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方國家“和平演變”剖視

　　《資本論》是工人階級的“圣經”，這是恩格斯的名言。但是如果我們由此認為資產階級不會從這個理論中受益，那就低估了西方資產階級的學習能力和執政能力，低估了資本主義制度自我更新的能力，而且也低估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意義。歷史證明，不僅《資本論》和馬克思主義，而且二十世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理論與實踐，都是過去百多年來西方資產階級提高執政能力以維護自身統治的教科書。向對手學習以提高自身執政能力，來應對社會主義的時代挑戰。從這方面來說，二十世紀西方國家的“學習成績”和制度創新能力是可觀的，而反觀前蘇聯向西方學習和創新則主要表現在科技和軍事等方面，而在具有決定意義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領域，馬列主義理論的創新和制度創新能力相去甚遠。

　　百多年來西方國家的制度創新，主要表現為政府面對無產階級反抗資產階級剝削和壓迫，面對彼伏此起的大規模階級斗爭的嚴峻政治形勢，以及在東西方對抗的巨大政治壓力下，圍繞勞資階級矛盾、社會矛盾所持續進行的一系列生產關系調整所帶來社會制度演進。這實際上就是通常所說的“和平演變”。站在二十一世紀的歷史高度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究竟誰“戰勝”誰，這不僅是一個至今尚無歷史結論的問題，甚至從歷史的角度看，這甚至是一個“偽問題”。而且，究竟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誰“演變”了誰?從歷史上看，其實是社會主義“演變”資本主義在先，資本主義“演變”社會主義于后。兩者是互相演變，既相互對抗、斗爭，又相互依存、合作，最后“同歸于盡”(政治學和社會學意義上的)，走向共產主義。雖是“同歸于盡”，卻是時下流行的說法——雙贏;抑或人類通過無休止的政治對抗和通過正在發生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全球化”，走向毀滅(生物學意義上的)?這是一個大可研究的，很有意思也很有意義的重要問題。

　　第一節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

　　從歷史上看，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在先，否則沒有羅斯福“新政”，西方國家連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大危機都過不去，哪里還有喬治·凱南和杜勒斯的“和平演變”戰略?只不過馬克思原來設想的是“暴力革命”——“戰爭演變”，他沒想到西方資產階級從《資本論》中得到啟示，并有此應變能力，將“戰爭演變”、“流血演變”化解為一場“和平演變”。而且，特別值得重視的是，西方經過一段臥薪嘗膽的“和平演變”(羅斯福新政)，熬過二次大戰前的困難時期而元氣恢復之后，居然能夠“化腐朽為神奇”，將自身“和平演變”的政治經驗提升為國際政治戰略來反制對手，而竟能導致蘇聯解體，坐收“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奇功。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思想、兩種制度的歷史對抗中，原本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前西方國家是處于戰略守勢，甚至在一段時期里相當被動，三十年代簡直就是經濟政治社會總危機。①但是后來西方國家居然能夠反敗為勝，扳回一城。這一段歷史不簡單，從處理階級斗爭、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手法看，其中西方國家政府既有西式拳擊法，又不乏東方“功夫”和智慧。具體說，其中既包含西方國家從重商主義時代幾百年來積累起來的豐富的政治經驗，又有“孫子兵法”之類東方智慧的影子。由此也可看出，在國際競爭中，善于學習，特別是善于向對手學習，有多么重要。無論如何，這段歷史可以引發許多深刻的思考，包含極其豐富和有益的歷史經驗，值得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者深入研究。

　　無論從意識形態還是社會制度的演進來看，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都是人類社會一對難解難分的“連體人”。從意識形態看，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幾乎同時降生于世。空想社會主義原是資本原始積累產生的意識形態，《烏托邦》與重商主義是同時產生的，都是對早期形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內在矛盾的雖不夠科學但又是必然的理論反映。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發現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以后，把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了科學。其所以是科學，不僅在于其理論建樹，更在于它可以成功地指導社會主義實踐。實際上，在馬克思和恩格斯身后，在整個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發展不僅引導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而且對于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甚至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引導了現代資本主義的實踐。這樣講，不是匪夷所思嗎?不是。利用科學的抽象法，站在大歷史的高度，回顧百多年來國際政治的演變，剝去諸如羅斯福新政、凱恩斯主義、福利國家等等國家壟斷調節這些理論和政策的政治外衣，這個觀點是有事實依據的。

　　一、要么“戰爭演變”，要么“和平演變”

　　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兩大發現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之關鍵所在，也是馬克思主義對當代人類哲學社會科學理論的最大貢獻。馬克思正是在發現了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的基礎上，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生、發展和必然走向消亡的歷史規律，從而使得這一理論站在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最前沿。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也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客觀規律。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西方國家，歷史就是這樣提出問題：要么象沙皇俄國一樣，眼看著無產階級通過革命“戰爭演變”成社會主義;②要么“識相”一些，主動地”和平演變“，實際上是采取近代英國貴族對待新興資產階級的政治妥協辦法，但是“成本”要小得多。由此馬克思主義從兩個方向上影響了從十九世紀末以來一百多年的人類歷史進程：一方面是對以蘇聯、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進程的影響，這曾經是一個轟轟烈烈甚至一度是摧枯拉朽的歷史進程;另一方面，在前一進程所形成的巨大的政治壓力之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了避免發生俄國式的“流血演變”和失去政權，開始不斷地吸收社會主義的因素，被迫進行一系列經濟社會改革，這是一個迫不得已的默默的(決不能聲張的)而且被當局和主流意識形態刻意掩蓋(很有效)的歷史進程。在這個歷史進程中，發達國家的全體社會成員都從中受益，既包括無產階級，也包括中產階級，而壟斷資產階級讓渡了一部分經濟利益，卻換得了政治穩定，維持了政權。這個“機會成本”比“光榮革命”要小得多，畢竟只是花錢的事，在全球化條件下，對于壟斷資本集團來說，搞錢和撒錢是相對容易的事情。事物發展的本質往往被現象所掩蓋，特別是由于復雜的政治原因，人們難以看穿歷史的奧秘。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一個時期以來許多人放棄了馬克思主義這一觀察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銳利的思想武器。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經過幾百年的發展，進入十九世紀以后開始發生周期性經濟危機，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日益激化，于是社會主義思想不僅成為歐洲最流行的思潮，而且成為先進人士的社會實踐(歐文等人的社會主義試驗)，甚至成了歐洲上流沙龍關注的時髦話題。這表明傳統意識形態，即認為資本主義是符合“自然秩序”的“永恒”的社會制度這種官方政治信念和意識形態，已經發生動搖。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的《共產黨宣言》正是十九世紀上半葉歐洲工人運動的思想結晶和政治愿望的集中體現。當《共產黨宣言》代表工人階級公開喊出“我們的目的是消滅私有制”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時，說資產階級政府驚恐萬狀，決不是夸張，而是合乎邏輯的歷史事實。待到1867年馬克思的《資本論》出版，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被馬克思無可辯駁的強大邏輯和前所未有的理論形態揭露得體無完膚之時，資產階級當局猶如“于無聲處聽驚雷”，其內心的反應更是可想而知了。馬克思深刻地指出：“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③馬克思的《資本論》堪稱千古奇書，“一語驚醒夢中人”——除了無產階級，還有資產階級，一起“驚醒”。所以，資產階級是與無產階級同時被歷史的鐘聲驚醒，并做出政治上的反應的。

　　雖然是兩大階級在思想上被同時驚醒，但是思想理論要轉變成政治上的實際成果，還是要靠階級斗爭。十九世紀人類還沒有發明物質原子彈，但是精神原子彈已經發明，就是《資本論》。《資本論》“爆炸”于1867年，但《資本論》掀起的巨大的政治沖擊波激蕩了歷史不止一百年。正是由于工人階級的長期斗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蘇維埃俄國建立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才開始先后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標志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開始被迫放棄絕對剩余價值生產。也正是面對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歐洲革命形勢，伴隨著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向壟斷過渡，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開始通過立法手段調節全社會的剩余價值再分配，開始為工人階級建立社會保障。根據美國學者的研究，“現代最早的正式的社會保險制度是19世紀末由俾斯麥制定的(在美國頒布《社會安全法》半世紀以前)，當時俾斯麥正領導著剛統一的德國快速步入工業化社會。‘德國的統一激發了人們的新干勁，引發了新興趣，帶來了各方面的新看法’，俾斯麥曾經說道，‘但是，啊!這個社會問題足以令所有政府都為之戰栗。”④這個“令所有(資產階級)政府為之戰栗”的問題就是十九世紀遍及歐洲和北美大陸的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德意志帝國成立是在1871年。無論如何評價德國這一段“鐵血”歷史，作為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德國容克資產階級的政治家俾斯麥能在德國崛起之初，在兩次大的戰爭之間(1871年普法戰爭結束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喘息時期內進行了包括建立社會保險制度的一系列勞動立法，盡管目的是壓制和緩和當時的德國工人運動，但是畢竟開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現代社會保障制度之先河，這無論如何也是德國資產階級做的一件有政治遠見的“善政”。俾斯麥的勞動立法被包括馬克斯·韋伯在內的德國新歷史學派的“講壇社會主義者”吹捧為“社會主義政策”，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在政治上起到了維護資產階級政府統治的作用。這是歷史事實。但是，俾斯麥的政策確實對于緩解階級矛盾起到了作用，所以才能夠為歐洲各國效仿，而且在當時西方各國都起到了相同的作用，這也是一個歷史事實。勞動立法雖然是階級斗爭的產物，也是在向資本主義制度體內“注射”社會主義因素，有進步意義。歷史進步，向哪里進步?當然是開始向社會主義進步。二十世紀的福利國家理論和實踐也具有某種進步意義。所以，站在二十一世紀的歷史高度，破除意識形態的偏見，承認壟斷資本主義改進社會公平的經濟社會改革實際上具有某些社會主義因素，這是實事求是，是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

　　剩余價值理論誕生以后，一百六十年來不斷受到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和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惡意攻擊和批判。前者出于政治原因的攻擊姑且不去理睬。對于后者，其實，即使剩余價值理論真的不那么完善，例如忽視了所謂“企業家才能”的貢獻也好，忽視了人力資本的作用也罷，其實這些“問題”剩余價值理論都可以回答。前者如果是資本家本人，在C+V+M里M得到回報;后者如果是“白領”，在“倍加的”V中得以實現;如果有股份，可以參與M的分割。這些都已經無關宏旨。因為勞動價值論已經由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提出了，馬克思又給予了科學解釋，所以剩余價值理論只要大體上說清楚資本家的剩余價值M來源于工人的可變資本V，工人階級的活勞動在生產過程中不僅創造了自己的生活資料價值V，而且還創造了資本家的剩余價值M，再說清楚勞動和勞動力的區別，工資是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生活資料的價值以及說明兩種剩余價值生產方法，做到這些，在政治上對于工人階級爭取自身利益就足夠了。所以，研究馬克思主義，需要首先從政治上著眼，須知馬克思研究的政治經濟學，是指導革命實踐的理論。否則便成吹毛求疵，實際上是不懂馬克思主義，不懂它是干什么的。這樣講決不是說馬克思主義已經窮盡了真理，或者不需要“與時俱進”，實際上恰恰相反。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發達國家的階級斗爭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工人階級通過不斷地斗爭逐漸得到了自己創造的全部的V，還通過國際市場機制得到來自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半外圍和外圍國家的一部分剩余價值轉移，甚至還可以享受發達國家政府通過實行高額累進所得稅和高額遺產稅等手段建立起來的，由再分配體系支撐的現代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在這種歷史條件下，發達國家的社會結構逐漸發生了改變，中產階級的人數大大增加，社會結構由金字塔形逐漸改變為紡錘形。給了社會成員這些利益，歸根結底并不是由于發達國家政府的意識形態改變，而是出于政治利害的考量，壟斷資產階級政府發現用再分配來“熨平”經濟周期和“政治周期”，向勞動作一些讓步，“花錢買穩定”，總體上對資本有利，總比失去政權或分出一部分政權要好。資產階級政府在這樣做的時候是出于被迫，他們或許沒有意識到(即使意識到了，結果也是一樣)自己是在向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中不斷注入社會主義因素，這就在客觀上推動了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制度向社會主義演變。

　　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進程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是百多年來國內國際勞動與資本對抗的結果，這一演變進程大體上與這一對抗的形勢演進相一致，共進退。階級斗爭，一個含義非常明確的概念，現在通常被稱為“搏弈”。從世界范圍看，自馬克思的《資本論》問世以來，勞動與資本的斗爭，也就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歷史性“博弈”大體上經歷了三個歷史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紀初。這個時期的基本特征是，隨著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向壟斷過渡，“曼徹斯特資本主義”的“鍍金時代”已經成為歷史，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連資產階級自己也感到不能“容忍”，也痛感資本需要節制，對壟斷需要“調節”。社會主義思潮在西方國家大行其道，階級斗爭更迫使發達國家政府改變其“資產階級守夜人”的消極被動立場，開始積極地通過加強立法、反對壟斷以及加強再分配來調節經濟政治關系，主要是勞資關系。

　　這一時期社會主義思潮在美國流行，不是筆者杜撰，而是歷史事實。當時最有影響力的美國思想家、《進步與貧困》（《Progrees and Poverty》）一書的作者亨利·喬治（Henry George，1839-1897）便是這一時代美國意識形態的靈魂。正是在這種形勢下，爆發了社會主義的“國民運動”（The Populist Movement），誕生了“社會黨”（Socialist Party）。而領導該運動的政治領袖德卜（Eugene Victor Debs，1855-1926）被推戴為社會黨參加1912年大選的總統候選人，而且聲勢逼人。這次選舉，雖然德卜沒有當選總統，但是這次運動和選舉在意識形態上對美國政治發生了深刻的影響。

　　雖說“現代最早的正式的社會保險制度是19世紀末由俾斯麥制定”的，但是實際上隨著歐美主要國家反壟斷措施的出臺，建立社會保障也已經成為大勢所趨，只是在西方各國都遇到壟斷資本特殊利益集團的強烈抵制，各國的步調不一。面對《資本論》的巨大威力和實踐后果——國際工人運動和社會運動普遍高漲的形勢，具有“光榮革命”的政治妥協傳統和豐富政治經驗的英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府被迫實行戰略退卻。他們無疑“悄悄地”研究借鑒了《資本論》，認識到為了維護私有制政權的根本利益，資產階級只“吸血”不“出血”的時代就要結束了，為了壟斷資本集團的“根本利益”，他們不僅必須向勞動人民支付全部勞動力價值V，而且需要通過改變稅收制度將資本的一部分私人積累轉化為社會積累，需要讓渡一部分剩余價值，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為工人和勞動人民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本質上是用資產階級自己的錢（剩余價值和資本積累），為資產階級自己的政權“買”政治保險，如同資本家化錢買財產保險、人壽保險一樣，無非再加一道政治保險，而且動用的錢有限。財產險、人壽險過去是由資本家自己上，分散上，這回是由資產階級政府代上，“集體上”，而且“政治險”實際上是一種“綜合險種”，很劃算。如果不“買”這道“綜合險”，無產階級的風險很大（有工作，就有飯吃，還可能是半飽；沒工作，就得扎脖；老弱病殘，只有等死。既如此，不如跟著共產黨革資產階級的命），資產階級的風險更大：既是要革資產階級的“命”，看樣子是非要與自己拼個魚死網破，最后不要說血流漂杵，重演尼古拉二世為代表的沙皇俄國地主資產階級覆滅的悲劇，就是重演法國大革命也受不了。于是歐美各國資產階級政府一面通過軍警繼續鎮壓工人階級，一面采取措施完善立法，迫使壟斷資產階級作出政治妥協和讓步政策，實行戰略退卻。這在資本主義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由此開了現代資本主義通過國家壟斷調節生產關系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先河。對于西方資產階級來說，這是一場由外部階級斗爭引發的本階級內部嚴重的政治斗爭，其性質和意義不亞于“光榮革命”。發達國家普遍實行的通過征收高額累進所得稅和高額遺產稅來調節生產關系，這是直接照搬《共產黨宣言》。1890年美國頒布《反托拉斯法》，是防止自由競爭導致壟斷和壟斷資本無限制地“大魚吃小魚”；通過立法限制工作日和初步建立社會保障，是迫使資本家在經濟上放棄絕對剩余價值生產并讓渡一部分剩余價值，是在政治上向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作出讓步，初步建立起壟斷資本統治下的社會公平。這些做法，實踐上是受到階級斗爭的巨大壓力，理論上是被迫接受《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等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教訓。正因為這種歷史性的讓步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在資產階級統治集團內部，這個過程也是艱難的，充滿斗爭的，也是有反復的。但是畢竟收到了初步的政治效果，畢竟工人階級的收入有所提高，工時有所限制，勞資矛盾有所緩和。這場資產階級內部的“革命”，在西方各國的發展很不平衡。美國由于歷史原因，情況更糟一些，起初大資產階級根本不買政府的帳。例如1890年美國頒布《反托拉斯法》，1895年美國最高法院在著名的“美國訴奈特公司”一案中公開站在大公司的立場，使《反托拉斯法》成為一紙具文。經過政府的持續不妥協的努力和壟斷資產階級內部的激烈斗爭，壟斷資產階級終于讓步。總的說來，經過這一段法制改革和經濟關系調整，歐洲自由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已經開始初步得到改革。隨之而來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得資本主義國家疲憊不堪，國內外的各種矛盾更加尖銳，這也為以后的社會改革和演變準備了條件。

　　第二個時期是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世界資本主義大危機到二戰結束后的六七十年代。這是現代西方國家和平演變的重要時期。這個階段國際政治的基本特征是社會主義不僅從理論變成了現實，而且從一國發展為多國，形成了社會主義陣營，或說形成了社會主義世界體系。這是二十世紀西方國家繼俄國十月革命以后遭受的又一個沉重的政治打擊。這個時期，蘇維埃俄國經受住了嚴酷的內戰和帝國主義國家的聯合絞殺，不僅抗了過來，而且煥發出令西方資產階級“老爺們”難以置信的生命力。蘇聯的誕生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勞動人民地位、生活的空前提高和忘我勞動的精神面貌，蘇聯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以及中國等落后國家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陣營空前壯大，加以戰后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瓦解給予西方國家以第三次沉重打擊，等等，這一切都對西方國家產生了強大的政治影響，并在國際上形成有利于革命的形勢。

　　在這一政治背景下，一方面，社會主義運動和革命形勢給予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府以巨大的外部政治壓力。另一方面，三十年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歷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它宣告了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模式的徹底崩潰，本質上是資本主義制度面臨空前嚴重的政治危機。在這種條件下產生的凱恩斯經濟學和羅斯福新政吸收了社會主義思想和蘇聯計劃經濟理論和實踐經驗，這是禿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這才應當是凱恩斯經濟學被稱為“革命”的真義。“凱恩斯革命”不僅真的是革“命”，而且是“借刀殺人”，是借社會主義之刀，革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命，目的在于拯救資產階級國家政權的政治生命。但是這樣一來，等于在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上捅出了一個大窟窿：如何自圓其說？需要實行“緊急修復術”。于是玩了個障眼法，發動宣傳機器齊聲鼓噪，說是凱恩斯發展了資產階級經濟學。一切都是在資本主義的旗幟下進行的，把羅斯福“新政”這種本來是具有社會主義因素的改革記在資本主義的政治帳戶上（財務上這叫“記花帳”），說成是資本主義制度的“自我修復”。這種典型的意識形態上的矯情和指鹿為馬，是統治階級在政治上失敗的表現。至于這是借“社會主義之花”，獻“資本主義之佛”，則絕口不提。提了，戲法就漏了，所以萬萬不能提這茬兒。西方國家不提這茬兒，是有難言之隱；可是，社會主義國家偏偏也不提這茬兒，看不到或不承認其“借花獻佛”，也似有“難言之隱”。于是，正中下懷，歷史的馬虎眼就此打過去。現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了，美國人自己也開始承認，“福利國家是在社會主義和自由資本主義兩者中尋得的一種基本上折衷的嘗試。羅斯福‘新政’拯救了受到左、右翼夾擊的美國資本主義。而援助計劃和勞動法的實施是為了在不破壞資本主義活力的前提下，消除自由企業所帶來的社會影響——貧窮、失業和家庭離散。”⑤

　　美國如此，歐洲國家大同小異。可見，在三十年代發生的歷史上空前的大危機、大災難、大慘禍的背景下，資本主義制度得以挽救，資本主義模式由此進一步發生重要變化，其基本原因是以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形態和羅斯福新政以及其它發達國家的類似政策的形態，“大劑量地”向當代資本主義體內注入社會主義因素。由此，經過戰前的“新政”和戰后凱恩斯主義和福利國家政策的普遍的進一步的發展，主要是西歐和北歐國家在向社會主義演變過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當代社會模式。對這些模式起什么名字，叫什么主義，貼什么標簽，或者是不是社會主義，不同人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標準，不同的主張，所以眾說紛紜。這些都可以爭論，但是有一點難以否認，西歐特別是北歐模式中包含了大量社會主義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象羅斯福推行的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新政”（例如社會安全法）不僅并不完全是強制推行的，而且受到若干壟斷資本的超級財團如杜邦（du Pont）公司、通用電氣（GE）公司以及那些具有改良思想的投資銀行家的強有力支持。即使在希特勒法西斯占領下的法國，在戰時，政府也實行了養老金、普通家庭補助和經濟技術專家監管制。⑥這些制度由當時的法國傀儡政府頒布，但無疑是得到法西斯德國認可的。這些制度在政治上是為了籠絡人心，這毫無疑問。可是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所沒有的，它反映出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即使是法西斯政府也不能無視社會保障了。由此可以推論，新自由主義在西方發達國家也必然是短命鬼，希特勒做不到的事情，別人也做不到。

　　二次大戰以后，美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霸主國，財富和權力極度膨脹。可是冷戰也成為促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向福利國家演變的重要因素。為了防止工人階級“赤化”，需要擴大公共支出。在冷戰的政治大氣候和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空前巨大的政治壓力下，凱恩斯主義、馬歇爾計劃和福利國家政策的長期實施，使得發達國家經濟增長和人均收入增長很快，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進一步完善，特別是在西歐和北歐國家的高額累進所得稅（稅率最高達到60%到70%）和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得以建立，大大縮小了貧富差距，不同程度地實現了社會和諧。這些都是事實。但是，無可否認的是，這一切也是在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壟斷資本所攫取的剩余價值全球化（全球剩余價值分配卻是限于西方國家，而且肥水不流外人田，嚴格控制移民）這一條件下實現的，是以戰后“南北問題”日益嚴重為背景的。這方面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世界政治地圖上可以看出，歐洲地處美蘇對峙的洲際導彈之間。在地理上越是靠近蘇聯的西歐和北歐國家，其福利國家的水平就越高，而這種福利國家的“邊際效益”隨著地理上的距離越是向西，越是遞減，到了美國，雖然不是趨于零，反正是另一種模式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地緣政治上的差別，是導致戰后美國與歐洲同床異夢，以致后來在政治上分道揚鑣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西方的社會學中，福利國家政策被認為是一種向廣大中下層社會成員的一種社會賄賂行為，用以削弱強硬的左派的政治影響力，就是筆者所說的那種“買保險”思想。在二次大戰以后，西歐國家的意識形態發生不小的變化，社會民主和社會公平意識得到廣泛認同。鑒于戰爭的教訓和向傳統文化、傳統價值觀回歸，社會意識形態普遍認為在工業社會已經不能無視多數人的利益，否則社會可能同歸于盡。這是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得以在歐洲獲得普遍認同的一個思想基礎。在這種條件下北歐一些國家實際上已經演變成為歐洲的特殊的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需要指出，首先，這些國家“和平演變”為社會主義，是以戰后東西方的政治對抗和美蘇洲際導彈的對峙為條件的，也就是說是以二次大戰的慘禍和勞動與資本的國際政治斗爭為背景的。離開這些大的歷史條件，這些國家向福利國家的演變，是難以設想的。所以，這種“和平演變”與“第二國際”主張的“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是根本不同的。后者實際是主張資本主義國家可以“自發地”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實際上，離開俄國十月革命以來世界格局翻天覆地的政治變化，“自發式的和平演變”根本是不現實的。

　　2007年有一篇關于民主社會主義的文章引起爭論。該文作者認為，二十世紀“是一場評選最優社會制度的模特大賽”，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制度、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制度和以瑞典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之間的和平競賽。“競賽的結果是民主社會主義勝利，既演變了資本主義，又演變了共產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正在改變世界。”⑦這種文章不是學術討論，而是嘩眾取寵的政治“噱頭”。且不說將三種社會制度比作“模特大賽”，政治上極不嚴肅，遣詞也過于輕佻，作者似乎是以模特裁判的眼光來判斷社會制度，難怪在網上激起公憤。這個觀點的要害在于完全違反歷史事實。如上所述，在福利國家基礎上產生的民主社會主義，本身就是和平演變的結果，也是美蘇對抗的結果。說民主社會主義演變了蘇聯，不僅是倒因為果，也是違反國際政治常識的。這篇文章的要害在于主張中國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老實說，北歐模式好，中國學不了。其原因很簡單，發達的社會民主制度與發達的經濟發展階段相匹配，中國與北歐國家的經濟發展階段相差太遠，就西方人重視的人均GDP而言，差一百年以上。不但中國學不了，俄羅斯也學不了。最有條件學習北歐模式而偏不學的，偏要學習“羅馬帝國”模式的，是美國。所以，在筆者看來，在當前國際政治形勢下，忽悠中國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的，無論主觀上動機如何純正，如何熱愛民主，客觀上都是幫助美國隊往中國大門里踢“烏龍”。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報告提出“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等有關闡述，已經對此作出了明確回答。

　　北歐國家都是些小國，而且處在北約范圍內，也就是處在西方政治體系內，在國際政治上的影響力和活動空間有限，因此這些國家的政治演變也是不穩定的。單純從國內政治和社會制度上看，很難否認北歐這些小國具有社會主義性質，但是在國際政治上，它們又屬于西方范疇。這是一個奇特的事實。根據恩格斯關于“歷史合力論”的思想，歷史的合力無疑也包括小國。隨著蘇聯解體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這些國家出于自身的利益考慮，其社會政策方向和政治取向也可能發生某些變動。但是，那里的社會物質基礎已經相當先進和雄厚，社會制度和社會民主主義思想（歐洲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念以及人們的生活方式已經根深蒂固，發生象美國那樣的大幅度倒退也是難以想象的。

　　其實，對于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早在半個世紀以前西方國家不僅公開承認，而且頗為自得地向社會主義國家示威呢。據披露，1965年西方國家在美國費城召開會議，發表《資本家宣言》，提出：“借鑒社會主義人民當家作主的經驗，實現股份制的人民資本主義；借鑒社會主義福利制度的經驗，實行從生到死包下來的福利資本主義；借鑒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經驗，實行國家干預的計劃資本主義。”⑧羅斯福“新政”三十年以后，“資本家”吐了真言。可是，這三個“借鑒”所體現出來的思想是多么熟悉，這簡直就是晚清魏源所提出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現代翻版！《資本家宣言》顯然是對著《共產黨宣言》來的，是要以學習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來對付社會主義國家。1965年，正是中蘇公開分裂的時刻和中國“文革”前夕，這個歷史背景，這個漁翁得利、得了便宜賣乖的《資本家宣言》，真讓人感慨萬千。歷史證明，資本主義是個老奸巨滑而又能夠忍耐、善于學習和應變能力很強的對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資本主義最虛弱的歷史時刻，它靠學習社會主義抗過來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是社會主義最困難的歷史時刻，中國靠“韜光養晦”的傳統智慧和堅韌不拔的發展和改革也抗過來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中華復興，正方興未艾。

　　第三個時期是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這一時期又以蘇聯解體為界，可以分成前后兩個階段。這一時期的基本特征是東西方對抗開始激化，戰略平衡隨之遭到破壞。先是蘇聯“勃烈日涅夫主義”在國際上的四面出擊，后來陷入阿富汗露出破綻；其后是以美英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集團開始反制蘇聯，并通過推行以新自由主義為掩護的全球化戰略在世界范圍內向勞動發起卓有成效的反撲。請注意，這里使用反撲而不是進攻一詞。從世界范圍看，在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里，國際壟斷資本在勞動人民有組織、有理論和有強大國際政治后盾的反抗面前處于局部退卻、戰略相持狀態，不僅如此，在這種長期相持狀態中，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本身被迫發生和平演變，這是違背壟斷資本利益的，也是被迫的。特別是美國發起反撲，也是為了挽救自己衰落的霸權。美國在自己的歷史“下降通道”中發起反撲，其戰略思想是試圖在自己徹底衰落以前打敗對手，再通過打掃戰場、通吃世界建立新的霸權秩序，撈回成本。所以，時間對美國不利，這是美國的一個戰略弱點。這一點與抗日戰爭中日本的戰略地位不無相似。世界都需要在戰略上看穿這一點，戰略上美國并不可怕。美國人靠榨取世界資源和以美圓發行機制剝削世界，過慣了舒服日子；美國人又最惜命，最怕死。美國的好日子已經結束。而且，美國由于政治上的狂妄，已經在伊拉克陷入可怕的泥潭，正在揮霍和消耗自己的實力和在全世界的影響力，已經露出疲憊、頹勢甚至敗象，而對東亞明顯表現出鞭長莫及之感。但是美國擅長搞心理戰和金融戰，近年來美國同伊朗之間的心理戰已經打出很高水平，最近美國透露要對伊朗發動“閃電戰”，以便在三天內徹底消滅其全部軍事力量。這是否還是心理戰，抑或是戰爭升級，相信還是前者。美國要真敢打伊朗，那就是真的瘋了，不是壞事。

　　1991年代初蘇聯解體以來，兩極世界格局遭到顛覆，催生了美國建立單極世界的政治狂想癥。但是美國沒有通吃世界的實力，也從來沒有在現實中建立起單極世界，那只是一個政治狂想癥催生出來的一個政治泡沫，只是全球化諸多泡沫中的一個泡沫。認為美國戰勝蘇聯以后建立了單極世界，既是美國吹起來的泡沫，也是國際思想界的一個誤判。當代世界，任何國家都沒有獨霸世界、通吃全球的經濟政治軍事資源和能力。

　　三、“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元人趙孟府(兆頁)娶妻，其妻管道升作一詞。詞曰：“你濃我濃，忒煞情多;情多處，熱如火;把一塊泥，捻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碎，用水調和;再捻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古時候名人多半就是實打實的名人，泡末較少，趙孟fu(左兆右頁)就是一例，連老婆都造詣頗深。這首詞很形象，且生動有趣，故流傳至今。雖說是一首情詞，古為今用，也可翻出政治意義。

　　我們不能無視、甚至也不應低估資本主義進入壟斷以后百多年來，特別是二次大戰以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進程所具有的政治意義。實際上，這些國家盡管各自所處的條件不同，相互之間的差別很大，但是總起來說，同十九世紀相比都已經有霄壤之別，經過幾代人的和平演變，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無論在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領域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對此，筆者的朋友，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劉福垣研究員有一段比較深刻的概括。他說：“資本主義初級階段即私人資本主義時期的大多數剝奪者，在生產社會化過程中，不斷轉化為被剝削者，消失在生產社會化車輪之下，社會資本向更少數人集中。個人資產的數量已經超過個人支配的能力，被以更大規模、更復雜的社會形式運營，私人占有的個人意義逐漸被社會意義所代替，為個人積聚財富的微觀剝削行為在宏觀上逐漸向為社會積累轉化。以全面推行高額遺產稅為標志，私人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基本實現。于是私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就轉化為社會主義社會經濟形態。這是一個經濟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是不可阻擋的客觀規律。”⑨這段話關于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生產社會化過程中隨著私人積累向社會積累轉化，私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在向社會主義經濟形態過渡的看法，筆者是贊成的。但是說“以全面推行高額遺產稅為標志，私人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基本實現”，筆者認為不可僅以遺產稅一個經濟指標就定了乾坤，還必須考察勞動人民的政治地位和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社會主義不僅表現在國內的經濟社會公平，也要表現老百姓在政治上真正有權力和地位(選舉權是虛偽的)，還要表現在國家在外交政策上維護世界和平、正義和促進人類社會進步。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畢竟是世界和平、人類進步事業的“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負有國際主義義務。以美國政府的自私和不負責任以及侵略成性的外交政策，無論如何實行高額遺產稅，都只能是帝國主義國家。

　　當代發達國家的經濟基礎都是混合經濟，生產和資本的社會化程度已經是高度全球化了。跨國公司的觸須幾乎無所不在。資本對勞動的剝削，也是全球化的。而剩余價值的分配和再分配卻基本上還是限于民族國家的范圍。如果發達國家能夠促進分配和再分配全球化，把巨大的財富通過壟斷資本的全球調節用于世界和諧、發展、和平和人類進步事業，資本全球化造福于全人類，如果美國等發達國家能帶這個頭，那可就功德無量了。在后工業時代用“高技術”手段包括現代金融技術手段從全世界各個角落盤剝來的巨額剩余價值和財富，被發達國家通過現代稅收包括稅率驚人的遺產稅、累進所得稅等手段納入其以財政為主的社會再分配系統，在一些發達國家成為建立發達的社會保障和福利體系的強大經濟支撐，成為其向社會主義演變的物質基礎。但是在美國，卻成為推行霸權主義對外政策和窮兵黷武的物質基礎。而美國恰恰是西方國家的政治領袖，是帶頭羊。所以現在西方國家這個“羊群”究竟在政治上向何處去，已經出現混亂。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畢竟人類社會二十世紀這一百年不會白過，社會主義思想的長期傳播和浸潤使得發達國家的意識形態，包括一部分超級富豪的價值觀念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例如，遺產稅的稅率在一些發達國家高達60%以上，這在我們這里看來不僅高得驚人，而且簡直不可思議。而這在發達國家已經實行幾十年了，這主要也是富人接受，特別是許多超級富豪們接受。遺產稅，而且不讓他繳納還不行，去年曾有一百六十多美國巨富上書布什總統反對取消遺產稅的動議，就屬此類先進人士;或者，也不用繳納什么遺產稅，因為那畢竟是身后的稅，象比爾·蓋茨夫婦正值青春年少“等不得”，干脆就捐作基金，立馬就能造福社會。用中世紀的標準衡量，這些人是超級騎士(風度)。用現代標準衡量，客觀上這就是社會主義者。歐文是社會主義者，為什么這些富豪不可以是呢?你說他是社會主義的同路人也可以，其實沒啥區別。高額累進所得稅和高額遺產稅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稅種。資產階級原是資本的人格化，當資產階級的高額收入和遺產通過稅收手段從私人資本積累轉化為社會公共積累而用于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時，這些巨額的剝削收入就已經通過財政“洗”干凈了，其人格也得到某種提升和升華。可以說，高額累進所得稅和高額遺產稅是發達國家政府通過立法手段公開為資產階級“洗錢”(另一種“洗錢”)，不管錢是什么來路，只要進了國庫，造福社會，就都是一般等價物，沒有“黑”“白”之別。至于納稅人，很可能不信仰社會主義，他們多是基督徒或天主徒，他們在做出這些善舉的時候，心里可能想著上帝，或是想著回饋社會，為了民族國家，為了自己后人健康成長，總之壓根沒想到社會主義。但是沒有關系，他們這樣做的結果是推進了社會公平，促進了社會向社會主義發展和演變。與此同時，他們的靈魂得到升華，上了天堂。共產主義也是天堂，與上帝的所在，是一個地兒。所以，有什么關系呢?

　　對財富的態度，其實中國人原有很好的傳統。中國古代優秀士人的傳統，對富貴的態度并不虛偽，儒家對富貴的態度是既追求而又淡定從容的，講究個“道”，承認“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⑩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僅愛財講道，破財也講“道”，所以每逢國家民族臨難，毀家紓難者，歷代皆有之。這就不僅是講“道”，還講“義”了。這個優秀傳統，一直傳承到二十世紀，李大釗一代仁人志士和中國共產黨的“開黨”開國元勛，都有“鐵肩擔道義”的氣概，而且言出行隨，以身殉道。可惜這個優秀傳統傳到今天，已經象許多珍稀動物如大熊貓一樣，瀕危了。今人大多由于“進化”而太“聰明”，愛財完全不講“道”。所以，我們不僅需要向古人學習取財之“道”，而且也要承認歐美國家由于向社會主義的長期演進，其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也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不光是現代市場經濟成熟發達，不在于自由放任，而在于壟斷調節;經濟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先進，也不在于“經濟人”意識，而在于對財富和社會公平、公正的態度。當然，這也是由于社會發展階段不同。歸根結底，我們現在還是一個小生產占優勢的國家，一個人均GDP二千美圓的窮國。我們跨入了社會主義的門檻，但是這也只能縮短而不能跨越經濟社會的發展階段。我們需要研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演進的歷史和經驗，這是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社會歷史的參照系。

　　從二十世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演進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曲折發展以及經濟改革歷程來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實際上是經歷了一個“把一塊泥，捻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碎，用水調和;再捻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的歷史過程。當然這是一個國際國內的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過程。這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至于這個政治斗爭歷史過程究竟有多長，誰也回答不了，反正歷史沒有終結。馬克思早就指出：“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⑾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種主義、兩種制度最后的歷史演進結果，必然是同歸于盡的。之后的社會形態將是世界大同，是“環球同此涼熱”，馬克思主義者稱之為共產主義。因為社會主義終究只是一個過渡性的歷史階段。既然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終將同歸于盡，豈不就是“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嗎?

　　不難看出，上述一百多年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演進的過程，實際上是與世界范圍內勞動與資本力量對比的消長變化、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力量對比的消長變化相一致，共進退的。在這個歷史進程中，由于復雜的原因，戰后美國與歐洲在政治上已經日益分道揚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實際上已經分裂（歐元問世表明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上的分裂）。英國實際上是夾在美國和西歐國家中間。雖然近年來在布什政府的影響下，西歐右翼勢力抬頭，但是未必能堅持長久。美國與老歐洲政治上的疏離，使得“西方”這個作為二十世紀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國際政治概念實際上正在淡化，“西化”作為我國的政治概念的內涵實際上已經越來越變為“美化”即“美國化”。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模式經過百年的歷史演變，使得歐洲某些發達國家實際上已經具有某些社會主義性質。叫社會民主主義也好，社會市場經濟模式也好，或別的什么名稱也好，本質上具有某些社會主義性質。對此需要我們從事實出發，而不是從本本出發，在理論上給予認識。這一學術上的突破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至于在理論上如何概括，在政治上、對外政策上如何處理，是另一個問題。這也恰恰說明當代歷史條件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歷史演進過程中，也在分化。弗里德曼說，這證明了資本主義具有“自我修復”能力。試問，如果沒有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來自內部的階級斗爭和外部社會主義國家的巨大經濟和政治壓力，資本主義國家根本不會有“自我修復”的意愿，何來修復能力？如果都向左修復成北歐模式，阿彌陀佛，世界就走向和諧了。如果都向極右修復成“布什模式“，人類就只有毀滅了。所以這種話只能騙騙沒有政治經驗的人。說到底，這種“自我修復”，固然表現出壟斷資產階級政府圓熟的政治手段，也是為了防止釀成重大政治后果甚至變生不測。從這個意義上說，凱恩斯主義是一種現代資本主義自我拯救和向前演進的政治經濟學，這種自我拯救和向前演進的方法論實質是向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汲取營養，具有歷史進步性質。而新自由主義是一種復辟十九世紀自由資本主義模式的政治經濟學，具有反歷史潮流而動的性質。應當承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生產關系的調節具有歷史進步意義，其經驗也值得今天我們借鑒。但是同樣重要的經驗是，這種全社會范圍內重大政治經濟社會關系的調整，是在政府主導下實現的，而不是市場自發調節的，其中在關鍵時刻最高領導集團的決心和意志具有重大意義。正是在這個關鍵的政權性質上，存在著發達國家這種歷史演進發生逆轉的政治根源。美國就是一個典型代表。

　　四、軟刀子割頭不覺死

　　從政治學意義上說，斗爭(妥協或讓步，經常也是斗爭的形式)是人類與生俱來的一種生存本能。隨著人類政治經驗不斷積累和文明的進步，斗爭特別是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的經驗被不斷地上升為理論，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也是國際政治斗爭的理論反映。從歷史趨勢上看，越是發達國家迫于階級斗爭和國際政治壓力不得不進行改革，不得不發生和平的或非和平的演變，反動勢力就越是不甘心滅亡的歷史命運，階級斗爭也就越是尖銳。但是，一個重要的事實是當代國際政治斗爭和階級斗爭的水平越來越提高，形式越來越復雜，表現似乎也越來越“文明”。從表面上看起來，越來越不象過去那樣“你死我活”和充滿血腥，但其實質沒有變化，只是更加陰險，也更加厲害，讓你軟刀子割頭不覺死。

　　從西方具有代表意義的英國歷史看，當近代資產階級隨著自身財富的積累，越來越把階級斗爭作為爭取本階級政治利益的自覺行動以后，在資產階級與封建貴族階級之間長達幾百年翻來覆去的歷史較量中，資產階級與封建貴族階級兩者實際上經歷了斗爭、妥協、融合和演變的歷史過程。當然斗爭是主要方面。1689年的“光榮革命”實現了新興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化了的封建貴族階級共同掌握政權，實際上是一場“光榮的”(不流血的)“和平演變”，于是后者與前者“混合生長”(借用列寧所說的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混合生長一語)，逐漸演變成現代英國資產階級。所以，現代歐洲資產階級既繼承了貴族階級歷史上長期進行封建統治的經驗，又擁有“光榮革命”的近代政治妥協經驗，還擁有幾百年資本主義殖民體系統治的國際政治經驗，可說是政治上的老狐貍精。西方從近五百年經濟全球化中積累起來的國際政治經驗更是極其豐富，不可小覷。從當代國際政治格局看，擁有悠久歷史和政治經驗至今又居強勢地位的國際政治實體已經很少，能夠與美英在未來構成競爭對手的更是為數不多。從美英關系看，美國得以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繼承了老歐洲的政治經驗是一個重要因素。當然，英國到底是資格老，經驗多，還有血緣和歷史優勢，既符合美國需要，又能分化歐洲，所以美國百年來一貫拉著英國。英國為了自身利益，也樂得狐假虎威。從二十世紀的世界歷史看，從世紀初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斗爭形勢發展到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再到二次大戰以后社會主義陣營形成，一直到五六十年代世界反帝反殖反種族歧視的斗爭，以及帝國主義殖民體系崩潰，確是顛覆了資本主義全球化幾百年來的世界政治地圖，并一度形成東風壓倒西風的氣勢。正因為美英在政治上是老狐貍，所以能夠根據國際政治形勢的變化審時度勢，能夠在歷史時機不利時“潛伏爪牙忍受”，能夠放軟身段，改變策略，拉攏分化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西方國家也放出手段，搞和平演變，玩弄某些發展中國家于股掌之上，甚至發展到玩弄“緩和”戰略，麻痹和玩弄蘇聯領導人于股掌之上;當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前后國際政治力量對比發生了有利于西方的變化，看到有機可乘以后，美英迅速出手，推行新自由主義戰略，在國內向勞動人民發動政治反攻，通過再分配奪回歷史上失去的利益;在國際上先后誘導拉美、東南亞國家以及蘇聯東歐國家落入新自由主義陷阱。回顧二十世紀這一段歷史，特別是七十年代以來這一段歷史，不能不承認西方資產階級思想上一直很清醒，政治上早有準備，也有眼光，手段相當老辣。老話有“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當代國際政治斗爭的形式和手段，已經發展到圍棋“九段”水平，殺人不見血的。君不見一次次國際金融危機，發展中國家幾十年辛辛苦苦積累的國民財富，轉瞬之間就被西方大鱷席卷而去，背后都有國際政治背景，而且符合“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規則。其后果，絕對不亞于一場戰爭，而且不流血，很“文明”。蘇聯解體以后，中國被美國鷹派視為冷戰的唯一幸存者，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中國的發展和改革，面臨的機遇相當大，風險也相當大，雖說是“機遇大于風險”，但是許多風險，特別是現代金融機制極其復雜，金融風險之大，為普通人所難以想象。

　　第二節 二十世紀后半葉國際形勢的逆轉

　　美英是國際政治的老手，是老狐貍。戰后西方制定的和平演變戰略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國際政治斗爭的繼續和新的形式，但是歸根結底，和平演變的客觀依據主要是國際階級力量和政治力量對比的發展變化，美國的和平演變戰略制定的國際政治前提是東西方政治對抗和戰略平衡。一旦國際政治力量失衡，例如九十年代以來，動用武力和“戰爭演變”的方法就可能成為“常規”方法，“和平演變”包括“顏色革命”等方法可能成為輔助方法。在整個二十世紀中，東西方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究竟是誰演變了誰，抑或是相互演變?其實是相互演變，這種相互演變的態勢發展是與相互的政治力量對比的發展變化相聯系，共進退的。然而，世界經濟政治發展終歸是不平衡的，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戰略平衡一旦打破，戰略機會就出現，戰略局勢就會逆轉和變化。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危機時期資本對勞動的戰略退卻轉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的戰略反攻，明顯地表現出老狐貍不但一直沒有打瞌睡，而且偽裝得很巧妙，特別是出手的戰略時機抓得很準，手段也相當老辣。

　　一、戰略平衡破壞和國際形勢逆轉

　　六七十年代之交，是人類社會和經濟全球化醞釀深刻變化的時刻。以幾百年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發展帶來的人類生產力發展為基本背景，“地球村”的生存危機爆發。正是在這一深刻的背景下，美國的國際政治戰略發生了重大變化。首先，從人類所處的全球環境來看，世界資源危機、環境危機、生態危機、人口爆炸、石油危機等等危機已經完全明朗，羅馬俱樂部亮出了“增長的極限”的紅牌。美國站在資本主義世界霸主國的地位上，這樣理解時代給美國和西方國家提出的政治任務：第一，世界資源即將耗盡，地球不僅不可能承載六十億人口進入現代化，甚至不能承載美國模式的可持續發展。鑒于美國繼續處于相對衰落的地位，美國必須作出政治戰略選擇，何去何從？要么在東西方對抗中滅亡，在蘇聯的進攻中滅亡，要么決一死戰，戰勝對手。第二，美國肩負“上帝的使命”，要“拯救”人類。但是地球資源有限，既然不能“拯救”全人類（上帝會原諒我們），也要“拯救”西方自由世界（實際是“拯救”自己）。美國壟斷資本集團的少數右翼精英（或稱鷹派，不是全部精英，精英已經分化），實際上已經抱定“寧教我負天下人，不可教天下人負我”的信念。第三，為此，要么趕在自己迅速衰落之前，孤注一擲，盡快戰勝蘇聯、中國等對手和共產主義，結束東西方政治對抗，而且必須不戰而勝（核戰爭打不起，打不過，打得過也不能打），從而實現美國為首的“贏家通吃”全球資源；要么在與共產主義的歷史性決戰中最終耗盡“最后一滴血”。美國是因衰落發起攻勢，而不是因為真正強大。而且歷史地看，這是反攻，不是進攻。認識這一點具有重要意義。為此美國推出了通過推動全球化實現全球“美國化”的戰略。這個戰略當然需要喬裝打扮一番，畢竟冷戰時代“炮彈”也需要“糖衣”，需要講究意識形態“包裝”，好在美英對于冷戰中的意識形態戰和心理戰都素有研究（美國的教授也不是白養的，其中意識形態的謀士和衛士也很多），于是精心炮制了“新自由主義”。事實證明，美國雖未達到目的，但戰術上成果不可謂不豐，只是在戰略上政治上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畢竟別人不都是傻瓜。中國文化歷史悠久，為人處世講究中庸之道，得勢須預留退步，尤其不為已甚。美國“小伙”（兩百年歷史，不是“小伙”而何？）畢竟后進，嫩了些，急了些，得把時下手忒狠，不僅犯了眾怒，而且結了梁子（結仇）。從普京的眼神、話語和政治動作里誰都不難看出來，聽明白，那是俄羅斯亙古未有的奇恥大辱、深仇大恨吶。俄羅斯扶平傷口，挺身而出，再次叫板美國，完全合乎政治邏輯和俄羅斯的民族性格。當然，俄羅斯也明知不能死磕。盡管如此，中國人也應當為之叫好。曹操當年與劉備煮酒論英雄，說：“夫英雄者，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環顧當今天下，美國雖仍居霸主地位，實力也并不是無窮大，被小布什這兩屆總統干下來，多少傷了些元氣。俄羅斯雖新敗未久，但是元氣已在恢復。當今能與美國在軍事上爭鋒者，環顧全球，仍非俄莫屬。俄羅斯此番表現極不尋常，不僅戰略轟炸機恢復巡航和在北極軍演，而且拉中國和中亞五國聯合軍演，后來竟亮出普京總統柔道高手的肌肉，充分表明對美國和西方俄羅斯不再示弱的決心。這不是心血來潮，而是基于幾個重要的判斷。俄羅斯認為，第一，美國、西歐與俄羅斯之間的競爭已經進入新的階段。第二，近十年來世界能源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十年前全球80%的地下能源屬于西方私人公司，現在幾乎80%的能源屬于國有公司，但不是西方的國有公司。第三，能源占有結構的變化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格局。俄羅斯占有優勢；歐洲嚴重依賴能源進口，正陷入發展危機，更加虛弱。第四，美國陷入伊拉克，正在遭受可怕的打擊，其全球影響力大打折扣，但是待美國從伊拉克抽出身來，也就是七、八年以后，美國會恢復實力。那時，歐洲的局面也會好轉。這期間中國和亞洲國家的實力會有很大發展。第五，因此，俄羅斯不能與美國和西方硬碰硬地“死磕”，否則既消耗自己，又被“漁翁得利”，以致十年以后將面臨中國和亞洲的競爭。（12）美蘇對抗時期，本來中國比較超脫，因為天塌下來有大個頂著。那原是中國的第一個戰略機遇期。可惜我們搞了“文革”，浪費了機遇。蘇聯解體以后，小平同志提出“韜光養晦，決不當頭”。 “決不當頭”，不僅是為了集中精力發展自己，客觀上也是虛位以待賢者。“韜光養晦，決不當頭”不僅是權宜之計，也是一種戰略思維和政治智慧。這樣中國才能利用矛盾，縱橫捭闔，坐收多國之金。用現代西方經濟學的話說，叫利益最大化。但是，現在遇到問題，“決不當頭”也不意味著一味縮頭。一味縮頭等于發出錯誤信號，示弱可欺，甚至可能演變成開門揖盜。所以，如何在“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之間求得最佳平衡，實在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大題目。

　　筆者上文對美國七十年代以來戰略意圖的分析決不是主觀臆斷，更不是癡人說夢，也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是從七十年代以來美國的戰略實施和在解讀“布什主義”、“歷史的終結”、“文明的沖突”中悟出的結論。

　　進入七十年代的國際形勢出現了總體上有利于美國的復雜情況：蘇聯實際上陷入慢性危機，并日益落入西方“緩和”的圈套；中國陷入“文革”內耗；中蘇沖突一度嚴重到一觸即發；發展中國家出現分化；革命形勢消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經過戰后持續較快發展以后進入結構調整；科技領先、經濟發展、生活提高、福利改善、社會進步等等大大改善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形象，扭轉了二十世紀以來其不斷惡化的政治被動局面。這些復雜情況改變了東西方的政治力量對比，戰略平衡開始打破，國際形勢明顯向有利于西方傾斜。尺蠖之屈，以求伸也。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壟斷資本在政治上的戰略退卻（一退再退）已經差不多一百年了。歷史性報復的機會終于來臨。在這一歷史背景下，七十年代以里根政府和撒切爾政府為代表的西方壟斷資本集團展開了在國際上以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為政治掩護的與“共產主義”的反攻和決戰。其國內政策主要表現為大規模私有化運動和大規模減稅以及削減社會福利，實際上是通過殺貧濟富的改革政策向富豪們“送禮”，其政治實質是資本對勞動的全面反撲。但是，限于條件，還只是反攻而不能倒算，僅僅反撲而已。1982年，里根總統與約翰保羅二世在梵蒂岡簽署秘密協議，相約聯手埋葬“共產主義”，這是美英國際戰略的明證。這一時期美英聯手，借助國際金融機構等組織（包括索羅斯基金等非政府組織），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意識形態上全面加強對蘇聯東歐國家的冷戰和新自由主義滲透；在政治和外交上對中國一面拉攏，一面滲透；對拉美和亞洲等發展中國家通過新自由主義給以毀滅性打擊。經過這一回合較量，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國際戰略在蘇聯東歐國家和拉美國家普遍得手，在中國一度產生影響，終于在八十年代后期受挫。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國際政治形勢發生變化和逆轉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兩極世界的格局本身就是不穩定的結構。美蘇對抗長達半個世紀，消耗了地球上的大量資源和雙方的國力，從現象上看，蘇聯解體似乎美國獲勝，實際上兩敗俱傷。美國的衰落趨勢也正是從六七十年代開始日益顯露，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后美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靠美圓的發行機制和全球輸血維持。美國是撐著衰落的病體，困獸猶斗，在與蘇聯和“共產主義”國家作“世紀的決戰和賭博”，其政治上孤注一擲的性質是明顯的。美國敢于孤注一擲，在于它預先打好算盤：美國搞垮蘇聯東歐以后，可以乘勢“擺平”中國和俄羅斯，至于其它發展中國家則完全不在話下。待美國蕩平世界，轉過身來，西歐必然俯首聽命，而日本經過“廣場協議”的日圓升值，已經擺平。于是，美國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贏家，就可以“通吃世界”。從九十年代初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看，美國在戰術上確實“扳回了一局”。但是它在戰略上輸定了。這是由它的全球化戰略所具有的實際上的“反人道”性質決定的，而且事實證明，美國并沒有那么大的實力。美國已經陷入由它推行的全球化戰略為自己挖下的“全球化陷阱”不能自拔。困獸猶斗。我們且看它如何掙扎，如何收場。

　　二、擺脫世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危機的兩條道路

　　現在來描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危機，已經成為驚世駭俗之論，一定會有人認為是癡人說夢。不是嗎?從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提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帝國主義是“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到斯大林提出的“資本主義總危機”理論，再到毛澤東關于“東風壓倒西風”、“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結果怎么樣，東歐垮了，蘇聯解體了，中國改革了。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依舊“發達”。其實，這些都是現象，不是本質。1982年筆者曾有興趣討論帝國主義的“垂死性”問題，提出不能局限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提出的個別論斷，要承認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壟斷調節對戰后的長足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等等，諸如此類。(13)二十五年過去了，斗轉星移，物是人非，意識形態幾乎翻了個個兒。現在有必要從另一個角度提出問題。任何人都吃五谷雜糧，都有局限性，領袖也不例外。對以上三位經典作家的上述論斷，這里不去討論，只是需要強調他們的論斷無論有幾分對錯，多少都是有歷史依據的，不是無的放失。列寧的依據是壟斷形成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斯大林的依據是三十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的大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毛澤東的依據是戰后五六十年代伴隨著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瓦解和社會主義陣營出現而一度形成的世界反帝、反殖和反對種族歧視的革命斗爭高漲形勢。這些都是歷史事實，不是杜撰。上述三位都是當代世界公認為一流的政治家，對國際形勢都有非凡的洞察力，縱使“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這“一失”中就沒有一絲一毫真理的元素?從歷史的大跨度的趨勢看，從事物的本質看，從他們的論斷所依據的歷史事實看，上述論斷即便失誤，也不能全盤否定。這是因為他們的論斷所依據的那些歷史事實的背后，確實是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

　　普通人是憑感性認識世界和接受真理，遇到復雜的國際政治問題不免有糊涂認識，這不難理解。高級干部和專業人士，特別是許多高級專業人士，既然是“高級”，就需要比一般人站得高一些，看得深一些，遠一些。世間的事務，現象與本質相背離，是一種常態;相一致，是一種變態。這是人們都了解的常識。國際政治，大千世界，一方面無論窮富國家，上至道貌岸然的達官顯貴，下至姿態萬千的蕓蕓眾生，其實每天都需要吃喝拉撒睡，極其世俗;另一方面，國際風云，國際關系，波鷸云詭，瞬息萬變，又極其復雜。惟其世俗，誰都能說上幾句，如同看車的老太太都侃股票，特別是京城的出租車司機，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侃起天下大事來，一口氣能說上半小時，儼然專家。又惟其復雜，國際政治事實上成為難以把握的“真經”，一種進門容易修行難的學問。特別是現如今，物欲橫流，誘惑特多，作學問真的很難。在世俗生活中，人心難免勢利，榮華富貴，人心所向，趨之若騖，雖不能至，也心向往之。說是物是人非，其實千百年來，世道變化大，人心變化小。全球化條件下也時興“傍大款”。美國久居西方世界霸主，又領導全球化，所以“傍”美國這個大款成為某種世界性潮流。問題是，學者一旦傍了大款，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軟，其研究成果的科學性、可靠性就要打折了。所以現如今，這學問難作著呢。

　　資本主義世界的政治危機，始自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的崩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發達國家經歷了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也就是帝國主義階段過渡，正是在這個過渡和危機中，誕生了社會主義的蘇維埃俄國。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高級”就高級在它實際上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是社會主義的歷史入口。發達國家的現代社會保障體系這種社會主義性質的制度正是在這個時期開始形成，這不是偶然的歷史巧合，而是一種歷史必然性，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演變的表現，只是壟斷資產階級自己不自覺，而社會主義者又長期不作此理解，或者不便于這樣概括罷了。由資本的本性決定，壟斷資產階級總體上并不愿意接受這種演變，他們時時刻刻都沒有忘記自己的利益，而且正是為了維護自己的長遠利益，迫于階級斗爭的形勢，不得已作出讓步。這種讓步，客觀上促進了人類社會和歷史進步。

　　恩格斯指出：“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個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14)在形成歷史的合力中，單個意志的權重不同，力的大小和方向不同，社會發展和演進的道路會有很大不同。經過社會主義的長期實踐，現在人們都接受關于社會主義在不同國家可以有不同道路的觀點。實際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歷史演變的過程中也形成了兩個不同的方向和相應的兩條道路。順應歷史潮流和為大多數人謀福祉的方向，向社會主義演進，這是進步的道路。即使它歷經曲折，但注定是最終將取得勝利的道路。西歐在這方面取得了長足進展，而北歐走在歐洲最前列;逆歷史潮流的方向，堅持為少數人的私利而與大多數人為敵的道路，是反動的道路。布什政府正走在這條道路上。這條道路即使得勢于一時，但是注定是最終滅亡的道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也是政治危機)中，羅斯福“新政”和希特勒“新秩序”實際上代表了擺脫危機的兩種政治選擇。前者主觀上是試圖通過政治妥協尋求出路，雖然是一種權宜之計，但是在客觀上為美國的肌體注入了社會主義因素，而且劑量還不小;客觀上也推動美國和西歐國家向社會主義演變。后者是試圖通過暴力和種族滅絕強行在德國和全歐洲推行雅利安人的“新秩序”，進而實現全球的“新秩序”。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也屬于此類。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粉碎了希特勒的夢想，隨著戰后德國的深刻反省和歐洲福利國家的實踐，向社會主義的繼續演進，在歐洲基本上堵塞了把人類再次推進世界大戰深淵的道路。這也是現在老歐洲與美國霸權疏離的歷史根源。戰后西歐國家的政治實踐表明，他們在人類社會進步的一些領域走在了時代的前列。西歐國家的經濟沒有走在最前列，落在了美國后面，這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歐為維護社會政治進步(社會市場經濟模式)付出的代價。

　　由于美國的霸主地位，七十年代以來美國從資本向勞動讓步的權宜之計轉向戰略反攻，導致國際局勢發生逆轉。美國反攻的旗幟是新自由主義，其政策方向，在國內是從羅斯福新政倒退;在國際，在發達國家，是反對福利國家的制度和社會發展方向;在發展中國家，是取消經濟援助，通過推行“華盛頓共識”繼續將其推向“全球化陷阱”;對蘇聯東歐國家和中國，加緊推行和平演變和西化、分化戰略，包括新自由主義和“休克療法”等等。其目的是實現以“美國標準”為標準的的全球化。發生這樣的逆轉，其一是由于在整個二十世紀，掌握政權的壟斷資本時刻沒有忘記自己的利益和野心，他們一直在等待時機。時機終于被等來了，抓住了。其二，少數壟斷資本集團能夠做到這一點，是他們在發展中國家幾乎到處都能找到當地的特殊利益集團與之勾結，沆瀣一氣。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都是家賊引來外鬼，形成國內“鐵三角”與外國壟斷資本利益集團的結盟。其三，除了他們能夠操縱(不完全是掌握)政權之外，還由于他們在很大程度上用新自由主義操縱了美國和全球的主流意識形態。正因為新自由主義重要，有關方面沒有忘記向坐了幾十年冷板凳的新自由主義“先驅”哈耶克教授送去“遲來的愛”(1974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正是哈耶克在三十年代寫了一本攻擊蘇聯社會主義的《通往奴役的道路》，可是他們絕沒有想到，在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指引下，美國最終走火入魔，正如索羅斯所言，將被帶上一條通往毀滅的道路。這真是歷史絕妙的諷刺。福兮禍所伏。在七十年代這一輪經濟全球化中，西歐國家付出了經濟落后于美國的代價，維持了社會進步;美國的科技和經濟走在前面，卻為了霸權正在政治上付出代價，而且將繼續付出代價。蘇聯解體，美國成為最大的受益者。但是卻加速了美國的“瘋狂”和衰落。歐諺說，上帝要讓你滅亡，先讓你瘋狂。 歷史的辯證法真是無情。得耶?失耶?只能“讓歷史來審判”吧。

　　三、“美國夢”與“歐洲夢”

　　美國與歐洲同床異夢，基本上是在六十年代以后。同床異夢的結果，導致歐洲與美國政治上分道揚鑣，走上了兩條不同的道路。

　　“美國夢”中國人比較熟悉，它是指一般說來，在美國，每個人都擁有機遇來追求個人的成功、財富和幸福。現在看來，并不完全如此。在美國社會中，成功與財富是一體兩面，一個人擁有的財富越多，他的選擇就越多，自由就越多，也就越是成功。所以，美國夢的理論依據是個人主義、“經濟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它對他人的利益和感受可以不管不顧，是典型的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的意識形態。它的好處是富于進取精神和充滿活力;它的負面作用是到處引起沖突;它的解決辦法就是物競天擇，優勝劣汰，你死我活。盡管美國人在他們的“定居者”祖先編織的美麗的夢里已經奮斗生存了兩個世紀，但是他們終于發現，他們的國家已經變成一個在世人看來是最自私自利的國家，它的后果到最后就是導致一種“死亡文化”。2007年7月6 日是美國獨立231年紀念日，今年的獨立日使美國人感到格外困惑。在這一天，一個英國記者以直率而不乏調侃的批評筆調來祝賀美國的節日：“美國太愛錢了，它崇拜金錢，把市場當作上帝。美國太吝嗇了，它的捐款比例比其它國家低。美國很粗俗，是個暴發戶。美國的文化地位低下，卻要推行文化帝國主義。美國令人害怕“美國化”。美國傲慢無理，用恩賜的態度對待來自其它文化的‘小猴子’。美國太強大了，它的軍事開支超過了世界上其它國家的總和。

　　美國是個偽君子，它把為自身利益發動的戰爭粉飾成人道主義干預，并用刺刀來輸出民主。美國自相矛盾，它煽動一些不民主國家的‘政權更迭’，卻為另一些不民主國家提供武器、援助和貿易。美國的外交政策出爾反爾，它摒棄了維系數十年和平的‘不先進攻’原則，用沒有任何國際法依據的‘先發制人’取代了‘威懾’。美國與以色列走得太近了。美國抵制多邊決議，喜歡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美國招致歐洲國家的嫉妒，導致他們想要建立一個與之抗衡的勢力集團。美國撞上了磚墻——中國的長城。美國沒能解決伊斯蘭教難題。美國甚至不是一個民主國家，總統大選中44%的投票率就證明了這一點。

　　對美國的指責無盡無窮。為美國說話已經成為一種眾叛親離。

　　美國擁有一套杰出的思想體系，但它已經忘了那是什么，或是忘了應該如何表述。今天的美國是一個睡美人。現在是時候把她叫醒了。”(15)美國是不是睡美人，中國人有不同的“審美觀”，姑且不論。但是這段話至少說明老歐洲人早已很反感美國，以至今天連英國人也看不下眼了。

　　“歐洲夢”是隨著戰后美國夢的退色而由歐洲人逐步作起來的夢。歐洲夢與美國夢的不同，有明顯的地緣政治因素，但是也反映出不同的思維方式和對自己認同的價值觀念、政治理想和生存方式的追求。對于兩者的區別，美國的社會批評家杰里米·里夫金寫道：“人們可以指出為什么歐洲似乎正在率先進入新時代的許多條原因。但在所有可能的解釋里，有一條最為關鍵，那就是我們所珍愛的美國夢本身——它一度是世界所欽羨的理想，如今卻導致美國身陷僵局。美國夢強調每一個人都可以通過擁有不受限制的機遇來追求成功——此詞在美國方言里基本與‘經濟成功’同義。美國夢過于關注個人的物質獲取，而很少注目于更廣闊的人類福祉，因此無法適應一個日益風險化、多樣化和相互依賴的世界。它是一個陳年舊夢，浸透著早已萎謝的開拓意識。而當美國精神正在‘過去’之中疲倦枯萎之時，一個嶄新的歐洲夢卻正在誕生。這個夢想更好地適應著人類旅程的下一階段——它允諾將人性提升為全球意識，以同一個日益彼此關聯的全球化社會合拍。

　　歐洲夢注重群體關系而非個體自治，文化多樣性而非同化為一，生活質量而非只是財富積累，可持續發展而非無限制的物質增長，深度游戲(deep play)而非單調的持續勞作，普遍人權及自然界的權利而非只突出財產權，全球合作而非單邊主義的霸權實踐。”(16)

　　美國人民四百年來(不僅是建國以來兩百年，還要加上“開拓”北美的兩百年)為了實現美國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正因為如此，美國夢對于美國人和世界其它國家和(地區)的人們曾經有過巨大的吸引力。但是，美國夢終歸是一個不可持續的“夢”，它大大透支了全球的資源，它的“紅顏”正在無可奈何地老去。美國夢的幾乎所有優點正在凸顯其缺點的一面，優點永遠同缺點相聯系。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美國夢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后被人為地上升為美國試圖將全球“化”為泛美利堅合眾國的強權政治夢，變成了以西方基督教文化同化世界的殖民文化夢，變成了盎格魯·撒克遜人試圖在所謂“文明的沖突”中發動現代“十字軍東征”，消滅那些實際上被布什政府內外少數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權勢人物視為“異教徒”的有關國家的種族滅絕夢。這樣一來，布什政府實際上就已經把美國帶上了戰前德國走過的道路，一條通往毀滅的道路。美國人民實際上已經成為鷹派的政治賭注和人質。普京總統在2007年訪美之前不久將美國與希特勒德國相提并論，不是偶然的。

　　值得注意和有趣的是，在杰里米·里夫金看來，歐洲夢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有許多相通之處。他不是漢學家，卻推崇中國儒家的天人合一、強調和諧、關注感情、體諒他人的思想。他說：“長期以來，中歐之間共享著某種特殊關系。盡管時有爭執，常常競賽、偶爾拌嘴，我們還是可以公平地說，地球這兩個地區的人民都向對方的巨大成就表示了相當的傾慕。思想和發明在兩者之間自由地流動著，過去五百年間尤為鼎盛。”(17)這段話等于承認全球化以來中學西漸的影響，包括利馬竇等人翻譯介紹的儒家經典和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對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以及對其現代思想發展的深遠影響。里夫金還說：“如今，隨著美國夢開始退色，世界許多其它地區都把目光投向了歐盟和中國，以求汲取21世紀的靈感和引導擁有25個成員國、近5億人口的歐盟，挺身成為有史以來首個跨國政治空間。而擁有13億人口和非凡經濟增長速度的中國，在全球化世界里不容小覷。在許多方面，這兩大政治經濟超級強權的命運都會越來越有賴于他們向對方學習、締結起相互友好之緊密紐帶的開放性，這不僅將有助于提高他們的雙邊利益，也將造福于其他各族人民。”(18)

　　盡管歐洲夢有很多理想色彩，盡管筆者并不認同杰里米·里夫金上述對中歐歷史關系“偶爾拌嘴”(太輕浮了)的描述，但是歐洲夢確實代表了當代歐洲的主流價值觀和政治理想，確實代表了一條與美國不同的道路。盡管歐洲人的歐洲夢不見得情愿戴上社會主義的帽子，但只是意識形態不同，并不影響問題的實質。

　　第三節 若干理論和戰略思考

　　限于歷史條件，1978年以前我們對于現代資本主義難以進行深入的和實事求是的研究。改革開放以來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十來年，我國迎來了“科學的春天”，雖然這期間也有各種干擾，但總的說來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包括對現代資本主義的研究，如同我國的各項事業，在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指引下，取得了可喜的進展。另一方面，西方意識形態的涌入和新自由主義的傳播，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不可避免地使得盲目崇西方的思潮流行開來。而在1989年的北京政治風波以后，特別是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以后，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社會主義成了一個在理論上“說不清楚”的問題，而對現代資本主義實事求是的科學研究不久就被崇拜的浪潮沖掉了。至于后來馬克思主義被許多人放棄以后，這方面的研究就更是江河日下了。

　　社會主義其所以一度“說不清楚”，首先在于對現代資本主義研究不夠，導致對現代資本主義“說不清楚”。對現代資本主義認識不夠，看不到現代資本主義被迫向社會主義演變的歷史進步趨勢，看不到現代資本主義的成就，特別是社會結構、社會制度、國家干預、再分配調節和社會保障體系以及福利國家建設等等，本質上是社會主義的勝利，單純看作是資本主義制度“自我調節”的結果，從而把這些國家百年來的社會歷史的進步都記在了在資本主義的帳上。把社會主義在西方獲得的歷史性成就記在了西方政治帳戶的“資產”和“收益”，而不是記在馬克思或社會主義的政治帳戶上。與此同時，相形之下，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重大曲折引起西方反社會主義的喧囂聲中，在國際和國內的輿論中，在社會主義被“妖魔化”的同時，資本主義更是被一些人美化得無以復加，崇拜得五體投地，這樣就更妨礙了科學認識。

　　現代資本主義是一個重大理論問題，實事求是地搞清楚這個問題，有利于我們清醒地認識當今世界和當代中國發展的大勢，會使我們在許多重大問題上避免陷入盲目性。例如，不理解現代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演變，就搞不清現實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本質上的聯系和區別，就不知道何以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演變，其客觀條件和理論依據是什么，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態勢是什么，時代提出的任務是什么，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究竟是什么?以及為什么“信仰危機”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缺乏依據的?諸如此類，關系甚大。所以，在當前形勢下，為了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國崛起和中華復興的偉大歷史任務，確有必要在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基礎上，先把資本主義說說清楚。說清楚現代資本主義，談何容易?那是一項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巨大的理論工程(不僅僅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工程)，非個人力量所能及。

　　在當代資本主義問題的認識上關鍵還在于解放思想，要突破兩種教條主義，關鍵還是要在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上，繼續解放思想。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指出：“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19)法寶還是那個法寶。但是，現在強調解放思想，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無論環境、條件和內容都發生了很大變化。一個重大的變化是，一方面，一個時期以來，由于“大氣候”的影響、西方意識形態的沖擊和我們工作上的原因，馬克思主義在相當大程度上被邊緣化了。在相當一部分干部和知識分子中，馬克思主義實際上被放棄了。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和中國化進程，跟不上時代發展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發展和改革的政策在相當程度上受到那些與我國國情不相適應的西方理論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對西方理論例如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崇拜，甚至導致在我國實際上一度形成了一種新的教條主義。這是多年來我國發展與改革的偉大事業在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同時，特別是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各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和激化，國內外形勢日益復雜化的一個基本的思想理論根源。正如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奎元同志早在2004年就已經指出：“當前，在意識形態領域要反對兩種迷信、兩種教條主義。”“那種把馬克思主義著作中的一些詞句和個別結論當作教條的傾向，在黨內和社會變革中的影響日漸式微。”“另一種教條主義，是迷信西方發達國家反映資產階級主流意識形態的思想理論，把西方某些資產階級學派的理論甚至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主張奉作教條，這種傾向在意識形態領域以及經濟社會變革中的影響力正在上升。”(20)所以，在當前條件下，解放思想實際上面臨兩個方面的任務。一方面，要從對于西方理論的教條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這是主要方面;另一方面，要繼續從對于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把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推向前進，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推向前進。這方面的教條主義雖說總體上已經式微，但是隨著近年來對改革的反思和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極“左”思潮開始泛起，來自“左”的方面的教條主義有所抬頭。所以真正要在發展馬克思主義和當代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上實現大的突破，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況由于近年來長期積累的各種社會經濟矛盾激化，國際環境也相當嚴峻，思想理論和政策爭論與社會分化和利益沖突糾纏在一起，實際上已經帶有政治斗爭性質，乍看上去涇渭分明，實際上雙方營壘的組成很不簡單，各種思潮觀點和政治目的魚龍混雜，且往往帶有濃厚的火藥味兒，雙方都有一些惟恐天下不亂者。在這種情況下，客觀冷靜、平心靜氣地進行理論探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筆者認為，在當前條件下深入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的歷史演進問題，需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反對兩種教條主義。這就要求我們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原理，又要突破傳統社會主義理論的局限。這就需要重新認識百年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進程，確立如下幾個觀點。

　　第一，進入二十世紀以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發生了一系列極為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所反映出來的這些國家的歷史趨勢總體上是在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是當代發達國家歷史演進的一個基本趨勢。建立社會保障、羅斯福新政、福利國家政策等等，這些壟斷資本政府迫于階級斗爭形勢不得不采取的向勞動作出政治讓步的政策，客觀上成為階級斗爭推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路標。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根本原因，是二十世紀蓬勃興起的社會主義運動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范圍內勞動與資本之間的政治政治力量對比，從而引起這些國家內部社會基本矛盾和生產關系的變化。

　　第二，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也是社會主義的入口。進入社會主義的入口，必然伴隨著壟斷資產階級激烈的反抗所引發的嚴重政治斗爭，他們為了保住自己的政權和政治利益，被迫讓出經濟利益，但是他們時刻沒有忘記從全世界勞動人民手中奪回自己失去的利益。這使得發達國家向社會主義的過渡總體上成為一個很不穩定的隨時可能發生倒退的過程。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壟斷資產階級政府的政治選擇具有關鍵性作用(例如三十年代的羅斯福新政拯救了資本主義)，特別是壟斷資本大國政府的選擇具有某種決定性作用。隨著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后，東西方的政治平衡開始傾斜，勞動與資本之間的戰略均勢遭到破壞，這是二十世紀又一個歷史關鍵時刻，美國連同英國為了“一己之私”，帶頭開了歷史倒車。這也是完全合乎政治邏輯的。但是開歷史倒車的人一定會得到歷史的懲罰和“報應”，一定沒有好下場，這也是符合政治邏輯的。美英的政治家多是基督徒，應當知道“人在做，天在看”的道理，如果對上帝的感受不管不顧，只能證明其宗教的虛偽。美英兩國聯袂上演的這一輪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為全世界社會主義者和所有愛好和平、追求人類進步的人們上了極為生動也極為深刻的一堂國際政治經濟學課。在這一輪世界范圍內資本向勞動的反撲過程中，蘇聯解體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政治力量對比，勞動對資本的地位在一些國家倒退了許多年。世界歷史的倒退使得社會主義中國面臨著某種類似當年蘇維埃俄國的國際環境。這也表明人類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是多么艱難、復雜、曲折和充滿風險的歷史過程。但是歷史沒有終結，蘇聯解體、美英得勢都是“歷史范疇”，人類向社會主義演進的總趨勢如同中國崛起和中華復興，乃是大勢所趨，不會改變。資本主義已經有五百多年甚至更長的歷史，在進入社會主義的入口處發生倒退。從大歷史的角度看，列寧關于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的論斷，不僅沒有過時，相反卻閃耀出思想的光輝。這樣講，雖然已經超出列寧關于帝國主義“垂死性”論斷的原意，但是不影響我們從中得到新的歷史的啟示。相形之下，社會主義實踐不到一百年，正是青少年時期。有道是年輕人犯錯誤，上帝都原諒。所以，如果真正是歷史唯物主義者，一定會坦然面對歷史的曲折滄桑，一定會對自己的信念和對我們的民族、國家乃至人類的前途充滿信心。

　　第三，美國和西歐國家，有其共同利益，又有很大區別。二次大戰以后，美國與西歐越來越同床異夢，七十年代以后美國和西歐實際上已經分道揚鑣，代表了發達國家社會演變的不同方向。美國在鋌而走險，歐洲不愿意把自己栓在美國的戰車上，美國與歐洲貌合神離，已經從暗斗發展到明爭，前法國總統希拉克甚至多次公開表示對美國的失望與寄希望于擁有偉大的東方古老文明和政治智慧的中國。正視這些事實，有重要意義。

　　所以，無視發達國家的歷史演進和戰后歐洲國家的深刻變化，把發達國家看成是鐵板一塊，這種陳舊的理論觀點早已經落后于當代實踐，不僅無法指導我們新時期的事業，搞得不好，還會添亂。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歷史較量，是一盤沒有下完的棋，人類和中國都面臨嚴峻的考驗。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頭腦和足夠的準備。對于美國來說，二十一世紀必須解決中國問題，是十分明確的戰略。對于二十一世紀國際形勢發展的預見，關系到中國的前途命運，這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不斷跟蹤才能作出判斷的大問題。在全球化中發達國家相對比較主動，占盡先機，除了別的原因之外，在國際問題研究上舍得下力，是一個重要原因。

　　世界政治總的走向，世界多極化的格局必將形成，世界經濟政治新秩序將在新的政治平衡基礎上重新建立，人類爭取和平、發展、公正、進步的潮流不可阻擋。從長期看，社會主義仍然是歷史發展的大趨勢。就今后一個時期的發展趨勢來看，世界市場和全球化發展以及由此帶來的國際剩余價值的轉移，使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基本矛盾大大緩解的局面，自從七十年代以來美英新自由主義的倒行逆施，已經明顯惡化。從現實情況看，由于在當代條件下世界市場的空間還相當大。也就是從理論上說，總體上現代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國家壟斷調節生產關系來緩和國內矛盾的空間也還不小。但是也要看實踐上如何發展。以美國為例，如果國家機器繼續被少數特殊利益集團挾持而窮兵黷武，其政治后果必然是災難性的。隨著內外矛盾的進一步激化，美國的相對衰落不可避免地將會繼續發展。這在相當大程度上取決于美圓的地位，那是美國的命門。從理論上說美國和蘇聯一樣，看起來是龐然大物，可是美國是“人”不是神，如果美圓的金融危機鬧起來，也會致命。所以美國一定會向國際社會轉嫁得很遠，相信美國有這個危機。況且，國際和國內的斗爭形勢發展未必會允許其走政治智慧。二十一世紀初的國際形勢，充滿風險、危機和變數，變數也是機遇。千帆競發，如同九級浪里航船，就看各國如何掌舵了。至于國際形勢發展會不會引起世界范圍內階級斗爭實踐和馬克思主義的復興，這是美國人也在思考的問題。威廉·格雷德先生寫道：“由于新興的工業經濟碰上類似的階級斗爭從而引發了相同的階級劃分，富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又重新陷入資本主義本身的弱點中。將來最大的社會問題就是，資本主義是進行改革從而避免過去的那種限制人類發展、階級壓迫的模式呢，還是可悲地簡單重復馬克思所指出的充滿矛盾和斗爭的社會?全球工業化革命，正如19世紀的工業革命一樣，以其驚人高效的發明，使階級問題進一步尖銳化。因為新的資本組織結構用技術來代替人類勞動，使少數人力能生產更多的產品。因此打破了社會的平衡，使資本家更有利可圖。一方面因為資本家可以在勞動力方面節省投資而獲得更多的利潤，另一方面由于對勞動力需求的降低使得很多人失業沒有工資，這樣就成倍加重了社會福利負擔。因此階級斗爭在許多地方重新上演，只不過再也無法指責馬克思主義了。”(21)今天，對于帝國主義時代的世界政治走向，仍然可以從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家列寧晚年的思考中得到歷史的啟示：“整個地說來，只有根據地球上絕大多數的人終于由資本主義本身訓練和培養起來進行斗爭這一點，才能預見到斗爭的結局。”(22)一百多年來，發達國家已經從自由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本身得到“訓練和培養”，歐洲發達國家已經在向社會主義過渡;拉美國家、東南亞國家、非洲國家更不必說從資本主義全球化和新近的金融危機中得到長期的“訓練和培養”;阿拉伯國家更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受害者;東歐國家已經吞下了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苦果;俄羅斯則經歷了新自由主義和“休克療法”的殘酷“訓練和培養”，欲回到前社會主義蘇聯而不能;中國也在九十年代受到很好的“訓練和培養”;全世界都受到了九十年代以來美國推行霸權主義全球化的“訓練和培養”;可以說，為了拯救自己，也為了拯救人類自身，全球范圍的抵制霸權主義和“各種形式的恐怖主義”的氣候正在形成。

　　注釋：

　　① 斯大林的“資本主義總危機”正是對這段歷史的理論概括，縱使其理論不完善，并不等于沒有歷史依據。后來斯大林連同他的“總危機”理論一起被“妖魔化”，好象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大危機不存在似的。

　　② 俄國“十月革命”和內戰時期的“紅色恐怖”，包括槍斃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的行動，不但沉重打擊了俄國資產階級，也給予西方壟斷資產階級以極為強烈的震撼。這都是西方和平演變的政治背景和動因。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后葉利欽重新厚葬了這個歷史上被稱為“血腥的尼古拉”，這就不僅否定了“十月革命”，連資產階級的“二月革命”和1905年的革命也否定了。這個事件被扯上俄國宗教問題，其實只是政治掩護。雖然這是葉利欽在政治上向美國投懷送抱，但是等于推翻了一百年的俄國歷史，好象歷史上“流血的星期日”(1905年)和尼古拉的暴政不存在似的。對于中國人來說，攫取中東鐵路的筑路權(1894)、強占旅順、大連(1898)、參加八國聯軍逞兇最烈(1900)、在中國領土上進行“日俄戰爭”等等罪行都是這個尼古拉干的，所以他死有余辜。至于槍殺他全家連同孩子確實過分，但這事發生在1918年7月16日，當時帝國主義國家的武裝干涉已經發生，是在“一切為了前線”的戰爭條件下發生的。所以也是西方國家索命，不獨是階級斗爭的結果。而且，歷史證明，階級斗爭一斗起來，你死我活，哪里顧得許多?正如電影《列寧在一九一八》中列寧的一句臺詞所說：“正如兩個人打架，你能說哪一拳正確，哪一拳不正確?”這樣講，絕不是回護過激行為，而是針對那種離開具體的政治歷史條件，甚至離開起碼的民族立場，用抽象的所謂道德標準輕率、隨意地臧否歷史事件和人物的傾向，而這恰恰是一個時期以來西方勢力在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推動的一種值得警惕的，以損害國家民族利益為目的的學術研究傾向和思潮。

　　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832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④(美)威廉·格雷德：《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瘋狂邏輯》，中譯本，第453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⑤同④，第452-453頁。

　　⑥ 同④，第453頁。

　　⑦ 謝韜：《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炎黃春秋》2007年第2期。

　　⑧ 轉引自卞洪登：《資本運營方略》，第227頁，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⑨ 劉福垣：《社會保障主義宣言》第251-252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

　　⑩《論語• 里仁篇》。

　　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2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2）參見俄羅斯外交防御委員會主席謝爾蓋·卡拉加諾夫答記者問。（俄）《生意人報》2007年8月13日。

　　(13)參見鄭彪：《也談“按照列寧的原意認識帝國主義的‘垂死性’”》，《世界經濟與政治》1982年第10期。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97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5)(英)莫里斯·薩奇：《醒醒吧，睡美人美利堅》，《金融時報》2007年7月4日。

　　(16)(美)杰里米·里夫金：《歐洲夢》前言，中譯本，重慶出版社2006年版。

　　(17)同上。

　　(18)同上。

　　(19)胡錦濤同志在中國共產黨十七大上的報告，2007年10月25日《人民日報》。

　　(20)陳奎元：《繁榮發展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2004年4月20日《人民日報》。

　　(21)同④，第526-527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22)《列寧選集》第4卷，第710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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