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經濟都增長乏力的時間節(jié)點，皮克提提出的貧富差距和財富分配的問題，引發(fā)了世界的關注。在資本主義根本矛盾r>g(資本收益率r將永遠大于經濟增長率g)機制的作用下，美國的貧富差距已經達到一個世紀以來的最高水平。這個發(fā)現(xiàn)，支持了三年前美國各界人士占領華爾街并向全球發(fā)出拉近貧富懸殊差距呼喊的正義性，也引發(fā)了保守派的恐慌。

　　正值炎熱夏季，法國所有學校都已放假。這個時候，在火車上和飛機上，最常見的便是父母帶著孩子外出旅游度假。不過，今年夏天，托馬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并沒有帶著三個女兒去度假的打算。在巴黎經濟學院的辦公室里，他正忙著《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文版、德文版、意大利文版、日文版等其他語言版本的出版準備工作，這已是他在巴黎經濟學院教書的第八個年頭。

　　事實上，英語版在美國走紅以來，他的工作和生活就開始圍繞這本書運轉。

　　今年三月，皮克提的新書《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在美國出版后一炮而紅，躍居《紐約時報》暢銷書榜，是紐約曼哈頓精英們人手一本的“圣經”，《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哈羅德-梅爾森甚至認為它是凱恩斯《貨幣通論》以來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

　　這本討論貧富差距、充斥著數(shù)據的嚴肅專著竟然一度雄踞亞馬遜暢銷書排行榜首位，自然吸引了人們關注的目光，成為輿論討論的焦點，也讓這位年僅43歲的法國人走到聚光燈下，成為名副其實的學界新星。

　　幾個月來，托馬斯·皮克提這個名字似乎無處不在，翻開雜志，打開電視，總有關于他的報道。他是各大媒體的寵兒，是奧巴馬智囊團關注的對象，他在美國訪問時受到了巨星般的待遇，短時間內便有了一批追隨他的忠實粉絲。一位目睹過他公開課盛況的法國記者感慨道:“法國的學術界從此有了自己的碧昂絲。”

　　墻內開花墻外紅

　　7月10日，在去美國“促銷”、寫專欄回應質疑、籌劃秋天赴中國宣傳中文版等已占滿日程表的事務之間，皮克提終于和記者通上了電話：“讓我們在去中國前聊一聊。”

　　在一個普通工作日的下午，記者有幸和《金融時報》、《紐約時報》等英文報紙的駐巴黎記者一樣，走進了巴黎經濟學院的校園，來到那間“通風不佳”的會議室。午飯后，他手握一小杯濃縮咖啡準時出現(xiàn)，握手很輕，面帶著謙遜而真誠的微笑。

　　1971年5月7日，托馬斯·皮克提出生在巴黎郊區(qū)克利希，生長在一個充滿左翼政治傾向的家庭中，父母都曾參加過激進左翼政黨共產主義者聯(lián)盟的政治斗爭，后來在法國南部、東鄰地中海的奧德省飼養(yǎng)山羊。1989年，18歲的皮克提順利考入了巴黎高等師范學校，攻讀數(shù)學和經濟學。只用了四年的時間，他便拿下了博士學位，更是憑借著《社會再分配》一文，獲得了當年年度最佳論文獎。1993年，皮克提遠赴美國，作為經濟系助教在麻省理工學院教學，繼續(xù)從事經濟理論的研究。三年后回到法國，進入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更加專注地研究收入不平等和財富分配等問題。隨后受當時的法國總理多米尼克·德維爾潘之托，協(xié)助建立了可以與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相抗衡的巴黎經濟學院，并在2006年年底成為該學院首位院長。

　　那是他在巴黎經濟學院教書的第一年，但是短短幾個月后，他便離開，介入了2007法國總統(tǒng)大選，成為當時左派社會黨候選人羅雅爾的經濟顧問，開始了在政治上的嘗試。大選結束后，他回到巴黎經濟學院繼續(xù)任教，但并沒有放棄在政治上的實踐，并于2010年加入了社會黨候選人弗朗索瓦·奧朗德的競選團隊，為其競選綱領中稅收制度的制定出謀劃策。

　　然而，就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在美國引發(fā)熱議，奧巴馬智囊團約見皮克提的時候，他在法國卻并沒有受到相同的待遇，甚至可以說奧朗德對皮克提非常冷淡，緣何如此?其實早在2011年，兩人在稅法改革上就存在矛盾。奧朗德認為，皮克提想將社會普攤稅和個人所得稅兩者結合起來征稅的想法不可行。在奧朗德政府推出75%特富稅時，皮克提也曾公開評論政府，稱這一舉措并不明智。他表示此項稅收涉及范圍過窄，稅率過高，納稅人也可以通過其他形式獲得薪酬，比如公司紅利，來避免繳納75%特富稅。兩人在稅制改革的道路上漸行漸遠，也難怪皮克提引起全球關注的時候，奧朗德還是沒有約見他。

　　不過，盡管可謂是“一夜成名”，但是皮克提告訴記者，他還是像以前一樣，上課、教書、做研究，暑假的時候忙著《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其他語種的出版工作，九十月份會全世界跑，為新書做宣傳。但是之后，他還是會回到巴黎，給研究生和博士生上課，然后在這間位于教學樓B座二層的辦公室里，繼續(xù)專心做研究。

　　“新馬克思主義者”

　　一百年以來，哈佛大學出版社還沒有一本書在面世第一年就能賣到十萬冊，而現(xiàn)在不過剛剛7月中旬，《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在今年3月出版后至今已經賣了四十萬冊。被認為繼承了馬克思的衣缽，被學界冠以“新馬克思主義者”的皮克提卻認為自己與馬克思《資本論》中的觀點有分歧，而且分歧很大。

　　十九世紀的馬克思認為，從長期來看，資本利潤率趨向無限下降。他認為資本收益率將最終趨于零，并且引發(fā)無產階級革命，顛覆一切。一百多年后，皮克提在700多頁的書中描繪了過去三百年世界人民收入不平等的歷史圖畫。統(tǒng)領皮克提著作的定律r>g卻揭示的是，資本收益率r(馬克思稱為資本利潤率)將永遠大于經濟增長率g，而這種趨勢將無限延續(xù)下去。這的確與馬克思的理論預測完全相反。

　　皮克提認為，如果沒有稅收政策的調控，任憑資本市場簡單地自由運轉，21世紀將是一個貧富差距越來越嚴重的時代，財產繼承將成為財富積累的重要途徑。這意味著，“富二代”越來越拼爹，而寒門再難出貴子。而r>g正是加劇貧富差距的根本原因。

　　在這個全球經濟增長都乏力的時間節(jié)點，皮克提提出的貧富差距和財富分配的問題自然會引發(fā)了關注。 在r>g的作用下，這種情況在資本市場發(fā)達的美國尤為明顯。今年一月，樂施會發(fā)布的報告顯示，世界上最富有的85個人擁有全世界一半的財富。在美國，2009年金融危機以來，1%最富有的人享受著經濟增長所帶來的95%的收益，剩下90%的人則是越來越窮。皮克提更是在書中用大量的數(shù)據證明，美國的貧富差距已經達到一個世紀以來的最高水平。這也是這本書在美國最“賣座”的原因：皮克提的發(fā)現(xiàn)，彰顯了三年前美國“各界人士”占領華爾街并向全球發(fā)出拉近貧富懸殊差距呼喊的正義性。

　　皮克提向我們描繪的未來一片陰暗，但是他也提出了解決方案：向“世襲財富”開刀。他設想在全球范圍內對富人扣掉負債以后的資產征收累進稅，最高稅額可達到80%，越富有的人繳納越高的稅賦，用對富人征收的重稅重新分配財富，從而縮小貧富差距，以平衡社會。他反復強調對于遺產需要“重稅伺候”，因為這部分資本正是“富二代”“拼爹”的資本，也是最需要政府通過稅收政策來調控的社會不公平。當然，這種重稅原則同樣適用于那些收入特別高的高級企業(yè)經理人。

　　“與馬克思的《資本論》最根本的不同在于，”皮克提說，“我的書根基是大量的歷史數(shù)據，講述的是每個人都可以讀懂的與錢有關的故事。”的確，在這本近1000頁的專著中，皮克提匯集了全球30多位專家長達15年的研究成果，分析了全世界多個國家三百年以來稅收與財富分配的大量數(shù)據和資料，用歷史的眼光，研究社會貧富差距問題。

　　罪我知我

　　皮克提曾兩度成為左翼社會黨總統(tǒng)候選人的經濟顧問，此番又出書深度剖析貧富差距的問題，探討資本主義制度下存在的不公平現(xiàn)象，并推翻了保守黨最為珍視的神話——多勞多得，富人的財富是他們自己賺來的。皮克提告訴人們，富人的財富來自繼承，而不是勞動，嗆得右翼啞口無言，匆忙地給他戴上了“馬克思主義者”的帽子。

　　其實早在1990年柏林墻倒塌后，皮克提同友人的羅馬尼亞之行，就讓他認識到了一些問題。他后來談道：“這個經歷多少令我終身對站不住腳的、反資本主義的花言巧語免疫，因為當你看到那些空蕩蕩的商店，當你看到人們在街上排起長隊卻買不到任何東西時，你就清楚地知道我們需要私有財產和市場制度，不只是為了經濟效率，而且是為了個人自由。”皮克提擁護資本主義，但他對資本主義制度下財富的分配方式，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不公非常不滿。但是他相信通過稅制改革等一系列的方法，就能縮小貧富差距，進而達到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和諧，這與馬克思主義所堅信的社會主義必將戰(zhàn)勝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終將走向滅亡，可謂是完全相反。

　　當然，反對他的人不僅說他是“現(xiàn)代馬克思”，還對《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一書中所用到的數(shù)據表示質疑。確實，面對如此龐大的數(shù)據海洋，我們有理由對數(shù)據的可信性和真實性提出質疑。英國《金融時報》的記者們便這樣做了，他們確實也發(fā)現(xiàn)了一些數(shù)據上的問題，比如在書中，皮克提寫到，從1979年到2007年，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年收入只增長了3%。然而這個數(shù)字存在很多爭議，因為在計算年收入的時候并沒有算上實物收入，而只計算了工資收入，也忽略了這三十年來美國家庭人口減少的事實。此外，他們還指出皮克提運用不同的數(shù)據來計算經濟增長和資本收益，一組數(shù)據根據當時的通貨膨脹情況進行了調整，而另一組數(shù)據則沒有。不過，皮克提不僅在書中注明，不少數(shù)據并非來源于政府，因此并不是絕對準確，而且公開反駁了《金融時報》的言論，表示這些小的錯誤，并不影響整本書的分析和論述。或許正應了那句“人紅是非多”，反對他的人便趁機挑錯，死咬不放。

　　死咬不放的還有皮克提在書中提出的解決方案，反對者認為其想法太過簡單天真。雖然他本人也覺得方案不可行，但是他依然希望能夠全球范圍內征收財富稅，并將征得的稅收重新分配給收入較少的人。這只是一個經濟學家的看法，目的只是為了社會公平，而有些時候夾雜了政治的經濟決策，雖然可行但往往無用。

　　皮克提曾說，美國經濟學家們往往把自己研究的問題縮小到自己能回答的范圍內，而他想寫一本真正的、能與每個人對話的書。這就意味著他沒法選擇，只能面對任何可能出現(xiàn)的問題，無法逃避。

　　而談到中國目前的形勢，皮克提說，由于缺乏有效的數(shù)據，對于中國、印度這些新興市場并沒有進行過系統(tǒng)的研究，但是在中國，私人繼承財產的規(guī)模也令他印象深刻。他認為中國也應該收入累進稅和財產累進稅并舉。也就是說，一方面中國的個人所得稅的累進稅率可以更高，另一方面，中國應該新設立對遺產和捐贈財產等等這些“世襲財富”的累進稅，否則中國社會將很難達到財富分配平衡的共識。而一旦采取了稅制上的解決方案，中國的社會財富信息必將更加透明，也將在很大程度上緩解貧富差距，讓財富分配更加公平，這也是單單通過打擊腐敗這樣的司法手段無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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