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克迪提出世界各國征收統一“環球財富稅”，這確是阻遏“財產世襲資本主義”的深化、紓緩貧富兩極分化的良方。但這可行嗎?答案是絕不可行。

　　林行止

　　今年經濟學界的“盛事”，莫過于英譯法國經濟學家皮克迪(Thomas Piketty，1971-)《二十一世紀的資本》(以下簡稱《資本》)的出版。這兩三個月來，冷熱傳媒的讀者和聽眾，不論西人漢人，很難不碰上談論這本書的言論。筆者的“評介”肯定“遲到”;然而，有些話要說，有點看法要與大家分享，因此不嫌“過時”。

　　本書原著法文，英譯為Capti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般譯為《二十一世紀(的)資本》或《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筆者以為都有商榷余地。“資本”為直譯，雖意義曖昧，尚說得過去，譯為《資本論》便有望題生義之誤，因為此書最大的缺失為統計資料豐富而理論貧乏。因此，即使作者取書名時“心懷《資本論》”，且《經濟學人》把他“譽”為“現代馬克思”，有的報紙談及此書時亦以“法蘭西馬克思”為題，但細心的讀者應能看出皮克迪與馬克思同調的只是看淡資本主義制度，如何矯正資本主義制度缺失的做法則完全相反。他雖然認為現行制度不公但不反對資本主義，而且相信通過連串社會、尤其是稅務改革，便能拉近貧富兩極的距離，進而達致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和諧;與老馬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搞革命推翻資本主義的主張，南轅北轍。皮克迪“處理階級矛盾”的手法固與馬克思不同，《資本》的理論架構，以筆者的理解，亦嫌單薄，因此絕不能以“論”名之。

　　《資本》主要是論述二百五六十年來美國、英國、法國、瑞典和德國，旁及意大利、加拿大與日本的社會財富“錢落誰家”的問題。而他筆下的Capital，包括股票、債券、土地及現金，譯為“財富”，似較“資本”更能達意。當然，皮克迪亦大談二十一世紀政府應如何“重新分配財富”，以拉近貧富兩極進而紓解社會的“深層次矛盾”。談的均與過去、現在及未來的財富有關，筆者認為譯成“財富”更合適(為了避免讀者產生誤解，本文提到此書，仍從眾稱之為《資本》)。

　　《資本》去年在法國出版，據作者提供的數據，賣出了約五萬本。以法國未足七千萬的人口看，銷情不惡。其所以沒引起“識字分子”熱烈討論，筆者的解讀為：法國稅率已高至接近皮克迪心目中的水平(高收入個人入息稅率百分之八十)，法國有錢人(“百分之一”)已深受高稅之苦，因此社會上對向他們課重稅的提議，反應冷淡。法國總統奧朗德于2012年5月上任后，很快把稅率(絕大部分稅項)，尤其是物業稅、遺產稅、公司利得稅及個人入息稅大幅提高，法國巨(名氣與體型)星、以演《大鼻子情人》為國人所熟知的德帕迪約，便因年收入百萬歐元的稅率突飆升至百分之七十五，而移民到單一稅率百分之十三的俄羅斯(普京因此待他如上賓)。皮克迪對政治甚為熱衷，且有把他的經濟主張貫徹到政策中的志向，因此兩度成為總統競選人的經濟政策顧問。他曾是奧朗德競選團隊的中堅分子(因此從任教的大學請假約半年)，當前法國的高稅率有他的“貢獻”，幾可肯定。

　　法文《資本》出版后，在法國固引不起公共知識分子和象牙塔蛋頭的討論熱潮，英美更可說無人聞問(也許根本不知道有此書)，直至英譯本面世，才掀起轟動出版業、讀書界，以至政壇的“書評狂潮”(至今尚未冷卻;相信不少對傳媒夸夸其談的“評論家”只是拾人牙慧而未讀原著)：據出版商哈佛的消息，出版兩個月精裝版八萬本便已售完(另加電子書一萬二千多“本”)，同數量的書料已陸續應市，創下了該社一百零一年歷史的暢銷紀錄。和大眾化小說相比，這種銷量微不足道，惟對非小說類尤其是早有“沉悶(憂郁)科學”之稱的經濟學書籍，有上萬甚至十多萬且可能突破二十萬的銷量，雖然多少與出版商安排皮克迪赴美“促銷”，并獲邀與財長杰克·盧(Jack Lew)會面交換對“財富平均化”的意見引起社會更廣泛注意有關，但這種銷售數字，確是十分驚人。順便一提，在《資本》之前，“最”暢銷的非小說類書籍為兩位社會流行病學家合撰于2011年出版的《測量儀——何以愈平等社會愈進步》(Spirit Level- 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該書的英文本賣出約十五萬冊，創下新紀錄。該書述說人人機會平等的重要性——美國多方面都不太“長進”，惟在機會均等上位居世界之首，而這是美國這個“負債王國”仍為世界最強(軍事及經濟)的一項根本原因，但過去少人注意!

　　《資本》譯為英文賣得“美國紙貴”(英國版這個月才面世)且引起廣泛討論，清楚說明兩個問題：一、書的內容必須“驚世駭俗”，有啟發性建設性或危言聳聽(因人而異);二、不管有多少人惡意貶低踐踏，英文仍是當今世界(不僅僅限于自由)“識字分子”的共同文字，這等于英文媒介流傳較廣影響較大。當然，書的內容是否有新意是“熱賣”的關鍵。以另一本去年英譯出版的法文原著《平等的社會》(The Society of Equals)為例，雖然同樣是以經濟學原理及歷史資料論述與《資本》相近的題材，出自同一譯者Arthur Goldhammer之手，且同為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只因作者缺乏創意，沒有提出令人另眼相看的論點，遂無法引起廣泛討論，遑論成為暢銷書。無論如何，大家不得不同意，非英文著作國際影響力有限，譯為英文才能“風行全球”，這是不容否認、不應忽視的事實!

　　《資本》“文本”五百七十七頁，連注釋及“引經”，共六百八十五頁。內容如此“沉悶”、篇幅如斯冗長，非以研究貧富兩極為專業的一般讀者，恐難“終篇”。筆者因此有一提議，對經濟問題特別是貧富不均現象有濃厚興趣者，此書不可不讀;興趣一般非研究此問題的讀者，讀長凡三十五頁的《導言》，知其梗概，便可“稍息”(如不讀“文本”，五六頁的《結論》亦不應錯過)。此書的確值得放在書架方便處，以便隨時取閱，因為除可讀性高(也許與譯筆流暢有關)的《導言》外，其涵蓋過去兩百五六十年歐美多國的經濟特別是統計財富的數據，是不可錯過的參考資料;這些資料，大都繪制成或編列為一目了然的圖表或列表，方便讀者查閱。不過，“多如牛毛”的數據中，若干數據的真實性、可信性已引起論者質疑，倫敦《金融時報》(FT)甚且以頭版頭條新聞形式報道其經濟事務編輯賈爾斯(C. Giles)的有關論述，可見此中確有一些問題。然而，皮克迪在書中一再指出，由于不少數據并非來自“政府統計處”(當年尚無收集統計的意念，當然沒有有關機構的設立)，因此不是“絕對準確”，卻肯定可看到當年的一般情況，用作參考，并無害處。正因為如此，遂有人指出，對書中某些數據的諸多挑剔，也許是皮克迪暴得大名引致“職業性妒忌”有以致之。克魯格曼對此亦大不以為然，6月1日在他的《紐約時報》專欄說得更妙：“I'm not accusing Mr. Giles of being a hired gun for the plutocracy.”——這位諾獎得主究竟想說什么?“你懂的!”事實上，本書搜集的數據不是那么不濟——皮克迪與數名同行多年搜證搜集整理而成的數據，在筆者看來，即使偶有疏漏，亦十分珍貴，且極之實用!

　　《資本》出英文版之前，皮克迪在法國，肯定不如今日在歐美那般家喻戶曉。從他的簡歷看，你可以說他是神童，但說他早慧及少年得“意”，似更準確——1993年他二十二歲便獲“倫敦經濟學院(LSE)”的經濟學博士學位(其論文正是研究“財富再分配”)，同年受聘為美國麻省理工(MIT)經濟學系助理教授，至1995年辭職，加入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為研究員(他認為在祖國工作更能發揮所長);2003年出任由他主催成立的“巴黎經濟學院”教授，且于2006年被委任為校長。但他上任不久，便為出任當時競選總統的社會主義健者Segolene Royal(現政府的生態、持續發展及能源部部長)的經濟顧問而辭“官”，2007年起回校擔任教授兼任法國社科高級學院(EHESS)總監至今。

　　2001年，皮克迪出版一本分析百年來(從1901年至2001年)法國高入息變化的書，引起研究相關命題學者的興趣。牛津學者艾京遜(A. Atkinson)和在加州柏克萊任教、與他合作研究相關問題多年的法國學者賽伊(Emmanuel Saez)，分別搜集美國及歐洲數發達國家的有關數據，年期遠至十八世紀，由于成績甚佳，結果他們成立了“世界高入息數據庫”(The World Top Incomes Database, WTID)。掌握了龐大數據庫的統計數據，終于成就了《資本》這本轟動學界政壇、毀譽交加的專著。

　　應該指出的是，《資本》所援引的數據，絕大部分是從地方政府以至商會之類的民間組織及教堂檔案翻查而得，頗費工夫卻不免疏漏;由于資料來源多元，搜集的方法并不統一。這些瑕疵都為學者專家所詬病。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葉，“先進”國家政府相繼進行“戶口調查”，有此現成統計，省卻了皮克迪和他的合作者許多麻煩，可是，他們卻認為政府的統計只集中在低下及中間入息家庭，大有不足。事實上，政府的做法是正確的，因為這類收入階層，適足以反映社會上大部分人的經濟狀況，因此非常有用。可是，對目的在研究收入不均、貧富兩極的學者來說，他們最需要的高收入家庭的相關統計卻付諸闕如，這意味著缺乏比較貧富兩極家庭經濟情況的資料。

　　為了彌補此一缺失，皮克迪和他的合作者只好自己動手，他們設法取得法國和美國“百分之一”家庭的報稅表，對照之下，“百分之一”(遑論“百分之零點一”)的收入與低中階層的入息差距愈拉愈闊……皮克迪的發現，彰顯了2011年9月至10月美國“各界人士”占領華爾街并向全球發出拉近貧富懸殊呼喊的公義性!

　　筆者“滯后”寫本文的一項“優勢”，是有機會拜讀皮克迪對指摘他的統計資料及“方法論”(所用以比較相關數據的方法)有毛病的回應。5月30日，《紐約時報》據皮克迪貼在其個人網站上的四千多字、反駁《金融時報》大張旗鼓“指控”他種種疏漏甚至錯誤的長文，筆者以為他的辯解不無道理，可以接受，反而是《金融時報》的論點有不少是吹毛求疵甚至是無的放矢。舉個簡單例子，關于英國的“財富不均”，皮克迪用的是“稅收單據”的數據，得出“百分之十”有錢家庭擁有全英百分之七十一財富;《金融時報》據“全國性調查”的資料，同一批人只擁有全國百分之四十四財富……究竟哪種數據較可靠?非常明顯，皮克迪所用的數據較貼近現實，因為富裕階級傾向以不盡不實的數據填寫調查表格(即使是政府統計部門的調查)，“少報”對他們并無害處，“如實道來”卻可能不利，因他們的收入也許“太多”，而這會惹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比如當局可能調查這些龐大資金是否由非法途徑如逃稅漏稅以至做非法生意所得，他們的“自報”因此不可靠!向政府隱蔽財富(“報細數”)是富裕階級的傳統，在私人場合“炫富”是另一回事。

　　《金融時報》的批評，當然有一些大有道理且為筆者認同，比方說，皮克迪只有英國、法國及瑞典的資料，便說成是歐洲的情況，這當然不周全。此外，若干統計，皮克迪未予“加權”(weighted)處理，確是疏忽。但這類小錯不致影響《資本》的主題——社會財富不均的情況有回復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嚴重“復古”情況!皮克迪用了不少篇幅論述何以他在《資本》中展示的數據可信性較高，最后反問，如果《金融時報》的說法正確，那么，英國便是“歷史上財富分配最平均的國家”。這有可能嗎?答案顯然已寫在墻上。

　　皮克迪指出，在發達(已開發)國家，財富高度集中在少數人(“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點一”)手上，他們賺錢(聚財)能力這么高，皆因擁有資本(Capital)，因此有利息、租金、股息、專利費以至資本增值等收益，更重要的是在漫長的兩三百年間，“資本”的回報率大部分時間都高于經濟增長率，那等于說坐擁“資本”者的收入，“注定”高于出賣腦力和勞力的人!這種情況較明顯的國家，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是法國(尤其是)意大利，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期間，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較為緩慢，由于經濟發展帶來的收益遠遠落后于“以錢生錢”(用皮克迪的話“Money tends to reproduce itself”)的營生，當年的法、意遂做不成富裕大國。

　　皮克迪搜集的多國數據顯示，在十九世紀，租金(主要是耕地)年回報在百分之四至五，二十世紀的租金(住宅、工商物業以至耕地)的收益率亦在同一水平;債券孳息從十九世紀至今，大多時間徘徊在三至五厘;而證券年收益(股息加股價未除稅)大概超不出百分之七至八的范疇……他因此判斷在那兩三百年，“資本”回報的平均數在百分之五(五厘息)前后。另一方面，經濟增長明顯較為和緩，入息與經濟掛鉤者便遠遜。《資本》的統計顯示，在1700年至2012年這三百余年間，全球的人均國民毛產值平均年增幅百分之零點八;雖然工業革命成功及人口結構的變化，令二十世紀的人均GDP有較為可觀的增長，但長期趨勢向下，十分明顯，比如1950年至1970年經濟平均年增長百分之四，1990年至2012年已降至百分之三點五。看當前的國際經濟發展形勢(經濟成熟的“發達”國家家經濟增長速度如樹懶爬樹，費盡氣力才有“分”進)，他預期2030年至2050年有關增幅跌至百分之三，而2050年至2100年更可能只有百分之一點五(經濟放緩的根本原因為科技不易再有突破)。從上述兩組數字看，經濟增長的收益遠遜“資本”回報，是誰都看得出來的。以《資本》的理論架構，皮克迪因此認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制造了社會財富兩極化，換句話說，社會財富分配不均，與一地一國的經濟政策關系不大。

　　皮克迪為“手上財富”即資本年回報及經濟增長的關系定下一個“程序”，前者以r標示，后者則以g為號。這個r代表“資本”產生的利潤、股息、利息、租金及其他衍生收入，g則是經濟增長帶來的年收入或經濟產量。“資本”收益長期大于經濟收益(他的推算為五比一強)，r > g(“資本”收益大于經濟收益)遂成為貫穿全書的主題。在現行社會制度尤其是稅制不變的前提下，廣義的有錢人(有余資收息及收租的所謂“食利者”〔rentier〕)便“富者愈富”，窮人未必愈窮，惟窮人收入增幅遠遠追不上富人入息的增幅，結果貧富差距愈來愈大，令有心人擔憂資本主義社會可能因貧富兩極越走越遠而階級矛盾惡化，釀成社會“不和諧”，這正是皮克迪絞盡心力要把兩極拉近的原因。

　　資本回報大于經濟收入的r > g令資本主義制度可能面臨重大沖擊，有利于財富累積“富者愈富”的時代帶來社會不公平，而助長這種現象形成的另一項重要元素是“長嗣繼承”。這是大部分國家行之有年的傳統，可說自父系社會確立以來即有。因為“古時候”土地是主要財產，土地若不斷分割分給子孫，不出八代十代，一個大地主便變為無數小地主，等于大富之家變為無數中產家庭。那當然是深明大富家族有政經優勢的族長不愿見到的發展。在上層社會(aristocratic societies)，這種情況尤為顯著。也就是說，只有長子嫡孫才能繼承家族(全部或大部分)財富，也是貴胄閥閱之家保持世代財雄勢大顯赫家風的有效安排。我國(包括大部分香港豪富)傳統上的各房子孫在族長謝世后按輩份分家產，這在歐洲特別是英國并不流行。

　　在繼承家財上有絕對優先權的長子嫡孫，他們對家族唯一“應盡的義務”，是必須想盡辦法保住這筆家產，使其不致萎縮同時憑其收益(利息或租金)便能過如父輩般的好日子。而他們“應盡的任務”，則是把這筆原封不動或有所增加的財富傳給下一代……這種代代相傳等于上代無償送給下代的“制度”(entails)，在不少國家(尤其是英國)迄今未衰。皮克迪在本書第三卷“結構性不均”中舉了不少“小說家言”，以說明這種制度早已存在，如大家熟知的英國作家簡·奧斯丁及法國小說家巴爾扎克的小說(前者的《理智與情感》《曼斯菲爾德莊園》和《勸導》及后者的《高老頭》)，對此均有生動深刻、具體而微的描述。在這些小說中，收入(income)指的不是薪酬(即不是憑勞力腦力獲取的收入)而是家族產業(如耕地)的租金(亦稱不勞而獲的財富)。這種現象不僅見諸英國維多利亞、愛華德與法國拿破侖時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諸國都是如此……

　　歐洲封建王朝對貴族家產的保護，讀者不大熟悉的法國似乎最“離譜”。皮克迪指出法國大革命(1789-1799年)后，法國政府負債累累的一項主因，是“賠償財主在大革命中的財物損失”。當暴亂發生時，地主階級逃離家園避難，不少佃農、農奴棄鏟而起，成為暴民，打家劫舍固不待言，他們的“脫產”還導致莊園被毀、財物被盜、土地失收，這本是大革命必然導致的人禍。但拿破侖三世政府在貴胄地主的聯合壓力下，竟然對他們作出“以十億法郎計”的賠償，借以換取他們的政治支持(可算是最典型的皇貴〔官商]勾結)，當年國庫空空如也，政府只有高息舉債……《資本》并未列出具體數字，只說單是賠償金額的利息支出便約為當年國家收入(其時尚無GDP)百分之二!在這段時期，皮克迪根據“遺囑文件”的統計，顯示巴黎屬“富裕階級”的人數從大革命剛過的1800-1810年有百分之十五驟增至1840-1850年的百分之三十。這些人占有全國百分之五十至九十的財富!

　　和法國一樣，大部分西方國家的財富分配都循r > g的程序運行!

　　第一次世界大戰、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世界性經濟蕭條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高稅率、高通貨膨脹率和戰火摧毀了大量財富，意味著不少富裕階級有巨大損耗，有的甚至傾家蕩產(民智漸開、政治制度民主化，財主已失去拿破侖三世時期向政府“索償”的可能)。戰后特別是二戰后，美國勃興、歐洲重建以至日本崛起，帶動全球大部分國家經濟高速增長、人民平均收入大增(當然有資本家希望工人成為其產品消費者的深意而給他們加薪)，加上二戰后心智開明傾向保護受薪階級權益(最明顯的是工會勢力大盛)的自由主義，成為西方國家的主流思想，紛紛進行稅務改革、實施這樣那樣的福利，這種發展對富裕階級不利，不在話下。財產損失及高稅負，令戰后至八十年代初葉約三四十年間，“資本”收益增幅遜于經濟增長的收益，那等于財富不均情況稍有改善。

　　這種現象，正是有“國民所得之父”之稱顧志耐(Simon Kuznets，1901-1985;七十年代初期筆者譯其名著《現代經濟成長》[Modern Economic Growth-Rate, Structure and Spread]時用庫茨內斯的譯名，他于1982年獲諾獎時，臺灣學人譯之為顧志耐，極佳，遂貪新忘舊)將之“歸納”為“顛倒U形曲線”(Invented U curve亦稱Kuznets curve，其圖像與“拉發曲線”相近)。顧志耐認為從1913年至1948年間，美國貧富的差距大幅收窄，統計數據顯示百分之十的富裕階級所擁有的國民收入，從占百分之四十五至五十下降為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這是因為經濟增長初期，得益的只限于高收入階層(如工廠東主、決策層及地主)，受薪者所得有限(僅堪溫飽);經濟持續上升，水漲船高，全民(指就業人口)隨之分享較多經濟成果，結果拉近了貧富的分際(以圖像示之有如顛倒U字)。顧志耐的看法正確，卻嫌不全面及缺乏“歷史感”，皮克迪的分析相較之下更為深入，他指出期內貧富差距縮窄的主因是經歷二次世界大戰和一場古之所無今仍未見的世界性經濟大蕭條……

　　無論如何，在這期間，經濟蓬勃發展創造了大量工作崗位，就業市場供不應求，工會也為工人力爭，加上有或多或少的“免費午餐”，令受薪者分享了經濟蛋糕的較大一份。非常明顯，這是受薪階級物質生活改善最快的日子，人們不但溫飽無憂，擁有現代化的家庭電器用品，電視機吸塵機洗碗機空調機一應俱全，汽車從奢侈品降級為家家供得起的日常必需品，而且有了更多的閑暇“享樂”(服務業因而蓬勃起來)，自置物業熱潮亦由此而起——自置物業，成為有產階級，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直至二戰前，是受薪者想亦不敢想的“豪舉”，也就是說，在那段時間，置業是受薪者的“妄想”!

　　可是，分享經濟成果的受薪階級好景不常，因為八十年代初期以降，各“先進國家”經濟增長均大幅放緩，等于“以錢生錢”者的收入，再次大大超過入息與經濟增長掛鉤的受薪者，這就意味著后者的實質(撇除通脹)收入倒退，《資本》中列舉了很多早已見諸媒介、為讀者熟知的具體數字，這里不引述了。皮克迪看到的景況是，過去二三十年身家驟增的有錢人，包括財富世代相傳的早富之家(Old Money)，從科技創新賺大錢的才俊到占盡市場及小股東便宜同時以攻守同盟瞞騙政府大鉆法律空隙逃稅瞞稅的金融市場(美國華爾街、英國金融城和中國香港中環)大鱷(他們的主要收入來自自我審定的花紅、認股權及坐盤買賣等，因此不能視之為“受薪階級”)，其財富堪稱天文數字;他們的后代，不論是受惠于歐洲的“長嗣繼承”或受益于亞洲的“各房平分(實際上當然是內外親疏有別)”，都成為坐擁龐大“資本”而且財富大幅——比起經濟增長——增加的豪富。由于這類富二代或二世祖舉目皆是，就意味著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社會財富兩極嚴重化程度日甚一日。如今世界經濟不是在增長與衰退邊緣掙扎，便是踏步呆滯不前(中國與印度皆然)，以資本賺錢的投資/投機市場則興旺勝昔，擁有巨資的人，只要坐收利息(當然不是歐元的負利率而是基金經理為客戶量身定做的有五六厘年息的投資組合)，便財源廣進，財富不斷累積。復利的神奇功能令財富于無聲處有序、快速地大幅增長，拉闊挖深了貧富之間的鴻溝。約二十五年前，筆者曾不厭其煩詳細介紹“七二法測”(Rule of 72)，即利息除此七十二，所得之數，便是資金“翻一番”所需年數(這是統計演繹并非數學公式，因此并不絕對精確)。這種現象正是導致近年來世界各地的階級矛盾日益惡化、社會因而日趨“不和諧”的一項不容忽視的因素。

　　富二代借復利滾存累積財富，《資本》以讀者應該熟悉的法國化妝品歐萊雅的繼承人李莉·貝藤閣(L. Bettencourt及美國超市沃爾瑪的子孫)為例，在1990年至2010年二十年間，微軟創辦人蓋茨的身家由四十億美元增至五百億，貝藤閣則由二十億美元升至二百五十億(平均實質年增幅均在百分之十至十一之間)。蓋茨是創新企業家的典范，財有應得;貝藤閣終生未工作過一秒鐘，憑祖蔭便富可敵國，正是這類過去三十多年西方社會“誕生”數以十萬計不勞而大有所獲的巨富，令貧富兩極化愈來愈厲害!

　　如何紓解貧富兩極的不公平現象，為了避免流血革命，皮克迪提議可考慮從征收高稅上著手，比如大幅提高入息稅、利得稅、物業(土地)交易稅以至資本增值稅，特別是遺產更要“重稅伺候”。但這類針對富裕階層的累進稅都會帶來深度的消極影響，個人和法人都會請世界一流腦袋(稅務律師和會計師)為他們設計合法的避稅方法，加稅的結果反令政府稅入萎縮。有錢人避稅自肥之外，還會早早將財富饋贈后代親朋以逃過高稅關，更會向低稅免稅地移民和遷冊，到頭來政府反可能得不償失。

　　皮克迪當然了解有錢人為“保障私有財富”無所不用其極，因此他指出各國應“有商有量”，然后征收統一“環球財富稅”，這確是阻遏“財產世襲資本主義”(Patrimonial Capitalism)的深化、紓緩財富兩極的良方。但這可行嗎?答案是絕不可行。因為在這個各國“互相博弈”(似為當今評論界的“潮語”)的世界，必然有些國家如英國、瑞士、盧森堡、新加坡，或地區如香港甚至上海，我行我素、眾加獨減，不理會、不加入此類“稅務聯盟”以吸引“熱錢”流入。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與有錢人為善”的國家或地區，必然成為世界“熱錢”的集中地，這意味著外資源源流入。有點不可思議的是，皮克迪和數十位評論《資本》的學者及傳媒人，都未提“杜賓稅”(Tobin Tax)。參與股市游戲的讀者，應聽聞過“杜賓的Q”(《資本》亦有提及)，也知道這位諾獎得主于1972年曾有環球抽取外匯投機稅(每宗外匯買賣都抽一點點比如交易額百分之零點五的稅)的建議，這種后來被稱為“杜賓稅”的稅項一旦環球貫徹，當可稍戟外匯投機之風、令外匯市場波幅收窄。但誰有號令各國都行此稅的權力?答案是沒有。此法雖是抑制外匯炒風之妙法，卻因此不了了之。“環球財富稅”亦將同一命運!

　　要怎樣評價皮克迪的《資本》，現行制度的擁護者維護者亦即是保守派(籠統的“右派”)，對之抨擊不遺余力，可以理解。他們的論說，簡略而言，可以八十年代一度成為“顯學”的“拉發曲線”概括之——稅率“太高”不僅會打擊工作、創新意欲，還會導致資金人才雙雙流失，高稅因此反會使政府稅入下降。因此，現在優惠資本階級的政策不宜變。中產和低下階層若有不滿，拋出幾塊帶肉骨頭(有限度的免費午餐)便可“定風波”。另一方面，眼見貧富鴻溝太闊太深令“社會深層矛盾”隨時爆發成社會沖突(占領華爾街不過是“藥引”而已)，鼓吹改革現行制度的“公共知識分子”愈來愈多，他們擔心若不設法改變現狀以拉近貧富差距，社會動亂甚至出現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都有可能。在這種人心思危的氣氛下，皮克迪力主向富裕階層特別是“世襲財富”開刀，便獲廣泛支持。當然，主張抽取“環球財富稅”是斷對癥但下藥太霸道，非常難行甚至不可行。

　　作為一部普及性學術著作，《資本》確有若干錯漏，5月12日徐家健教授在香港《信報》的文章指出皮克迪完全忽視貝加首創的“人力資本”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而在《金融時報》之前，大名家費爾斯坦(M. Feldstein)已在5月15日《華爾街日報》撰文指出皮克迪有資料不完備便遽下結果的缺失。這些批評都是有道理的。不過，皮克迪強調的r > g，三十多年前已如此，于今愈演愈烈，對有心拉近貧富差距(不是對“窮人”特別關顧，只因問題不妥善處理，社會必然日趨混亂以至危害資本家利益)的政客、學人和論者，這是一條明確的研究新路向。換句話說，從今而后，最終目標在拉近貧富距離的經濟政策，最好是以“劫富濟貧”定調。

　　香港是個貧富差距極大的國際都會，這是港英政府的政策長期向富裕階級特別是物業發展商傾斜的結果。這種政策在回歸后持續，造成“港億萬豪門比例冠全球”的事實。據于業界享盛譽的美國波士頓顧問集團(BCG)6月10日發表的報告，在2013年，香港每十萬戶有十六點六個“起碼坐擁一億美元”的家庭，比例全世界最多(參考資料：瑞士第二、奧地利第三、挪威老四、新加坡第五……美國第十);而財富超過百萬美元的家庭，香港全球排名第十一(參考資料：美國第一、中國內地第二、日本第三)。這顯示“富者愈富”在香港的“嚴重性”。不難想象，香港“百分之一”與平民百姓的財富真有天壤之別。面對這種現象，特區政府，尤其是早非公務員而具政治任命身份的財政司司長，當然得動動腦筋，在堅持穩健理財“哲學”的同時，應該加入一點新思維，比如恢復征收遺產稅、紅酒稅及行累進入息稅制……連亞洲首富、長江實業主席李嘉誠亦與世界首富“包發達”一樣，主動提出應加點稅，政府又怎能抱殘守缺……量入為出絕對正確，但稅入若增加，“量出”便較可觀，這種可令更多人受惠且可紓社會怨氣的政策，當局又何樂而不為!?

　　皮克迪是三個女兒(最大的十八歲)的父親，看似“宅男”(不是不離家而是不離國)，從2000至2001年任麻省理工的訪問教授后，除了赴外開會或如這趟去美國為本書促銷，他幾乎足不出國門。他寫了不少學術著作，同時是法國《世界報》及《解放報》(Liberation)定期、不定期的專欄作家，所寫當然環繞貧富兩極的成因及財富分配……讀(或瀏覽)過《資本》的人，都會為皮克迪仔細分析那些涵蓋面極廣的統計(他對過往眾多經濟學家收集而不分析這些歷史性統計感到意外)，肅然起敬。本書篇幅甚長，也許與他不屑用計量經濟學程序剖析問題有關，所以如此，大概是為了照顧一般讀者，也可能是這位數學學士出身的學人根本就認為抽象數理程序無法解決現實問題。事實上，他對計量經濟學確無好感，他調侃地指出，計量經濟學家“對數學有天真幼稚的激情”。雖然計量經濟學已失去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光環，這種看法卻肯定得罪了不少仍居學術殿堂高位的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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