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上文對美國七十年代以來戰略意圖的分析決不是主觀臆斷，更不是癡人說夢，也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是從七十年代以來美國的戰略實施和在解讀“布什主義”、“歷史的終結”、“文明的沖突”中悟出的結論。

　　進入七十年代的國際形勢出現了總體上有利于美國的復雜情況：蘇聯實際上陷入慢性危機，并日益落入西方“緩和”的圈套；中國陷入“文革”內耗；中蘇沖突一度嚴重到一觸即發；發展中國家出現分化；革命形勢消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經過戰后持續較快發展以后進入結構調整；科技領先、經濟發展、生活提高、福利改善、社會進步等等大大改善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形象，扭轉了二十世紀以來其不斷惡化的政治被動局面。這些復雜情況改變了東西方的政治力量對比，戰略平衡開始打破，國際形勢明顯向有利于西方傾斜。尺蠖之屈，以求伸也。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壟斷資本在政治上的戰略退卻（一退再退）已經差不多一百年了。歷史性報復的機會終于來臨。在這一歷史背景下，七十年代以里根政府和撒切爾政府為代表的西方壟斷資本集團展開了在國際上以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為政治掩護的與“共產主義”的反攻和決戰。其國內政策主要表現為大規模私有化運動和大規模減稅以及削減社會福利，實際上是通過殺貧濟富的改革政策向富豪們“送禮”，其政治實質是資本對勞動的全面反撲。但是，限于條件，還只是反攻而不能倒算，僅僅反撲而已。1982年，里根總統與約翰保羅二世在梵蒂岡簽署秘密協議，相約聯手埋葬“共產主義”，這是美英國際戰略的明證。這一時期美英聯手，借助國際金融機構等組織（包括索羅斯基金等非政府組織），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意識形態上全面加強對蘇聯東歐國家的冷戰和新自由主義滲透；在政治和外交上對中國一面拉攏，一面滲透；對拉美和亞洲等發展中國家通過新自由主義給以毀滅性打擊。經過這一回合較量，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國際戰略在蘇聯東歐國家和拉美國家普遍得手，在中國一度產生影響，終于在八十年代后期受挫。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國際政治形勢發生變化和逆轉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兩極世界的格局本身就是不穩定的結構。美蘇對抗長達半個世紀，消耗了地球上的大量資源和雙方的國力，從現象上看，蘇聯解體似乎美國獲勝，實際上兩敗俱傷。美國的衰落趨勢也正是從六七十年代開始日益顯露，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后美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靠美圓的發行機制和全球輸血維持。美國是撐著衰落的病體，困獸猶斗，在與蘇聯和“共產主義”國家作“世紀的決戰和賭博”，其政治上孤注一擲的性質是明顯的。美國敢于孤注一擲，在于它預先打好算盤：美國搞垮蘇聯東歐以后，可以乘勢“擺平”中國和俄羅斯，至于其它發展中國家則完全不在話下。待美國蕩平世界，轉過身來，西歐必然俯首聽命，而日本經過“廣場協議”的日圓升值，已經擺平。于是，美國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贏家，就可以“通吃世界”。從九十年代初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看，美國在戰術上確實“扳回了一局”。但是它在戰略上輸定了。這是由它的全球化戰略所具有的實際上的“反人道”性質決定的，而且事實證明，美國并沒有那么大的實力。美國已經陷入由它推行的全球化戰略為自己挖下的“全球化陷阱”不能自拔。困獸猶斗。我們且看它如何掙扎，如何收場。

　　二、擺脫世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危機的兩條道路

　　現在來描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危機，已經成為驚世駭俗之論，一定會有人認為是癡人說夢。不是嗎?從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提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帝國主義是“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到斯大林提出的“資本主義總危機”理論，再到毛澤東關于“東風壓倒西風”、“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結果怎么樣，東歐垮了，蘇聯解體了，中國改革了。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依舊“發達”。其實，這些都是現象，不是本質。1982年筆者曾有興趣討論帝國主義的“垂死性”問題，提出不能局限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提出的個別論斷，要承認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壟斷調節對戰后的長足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等等，諸如此類。(13)二十五年過去了，斗轉星移，物是人非，意識形態幾乎翻了個個兒。現在有必要從另一個角度提出問題。任何人都吃五谷雜糧，都有局限性，領袖也不例外。對以上三位經典作家的上述論斷，這里不去討論，只是需要強調他們的論斷無論有幾分對錯，多少都是有歷史依據的，不是無的放失。列寧的依據是壟斷形成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斯大林的依據是三十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的大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毛澤東的依據是戰后五六十年代伴隨著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瓦解和社會主義陣營出現而一度形成的世界反帝、反殖和反對種族歧視的革命斗爭高漲形勢。這些都是歷史事實，不是杜撰。上述三位都是當代世界公認為一流的政治家，對國際形勢都有非凡的洞察力，縱使“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這“一失”中就沒有一絲一毫真理的元素?從歷史的大跨度的趨勢看，從事物的本質看，從他們的論斷所依據的歷史事實看，上述論斷即便失誤，也不能全盤否定。這是因為他們的論斷所依據的那些歷史事實的背后，確實是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

　　普通人是憑感性認識世界和接受真理，遇到復雜的國際政治問題不免有糊涂認識，這不難理解。高級干部和專業人士，特別是許多高級專業人士，既然是“高級”，就需要比一般人站得高一些，看得深一些，遠一些。世間的事務，現象與本質相背離，是一種常態;相一致，是一種變態。這是人們都了解的常識。國際政治，大千世界，一方面無論窮富國家，上至道貌岸然的達官顯貴，下至姿態萬千的蕓蕓眾生，其實每天都需要吃喝拉撒睡，極其世俗;另一方面，國際風云，國際關系，波鷸云詭，瞬息萬變，又極其復雜。惟其世俗，誰都能說上幾句，如同看車的老太太都侃股票，特別是京城的出租車司機，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侃起天下大事來，一口氣能說上半小時，儼然專家。又惟其復雜，國際政治事實上成為難以把握的“真經”，一種進門容易修行難的學問。特別是現如今，物欲橫流，誘惑特多，作學問真的很難。在世俗生活中，人心難免勢利，榮華富貴，人心所向，趨之若騖，雖不能至，也心向往之。說是物是人非，其實千百年來，世道變化大，人心變化小。全球化條件下也時興“傍大款”。美國久居西方世界霸主，又領導全球化，所以“傍”美國這個大款成為某種世界性潮流。問題是，學者一旦傍了大款，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軟，其研究成果的科學性、可靠性就要打折了。所以現如今，這學問難作著呢。

　　資本主義世界的政治危機，始自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的崩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發達國家經歷了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也就是帝國主義階段過渡，正是在這個過渡和危機中，誕生了社會主義的蘇維埃俄國。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高級”就高級在它實際上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是社會主義的歷史入口。發達國家的現代社會保障體系這種社會主義性質的制度正是在這個時期開始形成，這不是偶然的歷史巧合，而是一種歷史必然性，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演變的表現，只是壟斷資產階級自己不自覺，而社會主義者又長期不作此理解，或者不便于這樣概括罷了。由資本的本性決定，壟斷資產階級總體上并不愿意接受這種演變，他們時時刻刻都沒有忘記自己的利益，而且正是為了維護自己的長遠利益，迫于階級斗爭的形勢，不得已作出讓步。這種讓步，客觀上促進了人類社會和歷史進步。

　　恩格斯指出：“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個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14)在形成歷史的合力中，單個意志的權重不同，力的大小和方向不同，社會發展和演進的道路會有很大不同。經過社會主義的長期實踐，現在人們都接受關于社會主義在不同國家可以有不同道路的觀點。實際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歷史演變的過程中也形成了兩個不同的方向和相應的兩條道路。順應歷史潮流和為大多數人謀福祉的方向，向社會主義演進，這是進步的道路。即使它歷經曲折，但注定是最終將取得勝利的道路。西歐在這方面取得了長足進展，而北歐走在歐洲最前列;逆歷史潮流的方向，堅持為少數人的私利而與大多數人為敵的道路，是反動的道路。布什政府正走在這條道路上。這條道路即使得勢于一時，但是注定是最終滅亡的道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也是政治危機)中，羅斯福“新政”和希特勒“新秩序”實際上代表了擺脫危機的兩種政治選擇。前者主觀上是試圖通過政治妥協尋求出路，雖然是一種權宜之計，但是在客觀上為美國的肌體注入了社會主義因素，而且劑量還不小;客觀上也推動美國和西歐國家向社會主義演變。后者是試圖通過暴力和種族滅絕強行在德國和全歐洲推行雅利安人的“新秩序”，進而實現全球的“新秩序”。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也屬于此類。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粉碎了希特勒的夢想，隨著戰后德國的深刻反省和歐洲福利國家的實踐，向社會主義的繼續演進，在歐洲基本上堵塞了把人類再次推進世界大戰深淵的道路。這也是現在老歐洲與美國霸權疏離的歷史根源。戰后西歐國家的政治實踐表明，他們在人類社會進步的一些領域走在了時代的前列。西歐國家的經濟沒有走在最前列，落在了美國后面，這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歐為維護社會政治進步(社會市場經濟模式)付出的代價。

　　由于美國的霸主地位，七十年代以來美國從資本向勞動讓步的權宜之計轉向戰略反攻，導致國際局勢發生逆轉。美國反攻的旗幟是新自由主義，其政策方向，在國內是從羅斯福新政倒退;在國際，在發達國家，是反對福利國家的制度和社會發展方向;在發展中國家，是取消經濟援助，通過推行“華盛頓共識”繼續將其推向“全球化陷阱”;對蘇聯東歐國家和中國，加緊推行和平演變和西化、分化戰略，包括新自由主義和“休克療法”等等。其目的是實現以“美國標準”為標準的的全球化。發生這樣的逆轉，其一是由于在整個二十世紀，掌握政權的壟斷資本時刻沒有忘記自己的利益和野心，他們一直在等待時機。時機終于被等來了，抓住了。其二，少數壟斷資本集團能夠做到這一點，是他們在發展中國家幾乎到處都能找到當地的特殊利益集團與之勾結，沆瀣一氣。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都是家賊引來外鬼，形成國內“鐵三角”與外國壟斷資本利益集團的結盟。其三，除了他們能夠操縱(不完全是掌握)政權之外，還由于他們在很大程度上用新自由主義操縱了美國和全球的主流意識形態。正因為新自由主義重要，有關方面沒有忘記向坐了幾十年冷板凳的新自由主義“先驅”哈耶克教授送去“遲來的愛”(1974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正是哈耶克在三十年代寫了一本攻擊蘇聯社會主義的《通往奴役的道路》，可是他們絕沒有想到，在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指引下，美國最終走火入魔，正如索羅斯所言，將被帶上一條通往毀滅的道路。這真是歷史絕妙的諷刺。福兮禍所伏。在七十年代這一輪經濟全球化中，西歐國家付出了經濟落后于美國的代價，維持了社會進步;美國的科技和經濟走在前面，卻為了霸權正在政治上付出代價，而且將繼續付出代價。蘇聯解體，美國成為最大的受益者。但是卻加速了美國的“瘋狂”和衰落。歐諺說，上帝要讓你滅亡，先讓你瘋狂。 歷史的辯證法真是無情。得耶?失耶?只能“讓歷史來審判”吧。

　　三、“美國夢”與“歐洲夢”

　　美國與歐洲同床異夢，基本上是在六十年代以后。同床異夢的結果，導致歐洲與美國政治上分道揚鑣，走上了兩條不同的道路。

　　“美國夢”中國人比較熟悉，它是指一般說來，在美國，每個人都擁有機遇來追求個人的成功、財富和幸福。現在看來，并不完全如此。在美國社會中，成功與財富是一體兩面，一個人擁有的財富越多，他的選擇就越多，自由就越多，也就越是成功。所以，美國夢的理論依據是個人主義、“經濟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它對他人的利益和感受可以不管不顧，是典型的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的意識形態。它的好處是富于進取精神和充滿活力;它的負面作用是到處引起沖突;它的解決辦法就是物競天擇，優勝劣汰，你死我活。盡管美國人在他們的“定居者”祖先編織的美麗的夢里已經奮斗生存了兩個世紀，但是他們終于發現，他們的國家已經變成一個在世人看來是最自私自利的國家，它的后果到最后就是導致一種“死亡文化”。2007年7月6 日是美國獨立231年紀念日，今年的獨立日使美國人感到格外困惑。在這一天，一個英國記者以直率而不乏調侃的批評筆調來祝賀美國的節日：“美國太愛錢了，它崇拜金錢，把市場當作上帝。美國太吝嗇了，它的捐款比例比其它國家低。美國很粗俗，是個暴發戶。美國的文化地位低下，卻要推行文化帝國主義。美國令人害怕“美國化”。美國傲慢無理，用恩賜的態度對待來自其它文化的‘小猴子’。美國太強大了，它的軍事開支超過了世界上其它國家的總和。

　　美國是個偽君子，它把為自身利益發動的戰爭粉飾成人道主義干預，并用刺刀來輸出民主。美國自相矛盾，它煽動一些不民主國家的‘政權更迭’，卻為另一些不民主國家提供武器、援助和貿易。美國的外交政策出爾反爾，它摒棄了維系數十年和平的‘不先進攻’原則，用沒有任何國際法依據的‘先發制人’取代了‘威懾’。美國與以色列走得太近了。美國抵制多邊決議，喜歡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美國招致歐洲國家的嫉妒，導致他們想要建立一個與之抗衡的勢力集團。美國撞上了磚墻——中國的長城。美國沒能解決伊斯蘭教難題。美國甚至不是一個民主國家，總統大選中44%的投票率就證明了這一點。

　　對美國的指責無盡無窮。為美國說話已經成為一種眾叛親離。

　　美國擁有一套杰出的思想體系，但它已經忘了那是什么，或是忘了應該如何表述。今天的美國是一個睡美人。現在是時候把她叫醒了。”(15)美國是不是睡美人，中國人有不同的“審美觀”，姑且不論。但是這段話至少說明老歐洲人早已很反感美國，以至今天連英國人也看不下眼了。

　　“歐洲夢”是隨著戰后美國夢的退色而由歐洲人逐步作起來的夢。歐洲夢與美國夢的不同，有明顯的地緣政治因素，但是也反映出不同的思維方式和對自己認同的價值觀念、政治理想和生存方式的追求。對于兩者的區別，美國的社會批評家杰里米·里夫金寫道：“人們可以指出為什么歐洲似乎正在率先進入新時代的許多條原因。但在所有可能的解釋里，有一條最為關鍵，那就是我們所珍愛的美國夢本身——它一度是世界所欽羨的理想，如今卻導致美國身陷僵局。美國夢強調每一個人都可以通過擁有不受限制的機遇來追求成功——此詞在美國方言里基本與‘經濟成功’同義。美國夢過于關注個人的物質獲取，而很少注目于更廣闊的人類福祉，因此無法適應一個日益風險化、多樣化和相互依賴的世界。它是一個陳年舊夢，浸透著早已萎謝的開拓意識。而當美國精神正在‘過去’之中疲倦枯萎之時，一個嶄新的歐洲夢卻正在誕生。這個夢想更好地適應著人類旅程的下一階段——它允諾將人性提升為全球意識，以同一個日益彼此關聯的全球化社會合拍。

　　歐洲夢注重群體關系而非個體自治，文化多樣性而非同化為一，生活質量而非只是財富積累，可持續發展而非無限制的物質增長，深度游戲(deep play)而非單調的持續勞作，普遍人權及自然界的權利而非只突出財產權，全球合作而非單邊主義的霸權實踐。”(16)

　　美國人民四百年來(不僅是建國以來兩百年，還要加上“開拓”北美的兩百年)為了實現美國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正因為如此，美國夢對于美國人和世界其它國家和(地區)的人們曾經有過巨大的吸引力。但是，美國夢終歸是一個不可持續的“夢”，它大大透支了全球的資源，它的“紅顏”正在無可奈何地老去。美國夢的幾乎所有優點正在凸顯其缺點的一面，優點永遠同缺點相聯系。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美國夢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后被人為地上升為美國試圖將全球“化”為泛美利堅合眾國的強權政治夢，變成了以西方基督教文化同化世界的殖民文化夢，變成了盎格魯·撒克遜人試圖在所謂“文明的沖突”中發動現代“十字軍東征”，消滅那些實際上被布什政府內外少數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權勢人物視為“異教徒”的有關國家的種族滅絕夢。這樣一來，布什政府實際上就已經把美國帶上了戰前德國走過的道路，一條通往毀滅的道路。美國人民實際上已經成為鷹派的政治賭注和人質。普京總統在2007年訪美之前不久將美國與希特勒德國相提并論，不是偶然的。

　　值得注意和有趣的是，在杰里米·里夫金看來，歐洲夢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有許多相通之處。他不是漢學家，卻推崇中國儒家的天人合一、強調和諧、關注感情、體諒他人的思想。他說：“長期以來，中歐之間共享著某種特殊關系。盡管時有爭執，常常競賽、偶爾拌嘴，我們還是可以公平地說，地球這兩個地區的人民都向對方的巨大成就表示了相當的傾慕。思想和發明在兩者之間自由地流動著，過去五百年間尤為鼎盛。”(17)這段話等于承認全球化以來中學西漸的影響，包括利馬竇等人翻譯介紹的儒家經典和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對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以及對其現代思想發展的深遠影響。里夫金還說：“如今，隨著美國夢開始退色，世界許多其它地區都把目光投向了歐盟和中國，以求汲取21世紀的靈感和引導擁有25個成員國、近5億人口的歐盟，挺身成為有史以來首個跨國政治空間。而擁有13億人口和非凡經濟增長速度的中國，在全球化世界里不容小覷。在許多方面，這兩大政治經濟超級強權的命運都會越來越有賴于他們向對方學習、締結起相互友好之緊密紐帶的開放性，這不僅將有助于提高他們的雙邊利益，也將造福于其他各族人民。”(18)

　　盡管歐洲夢有很多理想色彩，盡管筆者并不認同杰里米·里夫金上述對中歐歷史關系“偶爾拌嘴”(太輕浮了)的描述，但是歐洲夢確實代表了當代歐洲的主流價值觀和政治理想，確實代表了一條與美國不同的道路。盡管歐洲人的歐洲夢不見得情愿戴上社會主義的帽子，但只是意識形態不同，并不影響問題的實質。

　　第三節 若干理論和戰略思考

　　限于歷史條件，1978年以前我們對于現代資本主義難以進行深入的和實事求是的研究。改革開放以來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十來年，我國迎來了“科學的春天”，雖然這期間也有各種干擾，但總的說來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包括對現代資本主義的研究，如同我國的各項事業，在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指引下，取得了可喜的進展。另一方面，西方意識形態的涌入和新自由主義的傳播，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不可避免地使得盲目崇西方的思潮流行開來。而在1989年的北京政治風波以后，特別是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以后，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社會主義成了一個在理論上“說不清楚”的問題，而對現代資本主義實事求是的科學研究不久就被崇拜的浪潮沖掉了。至于后來馬克思主義被許多人放棄以后，這方面的研究就更是江河日下了。

　　社會主義其所以一度“說不清楚”，首先在于對現代資本主義研究不夠，導致對現代資本主義“說不清楚”。對現代資本主義認識不夠，看不到現代資本主義被迫向社會主義演變的歷史進步趨勢，看不到現代資本主義的成就，特別是社會結構、社會制度、國家干預、再分配調節和社會保障體系以及福利國家建設等等，本質上是社會主義的勝利，單純看作是資本主義制度“自我調節”的結果，從而把這些國家百年來的社會歷史的進步都記在了在資本主義的帳上。把社會主義在西方獲得的歷史性成就記在了西方政治帳戶的“資產”和“收益”，而不是記在馬克思或社會主義的政治帳戶上。與此同時，相形之下，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重大曲折引起西方反社會主義的喧囂聲中，在國際和國內的輿論中，在社會主義被“妖魔化”的同時，資本主義更是被一些人美化得無以復加，崇拜得五體投地，這樣就更妨礙了科學認識。

　　現代資本主義是一個重大理論問題，實事求是地搞清楚這個問題，有利于我們清醒地認識當今世界和當代中國發展的大勢，會使我們在許多重大問題上避免陷入盲目性。例如，不理解現代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演變，就搞不清現實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本質上的聯系和區別，就不知道何以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演變，其客觀條件和理論依據是什么，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態勢是什么，時代提出的任務是什么，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究竟是什么?以及為什么“信仰危機”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缺乏依據的?諸如此類，關系甚大。所以，在當前形勢下，為了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國崛起和中華復興的偉大歷史任務，確有必要在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基礎上，先把資本主義說說清楚。說清楚現代資本主義，談何容易?那是一項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巨大的理論工程(不僅僅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工程)，非個人力量所能及。

　　在當代資本主義問題的認識上關鍵還在于解放思想，要突破兩種教條主義，關鍵還是要在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上，繼續解放思想。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指出：“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19)法寶還是那個法寶。但是，現在強調解放思想，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無論環境、條件和內容都發生了很大變化。一個重大的變化是，一方面，一個時期以來，由于“大氣候”的影響、西方意識形態的沖擊和我們工作上的原因，馬克思主義在相當大程度上被邊緣化了。在相當一部分干部和知識分子中，馬克思主義實際上被放棄了。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和中國化進程，跟不上時代發展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發展和改革的政策在相當程度上受到那些與我國國情不相適應的西方理論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對西方理論例如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崇拜，甚至導致在我國實際上一度形成了一種新的教條主義。這是多年來我國發展與改革的偉大事業在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同時，特別是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各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和激化，國內外形勢日益復雜化的一個基本的思想理論根源。正如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奎元同志早在2004年就已經指出：“當前，在意識形態領域要反對兩種迷信、兩種教條主義。”“那種把馬克思主義著作中的一些詞句和個別結論當作教條的傾向，在黨內和社會變革中的影響日漸式微。”“另一種教條主義，是迷信西方發達國家反映資產階級主流意識形態的思想理論，把西方某些資產階級學派的理論甚至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主張奉作教條，這種傾向在意識形態領域以及經濟社會變革中的影響力正在上升。”(20)所以，在當前條件下，解放思想實際上面臨兩個方面的任務。一方面，要從對于西方理論的教條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這是主要方面;另一方面，要繼續從對于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把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推向前進，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推向前進。這方面的教條主義雖說總體上已經式微，但是隨著近年來對改革的反思和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極“左”思潮開始泛起，來自“左”的方面的教條主義有所抬頭。所以真正要在發展馬克思主義和當代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上實現大的突破，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況由于近年來長期積累的各種社會經濟矛盾激化，國際環境也相當嚴峻，思想理論和政策爭論與社會分化和利益沖突糾纏在一起，實際上已經帶有政治斗爭性質，乍看上去涇渭分明，實際上雙方營壘的組成很不簡單，各種思潮觀點和政治目的魚龍混雜，且往往帶有濃厚的火藥味兒，雙方都有一些惟恐天下不亂者。在這種情況下，客觀冷靜、平心靜氣地進行理論探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筆者認為，在當前條件下深入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的歷史演進問題，需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反對兩種教條主義。這就要求我們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原理，又要突破傳統社會主義理論的局限。這就需要重新認識百年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進程，確立如下幾個觀點。

　　第一，進入二十世紀以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發生了一系列極為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所反映出來的這些國家的歷史趨勢總體上是在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是當代發達國家歷史演進的一個基本趨勢。建立社會保障、羅斯福新政、福利國家政策等等，這些壟斷資本政府迫于階級斗爭形勢不得不采取的向勞動作出政治讓步的政策，客觀上成為階級斗爭推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路標。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根本原因，是二十世紀蓬勃興起的社會主義運動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范圍內勞動與資本之間的政治政治力量對比，從而引起這些國家內部社會基本矛盾和生產關系的變化。

　　第二，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也是社會主義的入口。進入社會主義的入口，必然伴隨著壟斷資產階級激烈的反抗所引發的嚴重政治斗爭，他們為了保住自己的政權和政治利益，被迫讓出經濟利益，但是他們時刻沒有忘記從全世界勞動人民手中奪回自己失去的利益。這使得發達國家向社會主義的過渡總體上成為一個很不穩定的隨時可能發生倒退的過程。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壟斷資產階級政府的政治選擇具有關鍵性作用(例如三十年代的羅斯福新政拯救了資本主義)，特別是壟斷資本大國政府的選擇具有某種決定性作用。隨著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后，東西方的政治平衡開始傾斜，勞動與資本之間的戰略均勢遭到破壞，這是二十世紀又一個歷史關鍵時刻，美國連同英國為了“一己之私”，帶頭開了歷史倒車。這也是完全合乎政治邏輯的。但是開歷史倒車的人一定會得到歷史的懲罰和“報應”，一定沒有好下場，這也是符合政治邏輯的。美英的政治家多是基督徒，應當知道“人在做，天在看”的道理，如果對上帝的感受不管不顧，只能證明其宗教的虛偽。美英兩國聯袂上演的這一輪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為全世界社會主義者和所有愛好和平、追求人類進步的人們上了極為生動也極為深刻的一堂國際政治經濟學課。在這一輪世界范圍內資本向勞動的反撲過程中，蘇聯解體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政治力量對比，勞動對資本的地位在一些國家倒退了許多年。世界歷史的倒退使得社會主義中國面臨著某種類似當年蘇維埃俄國的國際環境。這也表明人類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是多么艱難、復雜、曲折和充滿風險的歷史過程。但是歷史沒有終結，蘇聯解體、美英得勢都是“歷史范疇”，人類向社會主義演進的總趨勢如同中國崛起和中華復興，乃是大勢所趨，不會改變。資本主義已經有五百多年甚至更長的歷史，在進入社會主義的入口處發生倒退。從大歷史的角度看，列寧關于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的論斷，不僅沒有過時，相反卻閃耀出思想的光輝。這樣講，雖然已經超出列寧關于帝國主義“垂死性”論斷的原意，但是不影響我們從中得到新的歷史的啟示。相形之下，社會主義實踐不到一百年，正是青少年時期。有道是年輕人犯錯誤，上帝都原諒。所以，如果真正是歷史唯物主義者，一定會坦然面對歷史的曲折滄桑，一定會對自己的信念和對我們的民族、國家乃至人類的前途充滿信心。

　　第三，美國和西歐國家，有其共同利益，又有很大區別。二次大戰以后，美國與西歐越來越同床異夢，七十年代以后美國和西歐實際上已經分道揚鑣，代表了發達國家社會演變的不同方向。美國在鋌而走險，歐洲不愿意把自己栓在美國的戰車上，美國與歐洲貌合神離，已經從暗斗發展到明爭，前法國總統希拉克甚至多次公開表示對美國的失望與寄希望于擁有偉大的東方古老文明和政治智慧的中國。正視這些事實，有重要意義。

　　所以，無視發達國家的歷史演進和戰后歐洲國家的深刻變化，把發達國家看成是鐵板一塊，這種陳舊的理論觀點早已經落后于當代實踐，不僅無法指導我們新時期的事業，搞得不好，還會添亂。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歷史較量，是一盤沒有下完的棋，人類和中國都面臨嚴峻的考驗。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頭腦和足夠的準備。對于美國來說，二十一世紀必須解決中國問題，是十分明確的戰略。對于二十一世紀國際形勢發展的預見，關系到中國的前途命運，這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不斷跟蹤才能作出判斷的大問題。在全球化中發達國家相對比較主動，占盡先機，除了別的原因之外，在國際問題研究上舍得下力，是一個重要原因。

　　世界政治總的走向，世界多極化的格局必將形成，世界經濟政治新秩序將在新的政治平衡基礎上重新建立，人類爭取和平、發展、公正、進步的潮流不可阻擋，。從長期看，社會主義仍然是歷史發展的大趨勢。就今后一個時期的發展趨勢來看，世界市場和全球化發展以及由此帶來的國際剩余價值的轉移，使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基本矛盾大大緩解的局面，自從七十年代以來美英新自由主義的倒行逆施，已經明顯惡化。從現實情況看，由于在當代條件下世界市場的空間還相當大。也就是從理論上說，總體上現代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國家壟斷調節生產關系來緩和國內矛盾的空間也還不小。但是也要看實踐上如何發展。以美國為例，如果國家機器繼續被少數特殊利益集團挾持而窮兵黷武，其政治后果必然是災難性的。隨著內外矛盾的進一步激化，美國的相對衰落不可避免地將會繼續發展。這在相當大程度上取決于美圓的地位，那是美國的命門。從理論上說美國和蘇聯一樣，看起來是龐然大物，可是美國是“人”不是神，如果美圓的金融危機鬧起來，也會致命。所以美國一定會向國際社會轉嫁得很遠，相信美國有這個危機。況且，國際和國內的斗爭形勢發展未必會允許其走政治智慧。二十一世紀初的國際形勢，充滿風險、危機和變數，變數也是機遇。千帆競發，如同九級浪里航船，就看各國如何掌舵了。至于國際形勢發展會不會引起世界范圍內階級斗爭實踐和馬克思主義的復興，這是美國人也在思考的問題。威廉·格雷德先生寫道：“由于新興的工業經濟碰上類似的階級斗爭從而引發了相同的階級劃分，富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又重新陷入資本主義本身的弱點中。將來最大的社會問題就是，資本主義是進行改革從而避免過去的那種限制人類發展、階級壓迫的模式呢，還是可悲地簡單重復馬克思所指出的充滿矛盾和斗爭的社會?全球工業化革命，正如19世紀的工業革命一樣，以其驚人高效的發明，使階級問題進一步尖銳化。因為新的資本組織結構用技術來代替人類勞動，使少數人力能生產更多的產品。因此打破了社會的平衡，使資本家更有利可圖。一方面因為資本家可以在勞動力方面節省投資而獲得更多的利潤，另一方面由于對勞動力需求的降低使得很多人失業沒有工資，這樣就成倍加重了社會福利負擔。因此階級斗爭在許多地方重新上演，只不過再也無法指責馬克思主義了。”(21)今天，對于帝國主義時代的世界政治走向，仍然可以從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家列寧晚年的思考中得到歷史的啟示：“整個地說來，只有根據地球上絕大多數的人終于由資本主義本身訓練和培養起來進行斗爭這一點，才能預見到斗爭的結局。”(22)一百多年來，發達國家已經從自由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本身得到“訓練和培養”，歐洲發達國家已經在向社會主義過渡;拉美國家、東南亞國家、非洲國家更不必說從資本主義全球化和新近的金融危機中得到長期的“訓練和培養”;阿拉伯國家更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受害者;東歐國家已經吞下了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苦果;俄羅斯則經歷了新自由主義和“休克療法”的殘酷“訓練和培養”，欲回到前社會主義蘇聯而不能;中國也在九十年代受到很好的“訓練和培養”;全世界都受到了九十年代以來美國推行霸權主義全球化的“訓練和培養”;可以說，為了拯救自己，也為了拯救人類自身，全球范圍的抵制霸權主義和“各種形式的恐怖主義”的氣候正在形成。

　　注釋：

　　① 斯大林的“資本主義總危機”正是對這段歷史的理論概括，縱使其理論不完善，并不等于沒有歷史依據。后來斯大林連同他的“總危機”理論一起被“妖魔化”，好象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大危機不存在似的。

　　② 俄國“十月革命”和內戰時期的“紅色恐怖”，包括槍斃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的行動，不但沉重打擊了俄國資產階級，也給予西方壟斷資產階級以極為強烈的震撼。這都是西方和平演變的政治背景和動因。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后葉利欽重新厚葬了這個歷史上被稱為“血腥的尼古拉”，這就不僅否定了“十月革命”，連資產階級的“二月革命”和1905年的革命也否定了。這個事件被扯上俄國宗教問題，其實只是政治掩護。雖然這是葉利欽在政治上向美國投懷送抱，但是等于推翻了一百年的俄國歷史，好象歷史上“流血的星期日”(1905年)和尼古拉的暴政不存在似的。對于中國人來說，攫取中東鐵路的筑路權(1894)、強占旅順、大連(1898)、參加八國聯軍逞兇最烈(1900)、在中國領土上進行“日俄戰爭”等等罪行都是這個尼古拉干的，所以他死有余辜。至于槍殺他全家連同孩子確實過分，但這事發生在1918年7月16日，當時帝國主義國家的武裝干涉已經發生，是在“一切為了前線”的戰爭條件下發生的。所以也是西方國家索命，不獨是階級斗爭的結果。而且，歷史證明，階級斗爭一斗起來，你死我活，哪里顧得許多?正如電影《列寧在一九一八》中列寧的一句臺詞所說：“正如兩個人打架，你能說哪一拳正確，哪一拳不正確?”這樣講，絕不是回護過激行為，而是針對那種離開具體的政治歷史條件，甚至離開起碼的民族立場，用抽象的所謂道德標準輕率、隨意地臧否歷史事件和人物的傾向，而這恰恰是一個時期以來西方勢力在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推動的一種值得警惕的，以損害國家民族利益為目的的學術研究傾向和思潮。

　　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832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④(美)威廉·格雷德：《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瘋狂邏輯》，中譯本，第453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⑤同④，第452-453頁。

　　⑥ 同④，第453頁。

　　⑦ 謝韜：《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炎黃春秋》2007年第2期。

　　⑧ 轉引自卞洪登：《資本運營方略》，第227頁，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⑨ 劉福垣：《社會保障主義宣言》第251-252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

　　⑩《論語• 里仁篇》。

　　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2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2）參見俄羅斯外交防御委員會主席謝爾蓋·卡拉加諾夫答記者問。（俄）《生意人報》2007年8月13日。

　　(13)參見鄭彪：《也談“按照列寧的原意認識帝國主義的‘垂死性’”》，《世界經濟與政治》1982年第10期。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97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5)(英)莫里斯·薩奇：《醒醒吧，睡美人美利堅》，《金融時報》2007年7月4日。

　　(16)(美)杰里米·里夫金：《歐洲夢》前言，中譯本，重慶出版社2006年版。

　　(17)同上。

　　(18)同上。

　　(19)胡錦濤同志在中國共產黨十七大上的報告，2007年10月25日《人民日報》。

　　(20)陳奎元：《繁榮發展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2004年4月20日《人民日報》。

　　(21)同④，第526-527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22)《列寧選集》第4卷，第710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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