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皮凱蒂新書《21世紀的資本》

　　法國70后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所著的《21世紀的資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震撼了陷于大衰退中六年至今難以自拔的西方世界。諾獎經濟學家克魯格曼的評論稱該書引發的是“皮凱蒂恐慌”，《紐約時報》評論的標題是(皮凱蒂的書)“較勁斯密(和馬克思)”，《商業周刊》作為驚呼“經濟學的風暴要來了”!皮凱蒂的書揭露了三百年來資本主義貧富差距擴大的總趨勢，猶如《共產黨宣言》的開頭“一個幽靈在西方游蕩”。不過這次的幽靈，不是共產主義，而是反思資本主義。詭異的是，《紐約時報》為何把“21世紀新版的資本論”，說成是同時和亞當.斯密與馬克思較勁呢?

　　西方媒體把嚴肅的經濟科學研究政治化，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本文愿意從經濟學和歷史觀察的角度，來分析皮凱蒂的新資本論。因為該書討論的議題也涉及中國的不平等增長。皮凱蒂批評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例如庫茨涅茨(Kuznets)收入不平等的鐘形曲線和索羅(Solow)的內生增長論，正是中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鼓吹經濟自由化，反對中國獨立自主的產業政策，主張中國的結構調整要放棄中國特色，轉向美英模式的理論依據。所以皮凱蒂對西方經濟學的反思，間接涉及中國國內關于堅持中國道路還是仿效美英模式的爭論，值得中國學人和領導者認真思考。

　　皮凱蒂對資本/收入比例演化的歷史觀察

　　和國內追隨英美主流的學者相比，皮凱蒂顯然是登泰山而小天下。從來是美國主流經濟學家教訓全世界。這次之所以是法國非主流經濟學家教訓美英主流經濟學派，原因有三：

　　第一，皮凱蒂認為要研究不平等趨勢，西方發達國家資本主義歷史趨勢的參照系，應當是法國，而非英國與美國。為什么?英國的光榮革命不徹底，至今貴族精英的地位穩固。要研究貧富差距原始財富的繼承，英國不能代表多數經過徹底資本主義革命的國家。美國的增長也不典型，因為獨立戰爭時美國人口只有300萬，如今人口3億，國土面積大幅西擴。美國人口與領土的巨幅擴張，當然可能淡化貧富差距的后果。法國大革命時人口約3000萬，300年后只增加到6000萬，和歐洲多數國家的人口增長幅度類似。更為重要的是，法國大革命廢除了一切特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法國的貧富差距也有不斷增長的趨勢，經濟學含義就極為深刻：即資本主義的法律平等，不能保證社會的經濟平等。這是皮凱蒂經驗觀察的革命性發現!這對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判斷中國模式的優劣，一切以英美模式為準的價值標準是重大打擊。

　　第二，斯密的《國富論》沒有對國家財富給出測量方法。皮凱蒂分析不平等的趨勢，沒有采用含義不明的基尼系數，而是把馬克思收入分配的資本與勞動的兩分法數據化，皮凱蒂揭示的資本收益一直遠超勞動收益的歷史趨勢觸目驚心，一舉粉碎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經濟自動達到一般均衡和最優分配的神話。皮凱蒂分析當代的資本結構，排除了政府債務，因為國內居民購買的政府公債，其資產凈值為零。皮凱蒂把國家資本明確定義為四項資本之和：農地，房產，其他國內產業資本，和外國資本的凈值。然后分別考察其價值的歷史演變。讀者也許記得西方自由市場如何“藏富于民”的宣傳。即使在法制完備的西方，皮凱蒂發現發達國家依然將大部分財富集中于最富的1%人口之手，而只講私有產權，沒有累進所得稅和財產稅的印度和俄國，更是將國家財富集中于少數大家族和寡頭手中。皮凱蒂用自己在麻省理工學院和巴黎大學任教經歷的對比，批評美國主流經濟學玩弄數學脫離實際的弊病，非常值得國內從教科書上學習市場經濟的的市場經濟學家們思考。

　　第三，皮凱蒂用西方發達國家，主要是法國和英國，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1700-2012)，收入、資本、人口、增長率等歷史數據，加上德國、美國、加拿大、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加上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數據(感謝耶魯大學的錢楠筠，Nancy Qian，對中國印度數據的研究擴展了皮凱蒂的視野)，并分析收入結構中勞動和資本的分成比例，發現了“不平等的結構”。作者對21世紀不平等的全球演化的原因，做了細致的分析，包括英法的公債，歐洲的財產稅，中國的資本擴張，美國的移民改革，多國貿易保護，債務問題，社會資本積累，和自然資本惡化等等。各國數據明確顯示：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是增加而非減少貧富差距!換言之，美國諾獎經濟學家庫茨涅茨依據美國歷史數據發現的鐘形曲線(也稱為倒U 形曲線，聲稱美國技術進步的過程中，貧富差距會先增加后減少，所以政府可以容忍一時的不平等擴大，而無需做政治干預)，不是世界各國的普遍規律!換言之，市場完善(或稱“完美市場”)不可能解決收入分配的公平問題。皮凱蒂還具體分析了諾獎經濟學家索羅的外生增長論為何沒有導致世界增長率的趨同和貧富差距的縮小，而內生增長論鼓吹的人力資本積累又如何使教育可能成為鞏固特權而非擺脫貧困的工具，用歷史數據全面否定了美英主導的新古典經濟學的收入分配理論。

　　皮凱蒂對庫茨涅茨和索羅理論的批評，對中國主流經濟學界關于中國轉型方向的爭論有重大意義。因為高調批評中國經濟是粗放增長，把東亞奇跡扭曲為高儲蓄高投資，沒有實質性的技術進步，主張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方向是要素市場自由化的國內經濟學家，依據的正是索羅的內生增長論。正如筆者的“代謝增長論”所批評的，索羅把技術進步描寫成隨機沖擊的積累，而非小波模式的新陳代謝，預言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會趨同，完全違背歷史的事實。索羅理論唯一的“貢獻”，是否定發展的產業政策和技術政策，否定科學技術進步不是市場主導的歷史事實。請問美國的航天工程、互聯網、GPS衛星和導航系統、全球海軍基地和信息監視網絡，也是民營市場隨機創造的嗎?中國后三十年產業的迅速升級，離開中國前三十年建立的獨立科技體系，能成功嗎?為什么二戰后早就建立私有產權和議會民主制的亞洲大國印度、土耳其、和菲律賓，沒有一個有能力發展航天、衛星、高鐵、計算機等現代化工業，擺脫對西方的依賴經濟?

　　第四，皮凱蒂觀察到歷史上只有兩個時期收入不平等有所下降。一是19世紀70年代之后，收入不平等的擴大化趨勢有所收斂，但是不久即產生一次大戰。二是從一戰結束，到二戰之后，直到20世紀70年代，收入分配有了很大的改善。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不平等的程度再度惡化。總的歷史趨勢是資本收益率為經濟增長率的幾倍。收入分配改善的原因不是經濟的內生機制，而是政治的外來干預，包括戰爭、革命、和發展中國家的獨立運動，導致發達國家資產的大幅縮水;政府經濟干預包括房租管制、國有化、證券交易和資本流動的監管等等，都會影響市場的資產價格。新古典經濟學資產定價理論描寫的自由經濟和有效市場，完全是數理經濟學的烏托邦，和真實資本主義沒有關系。

　　皮凱蒂的觀察盲區：蘇東競爭和馬歇爾計劃的影響

　　我們要指出的是，皮凱蒂對1945-1970年間，美國分配改善原因的分析并不全面。他完全忽略這一時期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崛起，迫使西方資本不得不改善勞工福利的國際競爭壓力。東歐國家在此期間創造的充分就業、全民醫療、和福利住房，雖然很大程度上來源于蘇聯廉價能源的供應而難以持續，但是冷戰時期的蘇東經濟逼迫德、英、法、美等資本主義國家，大幅增加了工會在收入分配中的話語權和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蘇聯瓦解之后，西方發達國家普遍削減工人已經得到的福利，1990年后全球不平等的競爭趨勢急劇增加。70后出身的皮凱蒂看不到社會主義國家的競爭效應，不亞于戰爭對資本的摧毀效應。5月19日《紐約時報》發表的布魯克斯(Brooks)的專欄“大辯論(The Big Debate)”,深刻揭示蘇聯瓦解后，西方世界誤以為沒有了競爭者，導致西方政治經濟和社會政策的全面倒退。建議讀者自行閱讀參考。

　　皮凱蒂也沒有注意到美國戰后的馬歇爾計劃，實質是美國大規模資本擴張的“非均衡戰略”。我們一直批評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理論是封閉社會的永動機模型，因為生命和社會系統的本質是“非均衡”。中國改革的成功和蘇東轉型的悲劇，突顯經濟發展的“非均衡”戰略與休克療法的“均衡思維”的后果。我們可以想見，二戰結束后，美國軍火工業失去大量訂單，大批退伍軍人急需工作。如果當時的美國政府也推行這次金融危機中伯南克主張的“再平衡”政策，美國大批削減“過剩產能”，歐洲大規模削減“公共財政”，等于在危機中推行反凱恩斯的貨幣主義政策，結果必然是制造第二次大蕭條。幸好美國當時務實的政治家反其道而行之。美國用馬歇爾計劃向西歐日本大規模輸出美國的剩余產能，不但創造了美國經濟的繁榮，西歐日本的復興，同時也使美國產品占領英法等老牌帝國的傳統市場，并擴張到社會主義陣營以外的全球市場。同時期美國國內還實行房地產抵押貸款的利率管制，鼓勵普通居民擁有自己居住的房產，大大抵制了社會主義模式對美國工人的吸引力，使冷戰時期美國的政治經濟免于西歐受到的社會主義思潮的沖擊。假如不是中國崛起和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中東戰爭的沖擊，美國收入分配的改善也許因為美國全球化的霸權地位，繼續保持到今天。

　　此次金融危機，美歐日等國由于利益集團的阻礙，使凱恩斯刺激政策寸步難行，才導致今日西方經濟在大衰退中停滯不前。國內一些經濟學家跟在伯南克后面，呼吁中國也要推行美歐失敗的“再平衡”政策，只會重沓美歐走過的彎路。林毅夫批評伯南克的“再平衡”理論，大方向是正確的。問題是，英美推行資本全球化的前提是海軍霸權。中國今天要想走出去，外部條件是非洲政局的穩定和中國遠洋海軍的強大。中國在條件成熟之前，可以先考慮把重點放在已故發展經濟學家鄧英淘的《再造中國》中提出的西水東調新途徑，復旦大學史正富在《超常增長》中提出的建立長期戰略基金，都是用開發大西北的戰略，消化目前出口下降造成的“過剩產能”的好建議，比美國當年的馬歇爾計劃更具戰略眼光。因為這不但可以根本改善中國的人口資源布局，而且渝新歐鐵路打造了新的亞歐“漢莎同盟”，為建設遠洋海軍爭取了時間，可以最終發展中國主導的亞歐經濟圈，突破美國包圍中國的全球戰略。

　　空想資本主義的由來和非議

　　應該指出，國內外流行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并沒有指明市場萬能論的理論根源。對比16-19世紀西方出現的空想(烏托邦)社會主義思潮，例如托馬斯-莫爾，圣西門，和傅里葉等按勞取酬和公有制的理想，筆者認為用“空想資本主義”來描寫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學理論更為確切。空想資本主義在當代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是亞當.斯密、哈耶克和科斯。我們就用皮凱蒂的數據，來分析空想資本主義如何誤導大眾，理解現實資本主義的本質和出路。

　　《紐約時報》評論的標題就指明皮凱蒂的矛頭主要指向斯密，捎帶了馬克思，但是說不清斯密的問題在哪里。亞當.斯密是個真誠的空想資本主義者。他在《國富論》第一卷第一章觀察到分工可以提高生產效率，又在第一卷第三章的標題上強調“分工受市場規模限制”。斯密顯然意識到生態和人口對市場規模的制約，他也清楚殖民擴張和掠奪戰爭更能擴大市場規模。斯密只是在第四卷第二章的細節里，悄悄加上“看不見的手”的寓言，想象自利出發的自由貿易可以協調區域間的勞動分工，無需戰爭和政治的干預。斯密把《國富論》作為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標題，卻沒有給出國富的定義。他在第一卷第五章內引用霍布斯的話，承認“財富就是權勢(wealth is power)”，卻又爭辯說：光擁有財富不等于立即取得政治權力。善良的倫理學教授斯密，一面多次批評地主和資本家為富不仁，認為英國的殖民擴張得不償失，一面企圖用道德情操來緩和市場經濟的社會矛盾。但是，皮凱蒂的歷史分析清楚表明，斯密的空想資本主義在歷史上并未實現，市場機制不能保證分工和諧和社會公平。

　　到了馬歇爾的新古典經濟學，供求平衡的微觀理論完全否定馬克思從宏觀歷史角度提出的市場經濟生產社會化與私有制的無政府傾向的內在矛盾，必然造成資本對勞動的統治，不可能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新古典經濟學的數理模型，連斯密注意到的非線性約束(即市場規模的限制)也排除在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就完全失去理解內生經濟周期和金融危機的能力。

　　皮凱蒂的研究清楚指明亞當.斯密代表的空想資本主義理論的破滅。分工加貿易不見得能導致國富，因為發達國家控制的資本積累主導了財富的分配。工業化和殖民主義導致富國和窮國的貧富分化，并引發一系列的戰爭和革命。決定市場份額的不僅是貿易的比較優勢，而且是武力的比較優勢。民主和道德都不足以制約資本的貪得無厭。革命和戰爭導致西方富國的興衰和產業中心的轉移，沒有一個富國能長久保持國際分工格局的霸權，私有產權界定的資本收入也周期性地蒸發和毀滅。所以資本也無法積累到無窮。

　　空想資本主義的第二個代表人物當屬奧地利學派的哈耶克。凱恩斯是英國的戰爭理財高手。在大蕭條期間誕生的凱恩斯經濟學，實質是西方戰時經濟(也就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計劃經濟)的產物。哈耶克早期研究經濟周期受到馬克思的影響，注意到迂回生產和內生貨幣的運動，發現央行的信用擴張是經濟周期的重要來源。但是，哈耶克的空想資本主義達到荒唐的程度。他在大蕭條時期主張政府無所作為，強調市場經濟有天生的恢復能力，猶如主張重病患者無需醫藥的救助，聽天由命可以取代醫學的干預。戰后哈耶克反對通脹政策的藥方是廢除中央銀行，等于放棄國家為戰爭籌款的鑄幣權，這讓同樣鼓吹自由經濟，但是主張央行獨裁貨幣政策的弗里德曼，完全不能容忍哈耶克合理的內生貨幣論。哈耶克被趕出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邊緣化為經濟哲學家。哈耶克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預言凱恩斯的經濟政策和福利社會，必然失去資本主義制度的個人“自由”(皮凱蒂看到的只是少數富人的選擇自由)。歷史現實卻是歐美的福利社會走向驕奢和破產之路，而非計劃與奴役之路。雖然哈耶克是一個有見地的貨幣經濟學家，卻是失敗的政治經濟學家。即使他最終獲得諾獎的桂冠，也無法實踐奧地利學派的經濟政策。

　　撒切爾夫人對哈耶克的口頭贊美，只是把哈耶克作為削減工人福利，搞虧損國企私有化的口實，從來不打算采用哈耶克取消央行的方案使英國的金融業成為美國的附庸。英國國有鐵路的私有化完全失敗，經濟自由化加速產業的空心化。要不是馬島戰爭挽救了撒切爾夫人的政治生命，撒切爾夫人改革勞工市場的政策也不難以推行。美國后凱恩斯派的著名經濟學家告訴我，奧地利學派是無法執政的，因為自稱保守主義的小布什總統，實質是軍事凱恩斯主義者。這使我意識到，結束美國大蕭條的不是羅斯福新政，而是美國加入二次大戰。撒切爾夫人也是掛哈耶克的羊頭，賣的是軍事凱恩斯主義的狗肉。皮凱蒂對一戰到二戰后資本收入比例下降的分析，說明70后的皮凱蒂，比空想資本主義者更懂當代的政治經濟學。

　　空想資本主義的第三位大師，當屬剛去世的芝加哥大學的諾獎經濟學家科斯。宣稱觀察真實世界的科斯對大蕭條、二戰、冷戰、和中東戰爭視若無睹。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否認新古典經濟學都接受的政府干預市場失敗(如污染等外部性)的需要，認為利害雙方的自愿交易可以化解社會沖突，在交易成本低的條件下，社會利益沖突的化解，只需界定產權，兩方交易，無需法庭、社會仲裁等第三方干預。新制度經濟學成為最徹底的無政府經濟學理論，把空想資本主義推進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國在城市化和基礎建設中面臨的征地矛盾，地價節節攀升，內地農民和大學生的就業日益困難，而城郊的拆遷戶和近郊農民卻從勞動者大批轉化為食利者，完全否定科斯存在均衡價格與初始制度安排無關的預言。科斯本人小心翼翼地避開收入分配問題。有人認為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只對交易成本為零的社會成立(他似乎不明白原始社會的交易成本幾乎為零，但是沒有剩余價值);似乎當代社會的交易成本遠大于零，就難以界定企業家的剩余價值。皮凱蒂的定量分析，清晰地表明可以定量分析資本主義社會財富不平等的趨勢。 這就為收入分配政策的實施奠定基礎。

　　不平等的起源和對策

　　《紐約時報》的評論注意到，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批判的方向正確，但是推測有誤。馬克思預言了資本無限積累的趨勢，同時斷言資本回報率會遞減，導致資本主義的滅亡。皮凱蒂的數據發現，西方的資本回報率相當穩定，只是數次被革命和戰爭打斷。皮凱蒂雖然批評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者模型，但是因為他的經驗分析單位是國家而非產業，也就沒有提出取代新古典外生增長論和內生增長論的理論模型。

　　筆者2012年在國際熊彼特學會上提出的“代謝增長論”，可以填補馬克思和皮凱蒂之間的空白。馬克思觀察到的資本報酬遞減，對每個工業革命的主導產業成立，但是對一個國家的不同歷史階段未必成立。因為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真實動力不是資本積累，而是科技進步開發新的資源。

　　斯密對資本主義真正的洞見，不是什么“看不見的手”，而是“分工取決于市場規模”。我們注意到市場競爭的實質不是價格競爭，而是市場份額競爭。壟斷企業獲取超額利潤的方法是用價格戰、專利戰、兼并戰等手段排除競爭對手，控制市場份額，然后控制市場的定價權。空想資本主義的理論基礎是假設兩人的平等對稱博弈，現實市場是多人的不平等不對稱博弈。市場贏家不一定是創新的企業家，很可能是投機的金融家。假如你讀過意大利佛羅倫薩美蒂奇家族銀行的發家史，你就知道文藝復興的金主，其實是教皇權力和金融家金錢交易和權錢勾結的產物。美國的民主政治退化為金主政治，得到最高法院的保護：美國選舉大額捐款不設上限，竟然被最高法院解釋為保護“言論自由”。西方如此赤裸裸的金錢民主和利益政治，使皮凱蒂的“全球累進資本稅”的實現希望很小，因為要建立全球政府，推行全球累進財產稅，和各國同時進入共產主義一樣困難。

　　中國創新的戰略和機遇

　　對西方體制的近距離觀察，給筆者找到破解皮凱蒂困境的中國機遇。

　　第一，國際競爭是制約美國模式的主要武器。朝鮮戰爭期間，美國凍結中國存在美國銀行的資金，迫使蘇東國家把美元資金存在西歐銀行，形成歐洲美元市場，在1960年代有效制約了美國自利的貨幣政策。美聯儲降息如果低于歐洲美元的利息，美國資本出逃，而非增加在美國的投資。伯南克的零利率政策無法刺激美國的投資和就業，因為美國資本看好中國和其他新興國家市場，對奧巴馬政府的改革能力失去信心。中國已經開始和主要貿易伙伴發展貨幣互換協議，如果中國政府實行筆者的建議，在上海建立亞洲美元國債市場，有可能突破美元和美債的世界霸權。

　　第二，中國可能比西方率先找到高速增長和共同富裕的道路，從而改變國際競爭的游戲規則。筆者注意到，美國和中國從每月的工資收入中扣除所得稅和福利稅并不困難，但是要征收財產稅和遺產稅阻力重重。類似的，臺灣實行土地改革的私有化后，不但工業化引發的地價高漲改變了本省人和外省人的財富和權力分配，也使臺灣基礎建設的征地困難重重，使臺灣經濟的停滯積重難返。相比之下，集體土地所有的中國大陸，在基礎建設上突飛猛進。可見中國產權的混合所有制，在實踐中遠勝于西方和東亞的土地私有制。如果注意到資本的超額收益，源于市場份額提成，而非勞動時間付酬，則在中國用稅收和社會獎勵等多種方法縮小貧富差距，又不打擊創新者的企業家精神，在中國的文化和歷史傳統下，是可能做到的。

　　去年年底，本人有機會和香港媒體見面。有香港記者問我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我的回答是：“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文本作者為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中心高級研究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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