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軟實力 決定中國命運的兩種思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版)

　　第二章中國道路和“文明沖突”

　　第二節 決定中國命運的兩種思路

　　近代中國，淪為半殖民地以后，陷入民族生存危機，救亡圖存是頭等大事，顧不上研究西方，或研究很少，只知己不知彼，故挨打吃虧受欺負。建國以后，改革開放以來，由于不同的原因，社會科學研究特別是對西方的研究，受到“左”的或右的思潮干擾。但是總的說來，現在政治清明，眼界開闊，資料豐富，資訊發達，研究條件與前30年不可同日而語，只是許多方面的研究成果與國家的地位和所承擔的任務不能相稱，不能令人滿意。利洛夫說：“在對文明的研究方面，歐洲的左翼學者處于落后狀態。這顯然是由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傳統造成的，因為這種傳統認為，經濟因素在社會發展中起著頭等重要的決定性作用。”(14)這話可能有一定道理，但基本不適合中國。建國以后，工業化是頭等大事，學者有了溫飽，但是苦于運動頻繁，又信息閉塞，特別是文化被革命時期，文化多屬于“封資修”，避之惟恐不及，研究個啥?所以馬克思主義沒怎么用上，怪不得馬克思。改革開放，西方文明久違之后，前者馬克思主義沒怎么用上，此番馬克思主義又被逐漸排擠邊緣化，自由主義盛行，對西方文化幾乎全盤接受，科學研究不夠，導致某些政策偏頗，吃虧較多，也怪不得馬克思。所以，中國人需要反躬自問，別老怪馬克思，或者怪孔子，總之都是前人不好，不反躬自問，這不符合中國文化的作人道理。

　　困惑再到逐漸覺醒的過程。1989年的政治風波并沒有使中國人在政治上和中美關系上清醒多少，不過中共的領袖一直是清醒的。1984年10月陳云同志在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發言后高呼“社會主義萬歲!共產主義萬歲!”這是很不尋常的。全會通過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是一個歷史性文獻。但是對于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等重大政治經濟學范疇的不同理解和解釋的背后，存在著兩種完全不同的經濟改革思路。一種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思路，認為經濟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這種思路在文化上是堅持中國文化本位的思路;另一種思路是名為“補課”實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思路，在理論上導致了后來的新自由主義，在實踐上則是照搬美國模式，在文化上其實是全盤西化的老路。這種傾向的實踐后果，是釀成和激化了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領域的矛盾，是產生北京風波的重要原因。所以，1989年陳云同志特別強調說：“帝國主義本性沒有變”，“這個問題到了大呼特呼的時候了!”(15)1989年11月23日鄧小平同志在會見南方委員會主席、坦桑尼亞革命黨主席尼雷爾時說，針對南方和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冷戰已經開始。(16)80年代的改革成績很大，但是也不免“栽筋斗”，在政治上和基本理論上出了偏差，是一個重要原因;在歷史的大風大浪中執政黨把得住舵，這是中國沒有蹈蘇聯東歐國家覆轍的一個根本原因。但是代價也相當沉重。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句話其實包含了近代中西文化沖突背景下，中國政治文化應對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指導思想、基本經驗和深刻道理，即中國實現救亡圖存進而實現民族復興，在于文化上既要與時俱進，又要守住中字訣，拒絕西方(美國)化。這個中國歷史上優秀的政治文化傳統被中國共產黨加以理論和實踐創新，領導人民成功地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有今天中華復興起步的局面。

　　一、守住“中字訣”，拒絕美國化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著名主張是張之洞在戊戌變法前夕，在中西文化激蕩和醞釀重大變革的時刻，經過反復深思熟慮在《勸學篇》中提出來的。張之洞是晚清新政的重臣，也是宿儒，他內心同情戊戌變法，又深知康有為那套東西操切行不通。在距今111年前的1898年，能抓住中西文明沖突這個時代主題，并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指導思想，這在當時無論如何是一個了不起的理論創新，即使在今天研究中西文化比較的學者看來，也是了不起的思想成就。腐儒和假洋鬼子固不足論，但是真儒能與時俱進，能在歷史關鍵時刻提出救國大思路，實不簡單。無論如何毀譽，實際上“中體西用”和“全盤西化”大體上勾勒出百年來中國思想史發展的基本線索，也是改革開放中決定中國命運的兩種基本思路。新自由主義照搬美國模式，無非是全盤西化的思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中體西用”有沒有歷史和文化上的聯系?這樣講，絕不是貶低現實，而是尊重歷史，尊重傳統文化，尊重前人。這里是就事論事，不涉及全面評價“中體西用”。

　　全球化不僅有一個資本主義的幽靈，還有一個西方種族主義的幽靈。基督教文化是西方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外衣，“以夷變夏”與“和平演變”、“顏色革命”等一脈相承。所謂“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其實背后既有種族主義，也有西方文化。西式自由民主人權之類的普世價值宣傳，本質上都是現代傳教手法。種族主義的撒旦，雖然衰敗，也在收緊全球化的羅網，“文明沖突”一直沒有放松，正在加緊通過西化、分化威脅著中華民族。對此必須加以抵制和反制。1989年陳云同志說：“帝國主義本性沒有變”，“這個問題到了大呼特呼的時候了!”20年以后，在“文明沖突”的嚴峻形勢下，這個問題更到了大呼特呼的時候了!如果在“文明沖突”中不能抵御美國的文化帝國主義擴張，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得以安身立命的傳統文化和60年來的社會主義基業終將失去，那時候國家不存在，生物學和地理學意義上的中國人實際上已經沒有文化意義，其前途就象被沖到海灘上的魚。這是“文明沖突”論的話外音。美國善于搞精神戰、心理戰，實際就是訛詐，其實色厲內荏。伊朗就不信這一套，這與伊斯蘭國家與西方之間歷史上打交道多有關，經驗豐富，也是由于文化、心理比較健康。這次美國金融海嘯，中國輸了一些錢，但是總起來說得大于失。最重要的收獲是三條：一是買到了教訓，新自由主義不僅在發展中國家，在中國，在美國、英國和歐洲都徹底破產。二是徹底打破了一些人對西方文化包括對美國的迷信心理，更加堅定了黨和人民對中國文化，對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有利于各方面的整合;三是在國際上贏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機遇，總起來將加快中華復興的歷史進程。在國際上，中國是輸錢贏道義，是小輸大贏;美國是贏錢輸道義，是小贏大輸，搞不好會把命(美國國運)輸掉了;世界從此加速洗牌。錢是人掙的，輸了錢，買了教訓，以后可以少輸，錢還可以掙;總之，時間對中國有利。

　　當代全球化世界，從民族和文化的角度看，其實與經濟政治軍事態勢一樣，也是相當嚴峻的。對此海外華人更敏感，也看得更清楚。旅美學者唐德剛先生說，戰后正在形成白人對有色人種的包圍圈。印度學者譚中說其實是“圈中有圈”(wheels within wheels)：“這世界‘圈子里還有圈子’，形勢復雜，象鴨子浮水，水面上悠哉游哉，水底下運動激烈。有伊斯蘭教‘圣戰’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和盟友聯合暗地打恐，有反共勢力暗中對共產黨及其它左派政權顛覆、搗亂(包括搞藏獨)，還有經濟殺手。白種人的包袱(指有色人種——引者)一代一代傳遞。有兩條線：一條是為‘西方的俘虜’(指有色人種)服務，用意識形態去同化非白人、非基督教社會;另一條是‘為和平而進行野蠻戰爭’，就象當今的伊拉克戰爭一樣。”(17)亨廷頓1996年明言西方沖突對象是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他認為有朝一日用中文的人數會超過英文，而且“中國的經濟發展增加了亞洲社會同西方——主要是美國——之間沖突的強度”。因此，他甚至預言在2010年可能發生“全球文明戰爭”，甚至“俄國和西方軍隊將開進天安門廣場”。這種預言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重演一場八國聯軍進北京?這種“圈中有圈”的當代各種文明搏弈的大形勢，世界上許多國家都看在眼里，但是許多弱勢民族無力與西方頡頏，拉美左派政府興起就是反抗西方主流社會的趨勢，也是圈中的圈。從全球看，現在是大圈套小圈，小圈要破大圈而突圍，需要聯合起來。聯合就要有旗幟，有頭。中國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決不當頭，是既定國策。但是國策也要與時俱進，靈活掌握，不可拘泥。形勢逼人，形勢喜人。古人有言，不當言而言，失言;當言而不言，失人。當前形勢下，世界各國對中國的期待正所在多有，而且愈來愈熱切;中華復興的偉業，需要世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也同樣所在多有。而且，近幾十年新自由主義風行全球的歷史再次證明“無產階級不解放全人類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仍是真理，無論發達國家包括中產階級在內的大多數人民，還是發展中國家，想關起門來過小日子，做自己的中產階級或小資社會的美夢，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甚至你想韜光，人家不但不讓你養晦，而且要采你的血，補自己的身。

　　近年來關于改革的反思提出兩種改革觀問題，兩種改革觀的背后是兩種文化思路。全球化條件下，世界在經濟上分裂成核心國家與外圍國家、邊緣國家;表現在文化上是獨立文明(主要是西方文明)與依附文明。20世紀初俄國不甘心西化，作西方的附庸，走上獨立發展道路，尋求斯拉夫文化的獨立價值，蘇聯社會主義道路是俄羅斯民族化現代化的特有形式。這條道路原本是正確的，但是蘇聯沒能搞好，半途而廢。前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羅伊·麥得維杰夫指出，蘇聯解體是俄羅斯人的精神崩潰。1991年以后，俄羅斯嘗試走資本主義道路，在文化上只好在資本主義制度上重建東正教文明的現代價值。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伊斯蘭運動，是伊斯蘭世界否定西方化的現代化，尋求伊斯蘭文化的現代化。可見后發國家的現代化，都不甘心于在經濟政治上依附于西方，更不甘心在文化上與西方同化，實際上也存在兩種文化思路。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由于特殊歷史條件發生文化危機。“文化大革命”也是文化危機，是切斷歷史，隔絕西方，從“左”的方面迷失了現代化道路。改革開放以后，國內外有一種不小的力量推動中國以照搬美國為現代化道路，這種新自由主義思路實際上是從右的方面迷失了現代化方向。

　　一個時期以來，滿世界鬧精神危機。一個突出的現象是，西方國家鬧精神危機，高呼回歸東方孔子的口號;而中國鬧精神危機，卻是一些人學美國走火入魔。20世紀中國自由派以美為師，詆毀傳統文化和中國歷史，可是美國自由派卻因“背叛”美國而遭到亨廷頓唾罵。這個例子很有趣。亨廷頓說，美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他們放棄對自己的國家和同胞承擔的義務，吹噓他們對全人類的認同”，亨廷頓罵其行為是對美國的“背叛”。(18)這種思潮在中國也不乏追隨者，有些自由派知識分子或中產小富以后也爭相“去中國化”，向往作“國際人”。殊不知美國自由派知識分子是附在國際壟斷資本集團這張皮上，即使脫離美國，爬上跨國公司這條船，在世界上也是人上人。發展中國家的某些中產或自由派知識分子政治上糊涂，一旦脫離國家民族，作了“國際人”，頓時成為斷了線的風箏。他們遲早會發現，其實根本作不成人，只能作狗，而且不是普通的狗，而是喪家之犬;即使能巴結上國際壟斷資本，也只能作“‘洋’狗”。流亡海外的民運派是新例子(即使有錢流落海外，也強不了哪去)，胡適是最典型的例子。胡適學名洪xing(馬字旁，右辛)，改名“適之”，意為對西方思潮(進化論)“適之”，他早年無意中爆得大名以后被西方在政治上先是利用，后是拋棄，五十年代在美國度過了一段極為落魄而尷尬(屈辱)的日子。胡適是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國際遭遇的一個顯例，現在的自由派無人可以同胡適相比。所以，美國自由派知識分子中流行反對愛國主義，否定國家特性，否定民族自豪感，那是與國際壟斷資本和美國的霸主地位相聯系，尚為亨廷頓這樣愛國的右翼學者所不齒。發展中國家的自由派在國際上哪里有立錐之地?俄羅斯的自由派后來終于懂得這個道理，所以蘇聯解體以后，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過去叫“持不同政見者”，紛紛后悔不迭。索爾仁尼琴回到俄羅斯，終老俄羅斯，其實內心深處不無懺悔。這個教訓中國人應當引以為戒。

　　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戰略，也是全球美國化戰略，正是上演一出“請君入甕”的大戲。所謂全球美國化戰略，是將美國的思想、理論、文化、體制等等按照美國的政治需要加以選擇提煉，通過學術包裝，再貼上全球化商標，通過名人推介和媒體轟炸以及不擇手段的誘導滲透，在全世界加以推廣。這是一套很復雜的“系統工程”，各部分作用各不相同。其中有些東西是按照美國的政治需要加以選擇組合，也就是攙入“三聚氫氨”的政治理論，是為發展中國家洗腦的，例如以“經濟人”理論為基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自由民主人權等等;有的是“去政治化”以削弱對方的思維和防衛能力的，如鼓吹西方文化的“普世價值”，鼓吹純“客觀、中立”的價值;“去政治化”也包括“去民族化”，如大力推廣西方的各種出版物包括教科書，以及將社會主義國家和其它發展中國家的歷史、文化、人物、事件加以歪曲、抹黑乃至妖魔化;又如采用撒旦的手段，千方百計引誘對方墮落的，如大力推動享樂主義、庸俗文化，或顛倒價值標準、制造思想混亂，利用物質、金錢、名譽、地位等等誘餌，無所不用其極;至于通過政治的、學術的、教育的、文化的、外交的種種渠道，乃至使用中央情報局的手段，進行政治滲透，或者干脆制造“顏色革命”、收買間諜什么的，更是美國和西方國家輕車熟路的事業。

　　美國最講政治，上至總統、國會，下至社會各界名流，包括演員、運動員之類，都跟著摻和所謂“民主”、“人權”問題、“西藏問題”等等。賴斯說，發展民主不僅是通向財富和實力的有效路徑，也是保證財富和實力在全社會得以公正分配的唯一途徑。這是瞪眼說瞎話。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歷史，蘇聯東歐轉型國家的歷史和現實證明，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賴斯宣稱，“對美國來說，發展民主是最為重要的。其實，在貧窮和治理不好的國家，惟有推進民主可以啟動和平演變。”(19)這句話不打自招，妙極了。在美國看來，中國這樣窮(按照西方統計，目前中國人均GDP僅為美國的4%)，不是由于近代遭到西方侵略和掠奪，而是由于中國由共產黨治理，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無疑屬于“貧窮和治理不好的國家，惟有推進民主可以啟動和平演變。”小布什總統更說：“反恐就是反共，反共就是反華”，話說到這份上，就說透了，可中國還是有人不明白，不相信，可見西方的洗腦運動確有成效。美國把反華和對中國的十字軍東征掛在布什總統的嘴上，把“和平演變”掛在賴斯國務卿的嘴上，而發展中國家往往對“和平演變”諱莫如深，一些人巴不得“和平演變”，極少數人甚至有恃無恐，煽動非和平演變，惟恐天下不亂。一個時期以來的意識形態領域，真是“亂云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千堆雪”其實多是泡沫，驚濤過后，泡沫自會消散。

　　西方正在逐漸失去對世界資源、財富和權力的控制力，這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大趨勢。正因為如此，西方寄厚望、下大力于西化、分化和演變中國。西方加緊了對世界思想文化的控制，其中既有文化帝國主義包括所謂“普世主義”，又有基督教的擴張。因為基督教和一切宗教都自稱是“普世”的，而基督教又極端排它和崇拜實力，這就必然野蠻地強加于人。只不過歷史上西方國家搞軍事傳教、野蠻傳教，現在是文明傳教，特別是搞非宗教的“傳教”，例如把新自由主義裝扮成學術，捧上神壇，類同傳教。某些諾貝爾獎獲得者來華，如米爾頓·弗里德曼選擇選擇1980年、1988年和1993年三個中國改革的關鍵時刻來華訪問，在他臨終前的《自傳》中稱“對中國的三次訪問是我一生中最神奇的經歷之一”，“我得以有一個獨特的機會從實踐上觀察我們一直在理論上倡導的主張——實施自由市場會同時在繁榮經濟與促進自由兩方面產生作用”。在筆者看來，這不僅不是學術語言，而且純粹是政治語言，甚至近乎宗教語言。在弗氏看來，三次來華其所以“神奇”，是因為他有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布道的目的和教宗的心理。至于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爾罕·帕穆克來華(2008年)，其主張西方“普世精神”的文學語言就更是牧師的語言。一個在東西方文明沖突中迷失了民族自我而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20)一個因自己的作品傷害自己的民族引發爭議、被焚燒、被告上法庭、遭到同胞憎恨而不能在自己國家安全地散步的人，在中國受到追捧，說明了什么呢?與弗里德曼相比，帕穆克已是小巫。

　　西方國家愈是強調和推廣自己的“普世主義”，世界就愈是動蕩不安。20世紀作為兩種主義對抗的世紀，既是人類歷史上最為普世化(美蘇對抗，都認為自己的主義是普世主義)的世紀，也是最野蠻和戰爭最殘酷的世紀。西方把共產主義稱為“紅色魔鬼”，是因為原來只有一個“黑色魔鬼”，“紅色魔鬼”的產生使得“黑色魔鬼”不能天下通吃。當“紅色魔鬼”消失以后，人類最大的危險就是如何防止被“黑色魔鬼”通吃。黑色魔鬼其實不僅是資本主義，更是宗教。沃勒斯坦說：“我們在過去的20年認識到，不能低估宗教對人們心靈的控制，不能低估它們對世界體系的政治控制。”(21)根據美國學者杜維明教授的資料，韓國現在的基督徒已經發展到國民的1/3，正是這20年中發生的事。美國實際上是用“文明沖突”來定義南北分裂和東西文化碰撞，進而來定義中美關系，這是一件嚴重的事情。其實，更嚴重的事情是偽裝成學術的宗教“對人們心靈的控制”，從而“對世界體系的政治控制”。這些在發展中國家有不同的情況，韓國和中國都在東亞，同屬“儒教文化圈”，韓國面臨基督教化，中國面臨美國化，本質上都是一回事。這是當代在全球化掩護下基督教文化擴張和侵蝕“儒教文化圈”的一個驚心動魄的顯例。亨廷頓在1996年發表的“文明的沖突”論，不過是把西方早就在干的事情在他認為適當的時機加以公開的理論表述而已。

　　中國人由于珍視自己的文化，歷史上很早就對“和平演變”或“戰爭演變”之類的政治文化現象有著極高的政治敏感和自覺，宋儒就高唱“夷夏之防”，當時還沒有西方文化(景教來華未流行)，只有游牧文化。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耶穌會士來華傳教，盡管那時候的西方傳教士大都很博學、很規矩，入鄉隨俗，學習漢語，讀中國經典，甚至峨冠博帶，但是中國士大夫還是敏銳地發現其目的是“以夷變夏”，以致明清兩朝無論官方、士林和民間，都有夷夏之防。正因為有強大的歷史文化傳統，儒學深入人心，19世紀中葉以后，即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中國人也只求富強，不甘心西化。百年來的中國政治，一條主線就是爭取和堅持獨立自主，實現中華復興，既不做西方國家的附庸，也不做蘇聯、美國的附庸。改革開放以后，終止“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完全正確。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西方乘機對中國加強滲透，并公開對社會、學術、政治和政策施加影響。1991年蘇聯解體以后國際形勢的迅速逆轉和一個時期以來新自由主義在全球泛濫，中國也深受其害。1992年鄧小平說，西方對中國的冷戰，已經開始。這是近代以來西方思潮和勢力對中國影響最大，造成后果最為嚴重的一次。美國在自身進一步衰落和爆發金融海嘯并在全球放火自救之際，正在加緊算計中國，試圖挾持中國為美國墊背。現在是中國崛起之際，也是中華危亡之秋。人們注意到，2008年以來中國重大會議的開幕式已將“奏國歌”改為“唱國歌”。在筆者看來，在當代世界體系變局和文明轉型中，中國成為中西文明沖突和歷史搏弈的焦點，這是中華復興必然遭遇的正常現象。看透這一過程的政治實質，就知道此乃一百六十年以來一次最具決定意義的歷史拼搏。21世紀初的美國竭力在中國復制蘇聯解體這一重大國際地緣政治事件。目前對中國前景之光明，中外看得較多;中國問題之復雜，處境之艱難，非一般人所能了解和想象。但是中華民族的一個最大的政治優勢，就是有一個代表民族和人民利益的堅強的正確的成熟的執政黨，作為領導核心，所以只要中國上下一體，就堅如磐石，別人沒有地方下蛆，誰也沒招兒。

　　百多年來中國處理中西文明沖突的基本經驗，包括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這方面的基本經驗，從文化意義上說其實就是兩條：一是參與全球化;二是守住“中字訣”。守住“中字訣”，包括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參與全球化，也不是光看洋人臉色，絕對無條件地與國際“接軌”，也要有自己的方式，還要搞點特立獨行、反彈琵琶。例如，建國以后西方搞對華封鎖，不帶我們玩，中國無法參與全球化，但是可以參與“半球化”，搞他個“156項”(“一五”時期蘇聯援建的工業項目)，再搞點原子彈、航天什么的，就有點小家底，可以逐漸折騰了。按照蘇聯的想法，中國沒必要搞原子彈，蘇聯有就行了。后來中蘇交惡，“半球化”也搞不下去了，再回手聯系老美，參與全球化。這次全球化來勢兇猛，由于長期中西隔絕，難免有點急于求成，有點一哄而上，有點無序，囫圇吞棗，不免吞下一些雜質穢物;也不免落入個把陷阱、吃虧上當什么的;諸如此類，發生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不足為奇。中國有今天，能夠在世紀之交驚濤駭浪的大海航行中把住輪舵，韜光養晦，沉著應對，避免了蘇聯和東歐國家覆舟的厄運，歸功于執政黨在關鍵時刻能守住“中字訣”。

　　守住“中字訣”，這在20世紀中國共產黨做到了，既走出了中國自己的革命道路，又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但是其中多少走了點彎路，就是改革開放在一個時期內受到新自由主義思潮不小的影響。其原因之一在于某些學者和官員不能保持中國人獨立正確的思維，出現思維美國化傾向。

　　什么是中國人獨立正確的思維?一是堅持中國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優良傳統，就是洋為中用。不管國外什么思潮理論，中國傳統文化如同彌勒佛的大肚子，大度能容，都給它吃進去，經過胃腸消化，合用的都作為營養吸收;不合用的，一概作為廢料從腸道排出。合用不合用，關鍵看適合不適合中國需要。這就是守住“中字訣”。守住“中字訣”，就有主心骨，對國外學說就會有鑒別，有取舍。在此基礎上進行中西文化融會貫通，進而實現“自主創新”。這是近代以來所有有大成就的中國學者走過的共同道路，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在文化和思想方法上的道理所在。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需要有三個前提條件：首先是站穩中國立場，帶著向西方尋求真理的明確目的去西學中淘金，而不是漫無目的的在西學海洋中漫游、欣賞、看西洋景，那樣不易學到有用的東西;其次是要有傳統文化的根基。沒有這個根基，看西方什么都是好的，香臭不辨，西風一刮到八級就連根拔起。這個教訓太深刻了。再次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根基。這與下面說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是一回事。

　　二是以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理工科的大科學家受大益于辯證唯物主義的，大有人在，如錢學森教授等。社會科學，特別是政治經濟學、國際政治經濟學、國際政治等等這樣帶有濃厚政治色彩(也叫階級性、黨性)的學科，離開馬克思主義，必然接受自由主義理論，結果一定迷失政治方向，難免走上邪路。這不是意識形態偏見，而是因為現在仍然是帝國主義時代，后發國家離開馬克思主義就在政治上學術上迷失方向，認識不到本國利益，在涉及重大價值判斷的問題上得不出正確的結論，也找不到適合本國需要的正確的道路。例如經濟學的分配理論，離開勞動價值論就必然導致要素分配論。要素可以參加分配與堅持要素分配論不是一回事，后者一定導致片面維護資本的利益;而信奉自由主義必然使自己的學問跟在發達國家后面亦步亦趨，根本沒辦法學術獨立。在西強我弱的世界格局中，學術不獨立，如何用西方理論去實現中國崛起和民族復興?筆者曾經說：“在中國，無論居官、經商還是做學問，看大勢都是第一等功夫。特別是居官，在中國居官，如果一味跟著美國人跑，不研究和不順應中國的大勢所趨，人心所向，逆潮流而動，這是大忌。研究社會科學，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也是如此。而環顧全球，看大勢最厲害的方法，還是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主義可以揭示社會發展規律，這是最大的大勢。”(22)馬克思主義著重研究事物的內在的、必然的、本質的聯系，自由主義往往停留于研究外在的、偶然的、非本質的聯系，所以后者對國際問題研究就只能“跑皮兒”，不能深刻，還不如西方的現實主義方法。這就從方法論上決定了高下。這也是至今在西方學術界，即使在近二三十年新自由主義盛行的條件下馬克思主義方法仍然能保持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道理所在，例如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所以，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和軟實力研究，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指導地位，不是包打天下，是方法論基礎、基本理論和方向的指導。

　　三是學習國外一切先進的文化，包括西方文化。國外先進文化很多，不獨西方一途。中國是季風氣候，多風地帶，政治上學術上也喜歡刮風、跟風。一個時期以來學術界專盯西方，這不奇怪;西方又專盯美國，也有道理;美國又專盯自由主義特別是新自由主義一路，結果是走偏鋒。對西方科學需要學習列寧的方法：“不是閉起眼睛不看資產階級科學，而是注意它、利用它，批判地對待它，不放棄自己完整的、明確的世界觀，這是一回事;匍匐在資產階級科學面前，重復馬克思‘有片面性’等等這類具有十分明確意思和意義的詞句，這是另一回事。其次，如果說到‘重復和轉述’，那么‘重復和轉述’柏姆-巴維克和維澤爾和桑巴特和施塔姆勒本身，難道先天地比‘重復和轉述’馬克思更值得注意嗎?”(23)印度旅美學者譚中指出：“當前，中國的弊病在于三點：第一，拼命三郎、急功近利，不按照事物發展規律行事;第二，過分崇洋(也不乏：‘媚外’)，忽略了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智慧;第三，對資本主義的‘狼性’缺乏應有的警惕。”“中國經濟學著作簡直看不到兩千多年的傳統智慧，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的金玉良言，不是提倡貧窮，而是預見到貧富懸殊的嚴重性，受到他們譏諷、貶抑。”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國外學者的意見雖不全面，但是提得中肯，值得重視。

　　二、“Chimerica”的經濟、政治含義和文化含義

　　美圓儲備體系存在問題，就是美圓信譽已經不足以支持以美圓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美聯儲宣布動用3000億美圓購買美國長期國債的惡劣事件，相當于肆無忌憚的公開打劫，鯨吞外國首先是中國持有的美圓儲備。中美經濟關系存在問題，主要是利益不平衡。斯蒂格利茨指出：“在發展中國家自己也非常需要(錢)的時候，幾乎以零利率借給美國數萬億美圓。這反映了問題的實質。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對美國的凈轉移，是外援的一種形式。”(24)國際輿論認為這是“綁架”行為。通過軟戰爭戰勝中國，以中國“孫子兵法”的“不戰而屈人之兵”，兵不血刃地演變(戰勝)中國，或將其納入美國利益的軌道，這是美國戰略，是一種成本最低的也是最佳的選擇。這是美國對付前蘇聯的戰略，現在用來對付中國。奧巴馬上臺，既定戰略不變，這是考慮中美關系一切問題的前提。

　　美國人喜歡創新，經常會提出一些新概念，有時候含有“三聚氫氨”，需要防范。在美國的高層圈子里有一句流行語：“在美國的對華政策中，一些人說好話，干壞事;另一些人說壞話，干壞事;就看你喜歡哪一種。”多年來美國為無法給中國定位而“苦惱”，前幾年佐利克提出了“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的概念，總算差強人意。但是對中國來說，那是一個孫悟空的“緊箍咒”。北京奧運會之前，西方千方百計煽動媒體，發動了前所未有的反華浪潮，妄圖給中國攪局并引發“顏色革命”。轉眼之間，詭計落空，美國自己引爆金融海嘯。西方馬上不懷好意地盯上中國的錢袋。希拉里感嘆“中國已經成為山姆大叔的銀行”，其實山姆大叔更希望中國成為他的ATM(自動提款機)。在召開了多種國際峰會不能如意以后，美國戰略專家托馬斯·巴尼特提出“美國應與中國結盟”，2008年8月美國彼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伯格斯坦提出了“G2”(中美兩國集團)，緊接著哈佛大學教授尼爾·弗格森又別出心裁地發明了“Chimerica”這個概念，豐富”了英漢詞典。最近美國重量級智庫人士布熱津斯基多次向中國提出“G2”建議，基辛格也撰文強調，美中兩國應當成為未來世界格局的核心。

　　“G2”對于美國來說，其實不是新東西，而是故伎重演。20世紀60年代美國與蘇聯兩霸勾結，其實就是一種“G2”模式。當時赫魯曉夫為了討好美國，不惜犧牲中蘇關系。后來蘇聯吃了苦頭，從勾結美國開始，到自己解體告終。這是歷史的前車之鑒。現在輪到美國與中國玩“G2”游戲了。如何對待“G2”建議，根本問題在于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實現中華復興的偉業，還是幫襯美國去實現維護其衰落的世界霸主地位?美國提出“G2”建議名義上是加強中美合作來解決全球性問題，其實是以此為釣餌來利用和誤導中國，真義是借助中國來解決美國自身危機問題。其結果既損害中國的利益、地位和形象，又破壞中國同其它國家之間的戰略合作和世界多極化。實際上近30年來，中美之間的經濟“互動”的結果已經形成了某種中國向美國“輸血”的經濟機制、某種程度的“依附”經濟模式(如外貿)和知識界部分人惟美國馬首是瞻的思維模式。當然中國方面也有所得，例如得到了一些利益，得到了GDP增長，得到了高于黃金率8%的經濟增長率，等等。“中美結盟”、“G2”和“Chimerica”都是一個意思，就是把這種不等價交換和利益不對稱的雙邊模式通過某種形式固定下來，既解救了美國的經濟危機，又徹底堵塞中國自主創新和違背美國利益的獨立發展道路，直到榨干中國的資源和血汗為止，同時破壞中國與其它國家的戰略合作關系。一句話，就是吃定中國。2008年9月美國《時代》雜志的封面標題是“華爾街如何出賣了美國”，副標題為“他們的盛宴，你來埋單”。誰來埋單?包括一些外國銀行。2008年9月25日的美國《21世紀報道》頭版文章標題是“美國發債救市，中國央行的‘囚徒’困境”，副標題為“若聽任發債，央行資產縮水;而阻止發債，經濟風險難測”。這個問題，其實是明擺著的，不需要高深的經濟學說，連外行都看出來了。美國自由派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得意地說：“如果從中國審視美國的銀行危機，一方面令人瞠目結舌，另一方面令人感到沮喪。因為人們難免得出結論認為，美國和中國正在走向‘兩國一制’(two countries ，one system)。”(25)這真是一石兩鳥的妙計，“兩國一制”也好， “Chimerica”也罷，難怪希拉里那么喜歡中國“同舟共濟”的比喻。有一種美國人感興趣的說法，叫“同舟共濟，相救如左右手”，可能是一種趙本山“賣拐”式的“忽悠”。美國作禍，殃及中國，中國首先需要自保，何來“共濟”一說?是何言歟?美國除了二戰期間，何曾與中國“共濟”?“同舟”，就更離譜。總之，這種比喻，不倫不類。美國金融海嘯發生以后，中國繼續增持美國國債，原是一件匪夷所思或不得已的事情，難怪美國人笑稱保爾森兼任中美兩國財長。中國這樣做，應當理解為著眼于大局，算政治賬，大賬。近年來中央一再強調要提高對外開放的質量和水平，這是非常正確的。該堅持的要堅持，該解套的要解套，不解套，不能“自主創新”(該口號絕不僅限于技術)，中華復興就是一句空話。以上所論，還只是就“Chimerica”這個概念的經濟含義而言。

　　“Chimerica”的構想毫無疑問有其國際政治目的。香港媒體的一篇文章揭露說：“在美國高層觀點一致的聯盟中，一項以‘國際社會化’思想為基礎的新的對華政策已經形成。其想法是使中國陷入由國際組織、國際公約和標準構成的復雜的網中。這樣，國際社會化的過程將促使中國遵守國際社會的標準價值觀。”(26)這種政治手法叫“羈縻”，原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和手段，大概西方研究中國文化，被學了去用來對付中國，可謂青出于藍。可見，中國必須竭力避免落入或跳出這張“復雜的網”。其實，在政治上美國最擔心中國兩條：一是國內再出一個毛澤東，或者出一個中國的普京;二是中國與俄羅斯等國家結成反美聯盟。“Chimerica”構想如果成功，就可以一石兩鳥，一勞永逸，所以心機很深。對于蘇聯極其豐富的自然資源，西方垂涎已久。蘇聯解體，北約不敢貿然發動軍事進攻。原本希望葉利欽之后，繼續沒有葉利欽的葉利欽路線，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就可以盡情瓜分和享受蘇聯的資源了。沒想到克格勃勢力興起，出來個普京，其實是低估了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力量。同樣，對中國也是如此，20世紀90年代美國對中國的情況很滿意，如果沿著新自由主義路子繼續走下去，美國在中國就大功告成了。沒想到中國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美國的好夢眼看落空，自己又爆發金融海嘯，形勢危機。于是想出“Chimerica”的辣著，捆住中國手腳，讓十七大路線和中國特色道路落空。在國際上，“Chimerica”成為一大離間計，讓國際上對中國充滿狐疑，“統戰不成”。內外兩方面羈縻之后，中國將內無后勁，外無奧援，復興大業將成泡影。現在的形勢是農夫和蛇纏在一起，需要斗智斗勇。

　　中國周邊國家對“G2”非常敏感，其實是反感。最突出的是俄羅斯，他們驚呼“中國可能成為美國瓜分世界的最佳搭檔”，其實是擔心美國為了自身利益，慷別人之慨，將俄羅斯的利益當作帶肉的骨頭扔給中國。日本也驚呼“中美‘G2’時代拉開帷幕。”實際上“G2”的構想原本就包含孤立中國、離間中國和其它國家關系的意圖在內。所以，中美合作不必戴“G2”這頂帽子，實際上中央對此相當冷靜。歐洲人也認為，無論“(G2)這個籃子多么漂亮，中國也不會把所有的蘋果都放在一個籃子里。”(27)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所長季北慈應邀回答俄羅斯記者提問時也斷然否定中美結盟的可能，而且認為中國只會“更加相信自己，他們不會向西方低頭，而是會加倍努力地捍衛國家利益，為共產黨的生存而奮斗。”(28)可見西方有人能夠讀懂中國。

　　中國古代儒家思想，明言亡人之國，滅人宗祀為不義，又有“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的觀念，由此成就中國文化包容博大的胸懷，中國也成為對異族文化和宗教最寬容的國家。中國古人重視夷夏之防，夷夏之辨，不僅在于自信自己的文化比夷狄為高，也在于堅信自身文化的價值為最。就文化的精神層面來說，這一點至今仍有客觀依據。

　　西方對華戰略，從16世紀末耶蘇會士來華傳教的“以夷變夏”，到20世紀中期的“和平演變”，再到20世紀末將“文明沖突”的矛頭對準中國，迄今提出“Chimerica”，都是幾百年一以貫之的一個思想和戰略意圖：“亡我之心不死”。西方列強對中國予取予求，百年來目的一樣，方法不同，19世紀后半葉是“割肉”。(29)對西方政治圖謀的警惕，并非始自中國共產黨，而是明末清初中國士大夫的一貫呼吁和行動，那時候夷夏之防的提法叫“亡天下”。明顧炎武有言：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30)“率獸食人”，這是自古以來中國人對番文化的深刻理解，所以“亡天下”就是指滅絕中華文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滿口“自由、民主、人權”，可謂“仁義充塞”，然而其“率獸食人”和滅亡發展中國家文化和民族的行徑，由一部美洲紅人史和世界近代殖民經濟史言之鑿鑿，全球化中被“亡天下”的民族不知凡幾，可憐現在只剩下除西方以外的七種文明，美國還要火并。如今，西方國家將矛頭再次對準中國了!筆者這樣說，必有論者以為是昏話，這正是發展中國家的可悲之處。就象近些年來某些人為西方跨國公司的利益極力鼓吹“民族經濟已經過時了”的觀點一樣，似乎民族主義也已經過時了。如果真是這樣，西方發達國家就應該敞開大門，放開移民。西方自15世紀民族國家興起以來，500多年里高舉種(民)族主義旗幟，只不過不斷變換花樣(有時候叫民族主義)，經濟上從重商主義到自由(競爭)主義再到現在的經濟全球化;文化上政治上則更早就有基督教的普世主義，演變為后來的世界主義、大西洋主義，再到現在流行的“普世價值”;背后都是一個民族主義，包含著種族主義。只不過西方的民族主義是在基督教這棵樹上生長出來的蘑菇，盎格魯-新教的民族主義更是這種蘑菇上長出來的蘑菇，更別有一種種族主義劇毒罷了。不斷變換名目的目的，包括妖魔化民族主義的目的，就是對廣大發展中國家進行戰略欺騙和打壓，防止后者窺得發展的門徑，后來居上。為此，20世紀下半葉特別是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乃發動全球化意識形態攻勢來為后者洗腦，也確實取得了不俗的效果。但畢竟只能欺騙于一時，不可能愚弄所有人于永遠。90年代以來世界范圍內興起的反全球化浪潮、反新自由主義浪潮和民族主義浪潮，也都是反美浪潮，實際上標志著一種全球性的民族覺醒。

　　值得注意的是，相反的觀點仍然經常見諸媒體。年終歲尾某報在《本報時評》欄目下發表一篇題為《中美關系是人類歷史偉大嘗試》的文章，僅題目就吸引眼球。文章說：“我們今天越來越多地感受到中美關系的成熟和厚實”，這是因為“這是一場不同意識形態力求和諧共存的偉大試驗”，也是“一場新興國家和老牌帝國力圖在同一個國際體系內和睦相處的偉大實驗”。“中美關系的發展讓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體會到，這的確是一個雙贏的‘游戲’”，“它表明，兩種主義的碰撞并不一定以一方戰勝另一方為結局”，“相反，兩者攜手共進，就可以為世界的繁榮提供強大的動力。”諸如此類。(31)文章的觀點不能代表中國人的利益，甚至不能代表中國多數人的感受，其語言有一種美國牧師布道的味道。問題的關鍵在于，只是“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體會到，這的確是一個雙贏的‘游戲’”，而大多數中國人的感受卻復雜得多。以這次金融危機而言，僅中國對美金融投資的損失就不是個小數，外匯儲備的縮水令人揪心，中國政府公開表示擔心中國在美金融資產的安全。而美國卻步步進逼，大多數中國人并沒有感到中美關系如何“成熟和厚實”，而是感到“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存在”，因此，中國“面臨諸多難題和挑戰”，“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均為十七大報告語)。至于作者將中美關系提升到“人類歷史”的高度，而且接連使用“偉大嘗試”、“偉大試驗”和“偉大實驗”這“三個偉大”，即使比“文化大革命”的“四個偉大”少了一個，還是讓人感到過于虛夸，過于離譜;而且既然是“嘗試”、“試驗”，還沒有成功，似乎不忙三呼“偉大”，更穩妥些。

　　三、中美關系需要“軟著陸”

　　對外開放和獨立自主是一對客觀存在的矛盾。主觀上存在盲目性，缺乏經驗，客觀上有利益沖突，存在陷阱，理論上出現新自由主義偏差，實踐上導致存在某種“依附”經濟傾向，危及國家經濟安全。在這種情況下，有的人還在高呼越開放越安全，表現為國外批評的一種“美國式思維”，其實是一種“依附”性思維。學術文化“依附”是經濟“依附”的反映，或者說是互為因果。“依附”必然導致自主權被侵蝕，到一定程度必將喪失自主權;經濟上喪失自主，學術文化必然有同步反映，最后就是政治上喪失獨立自主。其中的邏輯是必然的，也是為歷史所證實的。學術文化界落實科學發展觀，關鍵在于維護學術文化自主。學術貴在獨立，學術成果貴在有創見，這是中國傳統，也是學統。到20世紀仍是如此，王國維說：“學術之發達，存在于獨立而已。”(32)陳寅恪也說：“吾國大學之職責，在本國學術之獨立，此今日之公論也。”(33)不是說現在中國學術已經喪失了自主權，但是有這種傾向。黨和政府加以糾正，方向明確，政策措施得力，一定會扭轉。學術界無論文理農工醫，都需要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就得念“中字訣”，哲學社會科學界，尤其如此。現代“中字訣”，以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基礎，不念不得了，就會走邪路，上錯船，搞不好就上了美國化的賊船。“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34)中美關系搞得太近，太“纏綿”，理論上不符合中國文化，實踐上搞得太近有利有弊，有時候弊大于利，所以中美關系需要“軟著陸”。

　　1949-2009年60年的中美關系，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兩個三十年。第一個階段是從對抗走向關系正常化;第二個階段是從正常化走向“錯綜復雜而利益失衡的相互依賴”，這里打上引號，是取之于中美學者的成論。2009年起應當進入第三個階段，即“利益均衡的相互依賴”。 “利益均衡的相互依賴”，這是筆者對中美關系實現“軟著陸”的定義。

　　美國自提出Chimerica概念以后，一時間議論紛紛，美國政要很重視，布熱津斯基甚至發表文章說，中美“兩國集團”足以改變世界。這是忽悠，聳動視聽，太過夸張。2008年從8月北京奧運會前到9月金融海嘯爆發，西方國家前后對中國的態度整個是180度大轉彎。從提出要中國出巨資“英雄救‘美’”，到提出中美“兩國集團”，如此器重中國，擁抱中國，中國如無動于衷，不增持一點美國國債，似乎不識時務，也不禮貌，不符合中國文化。如果受寵若驚，樂得屁顛兒屁顛兒地，更不符合中國文化，而且遺笑國際。現在需要搞清楚什么是第三階段中美關系的性質即“利益均衡的相互依賴”，以此確定中國的行止。

　　首先需要明確，中國不可能、不必要也沒“資格”與美國結成“兩國集團”。這里所謂資格，是指資產的“格”，中國人均GDP才3266美圓，與美國不成比例，按照中國文化，不宜“高攀”。30年來中國與美國形成錯綜復雜的相互依賴關系，一方面雙方都從中獲益，但是嚴重失衡;另一方面也超出了中國經濟的承受力，例如中國經濟過于依賴國際市場特別是美國市場，中國的外匯儲備過多地借給美國，不僅造成中國外匯儲備縮水，而且據保爾森說還引發了美國金融危機，諸如此類的關系客觀上已經難以“可持續發展”。雖然30年來中國的國力增長，但是與美國的戰略伙伴歐洲和日本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所以所謂Chimerica或“兩國集團”之類的說法，也只是一說，可以表示中美關系不僅重要，而且還須更上層樓，但是不可作為一個理論概念提出，實踐上更難以實現。此外，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與美國綁成“兩國集團”，利益未必能夠實現均衡，反倒看起來象是“傍”上美國，在國際上也難以自處。

　　2008年10月9日筆者應邀在上海大學作題為《我看美國金融海嘯》的報告時，對國內一些學者盲目主張無條件出資救美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見，提出三項主張“第一，中國不作冤大頭;第二，中國不作宋襄公;第三，有條件介入。”對金融危機不介入，隔岸觀火，不符合中國的價值觀和國際身份;但是盲目參與，既中了圈套，又飛蛾撲火，為智者所不取。

　　冤大頭，是一般都了解的俗語，大頭，即“傻”的意思，北方民間稱“腦袋大”;冤是冤枉，“冤大頭”連用合稱，指又傻又冤又吃大虧者，就是傻到家了，屬于“吃十個豆不嫌腥”的那種傻。東北的干黃豆，生的，吃一個都嫌腥，乃吃十個，豈不是傻到家了?所以，冤大頭不能做。金融海嘯發生，美國立即向中國伸手借錢。美國人是兩只手，一手向大陸借錢，同時另一手向臺灣售武，傳遞的乃是一種武力要挾的信號。中國政府從中美關系和國際關系的大局出發，增持了美國國債，從而一舉超過日本，成為美國第一債權國。美國金融海嘯，中國海外資產大幅縮水，眾所周知，坊間多有議論，香港更是物議沸騰。這次物議主要由美國“兩房”危機(兩房，指美國“房利美”、“房地美”兩家投資公司)使中國投資遭到重創(中國投資“兩房”3760億美圓)引起，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劉夢熊先生乃拍案而起，仗義執言，驚動中樞，影響很大。這次增持美國國債，高層決策，既有大局考慮，也有不得已因素，民間能夠理解。但是對于過去一段時間的海外金融投資，特別是對美國的金融投資，產生巨額損失，某些有背景的學者乃巧為掩飾，有人在中央電視臺節目中硬說大量購買美圓資產是最佳選擇，還說有些人有意見，如果讓他們來做也不會比我們好到哪里，諸如此類，云云。這樣講話，不僅與事實不符，而且有辱老百姓的智商。這里不便對此展開討論，只舉一件眾所周知的事實就足夠了。國內外公認的一個事實是，在國際金融理論方面，中國落后;在國際金融投資領域，中國更加落后，這方面幾乎沒有多少實戰上過硬的高級人才，這是造成近年來海外金融投資屢遭重創的根本原因所在。最近國家某著名投資公司的董事長在香港說，投資“黑石”公司造成巨虧，我們已經不敢在海外投資了。這是實話實說。我們必須有勇氣承認在這方面，我們還不行，只有勇于承認不行，才有可能進步。某些學者不是這樣，不但沒有這種勇氣，乃強詞奪理，巧言令色。正如孔子所說：“巧言令色，鮮矣仁。”(35)

　　“不做宋襄公”，涉及到一個著名的歷史故事，許多人耳熟能詳，這里略作解釋。宋襄公迂腐，不知兵，是歷史上出名的傻帽兒，幾千年來一直被嘲笑，但是歷史上還老出現宋襄公。春秋時，齊桓公稱霸死后，楚國強盛，宋襄公不自量力想稱霸，被楚成王在國際會議上(會盟)當眾羞辱。不久宋國興兵伐鄭，而鄭楚相當于盟國，于是楚國伐宋救鄭，宋國危機。大司馬公孫固勸“釋鄭謝楚，楚必歸”，何況敵強我弱，宋國打不過楚國。這時候宋襄公說：“楚兵甲有余，仁義不足。寡人兵甲不足，仁義有余。”于是命令出兵，大旗上寫“仁義”二字。用仁義打仗，這是一傻。隔水(泓水)開戰，楚軍天明渡河，公孫固說：“楚兵天明始渡，其意甚輕。我今乘其半渡，突前擊之，是吾以全軍而制楚之半也。若令皆濟，楚眾我寡，恐不敵，奈何?”襄公指大旗曰：“汝見‘仁義’二字否?寡人堂堂之陣，豈有半濟而擊之理?”兩軍交戰，不能抓住戰機，枉稱仁義，這是二傻。待楚兵登陸，公孫固再勸出擊，襄公唾其面曰：“咄!儒貪一擊之利，不顧萬世之仁義也?寡人堂堂之陣，豈有未成列而鼓之之理?”不鼓不成列，這是三傻。古人說，一之為甚，豈可再乎?竟有三傻。還有四傻。宋軍大敗，死傷甚重，襄公身被數創，右股中箭，舉國怨聲載道。襄公說：“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這是四傻。所以中國無論如何不應作宋襄公。

　　西方國家掠奪剝削欺侮中國一百多年。改革開放，是中美之間的一次合作，更是命運交關的搏弈，對此一般人并不清楚。中國不挑戰美國，不惜代價向美國輸出利益，希望雙贏，但是人家不買帳，要置你于死地。布什說得明白：“反恐就是反華，反華就是反共。”反共是干什么?就是肢解中國，滅亡中國。“文明沖突論”首先對準中國，意欲何為?對此不能只研究亨廷頓的著作，從字面去理解，還必須聯系文明，聯系歷史，聯系國際政治現實，才能明白其真實思想。近代以來，“文明沖突”絕不限于亡國，還要滅種，滅文明也是滅種，而且比生物學上滅種的意義更深刻。近160年來的中西文明沖突和較量，建國60年來西方對中國的封鎖打壓和圍堵，歷史昭彰。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衰落，對中國又拉又打又下絆，三四十年來費盡心機，設盡陷阱。現在終于自己出了大問題，將大大削弱美國實力。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時機。如果是中國出這樣的事，西方一定落井下石，歷史無數次證明，西方最善于落井下石。中國不是這樣的國家，不會落井下石，但是中國不作冤大頭，不作宋襄公，也不作愚蠢的農夫(農夫憐蛇被蛇咬)，這應當是國際政治的底線。美國最怕中國拋售美國債券，可是債券是投資工具，也不能總拿著，總拿著燙手，買一點，拋一點;再買一點，再拋一點，總是可以的，也是合理的。終不成老拿著，那不就成美國股東了?真能變成股東也罷，就怕變成花紙頭了。

　　第三點，何謂“有條件介入”? “有條件介入”的條件，就是利益均衡。所以“有條件介入”，不僅指國際金融危機，也可以用來思考下一步中美關系“利益均衡的相互依賴”。美國金融危機，引發世界經濟危機。美國是禍首，但是不負責任，自己家著火，乃轉嫁危機，縱火自救，自是一種文化。中國被美國連累，金融和出口遭到重創，但是中國是君子國，不出惡聲，不象美國占盡便宜還倒打一耙。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國基于道義，挺身而出，堅持人民幣不貶值，自己蒙受損失，幫助了亞洲國家。這次金融海嘯，中國也不能袖手旁觀，但是茲事體大，不能盲目救助，要“有條件參與”。條件是要國際話語權，也要維護中國的海外金融債權的安全，要爭取有效的擔保、抵押，或做有效的置換(債權換優質的股權之類)，總之可乘機調整資產結構，減少風險，減少損失，提高效益，維護自身利益。例如美國要求中國增持美國國債，美國有那么多黃金儲備，拿出來作等值抵押，中國盡可以放心增持。乃由一個部長出面告訴中國政府，中國投資美國國債無風險，等于開一紙空頭支票，反倒給中國添堵。擔保如果做不到，那就出讓其它利益。

　　改革開放30年歷史表明，中美經濟關系密切，雖然中國向美國輸送大量利益，但是中國也從中受益;這次美國金融海嘯表明，中美兩國經濟關系過于緊密，過猶不及，也有弊端。主要的弊端，在于雙方的利益不平衡;不平衡，就需要調整;不能有效調整，就不易持久。美國有人將中國外交的君子之風視為軟弱可欺，金融海嘯發生后，美國還向中國傳遞某種以武力相威脅的信號。這就太不了解中國人了，是一招美帝國主義的臭棋。美國朝野公認現在特別需要中國，既然如此，就不能一面求著中國，一面繼續欺負(威脅恐嚇)中國。這成何體統?結果希拉里2009年2月訪華帶給中國的一個“大禮包”，是一個美國繼續向中國提出要求的長長的單子，內容從人權、武器擴散，到要求中國繼續購買美國國債。連美國的多家媒體都質疑這種做法是否得體。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前高級主管格林說，在歷史的長河中，奧巴馬政府和我們這一代人面臨如何應對全球權力從西方向東方轉移(的現實)，所以希拉里的這次對北京的訪問會表現得比較謙卑。美國式的“謙卑”就是拉一個長單子。而中國學者專家則對美國的“長單子”激烈反對，一位專家說得好：“希拉里國務卿應當明白，她不僅要帶一張寫滿要求的紙條來北京，還應當帶一個記錄中國人要求的小本子。這并非中國要挑戰美國，而是要為今后兩國聽懂對方立下更平等的規矩。”(36)

　　布熱津斯基提出，中美“應當超越為化解經濟危機而通力合作的現有需求，擴大并深化兩國的地緣戰略合作。”這包括要中國直接參與對伊朗的對話;參與調節印-巴沖突;參與化解巴-以沖突;探討建立更大規模的聯合國備用維和部隊;參與討論遏制核武器擴散、實現全球零核武器;參與將八國集團改組為十四國或十六國集團;等等。總之，“美國與中國的關系必須是一種全面的伙伴關系，類似于我們與歐洲和日本的關系。”(37)他還說：“所有這些因素都指向一個政治和哲學上的遠大目標。中國強調的‘和諧’可以作為美中峰會的有效出發點。在當今時代，爆發極具毀滅性的‘文明沖突’的可能性不斷增加，所以迫切需要有意識地推動各種文明的切實和解。當選總統奧巴馬在本質上主張和解，所以會感到這項工作得心應手。胡錦濤主席是‘和諧世界’構想的設計者，所以也會對此表示歡迎。我們兩個國家最具打造共同未來的潛力。上述使命值得我們攜手努力。”(38)布熱津斯基是美國著名的鷹派思想家，他的這番講話無論內容、態度和措辭都是前所未有的，但卻是口惠而實不至。首先，中美地緣戰略合作，這是個新提法，美國如有誠意與中國開展地緣政治合作，就應當立即廢止《對臺灣關系法》，而不是搞些別的花活兒;其次，中國并不羨慕歐洲、日本與美國的關系，中國只需要與美國有平等的利益均衡的關系;再次，至于“政治和哲學上的遠大目標”，美國現在說這個，有點不著邊際，需要從身邊的事情做起，否則太空洞。

　　隨著奧巴馬上臺，中美關系也走到了轉折點。美國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必須在政治上回答一道選擇題：美國是繼續追求做世界霸主，還是棄舊圖新，做負責任的世界領袖國家?如果是前者，就必然繼續遏制中國發展。顯然，選擇前者，已經沒有出路;選擇后者，又沒有什么跡象。新加坡《海峽時報》說，這是中美關系的新時代。是不是新時代，關鍵在美不在中。世界正在發生根本轉折，美國不愿意接受改變，還在堅持傳統思維，跟不上時代變化。古人說：“情貴淡，氣貴和。惟淡惟和，乃保其養。”這既是養生之道，也是交友之道。上文說，美國金融海嘯表明，中美兩國經濟關系過于緊密，過猶不及，也有弊端。主要的弊端，在于雙方的利益不夠平衡;不平衡，就需要調整;不能有效調整，就不易持久。所以，中美經濟關系，需要利益平衡;利益平衡，就是“軟著陸”。這樣才關系長久，友誼長存，用現在的話說叫“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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