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是歐美國家出現了99%的人反對1%的金融寡頭的“占領”運動的理論表現。與馬克思的《資本論》相比，該書無論是在對于歷史事實的把握上，還是對于經濟理論的理解上，都存在重大缺陷，全書的主要立論都是基于計算錯誤的教條工具：資本/收入比，和沒有意義的教條不等式：資本收益率r>經濟增長率g之上。該書充斥著小資產者對自身處境的哀怨和對大資產階級的羨慕嫉妒恨，以及作者對于《資本論》的無知和小資產階級的偏見。但是，該書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該書指出，歐美國家巨大的國民財富的分配是極其不公的。這有助于揭露西方“普世價值”的虛偽性，打破一些人對發達國家的迷夢。該書還批評了源自發達國家的極端自由主義浪潮。該書作者提出，現實情況證明，民主和社會公正需要其本身的社會機制，而不是依靠市場機制來實現，甚至不能僅僅通過議會或其他民主機構來實現。這一點是對的。但是他堅持要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尋找這樣的社會機制，則是找錯門了。

　　關鍵詞：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馬克思;資本論;資本主義

　　基金：201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項目“現代資本主義再認識與國家資本主義批判研究”

　　二戰以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所謂的中產階級(層)，成為所謂自由、平等、民主和穩定的范式，并誘惑社會主義國家的一些人鼓吹照搬西方模式，盡管這一模式在很多發展中國家造成了種種災難。然而，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出現了99%的人反對1%的金融寡頭的呼聲，處于中間位置的小資產者們發現自己實際上是與最底層的人們一樣，同受最上層的寡頭集團的壓迫。正在此時，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法]托馬斯·皮凱蒂著，巴曙松等譯：《21世紀資本論》，中信出版社，2014年)發出了小資產者們的哀怨，要求分享寡頭集團的面包屑，在占領華爾街運動沉寂之后的美國引起了熱烈的反響，當然也受到了最上層集團的代言人們的攻擊。

　　在這場爭論中，該書被拿來與馬克思的《資本論》相比較，但在這場跨兩個世紀的對決中，后來者不僅未能與時俱進，而且完敗于前者，并且充分地表現出該書作者對于《資本論》的無知和小資產者的偏見，盡管該書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一、對收入和資本等的錯誤計算

　　皮凱蒂簡單地用“國民收入=資本收入+勞動收入”將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收入混在一起，從而漠視了最大的收入不平等。資本收入是不勞而獲，而勞動收入意味著巨大的體力和腦力的付出。這兩種收入的存在本身就足以說明收入的不平等。而皮凱蒂還把大公司高級管理者的高階勞動收入計算在勞動收入中。但是，馬克思早就指出，正如亞當·斯密已經正確地發現的那樣，在那些生產規模等等允許有充分的分工，以致可以對一個經理支付特別工資的營業部門中，利潤即剩余價值的一部分會以經理的薪水的形式純粹地表現出來。(《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1頁。)因此，這些高階收入原本是應當算在資本收入中的。

　　皮凱蒂所定義的資本“不僅包括所有形式的不動產(含居民住宅)，還包括公司和政府機構所使用的金融資本和專業資本(廠房、基礎設施、機器、專利等)。”(第46頁)這個定義夸大了資本的范圍。在皮凱蒂計入資本的金融資產(銀行賬戶、共同基金、債券、股票、所有形式的金融投資、保險、養老基金等)(第49頁)中，股票、債券等只是有權取得未來剩余價值的所有權證書，不是實際的資本，也不是資本的組成部分，并且本身也不是價值。(參見《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19頁。)皮凱蒂認為，居民住宅提供了“住宅服務”，而服務的價值可以用等價的租賃費用來衡量，因此居民住宅可以被視為資本。(第48頁)然而，“資本就是對他人無酬勞動的支配。因此，只有當工人把自己的小屋子租給第三者，并以租金形式攫取第三者的一部分勞動產品時，他的小屋子才成為資本。由于工人自己居住在屋子里，所以這屋子恰好就不會變成資本，正如我從裁縫那里買來的衣服一穿上身就不再是資本一樣。擁有價值1000塔勒的小屋子的工人，的確不再是無產者了，然而只有薩克斯先生這樣的人才會稱他是資本家。”(《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0頁。)可見，皮凱蒂在這里犯了與薩克斯一樣的錯誤。恩格斯進而指出，“假定，在某個工業地區里每個工人都有自己的小屋子，這已經成為通例。在這種場合，這個地區的工人階級便免費享用住房;住房費就不再算入工人的勞動力價值以內。但是，勞動力生產費用的任何降低，即工人生活必需品價格的任何長期降低，‘根據國民經濟學的鐵的規律’，也就等于勞動力價值的降低，所以歸根到底會引起工資的相應降低。因此，工資下降的平均數量就會相當于節省下來的房租的平均數量，也就是說，工人住自己的房屋還是付了租金，不過不是像以前那樣以貨幣形式付給房東，而是以無酬勞動形式付給他為之做工的廠主。于是，工人投在小屋子上的儲蓄確實在一定的程度上會成為資本，但這個資本不歸他自己所有，而是歸那個雇他做工的資本家所有。”(《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0-281頁。)顯然，如果皮凱蒂要把工人的自有住房算做資本，那就要把這筆資本和相應的租賃費用收入，記在工人們的老板頭上，否則就會低估資本和收入的不平等。

　　皮凱蒂認為，“完全不考慮公共服務在經濟理論上是荒唐的，因為這會人為地低估一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尤其是對于選擇采用公共教育和醫療體制，而非由私人來提供相關服務的國家，即使這兩種體制提供的服務可能是完全相同的。”(第92頁)其實，馬克思早就指出了生產性勞動與服務的差別。有些服務業，尤其是仆役性的服務，是不應當計入產值這樣的生產性結果的。公共服務由于是用稅收支付，是“基于政府承擔的生產費用來估算”(第92頁)的，因此把它納入資本和收入的計算，會高估了資本量，降低了資本收益率。

　　皮凱蒂指出，他所討論的增長率全部是指所謂的實際增長率，是從名義增長率(以消費價格來測算)中減去通貨膨脹率(來自消費價格指數)之后得到的結果。(第102-103頁)這表明，他的計算結果偏高。這是因為，在技術進步的情況下，消費價格指數不上漲也存在通貨膨脹，消費價格指數所反映的通貨膨脹率是低估了的。因此，二戰以后的歐美國家的增長率被高估了。

　　關于通貨膨脹率，皮凱蒂還寫道，“假設名義增長率為每年3%，價格的漲幅為2%，那么我們能計算出實際增長率為1%。但如果我們下調通貨膨脹的估計值(例如，我們認為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的實際價格跌幅比之前以為的大得多，因為它們的質量和性能已大有改進，而這些測算對統計學家們來說絕非易事)，把價格漲幅調整為1.5%，則實際增長率將相應提高至1.5%。在實際操作中，當兩種情形的差距如此之小時，我們就很難確定真實數據到底是哪個，每個估計結果都有一定道理。對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的發燒友們來說增長率肯定更接近于1.5%，對其他人而言則可能更接近于1%。”(第103頁)這表明，皮凱蒂還不懂得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區別，從而不懂得通貨膨脹是怎么回事。要是按他的這個說法，我們今天吃到的食物沒有過去的那么有機，呼吸的空氣沒有過去的那么清新，就同樣要提高實際價格的漲幅和通貨膨脹率了，從而實際增長率又會遠低于他的計算。

　　皮凱蒂指責馬克思沒有去弄清他所看到的某些工廠賬本上的高資本密集度，是代表了英國經濟的整體情況，還是某個經濟行業的特殊情況。他還指責馬克思根本沒注意身邊關于國民經濟核算的著作。(第233頁)這只不過表明，他根本不懂得只有生產性資本才涉及剩余價值或收入的生產，其他資本只不過是瓜分生產出來的收入而已。他也不懂得馬克思研究的嚴謹性，那些荒唐的核算不是馬克思沒有注意到，而是馬克思根本看不上。(參見1866年2月10日馬克思給恩格斯的書信?！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7頁。)而且與馬克思去看賬本相比，皮凱蒂頻頻到小說里去找數據，哪個更像是在做學問呢?

　　皮凱蒂指出，“資本收入原本主導了最高1%，但今天僅在最高1‰中占主導地位。”(第283頁)一方面，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皮凱蒂在資本收入中少算了經理層收入。另一方面，皮凱蒂沒有意識到，這一觀點其實表明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兩極分化其實擴大了。大資本俱樂部中的90%的人被踢出這個最上層的社會。這個最上層的社會人數從原來的1%降到了1‰。由此可見，他隨便把收入在前10%的人固定為上層的做法，是不合適的。

　　二、皮凱蒂的教條工具：資本/收入比

　　皮凱蒂提出，衡量某個國家資本存量最自然而有效的方法是用這些存量除以每年的收入流量，從而得到資本/收入比，用希臘字母β表示。(第51頁)接下來，他提出了所謂資本主義第一基本定律，即資本/收入比β與國民收入中資本收入的比重α的關系可用如下公式表示：

　　α=r×β

　　r是資本收益率。

　　舉例來說，如果β=600%，r=5%，那么α=r×β=30%。換句話說，如果國民財富等于6年的國民收入，資本的年收益率為5%，那么資本所創造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就是30%。(第52-53頁)

　　皮凱蒂后來承認他提出的這個公式只是一個恒等式而不是一條定律。(第172頁)既然如此，又何必把它吹噓成什么第一基本定律呢?更重要的是，資本從來就不創造什么收入，資本只是無償占有工人的勞動成果而已。

　　皮凱蒂指出，上述等式可以用來研究一家公司的賬目情況。例如，一家公司擁有價值500萬歐元的資本(包括辦公室、基礎建設、機器等)，每年生產100萬歐元的產品，其中60萬歐元將會支付給工人，40萬歐元歸入利潤。這家公司的資本/收入比β為5(它的資本等于5年的產出)，資本收入比重α為40%，資本收益率r為8%。假設另一家公司利用少一些的資本(300萬歐元)來生產同等的產出(100萬歐元)，但是使用了更多的勞動力(70萬歐元用于支付工人工資，30萬歐元歸入利潤)。對于這家公司來說，β=3，α=30%，r=10%。第二家公司比第一家公司的資本密集度要小，但是利潤率更高(資本收益率顯著較高)。(第55頁)雖然在書后的注釋中皮凱蒂指出，這里的年產出與公司所謂的“增加值”有關，也就是公司通過售出商品與服務(“毛收益”)與它支付給其他公司的商品和服務價格(“中間消費”)之間的差額。(第607頁)但是，顯然，這個增加值并沒有扣除固定資本的折舊。從而，皮凱蒂仍然犯了斯密教條的錯誤，把資本的一部分算成收入了。同時，按照他本人在前面給出的算法，皮凱蒂在這里計算資本時，忘了把這兩個公司的股票和債券的市值也算進去了。假如第一家公司的股票市值1500萬歐元(不考慮債券)，那么按皮凱蒂的算法，這家公司的資本/收入比應當是20，而不是5，于是第一家公司的資本收益率r只有2%(或者4%，如果收入中既算企業的利潤又重復算股東的分紅的話，而這時資本收入比重為80/140=57%)。

　　對照《資本論》，我們還發現，皮凱蒂所舉的這兩個例子中，既沒有相同的剩余價值率，又沒有相同的平均利潤率，從而這兩個例子完全脫離資本主義社會的一般現實。盡管他鼓吹他用數據來做研究，提供史實資料，但是與馬克思千方百計地按照或接近企業的真實情況舉例不同，他完全脫離了企業的真實情況，隨著捏造數字來舉例，因此，該書的史實性是要大打折扣的。

　　在談到“在英國、法國和德國，1913年國民資本約為6.5~7年的國民收入，到1950年下跌至大約2.5年，降幅超過4年的國民收入”時，皮凱蒂提出，資本/收入比在1914~1945年的下跌只能很有限地歸結為兩次世界大戰造成的物質資本的毀滅?？傮w來說，法國大約有價值相當于1年國民收入的資本被摧毀，相當于資本/收入比降幅的1/5~1/4，德國被摧毀的資本約為國民收入的1.5倍，相當于整體降幅的1/3。在英國，資本的物質毀滅程度要小得多，“一戰”時期幾乎沒有損失，“二戰”時期也只是由于德國的轟炸損失了不足國民收入10%的資本。可英國的國民資本的降幅卻相當于國民收入的4倍，與法國和德國不相上下。(第148頁)他認為，除物質上的毀滅外，資本/收入比在1913~1950年急劇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在外國的投資組合大幅減少，以及儲蓄率降至極低水平(這兩個因素加上物質破壞可以解釋整個降幅的2/3~3/4)，另一方面則是在戰后實行混合經濟與強化監管的政治背景下，資產價格走低(這個因素可以解釋整個降幅的1/4~1/3)。(第149頁)皮凱蒂忘記了，他的資本/收入比是一個相對指標，而不是一個絕對指標。戰爭在摧毀物質資本的同時，也摧毀了利用這些物質資本可以創造的收入，因此資本/收入比本不應當受到戰爭中轟炸的直接影響。同樣，在外國的投資組合大幅減少，以及儲蓄率降至極低水平，在降低了資本的同時，也減少了收入，資本/收入比也不應當受到較大的影響。資本/收入比大幅下降，倒過來看，就是以資本為基礎的收入大幅上漲，這要么意味著資本的收益率大幅提高，而在戰爭摧毀了收益率的過剩資本時有可能會出現這種情況;要么意味著資本的計算值減少了，資本的泡沫消除了，而戰爭和經濟危機也的確都有助于消除這種泡沫。

　　皮凱蒂提出了一條動態資本定律，即所謂資本主義第二基本定律。從長期來看，資本/收入比β與儲蓄率s及增長率g有著如下公式所描述的簡單明了的關系：

　　β=s/g

　　假設一個國家每年將12%的國民收入用于儲蓄，而國民收入的年增長率等于2%，那么其長期的資本/收入比將等于600%。這個國家積累的資本將相當于6年的國民收入。(第168-169頁)

　　皮凱蒂由此認為，儲蓄較多而增長緩慢的國家將在長期中積累起更大數量的資本(相對于收入而言)，增長(特別是人口增長)放緩是資本的勢力卷土重來的根源。(第169-170頁)但是，儲蓄較多而增長緩慢，恰恰意味著資本的平均收益率下降，是資本的勢力衰弱的表現，談不上資本勢力的卷土重來。至多只是表明，儲蓄起來的財富可以供更多年份的消耗。同時，皮凱蒂認為，如果房地產或股票價格漲速快于其他價格，那么即使沒有任何新增儲蓄，β(國民資本的市場價值與國民收入年流量之比)也能達到很高水平。(第172頁)因此，當股市泡沫大膨脹時，相對于收入而言，按照皮凱蒂的計算，也會有更大數量的“資本”。但這也絕對談不上什么資本勢力的卷土重來。

　　在談到增長對于社會平等的影響時，皮凱蒂設想了兩個極端的例子。一個是假如世界上每對夫婦都有10個子女，我們很容易理解繼承財富的地位下降這個普遍規律，因為家庭財富在每一代人都要分為10份。在這樣的社會中，繼承財富的總體地位將被嚴重削弱，大多數人會更加現實地依靠自己的勞動和儲蓄為生。另一個是，假設某個社會的人均產出每過一代人就會增加10倍，此時人們更看重的是通過自己的勞動所能得到的收入和儲蓄，因為前代人的收入遠遠少于當代人的收入，來自父母和祖上累積的財富也就不會有太大的重要性。(第84頁)這兩個例子表明，他完全不懂生產資料所有制的重要性，不懂得人們是不能離開生產資料而憑空勞動的。在第一個例子中，如果富人的后代會因為繼承的財富減少而不得不親自使用這些生產資料去勞動的話，那么窮人的眾多后代將失去生產資料，從而只能餓死。在第二個例子中，人均產出的增加的成果屬于資本家而不屬于工人，從而使資本家得以壟斷這種增加的成果的、來自父母和祖上累積的財富的重要性反而大大增加了，盡管前代人的收入遠遠少于當代人的收入。

　　皮凱蒂提到，20世紀初，歐洲和日本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原因，可以很自然地歸結為舊世界國家較低的人口增長率——舊世界的低人口增長率幾乎自動帶來了更高的資本積累和資本集中度。(第329-330頁)他這是把不平等的罪過放在了窮人沒有多生孩子增加人口增長率上。但是，馬爾薩斯卻是早就把窮人的貧窮歸罪于人口增長較快上。另外，難道就不能倒過來，把資本積累和資本集中度的提高作為人口增長率較低的原因呢?誰能說β=s/g不同樣就是g=s/β呢?事實上，正是因為歐洲的階級壓迫和剝削過于嚴厲，才使得大量的歐洲人逃到美洲去和大量人口在歐洲被餓死(例如在英國控制下的愛爾蘭)，在這種情況下，歐洲的人口增長率怎么高得起來?

　　顯然，皮凱蒂所謂“歷史上那些由資本主宰、由繼承財富決定人們階層地位的社會(包括傳統的農業社會和19世紀的歐洲國家)，只有在低增長條件下才能出現和維系下去”(第84-85頁)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馬克思的著作中提到的19世紀的歐洲首富路特希爾德家族，經歷了歷史上的多次高增長，仍然是世界首富。

　　三、皮凱蒂的教條不等式：r>g

　　皮凱蒂所有結論的整體邏輯是：如果資本收益率在較長一段時間內顯著高于經濟增長率(這種情況在增長率低的時候更有可能發生，雖然并不會自發產生)，那么財富分配差異化的風險就變得非常高。他將它表達為r>g(這里r代表資本收益率，包括利潤、股利、利息、租金和其他資本收入，以總值的百分比表示;g代表經濟增長率，即年收入或產出的增長)。(第27頁)在這里，皮凱蒂把土地的壟斷性租金與一般的資本收益混在一起，把產業資本的收入與金融資本從產業資本那里瓜分來的收入混在一起，從而未能正確地表達資本收益率，而且與馬克思不同，他沒有計算剩余價值率，從而未能揭示真正的巨大的不平等。

　　在談到為何資本收益率會高于增長率時，皮凱蒂提出，他的闡述是將其作為一個歷史性的事實，而并非作為邏輯上的必然。(第362頁)他的看法是，r>g是多種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各種因素在很大程度上相互獨立：一方面，經濟增長率g結構性地偏低(一旦人口結構轉換完成，國家達到了世界技術前沿水平，而創新步伐相當緩慢時，g的數值通常不高于1%);另一方面，資本收益率r取決于很多技術、心理、社會和文化的因素，它們共同決定了4%~5%的收益率(不管怎樣都大大高于1%)。(第370頁)這表明，皮凱蒂不懂得基本的經濟原理。資本收益率是工人提供的剩余價值與資本的比率。從原始社會解體開始，勞動者就一直為剝削者提供剩余勞動，即便經濟沒有半點增長，甚至在個別時期還下降了，這種剩余勞動和剩余價值也是存在的，否則奴隸主、地主和資本家們就得坐吃山空了。經濟增長率，從價值量上來說，只要勞動的總時間沒有增加，它就不會大于零，而從現代價格體系所表現的使用價值量上來說，在勞動生產率提高時，它會有所增加。但無論如何，經濟增長的程度不可能趨向無窮大，從而時間跨度越長，經濟增長率會越小。例如，即便1克黃金那么微小的經濟規模，以每年8%的速率增長，連續增長742年后，它也將增長到超過與一個地球同等質量的黃金即超過600億億噸黃金的價值量規模(余斌：《45個十分鐘讀懂〈資本論〉》，東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頁。)。這可能嗎?按照皮凱蒂的說法即英法兩國目前的人均國民收入大約為每年3萬歐元(第122頁)，我們把它放大到全球60億人身上，也就是說全球收入假如是180萬億歐元，按照900歐元一盎司黃金的價格來算，這相當于2000億盎司即622萬噸黃金。這是相當高的水平，在未來200年內都未必能達得到的。現在，假定這些收入是從1克黃金的起始水平增長而來，那么，如果增長期是742年，年增長率為4%;如果增長期是2000年，年增長率只有1.5%;如果增長期是3000年，年增長率就只有0.99%;而中國有文字的歷史號稱5000年，要是按5000年算，地球上的年收入增長率就只有0.59%了。而如果5000年前地球上人們的總收入遠遠大于1克黃金的話，增長率就更低了。因此，從長期來看，經濟增長率根本無法跟資本收益率相比。這跟人口結構轉換與創新步伐等等都沒有什么關系。

　　皮凱蒂提出，資本收益率明顯而持久地高于經濟增長率這一事實，是推動財富分配更加不平等的強大動力。例如，假設g=1%，r=5%，而且富裕的人們必須用他們每年資本收入的1/5進行再投資，以確保他們的資本比平均收入增長得更快。(第371頁)但是，他的這個舉例是不成立的。在這里，資本的增長率也是1%，不比平均收入增長得更快。而如果富裕的人們只拿出每年資本收入的1/6進行再投資，即便資本收益率明顯而持久地高于經濟增長率，他們的資本也會比平均收入增長得慢。這樣一來，具有決定性的因素就不是資本收益率高于經濟增長率，而是資本積累率高于經濟增長率。更重要的是，經濟增長總是意味著剩余勞動的更大程度的增長，這意味著，資本收入的增長會快于勞動收入的增長，從而更加有利于提高資本積累率。

　　按照他的r>g教條，皮凱蒂認為，繼承財富的重要性與低增長有關，由此他認為，在一些新興國家，鑒于其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就像我們在中國看到的)，繼承財富額可能在未來若干年內都會相對保持低位。(第442頁)但是，較高的經濟增長率與較快的資本集中速度并不矛盾，當前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在一代人中，繼承財富額的重要性就已經顯現出來了。中國的富二代們已經成為重要的社會現象了。

　　四、小資產者的哀怨

　　皮凱蒂認為，當資本收益率大大超過經濟增長率時，繼承財產的人只需要儲蓄他們資本收入的一部分，就可以看到資本增長比整體經濟增長更快。在這種情況下，相對于那些勞動一生積累的財富，繼承財富在財富總量中將不可避免地占絕對主導地位，并且資本的集中程度將維持在很高的水平上，這一水平可能有違現代民主社會最為根本的精英價值觀和社會公正原則。(第27-28頁)我們已經指出，資本收益率與經濟增長率沒有直接的可比性。而且經濟增長意味著擴大再生產，而在資本量不增加的情況下，也就是繼承和擁有財產的人不儲蓄他們資本收入的一部分，不擴大再生產的情況下，也談不上什么經濟增長。因此，指責繼承財富(其實就是資本)在財富總量中占絕對主導地位，只不過是小資產者對大資產者的羨慕嫉妒恨而已。皮凱蒂所謂現代民主社會最為根本的精英價值觀和社會公正原則，只不過是小業主的意識形態。對此，馬克思早就有過說明。

　　皮凱蒂提出，以r>g表述的不平等從某種意義上說意味著過去對未來的吞噬：過去積累的財富無須勞動即可自我增長，其增速還高于工作掙來的用于儲蓄的財富。(第388頁)但是，如果財富真的可以自我增長，而且不妨礙勞動者用工作來積累財富，那么，除了小資產者們的羨慕嫉妒恨之外，沒有任何理由說什么過去吞噬未來。唯一能夠做出這種指責的理由只能是，財富的增長，固然無須其主人的勞動，但需要吞噬別人的勞動。財富增長的越多，別人的處境越難。這正是《資本論》中已經揭示過的資本主義積累規律：“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43-744頁。)

　　從皮凱蒂給出的圖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德國、英國、法國的國民資本(公共資本和私人資本之和)在1970年相當于3~4年的國民收入，而在2010年則分別達到了4年、5年和6年之上。(第149頁)而他也提到了兩個因素：首先，20世紀70~80年代的漸進式私有化以及將公共財富轉移到私人手中的過程;其次，影響房地產和股票價格的長期趕超現象也在20世紀80~90年代加速，與戰后初期相比，當時的總體政治氣氛對私人財富更為友好。(第177頁)但是，他未能發現，在這里，他原本可以得出一個私人資本的效率大大低于公共資本的結論，因為資本/收入比的提高，反過來就是收入/資本比的下降，是經濟效率的降低。相反地，他只是以小資產者的眼光妒忌地寫道：“出現了新型的承襲制資本主義。”(第176頁)

　　皮凱蒂提出了所謂的資本“純”收益率。準確地說，管理資本和“正規”金融中介(即銀行、官方金融機構、房地產中介或合伙人提供的投資建議和投資組合管理服務)的成本顯然被考慮在內，并在計算(這里所提到的)平均收益率時從資本收益中進行扣減。但“非正規”金融中介就不是這種情況：任何投資者都會花費時間——有時甚至是大量時間——來管理他的投資組合，決定哪項投資最可能實現利益最大化。這些努力在某些情況下可以被看作純粹的企業家勞動或某種商業活動。(第209頁)他還提到，有人也許還會猜想，在經濟快速增長(或高通脹)時期，這種非正規成本還會更高，因為與經濟近乎停滯的時期相比，在這樣的時期，人們需要更頻繁地調配投資項目，花更多的時間研究最佳投資機會。(第209頁)但是，勞動是要創造價值的，而決定哪項投資最可能實現利益最大化本身并不創造任何價值。它與一個購買彩票的人，花了大量時間研究如何投注，并不會增加彩票的總獎金，不會創造價值一樣。這些成本本身就是利潤的一部分，在計算總利潤時，不應當從資本收益中扣減。在經濟快速增長期，人們投資虧損的可能性小，投資無須過于謹慎，而在經濟近乎停滯時期，投資難度加大，很難說哪個時期研究投資機會所耗費的精力多。但無論如何，這種投資并不創造價值，皮凱蒂看重它，只不過是因為“非正規”金融中介所做的也正是小資產者們所做的，他要為他們鼓與呼。

　　皮凱蒂還提出一個所謂的重大創新：世襲中產階層。(第264頁)支持這一點的無非是他所謂的，“伴隨著中產階層的崛起，最上層10%人群的財富比重急劇下降，在歐洲從20世紀初的50%多降到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20%~25%，減少了將近一半。”(第266頁)但這一點與他在前一頁談的“沒有錯的事實”是矛盾的：“今天財富還是高度集中的：在歐洲最上層10%的人占有總財富的60%、在美國則占到70%。”(第265頁)當然，中產階層還是拿到了一些面包屑：歐洲中產階層的財富幾乎不超過總財富的1/3，而美國僅僅是1/4。(第265頁)他還承認：貧窮的半數人口現在和以往一樣貧窮，2010年占有不到5%的總財富，情況和1910年一樣。(第265頁)這充分表明，他的眼里只有他所處的同一階級的小資產者們。他還堅持認為：重要問題是不平等的合理性而不是程度。(第268頁)“如果不平等被視為合理，比如有人認為這是因為富人比窮人工作更勤奮、更高效，或者因為阻止富人掙得多必然會傷害社會上的窮人，那么收入集中度極有可能會創造新的歷史紀錄。”(第267-268頁)因此，他的邏輯必然是，重要的不是解決不平等的問題，而是改變對不平等的看法，要對人們洗腦，使之認為不平等是合理的。但他本人的工作卻是通過哀怨巨額財富的繼承，來說明不平等是不合理的。

　　皮凱蒂提出，中產階層顯然無法接受自己比上層社會納稅更多。如果現代社會國家想要繼續保持生命力，基本稅收體系保持最低限度的累進很必要，或者至少不能在收入頂層發展為明顯的累退。(第511頁)然而，恩格斯指出，“稅收!這對資產階級有很大利害關系，而對無產階級利害關系則很小。工人應交付的稅金始終不斷地包括進勞動力生產費用之中，因而要由資本家一并償付。”(《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頁。)皮凱蒂還提出，走向極端的精英主義很容易產生高管和食利者之家的賽跑，最終受損者則是在旁觀賽的普通大眾。(第430頁)在這里，皮凱蒂看到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后果，但他卻拒絕批判資本主義，而只是歸罪于精英主義，發泄小資產者的哀怨。

　　皮凱蒂提出，累進稅是一個相對開明的消減不平等的方法，代表在社會正義和個人自由之間的一個理想折中。(第520頁)但他本人也提到，在1932~1980年幾乎半個世紀期間里，美國聯邦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平均為81%。沒有哪個歐洲大陸國家曾使用過如此高的稅率(除了特殊情況，至多幾年，而不是長達半個世紀)。在美國，最高遺產稅稅率在20世紀30年代到80年代保持在70%~80%，而法國和德國的最高稅率從未超過30%~40%，除了1946~1949年的德國。(第521-522頁)但是，我們看到，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4個英語國家，前1%人群收入在國民收入所占比重十分接近，均在6%~8%。(第323頁)在20世紀80年代，日本與法國的前1%人群的收入比重為7%，瑞典則是略高于4%，德國是9%。(第324頁)在這里，我們看不出，皮凱蒂所鼓吹的累進稅制，在美國長達半個世紀的實踐中，在消除不平等方面起到了任何明顯的作用。

　　皮凱蒂提出，資本稅的最主要目的不是為社會國家融資，而是管理資本主義制度。首先，其目標是終止無限增加的財富不平等;其次，是對金融和銀行體系施加有效管理以避免危機。(第534-535頁)這是要維持一個小資產者過得滋潤的資本主義?？上ВY本主義的發展規律不是這樣的。

　　五、對《資本論》的無知

　　前面已經提到了，皮凱蒂對《資本論》的一些無知。這里再補充幾條。

　　皮凱蒂認為，“同李嘉圖的預言一樣，馬克思的悲觀預言也沒有實現。在19世紀后1/3時期，工資終于開始慢慢增加：工人階級的購買力顯著提升并不斷擴大范圍，這一現象從根本上改變了當時的社會現狀，即使極端不平等依然存在而且在某些層面直至‘一戰’前依然有增無減。共產主義革命正式拉開序幕，但主要集中在歐洲和蘇聯經濟落后地區，這些地方幾乎沒有開始工業革命，然而大部分先進的歐洲國家已經開始尋找其他利于社會民主的途徑——他們的公民是幸運的。”(第10頁)

　　皮凱蒂的這種說法是非常無恥的。首先，工資的開始增加，恰恰是馬克思所指導的工人階級運動的結果，而皮凱蒂回避這個原因，顯然是企圖暗示資本家的“慷慨”。其次，馬克思早就指出過，工人的生活消費品是可以有所增加的，但是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些生活消費品的實際價值量是在下降的，盡管在價格上不一定下降。馬克思還在《資本論》中嘲諷道：“工資越低，它的任何提高，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提高，在百分比上也表現得越高。例如，周工資是20先令，提高到22先令，就是提高10%;但如果周工資只有7先令，提高到9先令，那就是提高28 4/7%，這聽起來就相當可觀了。不管怎樣，租地農場主大喊大叫起來，甚至倫敦《經濟學家》在談到這些饑餓工資時，也鄭重其事地胡謅什么有了‘普遍的和重大的提高’。”(《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35頁。)與工資的這點增加相比，資本家的利潤才是有了真正普遍和重大的提高。而所謂大部分先進的歐洲國家的公民的“幸運”，則不過是他們不得不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被“社會民主”地驅趕去做炮灰。

　　《資本論》中已經指出，“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作為直接生產者的財產，不是資本。它們只有在同時還充當剝削和統治工人的手段的條件下，才成為資本。但是，在政治經濟學家的頭腦中，它們的這個資本主義靈魂和它們的物質實體如此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以致在任何情況下，甚至當它們正好是資本的對立面的時候，他也把它們稱為資本。”(《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8頁。)而皮凱蒂卻仍然在重彈最原始社會的“資本”的老調。(第217頁)他還大談西方經濟學的資本邊際生產率的概念，說什么假設在某個農業社會，一個人擁有相當于100歐元的額外土地或工具(土地和工具的普遍價格已給定)，他每年可以額外獲得相當于5歐元的糧食產量(所有其他條件都相等，尤其是使用勞動力的數量)，那么我們就可以說，100歐元投資的資本邊際生產率是5歐元，或每年5%。(第217-218頁)然而，他忘了使用這個額外土地或工具是要花費時間和付出勞動的，即便使用勞動力的數量相等，但勞動的付出不等，否則額外的土地或工具將不會被使用。因此這額外的相當于5歐元的糧食產量，仍然是勞動創造的，而不是土地或工具自發地創造的。而且如果工具能夠創造價值，那么，我們把一百年前的工具找出來復制一套新的，就是可以和以前一樣創造相等的價值的。但是，現實會是這樣的嗎?

　　皮凱蒂提出，“馬克思主義者的研究尤其強調利潤率會不斷下降——一個被證明是錯誤的歷史預言，盡管這其中確實包含了有趣的直覺判斷。”(第53頁)如果他是一個嚴肅的學者，他應當在這里列出是誰作出過這樣的“證明”?而自稱“采用了更加廣泛的歷史資料和對比數據”(第1頁)的他，也沒有拿出任何數據來表明利潤率沒有不斷下降。他只是用他自己的教條公式β=s/g提出，如果g接近零，那么長期資本/收入比β=s/g會趨向無限大。而且如果β非常大，那么資本收益r必然越來越小。他這是把他自己的想法扣在馬克思的頭上，而他提出的避免這一結果的唯一的邏輯出口是結構性增長，也就是g大于零(第232頁)。但是，這樣一來，皮凱蒂就未能邏輯一致地考慮到，如果g大于零且不接近零，那么長期收入將會趨向無限大。這是可能的嗎?事實上，如果利潤率不是會不斷下降的，那么資本的積累就可以超過地球所能容納的程度。皮凱蒂扣給馬克思的“無限積累原則”(第7頁)的帽子，他自己戴戴倒是正合適。而他所謂馬克思的理論實際上建立在長期生產率增長為零的嚴格假設之上(第28頁)，就更是對《資本論》的擴大再生產理論和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理論的無知者無恥了。

　　皮凱蒂提出，發達國家富有，相反，發達國家的政府卻窮困。歐洲是一個最極端的例子：它既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私人財富，也有最難解決的公共債務危機——這是一個奇怪的悖論。(第557-558頁)其實，《資本論》中早就提到，“在所謂國民財富中，真正為現代人民所共有的唯一部分，就是他們的國債。因此，一個國家的人民負債越多就越富這一現代學說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公共信用成了資本的信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64-865頁。)

　　六、小資產階級偏見

　　皮凱蒂承認，“無論如何，在19世紀40年代資本繁榮發展，工業利潤增長，但勞動收入卻停滯不前。這是顯而易見的，即使當時還沒有出現完整的國家統計數據。”(第9頁)這表明，沒有完整的國家統計數據，并不妨礙人們得出結論。但他卻指責說馬克思“缺乏足夠的統計數據去支撐他的預言。”(第10頁)真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對于法國人懷念的“輝煌30年”即經濟超快速增長的20世紀4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皮凱蒂認為，歐洲在1914~1945年被美國遠遠甩到后面，才能在“輝煌30年”期間快速追趕。一旦這個追趕過程結束，歐洲又和美國一起站到世界技術進步的最前沿，增長率回落到相同的低水平，這是身處前沿的經濟體的必然特征。(第97頁)這個理由其實不能成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解體后，以及南歐的一些國家并沒有出現什么快速追趕的輝煌時期，盡管他們也被美國和西歐遠遠甩到后面。如果同樣存在差距，而一些國家能夠追趕上，另一些國家卻追趕不上，那么差距本身就不是能夠追趕上的原因。其實，皮凱蒂已經注意到，當時的法國實行混合經濟，在某種意義上說是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或者至少可以說是規模最大的一些企業不再受私人資本控制的國家資本主義。(第138頁)這本來能夠說明混合經濟優于私人資本，但是，根深蒂固的偏見，使皮凱蒂把差距本身作為了原因。因此，盡管能夠收集到一些數據，他的偏見也使他無法做出正確的分析和結論。

　　指責馬克思偶爾做出輕率聲明的皮凱蒂，輕率地說什么馬克思沒有花心思研究沒有私人資本的社會在政治和經濟層面是如何運行的(第10-11頁)。但是，馬克思沒有對未來社會進行空想，恰恰是他研究的嚴謹性所在。相反地，《資本論》中各種不同的資本和不同的資本形式如貨幣資本、商品資本、生產資本、虛擬資本甚至地租的資本化，進行了區分和分析，反而皮凱蒂本人卻沒有區分地把它們與不是資本的自有住房胡亂地加在一起，計算私人資本。既然他本人沒有花心思研究現實中的私人資本在經濟層面是如何運行的，他哪有資格指責馬克思呢?他還提到“那些取消私人資本、實行極權主義的國家的悲慘現狀”(第11頁)，然而，人們看到的卻是恢復私人資本發展的前蘇聯和東歐地區國家的悲慘現狀。

　　皮凱蒂的第一個研究結論是：“財富分配的歷史總是深受政治影響，是無法通過純經濟運行機制解釋的。尤其是在1910~1950年，在大部分發達國家發生的不平等的減少主要是源于戰爭以及為應對戰爭沖擊而出臺的一系列政策。同樣，1980年以后不平等的重現很大部分是源于過去幾十年，尤其針對稅收和金融方面的政治轉變。經濟、社會和政治力量看待‘什么正當，什么不正當’的方式，各社會主體的相對實力以及由此導致的共同選擇——這些共同塑造了財富與收入不平等的歷史。不平等是所有相關力量聯合作用的產物。”(第21-22頁)他的這個說法是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開脫。在所有相關力量中，導致不平等的最主要的力量是資本主義私有制。政治的背后是經濟，兩次世界大戰都是由經濟因素引起的，是帝國主義對于殖民地的爭奪造成的。把財富分配歸結于政治影響，是幻想找出一條不改變造成財富分配不平等的原因，而改變其結果的道路。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國家打過很多戰爭，這些戰爭以及為應對戰爭沖擊而出臺的一系列政策有沒有減少不平等，皮凱蒂并沒有加以分析，因而他的戰爭消除不平等論缺乏數據支持。而與歷史上的這些戰爭不同，二次世界大戰產生了社會主義國家，對資本主義世界形成了巨大的壓力，迫使資產階級不得不向工人階級有所讓步，這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不平等有所消除的原因。隨著世界社會主義處于低潮，歐洲的財富集中度和不平等程度又提高了。皮凱蒂回避社會主義這個因素，只是源于他的小資產階級偏見。

　　皮凱蒂的第二個研究結論是：“財富分配的動態變化表明，有一個強大的機制在交替性地推動著收入與財富的趨同與分化。……趨同的主要力量是知識的擴散以及對培訓和技能的資金投入。供需法則和這一法則的變體——資本和勞動力的流動——也通常會促進財富與收入的趨同，但其影響力沒有知識和技能的擴散那么大，并且它的含義經常模棱兩可或自相矛盾。知識和技能的擴散對于整體生產率的增長和一國內與各國間不平等的削減起著關鍵性的作用。以中國為代表的很多曾經的貧窮國家如今所取得的進步就印證了這一點。這些新興經濟體正在趕超發達國家。通過采用發達國家的生產方式、獲取其他地區所具備的同等技能，欠發達國家的生產率獲得了跨越式發展并增加了國民收入。”(第22頁)的確，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把一些企業搬到了發展中國家去辦，導致了一些技能的擴散。但這與其說是導致收入與財富的趨同，不如說是收入與財富的分化，因為獲得巨額利益的是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皮凱蒂的研究側重于收入與財富的數據，這是他的長處，也是他的局限。由于缺乏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知識，他無法建立起數據之間的相互關系。他在書中提到過中國有巨大的公共資本，但卻沒能將這個巨大的公共資產與中國取得的進步聯系起來，反而在中文版序中無端地指責“公共資產——至少以傳統的國有形式存在的公有資產——有時候既沒有帶來效率也沒有帶來公平，更沒有帶來權力的民主分享，甚至在某些情況下被所謂公產管理者挪用和不法占用。”他也沒有能夠考察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公共資本對于這些新興經濟體趕超發達國家的意義。相反地，英國《經濟學家》曾經專門撰文數篇來批評這些國家的國家資本主義對于西方發達國家的沖擊。事實上，對私有資本的限制，而不是皮凱蒂所鼓吹的知識和技能的擴散(第23頁)，才是推動平等的主要力量。

　　事實上，皮凱蒂接著就指責近期中國勞動者取代了更發達國家勞動者，并認為這是增長在惠及一些群體的同時傷害其他人的最好證明(第23-24頁)。這等于指責推動平等就會傷害其他人，那么他為何還要研究不平等呢?另外，勞動者之間雖然有競爭，但傷害勞動者的是資本家，而不是其他勞動者。皮凱蒂有意挑起勞動者之間的紛爭，而讓資本家免受批評，反映了他堅定維護資本主義的階級立場，這無疑使他的研究失去了科學性。

　　皮凱蒂提到，在1770~1810年，在美國南方，奴隸的總價值約為2.5~3年的國民收入，因此農地加上奴隸的總價值超過4年的國民收入?？傮w而言，美國南方的奴隸主擁有的財富超過了舊歐洲的地主，他們的土地并不十分值錢，但由于他們很明智地不僅擁有土地，還控制了土地所需要的勞動力，因此總資本價值更高。(第163頁)其實，馬克思早就指出，“由奴隸耕種的、作為南部輸出品的棉花、煙草、糖等等作物，只有在僅需簡單勞動的天然肥沃的廣大土地上大規模使用大批奴隸來經營才是有利的。主要不靠土地的肥沃性而靠投資、工作者的知識和積極性而種植的集約化作物，是與奴隸制度的本性相矛盾的。……甚至在奴隸占總人口七分之四的南卡羅來納州，由于地力耗盡，植棉業幾年來幾乎完全停滯不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3頁)斯密也曾指出，“奴隸比自由工人‘貴’”(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冊，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49頁。)。真不知皮凱蒂的“明智”二字從何說起?

　　皮凱蒂還寫道，自《曼斯菲爾德莊園》的時代以來，財富結構已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我們只能希望奧斯汀描寫的人物及其后裔能適應時代的發展，追隨托馬斯爵士的榜樣，將一部分土地租金投資到海外。至20世紀初，英國人在海外的資本每年能產生約5%的股息、利息和租金回報，使該國的國民收入比國內產值高出約10個百分點。如此大的福利可以養活相當數量的人群。(第121頁)這表明，皮凱蒂支持帝國主義的資本輸出，支持帝國主義國家的不勞而獲者靠剝削發展中國家的人民生活。當然，他指望養活的是小資產者們。他還寫道，世界其他地區在通過辛苦勞作來增加殖民帝國的消費的同時，它們欠這些殖民帝國的債務還越來越多。這樣說似乎危言聳聽，但我們應該認識到，通過貿易盈余和殖民占有的方式來積累海外財富的目標，正是為了在日后維持貿易赤字，永遠保持貿易盈余是沒有現實意義的。擁有財富的好處在于，人們即使不工作也能繼續消費和積累，或者說能夠以比自己從事生產更快的速度來繼續消費和積累。(第121-122頁)這段話只有對帝國主義的鼓吹，而沒有半點對殖民地人們的同情。

　　皮凱蒂注意到，每次戰爭時期，經濟活動減少，通貨膨脹上升，實際工資和購買力開始下降。然而，工資層級底部人群的工資普遍是上漲的，與處于頂端的人群相比，他們多少能避免通脹之害。(第292頁)他認為，這是因為勞動者對社會正義和公平準則有著大致相同的認知，他們會努力防止本就不高的購買力過度下降，而要求更富裕的群體將自身需求推遲到戰爭結束之后。(第292-293頁)這表明，皮凱蒂不懂得工資只是勞動力再生產的費用。通貨膨脹使商品價格上漲，也使得這個費用上漲，從而名義工資也會上漲，否則勞動力就不能正常地再生產，資本家就沒有合格的工人可用了。因此，根本談不上什么工資層級底部人群能避免通脹之害，他們只是一無所有而已。如果在這里，要談什么社會正義和公平準則的話，那只能是對社會正義和公平準則的極大嘲諷。這也是皮凱蒂無知和偏見的又一個生動體現。

　　皮凱蒂指出，先驅們的平等思想逐漸被淡忘，新大陸瀕于變成21世紀全球經濟中的舊歐洲。(第529頁)這說明，他不懂得，小資產階級先驅們的平等思想，只是中產階級對上的平等，而不包括對下的平等，正如美國立國之初還保留有不平等的奴隸制一樣。這樣的“平等”思想，發展下去，就只能是今天這種不平等的結果。

　　皮凱蒂雖然認為，邊際生產率理論及教育和技術賽跑理論存在缺陷，但卻仍然認可它們的結論，提出“長期來看，增加收入和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最好方式是對教育和技能進行投資。”(第320頁)這表明，他不懂得，造成收入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在于生產資料所有制，而不在于生產力的發展。如果不改變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消滅資本，那么無論生產力如何發展，收入不平等都是降低不了的，甚至還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擴大。

　　皮凱蒂針對美國提出建議，適用于一年50萬或100萬美元以上收入的80%的稅率，不會給政府帶來大量收入，因為它將很快達到政府的目的：大大消減這一水平的薪酬，但并不會降低美國經濟的生產率，因而較低階層的薪水會上升。(第528頁)他不懂得馬克思早就指出過的，分配是由生產資料所有權決定的。即便上層減少了自己的薪酬，也不會把這些多出來的薪酬分給下層，不會使較低階層的薪水上升。正如在經濟危機中，牛奶賣不出去了，也是會寧愿倒入大海，也不白白送給街頭流浪者的。比爾·蓋茨的微軟公司就曾長期不分紅，直到稅率下降。

　　皮凱蒂提出，防止貧富差距無限制拉大以及重新實現對財富積累控制的最理想政策就是：全球范圍內的累進資本稅。資本稅有助于讓公共利益超越私人利益，同時又可保持經濟的開放度和自由競爭。(第485-486頁)然而，這不過是《資本論》中早就分析過的“把支出欲和積累欲分開”的陳詞濫調。(《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7頁。)最關鍵的是，通過資本稅來沒收掉部分的資本，用來做什么呢?如果用于公共財政，那么其他稅收就沒有必要收了，而皮凱蒂并不希望看到稅額的增加(第496頁)，從而又將財富還給了資本家;如果用于創辦國有企業，那就是采取社會主義步驟，但是皮凱蒂卻認為“一旦公共部門的規模超過了一定限度，那么就必然會產生嚴重的組織問題。”(第496頁)顯然，他是反對這樣做的。而且這種做法還需要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才做得到。對此，鎮壓了1848年法國革命的小資產者們是不愿意看到的。

　　七、該書的一些積極意義

　　皮凱蒂指出，歐洲國家從未如此富裕。另一方面，真正可恥的是這樣巨大的國民財富分配極其不公。私人財富建立在公眾貧困的基礎上，一個特別不幸的結果是我們現在在債務利息上的支出遠超過我們投資于高等教育的費用。(第584頁)這對于揭露西方“普世價值”的虛偽性，打破一些人對發達國家的迷夢，警示我們限制公債規模，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皮凱蒂把庫茲涅茨曲線稱為“冷戰期間的福音”(第14頁)，揭露“庫茲涅茨曲線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冷戰的產物。”(第15頁)這是正確的。因為庫茲涅茨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樂觀預測的主要意圖非常簡單，僅僅是為了推動欠發達國家“并入自由發展的軌道”，也就是走自由資本主義的道路。因此，他對庫茲涅茨曲線的批判有助于消除這一理論的欺騙性。

　　皮凱蒂指出，認為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特征或者市場經濟法則能夠確保降低財富不平等并實現社會和諧穩定是一種幻想。(第386頁)他還提到，1980年以后，源自發達國家的極端自由主義浪潮迫使貧窮國家縮減公共部門開支并放緩了現代財稅體系建設來推動經濟發展的步伐。發達國家總是將發展中國家當成試驗場，而根本沒有充分汲取他們國家自身歷史發展中的教訓。(第506頁)這些觀點，對于我們深入批判新自由主義，注意在市場經濟中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具有不小的警示意義。

　　皮凱蒂指出，落后國家是通過提高科技水平、專業知識與技能和教育水準來追趕發達國家的，而不是通過成為富國的資產。(第71頁)這也警示我們，在對外開放中，要注意維護國家利益，避免國家資源和國有企業，大量流失成為它國的資產。

　　小結

　　皮凱蒂在中文版序中說，他的主旨其實是提供史實資料，讓每個人從中得出自己的結論。但是，在沒有提供任何關于中國的相關史實資料的情況下，他就說什么“公共資產——至少以傳統的國有形式存在的公有資產——有時候既沒有帶來效率也沒有帶來公平，更沒有帶來權力的民主分享，甚至在某些情況下被所謂公產管理者挪用和不法占用。”這表明，他的研究帶有極強的意識形態性和主觀性，而且不懂得對公共資產的挪用和不法占用，應當以大力反腐來應對。要知道，腐敗的本質不過是化公為私。消除公共資產的行為，要遠比挪用和不法占用公共資產的行為，腐敗得多。

　　皮凱蒂提出，現實情況證明，民主和社會公正需要其本身的社會機制，而不是依靠市場機制來實現，甚至不能僅僅通過議會或其他民主機構來實現。(第437頁)這一點是對的。但是他堅持要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尋找這樣的社會機制，則是找錯門了。

　　其實，他已經注意到，沒有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法國的現代累進所得稅是很難產生的。(第514頁)正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壓力才推動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少量公平。但是，皮凱蒂堅持認為，私人產權和市場經濟不僅僅是讓除了勞動力外一無所有者為資本所統治，它們在協調億萬個體的行動方面也扮演著有用的角色，沒有它們就不會如此容易地進行。(第548頁)這表明，皮凱蒂是為小資產者服務，為了小資產者的利益，他必須讓除了勞動力外一無所有者為資本所統治。

　　皮凱蒂提出，沒有真正的會計和財務的透明度和信息共享，就不可能有經濟民主。相反，沒有一個真正的權力干預公司決策(包括公司董事會的工人席位)，透明度也沒有多大用處。(第587頁)他不懂得，真正的民主就是要消滅資本，使生產資料由勞動者聯合占有。這樣一來，不平等才能徹底消除，永不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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