“搶抓機遇”，在當時蘇聯共產黨內部尋找代理人，最終實現“不戰而勝”的主要歷程。從而在幾十年以后為“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尋找代理人”的理論提供了鐵證。因十多年來用西方資本主義的方式方法“改造”社會主義，損壞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精神而喪失了應有的吸引力。許多人厭惡咒罵社會主義吹捧資本主義還自以為站在了時代的前列而自豪，被認為也自認為敢為天下先，觀念超前不僵化保守，必然不可能自省成為復辟資本主義代理人的行為。在喪失了社會主義的應有氛圍中更無關注警惕的可能性，由尋找代理人一方自己表述出來有無可辯駁的說服力，因而原封不動的大段引述。

　　原文摘錄如下：

　　“我相信我們必須找到這樣一個人來成為蘇聯領袖，栽培并支持他。這正是后來那些人會認為我被戈爾巴喬夫所惑，而偏離原先對付蘇聯策略的原因。我認為他這樣一個人正是我尋找的，而且我們相信即使身在極權制度下，他的基本精神絕不會輕易的被克里姆林宮摧毀。”(《撒切爾夫人回憶錄─唐寧街歲月》第307頁，以下只注明頁碼，省略書名)說的多么明白無誤，可謂“慧眼識人”，又充滿信心，“暗示了某個在蘇聯制度下奪權的人，也會有能力挑戰那個制度。”(第307頁)

　　為了實現他們的“和平演變”戰略，非常關注蘇聯最高層動向，搜尋目標，細心篩選分析。“安德羅波夫的健康狀況已受質疑，如果他只能再活幾年，這個領導人的職位應該是交給新的一代了。兩個主要的競爭者是羅曼諾夫和戈爾巴喬夫，我查了所有關于他們兩人的事跡”，“關于我們所僅知的一些戈爾巴喬夫的消息則較令人鼓舞”，“我拜訪加拿大總理杜魯道時也聽到對他的有利報導。我開始特別注意起蘇聯方面有關此人的消息了”(第307、308頁)。特別注意戈爾巴喬夫的什么?

　　“我與特魯多會談國際事務──有關香港問題，中國與蘇聯等問題”。“其中我認為最有趣的是他對戈爾巴喬夫的觀點。特魯多認為，盡管戈爾巴喬夫談論的是中程核武器問題，但絲毫不見其人有傳統的蘇聯統治者所帶有的敵意”。(第219頁)

　　對昔日的敵人失去敵意。從本世紀六十年代蘇共領導赫魯曉夫推行“和平過渡、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全民國家全民黨”的“三和二全”式的修正主義路線，中國當時稱其為社會帝國主義，經過以后許多年月的演變，歷經勃烈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到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他們真的成為朋友。

　　共產黨內出現問題，都有明知故作的性質。列寧批判過修正主義者“宣布階級斗爭學說已經‘過時’,或者開始實行事實上已拋棄階級斗爭的政策”，并有大量的經典理論。毛主席更是不遺余力的強調“以階級斗爭為綱”，“階級斗爭是‘綱’，其余的是‘目’”。“綱舉目張”，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其目的是“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防止資本主義私有化回潮。而后來者均背叛了這個決定一切的思想上、政治上、經濟上的政治路線，把“共社”大業引向失敗。

　　“在西方的我們所要做的，便是多了解對方的人民與制度，多做溝通以確保我們未來的安全，無論是冷戰或熱戰我們都需要多了解敵人，因為有一天，他有可能變成你的朋友”(第306頁)。西方世界爭取化敵為友，基本的立場和態度是一致的。

　　“當前蘇聯的情勢正如里根所預測的徹底瓦解了，我和里根總統合作愉快，但除了我們分析世界局勢看法一致外，我們是兩種不同類型的人，他能正確無誤掌握整體戰略，而我則認為和共產集團的關系必須采取漸進的模式，以免情勢脫離掌控”(第220頁)。要掌控“可以合作的戈爾巴喬夫是西方“一致的”立場。

　　“1982年9月22號同中國談完香港問題之后一個月，我在波恩。會晤科爾總理之后，赴柏林造訪已被拆除的柏林圍墻，科爾陪同一起前往，不論后來的英德關系尚有多困難，但就對共產主義的立場，以及對盟邦的信守程度上，我們卻仍是一致的。”(第179頁)

　　他們要一致贏得冷戰，打擊共產主義。“里根和我都很清楚，在軍事和戰略各方面我方都勝過蘇聯，但同時我們仍必須避免冒任何不必要的危險以贏得冷戰”(第305頁)。1982年夏凡爾賽七國首腦會議后，夫人十分敬佩的認為美國總統里根在英國“上下兩院進行演說。演說精彩，就英美雙方對抗共產主義的理念厘清頗多，我們兩人都深信，強大的國防對克服共產威脅而言，必要卻未足夠。除防堵共產主義之外，我們也希望能將自由思想賦予其中。該次演講指出了西方打擊共產主義的新方向，也展現了西方絕不放棄共產國家反圖救亡的決心”(第176頁)。美國“打擊共產主義”的決心如此之大，使夫人從內心發出“包括英國在內的歐洲國家，須在美國的領導下，務必保持團結”。(第161頁)

　　他們團結一致，千方百計進行滲透，拉攏利誘。“我現在必須考慮我的下一步，以求與蘇聯有進一步的關系。顯然地，我們必須要與蘇聯領袖維持更頻繁的私人接觸，杰弗里·豪希望能邀請契爾年科來訪，但我認為這還言之過早。不過我很樂意邀請其他人，并希望進一步邀請資深蘇聯政治家，包括戈爾巴喬夫來訪。戈爾巴喬夫也表示他很希望他第一回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訪問能盡快成行”(第311頁)。在接觸中認識深化了。

　　“他與我所想象的是那么的不同，我想我很欣賞這個人”，“他的個性和制式化的蘇聯領袖是那么不同”(第313頁)。斯大林以后的蘇聯領袖，雖然對馬列主義社會主義不甚堅持誠信，但還有個彼得大帝留下的大國沙文主義的民族主義立場，而戈爾巴喬夫連最起碼的國家統一的立場都不要了，更何況作領導人起碼的準則“制式”，這是多么合適的理想人選，難怪夫人“真希望他就是下一屆的蘇聯領袖，而我也告訴記者，他是一個可以合作的人”(第314頁)。戈爾巴喬夫以后成了蘇聯的領袖，也果然成了一個可合作的人。在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滲透下，在少數人富裕的經濟的誘惑下，在本國舊的思想殘余的影響下，在落后國度建立的社會主義，盡管發展很快，但短期內不可能同建立幾百年資本主義制度的美英法一樣富裕，那些失去對社會主義信仰的人，雖然是共產黨的高級領導，卻崇拜歐美，淡化信仰，美英法成了潛意識中社會制度的典范，追求的榜樣，向往的目標，如今中國和當年蘇聯解體前相類似。

　　“1985年3月契爾年科過世，戈爾巴喬夫繼任蘇聯領袖職位”，“正如我們所期望的，戈爾巴喬夫為蘇聯政府注入一股嶄新風格。他開放地談論著蘇聯差勁的經濟情勢”(第317頁)。所謂的“嶄新風格”就是按西方世界的腔調毫無顧忌的隨意嘲笑攻擊誹謗蘇聯。由于戈總書記帶頭，迅速掀起吹捧帝國主義破壞社會主義的狂潮。當時還是超級大國的前蘇聯被“涂抹”地一無是處，接下來就是“拆散”砸爛丟棄。68年的成就，從1985年到1991年，只6年就被徹底從內部摧毀無遺。

　　前蘇聯從1917年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二戰”時又受到空前的戰爭災難，解體前仍然是類似美國的超級大國，世界一流的經濟軍事強國，解體后綜合國力迅速衰退。舊中國文盲充斥，缺醫少藥，人民食不果腹，住土房，土布衣，幾乎沒有工業，一切近乎原始狀態。1949年新中國建立，在窮山惡水，人口眾多的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在工業和農業、軍事和人民生活水平上取得驚人的成就，而況帝國主義搗亂騷擾不停，當然不可能搞幾十年社會主義就和美英等國的資產階級一樣富有。

　　社會主義制度只是為多數人開辟了一條到達理想境界的道路，但同時限制了極少數人成為擁有巨量財富的資本家的欲望，制止清除了舊社會官吏所擁有的為所欲為、高薪厚祿的特權地位。社會主義不是歷史上改朝換代式的舊制度的重復，推倒這個皇帝再來一個新的皇帝，要建立沒有剝削壓迫的公有制社會主義。革命能消滅舊的體制和政權，卻不能像埋葬死人一樣埋掉舊的意識形態和觀念。在舊的社會基礎和觀念影響下，掌握社會主義國家權力的一些官員就會追求舊社會和資本主義國家官員的特權和金錢成為走資派，背叛社會主義的信仰，割裂歷史，脫離實際，按帝國主義的說法來否定社會主義。

　　“戈爾巴喬夫與我有許多理由必須互相合作。我在戈爾巴喬夫成為領導人之前便與他結下了良好的私人關系，所以很快地我便受邀訪問莫期科”(第321頁)。“1985年11月里根總統與戈爾巴喬夫在日內瓦首次會談，最后并未達成重大的協議，但兩個領導人很快便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系。”(第317頁)夫人在此未透露良好的私人關系到什么程度和許多必須合作的“理由”。

　　在訪問中“我離開克里姆林宮并前往與薩哈羅夫及其他以前持反對意見，現已轉而支持戈爾巴喬夫改革的異議分子共進午餐，對于他所說的蘇聯的改變令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我告訴他們光是目前支持戈爾巴喬夫是不夠的，他們必須做好準備，在未來5到10年中繼續支持他，共渡難關，在歡呼收割前，改革的成本是相當大的”。(第327、328頁)

　　資本主義世界瓦解社會主義國家，最后關頭的“和平演變”

　　戰略通常采用經濟滲透，組織扶持國內的持不同政見者，打出人權的招牌，抓思想輿論上的人心瓦解工作，同時還采用各種特工手段捕捉情報。

　　1987年3月28日夫人在莫斯科的訪問中，“較令人鼓舞且值得一提的是3位蘇聯電視臺記者對我的訪問;后來我得到那段訪問對蘇聯輿論帶來極大的沖擊。這個訪問未經任何修剪便在蘇聯電視臺上播出，我因此便肯定了我對戈爾巴喬夫的信心”(第328頁)。此時距蘇聯和共產黨消亡只有四年時間。

　　倒退行為不以倒退者的意志為轉移，不可能在倒退到限定的程度內自行中止。“前蘇聯國安局高層官員高迪夫斯基的變節使蘇聯知道我們對他們的一舉一動十分清楚。我曾經和高迪夫斯基有多次洽談，并對于他對蘇聯的判斷給予極高的評價”(第315頁)。此時“戈總”如被巨蛇吸住的蛤蟆，雖然相互明白，已是無能為力。

　　“戈爾巴喬夫執政兩年來，政治改革的表現比經濟更為顯著”，“對政治自由與民主的需求正被熱烈的討論著。戈爾巴喬夫已贏得一些原本持反對意見的人，特別是薩哈羅夫來支持他的計劃。有關斯大林時代的恐怖事跡也已發行成書，蘇聯開始更注重人權。”(第322頁)

　　改革打破了不能搞資本主義的禁區。以往不能干的事均可干了。葉利欽在訪英中誓示，“重建政策的出發點，原是要讓共產主義更有效率的運作，但那是不可能的，蘇聯目前唯一的選擇，就是深化政經改革，包括引進市場經濟”(第535頁)。至此，深化改革的最終意圖和目標被葉利欽所道破。

　　同打仗一樣，雖是很大的戰役，有時的較量還在細小的環節上，“一葉知秋”，重大變化由不為人注意的“軟件”處表現出來。觀察的那樣細微，從細小處發現了真實的巨大變化。1987年3月3日，“那天晚上戈爾巴喬夫夫婦在一個舊的巨宅里為我安排晚餐;也許是刻意的安排，氣氛和我的首相別墅十分相近。稍后我們到另一個房間，一邊喝咖啡和甜酒，一邊談論世界大事。在對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可信度的挑戰過程中，我發現了戈爾巴喬夫夫婦熱烈的爭論著我所挑起的話題──蘇聯宣傳口號中經常提及的‘工人階級’一詞的定義。我真想知道他們對它作何解釋，戈爾巴喬夫起初主張只有蘭領階級才能算數。但他重新考慮后說，這是一個具有歷史性或‘精確的’(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名詞，并不適合以現代的社會標準來下判斷。”(第328-329頁)

　　“現代的社會標準”來源于政治理論，撒切爾夫人同時也發現了社會運作上方向體制的演變，“蘇聯的政治是靠口號來運作的，這些口號無法以西方人的觀點來解釋。戈爾巴喬夫時代的口號內容全然改變了：‘重建經濟體制’取代了‘加速經濟改革’，是真正的實際改革。同樣的，‘開放’一詞也有了新的涵義”(第322頁)。同中國相類似。

　　從那些變化中，西方國家首腦很快的便發現了可能出現的結局，1987年3月23日，“我安排了與密特朗總統及科爾總理會面。密特朗總統對蘇聯的態度和我大致相同，他和我都相信戈爾巴喬夫已準備好走上改革之長路;他的一項精辟見解是，戈爾巴喬夫應會發現：‘在改革形成的同時，實質改變已然發生’”(第323頁)。1987年“3月21日星期六，我在托基市保守黨會議中發表臨行前對蘇聯問題的公開聲明。”“我說：戈爾巴喬夫在他的演說中已清楚承認共產體制不可行，而蘇聯要趕上西方國家則還有一段長路要走。我們聽到蘇聯領袖們所用的新字眼，‘開放’、‘民主’，但那些字對他們的意義是否與我們相同?一些曾經因為政治態度或宗教信仰而遭囚禁的人已經被釋放了，我們樂見其成。”“我們不能單憑言語，意向或承諾下結論，而是要見到實際的行動與結果”(第323-324頁)。夫人未寫出戈葉承諾地具體情節。

　　西方期望的“實際的行動與結果”是“他的改革造成的影響，那股不可抑制的威力卻可能將蘇聯體制掃出蘇聯之外”(第321頁)。他們對“改革”的結果分析的非常準確。“在這4天中，我可以感受到共產主義下的土地在改變。經驗告訴我們，一個腐敗的政府最危險的時刻是在它開始進行改革時，我所受到的歡迎，群眾的熱情和蘇聯當局所給予的尊敬。都顯示了平靜表面下的暗潮洶涌，西方的自由制度已在這個東方集團里逐漸萌芽，蘇聯體制已顯出分裂的跡象。重大的改變已在眼前，但我無法猜到究竟何時會降臨。”(第329-330頁;指訪蘇四天)

　　在盼望“重大改變”降臨的過程中，同時還涌現了葉利欽。并批評對葉利欽帶有的偏見，“西方普遍存在一種傾向，忽視葉利欽，視其如小丑。我無法相信這種判斷是正確的”。“1990年4月27日葉利欽抵倫敦，我竭誠予以歡迎。事前我所得到的有關葉利欽先生的簡報，簡報中‘他說民主集中制需予廢除，改采真正的民主制度，并要求制定政黨法，終止共產黨的特殊地位。’我認為他這一番話值得擊掌再三。簡報上繼續說道‘某些專家甚至暗示，假若葉利欽獲選為俄羅斯聯邦總統其任內締造的功業將比戈爾巴喬夫在土崩瓦解的蘇聯總統任內作為更為輝煌’”(第524頁)。那邊竭誠歡迎，這邊積極回報表忠心，讓夫人“感到驚訝的是，葉利欽已完全擺脫了共產黨的思考模式及其教條語匯”(第535頁)。

　　如果說以往口里說的同手中干的不一樣，還多多少少帶些“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手法，而今時機不同了，干脆取掉“遮羞布”，言行一致的登臺亮相干起來。怎么讓帝國主義高興怎么說，怎么能盡快毀掉社會主義怎么做。曾信誓旦旦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而混入黨組織，又騙取了高官要職的走資派，其反目背叛的作為超出了昔日敵人的想象。“1990年6月訪蘇之行我親身面對了構成當時政治生態的各股相激相蕩的勢力，──這不只包括了戈爾巴喬夫，還包括了激進改革者，國家主義者和對改革造成最大潛在威脅的軍方(指以后抵制戈爾巴喬夫的雅佐夫等人，加注)。6月7日晚我飛抵莫斯科，翌晨我拜訪了屬于改革派的莫斯科市長帕波夫先生。他抓住了關鍵點：假如沒有私有財產和明晰的法律架構的話，你不能在莫斯科或其他地方創造市場經濟。所以他希望人民能擁有自己的住屋及店鋪，而且希望服務業轉由私營。”(第536頁)。至此“我也認為，有希望在中歐和東歐打倒共產主義”(第557頁)。“在我看來似乎沒有人能比戈爾巴喬夫更能勝任推動改革的工作。我希望能見到共產主義的崩潰，──事實上我不只希望見到它在東歐及蘇聯潰敗，而且希望它能在地球上的每個角落消失無形，──可是我希望這種潰敗能以和平方式達成。”(第532頁)

　　中蘇兩國有相同之處，中國在改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建立的社會體制時，也是逐步進行的，開始搞些不為多數人注意地“軟件”，從思想意識上瓦解，制造輿論，開始搞私有經濟的時候，美其名曰“必要的補充”，而今成了重要的組成部分，并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同時改組改變國有制經濟。“改開搞”不斷深化發展，實質是連續不斷的削公興私，破公立私，損公肥私。預期的最終結果將是中共中社消亡或名存實亡。現在農村和城市區縣以下幾乎全部私有化，所謂國企改革，使共產黨存在的最后一塊社會基礎支離破碎，前景不好。

　　為了實現“和平演變”戰略，從大處著眼，從各方面具體著手，進行了全方位的瓦解工作，推動國家分裂，煽動民族對立。“當獨立浪潮來襲時，我們都相當明白波羅的海三小國的特殊法律地位，還不是不讓它們獨立，而是到底什么時候它們才能獨立的問題，6月我拜訪戈爾巴喬夫時即警告蘇聯當局訴諸武力對付三小國所能引發的嚴重后果”(第533頁)。又從各方面扶持反對本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犯”進入上層。

　　1990年6月訪蘇時訪問烏克蘭，剛任命為蘇共烏克蘭第一書記的伊凡雷科臨時安排去會見剛當選的最高蘇維埃委員，并進行演講，講完后“一個發問者告訴我說，在場議員中，包括他在內，有十個曾是政治犯。他說他知道是由于我和里根總統的努力，使得他今天能在這里以議員的身份見到我，而不再是政治犯。”(第533頁)。反共反社者進入上層。

　　不進則退，社會主義國家開創者鑒于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身的條件，在策略上不四面出擊，保證本國新生制度的鞏固，不輸出社會主義是為了鞏固社會主義，但不接受資本主義的觀念和制約。而那些對社會主義失去信仰的當權派卻甘愿接受帝國主義國家的“援助”，無視自己的潛力，因而內政受到掣肘，使最高權力機構的人事成份增加負面因素。

　　資產者的希望在掛著共產黨牌子的不肖子孫中的許多地方變成現實。“1989年的夏末，共產主義即將在東歐土崩瓦解的跡象開始顯現。6月上旬，團結工會在波蘭贏得選舉，雅魯澤爾斯基將軍坦然接受結果。幾天后他來倫敦，我當面稱贊他的表現。匈牙利實施自由化”，“10月開始在萊比錫的一連串示威，導致東德元首昂納克垮臺。接下來捷克開始變天。到了年底，2月間還是階下囚的異己分子兼劇作家哈維爾已當選捷克總統，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也被推翻”。“這些事件是我有生以來最歡迎的改變。但不論共產主義在東歐及中歐垮臺上讓我有多高興，我絕不會讓欣喜淹沒我的理智。”(第521頁)

　　1992年1月28日，美國總統布什在“國情咨文”中欣喜無限的宣稱：“在過去的一年里，世界上發生了幾乎像圣經一樣偉大的變革”，“共產主義滅亡了”。“在我的一生中，這個世界上發生的最偉大的事件是：承蒙上帝的恩澤，美國贏得了冷戰。”“不戰而勝”，怎能不生喜悅之情，自然溢于言表。

　　多年來絞盡腦汁，機關算盡，用心良苦，欣喜中會自然生出理智的追憶，“回顧匈牙利之行，這次出擊形成英國對東歐國家特有的外交策略。我們第一步要做的是，與現有的政權建立更多的經濟與商業關系，使他們較無需依賴封閉的東歐經互會，之后在人權問題上施加更多的壓力。使蘇聯對東歐的控制開始減弱時，再幫助他們進行內部的政治改革。”(第310頁)1984年2月夫人就是以那種動機去“訪問”了匈牙利。中心是進行內部的改革。至此就知道了西方講人權是什么貨色和目的。

　　夫人很理智，從取得“勝利”的實踐過程中，總結“經驗”，核心只有兩點，“這些受歡迎的改變之所以發生，一方面是因為西方一直保持強大與堅定，另一方面也因戈爾巴喬夫及蘇聯揚棄了勃烈日涅夫的教條”(第522頁)。充滿哲理，既有“內因”又有“外因”，把問題寫的簡潔明確，總結經驗，是為了以利再戰，因為社會主義國家在地球上還沒有完全消亡。

　　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策略從共產黨掌權那天就從未改變過。無產階級要戰勝資產階級解放全人類，“共產黨宣言”中也明確的把共產黨的目標確定為消滅私有制。后來的共產黨的叛徒們嘲笑這個目標。而資產階級卻始終是要“解放全人類”的，希望資產階級永遠統治全球，無論國際國內的局勢多么動蕩不安，無論“民主政治”下首腦的臉譜變化多么頻繁，資產者的首腦們從未放棄過，從未動搖過。信仰之堅貞，立場之堅定，決心之宏大，意志之頑強，令人驚嘆，充滿了必勝的信念，又具有強烈的“國際主義精神”，不但要維護本國的資產階級統治地位，而且“我不希望東德──就如我不希望其他人一樣──生活在共產主義陰影下”(第524頁)。其他人還有誰?

　　“中國本身漸增的經濟改革將帶動其政治改革。保持與其貿易溝通管道暢通以及堅定地支持人權，是確保中國逐漸從軍事強國轉變為經濟強國的最佳途徑，同時使其成為國際社會中可依賴且可預期的一員”(第339頁)。預期的一員，按夫人的愿望分析，絕不是公有化社會主義的一員，到底是什么，也許只有有朝一日中國同前蘇聯一樣了，才能明白講出。

　　夫人回憶錄的這些言論，肯定是他們十分巨大工程的一斑縮影，不宜公開的肯定比公開的多得多，實際的運作一定遠遠超出了回憶錄的表述，而況領導者還是美國，美國總統如回憶起來，一定會更為詳實豐富，那些直白的表述對現今中國，借鑒俄羅斯的結局將產生什么啟迪呢?

　　過去世界上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大國有兩個，蘇聯和中國，西方在蘇聯已經演變成功，而在中國也已接近成功。我們無法知曉美英等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高層次領導內瞄準的代理人是誰?試想他們要“爭取最后的勝利”，連一個北朝鮮都不放過，不斷找借口干涉，一定對中國不可能沒有“措施”。中國同前蘇聯一樣時，他們自然會講出來。

　　中國的上層不是沒有認識。1989年9月，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周年大會上，當時的黨中央主要領導人在講話中強調指出：“國際反動勢力從來沒有放棄敵視和顛覆社會主義的根本立場。從五十年代后期開始，他們武裝干涉的一手失敗以后，就把政策重點轉向‘和平演變’，運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手段，利用社會主義國家的暫時困難和實行改革的機會，進行滲透，施加影響，支持、收買所謂‘持不同意見者’，培養對于西方的盲目崇拜，傳播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模式、經濟模式、價值觀念以及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在他們認為有機可乘的時候，就制造謠言，挑起事端，策劃動亂，進行顛覆活動，階級斗爭(已經不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但仍在一定范圍內存在，而且)在一定條件下還可能激化。國際敵對勢力也正是從這里找到了他們實行‘和平演變’戰略的根據。滲透和反滲透、顛覆與反顛覆、‘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斗爭，是長期的。對于這一點，全國各族人民，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干部，必須保持高度的警覺。”去掉括號(括號是加注的原文無)里的話，對外部情況的表述分析是正確的，符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后也有反對國際社會“西化”、“分化”中國陰謀的論述。這是對外。

　　對內的認識也是較為清醒的。還是同一個人在同一個大會上的同一篇講話中指出：“在改革開放的問題上，有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一種是社會主義的；一種是把中國納入西方資本主義體系的”。“我們必須明確劃清兩者的界限”，“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在改革開放要不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個問題上”。又進一步指明：“如果今后不堅持社會主義，而是象有人主張的那樣退回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用勞動人民的血汗去重新培植和養肥一個資產階級，在我國人口眾多、社會生產力很低下的情況下，只能使大多數人重新陷入極其貧困的狀態。這種資本主義，只能是原始的，買辦式的資本主義，只能是意味著中國各族人民再度淪為外國資本和本國剝削階級的雙重奴隸”。不知是集體的意見不得不那樣講，還是別的什么或真實的個人看法被中央一批人認可，難以搞清。應該說這個“明知”是正確的，但后來卻是“明知故犯”。當時蘇聯的“共社”還未“自取滅亡”，而在前蘇聯“共社”滅亡后卻放棄了實質的社會主義、馬列主義，走向“市場化和民主化”，實質的資本主義化，這是些什么?又為什么?

　　(二)

　　一九七六年以前，中國在毛澤東主席作為最高領袖的時代，本世紀六十年代初批評當時蘇共中央，開始偏離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離經叛道的當權派，發表了以“九評”“兩論”為代表的文章，距今天只不過是三十多年，果然十分準確的應驗了“紅旗落地”的判斷。三十多年前指出的結果毛主席等人未看到。以后的人看到了，而今中共那些還健在的領導人中，當時雖不大相信，但現在一定會記憶猶新。

　　解體后的俄羅斯和獨聯體國家，局勢難以平安，人民正在受二遍苦，社會主義幾十年雖未走上天堂，沒有運行幾百年的美國富強，但如今比解體前麻煩的多，難以說清俄羅斯和獨聯體國家有良心的人們對中國當時的警告忠言到如今是怎么的想法和看法。不知中國是否還有幸運的忠言引人發省。

　　以蘇聯為借鑒，毛澤東主席時代批判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最多的說法是“反修防修”，警惕中國出修正主義，那時并未有現在的現實作為依據，只是思想政治理論上的分析推斷，根據當時蘇聯赫魯曉夫那一套政治經濟路線和中國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來判斷的。說的十分清楚明白，而且范圍很大，“要使全國人民都知道”。

　　“要使全國人民都知道”的，要防止要堵塞的就是現在修正主義。當時不斷進行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并提醒全國人民。經常性的一個提法就是“國內外資產階級在執政的共產黨內尋找代理人”達到“和平演變”的目的。

　　這個論斷時至今日大多數中國人都難以置信，而且在很大范圍的上層和普通群眾中還認為這是整人的借口，況且那時從未有過西方世界自白的尋找代理人的事實上的證據。到底毛澤東主席是從什么事實得出的結論我們無從知曉。只知當時蘇聯改變政治路線，中國的第一代領導集體中的幾個領導者，要突破毛主席的政治經濟路線的試圖引起了領袖的高度重視。

　　重大問題的結局，往往都是“兩難判斷”。如果現在中國還是毛澤東主席一類人掌權，提出那些反對修正主義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理論，容易使人相信，現在有了事實上的依據。蘇聯和東歐果真復辟了資本主義。未大干“修正”時反“修正”，全面“修正”后未見反修正主義。

　　前蘇共領導赫魯曉夫、勃烈日涅夫、安德羅波夫，他們為資本主義在前蘇聯的復辟準備了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上的條件，難以判斷其內心主觀上是不是要恢復資本主義。中國的第二第三代類似前蘇聯的領導人正在做埋葬共產黨和公有制社會主義的工作。是否主觀故意，只要用不只要看說什么，還要看干什么就會逐步有清晰的認識。客觀上前蘇聯已被證明，中國如不警惕，也即將被證明亦為期不會太遠了。只要翻看毛澤東主席在本世紀六十年代對當時蘇共的批判和以后的結果事實，就會認識那是多么英明的遠見卓識。

　　這些在“潛移默化”中受西方資本主義和國內舊的殘余影響很深的“共產黨的領導人”，陷入資本主義的思維體系不能自拔，名為共產黨的領袖，實際上完全成了資本主義體系下資產階級意識和思想的俘虜，拿資產階級數百年積累的經濟科技財富和社會秩序上的優勢，對比幾十年的公有化社會主義，動搖了信仰。他們能辦資產階級強大的軍事力量想辦而辦不到的事情，最終堡壘從內部攻破。前蘇聯和新中國、西方國家處心積慮的顛覆，均不能成功，而通過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失去信仰和信心的這些共產黨的領袖，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批敬仰崇拜資本主義的思想俘虜得到了成功。在國際帝國主義的影響下，在國內舊的思想文化的“默化”下，這些所謂的共產黨的領導在經濟上、意識形態上、政治上打著各種不易被識破的招牌，逐步從社會經濟文化基礎上瓦解社會主義而不易被抵制，干著危害社會主義的事情，思想上主觀動機上又未明確提出要毀掉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但客觀上為后來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事業的潰敗走出了關鍵的一步創造了條件，這個條件就是“重新恢復私有化”。一九五六年，中國搞了“公私合營”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資產紛紛“姓公”;以后公有制資產紛紛“姓私”，改革不斷深化，私有制不斷擴大。深化改革，萬變不離其宗，就是徹底改公為私，無論怎樣改革也未見改私為公的。中國革命歷盡艱辛，曲折復雜，“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是十分恰當的感嘆。

　　前蘇共的赫魯曉夫，毛主席逝世以后的中國領導人，均是這種情況。蘇共在斯大林逝世后，赫魯曉夫篡奪了蘇共的最高領導權，改變了蘇共的路線，作“小報告”提出所謂反對個人迷信來反對斯大林，實質是反對斯大林堅持的社會主義。經過三十年后，如中共在“九評”時和以后所斷言的最終埋葬了蘇共和社會主義，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從蘇維埃消失。列寧帶頭建立了一個公有化的社會主義，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又帶了個從公有化恢復私有化資本主義的頭。

　　可以肯定，赫魯曉夫反斯大林，最終釀成“共社”滅亡，復辟資本主義。如果有遠見能認識，自己也要糾正自己的錯誤做法，不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復辟資本主義的“先驅”，而最終卻成了“先驅”，為后來蘇共和社會主義的滅亡創造了條件，由后來的戈氏瓦解了蘇聯蘇共和蘇社。赫魯曉夫不了解不能認識哲學上量變和質變過程的漸進關系，他干的是量變，戈干的是質變。從共產黨奪取政權干社會主義的目標持續不敗分析，能使“共社”敗亡的最危險最難打掉的敵人不在黨外國外，在共產黨內部，內部的戈爾巴喬夫、葉列欽一類的敵人。

　　社會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中國的許多人迫使毛澤東主席提議的領導人干不成而成為第二代領導集體。他們不愿意中共和社會主義在中國中止。中國共產黨取得中國的領導地位他們還做出了自己應有的巨大貢獻。但由他們提出的政治經濟路線，最終經過幾代人的演變，將無疑定會導致中國步前蘇聯的后塵而成為中國“倒共鏟社”的先驅。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時候，社會主義連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將一齊消失。雖然“改革”的社會主義時期允許資本主義經濟存在，資本主義如何自由卻從不允許有絲毫的社會主義的東西存在，這是代代資產階級及其領導人的“可貴之處”，同時也是后來共產黨領導者的愚蠢之處。

　　1976年毛澤東主席逝世后，共產黨內那些開倒車恢復舊事物的專家、走資派們紛紛出動，相互串聯，最終取得了中共的最高領導權，比赫魯曉夫高明，不作“秘密報告”，搞了個所謂的正確評論功過事非的決議，反對把領袖神化，反對崇拜領袖，用否定一部分肯定一部分達到全面否定，從而打開私有化的禁區，不是在總結經驗堅持社會主義，而是在所謂“完善發展”社會主義地幌子下逐步消蝕社會主義，從1978年至今快二十年了，時間把過去的巧言掩飾撕得一干二凈，現在該看清是什么了。換位思考，我們把另外的一套也照曾對毛做地那樣，“三七開成”，就像一個蘋果，這一部分是好的，那一部分有問題，那不是全面否定成“破爛”了嗎!

　　所謂的反對把領袖神化，實質上是反對把毛主席堅持的社會主義“神化”，動搖瓦解人民對社會主義的信念。社會主義同舊社會和資本主義比，公有化的觀念遠未深入人心，社會主義建立時間不長，遠未像資本主義那樣鞏固，公共的物質精神財富積累比幾百年資本主義薄弱得多。事實證明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領袖人物必須崇拜，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代表了社會主義和多數人的利益，反對他們，確實是反對社會主義。在中國批判對毛澤東的崇拜就是反對社會主義，否定毛澤東就是否定了社會主義，實踐將一再證明這是堅持社會主義的真理。批判否定了毛澤東，自然，人民公社被解散，國有工商業被私有逐步替代……。否定時他們說干的和后來真干的截然不同。在一些特殊的關節點上，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系于一人或幾人。

　　政治多元化，多黨輪流執政是和資本主義相適應相協調的，是一個本質的不同表現。無論如何輪流執政，資本主義不變，而社會主義制度下遠未創建起多黨輪流執政，堅持社會主義不變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這就是我們要探索的課題。因此，我們要保護堅持社會主義的領袖和思想，也就是維護了社會主義和人民的利益。現在世界上搞社會主義的只有共產黨，而無別的黨派。還沒有出現多種黨派都搞公有制社會主義的先例。就目前講，搞社會主義還是要真正的共產黨一黨執政。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種黨派堅持資本主義的執政方向相同，領導隨時變，社會制度不變;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領導的變化，則有可能導致社會主義制度的蛻變，因為還未找到一條解決問題的途徑。這是我們認識民主政治理論的基石，也是區別社會制度性質與產生領導人途徑的分水嶺。資本主義民選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競爭選擇主要是表示如何干好資本主義國家的事業。無論如何民主，均未選出干社會主義的總統首相等。馬列主義的創始人批判過議會道路，事實如此。

　　現實的“兩難判斷還具體表現為：沒有復辟時搞批判，人們難以相信，世界上誰相信赫勃戈在干埋葬蘇共的事情，只有毛澤東這樣認為。誰能相信毛以后的中國領袖在做埋葬中共和社會主義的事，也只有毛澤東等那樣認為。已經復辟了，卻難以逆轉，并在倒退的社會大趨勢下，甚至連認識思維都難以存在了。”那就等待覺醒了再進行一次選擇吧!

　　當提出“找代理人”的理論時，一般的狀況是，也只能是共產黨的權力還掌握在真正的共產黨人的手里，才提出忠告以防范，而不是像在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那樣人的手中，不可能有現時中國，幾年前蘇聯那樣實質性的具體的復辟行為，只是表現在上層活動的一些特別場合的言論中。以中國講，那時權力在毛澤東主席的手中，又有權威，不可能在當時實行一些日后“特別是”的做法。因而遠離最高決策層的廣大群眾很難接受這個理論。身居高位的共產黨的領導怎么能成為國內外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呢?而這類代理人又是從共產黨自身產生的，通過本身的信仰認識異化蛻變形成，一般又居于高層領導地位，而不像特務間諜始終有一個揭露或未揭露出的明確“標志”，有一個事先確定的原始目標。

　　盡管中國在毛澤東主席時代，搞“社教文革”，把當時“四存四要”的基本政治路線肯定成共產黨和人民的生命線、幸福線，不遺余力的強調兩條道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斗爭，晚年更明確指出“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要斗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指出“這是最危險的”，“修正主義上臺，就是資產階級上臺”，工人階級勞動人民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又從改變社會基礎上提出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一系列指示，不但很多黨員，廣大人民不能完全相信，蘇聯的黨和人民更不相信，而且相當多的人還有反感，黨內外缺乏應有的認識，就連其選定的接班人內心也不很相信中國共產黨內會出現背叛馬列主義，全面否定毛澤東主席的路線和思想，逐步復辟資本主義。沒有鮮明的實踐作證，只是較多的理論推斷，人們難以相信，這也是公有化的社會主義倒退時的一個新特點。歷史上有過，人們也從歷史的經驗中經歷過一種私有制取代另一種私有制，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但還未具體經歷過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社會實踐。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霍查沒有經歷過，只有毛澤東主席從蘇聯的蛻變倒退中有了深刻的認識，敏銳的覺察了問題的嚴重性。

　　社會發展往往向絕大多數人難以想象的相反的方向發展，又被大多數人所接受默認。1976年9月，毛澤東主席逝世時，發誓要繼承革命遺志永不變，實質上沒有多少天中國推行了“特別是”。當時中國九億多人，有幾人能預測會是目前這種結局，這是國外帝國主義者一時也難以認識理解的事情。蘇聯有那么大的地方，幾億人不知有多少人能認識到風靡一時的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就是蘇聯解體，蘇共解散，蘇社撤消。這是一難判斷。

　　事實證明，公有化的社會主義要領導和大多數人共同努力才能搞好，而要毀掉，只需一個總書記，主席或“領導集體核心”就足夠了。蘇聯只有一個戈總就行了。這是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又一難點。微量“修正”難有共識，就更談不上有效抵制了。代表人民利益的社會主義因公有制一時并未被人們認可。

　　另“一難判斷”是等到中國的赫勃戈一類人取得權力，全部復辟資本主義的現實到來時，國家的軍隊的行政的，專政的財政的權力被復辟者掌握時，就難以改變而“后悔難”了。世界上能“和平演變”社會主義，而未發生過“和平演變”資本主義。人們在倒退的社會中，認識“兩難判斷”也很難。沒有復辟時沒認識，復辟了又難以糾正。這就是群體性的弱點。中華民族長期以來貧窮困難，思維習慣意識形態落后，社會發展所需的人文基礎滯后。直至目前，多數人遠未跨過生存的警戒線，解決“吃飯”問題始終是第一選擇，為其小利無視一切不顧一切，延長了生存困難的期限。任何事情都可以從歷史長期的積淀中找到依據。雖是人口眾多，但“經濟人口”比例小，具有一定政治思想信仰基礎的人口更少，所以在中國任何社會體制的確立和中止都未有較大的曲折。多少錯誤的社會潮流在人群的迷信自私，麻木不仁，目光短淺中無限延續延伸。

　　社會主義畢竟是一種全新的社會制度，消除了少數人占有全社會的生產資料，奴役剝削多數人的社會存在，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但在世界范圍內和資本主義體系比較，還是不夠強大，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中私有化的影響還普遍存在，根深蒂固。新生的社會制度不可能運用經濟手段短期內清除舊社會殘余的社會基礎。在國際資產階級較為完善完整的思想意識，數百年積累的強大的物質和軍事力量的滲透影響下，開倒車走回頭路，“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當權的“共產黨人”背離馬列主義，不為多數人謀利益，成為西方帝國主義社會的代理人而改變社會主義公有制體制，復辟資本主義，又具有“共產黨”的最高領袖要取掉共產黨這不易制止的特征，當復辟的現實一步到位或逐步來臨時，人們雖然清楚明白了，但短期內也無濟于事了。

　　本世紀七十年代，暮年的毛澤東主席以濃厚的興趣和美國的著名科學家李政道議論“對稱在物理和政治中的含義”，在這個靜止的概念中，從哲學的角度抽象思維，引伸出普遍規律。就用對稱的理論分析國際政治中的不對稱。

　　一代一代的資產階級代表者，非常堅定的反共反社，堅持資本主義道路幾百年從未動搖。掌握帝國主義統治權的資產階級，他們能建造出那么好的產品，飛機、衛星、核武器等，科技日新月異，創新能力領導世界潮流，但在墨守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成規上，幾百年“一貫制”，不論在運作順利或不順利的時候，始終如一的堅持不動搖，干什么都力求創新，唯獨在社會制度上從不創新，習慣老一套，非要吊死在資本主義這一棵樹上，就同《西游記》中的唐僧一樣，無論遇到多么大的艱難險阻，信仰信念從不改變。

　　一代一代的共產黨人卻不是這樣，在取得領導權以后，失去了“對稱”含義中的比例平衡，資產階級總是把自己的理論輸入給共產黨，而共產黨在幾代以后從不想改變資產階級。那些聰明的“共產黨”的領導者要獨樹一幟名流青史，積極搞社會制度這個“軟件”，花樣隨意“翻新”，和帝國主義者正好相反。以英美兩國為例，1644年英國的克倫威爾建立資產階級國家，徑直十分“僵化”運作至今。美國的華盛頓，杰佛遜等1776年建立資本主義的國家，持續堅持，從不標新立異。

　　比照中國，同是1644年，當時闖王進京，明朝滅亡，清朝入關，各有一套，蓄發留辨子，連頭腦的發式都翻新了花樣，落后戰勝先進。接下來是孫中山，袁世凱和蔣介石各吹各的調，所有私有化體制使中國積弊日深。深鑒于此，毛澤東主席等從西方引進了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一盤散沙的中華民族有了凝聚力和生氣。緊接著搞了“特別是”，逐步擴大私有化。社會體制就像改變定型的機器圖紙，隨意不斷修改，難以持續正常施行，當然不可能有正常的預期結果。

　　以美英法德意日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他們自詡為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什么事情都能干都可以干，就是不能干社會主義，總統總理首相人選反復變，社會體制絕不變。盡管執政時間不長，但在堅持資本主義道路上不搞短期行為。難道在這些國家搞點社會主義的試驗，沒有比在朝鮮越南伊拉克打仗好?八國聯軍殺戮中國人，幫助中國打內戰比搞社會主義好?但就是不搞。

　　要在自然規律上有所突破不容易，在社會規律上有所認識更不容易。任何落后腐朽的社會制度總是和一部分人的利益聯系在一起，要認識理解這些有關國家前途命運的事情是多么的困難。無情的事實證明了毛主席在本世紀六十年代初對前蘇聯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斷言必定葬送“十月革命”的成果的結論是那樣的深邃而準確。但當時并未在中共和全世界的共產黨人內取得共識，因為結論在結局的前邊。無深遠的洞察力，缺乏戰略眼光，當然不會在事變之前有所覺悟。

　　當時的赫魯曉夫為斷送蘇共和社會主義作了創建性的準備工作，在勃烈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任內得到“發展”。這時的共產黨已被戈爾巴喬夫那些人搞的聲名狼藉，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共產黨了，由人民利益的捍衛者變成了損壞者，被替代已成為歷史的必然。這伙人原來以投機謀官撈利圖名的動機混入黨內上層，當“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將消失時，厚顏無恥到了什么也不顧的地步，迅速又投機到另外的行列，宣布脫黨已成為時髦，以博得喝彩，過去“共產黨”的書記搖身一變

　　成為總統部長等。按定性分析，歷史否定人民拋棄了戈爾巴喬夫時代的共產黨，而不是斯大林列寧時代。在中國，不少人反感“改革開放”以后的一些共產黨當權者，而不是毛主席時代，那時確有偉大光榮正確之感。現在的共產黨隊伍混進了一大批腐敗、腐化分子、陰謀家、黑幫、投機家、野心家、異己分子、買官賣官者，并充斥了各級領導機關。

　　經過多年不懈的“努力”，西方世界不但在蘇聯東歐取得成功。在中國，從政治上、思想文化上、經濟上;在黨內外老中青三個層次的人群中也基本上形成了可以復辟資本主義的各類條件和人事力量。“一切向錢看”和“一切以美國為標準”齊頭并進、里應外合，上下層基本上失去了抵制、反對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免疫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信念被基本拋棄，公有制經濟快速減弱。社會主義和共產黨只剩下了名稱。

　　(三)

　　共產黨的最高機構在最高領袖的交替中出現復辟回潮開倒車，綜合分析國際國內的現實和教訓，主要原因表現為以下幾點：

　　一、同革命初期比較，社會的階級基礎的變化。社會主義體制下的黨員群眾和各級領導者，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資本家群體比較，存在著具體利益下的政治思想感情的變化。

　　資本主義體現資產者的利益，其他人的利益體現在少數資產者的利益之下。這種財產利益關系的連續繼承性使代代資本家從自己十分鮮明的利益動機出發會自發的產生出維護既得利益的行動與感情。雖然人數不多，但掌握了國家權力。

　　在社會主義制度中，初期執政的共產黨人都是從國家困難，人民受壓迫剝削的群體中產生的革命者，深知權力得來的不易，經受了創業難的磨礪，尚能廉潔自律，奪取政權的艱辛使其勵精圖治，體現人民的利益，很少腐敗。

　　從人民群眾的范圍分析，革命的一般規律大都是在貧困的地域發生的。人民群眾從死亡線上進入新的社會，生存的直接危機消除了，衣能遮體有飯吃就是進步，還能產生“憶苦思甜”的感覺，因而對新生的政權有深厚的感情。

　　隨著時代的演變和社會的進步，上下的人群發生了變化，人們會在不斷進步的社會中產生追求更高利益的需求，而一般的狀況是追求的遠遠超過實際的物質增長。社會主義短期內不

　　可能使全體社會成員成為擁有大量財產的資本家，公有化本身又杜絕了有可能成為地主資本家的欲望，如若無深刻社會主義思想的教育活動，許多人會自然的產生感情上對新制度淡漠厭惡的趨勢。

　　從社會主義公有化的經濟結構分析，一切財產為全社會公有，實際為全體社會成員共有，從最高領導到普通社會成員，不是具體的個人所有，在利益的配置上，一切人的一切活動不直接表現為個人的具體利益，個人利益體現在集體的利益之中，迫使人們改變自己的傳統觀念。千百年來勞動者最直接的認識，即是當牛做馬者也認為自己在為自己做事謀利，而社會主義制度下形式上都成了在為別人而勞作，在個人的欲望與現實出現矛盾時，在誤導中就會滋生長出反感的感情色彩，在舊的觀念和國際資本主義的影響下，很容易產生復辟資本主義的思潮和社會人群基礎。

　　長期的經濟文化落后使相當多數的中國人群在可悲的生存掙扎中，沒有形成較為健康進步的精神財富，在選擇認可社會制度上缺乏應有的基本意識，造成了片面的思維定勢，對社會主義求全責備，與資本主義缺乏客觀總體上的全面理智比較而難生自發的維護意識。

　　從行使社會管理職能的各級當權者分析，管理的是國家集體的事業和資產，有舊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官吏之名而無其利益和特權，個人所得不能遠遠高于普通群眾，追求特殊利益的欲望被限制。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堅持不好，極易抵觸公有化制度，成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因為新的社會制度在舊社會的思想經濟政治基礎上產生的，不能像消滅舊政權一樣短期內消除舊的思想殘余影響，必然影響到全社會的各個領域。執政的共產黨人如不警惕，沒有清醒的認識，不堅持正確的政治路線，瓦解曾經挽救了人民群眾自己的社會主義制度，短期內還會體現出得到不少人擁護的特點。一時間開倒車者似乎成了順應時代潮流的英雄。

　　1976年前，垂暮之年的毛澤東主席高瞻遠矚，根據當時中國的社會和黨內領導群體的狀況，憂患未來，鄭重講了“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不顧年事已高不怕得罪人，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為了社會主義大業持續發展不被中斷，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遠意義的重要理論，主要點是：搞社會主義革命“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走資派還在走”，“階級斗爭是綱”。分析了中國社會基礎中的商品制度，按勞分配的八級工資制，貨幣交換等，認為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限制資產階級的法權，重申了列寧指出的“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既告訴人們社會主義制度并不鞏固，又提示人們認識復辟的危險性。要徹底的破私立公，在思想上革命革到所有人的頭上了，相當多的人對這個對多數人有好處的革命厭倦了，在走資派的煽動下，內心抵觸。

　　領袖生前要防止的問題終于發生了。“幾天退到解放前”。倒退復辟會滿足人群中可能擁有大量財產成為巨富的欲望，釋放出了人們在追逐個人利益驅使下的能量，一時間就像洶涌的摸獎浪潮，然而發橫財的幸運者無幾。確實在重新實行私有化后，有人迅速成為巨富的資本家，但多數人的狀況是成了雇傭勞動者，富人的馬仔打工者，中國又重現最為腐朽的官僚者階層，在人們從現實中醒悟時，權力已控制在類似搞資本主義復辟的葉利欽一類人的手中。這就是群眾本身的消極迷誤行為產生出有害于人民自己的社會制度，再和平演變資本主義卻沒有先例。再要重新確立沒有私有化的社會主義，無法想象，這就是“紅旗落地”的蘇聯提供給十多億中國人一個非常珍貴的血的教訓。

　　二、社會主義社會同封建社會比較。雖然封建社會滅亡了，溯史以鑒，有的朝代持續的年限很長，盡管十分腐朽落后，但有連續性。而社會主義是個新的制度，“氣數”那樣短，這是為什么?

　　從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交替來看，沒有人事血緣上的基礎關系，前后任缺乏相互繼承認可的內在感情。封建帝王前后任有血緣關系為紐帶的親情色彩，具有一脈相承的人事聯系，相傳祖制，極力維護，先人開創的基業不能毀在自己的手中。中國的末代皇帝溥儀，對清朝被推翻悲痛欲絕，發誓復辟，國外也不例外，不管先進與落后。即是現代社會，也不可低估。

　　社會主義條件下共產黨最高領導者交替中的連續繼承性和同封建帝王對照，缺乏相互繼承上的持續忠貞情懷，既沒有血肉相關的感情，也無制度上的保證，大多是詆毀前任抬高自己，討好翻案以取得異議者的支持。一般都具有兩面派的雙重人格，政治品位低劣。前任在世時百般頌揚，死后翻臉。

　　赫魯曉夫在斯大林逝世前，好話說盡，死后掘墓焚尸，如若承襲父輩的職位，絕不會這樣。中國大致相同，領袖在世時大贊大頌，尸骨未寒又紛紛說長道短，毫無羞恥臉紅之感。迅速翻臉的過硬本領實為罕見。華國鋒也不拼死捍衛。

　　沒有人事上的感情也必然沒有對前任事業上的感情。戈爾巴喬夫為了迎合西方世界的稱贊，為個人一時的私利私憤，不惜斷送了千百萬人為之犧牲，與億萬人民利害相關的社會主義事業，下令解散了自己作為領導的蘇共，毀掉了蘇聯人民七十多年心血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國也基本相同。為了標新立異樹立個人，億萬人為之奮斗而建立的事業，全部推倒，另行一套。經濟政治思想上的損失，難以用數字衡量。

　　革命是社會財產的重新分配，社會主義革命對地主資本家來講剝奪了他們的生產資料，因而不同階級出身的人對社會主義基本政治態度絕不可忽視。十月革命到1991年蘇聯解體，時隔七十多年，革命對象的后裔對已經取消的社會主義和已經死去的列寧、斯大林等仍有那么大的仇恨。這些人絕不會象放棄了共產黨原則立場的人那么大度而不計前嫌。革命使這些昔日高高在上擁有大量財產的壓迫者變成平民，怎能隨意放棄自己失去的天堂。魯迅曾講“在中國搬動一把椅子也要流血”，而況革命使資產者、地主、富農、舊官吏和反壞右分子財產被剝奪歸公。仇視社會主義的心理遠未消失，一時也難以消失。而人民群眾中的很多人對社會主義的存亡卻無類似的維護情感，一時不能把社會主義同自己的切身利益聯系在一起。這是搞社會主義的特殊性。

　　急風暴雨大規模的階級斗爭隨著革命的成功而消失，但公與私、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矛盾在國內外、黨內外并未結束，經濟建設成為經常性的工作，必然會軟化那些共產黨內的革命意志薄弱者，時間的推移使從事各種具體工作的各類專門人才進入到各級領導機構，共產黨的領導隊伍的人員構成出現了顯著的變化。時代的變遷模糊了仍然存在的階級概念。經濟基礎作用于上層建筑，由于仍然存在領導與被領導鮮明的等級和權力的差異，瞬間的職務變化而產生的權益變化，爭權奪利在一定范圍內使領導之間缺乏友情，在換代交替中有可能發生對前任的政治理論和路線因情感變化全面否定，或反其道而行之，或漠然置之，而首先表現在人事上，這就是古已有之的“一朝天子一朝臣”。

　　具體到共產黨內部的某些特殊時期，便發生處處背道而行，算老帳一律平反、全部翻案，黨組織和各級權力組織融入大批異己分子，甚至對革命有刻骨仇恨的人都會鉆到共產黨的陣營中來，各種奇談怪論應運而生。戰斗的共產黨失去了先進性，成了修正主義的黨，在擴大等級分配中形成了貴族化群體。搞復辟倒退這時有了急劇膨脹的社會基礎。共產黨管理的是人民的事業，缺少鮮明的個人利害，那些沒有原則，沒有品德的各種非馬列主義者篡奪了黨政大權，一有風浪便左右搖擺，稍有動蕩便拱手讓權，中國有“英明領袖”，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領導均有此舉，幼稚可笑到史無前例的程度。

　　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加入共產黨的行列，經受了有可能犧牲的洗禮。取得執政地位的和平時期，在進入黨組織的人群中，并非都有應該的政治信仰，而是入黨才能做官做大官，因為當官才能追求到特殊的個人利益。執政就是要干事管事，管事干事不可能非要有共產主義信仰才能干成，各種人進入黨的隊伍就有了必然性。中止了對“入黨做官論”的批判和警惕，主要是一大批有入黨做官動機的人混進黨政領導機關。祈盼這些人對黨和國家的事業有責任感是毫無可能性的幻想。

　　三、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比較。有時間短范圍小，遠未鞏固的劣勢;相反的資本主義則有范圍大，時間長，政治模式鞏固的優勢。美英法的歷任首腦其政治意識不可能千篇一律，但從未有過改采社會主義的舉動，或在什么地方搞“一國兩制”。

　　資本主義的政治多元、核心是經濟私有化。政治多元化本質是首腦臉譜上的人事“多元化”，并非政治經濟制度的多種成份化。不論何種黨派執政，搞資本主義的禁區不能動，始終擁有利益界限明確的階級基礎。這就是資本家們誓死維護的制度。他們有時為執政地位的利害互相傾詐，有時各類矛盾錯綜復雜，困難成堆，無論誰掌權，從美英法對稱分析，從未動搖過持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社會方向。正因為如此，資本主義世界成功的“和平演變”了社會主義，擴大了體系范圍。

　　社會主義將一切生產資料改為非個人所有改造為全社會的成員所擁有，所有人員均成為不具有資產的勞動者，這本來也是十分明確的。消除了利用資產(資本)剝削他人的社會存在，從社會發展的角度分析，也是巨大的進步。對于每個社會成員來講，不具備舊社會意義上的鮮明的個人性質，要改造舊的傳統價值觀念，盡快使所有人達到理想的富裕境界不是容易的。教育、引導、宣傳不得當，就會淡化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和信仰。不斗則修，不進則退，要把社會主義事業引向前，需要領導階層有高度的政治品德和責任感，付出巨大的努力，而倒退則是一切有現成東西可照搬，還迎合了人們傳統的已習慣了的私有化心理，這是執政黨里發生資產階級化的重要因素。這還是為什么共產黨一黨執政卻無持續運作，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精神信仰的原因所在。

　　社會主義國家推行政治多元化，蘇聯東歐例證表明必然是復辟資本主義，可見政治多元化就是體現資產階級利益，是資產階級執政的政治框架。對社會主義來講，多元化就是復辟資本主義的代名詞。社會主義還未探索出政治多元化，公有制不變的先例。這就需要在確立社會主義制度上不斷的研究探索，但不是進行“改制”的倒退探索，“改革”成為改變社會主義方向是反革命、反動的倒退舉措。窮富只是相對的經濟概念，資本主義建立初期，也不發達，資產者沒有彷徨，而社會主義搞的時間不長，就有人寄以過高的期望值未達到而扼殺中傷，動搖人們堅持社會主義的信念，本質上是資產階級的思維方式，因為資產階級短期內可以取得巨量財富，這就是兩條道路的矛盾與斗爭的反映。

　　“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一個舊的經濟理論，社會主義以前的所有社會都是一部分人先富裕的社會。資本主義也是相對的少數人的富有，絕非全體公民的差別懸殊不大的富裕。

　　從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管理者對比分析，資本主義國家官吏管理的是私有的財產所有者，產權關系具有鮮明的個人性質，資本家出于利益的自發本能，會自然產生社會監督的理性自為行為去捍衛自己的利益。社會主義國家內，管理者管理的是公有化的財產，沒有明確的私有性質，在私有化的作用下必不可免的會出現，各級領導腐朽官僚化趨勢，過去是資本家撈了一把，現在則輪到這些幸運的走資派和新一代資本家了;被管理者和產權的關系也無明確的個人屬性，因認識和覺悟程度的局限，缺乏普遍的自發監督行為。解決的辦法是誰的財產誰監督。資本主義有資本家看管;社會主義既然是全民的就要啟動全體人民來有效監督，揭露陰暗面，鞏固推動公有經濟的發展。

　　由于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缺乏這幾個條件，很容易在國際帝國主義體系的“和平演變”策略誘導下，黨的領導者不自覺的變為代理人而步入歧途。中國還沒有同前蘇聯一樣，但也走的很遠了，現在還有挽救的余地。因此，就要依據國際上提供的教訓，來避免悲劇在中國的重演。

　　悲劇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人民的悲劇，不是先富裕的少數人的。對這些人講，資本主義復辟是少數人的“喜劇”，可以成為新一代的資本家為所欲為，干在毛澤東時期那種社會主義不能干的事情，而且領袖時代艱苦奮斗幾十年積累了龐大的資產，挖、貪污、賣，揮霍多少年也搞不完，又有原子彈等，不象老的民族資本家還擔心外敵的侵略。最可怕的就是行使黨和國家管理職能的當權者的腐敗腐化、官僚化。精英層的墮落危害性無法估量。

　　前蘇聯從六十年代搞修正主義到撤消社會主義，終止“共產黨特殊地位”的1991年，只有三十多年。中國從1978年“改革”至今，按蘇聯的經驗判斷，已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對人民來講，這是多么危險的前景，得而復失令人痛惜。蘇聯還有點幸運，誤入歧途時還有毛澤東霍查的忠告，而中國卻是多災多難，搞革命時很少得到支持，反革命時也無人鄭重指出。那些搞修正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黨內代表人物，在社會制度問題上，愚頑至極，認識如同幼稚的兒童不曉得自己無知一樣，無視排斥正確的意見，不能使用正確的理論成果糾正自己的謬誤，近乎戈爾巴喬夫一樣，像病入膏肓的患者吸收不了任何正確的意見，自己使自己退出了歷史的舞臺，把災難留給了人民。再一次使人體會了“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的警句是多么的偉大正確。

　　如果我們把“高瞻遠矚”形象地認可為站到衛星上用望遠鏡和顯微鏡觀察全人類，以千年的時間概念觀今鑒古，就會發現迄今為止，只有共產主義的藍圖和意識形態體系為人類指出了光明燦爛的前景，超越了現存的一切歷史形態，汲取了一切民族優秀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經濟觀念，提出了全新的社會結構和思想體系，來源于世界的現實又高于現實，指明了全人類的前進方向，并在地球上的幾片地方有初步的成功。

　　從經濟利益析比，社會主義以前的一切社會形態，都是在認同支持肯定個人為個人謀利益，但卻沒有平民的應有利益，唯有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引導人們為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奮斗，符合人類物質和精神文明發展的方向，有利于提高全人類的生存水平。無論是佛學思想，伊斯蘭教義和天主(基督)教，剔除其唯心論的神學色彩，都是在倡導人們超越個人，戒欲存公，且源遠流長并得到普遍的認同。

　　歷史的評價唯心論，受科學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局限，人只是被動的和其生存的自然存在結合在一起，用純思維的主觀世界來認識說明客觀世界，因而唯心論的形成是人類認識世界必經的曲折過程。即是將來人們探測到地球以外類似人的存在，肯定也有發展過程不停止的運動，永遠不會固定在一種狀態中，以此引伸，人類就永遠永恒在私有化的模式內嗎!?

　　誠望我們的人民能像拿破倫說的不要做昏睡的“自在”者，提高認識，正視自己的命運，做出自己能動的選擇，糾正自己的迷誤，克服自己的缺點弱點，不要把希望寄托在等待和明哲保身之中，堅持與自己有益的社會主義，勇敢的從自我做起。我們在困難的時刻接受選擇了社會主義，而今更應堅持社會主義，過去和現在只有社會主義救了普通的中國人民。

　　如果在中國像前蘇聯一樣復辟了資本主義，“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一定可以使人民重新革命。中國有那么多的人口，生產資料掌握在少數官僚和資本家的手中，按盈利而不是按“安民”的方式組織社會生產，必然會形成巨量的生計無著的無產者，一定會為其生存舉起“造反有理”的大旗，使社會財富按無產者能生存下去的方式組合重新確立社會主義。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資本主義體系多數國家靠“兩院制，輪流執政”的民主政治保證了資本主義制度長期連續運作，培育選擇了只搞資本主義不搞社會主義的領導集團。社會主義國家遠未找出保證社會主義持續運作的“民主政治”模式。套用帝國主義國家的政治多元化必然是復辟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制度更新靠外部力量改變，社會主義國家多是執政的共產黨內部的背叛者自毀。蘇東劇變的“災難性后果”，對不愿“吃二遍苦”、不愿中國共產黨失去領導地位的人們最深刻的教訓，最有現實意義的啟迪就是：如何不使在蘇聯已經發生的一切災難在中國重現。

　　附錄：美國(中央情報局)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和平演變”戰略的《十條誡命》

　　十條誡命

　　一、盡量用物質來引誘和敗壞他們的青年，鼓勵他們藐視、鄙視，進一步公開反對他們原來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別是共產主義教育。替他們制造對色情奔放的興趣和機會，進而鼓勵他們進行性的濫交。讓他們不以膚淺、虛榮為羞恥。

　　二、一定要毀掉他們的刻苦耐勞精神。一定要盡一切可能，做好宣傳工作，包括電影、書籍、電視、無線電波……和新式的宗教傳布。只要他們向往我們的衣、食、住、行、娛樂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三、一定要把他們的青年的注意力，從他們以政府為中心的傳統，引開來。讓他們的頭腦集中于：體育表演、色情書籍、享樂、游戲、犯罪性的電影，以及宗教迷信。

　　四、時常制造一些無風三尺浪的無事之事，讓他們的人民公開討論。這樣就在他們的潛意識中種下了分裂的因子。特別要在他們的少數民族里找好機會，分裂他們的地區，分裂他們的民族，分裂他們的感情，在他們之間制造新仇舊恨，這是完全不能忽視的策略。

　　五、我們要不斷地制造“新聞”，丑化他們的領導。我們的記者應該找機會采訪他們，然后組織他們用自己的言詞來攻擊他們自己。在一些國際聚會的場所，拍攝照片時要特別留意，這是丑化他們的最佳時機。我們要透過一切可能，讓他們的人民在無意中發現，他們的領導是丑陋的，怪模怪樣的，卑鄙的和污穢的。

　　六、 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傳揚“民主”。一有機會，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無形，就要抓緊發動“民主運動”。無論在什么場合，什么情況下，我們都要不斷地對他們(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權。只要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斷地說同樣的話，他們的人民就一定會相信我們說的是真理。我們抓住一個人是一個人，我們占住一個地盤是一個地盤，一定要不擇手段。我們的商業機構和人員，都絕不能以占據了商業市場為最后目的。因為商業市場會轉眼就失去的，如果我們沒有占領政治市場的話。

　　七、我們要盡量鼓勵他們(政府)花費，鼓勵他們向我們借貸。這樣我們就有十足的把握來摧毀他們的信用，使他們貨幣貶值，通貨膨脹。只要他們對物價失去了控制，他們在人民的心目中就會全垮臺了。

　　八、我們要以我們的經濟和技術的優勢，有形無形地打擊他們的工業。只要他們的工業在不知不覺中癱瘓下來，我們就可以鼓勵社會動亂。不過我們必須表面上非常慈善地去幫助和援助他們，這樣他們(政府)就顯得疲軟。一個疲軟的政府，就會帶來更強大的動亂。

　　九、我們要利用所有的資源，甚至于舉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壞他們的傳統價值觀。我們要利用一切來毀滅他們的道德人心。摧毀他們的自尊自信的鑰匙：就是盡量打擊他們刻苦耐勞的精神。

　　十、暗地運送各種武器，裝備他們的一切敵人，和可能成為他們的敵人的人們。

　　(帝國主義國家從未動搖放棄過顛覆中國包括世界各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立場和行動，從各方面進行“和平演變”和蠱惑宣傳，挖空心思、千方百計的在中國制造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力量和其他力量。美國國家情報機關在其機密“行動手冊”中關于對付中國的部分最初撰寫于1951年，以后曾多次修改，至今共成十項，內部代號稱為《十條誡命》。難道“美中情局”僅就這十條、沒有其它的?反共反社怎能是“美中情局”一家的事?其它機構都是些、都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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