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經濟學人》認為香港的高房價是導致該地區財富集中度過高的主因。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發布一份名為“全球裙帶資本主義指數”的榜單顯示,香港已成為全球裙帶資本主義最嚴重的地方,財富集中度接近80%
《經濟學人》給出的解釋是香港日益緊張的土地供應導致其不動產價格飛漲,而作為貿易中心,香港成為了游資炒作房產的目的地。長期以來,香港對于打擊壟斷行為過于松懈,直到兩年前才通過一部《競爭法》。上述幾種因素的疊加,導致香港房價上漲的利潤都落入了幾大地產商的口袋之中
1873年,當馬克·吐溫發表自己的首部長篇小說《鍍金時代》時,他或許沒有想到這本書的名字會成為美國歷史,甚至是世界資本主義歷史上的一個注腳。馬克·吐溫在書中通過對一位企業家兼政客的描寫,揭露了西部投機家、東部企業家和政府官吏三位一體掠奪國家和人民財富的黑幕。
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美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黃金時代”,也是歷史上壟斷資本主義的高峰。在古典自由主義的余暉之下,美國政府秉承著“無為而治”的理念,導致像洛克菲勒這樣的財閥掌握了國家大部分的財富,并通過賄賂政客為自己謀利。隨之而來的大蕭條一度讓西方國家對這種“裙帶資本主義”警醒。然而如今發達國家又迎來第二次“裙帶資本主義”時代,而新興國家也正經歷著歷史上的第一次財富大集中。
不久前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發布一份名為“全球裙帶資本主義指數”的榜單顯示,香港已成為全球裙帶資本主義最嚴重的地方,財富集中度接近80%。位列前十的還包括以政府廉潔高效著稱的新加坡。
這份榜單的排名讓不少人感到“意外”。過去三十年,世界經濟在全球化的驅動下高速發展,資產價格的膨脹加劇了貧富分化。在“占領華爾街”的現場,在埃及開羅廣場,在烏克蘭的街頭,生活越過越差的“底層階級”(underclass)只能選擇用暴力表達自己的憤怒。在全球范圍內,歷史似乎再次回到了馬克·吐溫的“鍍金時代”,我們正在進入一個“裙帶資本主義的新時代”。
土地供應緊張是主因
為何以“經濟自由”著稱的香港位列全球裙帶資本主義榜首?不少人對此提出了疑問,同時質疑這份榜單的有效性。
根據《經濟學人》文章中的解釋,這一研究建立在摩根士丹利投資管理部門Ruchir Sharma和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Aditi Gandhi以及Michael Walton三人的工作之上。具體而言,《經濟學人》從《福布斯》富豪榜中攫取數據,計算從事尋租重災區行業的富豪的個人財產,以及他們的財產占國家(地區)GDP的比例。
《經濟學人》選取了23個國家作為研究對象——五個最大的發達國家,十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以及其他八個小一些但是通常被認為裙帶資本主義嚴重的國家。來自尋租重災區富豪的個人財產所占國際GDP比例越高,則經濟體越容易遭受裙帶資本主義的侵蝕。
至于何謂“尋租重災區”行業,《經濟學人》同樣給出了自己的判斷——那些容易壟斷、需要牌照或政府參與的行業。具體而言,這些行業包括:賭博、煤炭、棕櫚油、木材、軍工、銀行業、基礎設施、石化、港口和機場、房地產、鋼鐵冶金和采掘、公用事業和通信等十個行業。
這樣的統計方式未免有些粗糙。對此,“全球反腐敗”博客網站作者Eden Schiffmann撰文評論道,“雖然各種榜單看起來總是可笑的并且飽受爭議,但這份所謂‘裙帶資本主義指數’的榜單可能連裙帶資本在這些國家中所占據的比例都沒有告訴世人。”
就連《經濟學人》自己都在文章中承認指數的統計方法有“局限性”。首先,不是所有的尋租者都公開自己的財富。其次,判斷一個行業是否屬于尋租重災區的方式有些粗暴。在一些被《經濟學人》歸類為開放市場的行業中,其實存在著大量的壟斷和尋租行為。比如美國硅谷的互聯網巨頭們就是這一行業事實上的壟斷者。第三,《經濟學人》只計算了億萬富豪的財富,然而大量的尋租者都達不到入選《福布斯》百人富豪榜的標準,這必然會造成數據的遺漏。
具體到為何香港名列第一,《經濟學人》給出的解釋是香港日益緊張的土地供應導致其不動產價格飛漲,而作為貿易中心,香港成為了游資炒作房產的目的地。長期以來,香港對于打擊壟斷行為過于松懈,直到兩年前才通過一部《競爭法》。上述幾種因素的疊加,導致香港房價上漲的利潤都落入了幾大地產商的口袋之中。而房地產行業正是《經濟學人》所認為的尋租高發區。
如果仔細分析數據的來源,或許對于這一結果并不意外。《國際金融報》記者查閱2014年福布斯全球億萬富豪榜單,發現中國香港地區上榜人數共45人,李嘉誠以310億美元的身價排名第一。其中有26人所處的行業被認為是尋租重災區,大部分都是房地產行業,共17人上榜。此外,還包括賭場及電信等行業。這一數據并未包括以“多元化經營”而位居前列的李嘉誠、李兆基、鄭裕彤等人。眾所周知,他們公司旗下的地產開發商才是這個行業里的“天王”。
地產大亨賺取暴利
不過,這份榜單中真正讓人驚訝的是香港遠遠領先其他對手的財富集中度。《經濟學人》的統計圖表中顯示,香港富豪的財富占據地區GDP比例接近80%,其中接近60%的部分都是來自《經濟學人》認為的尋租嚴重行業。而第二名俄羅斯富豪的財富只占據國家GDP的20%。
作為一個除了地理位置和深水港外,幾乎沒有任何自然資源的城市型經濟體,香港的絕大多數財富都來自貿易、加工工業和金融、法律等服務行業。根據香港貿易發展局的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香港GDP達到2721億美元,同比溫和上漲2.9%。其中服務業占GDP比例90%以上。
但是《經濟學人》的榜單卻顯示,香港億萬富豪的主要財富大多來自于經營房地產或其他壟斷性的行業。相對于香港的經濟規模,這些人的財富比例不但超乎尋常的大,而且增加速度比香港經濟發展還快得多。有評論指出,這意味著真正為香港社會創造大部分新增財富的行業和工作者,反而在社會收入分配中受到了排擠和盤剝。
2013年,香港家庭月收入中位數為21900港元。這意味著為了買一套總價六七百萬港元的公寓,普通白領唯有耗盡一生積蓄,以數十年的辛勤工作換來一套50平方米的蝸居。盡管如此,他們已經比大多數人幸運了。2011年,香港基尼系數高達0.537,再次延續了全球第一的“桂冠”。在香港700萬常住人口中,有123萬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其中,有大約10萬人左右的居民生活在“籠屋”之中。所謂“籠屋”,就是將一間房子隔成一個個像火車硬臥的床鋪,每層床鋪用鐵絲網圍起來,然后就當作一個房子租出去的“住宅”。一張床大小的空間,人們在里面吃、住、睡,這就是“籠屋”居民的家。
盡管房地產商一再聲明,香港的房價貴是因為“人多地少”。但實際上,香港雖然面積僅有約1100平方公里,但由于基本不存在農業和工業用地,可供開發居住的土地相當寬裕。然而為了保證豐厚的利潤,香港地產商囤積大量土地而不開發。導致整個香港的土地開發率僅為23.7%,其中用于住宅用途的土地開發面積更只有76平方公里,占土地總面積的6.8%。
高昂的房價背后是地產大亨們賺取的驚人利潤。香港消費者委員會經過對13個住宅項目考察之后發現,加上土地在內的所有開發成本,最低的收益是77%,最高的是364%。顯然,居高不下的房價已經成為了普通香港家庭最大的壓力,也壓垮了赤貧階層對生活的希望,更是新一屆港府亟需解決的棘手問題。
然而,當《經濟學人》公布這份榜單之后,并沒有在香港引起輿論的漣漪。與之相對應的是馬來西亞政府的反應。據《馬來郵報》報道,這期包含“全球裙帶資本主義指數”的《經濟學人》雜志時,曾在馬來西亞出版時遭受過當地政府的內容審查。
熟悉東南亞各國國情的名記斯蒂芬·維恩斯在《南華早報》上撰文解釋了香港之所以如此沉默的原因,“任何關于貧富差距的榜單中都會出現香港的身影,并且大多位于并不光彩的前列。《經濟學人》的這份榜單并沒有什么新的內容。”
房地產金融戰
以梁振英為代表的新一屆香港政府對此并非無動于衷。與他的前任曾蔭權總是打著精致的領結出現在公眾面前不同,梁振英的出身更為平民,他的父親只是一名警察。
或許是平凡的出身讓梁振英更懂得“體恤民情”。上任之后,梁振英立刻著手調控香港的樓市,反復加碼重稅及收緊按揭措施。新一屆香港政府上臺之后,將針對住宅買賣征收最高15%的額外印花稅加到最高20%,同時配合對外地人統一征收15%的買家印花稅。去年2月,香港政府又決定將買賣印花稅全面翻倍,最高達房價的8.5%。
同一時期,香港政府要求金管局強制銀行提高住房按揭貸款的利率,以配合樓市調控措施。然而由于資金面過于寬松,銀行面臨巨大的放貸壓力,這一場人為的“加息潮”僅僅維持了三個月,銀行又紛紛將按揭利率下調回原先水平。
對此,香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曾坦言,“政府并沒有‘銀子彈’,一招能解決所有樓市問題”。在他看來,香港政府推出的一系列調控措施只是暫時抑制買家的需求,盡量讓更少的人買房,以解決樓價暴漲的燃眉之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西方國家政府為了刺激國內的經濟,紛紛開足馬力印刷鈔票。而新興市場國家為了保持競爭力也加入這一行列。在過去的幾年,全球都陷入了量化寬松的狂歡之中。持續數年之久的量化寬松政策導致資產價格膨脹,以資金“自由港”聞名的香港更是首當其沖。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2012年香港房價暴漲23%,漲幅位居全球首位。與四年前相比,香港樓市價格基本翻番。2013年第一季度香港房價甚至比1997年高峰期高出38%。以主供家庭使用的500平方英尺(約45平方米)建筑面積的小戶型住宅為例,均價已經從2009年的170萬-180萬港元飆升至360萬-380萬港元。
盡管香港政府出臺了嚴厲的樓市管理措施,但真正決定香港樓市的力量卻絕非香港政府可以控制。有接近香港政府高層的人士透露,香港樓價真正出現下跌,要到未來美國退出量化寬松,香港調升貸款利率之時。
今年年初,美聯儲主席耶倫向外界釋放了今年秋天退出QE的信號,并稱此后6個月會考慮加息。與之相對應的是香港樓市自2014年來已經出現了下跌。2月,新鴻基地產推出的某貨尾樓盤,價格為平均每平方尺9268港元,比去年下降近35%。算上開發商提供的各項優惠折扣,項目價格最高降幅可達40%。此前,李嘉誠旗下的長江實業在香港推出的新盤也降價25%開售。
不過全球范圍內,日本和歐洲央行依然繼續量化寬松政策,人民幣近期也進入下行通道,這都讓香港的樓市價格走向變得不那么明朗。香港的房地產一向被認為是良好的投資品,吸引著全球涌入的資金。不僅如此,由投機客們炒作而起的房價孕育著風險,香港的樓市也以大起大落的高波動而著稱。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第一次讓香港人認識到了“負資產”。匯豐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評論道,上世紀90年代的那場亞洲金融危機和房地產泡沫破滅使香港經濟元氣大傷,往后的十幾年里香港居民收入僅僅是緩慢恢復。
“守夜人”的失靈
與“全球裙帶資本主義指數”排行榜帶來的尷尬不同,香港在另一份榜單中的表現則被視為整個香港社會自豪的財富。具體而言,最近二十年,香港每年都在“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排行榜中名列第一,被認為是世界上經濟最為自由的地區。
不過,在財經專欄作者魏峰看來,這兩項看似截然不同的排名之間,其實有著相當密切的關系。他認為,無論是香港政府還是社會輿論,長期以來都被“政府不應干預經濟”的原教旨自由經濟理論所俘虜,一味只強調讓企業在市場中“憑各自本事”搏擊,卻對于現實經濟中的自然壟斷和“馬太效應”熟視無睹。
這一觀點同樣得到了斯蒂芬·維恩斯的認可,他在文章中寫道,“這一榜單至少讓香港感到不快,并顯示了為何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堅定地朝著錯誤的方向前行”。
《經濟學人》的這份研究同樣顯示,全球裙帶資本主義正在變得好轉,原因是2005年來自尋租重災區行業的億萬富翁占比76%,今年則下跌至56%。在這樣的全球背景之下,香港的確算得上是“逆勢而行”。
事實上,在經歷了數次資本主義危機,并發現“市場失靈”的問題之后,西方國家早已摒棄了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中對于政府“守夜人”的角色定位。即使是在最相信市場力量的美國,早在1890年就開始連續頒布多部反壟斷法,以解決“鍍金時代”產生的超級托拉斯,“大蕭條”后更是通過限制行業巨頭和建立社會保障來保證經濟公平。對于有天然壟斷性的基礎設施、交通、公用事業,以及中心城區的房地產業而言,政府名義上的不干預只會蛻變成對壟斷者的變相保護。
就香港而言,直到2012年才通過了第一部反不正當競爭法律——《香港競爭條例》。在此之前,地產商業大亨們早已完成了原始資本的累積。在香港,一般普遍認為,有六大家族控制著香港的經濟命脈,包括李嘉誠家族、李兆基家族、郭氏家族等。如果把來自中國內地的紅籌公司從恒生指數中出去,那么剩下的24家公司中,有8家直接處于香港地產商控制下的房地產公司,4家是其控制的公共事業公司,11家是間接被香港六大家族或其他商業大亨控制的公司,與房地產都有著緊密的聯系。
事實上,無論是港英政府還是回歸之后的特區政府都曾嘗試擺脫地產大亨對香港樓市的控制。末代港督彭定康曾在任內推行過反壟斷法,最終不了了之。首任特首董建華推出的“八萬五公屋”計劃,生不逢時遭遇亞洲金融危機而夭折。此后,香港政府的行政風格愈發趨于保守。2003年“非典”之后,香港樓市暴跌。香港政府為了“托市”,甚至十多年內沒有主動賣地。
這一次,挺身而出的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階層,他們正努力推動社會的變革。《經濟學人》對此評論道,“一場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的革命正在進行。”
2009年6月,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發表《告全港市民書》,嚴厲地指出“社會貧富懸殊的程度比得上第三世界國家,跨代貧困不僅令青年一代絕望,可恥之極的是權貴的附庸仍以市場會自我調節為由,阻止種種保護和關懷弱勢的政策和措施上馬。”
2011年,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持續長達兩個月,憤怒的年輕人在祖科蒂公園安營扎寨,他們高舉著標語,譴責大企業利用金錢影響政治,要求政府將更多資源投入到保障民生的項目中。隨后這一活動蔓延到倫敦、墨爾本、東京等地。
2012年香港特首選舉時,盡管梁振英沒有獲得李嘉誠、李兆基等香港富豪的認可,何鴻燊甚至公開聲稱,“如果梁振英當選香港特首,我將從香港撤出投資”,但最終他以60.9%的得票率戰勝了對手唐英年。在民意調查中,梁振英的民眾支持率更是位列三位候選人之首。
或許是意識到了社會中這股涌動的新思潮,梁振英在接受《金融時報》采訪時表示,香港將告別傳統的“小政府、大市場”模式,轉向一種更“積極”的治理模式。他說:“我們必須關注社會影響和社會成本,而不僅僅是私人利益和私人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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