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變局與中國前沿》(中國經濟出版社2012年版)

　　第一章 全球地緣經濟政治格局演變分析

　　19世紀是西方文明引領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在全世界摧枯拉朽、高歌猛進的世紀，待到19世紀末，西方的全球霸權確立，也就是西方文明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衰落的開始。19世紀70年代馬克思主義誕生標志著西方文明的分裂，作為人類社會最先進的政治理論，馬克思主義試圖引領人類在政治上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或轉型，但是由于反動勢力的抵抗，在西歐國家沒有成功。但是資本主義卻自我爆炸，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激化更導致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主戰場都在歐洲，標志著西方文明的沒落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崩潰。其崩潰導致全球地緣政治變局的主要成果，也是馬克思主義引領世界政治轉型的成果，是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和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以及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瓦解。于是20世紀人類歷史得以大踏步前進，特別是20世紀下半葉世界變得比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公平許多，不僅許多原先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人民開始獲得獨立和解放，得以過上人的生活，且日益成為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而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人民的狀況更得到大幅改善，這一切都得益于馬克思主義，都是人類社會階級斗爭的勝利成果。然而，人類歷史的演進并非是線性的，更不是一帆風順的，它取決于全球地緣政治力量或稱階級力量對比。在冷戰錯綜復雜的歷史條件下世界格局發生的長期量變，也是地緣政治力量對比的長期量變，使得20世紀70年代以后東西方地緣政治均勢逐漸遭到破壞，終于導致一場巨大的質變即1991年蘇聯解體。蘇聯解體導致兩級世界格局傾覆，其結果導致歷史大幅度倒退，更為嚴重的是，它所引發的全球地緣政治災難雖然已經相當廣泛、嚴重和驚人，但如果從歷史的眼光特別是“文明沖突”的背景考察，可以說總體上這場人類社會的災難還未有窮期，還剛剛開始。這就使得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以后，增加了許多地緣政治變數，總體上將會更加艱難，更加詭譎，更加兇險。

　　蘇聯解體，歷史倒退，西方國家的政治和學術精英和發展中國家的某些追隨者彈冠相慶，一時間由美國教授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歷史終結”論甚囂塵上。轉眼之間，福山發現不對：歷史還在繼續，于是他自認走眼，收回成論。1991年蘇聯解體，至今正好20年。這20年中，人們先是目睹了前世界超級大國蘇聯的解體、俄羅斯遭到空前巨大的地緣政治災難的重創;不旋踵人們又目睹了唯一超級大國美國由于單邊主義橫行不可持續而從霸主國的巔峰跌落。世界進入以生存大博弈為基本特征的新時代。世界政治多極化進程的本質，表現為兩種地緣政治力量的生存大博弈和與之相適應的兩種基本地緣政治趨勢。(參見本書第二章)

　　20年來世界格局的傾覆、分化和改組，猶如萬花筒，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歷史大潮將尚未完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民族復興剛剛起步的中國推上了世界政治舞臺的中心，不僅如此，中國實際上還成為了全球地緣政治博弈的中心。這一切都來得太快，特別是，這一切的利害不僅關系到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而且對于全球地緣政治力量博弈的各方和人類社會，關系都極其重大。所以，進入世界新時代，世界各國無不高度重視地緣政治，重視戰略，重視經濟和文化也是基于其在全球地緣政治和戰略中地位更加重要。而地緣政治戰略問題，由于西方將“文明沖突”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故對于非西方文明國家和有色人種來說，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重大和緊迫。對中國來說，不言而喻，更是如此。研究和制定戰略，前提就是對全球地緣經濟政治格局演變有一個盡可能科學和靠譜的分析。在這方面，中國特別需要擺脫西方文化、思維方式和理論的束縛，進行獨立思考。

　　第一節 探索世界格局演變的真相

　　工業革命以后，西方國家最終確立了對世界的政治霸權地位，到19世紀末形成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也形成了西方的社會科學體系，亦即形成了西方在全球意識形態領域的霸權。近代幾百年來歐洲白人殖民者殺遍五大洲的有色人種，所向披靡，在此基礎上建立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史無前例的巨大財富堆積，以及建立起世界霸權，不僅將18世紀以前西方人對東方歷史文化的長期敬畏心理一掃而光，而且使其走向另一個極端，滋生了一種妄自尊大和無所不能的心理錯覺。在這種歷史條件下，西方人受到基督教等地緣政治因素的長期影響原本就有的偏執的社會心理和強加于人的傾向，更演變成一種白人種族主義的盲目的優越感。他們對東方特別是對中國歷史原本就缺乏了解，更缺乏正確的理解，流于膚淺，充滿偏見，加以種族主義惡性膨脹和維護既得利益的需要，導致西方的大量著作對人類文明史的描述充斥著精心炮制的謊言和偏見。這方面突出地表現在西方的社會科學著作中，特別是對人類文明史包括世界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領域歷史和現實的描述和研究中，充斥著“西方中心論”。這種情況嚴重地扭曲了歷史本身，貶低了東方特別是中華民族在人類文明史演進中的貢獻，特別是刻意回避和掩蓋了中華文明對西方社會進步乃至在近代崛起中的重要意義和積極作用，也使得人類文明和世界格局演變的基本線索遭到扭曲。當前，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對于近代西方崛起以來幾百年中“由猶太及盎格魯-撒克遜上層精英聯盟組成的近代共濟會，以及以羅斯切爾德、摩根和洛克菲勒三大猶太金融系統金融家族為核心而組成的現代共濟會”在“近代世界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歷史中已有四百年以上的存在”及其“深深影響著歐美以及全世界的歷史”(1)(何新：《統治世界 神秘共濟會揭秘》新版序，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年版)，長期以來被西方國家刻意掩蓋，直到最近幾年才得以在國際上曝光，以致當代人對于所謂“世界內幕”的了解近乎空白。這是令人震驚的，也是發人深省的。當代中國學術研究的最高目的，在于實現中華復興偉業，積極主動地順應和推動世界格局向歷史進步的健康方向演進，為此需要探索世界格局演變的真相。

　　一、“西方中心”是一個被歷史進程顛覆的神話

　　亞洲是人類文明的發源地，直到近代，特別是東亞，在人類歷史和世界五大洲中都長期處于領先地位，連西方文明所依托的基督教，都起源于亞洲。換言之，在歷史上是東方文明為西方文明發蒙，黃皮膚、黑頭發、黑眼睛而鼻子稍扁的東亞黃種人，還有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等，都曾經是白皮膚、黃頭發、深目高鼻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文明引路人，亨廷頓的著作并不諱言這個歷史事實，他甚至坦率地批評說：“現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現代文明。然而，這是完全虛假的同一。” (2)((美)塞繆爾·亨廷頓著，周琪、劉菲等譯：《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2010年版，第48頁)他還引用湯因比在著名的《歷史研究》中的結論說：“歐洲基督教文明作為一個獨特的文明最早出現于8世紀和9世紀。然而，幾百年間，它在文明程度上落后于許多其他文明。唐、宋、明朝時期的中國、8-12世紀的伊斯蘭世界、8-12世紀的拜占庭，在財富、領土軍事力量以及藝術、文學以及科學成就上都遠遠超過了歐洲。”(3)(同上，第29頁)實際上公認的西方文明形成時間為公元11世紀中葉，中國已進入北宋中期。所謂西方文明繼承了古典遺產，那主要是文藝復興以后的事情。如果要將西方文明歷史的源頭上溯到古希臘、古羅馬，也只能說其文明史是斷續的而不是連續的，其斷續時間之久，相當驚人。西方文藝復興運動主要從遺存的歷史文獻中重拾古希臘文明，向歷史接續文明香火，但是距古希臘存在已經一千多年了，這就是西方文明的歷史根基。其歷史積淀其實主要在近代以來。中華文明有五千年歷史，當代考古學的新成就更將其大幅度向前延伸，西方的史學在其社會科學中是最后產生的(19世紀末)，而中國史學如果從孔子著《春秋》(人類第一部編年史)算起，至今也已經兩千五百年了。中華文明兩千多年一以貫之，光彩奪目，引人入勝，令人叫絕，確是并世無兩，獨步全球。但是西方人善于學習異族先進文明，勇于探索和創新，近代以來得以后來居上，其文明也確有獨到之處。這方面最突出地表現在十八世紀歐洲的一些啟蒙主義大師身上，作為西方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代表，他們朝氣蓬勃，充滿理性和科學精神，反倒多不是“西方中心論”者。恰恰相反，由于那是一個由中學西漸所推動的全球化時期，歐洲處于被中國啟蒙的時代，是一個真正理性的時代。令許多歐洲啟蒙大師們(也是基督徒們)極為驚訝的是，歐洲小邦林立，自古以來戰爭不斷，社會非暴力強制(軍隊和法制)便一刻也不能維持，而中國偌大一個幅員相當于歐洲的國家，竟能憑借儒學(不靠軍隊和警察維持)而實行德治，得以持續生存兩千多年而不墜，實在不可思議，令人向往。這些近代早期的歐洲思想家們也頗能見賢思齊，于是不顧宗教束縛，紛紛“改換門庭”。眾所周知的如萊布尼茨、伏爾泰、魁奈、斯密等西方大師級人物，多是孔子、老子的超級“粉絲”：魁奈更被加冕為“歐洲的孔夫子”;而斯密則從老子“無為而治”的中學西譯中得到靈感，創立了“自由放任”學說;而據說伏爾泰先生竟讓家里的耶穌“下崗”，而高掛孔子像每日頂禮膜拜;時值歐洲陷于“三十年戰爭(1618-1648)”，打得昏天黑地，萊布尼茨竟提出要中國政府向歐洲派遣大批儒學“傳教士”，以拯救西方文明;諸如此類，不一而足。17-18世紀的西方國家，尚且懂得向中國汲取精神文化，那是一個理性時代;21世紀西方最強大的美國，只一味向中國要(借)錢，可見當代西方文明的衰落和非理性。

　　西方有感恩節，實際上缺少真正的感恩文化，近代崛起以后，用當代著名法國文化學者安田蒲(Rene Etiemble，1909-2002)的話說，西方對中國忘恩負義。其實這仍是中國觀念，西方文化更沒有“義”的觀念。美國人講感恩，如感謝上帝，實為感謝自己，認為美國的一切都是自己努力得來，不欠任何人的，包括印第安人和華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享喲當代歌德美譽的德國作家海因里希·伯爾說：“一部進步史乃是一部忘恩負義史。后生者只一味地撈取和享用好處，至于曾為好處所付出的代價連想也沒去想。攙和在這種忘恩負義之中的還有愚蠢、無知以及理論家、知識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藐視。”這當然是指西方。近代西方的忘恩負義，主要有兩件大事：一是對中國忘恩負義;一是對馬克思忘恩負義。伯爾說：“沒有工人運動，沒有社會主義者，沒有他們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爾·馬克思，當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生活在半奴隸制的隱郁的狀態之中;沒有斗爭，沒有起義，沒有罷工，這需要發動，需要引導，資本家是連半步也不讓的。”(4)((德)海因里希·伯爾：《假如沒有馬克思》，《伯爾文論》轉引自烏有之鄉網 2008年9月4日)所以，到十九世紀西方國家建立起世界霸權以后，為防止被別人趕上來，乃對于“野蠻落后”的有色人種，實行武力壓制和政治文化欺騙。西方世界霸權建立之日，正需要穿上華麗的意識形態外套，將歷史的真相特別是西方國家主要靠對外發動殖民戰爭和掠奪財富崛起的歷史真相加以掩蓋和“合理”詮釋，以便在全世界瞞天過海，更蒙騙東方，欺世盜名，維護霸權。作為上層建筑一部分的社會科學特別是歷史學、經濟學、經濟史學等等，擔負起為維護西方壟斷資本統治而詮釋歷史的功能，所以百多年來西方社會科學的主流文獻都滲透著白人種族主義和貫穿了“‘西方中心’論”，完全是一件合乎邏輯的事情。

　　說到底，是19世紀以來西方國家的軍事、經濟和政治霸權造就了意識形態霸權，再利用意識形態霸權這種“上層建筑的反作用”來維護其政治經濟霸權。可見，近代以來西方學術率先實行“政治掛帥”。斯大林關于“歷史是由勝利者寫的”的說法，道出了一個事實，但仍是西方觀念。中國史學自“孔子著春秋，亂臣賊子懼”，提倡微言大義，也是繼承和弘揚三代以來先賢的優秀傳統;到司馬遷的《史記》為中國提倡信史的優秀史學傳統奠基。以后雖多是后朝人寫前朝史，即使是官方修史，不免曲筆，也不能完全胡說，與勝利者、失敗者關系不大。西方國家古代無所謂史學，更無這種史學傳統。到了19世紀建立史學，歷史就由“勝利者”任意涂抹了，這種觀點和學風傳到中國，連倡言“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胡適也跟著西方學舌，說“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難怪李大釗先生譏諷胡適是“阿鸚、阿鵡”。19世紀末以來西方的勝利者們用“西方中心論”書寫了全部人類文明史。蘇聯作為歐洲的東方人，對此不忿，曾經以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事業以及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者身份占領人類道德高地，一度擁有西方所無法與之匹敵的軟實力，在社會科學領域建立起強大的“蘇聯學派”，將西方書寫的世界史和全部社會科學多次重寫，在世界社會科學領域形成東西方對抗的均勢(一度占有優勢)，大大削弱了“西方中心論”的影響。即便如此，蘇聯學者仍然不免歐洲文化視角，對中國歷史文化缺乏了解、尊重和研究，導致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能力、智慧以及全球地緣政治潛力估計不足，這也是導致后來中蘇分裂的一個不為人注意卻是一個深刻的歷史文化根源。這方面美國尤甚于蘇聯，某些美國政治家和學者例如小布什總統、福山教授等尤其缺乏歷史感，即使如亨廷頓有較高的史學素養和歷史感，以及有較寬廣的文明視野的人，也難以擺脫西方文化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偏見。蘇聯解體以后，“歷史終結論”喧囂一時，原本在20世紀已經衰落的“西方中心論”一度似乎又像打了雞血一樣，理直氣壯起來。沒想到不旋踵之間，美國的全球政治行情暴跌，在制造出金融海嘯進而引發世界經濟危機以后，即使在歐美國家，要說資本主義制度還有多少“壽命”，也沒有人相信了。而美國金融海嘯，更被國際間視為西方文明崩潰。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夕，布熱津斯基坦承：“美國到處都彌漫著一種恐懼的文化”。(5)((美)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布蘭克·斯考克羅夫特著，姚蕓竹譯：《大博弈 全球政治覺醒對美國的挑戰》，新華出版社2009年版，第2頁)換言之，美國人內心普遍存在一種極度沮喪的心理暗示：“美國(要)完了”。預感到自己“要完了”，所以要拼命找替罪羊，不斷地折騰中國。還是美國人自己觀察得透徹：“從本質上說，責怪中國是一種美國集體自我憎恨(指“美國的決策者和輿論領袖們對于自己在國內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無能感到非常沮喪”——引者)的表現。”(6)((美)斯蒂芬·里克特：《美國和反華主義的興起》，《全球主義》在線雜志2007年11月1日)

　　20世紀以來在東西方學術界，一直有一批具有真才實學而善于獨立思考的學者，他們深邃的眼光很早就洞穿歷史的迷霧，預見到西方文化的沒落和中華文化的復興，如西方有英國的湯因比，東方有日本的池田大作，更早還有辜鴻銘、梁漱溟等文化大師和思想家。實際上，關于西方衰落的爭論和對“西方中心論”的質疑和批判貫穿了整個20世紀以來的世界歷史。這方面最為膾炙人口的在東方有中國的辜鴻銘，在西方有德國學者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斯賓格勒在1918年出版而風靡國際的《西方的沒落》一書中對19世紀以來西方根據“歐洲中心論”構筑的社會科學體系給予了無情的嘲笑：“這簡直就是一個太陽與行星的怪想體系!我們選定一小塊領地作為歷史體系的自然中心，并將其當作中心的太陽。所有的歷史事件皆從它那里獲得其真實的光，其重要性也依據它的角度而獲得判定。但是，這一‘世界歷史’之幻景的上演，只是我們西歐人的自欺欺人，只要稍加懷疑，它就會煙消云散。”(7)((德)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著，吳瓊譯：《西方的沒落》第一卷，中譯本，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23頁)。人類是一種健忘的動物，冷戰的勝利更使得西方人的政治健忘癥達到極點，亨廷頓就指出白人比有色人種更“健忘”，他說西方人贏得世界，從來不是靠思想、價值觀和宗教，而是靠有組織的暴力，西方人常常忘記這一點，而有色人種從來沒有忘記。其實，有色人種不僅“從來沒有忘記”這一點，而且一開始就能洞穿西方文化的肺腑，如辜鴻銘對專程拜訪他的德國學者說，西方無非是一種“機關槍文化”，他直呼西方人是“食人獸”(語出孟子“率獸而食人”)。當年辜鴻銘對中西文化的博學和關于中西文化比較的連珠妙語不知征服了多少西方人，使其成為中國在歐洲的第一文化名人，據說連李大釗先生都對其夸贊有加，說中國五千年文化鐘出一個辜鴻銘，足矣。殊不知，辜鴻銘先生的背后還有一位有趣的高人，即辜鴻銘的“教父”、英國紳士布朗先生。布朗先生是一個具有高度文化修養和深邃的文化洞察力的英國富翁，他曾對少年辜鴻銘說出了他拯救人類的崇高文化理想：“我計劃讓你在德國學科學，再送你去英國學文史哲學及社會學。學成之后，送你回中國，你再把中國的經典著作，背得熟熟的，學深學透。然后，將中國學術思想與歐洲學術思想，融會貫通，得出正確的結論，給人類指出一條光明的大道，讓人能過人的生活!要知道，現在歐洲各國和美國都已經變成野獸國家。他們依仗輪船、火車、槍炮，殺人放火，瘋狂侵略別的國家。最慘的是非洲的黑種人，成千上萬地被抓走，當作奴隸賣給美國。美洲的紅種人，快被殺光，滅種了!我有你的聰明，甘愿做一個學者，拯救人類，不做一個百萬富翁，造福自己。讓我告訴你，現在歐洲國家和美國，都想侵略中國。我希望你學通中西，就是為了教你擔起強化中國，教化歐洲和美洲的重任。”(8)(兆文鈞：《辜鴻銘先生對我講述的往事》，《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轉引自黃興濤著《文化怪杰辜鴻銘》，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29頁)布朗先生的一段話恰恰代表了19世紀末西方有識之士的見解。現在距離布朗先生說這段話，一百多年過去了，百年前是美國人消滅紅種人，進入21世紀，人類的危機更加深重，將是誰人亡國，誰人滅種?深入研究美國的外交戰略和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其中乃有難以對有色人種直言的無限深意。

　　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原本將西方文化優越的神話扔進了大西洋，但是戰后1/4世紀的經濟繁榮和社會主義運動從高潮轉入低迷，使得虛幻的西方文化和種族優越感重新“真實”起來。另一方面，為世人所忽略的一個事實是，經過20世紀上半葉兩次世界大戰和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瓦解，以及隨著20世紀總體上西方持續衰落和世界經濟政治重心持續東移背景下西方社會科學的發展，70年代以來“西方中心論”已經為西方學術界、知識界主流所吐棄，并對世界政治進程發生深刻的影響。這方面陸續出現了一系列有影響的著作，這是近幾十年來代表西方社會科學發展前沿的進步思潮和一種重要的發展趨勢。前德國駐華大使康拉德·賽茨說：“歐洲把先進于他人的優越感建立在自我感覺的基礎上，覺得是它的發明才有了今日的現代世界。甚至在今天西方出版的一些著作中，許多作者仍然不知道，那些他們標榜為西方發明的許多東西，事實上是由中國人發明的。歐洲把它們拿了過來，而且恰恰是通過這種接受才使得歐洲第一次獲得動力，有可能從中世紀躍入新時代。”(9)((德)康拉德·賽茨著，許文敏、李卡寧譯：《中國：一個世界強國的復興》，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5頁)基督教視上帝為地球的第一推動力，賽茨坦率地將中國的技術發明視為歐洲的第一推動力，此說有趣，歷史的發展正在恢復這個有趣的真相。近年來世界著名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依附”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貢德·弗蘭克出版的《白銀資本》一書更是顛覆了以往西方主流學者撰寫的世界經濟史。這本著作以雄辯的事實提出，我們在其中生活的這個世界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從航海大發現直到18世紀工業革命之前，是亞洲時代。確切地說，亞洲，尤其是東亞，是這個時代全球經濟體系的中心。歐洲，在很長時間里實際上是世界經濟的一個次要和邊緣的部分。歐洲之所以最終在19世紀成為全球經濟中心，是因為歐洲征服了拉丁美洲并占有了其貴金屬，使得歐洲獲得了進入亞洲為中心的全球經濟體系的機會，使歐洲有可能站在亞洲的肩膀上，或騎在亞洲的脖子上。(10)((德)貢德·弗蘭克著，劉北城譯：《白銀資本》中文版，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后勒口)他無情地嘲笑西方學者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更看不見公元1800年以前全球經濟的“森林”(體系)的主導力量是中國，“并發現中國在其中的‘中心’地位和角色。”(11)((德)貢德·弗蘭克著，劉北城譯：《白銀資本》中文版前言，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他說：“亞洲，尤其是東亞，是這個時代全球經濟體系的中心。(而)歐洲在很長時間里實際上是世界經濟的一個次要和邊緣的部分”，套用依附經濟學的概念，實際上這是說亞洲特別是東亞處于世界經濟的核心地位，而歐洲則長期處于外圍或邊緣的依附地位。弗蘭克道出這樣一個被蒙塵的歷史事實，如同安徒生《皇帝的新裝》中童言無忌的男孩，令一部分地球人尷尬，一部分人困惑，另一部分人振奮。這是一本世界體系的顛覆性著作，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劉禾教授的話說，“《白銀資本》代表了當今世界體系理論的新的轉折點，它迫使人們重新思考歷史寫作中的成見、偏見和急功近利的偽命題(比如”中國為什么沒有現代化”)。這對中國學界來說，有著特殊的意義。”(12)((德)貢德·弗蘭克著，劉北城譯：《白銀資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封底)值得注意的是，《白銀資本》這樣一本西方學術大家的勇敢、正直而嚴肅的科學探索之作，也是一本為中華復興助推的著作，得以在中國出版，為長期以來混沌迷茫的中國學界吹來了一股強勁的清新的風。這樣一本在歐洲也引起強烈反響的著作，2008年在中國出版后，遭到某種微妙的冷遇，是與國內學術界的生態相適應的。這本書的中譯本前面有一篇貌似商榷，但主旨是批判性的文章，作者一方面有保留地承認“弗蘭克不愧是我們時代最有遠見的學者和思想家”，另一方面又不經論證就斷言：弗蘭克“這個新理論，且不說能否成立，單單是它的大而無當就使它不具有任何實際意義，所以自1993年發表以來并沒有產生多大的反響。”(13)(參見陳燕谷：《重構全球主義的世界圖景》，(德)貢德·弗蘭克著，劉北城譯：《白銀資本》中文版卷首文，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美國華人學者王國斌教授說，《白銀資本》“引起國際學界特別是西方學界巨大的震撼和爭議”(14)(參見該書中文版序言)，且該書獲得了1999年世界歷史協會圖書獎頭獎，何謂“沒有產生多大的反響”?《白銀資本》實際上代表著當代世界體系重心持續東移歷史趨勢下的一種嶄新的學術方向，是這一歷史進程的學術(意識形態)反應，正方興未艾。賽茲尖銳地指出：“歐洲遇到了中國儒家精英們所擔心的問題，開放通往外國的大門勢必伴隨著對自家的文化、道德和政治秩序的沖擊。雖說對波旁王朝統治沒有太大沖擊，但是基督教信仰以及傳統的社會秩序卻隨著外來國家的倫理道德和思想的傳入而遇到了震動，尤其是伴隨著中國文化的傳入，所引起的這種震動。由此直至歐洲在19、20世紀毀滅中國文化的百余年間，中國一直作為現代化巨人籠罩著歐洲。”(15)((德)康拉德·賽茨著，許文敏、李卡寧譯：《中國：一個世界強國的復興》，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48頁)賽茨這里講的是歷史上西方的“中國旋風”。豈只經濟史，整個人類文明史，“西方中心論”都是一個已經被歷史進程顛覆而破滅的神話。如今被湮沒的歷史卷土重來，一些西方人心里雪亮，而正義的人們為之振奮。有趣的是，在最近舉行的一次國際著名學者對話中新加坡學者馬凱碩(基肖爾·馬赫布巴尼)說：“過去200年美國和西方對世界那種難以置信的主導基本上是認為的歷史瞬間。在過去的2000年的1800年中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一直是中國和印度。因此，到2050年或更早，世界頭號經濟體將是中國，第二大經濟體是印度，第三大經濟體是美國。這是正常的事態發展，亞洲的文化復興是21世紀將發生的最大事件。”對此，約瑟夫·奈竟不能置一詞，而選擇了回避。馬凱碩還指出：“美國的軟實力是我們在當今世界看到的，泄氣最快的一個泡沫。這是西方主宰世界的認為歷史瞬間的一部分，但這種軟實力正在快速消散。”眾所周知，奈在不久前剛剛給美國的軟實力打了90分，給中國打了60分，因此對馬凱碩指出美國軟實力是“泄氣最快的一個泡沫，正在快速消散”的事實面前，奈的反應相當尷尬，在無奈之下只好以英國廣播公司(BBC)的所謂民調來搪塞。(16)(參見(美(瑟奇·施梅曼：《實力蹺蹺板》，《國際先驅論壇報》2011年6月24日。《參考消息》7月1日轉載)現在，弗蘭克的觀點已經成為西方許多學者的共識，只是在中國的影響還不夠大。2010年8月美國著名學者和科學家喬姆斯基在北京大學所做了題為《世界秩序勾勒》的演講，他也坦言歐洲占領之前的世界格局和市場是由東方主導的，實為在當今中美地緣政治博弈之際，為中國“給力”。現在許多國際進步人士都在“挺中”，為中國“給力”，與百年前布朗先生對辜鴻銘所說“教你擔起強化中國，教化歐洲和美洲的重任”，兩者之間其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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