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學者托馬斯•皮克提所著《21世紀資本論》一書，用翔實數據和生動事例揭露了資本主義貧富差距擴大的總趨勢，在西方許多國家成為暢銷書。該書中文版即將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本文為《參考消息》特約譯者巴曙松摘編的該書主要內容。

　　節選一：收入不平等成焦點

　　財富分配已成為時下最廣泛討論和頗具爭議的話題之一。但是我們是否真正了解其漫長的演進過程呢?私有資本的不斷積累真如卡爾•馬克思在19世紀預言的那樣，將導致財富被少數人掌握嗎?或者如西蒙•庫茲涅茨在20世紀所設想的那樣，增長、競爭與技術進步之間的不斷博弈將會逐漸降低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不平等程度，促進其更加和諧地發展?我們對財富和收入從18世紀演變至今真正了解多少?當下，我們從中又可以汲取怎樣的經驗呢?

　　從馬爾薩斯到李嘉圖

　　經典政治經濟學誕生于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英、法兩國，關于社會分配問題的討論貫穿始終。人口的持續增長——這是以前不曾出現的情況——再加上農村人口的外遷以及工業革命的來臨，使每個人都深深意識到激烈的變革正在進行。這些劇變又是如何影響財富分配、社會結構以及歐洲社會政治穩定的呢?

　　托馬斯•馬爾薩斯在1798年發表的《人口原理》一書中明確指出：人口過剩是影響財富分配的首要因素。他建議要立即停止所有給窮人的福利資助，嚴格控制貧困人口的增長速度，否則這個世界將會因人口過剩而變得混亂而痛苦。

　　大衛•李嘉圖于1817年出版了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主要關注的是土地價格和土地租金的長期演進。和馬爾薩斯一樣，他的著作幾乎沒有進行過真正的統計。盡管如此，他對其所處時代的資本主義知識是非常精通的。他受到馬爾薩斯模型的影響，但對其做了進一步的發展。他對以下邏輯悖論十分感興趣。一旦人口和產出開始穩步增長，相對于其他商品，土地會越來越稀缺。根據供需原理，這意味著土地的價格會不斷上升，支付給地主的租金也會上漲。如此一來，地主占國民收入的份額會越來越大，而提供給其他人的份額就會減少，從而破壞社會平衡。李嘉圖認為，無論是從邏輯上還是政治上來說，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法是穩步增加對土地租金的稅收。

　　這一悲觀的預測被證明是錯誤的：土地租金在較長時間內仍將居高不下，但最終，隨著農業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的下降，相對其他財富形式，農田的價值不可避免地下降了。在19世紀初期，李嘉圖沒有辦法預測未來技術進步的重要性或工業的發展。就和馬爾薩斯一樣，他不能想象人類會從食物需求中完全解放出來。

　　然而，他對土地價格的洞察仍是有趣的：他提出的“稀缺性原則”意味著某些價格可能在幾十年后上升到非常高的水平。這可能足以動搖整個社會。價格體系在協調數百萬個體的活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實際上，現今新的全球經濟體系中有著數十億人。問題是，價格體系既不能發揮約束作用也不能體現道德觀念。

　　在21世紀，對于理解全球財富分配來說，忽略“稀缺性原則”的重要性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為了更具說服力，我們可以用世界主要國家首都城市房地產價格，或者石油的價格來代替李嘉圖模型中農田的價格。在這兩種情況下，如果將這一發生在1970～2010年間的趨勢推導至2010～2050年或2010～2100年，將導致國家之間以及國家內部相當大規模的經濟、社會及政治失衡——這將使我們不可避免地想起李嘉圖的預言。

　　可以肯定的是，原則上有一個相當簡單的經濟機制，可以使經濟恢復到平衡的軌道上：需求和供給的機制。如果某種商品的供給不足，價格太高，那么，對該商品的需求就會減少，這將導致其價格的下降。換句話說，如果房地產和石油價格上漲，人們就會搬到鄉村或者騎自行車出行(或兩種都做)。但現在最重要的是要弄明白，絕不能排除供給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在涉及某些相對價格發生巨大變化的財富分配上，會有大而持久的分歧的可能性。這是李嘉圖稀缺性原則的主要含義。

　　馬克思的光輝超越時空

　　在馬克思于1867年出版《資本論》第一卷時，也就是李嘉圖的稀缺性原則發表半個世紀后，經濟和社會現實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問題不再是農民能否養活不斷增長的人口或是土地價格將瘋狂的上漲，而是如何理解現在正迅猛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的原動力。

　　當時最引人注目的現實是工業無產階級的悲慘生活。盡管經濟快速增長，但在人口增長和農業生產力提高的大環境下，大批農村人口外遷，導致大量工人涌入城市貧民窟。工人們工作時間很長，工資卻非常低。新的城市悲劇發生了，更為明顯，更讓人震驚，甚至在某些方面比舊制度造就的農村悲劇更加悲慘。《萌芽》、《霧都孤兒》和《悲慘世界》并不是來源于其作者的想象力，而是來自于在工廠工作的那些根據法律限制僅大于8歲(1841年的法國)或在礦山工作的大于10歲(1842年的英國)的童工們。

　　事實上，今天我們所掌握的所有歷史數據表明，直到19世紀的下半葉——甚至是到后三分之一時間才出現了工資購買力的顯著上升。從19世紀的第一到第六個10年中，工人的工資停滯在非常低的水平——接近甚至不如18世紀及其之前的水平。據我們的觀察，英國和法國在這漫長的工資停滯的階段停留了更久，因為在這一時期他們的經濟增長正在加速。我們在1870～1914年間看到的充其量是一個穩定在一個非常高水平的不平等，以及在某些方面不平等程度的螺旋上升，尤其是財富的集中度越來越高。很難說如果沒有因戰爭引發的重大經濟和政治沖擊，這個軌跡將會向何處發展。借助歷史分析和一點遠景預測，我們現在可以把這些沖擊視為自工業革命以來強大到足以減少不平等的唯一力量。

　　無論如何，資本在19世紀40年代繁榮發展，工業利潤增長，但勞動收入卻停滯不前。這是顯而易見的，即使當時還沒有出現完整的國家統計數據。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第一個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發展起來了。他們的中心論點很簡單：如果經過半個世紀的工業發展，人民群眾的生活狀況還是和之前一樣悲慘，而立法者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禁止工廠雇傭8歲以下的兒童，那么工業發展的好處在哪里?技術創新、辛苦工作以及人口流動的好處又在哪里?現有的經濟和政治體系的破產似乎是顯而易見的。因此人們想知道其后的長期演變：你們到底還能說些什么呢?

　　這就是馬克思為自己設定的任務。1848年，在“民族春天”運動(這是指在那年春天爆發的歐洲革命)爆發的前夕，他發表了《共產黨宣言》，一篇簡短而強有力的文章，它的第一章由一句名言開始：“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游蕩。”文章第一部分以同樣著名的革命預測結尾：“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存的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在接下來的20年里，馬克思寫了多卷的論述文章對這個結論進行論證，同時第一次科學分析了資本主義及其崩潰的原理。

　　和李嘉圖一樣，馬克思將他的研究重心專注于對資本主義體系內在邏輯矛盾的分析上。他因此尋求將自己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空想社會主義者和蒲魯東主義者區別開，馬克思認為這些人只是一味地譴責工人階級的苦難生活，卻不曾為解決他們的實際經濟困難提出真正的科學分析。總之，馬克思將李嘉圖的資本價格模型以及稀缺性原則作為強化資本主義動態分析的基礎，當時資本是工業設備(比如機械、廠房等)而非固定資產主導，因此原則上累積資本數額沒有限制。事實上，他的主要結論可以被稱為“無限積累原則”，即資本將不可逆轉地不斷積累并最終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是一個沒有天然界限的過程。這就是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終將滅亡預言的分析依據：資本收益率穩定降低(這樣將遏制資本積累并導致資本家之間的激烈沖突)或是資本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無限制地增長(這遲早將變成工人運動的導火索)。不論發生何種情況，社會經濟均衡或是政治穩定都將變成奢望。

　　盡管存在局限性，馬克思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還是卓有成效的。首先，他以一個重要問題開始(關于工業革命期間空前的資本積聚)，然后試圖以自己的方式回答：現代經濟學家都應該以他為榜樣并從中受益。更加重要的是，馬克思提出的無限積累原則表現出其深邃的洞察力，它對于21世紀有效研究的意義毫不遜色于在19世紀的影響。

　　不平等問題應重回核心

　　自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收入不平等在發達國家顯著增加，尤其是美國，其在21世紀第一個10年收入集中的程度回到了——事實上甚至略微超過了上世紀的第二個10年。因此，理解在此之前的一段時間收入不平等為何以及如何下降至關重要。可以肯定的是，貧窮和新興國家的高速發展，特別是中國，很可能會被證明是一種在全球層面減少不平等的有效力量，這與1945～1975年間發達國家的發展情況類似。但是這一發展過程讓新興國家產生了深深的焦慮，在發達國家產生的焦慮則更甚。此外，最近幾十年在金融、原油、房地產市場觀察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濟失衡，自然引起對于索洛和庫茲涅茨“平衡增長路徑”必然性的懷疑，他們認為所有經濟變量都以相同的速率在變化。到2050年或2100年，世界會被交易員、高層管理者和超級富豪所擁有，還是會被石油生產國抑或中國的銀行所擁有?又或者世界可能將被避稅天堂所擁有，因為上述角色中會有許多去那里尋求庇護。如果不問誰會擁有什么，而只是從一開始便假定增長在長期是自然而然“平衡”的，這種想法是很荒謬的。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在21世紀初所處的階段就好似我們的先輩在19世紀初的狀況：我們正在見證令人印象深刻的全球經濟的變化，并且很難知道這些變化的廣度，或者說幾十年之后全球財富在一國內或多國間將如何分配。19世紀的經濟學家將分配問題置于經濟分析的核心地位并致力于研究其長期趨勢，鑒于此，他們理應得到極高的評價。他們的答案并不總是令人滿意的，但至少他們提出了正確的問題。

　　我們沒有任何根本的理由來相信增長是自動平衡的。我們從很早就應該把收入不平等的問題重新置于經濟分析的核心地位，并提出19世紀就已經出現的類似問題。長久以來，經濟學家們都忽視了財富分配問題。如果不平等問題重新成為中心議題，那我們就必須開始收集足夠廣的歷史數據，以便更好地理解過去和現在的趨勢。只有通過耐心地積累事實和樣本，再在不同的國家間進行比較，我們才有希望識別出發生作用的機制并對未來有一個更加清晰的預見。

　　節選二：“拼爹資本主義”在21世紀重現？

　　巴爾扎克的《高老頭》描寫得再清楚不過了。拉斯蒂涅是一名身無分文的年輕貴族，從外省來巴黎學習法律。陰暗角色伏脫冷打算引誘拉斯蒂涅殺人，好去染指一大筆財產。在此之前，伏脫冷給拉斯蒂涅上了一堂極其可怕的課，詳細講述法國社會當時年輕人可能面臨的不同命運，伏脫冷對拉斯蒂涅說，認為在社會上通過學習、天賦和勤奮就能成功，那簡直是異想天開。伏脫冷為這位年輕朋友詳細描繪了他面前的各種事業前景。結論非常清楚：即使他在班里名列前茅，歷經許多委曲求全，很快進入光彩照人的法律生涯，他依然只能靠平庸的收入生活，沒有指望成為大富大貴。

　　對比之下，伏脫冷向拉斯蒂涅建議的成功策略的確更為有效。年輕的維多莉小姐也住在公寓里，眼里只有英俊的拉斯蒂涅。娶了她，馬上就可以染指一百萬法郎的遺產。他可以在20歲時就拿到每年五萬法郎的收入，馬上達到他夢寐以求的檢察官薪水的十倍，而要當上檢察官，還得十年以后。這筆收入也相當于當時巴黎最富有律師五十歲時的收入，可當律師還得靠幾十年的刻苦努力和陰謀詭計。

　　成功靠工作還是靠遺產？

　　十九世紀法國的收入和財富結構就是如此，法國最富裕之人的生活水平是僅靠勞動生活的人無法企及的。有這樣的條件，為什么還去工作?做事為什么必須遵守道德?既然社會不平等本質上就是不道德、不正當的，那么為什么不能變得徹頭徹尾的不道德，使用一切手段獲取資本呢?

　　在十九世紀以及二十世紀初的法國，靠繼承財富及其收入而獲得的舒適水平，只靠工作和學習的確達不到，這種情況眾人皆知。18世紀、19世紀的英國也非常相似。工作不是問題，最重要的是財富的多寡，不管是靠繼承還是靠婚姻。其實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各個地方都這樣，而一戰成就了過往世襲社會的自我毀滅。

　　誠然，勞動收入也不總能得到公平分配，但把這個社會正義問題簡化成是勞動收入重要還是遺產重要也是有失公允的。雖然如此，民主現代性的基礎是認為源于個人天賦和勤奮的不平等比其他不平等更合乎情理，或者至少我們希望向這個方向發展。

　　其實，伏脫冷的教導在20世紀的歐洲一定程度上不再管用了，至少一段時間是這樣。二戰之后的幾十年里，繼承來的財富不再重要，并且或許是歷史上第一次，工作和學習成為出人頭地的最可靠路徑。今天，許多人依然相信，自伏脫冷教導拉斯蒂涅以來，世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依靠學習、工作和職業成功，不僅更加道德，也更有錢賺。

　　伏脫冷的教導讓我們關心兩個問題，第一，從伏脫冷那個年代以來，我們是否能夠確信，勞動收入與遺產收入的相對關系已經徹底改變?如果是，程度有多大?其次，甚至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我們認為這種轉變在一定程度上發生了，那么它到底為什么會發生，還會被逆轉嗎?

　　要回答這兩個問題，我必須先介紹幾個基本概念，以及不同社會不同時期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的形態。收入一直可以表述為勞動收入和資本收入的總和。工資是一種勞動收入，從定義上講，在所有社會中，收入不平等都是這兩部分的總和：勞動收入不平等和資本收入不平等。這兩部分中每一種收入的分配越不平等，總收入的不平等越大。

　　第三個決定因素是這兩方面不平等之間的關系：擁有高勞動收入的個人在多大程度上也享有高資本收入?從技術上講，這種關系是一種統計相關性，其他因素相等的情況下，相關性越大，總的不平等程度越大。實際上，有的社會里，資本不平等嚴重，資本所有者根本不工作，那么這個相關性很低，甚至是負數。那么今天是什么情況，將來是如何呢?

　　現實勞動收入差距嚴重

　　在多大程度上，勞動收入不平等是溫和的、理性的或者在今天已經不再是個問題?的確，勞動方面的不平等總是比資本的不平等小得多。然而，忽視它們也是相當錯誤的，首先是勞動收入一般占國民收入的2/3到3/4，其次是因為國家之間勞動收入分配方式有顯著差異，這表明公共政策和國家差異對這些不平等和許多人的生活條件有重大影響。

　　在勞動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國家，比如1970-1990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最上層10%的人拿到總工資的20%，最底層拿到50%。在工資不平等處于平均水平的國家，包括當今的多數歐洲國家，最上層人群占有總工資的25%-30%，中間階層人群約占30%。

　　在多數不平等國家，最上層10%拿到工資總額的35%，最底層50%只拿到25%。換言之，這兩個族群的均衡狀態幾乎被徹底逆轉了。在最平等的國家，最底層50%在總收入上接近最頂層10%的兩倍，然而在最不平等國家，最底層50%比最上層10%還少拿1/3。如果過去幾十年在美國出現的勞動收入日益集中還要繼續下去，那么到2030年，最底層50%拿到的總報酬只是最上層10%的一半。這種演變顯然不一定真的持續下去，但這一點說明，近期發生的收入分配變化絕不是毫無痛苦的。

　　具體地講，如果月平均工資是2000歐元，平等分配(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結果是最上層10%每月拿到4000歐元(最上層1%為10000歐元)，中間40%每月拿到2250歐元，最底層50%每月1400歐元。而在更不平等的分配方式中(美國)，則形成明顯陡峭的層級：最上層10%每月7000歐元(最上層1%每月24000歐元)，中間的40%為2000歐元，最底層50%只有1000歐元。

　　對受惠最少的半數人口而言，這兩種分配方式之間的差別也不是無關緊要的。即便考慮稅收和轉移支付，如果一個人每月收入1400歐元而不是1000歐元(額外增加40%的收入)，那么對生活方式、住房、度假、項目投資、子女花費等的影響也是相當大的。

　　這兩種分配方式對高收入人群的影響也很大。一個人一輩子每月掙7000歐元而不是4000歐元的人，不會花錢買同樣的東西，不僅會對所買的東西而且對他人也會產生很大影響：例如，這個人可以雇傭收入不高的人來服務于他或她的需要。如果美國的這種趨勢持續下去，那么到2030年，收入最高的10%每月掙9000歐元，中間的40%每月掙1750歐元，最底層50%每月只有800歐元。收入最高的10%因此可以用一小部分的收入雇傭許多最底層50%的人充當家庭傭人。

　　顯然，這一同樣微薄的工資和上述兩種非常不同的勞動收入分配方式是不矛盾的，但卻會給不同的社會群體帶來迥異的社會現實。在一些情況下，這些不平等可能激起沖突。因此，了解決定勞動收入不平等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力量非常重要。

　　資本收入拉大貧富差距

　　雖然勞動收入不平等有時被視為溫和不平等，不再會激起沖突，但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與資本所有權分配相比較的結果，而后者在每個地方都是極端不平等的。

　　在財富分配最平等的社會(還是20世紀70、80年代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最富裕的10%占有國民財富的約50%。當下，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初，在多數歐洲國家，尤其是在法國、德國、英國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占有國民財富的約60%。

　　最令人驚訝的事實是，在所有這些社會里，半數人口幾乎一無所有：最貧窮的50%占有的國民財富一律低于10%。

　　如同工資不平等的情況，重要的是要很好把握這些財富數字到底意味著什么。

　　我們設想有一個每位成人平均凈財富為20萬歐元的社會，當今最富裕的歐洲國家大體屬于這種情況。這一私人財富可以劃分成兩個大致相等的部分：一方面是房地產，另一方面是金融和商業資產。

　　如果最貧窮的50%占有財富總額的5%，那么從定義上講，這一群組的每個成員平均占有全社會每個成員平均財富的10%。在上一段落的例子中，這意味著最貧窮50%中每人平均占有凈財富2萬歐元。這不算小數目，但與社會其它財富相比就非常少了。

　　具體而言，在這樣一個社會，最貧窮的半數人口一般都是龐大的數目(一般占總人口的1/4)，他們根本沒有什么財富，或者頂多幾千歐元。實際上，有些人僅擁有負的凈財富(他們的債務超過資產)。其他人擁有少量財富，約6萬到7萬歐元，也許還多一點。這些情況，包括存在大量絕對財富接近零的人員，導致最貧窮的半數人口平均財富約為2萬歐元。

　　對這一半數人口來說，財富和資本概念是相對抽象的。對數百萬人來講，“財富”加起來不過是支票賬戶或低利率儲蓄賬戶里幾個星期的工資、一輛汽車和幾件家具。無法逃避的現實是：財富非常集中，社會中大部分人幾乎意識不到這種情況的存在。

　　在天平的另一端，最富裕的10%占有總財富的60%。因此，該群組每個成員平均擁有該社會平均財富的6倍。

　　總收入不平等或更極端

　　最后，讓我們轉向總收入不平等問題，即勞動收入加資本收入。不出意料，總收入不平等的水平居于勞動收入不平等和資本收入不平等之間。也請注意，總收入不平等更接近勞動收入不平等而非資本收入不平等，因為勞動收入一般占國民總收入的2/3到3/4。具體地講，在20世紀70、80年代斯堪的納維亞平等社會里，收入層級的最上層10%占有國民收入的約25%(當時的德國、法國是30%，現在則高于35%)。在更加不平等的社會里，最上層10%占有國民收入的50%(最上層1%占有約20%)，舊制度及美好時代之時的法國和英國是這種情況，當今的美國也是這種情況。

　　我們有可能想象出財富集中度更大的社會嗎?可能不會。例如，如果最上層10%占有年產出的90%(和財富分配一樣，最上層1%占有50%)，革命就可能發生。說到資本所有權，這樣高度集中度早已成為嚴重政治緊張的源泉，用全民公投通常難以調和。

　　即便如此，也沒有理由斷言最上層10%永遠不會占有國民收入的50%以上，或者這種象征性門檻一旦越過，一國經濟就會崩潰。實際上，現有歷史數據還不夠完善，這一象征性極限已被突破也并非沒有可能。尤其是，在舊制度下，直到法國大革命前夜，最上層10%可能已經占有國民收入的50%，甚至60%還多。其他傳統農業社會也可能已經是這種情況。如果勞動收入不平等繼續像最近幾十年一樣漸增，那么美國在2030年左右就可能創下新紀錄。最上層10%那時會占有國民收入的約60%，而最底層半數人口只拿到區區15%。

　　在這一點上，我堅持認為，重要問題是不平等的合理性而不是大小。這就是為什么分析不平等的結構非常重要。一個社會的總收入分配達到非常不平等(最上層占有約50%，最上層1%占有約20%)有兩種不同的方式。

　　達到這種高度不平等的第一種方式是“超級世襲社會”(或“食利者社會”)：在一個社會中，繼承財富非常重要，財富集中度達到極端水平。那么，總收入層級由非常高的資本收入主導，尤其是繼承資本。這是我們在“舊制度”下的法國和歐洲所看到的格局，各國總體上差異很小。我們需要弄清，這種所有權結構和不平等是如何出現和持續的，他們在多大程度上只屬于過去(當然除非它們也與未來相關)。

　　達到這種高度不平等的第二種方式相對較新。這主要是美國在過去幾十年間創造的。這里我們看到，非常高的收入不平等可能是一個“超級精英社會”的結果。人們也可以稱之為“超級明星社會”。換言之，這是一個不平等的社會，但是收入層級頂端是非常高的勞動收入而非繼承財富收入。

　　實際上，我們發現這兩種邏輯在每個社會都會起作用。美國當下主要的特征是：創紀錄的勞動收入不平等和與傳統社會或1900~1910年歐洲相比不太極端的財富不平等水平。不要忘記，它們可能在未來的這個世界相互補充，共同發揮作用。如果是這種情況，未來將出現一個新的不平等世界，比以前的任何社會都更極端。

　　節選三：收入不平等導致金融危機？

　　美國收入不平等迅猛擴大

　　美國的收入不平等在1950～1980年間達到了最低谷：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占到了美國國民收入的30%～35%，與法國今天的水平大致相當。保羅•克魯格曼戀舊地稱之為“我們所愛的美國”。

　　然而，自1980年以來，美國的收入不平等就開始迅猛擴大。最富的10%人群的收入份額從上世紀70年代的30%～35%上漲到本世紀頭十年的45%～50%。這讓人很自然就會想到，這樣的快速膨脹到底還能持續多久?

　　對于這種變化，我們有必要停下來做出幾點說明。首先，我所基于的數據，只考慮了在所得稅表格中的申報收入，并沒有對任何由于各種合法和非法因素造成的資本收入低估進行矯正。通過對多種可得的資料的比較分析，可以估計，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夕，最富10%的人的收入略超過美國國民收入的50%。

　　其次，還要注意，在過去三四十年里，股市的狂飆和資本收益只是最富10%的人收入份額結構性上漲中的一部分。可以肯定的是，資本利得在2000年美國互聯網泡沫時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07年也是如此：這兩個時期，資本利得一項就為最富10%的人的收入份額增添了5個百分點，這一數額是巨大的。之前的紀錄是在1928年，即1929年股市崩盤的前夕，那時也不過是3個百分點而已，但這種水平難以長期持續下去。如果我們簡單忽略掉資本利得(鑒于這種類型的收入在美國的重要性，這并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方法)，仍會發現最富10%人群收入份額的增量很大，上世紀70年代為32%左右，2010年上升到超過46%，增加了14個百分點。上世紀70年代，資本利得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為1%～2%，到2000～2010年間為2%～3%。因此結構性上漲在1個百分點左右：并非一點不重要，但與最富10%人群的收入份額上升的14個百分點相比，這確實不算什么。

　　通過考察不含資本利得的數據序列，我們可以更清晰地識別美國不平等擴大的結構性特征。事實上，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2010年，最富10%人群的收入份額(不含資本利得)的上漲表現得相對穩定乃至保持恒定：上世紀80年代在35%的水平，到90年代達到40%，到世紀之交達到45%。更引人注目的是，2010年的水平(最富10%人群的收入份額已超過國民收入的46%，當然這剔除了資本利得收入)已經明顯高于2007年即金融危機前夕的水平了，而且2011～2012年的早期數據顯示，這種增長仍在繼續。

　　短期波動未改變長期趨勢

　　至關重要的一點是：事實清晰表明，不能指望這樣的金融危機本身來結束美國不平等的結構性擴大。可以肯定的是，股市崩盤的直接后果是不平等的擴大總會隨之變得更為緩慢，就像它總在股市繁榮時期擴大得更為迅速一樣。2008～2009年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后，就像2001～2002年第一次互聯網泡沫破裂之后，在股市上獲利已風光不再。這些年份的資本利得確實下降了。但是這些短期的波動并沒有改變長期趨勢，因為長期趨勢是由其他力量決定的。我現在必須闡明這些因素的邏輯機制。

　　進一步的分析很有必要將收入最高的10%人群分解成三組：最富有的1%，緊接著的4%，和底部的5%。不平等增長的大部分來自“1%”，其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從上世紀70年代的9%上升到2000～2010年的大約20%(資本利得的波動使得年度之間存在較大差異)，總體增加了11個百分點。可以肯定的是，底部的“5%”群組(2010年家庭收入介于10.8萬美元至15萬美元之間)以及“4%”群組(收入介于15萬美元至35.2萬美元)也經歷了大幅增加：前者占美國國民收入的比例從11%增加到12%(1個百分點)，而后者從13%升至16%(3個百分點)。很明顯，這意味著自1980年以來，這些社會群組的收入增長大大高于美國經濟的平均增長率，而且高出的程度不容小覷。

　　美國學院派經濟學家也算是高收入組的一員，他們中的許多人認為，美國經濟運行得相當不錯，特別是它準確而恰當地給才能和功績以物質回報。這種反應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事實是位于他們之上的社會群組更厲害：國民收入增長的15%歸于10%的人;其中的約11%，或者說近3/4屬于那“1%”群組(2010年收入超過35.2萬美元);這其中又有大約一半歸屬于那“0.1%”群組(年收入超過150萬美元)。

　　正如我剛剛展示的，金融危機本身似乎并未對不平等的結構性上漲產生影響。是否存在反向因果關系呢?有沒有可能是美國不平等程度的擴大助推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呢?美國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收入份額在上個世紀兩次達到峰值，一次是在1928年(在1929年經濟危機前夕)，另一次是2007年(在2008年危機前夕)，考慮到這些特征，上述疑問很難避免。

　　美內部不平衡是全球四倍

　　在我看來，毫無疑問，美國收入不平等的擴大在一定程度上會引發國家的金融不穩定。原因很簡單：收入不平等擴大的一個后果是，美國中下收入階層的購買能力發生實質停滯，這必然增大了普通家庭借債的可能性，而那些不擇手段的銀行和金融中介機構免于監管，并渴望從流通到體系中的巨額儲蓄中賺取優厚利息收入，進而就慷慨提供了日益增長的授信額度。

　　為支持這一論點，我們必須要注意到，1980年以來，美國國民收入中有相當一部分(大約15%)從最窮的90%人口轉向了最富的10%人口。如果我們考察一下危機發生前30年(即1977～2007年間)美國經濟的增長情況，就會發現最富的10%人口占據了增長總額的3/4，這一時期最富的1%人口就獨自占據了國民收入增長的近60%。因此，對于剩下的90%人口，收入增長率每年不足0.5%。很難想象，在社會群體之間存在如此極端分化的情況下，這個經濟和社會如何能夠持續運轉下去。

　　很明顯，如果收入不平等的擴大伴隨著異常強勁的美國經濟，情況將大不一樣。然而不幸的是，這并非事實。與過往幾十年相比，美國經濟增長更為緩慢，這導致中下收入階層的實質停滯。

　　還要注意，這種在社會群體內部的收入轉移規模(大約占到美國國民收入的15%)大約是美國本世紀頭10年貿易逆差規模(大約占到國民收入的4%)的四倍。這種比較的意義在于，這一巨額貿易逆差(對應著中國、日本和德國等的貿易順差)經常被認為是造成“全球不平衡”的關鍵因素，而這種不平衡使得多年來美國乃至世界的金融體系變得不穩定，進而導致了2008年危機的發生。這是有可能的，但要知道的是，美國的內部不平衡是全球不平衡的四倍。這提示我們，要探索很多問題的根源及應對措施，更應關注美國國內的因素，而不僅僅是歸咎于中國以及其他國家。

　　綜上所論，如果認為2008年金融危機，或者更一般意義上的全球金融體系長期不穩定的唯一原因或主要原因，是美國收入不平等的擴大，這種說法總體上是過頭的。在我看來，這種不穩定的更為重要的原因是資本/收入比率的結構性上升(在歐洲尤為如此)，加之國際資產頭寸總量的大幅增長。

　　節選四：繼承財富在21世紀如何演變？

　　在當今世界，資本的重要性與19世紀相比并未有重大變化，只不過資本形式發生了變化：資本的主要表現形式從以前的土地變成了如今的工業資產、金融資產和房地產。財富集中程度也依然很高，只是不再像百年之前那樣極端。人口中最貧窮的一半依然一無所有，只不過現在有了世代相傳的中產階級，其財富占了全部財富的1/4至1/3，如今最富的10%人口占有了全部財富的2/3，而不是此前的90%。

　　在所有社會中，財富積累途徑有兩種：通過工作或繼承遺產。那么在最富的1%或10%人群中，他們的財富又是來自哪個途徑呢?這是必須解答的關鍵問題。

　　財富集中于老年人

　　正如《人間喜劇》中伏脫冷對拉斯蒂涅說的那樣：通過勤奮工作和努力學習未必能過上舒適高貴的生活，唯一現實的途徑是迎娶維多利小姐以獲得其繼承的遺產。

　　在19世紀的法國，年度繼承額大約是國民收入的20%～25%，在19世紀末時該比例有小幅抬升，這反映出幾乎所有的存量資本都來源于遺產繼承。因此在19世紀的小說中遺產繼承總是熱門話題，這顯然不僅僅是因為債臺高筑的巴爾扎克們對遺產繼承問題有特殊癖好。這是因為遺產繼承在19世紀法國社會是屬于核心議題，其重要程度與經濟活動和社會運行不相上下。此外遺產繼承的重要性并未隨時間的推移而削弱。恰恰相反，在1900～1910年間，遺產繼承的規模反而較伏脫冷、拉斯蒂涅和伏蓋公寓所處的19世紀20年代變得更高(從國民收入的20%上升到了25%)。

　　隨后在1910～1950年間，繼承額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出現了大幅下降，但從1950年開始該比例又持續回升并在20世紀80年代有明顯的加速上漲，在整個20世紀有較大的波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每年遺產和饋贈額對國民收入的比例相對穩定，但在1910～1950年間卻跌到了最高水平的1/5到1/6(最低時繼承額僅占國民收入的4%～5%)，但在1950～2010年間又恢復到占國民收入15%的水平。

　　1914～1945年間繼承額的萎縮程度幾乎是私人財富縮水的兩倍，因此遺產減少并不完全是由整體財富縮水所引起。從輿論看，民眾普遍認為遺產盛行的年代已經結束。1950～1960年，遺產和饋贈額在國民收入中僅占若干個百分點，因此人們自然認為遺產效應幾乎消失，因而盡管資本整體重要程度較過去有所下降，但現有財富幾乎都是個人通過這輩子的勤儉奮斗而積攢下來的。在這種條件下成長起了幾代人，尤其是那些出生在20世紀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所謂嬰兒潮一代，這批人自然會認為通過當世勤勞而不是靠祖先庇蔭致富已經是“新常態”。

　　與此相對，當今世界由“70后”“80后”組成的年輕群體卻有不同感受，他們感受到(或多或少)遺產繼承的重要性將會重新在他們的生活或者親朋好友的生活中凸顯。以房產為例，對于這部分群體而言，來自父母的贈予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能否擁有屬于自己的住房、在什么年紀住上自己的房子以及房子的位置面積如何。至少與上一代人相比，來自父母的贈予對當前年輕一代人來說更加重要。遺產繼承對年輕一代的生活、職業以及個人和家庭選擇的影響，要遠遠超過對嬰兒潮一代人的影響。

　　從理論上說，隨著時間的推移，繼承財富的重要性會下降，因為財富的重要性在下降。然而現實情況的發展卻并非如此，或至少沒有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樣：從19世紀到20世紀，土地資本變成了金融資本、產業資本和房地產，但資本的重要性依然無損，當前資本/收入比似乎正在恢復到一戰前歐洲“美好時代”以及此前的歷史最高水平。

　　如果人類平均死亡和遺產繼承時間都向后延伸，這是否意味著繼承財富的重要性在減弱?答案是：未必。這是因為在世的人之間的相互饋贈日益重要，部分抵消了老齡化效應，此外也可能是因為盡管繼承期向后推，但所繼承的財產額也在增加，因為在老齡化社會，財富會隨著年齡增長。換言之，死亡率的下降趨勢，盡管從長遠看不可避免，但該效應也會因年長者相對財富的增加而有所抵消，因此繼承財富量依然不會有多大變化或至少不會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樣急劇下滑。

　　總之，遺產繼承在老齡化社會中會延后，但財富也會隨著年紀增長而增加，后者會抵消掉前者的效應。人均壽命延長意味著生命重要時點的全部后移：人們的學習時間變長、參加工作時點后移、繼承遺產時間后移、退休年齡后推、直至死亡年齡的后移。然而，遺產對于工作所得的重要性卻未必會發生變化，至少不會像人們有時想當然認為的那樣。誠然，遺產繼承的時間點后移，這意味著人們相比過去更必須要有自身的職業發展。但這又被遺產數額增大或饋贈數額增大的效應所抵消。不論如何，遺產重要性的變化是微乎其微的，而不像人們有時所想象的如文明變遷般劇烈。

　　二戰之后財富復興

　　在1914～1945年間，由于資本和資本所有者多次受到沖擊，這樣的自我維系機制崩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之一就是造成了重新創造財富的熱潮。數據顯示，1940～1950年間出現了迄今為止僅此一次的財富現象，即逝者離世時的平均財富要低于在世者的平均財富。1912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80歲群體的財富是50歲群體財富的2.5倍。1931年，高出的幅度只有50%。而到了1947年，50歲年齡段的財富反而比80歲年齡段的平均財富高出40%。更令老者寒心的是，當年40歲群體的財富都超過80歲群體了。這是所有舊有規律都開始失效的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幾年內，財富的年齡段分布忽然出現了鐘形曲線，而處于頂點的正是50歲群體。只不過在現實狀況中，大部分老人的財富并未趨近于零。這與19世紀的狀況形成鮮明對照，當時財富隨著年齡的增長而線性增加。

　　這種明顯的財富再造的解釋其實很簡單。所有財富都在1914～1945年間承受了多次沖擊，包括房產毀滅、惡性通脹、企業破產以及強制征用等等，因此資本/收入比就出現了迅速下降。如果粗略看，那么有人可能會猜想，所有的財富都承受了相同程度的破壞，因此各年齡段財富分布還是不變。但事實上，那些在戰亂中無所失去的年輕群體反而在戰后迅速崛起，而不像上了年紀那樣的人難以東山再起。假如有商人在1940年時是60歲，他的財產在隨后的轟炸、強征和破產中消失殆盡，那么他將很難再白手起家。他或許會活到七八十歲，在五六十年代死去，留給子孫的財產極其有限。但與此相反，假如某人在1940年時才30歲，同樣也在戰火中失去了一切財產(可能本來就沒多少)，那么當戰爭結束后，他還有充分的時間來重新積累財富，因此在50年代，當他到了40多歲時，他的財富可能要超過第一個例子中說的那個70歲的老者。戰爭讓一切歸零或接近于零，這必然會產生財富再造的熱潮。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兩次世界大戰確實是在20世紀將所有舊世界的瓜葛一筆勾銷，由此也造成了人類終于克服了資本主義的錯覺。

　　這也可以用來解釋為何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幾十年里，遺產繼承額會變得如此之低：那些本應在1950～1960年間繼承遺產的人并未見到多少遺產，因為其父母一輩沒有時間來重整河山，其父母在去世時留下的財產相當稀少。

　　具體而言，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遺產繼承額的下跌要超過財富本身的縮水，實際上遺產繼承額的跌幅是整體財富跌幅的兩倍。但最為關鍵的是，這樣的局面并沒有維持太久。“重建資本主義”本身就是過渡階段，而不是代表人們所想象的結構性變化。在1950～1960年間，隨著資本的重新積累以及資本/收入比β值的重新抬升，財富又開始朝著高年齡階段集中，由此衡量逝者平均財富與生者平均財富的比值μ又開始上升。財富的增長與財富向高年齡段集中幾乎同步，因此就為遺產繼承重要性的強勢回歸奠定了基礎。到1960年，1947年的景象就已經成為歷史：60歲和70歲年齡段的財富超過了50歲群體。80歲年齡段的轉機則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在1990～2000年間，各年齡段的財富分布愈發陡峭。2010年時，80歲年齡段的財富比50歲年齡段要超出30%。如果把生前的饋贈也算入各年齡段的財富分布，那么2000～2010年的分布圖將更為陡峭，基本與1900～1910年的狀態接近，即七八十歲年齡段的財富是50歲年齡段群體的兩倍，只不過現在的死亡年齡要大大延后，這更使得μ值變高。

　　遺產繼承依然重要

　　鑒于遺產繼承額在近幾十年的快速增長，自然有人會問，這種快速增長是否會繼續下去。

　　21世紀的遺產繼承狀況取決于許多因素，包括經濟、人口以及政治因素，而歷史證明這些因素往往會有規模宏大但難以預測的變化。不難想象，在其他不同情境假設中，結局也會不同：比如說人口或經濟增長的明顯加速(這種情況發生可能性較小)，或針對私人財富和遺產的公共政策有了顯著調整(這種情況倒是很有可能發生)。

　　然而，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是，2010～2100年間的儲蓄行為應該與過去相差不大。盡管個人行為千差萬別，但我們發現儲蓄率與收入和初始財富呈正相關關系，但不同年齡段之間的儲蓄行為差別卻不大：籠統來說，無論年齡如何，人們的儲蓄率都很相似。按照財富生命周期理論，年長者會在最后的歲月大量消耗儲蓄，但這種現象在現實中似乎并未發生，無論平均壽命會增加多少。這種現象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家族財富傳承的動機(沒有人希望在去世的時候真的一無所有，即便是在老齡化社會中)，其他原因還包括純粹的儲蓄偏好以及安全感之需，財富不僅意味著特權和實力，也能讓人安心。財富的高度集中(即處于金字塔頂端的群體總是能占有全部財富的50%～60%以上，即便是在各年齡段內也是如此)是解釋所有這些現象的關鍵。自1950～1960年以來財富分布又重新出現集中的趨勢，這可解釋年長者消耗儲蓄行為的缺失(大部分的財富都屬于那些不用售賣資產也可以維持現有生活水平的人)，因此高遺產的狀況得以繼續，而新的均衡也得以傳承，由此，具有社會積極意義的貧富流動就變得有限。

　　最核心的結論是，在給定的儲蓄結構條件下，隨著資本回報率提高和經濟增長率下降，財富積累過程會逐漸加速并變得更加不公平。第二次世界大戰后3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解釋了為何μ值在1950～1970年間增長相對緩慢。反過來說，緩慢的經濟增長也解釋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財富逐漸向年長者集中以及繼承遺產的重新崛起。從直覺上判斷，當增長率較高時，例如工資以每年5%的速度增長，那么這將有利于年輕人積累財富并與年長者在財富擁有量上競爭。但如果工資增速下降到了1%～2%的低水平，那么年長者勢必會將現有的大部分資產抓在手里，其財富也會按資本回報率的速度增長。這個簡單但重要的過程充分揭示了μ比值的變動以及年度遺產繼承額。

　　暫不考慮不確定性因素，如此精準的模型自然會讓人想到，這些模擬也可用來推斷未來。從理論上看，在存在大量儲蓄行為情況下，如果增長率低于資本回報率，那么μ值的增加可以完全平衡死亡率m的下降，因此最終μ×m的結果是不受平均壽命影響的，完全是由代際年齡差決定的。那么最核心的結果就是，如果增長率是1%，那么跟零增長率也沒有大的區別：因為無論如何，認為老齡化人口會將儲蓄花完然后導致遺產財富消亡的這種想當然的結論是錯誤的。在老齡化社會中，遺產繼承者在繼承時的平均年齡會延長，但其繼承的財富量卻在增加(至少對于那些有所繼承的人而言)，因此遺產繼承對財富的重要性依然保持。

　　節選五：明知有風險，為何還要買美債？

　　主權財富基金在近些年來有了長足發展，尤其是石油出口國的主權財富基金。但令人遺憾的是，目前有關主權財富基金投資策略和回報情況的公開數據并不充分。

　　投資策略隱含政洽考量

　　如果我們看看各國的主權財富基金，尤其是中東國家的基金，那么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國家的主權財富基金透明度不高。其財務報告往往言之不詳，而投資回報狀況充其量也就簡略提幾句，因此我們幾乎不可能去徹底了解其投資策略，各年度之間的數據也往往不可比較。掌管著全球最大主權財富基金的阿聯酋阿布扎比投資管理局在最近發布的報告中稱，1990~2010年間其基金的年均真實回報率高于7%，而在1980~2010年間為8%。考慮到美國高校基金會的投資業績，這樣的數字完全是有可能的，但由于該機構沒有提供詳細的年度信息，因此也很難對其做出進一步分析。

　　不同的主權財富基金顯然采取了不同的投資策略，這或許與這些基金對待公眾的不同態度以及對全球政治形勢的不同看法有關。阿聯酋經常稱其基金獲得了高額回報，但沙特阿拉伯的主權財富基金卻十分低調，盡管其規模在石油出口國中僅次于阿聯酋和挪威而高于科威特、卡塔爾和俄羅斯。波斯灣沿岸的產油小國往往國民數量稀少，因此其主權財富基金報告的潛在閱讀對象是國際金融投資界。而沙特主權財富基金的報告則更加沉穩并提供了從石油儲量到國際收支和政府預算的情況，顯然這樣的報告是要給沙特阿拉伯王國的全體公民看的，沙特在2010年的人口總量是2000萬人，盡管與中東地區大國相比不算太多，但卻要遠遠多于那些袖珍的海灣國家。這還不是唯一差別：沙特基金的投資似乎更加保守。據官方文件披露的信息，沙特主權財富基金的投資回報率不會超過2%~3%，因為大部分資金都投向了美國國債。沙特的財務報告中并沒有足夠的信息來讓外界推斷其投資組合變化，但其提供的信息卻要比阿聯酋詳細許多，而且在某些要點方面，這些報告中的數據似乎是正確的。

　　那么為什么明明可以在別處獲得更高的收益，但沙特阿拉伯卻選擇美國國債作為主要投資對象?這尤其值得發問，因為美國高校的基金會從幾十年前就開始慢慢停止投資于美國的國債，而選擇在全球范圍搜尋更好的投資機會，大量投資于對沖基金、非上市企業股權以及基于大宗商品的衍生交易品。誠然，美國國債是動蕩世界中最安全的投資港灣，或許沙特阿拉伯的公眾對于另類投資毫無興趣。但與此同時也必須考慮這種選擇背后的政治和軍事考量：盡管這從來沒有公開說破，但如果沙特阿拉伯是在通過這種方式給為其提供軍事保護的美國提供低息貸款，這在邏輯上似乎也并無不通之處。據我所知，無人試圖對這樣的“投資”計算其具體回報，但無疑回報是相當可觀的。如果美國和其西方盟友沒有在1991年將伊拉克軍隊趕出科威特，那么接下來伊拉克就可能會威脅沙特阿拉伯的油田，那么就有可能讓伊朗等其他國家也跳出來參與本地區石油資源的重新分配。如此，全球資本分布就會立刻變成經濟、政治和軍事的全面爭衡。

　　主權財富基金不斷膨脹

　　那么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主權財富基金的規模會膨脹到什么程度?根據目前粗略估測，2013年全球主權財富基金的總規模是5.3萬億美元。其中3.2萬億美元屬于石油出口國，其余的2.1萬億美元則屬于非石油出口國和地區(主要是中國內地和香港、新加坡和其他小型主權財富基金等)。為方便理解主權財富基金的規模，這與《福布斯》財富榜上所有億萬富翁的財富總額相當(2013年約為5.4萬億美元)。換言之，億萬富豪如今擁有全世界財富總額的1.5%，主權財富基金也擁有全球財富的1.5%。或許這是值得慶幸的消息，至少現在還有97%的全球財富不被超級富豪和主權財富基金所掌控。按照我對億萬富翁未來財富的推算方法，同樣大家也可推算主權財富基金的未來變化。按現有的推算，這兩者還不至于很快就成為世界財富的主宰，在21世紀下半葉，其在全球財富中的比重也就在10%-20%，因此我們似乎還不用擔心按月給卡塔爾酋長(或挪威納稅人)支付租金的日子。但如果我們完全忽略，那就會犯下嚴重錯誤。首先，現在我們沒有理由高枕無優，因為我們的下一代和孫輩可能會被迫交租金。其次，由于全球資本的很大一部分是非流動的，因此主權財富基金所擁有的流動資本實際上要比數字所顯示的高，這些是可以用來收購破產公司、買下足球俱樂部或在政府無力時出面重振某衰落社區的“活”資金。

　　最后一點，主權財富基金與億萬富豪的關鍵區別在于，主權財富基金或至少是石油出口國的主權財富基金，不僅會將投資所得用于再投資，而且還會接受來自石油銷售的源源不斷的資金投入。可以料想的是，來自石油銷售的投入會遠遠超過現有資產的投資回報。來自自然資源開采的租金，即自然資源銷售所得與開發成本之間的差額，自21世紀頭10年中開始約占全球GDP的5%(其中半數都是石油租金，而其余的則主要來自天然氣、煤炭、礦藏和木材)，這比20世紀最后10年的2%以及70年代初期的1%有了明顯提升。根據某些預測模型的測算，石油價格將從目前100美元一桶(21世紀初約為25美元一桶)上漲到2020~2030年的200美元一桶。如果每年都有相當比例的石油資源租金流入主權財富基金，那么到2030~2040年，全球主權財富基金將占全球資本總額的10%~20%甚至更高。現在沒有任何經濟規律說這種情況不會發生。一切都取決于供求狀況，即新的石油儲備或其他新能源是否被發現，以及人們對無石油生活的適應速度。不管如何，石油出口國的主權財富基金必然會繼續增長，其在全球資產中的比重到2030~2040年時將比現在的比重高出至少兩三倍，這是相當規模的增長。

　　如果這樣的局面發生，那么西方國家會越來越難接受這樣的觀點，即本國資產越來越被來自石油出口國的主權財富基金掌控，遲早這會引發政治上的應對措施，例如限制主權財富基金對房地產以及實業和金融資產的購買，甚至部分或全部將主權財富基金擋在門外。這樣的應對措施在政治上缺乏謀略，也在經濟上缺乏效用，但這畢竟是各國政府所能采取的行動，哪伯是小國政府也完全可以這樣做。請注意，即便是石油出口國本身也開始減少對外投資，希望把更多的資金留在國內，因此石油出口國正在大興土木建造博物館、高級酒店、大學甚至滑雪場，這些建設項目規模如此之大，完全不考慮經濟或財務上的合理性。或許這種行為反映了這樣的意識，即與其投資國外而讓外國政府將來沒收資產，還不如肥水不流外人田。當然現在并無保證說這樣的過程會始終維持和平方式：當涉及本國的資產被他國擁有時，沒有人能預知公眾的心理和政治底線到底會在哪里。

　　“中國買下世界”屬杞人憂天

　　非石油出口國的主權財富基金則略有不同。為何一個沒有特殊自然資源的國家會決定去買下另外一個國家?其中的一種可能性當然是新殖民主義思想，像是歐洲殖民主義時代那種純粹對大國實力的渴求。但如今的狀況已經不同，現在歐洲國家擁有了技術上的優勢可保證它們的支配地位。中國和其他非石油產出新興市場國家正在迅速發展，當然證據都表明，一旦這些國家追趕上了發達國家的生產效率以及生活水平，那么其高速發展也自然會走到盡頭。知識和生產技術的傳播起到了基礎性的平等化作用：一旦當后發展國家追趕上了發達國家，那么這些國家也就不會再高速發展。

　　假設當國際平等化過程接近尾聲時，儲蓄率將會穩定在國民收入10%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全球各地的資本積累部會呈現出相似的狀況。世界資本積累的很大一部分當然會發生在亞洲，尤其是在中國，這將與該地區在未來全球產出中的比重相配。但根據核心情境的假設，世界各大洲的資本/收入比都會趨同，因此各地區都不會產生儲蓄和投資的嚴重不平衡。如果資本可以自由流動，那么我們會看到來自其他國家(尤其是來自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對非洲源源不斷的投資。鑒于上述原因，這可能會導致嚴重的緊張對立，而現在已經可以看到某些緊張苗頭。當然也有可能出現較核心情境遠為不平衡的狀況。但無論如何，財富差距擴大的力量在主權財富基金方面并不表現得那樣明顯，因為主權財富基金的增長完全來自意外收獲，而與其受益人群的需求不成比例。這會導致永無止境的積累，資本回報率高于經濟增長率代表的不平等轉化成了全球資本分布中永遠的差距擴大。總而言之，石油租金或許能讓石油生產國買下全世界并依靠所積累資本的租金自我延續。

　　中國、印度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情況則不同。這些國家人口眾多，國內人的需求還遠未滿足。當然我們可以想象，中國的儲蓄率會繼續大大高于歐洲和美國的儲蓄率：例如中國可能會采取累積制的養老金體系而不是現收現付制，這在增速放緩的悄況下是極有吸引力的。例如，如果中國在2100年之前都把國民收入的20%轉換成儲蓄，而歐美的同期儲蓄率只有10%，那么到了21世紀末，新舊世界的許多資產都會被龐大的中國養老基金掌控。這雖然在邏輯上能說通，但這種可能性并不大，因為首先中國工人和中國社會整體肯定更希望依靠公共養老體系維持退休后生活(如同歐美那樣)。第二個原因正如上面對石油出口國和其主權財富基金論述時提到的政治考量，中國的養老基金也會受此影響。

　　無論如何，現在不用擔心由于中國(或石油出口國的主權財富基金)逐漸買下發達國家而造成國際財富分化，最大的危險還是在于國內寡頭的崛起，即越來越多的發達國家資產將集中在國內富豪手里，甚至更進一步，包活中國和石油出口國在內的國家資產也越來越被掌握在億萬富翁和百萬富翁手里。如前所述，這樣的過程其實已經開始。隨著全球經濟增速的放緩以及各國對資本的競爭加劇，那么現在有理由認為，未來幾十年的資本回報率將遠遠高于經濟增長率。如果再考慮初始財富越大回報就越高的效應，隨著全球金融市場的發展，這種分化現象可能會被進一步強化，那么顯然，排名在前1%或前0.1%的超級富豪的財富就會越來越多，與普通大眾的差距也會越拉越大。當然現在很難判斷說，這種寡頭壟斷究竟會發展多快，但似乎寡頭壟斷的風險要遠遠高于國際壟斷。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目前對“中國將要買下全世界”的擔憂純屬杞人憂天。發達國家的富裕程度實際上遠遠超過公眾的想象。如今歐洲家庭擁有的房地產和金融資產在減去負債之后依然高達70萬億歐元。而中國所有主權財富基金的資產再加上其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目前也就是3萬億歐元，不及歐洲家庭凈資產總額的1/20。因此發展中國家根本無力買下發達國家。那么為何發達國家公眾會有這樣的擔憂，會擔心自己的國家財富落入他國之手?至少這樣的情緒不是完全空穴來風吧?首要原因是那種怪罪外國人來解釋國內矛盾的普遍情緒。這種被剝奪感還可能是因為在發達國家中，財富高度集中于富人之手，而超級富豪逃離本國的過程也已開始上演。對于大部分生活在發達國家的居民(尤其是歐洲居民)而言，他們很難接受歐洲家庭財富其實是中國財富的20多倍，這是因為歐洲財富主要是私人所有，而政府無權調用這些私人財富來行使公共職能。但歐洲私人財富非常真實，如果歐盟真的決定要好好動用這筆財富，那也會有辦法。但問題在于，單一歐洲國家政府很難單獨對資本實施監管或對資本收入課稅。今天在發達國家居民那種彌漫的被剝奪感也可能是民主主權的弱化造成。這在歐洲表現得尤為明顯，歐洲各國都在為了吸引資本而相互竟爭，這就強化了整個財富分化過程。外國資產頭寸的迅猛增加也是整個財富分化過程的一部分，這也加深了歐洲居民的無助感。

　　寡頭壟斷的概率要遠遠大于國際壟斷，此外寡頭壟斷也更加難以對付，因為這需要各國政府高度合作，而現在各國政府卻在忙著相互竟爭。財富的流轉也使得國籍的概念淡化，因為最富有的人總是可以轉移資產甚至變更國籍，由此切斷其與母國的所有聯系。只有在相對宏觀層面協力推行應對政策，這種困境才有望解決。

　　節選六：編個道德排名，富豪還是富豪

　　歷史最為悠久和最為系統的全球財富排行是《福布斯》雜志于1987年始的全球財富榜。每一年，該雜志的編輯人員都會通過各種渠道收集整理信息，然后將全球每位資產在10億美元以上的富豪找出來并對其排名。在1987~1994年間，該財富榜上的首富是日本人，隨后在1995~2009年間變成了美國人，從2010年開始又變成了墨西哥人。根據《福布斯》的報道，1987年全球只有140名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富豪，但如今資產在10億美元以上的富豪人數超過了1400人(2013年數據)。1987年這些億萬富豪的資產占全球私人財富總額的0.4%，但2013年該比例達到了1.3%，這超過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和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前夜的歷史最高水平。

　　財富形成規模即可高速增長

　　《福布斯》排行榜中最令人驚奇的現象之一就是，無論財富來源于繼承還是創業，一旦財富超過了某個規模門檻，那么就會以極高的速度增長，而不論財富的擁有者是否還在繼續工作。當然，我們并不能高估這些排行榜推斷出來的結論的精確性，但事實本身還是非常有趣的。

　　首先來具體分析全球財富分布頂端的情況。在1990~2010年間，全球操作系統巨頭微軟公司創始人比爾·蓋茨的財富從40億美元增長到了500億美元。蓋茨的財富屬于典型的創業所得，蓋茨在《福布斯》財富排行榜上當“首富”超過10年。與此同時，全球化妝品巨頭歐萊雅集團的繼承人利利亞娜·貝當古的財富從20億美元增長到了250億美元。歐萊雅集團是貝當古的父親歐仁·許勒爾創立的，他在1907年發明了若干染發劑，由此開啟了龐大的化妝品商業帝國，這正如一百年前巴爾扎克所寫的賽查·皮羅多的發家史。那么蓋茨和貝當古兩人的財富都在1990~2010年以年均13%的速度增長，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后的實際增速約為每年10%~11%。

　　換言之，這輩子從來沒有工作過一天的利利亞娜·貝當古的財富增速與高科技巨擎蓋茨的財富增速相同，當然蓋茨在退休之后其財富也在保持同樣的高速增長。一旦財富形成，那么資本就會按自身規律增長，而且只要規模足夠大，那么財富可能會連續高速增長長達數十年。

　　請特別注意，一旦當財富達到了一定的規模門檻后，資產組合管理和風險調整機會就可形成規模效應而產生優勢，同時資本所產生的全部回報幾乎都能用于再投資。擁有這樣數量財富的個人每年只要拿出總財富中幾乎可忽略不計的部分，他也足以過上極為奢華的生活，因此他的全部收入幾乎都可用來再投資。這是最為基本但至關重要的經濟機制，對財富的長期積累和分布有著重大的影響。錢會生錢。這樣的現實并未逃脫巴爾扎克的觀察，他用如下筆觸描述了意大利面食生產商的財富崛起：“高老頭積累了大量的資本，這使得他獲得了大量財富可賦予的優勢，讓他在后來的生意中無往而不利。”

　　例如史蒂夫·喬布斯，這位偉大的創業者所獲得的崇拜和追捧與比爾·蓋茨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他的財富全部來源于其天才式的創造。在2011年，喬布斯達到了職業生涯頂峰，但在當年蘋果公司股價高點時，他所擁有的財富大約是80億美元，只有蓋茨(盡管觀察家都認為蓋茨的創新力不如喬布斯)財富的1/6左右以及利利亞娜·貝當古的1/3左右。在《福布斯》排行榜上，還有數十人所繼承的財富都在喬布斯之上。因此，顯然，財富的積累不僅僅是才能的問題。原因在于，繼承財富的回報率通常僅僅是因為財富初始體量龐大就會變得很高。

　　遺憾的是，《福布斯》和其他報刊推出的財富排行傍大大低估了繼承財富的規模。對于那些最大規模的繼承財富。即數百億美元或歐元級別的財富，那么或許可以假定，大部分資金依然存在于家族企業(例如持股法國歐萊雅的貝當古家族以及美國沃爾瑪集團的沃爾頓家族)。如果情況如此，那么這些財富會和比爾·蓋茨或史蒂夫·喬布斯的財富一樣易于計算。但并非所有級別的繼承財富都是如此：在10億~100億美元的財富級別(按《福布斯》的報道，全球每年都會有數百新貴躋身這一級別)或在1000萬~1億美元的級別，那么更多的繼承財富是分散在投資組合中，那么報刊記者就很難去掌握這些財富(尤其是繼承財富者往往不如創業者那樣高調)。由于這種統計方面的直接缺陷，報刊的財富排行榜總是不可避免地會低估繼承財富的規模。

　　征收財富稅是唯一控制途徑

　　無論如何，有關富人財富是否應得的討論是沒有最終答案的。因此當前迫切需要超越這種無效討論。沒有人會否認，社會發展需要創業、發明和創新。在歐洲美好年代就有許多發明，例如汽車、電影、電力等等，幾乎可與今天的科技創新相媲美。但問題在于，創業本身并不能讓所有的貧富差距都合理化，無論差距是多么極端。以“資本回報率高于經濟增長率”代表的不公平以及由于初始財富造成的資本回報差距，將會導致資本的過度和持續集中：無論初始的財富差距是否合理，財富會自我生長并自我膨脹，會超越一切合理界限以及社會效用角度上的任何合理解釋。

　　因此創業者會變成食利者，不僅是在代際交接過程中，在同一代人中也會出現，尤其是當人均壽命不斷延長的今天：一個在40歲時充滿了創意的企業家到了90歲就會變得極其保守，而他的子孫也不一定會像他那樣具有創業才能。但財富卻留了下來，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出現在20年里翻幾番的情況，例如比爾·蓋茨和貝當古的例子就是如此。

　　這就是為何要在全球范圍對大額財富每年征收累進財富稅。這樣的財富稅是通過民主手段控制這種財富爆炸性自我膨脹的唯一途徑，與此同時又可繼續保持社會上的創業活力和國際經濟開放程度。實施這種財稅措施也是超越“財富道德關系”無效討論的良方。每筆財富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但同時又可能有些過度。赤裸裸的財富竊取是罕見的，當然也很少有財富是完全合理的。累進財富稅的好處在于可以用靈活、統一和透明的方法來應對不同財富狀況，同時讓巨額財富置于民主控制之下，現在其實許多財富都已經得到民主控制。

　　常見的情況是，有關全球巨額財富的討論往往容易導向對具體某個人能力或品行的判斷，這些判斷往往帶有臉譜化的專斷特征。例如對現在的全球首富、黎巴嫩裔的墨西哥地產和電信大亨卡洛斯·斯利姆，他就經常被西方媒體形容為靠政府庇佑下(暗指腐敗)的壟斷租金才積累了巨額財富;而比爾·蓋茨則被塑造成白手起家的企業家榜樣。有時人們甚至會有這樣的錯誤印象，好像是蓋茨本人發明了全部的計算機和微處理器，如果他對生產力發展以及對全球福利的貢獻能獲得相應的酬勞，那么他的財富應該是現在的10倍(幸運的是，自從他退休之后，實際上地球上的好人才成為了他“積極外部性”的受益者)。毫無疑問，這種對蓋茨的頂禮膜拜反映了現代民主社會要將貧富差距合理化的不可遏制的需求，對蓋茨的膜拜僅僅是這種需求的副產品。然而在我看來，蓋茨實際上也在通過對操作系統的實質壟斷獲利。此外我還認為，蓋茨的貢獻也要依靠成千上萬的工程師和科學家在電子和計算機領域的基礎性研究工作，如果沒有這些人所做的鋪墊，蓋茨的創新也就無從而生。但可惜這些默默無聞的研究人員并未將其每項工作都申請專利。總之，在沒有對事實進行基本審查之前就迫不及待地將卡洛斯和蓋茨置于正邪兩端，是極為不合理的做法。

　　因此最有益的做法不是去給富豪編一個道德排名，這種做法常常最終淪為給西方唱贊歌的舉動，最好還是要去理解財富動態變化背后的普遍規律，即只講財富而不講個人，并由此思考相應可以普遍適用而不用考慮其具體國籍的監管，尤其是財稅監管。

　　節選七：極端不公平是文明的必要條件嗎？

　　19世紀的小說家常熱衷于詳細描述當時存在的收入和財富分層，此外，他們還經常以非常具體和細膩的筆觸描繪當時人們的生活方式以及什么樣的收入水平對應著什么樣的日常生活。有時候這種寫法也會有對懸殊貧富差距進行辯護的意味，字里行間透露出來的意思就是，如果沒有這樣的貧富差距，那么社會上就無法形成這樣少數精英階層來討論超越日常柴米油鹽的事情：極端的不公平幾乎是文明的條件。

　　精英主義拉大貧富差距

　　大部分崇尚精英主義的人都認為巨額薪水差距是正當的，因為由薪水造成的貧富差距據說要比由繼承財富造成的差距更具合理性。從拿破侖時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曾有一批數量很小但薪資很高的高級公務員群體(收入是當時平均水平的50~100倍)，這些人最低也是政府部長級別。法國經濟學家保羅·勒魯瓦一博利厄積極為當時的公務員辯護，當時大部分公務員的年收入在“15000~20000”法郎之間;這位法國經濟學家認為“普通人可能認為這樣的工資很高了”，但其實“根本不足以維持優雅的生活方式，也不足以留存任何積蓄”。

　　這種對精英階層的辯護也出現在最富裕社會的討論中，這才是最令人憂心的，在精英社會中，奧斯汀所描繪的需求和尊嚴根本不用考慮。近年來，在美國我們可以聽到類似的對高級管理人員那種驚人收入的辯護(至少是平均收入的50~100倍)。支持這些高薪的人說，如果沒有這樣高的薪水，那么社會上的真正財富就會落到繼承者的手里，因為會造成不公平。因此按他們的說法，每年給高管支付的上百萬甚至上億薪酬最終是為了實現社會公正。這樣的論調容易為將來貧富差距的拉大和惡化鋪平道路。未來的世界可能會揉合了過去世界的兩大弊端：一方面存在巨大的由繼承財富造成的不公，另一方面又存在以能力和效率為理由的因薪酬：造成的巨大貧富差距。

　　在此也值得強調的是，不僅那些身處財富榜頂端的人篤信精英主義論點，認為現代社會中所存在的不公平是合理的，許多身處中間位置的人也認同這種觀點，這就造成了底層社會和中層社會的看法差異。20世紀80年代，米歇爾·拉蒙特對美國和法國數百位“高級中產階級”人士進行了深度訪談，一采訪對象不僅有生活在紐約和巴黎等國際大都市的人，也有在印第安納波利斯和立克萊蒙費朗等小城市的居民。她問了訪談對象的職業、社會角色以及社會地位認知以及他們與其他社會團體和階層的區別等。她的研究發現，無論是在美國還是法國，那些“教育良好的精英”總是首先強調自身的能力和道德品質，他們通常用到的形容詞包括活力、毅力、勤奮、努力等等(此外也有寬容、善良等)。奧斯汀和巴爾扎克小說中的人物從來不會覺得有必要去和自己的仆人對比個人品性。

　　小型食利者組成的社會

　　世事輪回，繼承財富在當今世界又在崛起，尤其是在2010年以來的法國。根據我的估計，對那些出生在1970年之后的人而言，繼承財富將占其一生財富資源(包括來自繼承和勞動)的1/4。因此如果看總額，繼承財富對現代人的重要性已經不亞于對19世紀出生的人群。在此應當指出，如果最后的情況發展為低增長以及高資本凈回報率，那么繼承財富可能會在21世紀出生的人的財富資源中占1/3甚至高達四成。

　　但繼承財富總量與過去持平并不意味著繼承財富就能發揮相同的社會作用。如前所述，財富的集中度現在大大降低(財富榜上排名前1%人群的財富在1910~1920年間占社會總財富的60%，但在此后的百年間該集中度下降了約2/3，目前只占全部財富的20%多一點)，而且隨著“承襲中產階級”的興起，當今大規模財產的數量也要遠遠小于19世紀。.

　　此外，如今的文學小說中，社會階層之間的不平等通常都表現為因工作、薪酬以及技能不同而產生的收入差距。從前以財富層次劃分的社會變成了按勞動和人力資本分層的社會。例如，許多最近熱播的美國電視劇中的男女主人公要么擁有高知要么技能超群，例如善于治療疑難雜癥((豪斯醫生》)、解決神秘罪案(《識骨尋蹤》)或干脆領導美國(《白宮風云》)。這是很驚人的現象。在觀看這些電視劇時，觀眾可以察覺到這些電視劇是在給“正當的不公正”背書，即因精英階層的才能、教育和杜會作用所產生的不平等是合理的。誠然最近還是有些電視劇描繪了那種更加令人不安的不公平，就是基于巨額財富的不公平。但當代電視劇中那些依靠祖上遺產過活的角色或多或少都偏向負面，哪怕電視編劇沒有公開譴責。而依靠繼承遇產生活在奧斯汀和巴爾扎克年代則被認為是完全正常的，甚至大部分人都會從心底里覺得這是必要的。

　　這種對不公平的觀念轉變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其中也牽涉到若干誤解。首先，當今教育所發揮的作用顯然要超過19世紀(在當今世界，幾乎人人都有相應的文憑和技能，如果沒有則幾乎寸步難行)。但這不意昧著社會朝著精英治理的方向邁進，不意味著勞動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在提升,也不意味著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獲得各種技能。實際上，培訓教育方面的不平等只是往高層教育方向推移了，另外也沒有證據表明教育的普及真正有效增加了代際之間的社會流動性。然而無論如何，人力資本的轉移總是要比金融資本或房地產的轉移更復雜，于是這種狀況就讓人們普遍相信，遺產財富宣告終結，杜會變得公平，可惜這種普遍的認知是偏頗的。

　　主要的誤解在于：首先，繼承并未終結，繼承財富的分布產生了變化，但這是另外的問題。在當今法國社會，超額財產數量相比19世紀確實減少了，現在3000萬歐元資產甚至500萬或1000萬歐元資產都少見。但由于繼承財富的總額已經恢復到此前19世紀的高位，因此數額比較大的遺產數量大大增加，例如那些20萬、50萬、100萬甚至200萬歐元的遺產。這樣的遺產數額雖然不至于大到可以讓繼承者完全放棄職業而選擇隨心所欲的生活，但歸根到底還是相當可觀的數目，畢竟許多人畢生勞碌也不見得能掙到那么多錢。換言之，我們的社會從數量稀少的龐大食利者變成了數量眾多的小型食利者，即由小型食利者組成的社會。

　　財富不均等乃民主之敵

　　其次，繼承資本的分布在21世紀很可能會變得像19世紀那樣懸殊。如前面章節所述，目前并無必然力量阻止財富高度集中的重新出現，假設因為各國稅率竟爭等因素引發增長放緩而資本回報率高企，那么財富集中很可能會回到與歐洲美好年代時類似的程度。如果這種局面發生，那么這將引發劇烈的政治動蕩。民主社會的根基在于崇尚奮斗的世界觀，或至少是通過奮斗而實現價值的信念，即社會普遍認為.財富不均等應由能力和努力程度決定而不是遺產和租金。這種信念和希望在現代社會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原因很簡單：在民主體制中，盡管公民的生活條件有著巨大差別，但全體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權利，因此要想克服這對矛盾，那么社會的不公平就必須是由理性和普世真理造成，而不是由不可抗拒的偶然性造成。

　　因此不公平性必須符合正義，而且對人人有用，至少從道理上說是如此，在現實中則盡量做到。1893年，法國社會學家埃米爾·杜爾凱姆預測，如果繼承財富依然存在，那么現代民主社會必然不可持久。他認為，最終財產私有權將徹底終結.由此民主社會才得以延續。

　　概言之，貧富差距的很本動因就是本書從頭至尾都在強調的，資本回報率高于經濟增長率導致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機制與市場競爭不充分沒有關系，因而也不會因為市場變得更加自由或竟爭變得更加充分而消失。因此，認為完全自由競爭會讓繼承財富消失并讓世界形成精英治理的公序良俗的想法屬于危險幻想。

　　財富繼承全球卷土重來

　　那么在法國看到的繼承財富的回歸是否在其他國家也是如此呢?來自德國和英國等其他歐洲國家的不完整數據也反映了20世紀繼承財富的U形曲線，這與法國的變動趨勢是吻合的，由此證明在法國看到的情況在歐洲其他地方也同樣存在。

　　特別是在德國，盡管只有在有限的年份才有相關的數據，但現有的估測表明，德國繼承財富

　　在1941~1945年間的暴跌可能較法國更為劇烈，繼承財富在德國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從1910年的16%下降到了1960年的2%。此后繼承財富額就開始持續快速上升，在1980~1990年間存在明顯的加速上行，并在2000~2010年間達到了國民收入的11%一12%。德國繼承財富回升較快主要是由于饋贈額的迅速上漲，這與法國的情況相似。

　　根據德國官方數據.在1970~1980年，登記在冊的饋贈額每年約占繼承財富總額的10%一20%，但此后該比例就一直上漲并在2000~2010年達到60%的水平。

　　在20世紀初，英國的情況和法國也很相似：兩國的遺產繼承額都占國民收入的20%~25%。但英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后并未出現法國和德國那樣繼承財富大幅萎縮的狀況，這可能是因為英國的私人財富存量并未像德法兩國那樣受到劇烈破壞，財富積累也沒有出現嚴重倒退。英國的年度遺產和饋贈額占國民收入比例從1950~1960年的8%下降到了1970~1980年的6%。盡管從1980年開始，英國的繼承財富額也出現了回升，但其勢頭并不像在法國或德國那樣明顯：根據現有數據，在2000~2010年，英國繼承財富額占國民收入比重僅略超8%。

　　這其中可能存在若千解釋。首先，英國繼承財富額較低可能是因為很大一部分財富都是以養老基金的形式存在的，因此這些財富不會轉給后人。英國繼承財富額較低的另外一種解釋是，英國人對儲蓄以及家族饋贈和遺產有著不同的心態。自1970~1980年以來，英國的饋贈額一直占繼承財富總額的10%左右，而在法國和德國，這一比例達到了60%~80%。

　　美國的繼承財富數據更有問題。美國在1916年開始推行聯邦遺產稅，但只有很少部分的遺產交了聯邦稅(大約不足2%)，而大部分財產贈與也沒有報稅的要求，因此從這個稅種的歷史數據上并不能看出真實情況。但遺憾的是，也無法找到其他數據來補充。國家統計部門所做的遺產和贈與調查總是存在嚴重的低估。這使得我們的知識存在嚴重的缺失，而大部分基于調查數據的研究也就不值一提。

　　總而言之，由于美國的數據十分不可靠，因此很難精確研究美國繼承財富的歷史變遷。如果一定要估算20世紀繼承財富在美國的變遷，我們會發現繼承財富在美國的變化也存在U形曲線，只不過沒有那樣明顯。美國繼承財富占國民收入比重在20世紀和21世紀初都要低于法國(美國在1950~1970年也存在低點)。主要原因在于美國的相對快速人口增長，，這導資本/收入比較低以及財富向高齡集中的趨勢相對溫和。當然這種差距不應被夸大：繼承財富在美國社會也有著重要作用。畢竟美歐之間的差異并不是由所謂的既定文化差異造成的，而主要是由于人口結構和人口增速的差異造成的。假如某天美國的人口增速像某些長期預測那樣出現下降，那么美國的繼承財富額也有可能像歐洲那樣出現明顯上升。

　　對于貧窮和新興市場國家，可惜現在缺乏可靠的歷史數據對其繼承財富和變遷狀況進行分析。但如果這些國家的人口增長和經濟增長放緩(預計在21世紀就會出現這種狀況)，那么與低增長發達國家的情況類似，繼承財富的重要性在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也將大大提升，這一點應該是可以推斷的。在那些出現人口總量下降的國家，繼承財富的重要性很可能會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必須記住，這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鑒于目前像中國這樣的高速經濟增長，繼承財富額可能在未來若干年內都會相對保持低位。對于現在的中國勞動年齡人口，他們的收入正以每年5%~10%的速度增長，因此大部分社會財富將是來自現有人口的積累，而不是來自祖上的遺產，因為祖輩的財產可能極其有限。繼承財富在全球范圍的卷土重來將是21世紀的重要特征，但在未來幾十年內受影響程度最深的可能還是歐洲以及受影響程度略輕的美國。

　　節選八：中國資本管制的優勢

　　資本所有者不用勞動就可以獲得國民收入的一個可觀份額，資本收益率通常在每年4%~5%。在所有文明中，這一事實都會激起激烈的而且常常是憤怒的抵制，此外還有各種政治反應。禁止高利貸是最常見的政治反應之一。

　　由于時間之流永不停息，利息原則上可以永無止境地增加財富。不幸的是，禁止利息的企圖常常不合邏輯。剝奪有息貸款的合法性，其效果通常是限制了政治或宗教當局認為不合法或沒有價值的某類投資及商業金融活動。然而，他們并不普遍質疑資本收益的合法性。在歐洲農業社會時期，基督教當局從未質疑過地租的合法性，因為他們自身從中獲益，他們賴以維持社會秩序的集團也從中獲益。我們最好將當時社會禁止高利貸視作一種社會控制方式。當時的思想頗為警惕無限的積累。來自資本的收入應該用到有益的方面，例如資助慈善行為，當然不能投入商業或金融冒險，這可能會導致疏離真實信仰。土地資本在這方面非常令人放心，因為它只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德自我繁殖。結果整個社會和宗教秩序也顯得不可改變。地租在成為民主死敵之前，長期被視為社會和諧的源泉，至少對獲得者而言是這樣。

　　由卡爾·馬克思和其他社會主義著述者在19世紀所建議、20世紀在蘇聯和其他地方付諸實施的資本問題的解決方案，要遠為激進，如果不談別的,邏輯上也更加一致。通過廢除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包括土地和建筑，以及產業、金融和商業資本，蘇聯實驗同時消除了所有資本的私人回報。禁止高利貸變得更為一般化：剝削率因而降到零，連同私人回報率也降到零。伴隨資本的零回報，人(或工人)終于掙脫了連在財富積累枷鎖上的鎖鏈。資本回報率高于經濟增長率造成的不平等只不過是不好的回憶，尤其因為共產黨主義夸大了其對增長和技術進步的影響。對這些沉湎于極權主義實驗的人而言不幸的是私人產權和市場經濟不單單服務于確保資本對除了勞動力外一無所有者的統治。它們在協調億萬個體的行動方面也扮演著有用的角色，沒有它們不會如此容易。

　　資本稅受困基本缺陷

　　對于私人資本及其回報的永恒問題，資本稅將是較溫和且更為有效的解決方案。在依賴私人產權和竟爭力量的同時，對私人財富征收累進稅將以普遍利益的名義重新控制資本主義。每種類型的資本都將以相同的方式征稅。如果需要.巨額財富的累進幅度可以非常大，不過這是法治政府的民主辯論問題。對于資本回報率高于經濟增長率導致的不平等，以及對資本回報作為初始資本規模之函數的不平等，資本稅是最適當的反應。

　　在這種倩況下,資本稅是一種新的思路，是明確為21世紀全球化世襲資本主義所設計的。財產通常以非常低的統一稅率征稅，財產稅的主要目的是通過要求財產登記來保障產權，而不是重新分配財富。英國、美國和法國的革命都遵從這一邏輯:他們設立的稅收制度決非旨在減少財富不平等。在法國大革命期間，累進稅的想法是人們激烈爭論的話題，但是最終累進原則被拋棄了。

　　累進稅革命不得不推遲到20世紀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這一時期。它在混亂中出現，并且主要以累進所得稅和累進遺產稅的形式到來。不可否認.有些國家(最引人注目的是德國和瑞典)早在19世紀末期或20世紀早期就建立了年度累進資本稅。但是美國、英國和法國(直到20世紀80年代)沒有轉移到這個方向。而且，在確實對資本征稅的國家，稅率也相對較低，無疑是因為這些稅收設計的背景和現在非常不同。

　　這些稅收也受困于基本技術缺陷:它們不是基于課稅對象資產的市場價值，這每年可以修訂，而是基于不經常修訂的稅務機構的價值評估。這些評估價值最終喪失了與市場價值的聯系，很快使得稅收失去價值。如此的設計缺陷對累進資本稅可能是致命的:每個稅收等級的臨界值多少依賴于比較隨意的因素。1960年后，對這種隨意性稅收的挑戰變得越來越普遍，尤其是在不動產和股票價格快速上升的時期。德國和瑞典在1990~2012年間廢除了年度資本稅。這主要是由于其設計陳舊，而不是對稅收競爭的反應。

　　法國目前的財富稅某種程度上更加現代:它基于各種資產的市場價值，每年重新估值。這是因為該稅的設立相對較近:20世紀80年代引入,當時通貨膨脹，尤其是資產價格,已不能忽視。盡管法國的財富稅基于市場價值，在這方面它和理想資本稅類似，然而在其他方面它與理想稅制非常不同。前已述及，它因大量豁免而漏洞百出，并且是基于自我申報財產持有的做法。西班牙的情況也很有趣，它的財富稅是基于多少有些隨意的不動產和其他資產的評估。類似的緊張氣氛幾乎無所不在:雖然鑒于政府不斷增長的需要，資本稅看起來符合邏輯,但是在單個國家內合理設計這樣的稅種非常困難。

　　資本稅是一個新想法，需要適應于21世紀的全球化世襲資本主義。稅收設計者必須考慮何種稅收安排是合適的，應稅資產的價值該如何評估，以及關于資產所有者的信息應該如何由銀行自動提供和在國際范圍內共享，以便稅務機構不需要依賴納稅人自我申報財產持有情況。

　　中國較歐洲優勢明顯

　　資本稅沒有替代者嗎?不,有其他方法管理21世紀的世襲資本主義，有些已經在世界的不同部分進行嘗試了。然而，這些非正統的管理形式不如資本稅令人滿意，而且有時候其制造的問題比解決的還要多。如前所述，政府收回經濟和財政主權最簡單的方法是訴諸保護主義和資本管制。保護主義有時是保護一國經濟中相對不發達部門的有用方法。它也是反對不遵守規則的國家的有力武器、對一個國家而言，排除使用的潛在可能性是愚蠢的的。不過當保護主義被大規模長時期使用時，其自身并非繁榮的源泉和財富制造者。歷史經驗表明，選擇這條路的國家，可能沒法像其承諾的那樣使其民眾的生活方式得到顯著改善。此外，關于阻止資本回報率高于經濟增長率導致的不平等或財富集中到越來越少的人手中，保護主義對此無能為力。

　　資本管制是另一個問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多數富裕國家提倡完全和絕對的資本流動自由化，沒有控制，也沒有各國間關于資產所有情況的信息分享。諸如經合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類的國際機構，以經濟科學最新發展的名義來推銷同一套措施。但是，這一運動本質上是由民主選舉政府推動的、反映了特殊歷史時刻的主導思想，蘇聯解體和對資本主義自動調節市場的無限信心是這一時期的標志。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這種方式是否明智遭遇嚴重質疑，富國很可能將增加資源在未來數十年進行資本控制。從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開始，發展中世界已經展示了其道路，那次危機讓很多國家包括印度尼西亞、巴西和俄羅斯相信，國際社會指示的政策和“休克療法”并不總是明智的，是時候設定自己的道路了。那次危機也鼓勵一些國家積累額外的外匯儲備。這可能不是對全球經濟不穩定的最佳反應,但是它有如下優勢:單個國家在不喪失主權的情況下即可應付經濟沖擊。

　　認識到這一點很重要，一些國家經常實施資本管制,不為完全解除資本流動和經常賬戶管制的大潮所動。中國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例子,其貨幣從來都不可自由兌換。中國也嚴格控制進入的資本和流出的資本。資本流出問題目前在中國非常敏感，是中國資本管制模型的核心。這就引出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中國的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是不是他們財富的真正所有者?例如，如果愿意，他們能不能把錢轉出中國?毫無疑問，中國的產權概念和歐美是不同的。它依賴于一套復雜且不斷演變的權利和責任。舉個例子，一個取得中國電信20%股份的中國巨富，想要帶著家人移居瑞士，同時繼續保留他的股份并收取數百萬歐元的股息，相較于一個俄羅斯寡頭，他這樣做很可能非常困難。這一判斷基于這樣的事實，經常有大量資金離開俄羅斯去可疑的目的地。這在中國從未見到，至少到目前為止是如此。在中國這似乎控制得更嚴格。上述問題可能是眾多原因之一。

　　我不是要為中國的資本管制制度辯護，不過，資本管制是管理和遏制財富不平等動態的一種方法。此外:中國有比俄羅斯更加累進的所得稅，盡管它仍然不夠累進。所得稅帶來的收入投入教育、醫療和基礎設施，其規模遠大于其他發展中國家。如果中國愿意，尤其是如果其精英階層同意，那么中國顯然足以實施我此前討論的累進所得稅和資本稅。在某些方面,中國比歐洲更有能力迎接這些挑戰，因為歐洲必須應付政治分裂和稅收競爭的特殊緊張局面，這可能會在未來某個時間到來。

　　無論如何，如果歐洲國家不能一起協調和有效地管理資本,單個國家很可能實施自己的控制和國家偏好。在這方面，中國擁有明顯的優勢，將很難被擊敗。資本稅是資本控制的自由形式，能更好地適應歐洲的相對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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