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20世紀的政治對抗和制度演變

　　第一章 蘇聯解體剖視

　　二十世紀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種主義對抗和兩種制度演變的世紀，也是帶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的世紀。在這個已經過去，但是對于人類的現實和未來仍有著深遠影響的世紀中，蘇聯占有極其重要和特殊的地位。蘇聯解體了，蘇聯對人類歷史的影響永遠不會“解體”。世界至今生活在蘇聯解體激起的歷史性海嘯的余波之中。

　　如何評價蘇聯及其歷史，如何研判蘇聯解體，關系到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更關系到中國發展的戰略利益。蘇聯的誕生和解體都是二十世紀發生的最重大的國際事件之一，是對二十一世紀人類歷史進程和世界格局發生重大影響的因素，也是影響中國歷史進程和社會發展的重大國際因素。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特別是中國人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尤其是在當前中國所處的最為緊關節要的歷史時刻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繞開這個問題是不可思議的，恰恰相反，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正確地回答這個問題，不僅關系到中國的發展方向和歷史命運，關系到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而且由于中國蒸蒸日上的國際地位，對當代世界也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蘇聯解體，舉世震驚;全球鼓噪，迄今未休。其中喧囂一時、也最為膚淺的觀點當推日裔美人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歷史終結”論。據說，隨著蘇聯及其集團的解體，百多年來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兩種意識形態和政治力量之間的斗爭以后者的勝利宣告結束，從此“自由世界”再無對手，歷史也就“終結”了。這種近乎夢囈的僅憑感性得出的膚淺結論，不僅在政治上適合美國的冷戰需要，而且聳人聽聞，類同裸奔，吸引眼球，適于炒作。可惜形勢比人強，轉眼之間，九十年代的喧囂已趨于沉寂。這并非是說福山教授之類的學者沒有學問，或故作驚人之語(十年后他已坦率地承認了自己關于“歷史的終結”的結論錯誤)，而是再次證明學者的立場、方法和意識形態偏見，對于其研究成果會有多么大的影響。其實，歷史豈能終結?“蘇聯號”社會主義巨輪沉沒，“中國號”社會主義巨輪卻正在劈開歷史的驚濤駭浪，穩步快速地前進。即使是人類自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持續了一個半世紀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主義的沖突”也還在繼續，多極化政治和多元化文明更在發展。全球化和多極化、多元化這兩種趨勢同時存在和發展，是當代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特征。其中一個最突出的無可否認的事實是，經過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一個半世紀前赴后繼的英勇奮斗、不斷探索、鋪墊和蓄勢，中國崛起和中華文明復興的歷史進程已經勢不可當。這是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更新，是發展中世界的崛起，是中華文明的歷史復興。

　　從1917年十月革命發生(公歷11月7日)到1991年11月蘇聯宣告解體，蘇維埃俄國和蘇聯(1924年成立)作為國際政治實體存在整整七十四年，嚴絲合縫。換言之，蘇聯差不多伴隨著二十世紀的始終，曾經是一個強大得令它的敵人戰栗的國際政治存在。但是，蘇聯解體以后，在許多國際文獻中，在西方一些作者筆下，蘇聯好象從來不曾存在過。這種歷史虛無主義的現象在全世界都有表現，但歷史卻是抹不去的。由于政治和歷史原因，也由于地緣因素，俄羅斯永遠都是影響中國社會發展進程的最重要的國際因素之一。在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進程中，至今仍能夠感受到“蘇聯號”巨輪傾覆所產生的余波的影響。

　　站在中國的立場和二十一世紀的歷史高度，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并輔之以西方現代社會科學方法重新認識蘇聯，充分地肯定其存在的政治意義和世界歷史意義，正確地總結蘇聯解體的經驗教訓，增強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道路的自覺性和政治信念，對于確立中國版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思路，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第一節 蘇聯雖敗猶榮

　　湯因比(Amold J.Toynbee，1889-1975)是二十世紀西方最有影響的思想家之一，他把人類文明和民族的興衰歸結為“挑戰與反應”。從這個意義上說，十月革命和蘇聯崛起不啻為近代俄羅斯民族和文化對于西方民族國家和文明帶來的嚴峻挑戰的一次成功的反應，而馬克思主義恰恰適應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俄羅斯民族的政治需要。實用主義者往往以成敗論英雄，奉勝者王侯敗者賊為圭臬。這固然有其一定的道理，政治原是最現實的東西嘛。但是說到蘇聯解體，人們往往陷入一個誤區，似乎蘇聯解體，不僅表明蘇聯一無可取，而且似乎“北極熊”從此在地球上滅絕了。可是打開地圖一看，俄羅斯仍然橫跨歐亞大陸，特別是它仍然是一個巨大的經濟(例如資源)和軍事、政治存在。蘇聯解體使俄羅斯的“資產流失”得太多太多，以至把自彼得大帝以來幾百年積累的老底子都丟了不少。這些家底，包括蘇聯七十四年積累的巨大物質和精神遺產，這些都被俄羅斯所繼承。蘇聯解體，俄羅斯還在。這不同于一般所謂“亡國”，畢竟它沒有被外國占領和統治;蘇聯解體引起大量“資產流失”，但是畢竟俄羅斯自十六世紀起就開始對外擴張，四五百年里積累的家底太厚，而蘇聯七十四年歷史中畢竟有近半個世紀是超級大國。蘇聯只是俄羅斯歷史上的一個階段，是俄羅斯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崛起以后縱橫馳騁的一個重要的歷史回合。在這個堪稱堅苦卓絕的史詩般的歷史回合中，有無數成功的驕傲，也有許多失敗的痛苦。最終蘇聯解體了，失敗了。這是一個巨人的失敗，解體的失敗掩不住七十四年蘇聯歷史留下的歷史光輝。這是任何不帶意識形態偏見的人所承認的。相信國際上有些人直到現在，想起前蘇聯，還會心驚肉跳。所以，蘇聯雖敗猶榮。在歷史舞臺上，在國際政治斗爭中，勝敗乃兵家常事。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發展觀正確地看待蘇聯歷史，才能正確地理解蘇聯及其解體，才能有助于從中汲取對我們來說極其寶貴也極其重要的歷史經驗教訓。所以，對于評價和研究蘇聯解體這個重大歷史事件，不能一味跟著西方的鳥叫，需要有中國立場和視角。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蘇聯這塊“石頭”，不同尋常，對中國有特殊的永恒的重要的意義。

　　一、歷史回眸

　　俄羅斯民族、歷史和文化的基本特征，置根于它長期民族苦難的歷史積淀。俄羅斯歷史上的苦難，源于地理位置的偏遠、自然條件和生存環境的惡劣，也來自于兩個半世紀蒙古人的入侵和殘暴統治。作為人類近代優秀文明之一的斯拉夫文明，在歷史上同西方基督教文明一樣，都是一種晚近興起的文明。它原是從西方基督教文明的邊緣地位開始，進一步在拜占庭文明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斯拉夫派，后來又與西方文明相融合和相抗爭，成為近代一種相對獨立和先進的文明。十八世紀以前，俄羅斯與中國關山遠阻，毫無聯系，也毫無了解，這方面他們甚至不如西歐。

　　歐洲中世紀(公元600-1500年)的經濟文化發展遠落后于東方，當時的歐洲饑荒嚴重，通往東方的貿易通道對于歐洲經濟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十字軍東征(1096-1291)打通了西歐通過地中海通向東方的貿易通道，其后果也使原本更為偏僻落后的維金(今瑞典)人長期失去了通往希臘的貿易通道，而基輔羅斯作為維金人長期維持這條貿易通道的樞紐地位隨之喪失，處于更加封閉落后的境地。直到公元十五世紀上半葉(相當于中國明代景泰年以前)，基輔羅斯的范圍分裂成許多公國，而這些公國又分裂成無數封建領地，實際是一盤散沙。這里既沒有統一的民族國家，更沒有形成統一的市場。蒙古人長達兩個半世紀的征服和殘暴統治，更使得羅斯經濟大大落后于西歐，更不消說，遠遠落后于中國。

　　近代俄羅斯的崛起，始于蒙古統治衰落基礎上產生的伊凡·雷帝(ИванⅣ Васильевич，Грозный，1530-1584)，1547年加冕稱沙皇(意為愷撒)。雷帝原稱伊凡四世，他從蒙古人身上學會了殘暴的統治，以鎮壓大貴族反抗聞名，故有“雷帝”之稱。列賓有一幅著名的油畫《伊凡雷帝殺子》，極其恐怖，表現的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沙皇俄國的歷史，從伊凡雷帝開始，向西爭奪波羅的海出海口，向東越過烏拉爾山大舉東侵。以后的歷代沙皇，都是繼承雷帝開創的事業。沙皇俄國的興起，是十五世紀以來歐洲民族國家興起的一部分;沙皇俄國的對外擴張，實際上也是近代歐洲對全球進行殖民擴張的一部分。沙皇俄國的歷史對外是一部血腥的擴張史，對內也是建立在俄羅斯民族一部“苦難的歷程”之上的。從1917年建立蘇維埃俄國，到1924年蘇聯成立，再到1991年蘇聯轟然解體，這七十四年，是俄羅斯的歷史面貌和國際地位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歷史，由此引起世界政治體系翻盤和再翻盤的歷史。但是從一定意義上說，它也是俄羅斯千年以來一部悲壯的歷程的延續。

　　1917年的沙皇俄國，名為帝國主義，其實原本是一頭軍事封建資本主義的怪獸：頭進入了資本主義，整個身體(不僅是尾巴)還留在中世紀的農奴制——1861年才廢除農奴制。由于種種原因，俄國在各方面都大大落后于西歐國家。近代的這種現狀，嚴重地折磨著俄羅斯民族的精神：是追隨西方國家，走“西化”的道路;還是走斯拉夫民族自己的道路?由于經濟上嚴重依賴英國和法國，它在一次大戰中參加協約國，實際上是尾隨其后，為虎作倀，它自己的工業遠不如敵國。例如戰時俄國的鋼產量只相當于德國的1/8。①戰爭失敗，經濟崩潰，政治革命，沙皇政府垮臺是腳上的泡——自己走的。歸根結底是因為這個軟弱的資產階級政權維護的是資本特別是外國資本的利益，甚至不能維護本民族利益和生存。沙皇制度垮臺，一切都在政治和歷史發展的邏輯之中，不能怪革命。而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政治上無能，也決定了自己垮臺的命運。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受的危機表明，追隨西歐帝國主義國家的“西化”道路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完全破產。俄國的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沒有出路，除了社會主義革命，看不到生存、受教育、就業和享受人權的其它途徑。飽受沒有土地、饑餓和贖金(改變農奴身份需要繳納的錢)折磨的廣大農民更為悲慘，廣大士兵則面臨上前線為帝國主義當炮灰的命運，他們必然追隨革命。而在國家民族危亡之際，有著愛國主義民族傳統和良知的廣大知識分子也多擁護革命。所以，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已經在歐洲大陸深入人心的大背景下，俄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根本就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而不是由于西方某些人惡毒攻擊的那樣，是由于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所謂“陰謀”。那是勢所必然，是人民的愿望，順勢而為，不是什么“陰謀”所能奏效的。列寧不愧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天才，對歷史的轉折有著高度的政治敏感，對人民的愿望有著深刻體察，對發動革命的時機有時鐘般精確的把握。正如1917年9月列寧在《大難臨頭，出路何在》一文中所指出的：“在二十世紀的俄國，在用革命手段取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俄國，不走社會主義道路，不采取實現社會主義的步驟，要想前進是不可能的”，② “戰爭是鐵面無情的，它斬釘截鐵地提出問題：或是滅亡，或是在經濟方面也趕上并且超過先進國家。”③話音剛落，兩個月以后十月革命就成功了，世界歷史由此改變方向。你說列寧對歷史時機的把握不是時鐘般的精確?而且，在歷史激流的旋渦中，在極其殘酷的革命斗爭實踐中打拼出來的政治家絕不會是書呆子，象列寧這樣理論上和政治上極強，具有天才般的政治操作能力的領袖，又具有無私無畏的人格魅力和高深的文化修養，他的根深深地扎在俄羅斯民族的歷史文化之中，他的心與民族歷史和人民息息相通，這是他不可戰勝的力量所在，連他的敵人也沒辦法不震驚，不佩服。相形之下，看看七十年以后在蘇聯歷史轉折時期一些政客的表現，一個曾經如此強大的政黨，其領袖怯懦、自私、無能、不負責任和墮落至此，是這個曾經在世界歷史舞臺上叱咤風云的政黨的政治思維能力、理論水平和執政能力嚴重退化的表現。在歷史轉折關頭，在國家民族危難之際，政治家首先要有鋼鐵般的政治信念和政治意志，對時代和政局的脈搏要有敏銳的感覺、深刻的洞察和準確的把握，而且操作上該出手就出手，才可能立于不敗之地。而且共產黨的事業，關鍵是要真正代表人民利益，人民不是小孩子，在這個最重大最根本的政治問題上，玩不得花活兒。戈氏是一個缺乏政治信念和責任感的意志薄弱者，對政局心中無數，在歷史關鍵時刻私字當頭，不作為，隨波逐流。這種例子不勝枚舉。例如“8.19事件”發生前半個月，戈爾巴喬夫就到他在克里米亞半島新建的福羅斯別墅度假享受去了。直到事件發生，自己還顢頇不覺。按照羅伊·麥得維杰夫的說法，在被軟禁的時刻，他的表現除了令人鄙視，沒有別的。“戈爾巴喬夫在3天的監禁期間，沒有任何英勇表現，他的表現甚至比不上他的對手。”④因為他不具備政治領袖應有的素質，“戈爾巴喬夫不僅不知道歷史要什么，而且也不知道他自己到底要什么。”⑤他的對手葉利欽倒是對時局有感覺，有把握，也有意志，有野心，這些都有;可惜政治家最重要的東西——政治信仰沒有，對國家民族的政治責任感沒有，對歷史和政治方向的把握完全錯誤，對蘇聯和俄羅斯面臨的巨大國際政治風險毫無察覺。他拋棄了社會主義，也拋棄了俄羅斯民族立場，在他狹隘的胸膛里火一般燃燒的只是個人的私欲。他只知道自己要什么，不知道歷史要什么，國家和人民要什么。正是由于蘇聯這條巨輪由這樣兩個人先后操盤，不知不覺中又有來自西方“第五縱隊”的另一只“看不見的手”抓住了舵盤，國家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

　　斯大林注定永遠是一個有爭議的歷史人物。其實，對任何政治家都是不能用世俗眼光去理解的。政治權力如同財富、地位、名氣所有這些在世俗眼中閃著光環的東西一樣，是會使人“異化”的。這與階級和政黨沒有關系。這些姑且不論。斯大林對他所處的時代的政治經濟環境，對于歷史需要什么，蘇聯需要什么，有著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對于列寧提出的蘇維埃俄國的歷史任務——“或是滅亡，或是在經濟方面趕上并超過先進國家”，斯大林有極深刻的理解、憂患意識和歷史緊迫感。丘吉爾以仇視共產主義的西方政治家著稱，他曾有一句著名的評論：斯大林把俄國從一個農奴制國家變成了世界強國。評論政治家，要著眼于他在歷史上的作用，別的不是不重要，而是次重要。這也是近來普京總統親自為俄羅斯修改歷史教科書講話，重新評價斯大林和蘇聯歷史的原因所在。需要補充的是，丘吉爾說的這一切是在極短暫的時間內完成的。西方的工業化從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算起，經歷了幾百年。蘇維埃俄國從沙皇手里接過來的只有一點點破爛不堪的現代工業，連“社會主義原始積累”(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語)加工業化在內，只經過短短二十一年(1924-1945)蘇聯就一躍成為世界兩強之一。如果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算起，扣除反法西斯戰爭的五年，就只有十四年建設時間。十四年走過英、法、葡、荷等西歐國家幾百年走過的道路，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政治領域和意識形態領域等等結構性的變化之大，任務之艱巨，政治震蕩之劇烈、斗爭之激烈和殘酷可想而知，難怪就“血流漂杵”了。斯大林時期“挖農民”太苦，階級斗爭和黨內斗爭極為殘酷，這都是事實。但是這些事實一定要放到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蘇聯所處的嚴酷的歷史條件下，才能得到正確的理解。離開政治歷史條件，抽象地進行道義審判，不僅無濟于事，而且會誤導現實。當然，這些問題都給社會主義和歷史帶來了嚴重的后遺癥，站在二十一世紀的歷史高度，至今仍需要研究總結。但是不能離開歷史唯物主義。中國人研究歷史，司馬遷留下一個好傳統，就是從大處著眼，但也不忽略小處。這恰恰與歷史唯物主義殊途同歸。西方許多著作中，把蘇聯戰前工業化這段歷史寫得亂七八糟，離開時代的主題和主線，津津樂道于政治斗爭，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這是符合西方利益的。西方國家一些政客和學者享受著蘇聯紅軍擊敗德國法西斯的余蔭，卻不管蘇聯當時最需要什么。所以，評論歷史，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不能隨波逐流，人云亦云。在重大歷史關頭，這一點尤其重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在基本結論得出之后，再去分析主觀與客觀，以及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和責任，各有各的帳。我國傳統史學，研究歷史人物也講究“春秋大義”，將動機和效果分開，不以成敗論英雄呢。從赫魯曉夫當年反斯大林開始，到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俄文Перестройка，原意是推倒重建)與“新政治思維”，其在理論和方法上的錯誤根源都是離開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結果必然搞砸。因為“推倒重建”的政治含義是全盤否定和歷史虛無。既然過去“全錯了”，共產黨就喪失了執政的合法性，就應該下臺，讓別人來“重建”。這才符合政治邏輯。如果去掉意識形態偏見，持平而論，俄國這樣一個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搞得筋疲力盡的一個畸形的落后的農奴制“怪獸”國家，一個敢于砸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薄弱鏈條而后起的，以社會主義為旗幟標新立異的國家，竟然在經歷了國內戰爭、外國武裝干涉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接二連三大規模摧殘的同時，在世界強敵狼蟲虎豹的聯合絞殺和圍追堵截中走過了整整七十四年(1917年11月到1991年11月)，經歷了四分之三個世紀，而且作為世界兩霸之一抗了四五十年，這已經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歷史奇跡。如果不承認這一點，那就不僅一點馬克思主義都沒有，而且不如兩千多年前的司馬遷，甚至連丘吉爾這樣的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家和莫里斯·多布這樣的經濟史學家的水平也沒有，而與西方抱有政治偏見的學者為伍了。即使離開歷史唯物主義，采用中國傳統史學觀點，也特別需要指出，蘇聯不是被軍事進攻擊敗的，猶如英雄沒有戰死沙場，而是凱旋之后驕傲自大，逐漸思想退化，意志消磨，體力衰退，沉湎于“子女玉帛”，在最后關頭又誤吃了對手的蒙汗藥，內斗外掐而死。所以說，蘇聯解體，乃是英雄末路——雖敗猶榮。

　　當然，筆者這里說蘇聯雖敗猶榮，主要是針對蘇聯解體以后西方國家一些歷史虛無主義的鼓噪，為社會主義的歷史說幾句公道話，并非想為蘇聯唱挽歌，更不是要全盤肯定蘇聯歷史。蘇聯史雖只七十四年，其中正反經驗極其豐富，特別是其中可資借鑒者和涉及到中國利益者，瑕瑜互見，問題很多，這些后文還要談到。

　　二、蘇聯對世界的歷史貢獻

　　蘇聯雖敗猶榮，這只是道出一個歷史事實。而且，只要俄羅斯不死，蘇聯的余威就尚存，仍是心腹大患，就有人睡不著覺。如果中俄戰略合作，就更叫人心驚肉跳。中俄等五國元首共同出席的“和平使命——2007”上海合作組織跨國界聯合軍演，就是一例。1917-1991年，在占據了二十世紀四分之三歷史中蘇維埃俄國和蘇聯的存在，其難以估量的國際政治意義是無可否認的。很難設想，二十世紀中如果沒有社會主義蘇聯，竟是什么世界?以反法西斯戰爭為例，如果沒有蘇聯人民在歐洲戰場英勇抗擊德國法西斯，或者1941年冬天蘇聯兵敗莫斯科城下，希特勒必定回師西進，區區英侖三島豈能經得起德軍的蹂躪?沒有強大的蘇軍抵抗和“喀秋莎”，歐洲各國又有何人何國能敵德國法西斯的坦克?那時“北約”還未生出娘胎，歐洲豈不都成了希特勒的囊中物，哪里還有什么后來的歐盟及其東擴?至于之后美國與德國是否會發生火并，其結果如何，都難以設想。二十世紀前三十年里就打了兩次世界大戰，戰后美蘇對抗，東西方政治平衡，半個世紀沒有世界大戰。蘇聯剛剛解體，現在美國已經有人叫囂第三次世界大戰了。所以，墻倒眾人推，勝者王侯敗者賊;或者前人栽樹，后人罵娘;或者坐著乘涼，不知道腰疼;既是世俗間司空見慣的世態炎涼，也是常見的國際政治生態景觀，但卻不是科學。這些人，要么是真的不懂政治，或者是政治上糊涂，要么就是揣著明白裝糊涂，居心叵測，另有目的。蘇聯解體后國際上泛起了全盤否定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思潮，在俄羅斯、東歐和全世界都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思想混亂和政治后果。中國作為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有責任為蘇聯歷史討回公道。因為如何評價蘇聯，從來都關系到中國的發展和利益，關系到人類進步與世界和平事業。

　　首先，蘇維埃俄國打斷了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改變了世界歷史的發展方向，開辟了人類進步的新紀元。蘇維埃俄國在世界上第一次成功地使社會主義從一種社會政治思想變成了成功的實踐，由此世界形成了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個體系、兩種制度和兩種前途命運的對抗和競爭，打斷了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歷史進程，為人類走向公平美好的未來創造了政治前提。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種政治體系的對抗和競爭決定了二十世紀的歷史面貌。十月革命和蘇聯推動了人類進步，蘇聯解體導致美國獨霸和全球動亂，歷史為之倒退，這是一個事實。

　　其次，蘇維埃俄國開辟了俄國歷史的新紀元，俄羅斯從一個落后的剛剛擺脫了封建農奴制的國家變成了社會主義強國。蘇聯正是基于戰前建立起來的強大的國民經濟和人民英勇的抗擊，從德國法西斯的魔掌中拯救了大半個歐洲。同時，蘇聯也有力地支援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和新中國早期的建設。蘇聯人民在長期的社會主義建設中，由于人民翻身解放而不是由于資本的壓迫煥發出的忘我勞動精神，在經濟、社會、科技、文化和推動人類進步事業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壯舉，也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影響。

　　再次，蘇聯誕生和中國等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改變了世界政治地圖，使得社會主義在一段歷史時期內成為強大的社會進步力量，促進了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的斗爭，使得這個世界變得相對平等了很多，也大幅度地促進了人類進步。包括美國《民權法案》(1964年)在內的國際反對種族歧視斗爭的勝利，正是在六十年代革命斗爭高漲的國際形勢下實現的。正是在社會主義運動的強大作用下，帝國主義殖民體系在存在了幾百年之后，終于土崩瓦解。

　　最后，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存在和東西方對抗所形成的強大政治壓力，也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發生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演變和福利國家興起的主要外部因素。正是出于對世界革命的顧忌，發達國家的壟斷資產階級才不得不在經濟和政治上作出大幅度讓步，被迫進行具有重要進步意義的社會改革。從這個意義上說，發達國家特別是西歐和北歐國家的勞動者和中產階級，實際上至今還在享受二十世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余蔭。

　　如果去掉意識形態的偏見，蘇聯的誕生、迅速發展和崛起創造了一個落后國家在短時間內成為世界霸主國的奇跡。這主要還在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力量，在于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的力量，否則難以想象。另一方面，蘇聯解體，既沒有發生世界所擔心的核擴散和核災難，也避免了全局性的戰亂，俄羅斯沒有成為南斯拉夫，總體上保持了政治穩定。這一點也得益于蘇聯七十四年巨大的建設成就，在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社會保障和民族關系以及人的精神面貌等方面都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一點，也堪稱奇跡。

　　以上的概括雖然是掛一漏萬，但也足以證明蘇聯對世界的巨大而深遠的貢獻和影響。蘇聯沒有最終完成它的歷史使命，但是它為人類的現代歷史開了頭，并帶領人類走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這段偉大光輝的歷程及其在歷史上發生的深遠的意義和影響，是抹不去的。二十世紀世界政治舞臺的四件大事：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中國革命勝利、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瓦解、蘇聯解體;兩件事是蘇聯，占據了二十世紀的一頭一尾。所以，說二十世紀是美國世紀，也就是資本的世紀，并不正確，它也是勞動與資本對抗和相持的世紀，是蘇聯和中國以及世界各國勞動人民的世紀，這才完整。蘇聯解體，世界政治方向逆轉。進入二十一世紀，蘇聯已然出局，俄羅斯重新進場。美國單邊主義的獨角戲已經唱不下去，世界多極化的格局正在深入展開。

　　三、蘇聯是俄羅斯的斷代史

　　近代折磨俄羅斯民族精神的，也是影響俄國社會歷史的一個根本問題——他們長期不沒有徹底搞清楚“我們是誰”(且借用亨廷頓的話)。這個問題也是近代以來長期困擾中國人的問題。但是，俄羅斯又有不同。在民族和文明方面，中國人和西歐人都有自己民族明確的文明歸屬，都知道自己“是誰”。俄國人不然。古羅斯地處歐洲大陸的邊緣，氣候寒冷，交通不便，文明發展較晚，歷史上苦難深重。由于地緣和歷史原因，包括蒙古人殘暴統治的兩百四十年的歷史，十五世紀以后俄羅斯民族國家在興起過程中，其民族文化形成受到拜占庭文明、西歐基督教文明和東正教的深刻影響，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異族文化的影響，其民族文化和心理兼具東西多種不同文化的特征而有其特殊性，俄羅斯人內心深藏幾百年而至今揮之難去的自卑感，來源于它處于近代西方文化的邊緣。在近代史上從彼得大帝起俄羅斯追趕西方幾百年，但實際上直到十九世紀，在經濟政治上也只能附英、法強國的尾翼，在文化上一直不為西方所認同，被視為有拜占庭等文化基因的另類。這種長期“以西為師”，長期追趕西方而不為認同的現實，使得俄羅斯民族在近代西歐國家崛起的浪潮沖擊下，處于某種文明撕裂的痛苦之中。從沙皇時代俄國就想脫亞入歐卻求之不得，凡此種種境遇使得在高寒地帶愛喝烈性“沃特噶”的俄羅斯草原民族在幾百年中形成容易激動、易走極端的民族政治文化心理。二十世紀的一部蘇聯興亡史，只是整個俄羅斯歷史上的一個斷代，在很大程度上是處于近代東西方文明沖突中俄羅斯民族在“入(西)歐”不成的背景下，擺脫貧窮落后和走向強國道路的探索。其實，俄國人幾百年的戰略目標在蘇聯戰后已經實現了，只是列寧和斯大林的后人沒能把它保住，根本原因是沒能完成社會主義“蘇聯模式”的轉型。但是，后來的政治領袖見不及此，面對冷戰和軍備的種種壓力，政治上的心理壓力達到極限(他們與中國人堅忍不拔的民族性格不同)，在各種復雜激烈的矛盾沖突中，不僅失去了政治方向，而且“容易激動、易走極端”的毛病犯了，又中了西方的“反間計”，喝了人家的蒙汗藥，遂把社會主義蘇聯的歷史成就拋在九霄云外，一頭扎向西方的政治懷抱(葉利欽是個酒徒，也是俄羅斯某些民族性格的代表)。在一番熱臉貼冷屁股卻百般見拒之后，特別是西方的“美援”、“休克療法”等政治騙局一一暴露之后，俄羅斯內心充滿被欺騙、被歧視的屈辱和悲憤是很自然的。理解蘇聯及其解體，如果有這個歷史、文化和民族的視角，蘇聯解體前后許多難以理解的事情，就變得順理成章了。

　　十月革命的勝利，固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成功實踐，但是馬克思主義其所以在俄羅斯被先進知識分子所接受，成為強大的思想武器，除了其本身的科學性以外，也是由于馬克思的主義作為十九世紀西方最先進的思想理論給了俄羅斯民族的苦難和希望、利益和救贖等觀念以一種現代化的表達;而馬克思主義發展成為列寧主義為俄羅斯先進知識分子所接受，何嘗不是由于列寧的主義為落后的俄羅斯在戰爭的崩潰中解救自身，并進而趕超西方而成功地另辟蹊徑——開辟出一條與西方不同的俄羅斯道路?否則，斯大林主義就不可理解。一種外來的主義，如果不能適應本民族的現實政治需要，喚起本民族的利益呼應，與本民族的文化相融合，要想產生重大的政治影響是完全不可思議的。固然，“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如果沒有基于二十世紀初中國現實政治利益基礎上的民族精英的呼應，“送來了”又如何呢?一百多年來，西方給中國“送”來了多少主義，何以馬列主義被中國所接受而成功了呢?也是由于馬列的主義給覺醒的中華民族實現其百年來雪恥富強的政治理想，指出了一條正確的道路。“朱毛”點燃的“星星之火”，其所以“可以燎原”，井岡山的老百姓認識馬列是何方神圣?只認你“朱毛”的共產黨是民族英雄、人民領袖，跟著你走能過好日子就行了。“蘇聯解體”這個事件恰恰相反，本來俄羅斯幾百年夢寐以求的強國夢已經由蘇聯實現，沒有社會主義哪里有蘇聯的超級大國地位?但是，蘇聯共產黨長期不信仰馬列主義，俄羅斯人在歷史關鍵時刻，竟然“忘記”了這個基本歷史事實。這方面，除蘇共的問題以外，俄羅斯文化深層的某些因素在歷史的關鍵時刻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另一方面，俄羅斯人內心又很驕傲，這不僅是由于它的文化與曾經輝煌強大一時的古代拜占庭文化相聯系，更因為在法國文化影響下，十八至十九世紀自羅蒙諾索夫以后，俄羅斯在哲學、自然科學特別是在文學和藝術領域簡直可以說是群星璀璨，涌現出了一大批世界級的文化巨匠。這樣的民族也確有驕傲的資本。正是歷史積淀的恥辱、自卑和驕傲驅使俄羅斯人通過列寧的思想和實踐在十月革命后不斷尋找通往現代化的，與西方不同的，適合自己國情的道路。在前蘇聯和現今俄羅斯的理論中，沒有類似“中國特色”這樣明確的概括，但是這種思想和實踐是清楚的。其實，列寧無論從理論到實踐都已經為俄羅斯開辟出通過“耐普曼”(俄文Нэпман，指新經濟政策時期的新興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走向現代化的強國之路，只是由于種種原因，這條道路在戰前被擱置，在戰后更被歷史“遺忘”。這不能不說是導致蘇聯模式失敗的重大歷史和理論根源。蘇聯解體，使得俄羅斯的歷史發生倒退，至少失去了幾十年時間。蘇聯解體，俄羅斯據說是得到了“自由”和“民主”，后來發現不能“當飯吃”，于是從西式“民主”再往回退。回顧近二十年俄羅斯走過的路，“算大帳”不僅得不償失，而且虧大發了。現如今，許多事不得不“看人生豪邁，只不過從頭再來”。經過九十年代以來的折騰，嚴重的挫折使得俄羅斯主張走“特殊道路”或稱“第三條道路”的人越來越多。⑥這是一種徹底的民族覺醒，并不是西方人說的什么“孤立主義”，美國可以搞“孤立主義”，俄羅斯是歐亞大陸國家，不可能搞，想“孤立”也“孤立”不了。雖然對于這條“特殊道路”是什么，必定還需要探索。但是俄羅斯終于徹底明白，無論自己怎樣“改革”，政治上如何“美容”，甚至對西方投懷送抱，低聲下氣地要求“加入西方(北約)”，也徹底沒戲;跟在美國屁股后面跑，不僅鐵定沒有好果子吃，而且尊嚴喪盡，利益盡失，這口窩囊氣也咽不下去。這個用蘇聯解體和“十年動亂”換來的重大歷史教訓，俄羅斯將永世不忘。從而一勞永逸地解決了近代以來一直困擾俄羅斯民族的“西化”(向西方文明歸化)的情結。先是九十年代以來西方不帶俄羅斯“玩兒”，進而是普京總統與美國公然反目，而且“亮出肌肉”(這也是“俄式”文化)，這是世界多極化的重大“利好”(借用股票術語)。世界多極化趨勢發展，中國如何發揚古代傳統智慧，學習近代西方經驗，也包括學習俄羅斯經驗，借力使力，四兩撥千斤，甚至于縱橫捭闔，左右逢源，“坐收多國之金”(《左傳》的思想和表述)，實現中國崛起和中華復興，這是一個大題目。今后俄羅斯走的“特殊道路”，值得關注，也是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需要研究的。畢竟中俄是不可改變的鄰邦，俄羅斯是中國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因素之一，也是國際資源之一。

　　這里順便說一句，近年來對于中美俄三角關系，國內有許多令人費解的糊涂觀點。例如近來美俄關系緊張，筆者讀到以《美俄若搞冷戰，對中國沒好處》為通欄標題發表的一篇文章。首先是題目費解，莫非作者以為美俄若搞同盟，就對中國有好處?邏輯上就不成立。文章說：“中國之所以成為重量級旗手是因為當前世界的主流是和平與發展，符合中國的個性，中國的能量才得以爆發。一旦回到冷戰狀態，中國必然成為全球大棋局的看客和追隨者。”⑦似乎中國得以發展，是趕上好時候了，不是由于自己努力。這是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錯誤。美俄一旦冷戰，何以中國就淪為看客和追隨者，太沒有自信了吧?作者又說：“冷戰終結對中國是幸事，中國成為和平紅利的受益者，成為全球化的幸運兒。”蘇聯解體，社會主義的中國成為美國政府眼中“冷戰勝利的幸存者”，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中國有什么“和平紅利”可言?中國的發展不是平白受益，而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沉重代價的結果，中國自1842年被卷入全球化，一直災難深重，道路坎坷，從來就不是什么全球化的“幸運兒”。今天中國給跨國公司打工，掙一點微不足道的“血汗工資”，有何“幸運”可言?

　　四、社會主義是“不死鳥”

　　“英雄多故謀夫病，淚灑崇陵噪暮鴉。”(魯迅詩)蘇聯給二十世紀人類世界帶來的平等、進步和福趾遠大于災難，人類進步和世界發展受益良多。可是政治就是政治。美國是當今的霸主國，雖然同樣不免走下坡路，恰逢蘇聯解體，美國又受益最大，于是全世界的烏鴉嘴群起鼓噪，妖魔化社會主義，而且全然不顧歷史事實，墻倒眾人推。更有甚者，甚至蘇聯解體，連“十月革命”的案也翻了。如同孫子守成無能，敗了家業，連爺爺創業都錯了，顛倒黑白有如此者。可見，世態炎涼，非但人情世故，政治也是如此。

　　雖然看起來似乎二十世紀人類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意識形態斗爭，但是在政治實踐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卻越來越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相互演變，混合生長。這也是當代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個基本趨勢。隨著這一歷史趨勢的發展，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模式已經不復存在;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也已經消失，社會主義正在發展與改革的浴火中重生，正在煥發出新的勃勃生機。無視這一歷史發展的客觀趨勢，把蘇聯解體等同于社會主義失敗，包括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制度和生活方式統統在內，統統“埋葬”，這是一種最為簡單膚淺的皮相之見。大同世界和社會主義是一種人類追求了幾千年、幾百年的美好理想，只是在科學社會主義誕生半個多世紀以后，社會主義才從一種思想理論變成人類的實踐。戰前蘇聯社會主義的實踐是在極其惡劣的國際環境中進行的，國內外的復雜條件、環境和巨大的政治壓力造成的蘇聯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發展和扭曲并存，是難以完全避免的。在這種情況下，實際上一百多年來人類對于社會主義的認知走過了相當復雜、漫長而曲折的道路。世界資本主義走過了五百多年的歷程，社會主義制度還不到一百年，要求社會主義一生下來就完美無缺，不經受挫折和失敗的考驗，是不現實的。

　　蘇聯解體不是社會主義的失敗。蘇聯只是社會主義實現的一種形式，社會主義在當今世界雖然不再主要表現為一種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但仍然是一種強大的政治思想和理論，仍然具有多樣化的實現形式。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伴隨著國家崛起和民族復興，正在展示出愈來愈大的國際魅力。二十一世紀拉丁美洲的社會主義正在興起。而在歐洲發達國家，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和福利國家原是世界社會主義思想和實踐影響下的產物，目前正在經受挑戰。無論它如何改革，社會市場經濟模式作為歐洲進步的成果，只會更加適應當代現實而更加富有生命力。即使在美國模式中，無論資本的力量如何強大和右翼如何力圖瓦解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也難以倒退回“羅斯福新政”以前。換言之，社會主義因素在所有發達國家的制度中已經根深蒂固，即使在發達國家的社會意識形態中，社會主義思想也早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前兩年美國有一百六十多名超級富豪聯名致信給布什總統，反對取消遺產稅，就是一個突出的例證。蘇聯解體，俄羅斯重新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將近半數的家庭陷于貧困，人口損失超過了一千萬。現在的俄羅斯人中大部分仍留戀蘇聯，仍然向往社會主義。目前，無論在社會中下層還是在知識分子中，即使在以往對蘇聯持嚴厲批判態度的俄羅斯知識分子和持不同政見者中也仍然保持著對社會主義理想的追求。前蘇聯著名持不同政見者羅伊·麥德維杰夫的看法具有代表性：“沒有任何理由將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崩潰理解為社會主義制度的不可逆轉的崩潰。”⑧這是俄羅斯人經過九十年代“醉”后一場噩夢醒來時吐出的“酒后真言”。二十一世紀俄羅斯的資本主義道路將如何走法，還沒有形成穩定的模式。但是，國家資本主義是目前俄羅斯的一個大體看得出的政治方向。而在列寧主義詞典中，國家資本主義是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如同在中國，新民主主義是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一樣。但是有一點可以看出，就是七十四年的蘇聯歷史將為今后俄羅斯發展的道路打上深刻的烙印。總之，蘇聯解體不僅不是社會主義的失敗和自由主義的勝利，而且現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演進恰恰是社會主義的勝利。這才是二十世紀世界政治思想和實踐發展趨勢的實質所在，只不過歷史的本質常常為紛繁復雜的表象所掩蓋和為輿論所誤導。所以，在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的政治震蕩過后，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社會主義制度仍然是在蓬勃發展的世界政治生活的現實，社會主義理想仍然是世界億萬人民和代表人類進步的政治訴求。

　　西方某些勢力千方百計試圖將中國推離社會主義道路，這是因為他們看到，只要中國這桿社會主義大旗不倒，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就會再次有“春風吹又生”的歷史轉機。社會主義思想理論這塊真金的實踐是一個歷史過程，她需要在烈火中反復錘煉，需要經過煉獄般的反復考驗，才能永生，才能更加美麗。“不死鳥”就是由于“浴火”才得以“重生”的。社會主義其所以是“不死鳥”，深深地置根于當代世界經濟中勞動與資本的矛盾，全球化只是這一矛盾華麗的外套。在勞動與資本的歷史性博弈中，在十九世紀后半葉到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一百年中，勞動逐漸顯示力量，占了上風;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后，形勢逆轉，在這一輪博弈中，資本得以翻過身來，成為贏家，美國則成為最大的贏家。然而，這是一盤沒有下完的棋，歷史沒有終結。從人類進入新世紀的情況看，最大的贏家開始向反面轉化。從世界歷史的大趨勢看，新的一輪政治和文明的搏弈正在展開，國際政治斗爭(包括階級斗爭)的新格局、新形勢和新陣線正在形成。世界上窮人太多，不能盡殺;窮國太多，不能盡滅;社會主義不僅終因“好之者眾，未能廢也”，而且正在蓄積新的力量。歸根結底，社會主義是當代一種最先進的思想理論，它代表勞動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人民是有力量的。而“不死鳥”將在經受歷史的考驗之后再次展開她美麗的雙翅向未來翱翔。這不是筆者夢囈，而是世界范圍內的現實，也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第二節 破解“世紀之迷”

　　蘇聯東歐集團，一個支撐兩極結構達半個世紀之久的龐然大物，一個曾經擁有駭人的政治軍事實力的巨大的國際政治實體，竟然能在極短的時間內轟然解體，不復存在，其原因究竟何在?這個曾經成為無數專家和公眾困惑不解的“世紀之迷”，至今仍然吸引人們研究和思考。這里以個人的觀察、研究和經歷為基礎，試圖為破解這一“世紀之迷”提供一些助力。

　　一、一個中國學者的親身經歷

　　東歐劇變的原因究竟是什么?1990年早春，硝煙尚未散去，筆者曾帶著這個問題從蘇聯進入羅馬尼亞，到一些原經互會國家走馬觀花。站在布加勒斯特原羅共中央辦公大樓前，望著剛剛煙熏火燎過的墻壁和殘破的窗門上密集的彈痕，筆者腦子里第一個涌現的竟是“當年鏖戰急，彈洞前村壁”這一普通人當年最耳熟能詳的詞句。這可能是中國人特有的感受。廣場不遠處有幾輛發動著的坦克，幾個穿迷彩服的荷槍實彈的軍人在走動，這一切似乎告訴我這里不久前在起義士兵、群眾和總統衛隊之間確曾發生激烈的槍戰。城市異常沉悶，街頭行人稀疏，人們臉色凝重，行色匆匆，一些人腋下夾著兩條面包棍。商店里空空如也，特別是食品，極為短缺。在街頭問路必須講英語，用俄語必遭白眼，而且看樣子搞不好會惹禍上身。于是我腦子里浮現出一連串的電視鏡頭，就是1989年12月25日處決原羅共最高領導人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夫婦的現場錄象，那是莫斯科電視臺轉播的。那些畫面使人聯想起1945年暴尸街頭的墨索里尼。可是，這兩者曾經是死對頭，怎么能夠聯系起來呢?

　　布加勒斯特的暴動發生在1989年12月22日，當時羅馬尼亞的政治局勢失控得極為迅速，街頭的口號喊得最響的，是“要面包”，“要自由”，“不要齊奧塞斯庫”。那些日子里羅馬尼亞電視臺二十四小時全天候播放處決齊氏夫婦現場的畫面，街頭萬眾歡騰，重現了只有1945年羅馬尼亞被蘇軍解放時才有的歷史畫面。可是，一個戰時曾經五次入獄的反法西斯主義的愛國者和共產黨領袖，不久前還在“全場經久不息的雷鳴般的掌聲和歡呼聲”中再次當選的總書記，怎么會轉眼之間就落得如此下場呢?要知道從贏得最后一次歡呼到經歷處決，只有短短的三十二天。

　　筆者幼時經歷過“左”禍的巨大沖擊，加以十年“文革”中文攻武斗以及粉碎“四人幫”的經歷，以及親歷了1989年的北京政治風波，對眼前的事件具有一定深度的理解。但畢竟身臨其境，有所不同，仍感到觸目驚心。“要面包”?雖然羅馬尼亞是歐洲最窮的國家，可是看看布加勒斯特街頭老百姓的住宅公寓也還可以，一般的住宅樓前也稀稀拉拉地停放著幾輛“拉達”模樣的私家車，比當時我們國內老百姓的情況要好得多。食品是短缺不假，但是比起中國“三年困難時期”，算什么呢?至于發生內戰嗎?再想起中國人民在相當困難的條件下，多年來勒緊褲帶，援助了你們多少東西?怎么會搞到如此地步?總之，不得其解，一頭霧水。一路走馬觀花，又到了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東德和波蘭。一進匈牙利立刻感覺到市場經濟的活力和人們的富裕。布達佩斯位于多瑙河兩岸，橫跨兩岸的各種風格的大鐵橋至少有六七座，裝點著城市與河流，既美麗又壯觀。城市保留著大量哈布斯堡王朝留下的巴洛克風格和新古典風格的建筑。在南岸俯視布達城堡，可以看到沿岸邊高地伸展的中世紀的城墻、眾多哥特式風格的教堂、宮殿和排屋，以及富麗堂皇的巴洛克建筑。你可以從中感受到歐洲文藝復興和近代歐洲濃郁的人文氣息。布達佩斯人民的生活要比布加勒斯特好得多，人們的穿著也光鮮體面，生活相對富裕悠閑，人們的臉上露出輕松愉快的表情;城市的基礎設施也好得多，包括公共大巴，看起來同西方國家沒什么區別，也看不到社會緊張氣氛。這都得益于經濟改革。在離首都不遠的著名的巴拉頓湖景區，大部分觀光者是來自西方國家的游客，其中一些人明顯地擁有較高的身份或地位，看起來相當體面，一般說來這是國際高檔旅游區的景觀。當地人得益于旅游業發達，家庭旅館和個體經濟很多，小老板生意很好，既富裕又開心。巴拉頓的蘇軍，正面臨撤離回國，氣氛與環境顯得很不協調。匈牙利的經濟雖是市場調節，但是到了周六中午以后直到周日全天，需求不能創造供給，所有的餐飲和商店幾乎一律關門休息。外來人很不方便。最早到達匈牙利經商的一批中國人，雖然人數很少，但這時已經進入布達佩斯。這里的外國人，居住三個月就可以辦“綠卡”。房租也不算貴，兩居室的一套公寓每月只要幾十個美金，到車站接幾個中國游客住幾天就賺出來了。早期來經商的環境很寬松，九十年代以后中國人越來越多，環境就緊張了。在匈牙利的幾天，市場的活力給人印象深刻。到了布拉格，最突出的感受就是進了“世界建筑藝術博物館”，伏爾塔瓦河也很美，市容感受與布達佩斯差不多，但市場的活力似乎不如。歐洲許多國家的首都都有大河流經，配以兩岸的古典主義建筑，增色許多。無論是匈牙利，還是捷克斯洛伐克，這里商品供應充足，人民的生活不僅體面，而且安定悠閑，看得出經濟上底子厚實，看不出動亂的痕跡，更看不出這里的社會主義制度瀕于崩潰的跡象。

　　進入德國以后，氣氛陡然一變，時為1990年3月。一年前，也就是1989年1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統一社會黨主席埃里希·昂納克宣布“柏林墻還將存在五十到一百年，”話音剛落，戈爾巴喬夫就把他賣了。五月，大批東德人經匈牙利涌入西德。十月，執政十八年的昂納克下臺，政府被迫解散。11月9日，柏林墻開放。1990年2月21日戈爾巴喬夫對《真理報》記者強調，德國統一是德國人自己的事情。這等于撒手不管，把東德當“大禮包”送給了聯邦德國。于是東德更加動蕩。抱著到“自由世界”開開眼的目的，我從東柏林乘地鐵到了西柏林，從地道上來一看，“黑暗的資本主義”社會，其實也有陽光照耀。滿大街人頭攢動，仔細觀察，除了人種不同，也沒啥稀奇。花花世界，倒甚是好看;商品琳瑯滿目，一看價格，換算成人民幣，都是天價，令人眩目。可是總不能白來一趟，觀光之余，人困馬乏，囊中羞澀，只好叫一杯啤酒，算是開了“洋葷”，也權當到此一游的紀念。1990年，國內一般教授的工資才三幾百元人民幣，沒有外財，遠沒有現在一些經濟學家、教授、博導們闊綽，更沒有國內一些“先富”階級那樣“豪邁”，在歐洲購物渾不問價，遇到中意商品，往往“席卷”而去。所以，相信當時許多朋友出國與本人心有同感，當不是胡說。至于到了波蘭華沙，比羅馬尼亞差不多，市面蕭條，人心浮動，到處亂哄哄一片。東歐幾國轉了一圈，只得到一些寶貴的但卻只是感性的認識。對于東歐劇變，令自己滿意的答案，如同那里一些國家的政局，亂哄哄一片，沒有頭緒。

　　1989年9月至1990年9月，我因公派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作高訪，得以親歷了解體前一年的蘇聯。國立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是前蘇聯專門培養國際關系和外交人才的高等學府，座落在莫斯科西南郊。與莫斯科大學的豪華氣派和帝國氣象不大一樣，這里除了這些，還可以聞到蘇聯社會的“貴族”氣息，似有普希金皇村中學的味道，因為這里歷來有不少蘇共中央的權貴子弟。2003年5月，胡錦濤總書記訪問俄羅斯期間，曾在這里發表重要演講。中國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留蘇，既是學習專業，回來報國，又帶有到革命圣地“朝拜”的性質和心理。八十年代已經不同。八十年代末去蘇聯的學者，雖然窮點，但是經過幾年改革開放，思想上對蘇聯的衰落和蘇聯模式的弊端已經有所認識。加以中蘇關系的歷史恩怨，可說對蘇聯懷有一種難以言表的復雜的感情。在八十年代后期國內知識界開始向外“分流”(“一流”的流向美歐;“二流”的流向市場或官場，棄文經商或“學而優則仕”;“三流”、“四流”的繼續教書育人;輪到研究蘇聯東歐問題者，恐怕已是不入流了。所以不少人因“沒有出息”而紛紛改行轉向)的情況下，去蘇的許多年輕人的想法是既然去不了美歐，去蘇聯也算“聊勝于無”。筆者屬于“不入流”的學者，自認為經過“十年寒窗苦”，既然沒有“黃金屋”，沒有“顏如玉”，沒有“千鐘粟”，更沒有“青云得路”，就不能再傻讀書;于是給自己定的任務是“行萬里路”，考察游歷，研究社會。我是1978年恢復高考上學的那撥人，加以底子薄，心氣高，所以特珍惜年華，不珍惜身子骨，玩命地讀了幾年書，所以出道較早。承前輩謬賞，同行認同，在學術圈子里也多少浪得一點虛名，當時蘇聯科學院遠東所也注意到“有這么個人來了”，有一位叫卡申的朋友常與我聯系，不無關照。至于國際關系學院則指定了一名五十多歲的資深副教授女士作我的“指導教師”，按照蘇聯人的習慣，應當說也不是隨便指定的。當時蘇聯還撐著“帝國”的架子，象國際關系學院這等名牌兼貴族大學的教授學者們，對中國“毛頭”學者無意中流露出某些居高臨下的“師道尊嚴”，乃是無比正常的事情。在他們眼里，中國似乎還是五十年代的學生。這位副教授女士在我報到當天對她進行禮節性拜訪時，針對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當即用一種權威語氣教導我說：“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好家伙，我給她一個見面禮，她還我一個下馬威。我頓時心里又好氣，又好笑。讀者諸君，七七、七八級剛恢復高考的那撥大學生，想當初也是一道社會風景線。許多人二十多歲，就已經是飽經歷史風霜的小“油條”了。如果稟賦不是太差，上學以后再玩命拼幾年，正值學術界青黃不接之時，獵取功名雖說不象關云長“于百萬軍中取上將頭顱如探囊取物”一般容易，也差不太多;再經名家調教一番，再出幾次風頭，見過一點小世面，也就不免有些人五人六起來。筆者不幸就屬于此類，加以研究蘇聯，對其弊端看得較多，內心的自尊和高傲也是很“不可救藥”的，至少也是不亞于面前這位胖胖的蘇聯老大嫂的。這樣一個人，面對蘇聯老大嫂的“教訓”，盡管對方是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的副教授(副博士)，自然心有定力，面無懼色。但是畢竟歷練不夠，外表冷靜，內心也不免激烈：想你蘇聯改革三十多年，改成這個樣子，憑什么指責中國?我一個初來乍到的中國學者，關(夢覺)老師調教出來的博士，你博士還是個“副”的，憑什么教訓我?但一轉念：“好男不與女斗，你真是一個蘇聯老大嫂，一個學院派的書呆子，你哪里了解中國經濟改革的復雜，哪里懂得‘有計劃商品經濟’的玄機和妙處?”出于禮貌，這話不能說出口。而且，這“妙處”也“難與君說”。我來蘇聯是“行萬里路的”，于是采取“不爭論”政策。由此我對蘇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教條主義和僵化，有了一次切身的感受。從此我就“消失”了，“行萬里路”去了。一年以后，直到回國之前，我再次禮節性地拜訪了這位副教授女士。她見了我，嘴角向下，臉色不免難看。我自知于理不虧，但于禮似乎有虧，送上一支漂亮的鋼筆，多少有點言不由衷地表示感謝，其實表示歉意是真。話又說回來，這位俄羅斯副教授女士，雖然教條一點，但一定是一位嚴肅認真的學者，一個好人。但是她不免小看了中國人，其實是小看了中國經濟改革，失于高傲。再看中蘇關系后來搞砸了，包括蘇聯后來栽了，其思想根源都與盲目驕傲有關。現在俄羅斯對中國的態度，謙虛多了，“何前倨而后恭也”?形勢使然也。可以說中俄關系從來沒有象現在這樣好，俄國人也從來沒有現在這樣謙虛。

　　“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當時已是蘇聯解體前夕，整個國家不僅在政治上已經完全迷失了方向，而且眼看著經濟迅速惡化，通貨膨脹陡起，民怨開始沸騰。戈爾巴喬夫已經把蘇聯帶上了懸崖。對此，我作為親歷者，每天要吃飯走路，所以有切身感受。

　　蘇聯經濟結構的特點使得宏觀經濟惡化立即在消費品市場上得到表現。當時中國人還窮，改革初期國內商品還有限，花色、品種也很單調，所以一般中國人來蘇都有一份私人采購計劃。1989年9月我剛到莫斯科時，市場供應還算正常，所以采購也還有收獲，例如呢子大衣什么的。10月，隨著莫斯科漫長的冬天到來，市場搶購風潮驟起。進入11月以后，不僅服裝等輕工業品開始短缺，最要緊的是食品開始緊張，商店里象奶制品、香腸、啤酒、肉類和魚類，經常排隊。蘇聯社會的文明程度較高，排隊再長也無人“加塞兒”，邊排隊邊讀書看報的很多，讓我這外國人不禁肅然起敬。而且蘇聯老太太多，又普遍有公德心，特愛管“閑事”。 即使有人想加塞兒，也怕眾怒難犯。后來，排隊也不成了，商店和食品店的貨架經常是空空如也。整個冬天在食品短缺中度過，但是面包、糧食總是有的。而且，蘇聯城里人一般在市郊都有Дача，也可以叫別墅，就是小木屋，有點園田地，種些土豆、西紅柿什么的，不無小補。黑市匯率的變化最為明顯。美元一直是搶手貨，蘇聯的新“耐普曼”不惜代價地收購美圓，所以黑市匯價漲得很快。1989年10月盧布兌美圓的黑市匯率為5：1;10月28日官方宣布盧布實行雙重匯率，黑市價格開始迅速上漲。到12月底即已飛漲到16-17：1;到1990年春已經突破20：1。等到了1990年5月以后，冬天過去了，但市場情況并不見好轉。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商品特別是食品短缺，人們日常生活壓力越來越大，特別是靠養老金生活的老年人，特別困難。喊了多年的改革不但沒有效果，生活水平還急劇下降，積累多年的社會不滿情緒急劇上升。一般蘇聯人的性格特點容易激動，在生活的重壓之下，普通百姓與共產黨權貴的矛盾更加突出。當時，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的民族沖突已經相當嚴重。波羅的海沿岸三國的反蘇反共情緒高漲，許多地方公開舉辦反蘇的展覽會。整個蘇聯充斥著動蕩不安和不祥的氣氛。我接觸到的一些蘇聯知識分子普遍對戈爾巴喬夫不滿，對蘇聯的命運憂心忡忡，不時有關于可能爆發內戰的流言。

　　我當時的直覺，感到蘇聯彌漫著中國1989年政治風波之前的政治氣氛，加以俄羅斯民族性格的特點，知識分子中西方政治經濟和社會思潮的影響很大，社會人心相當浮躁。所以，當1990年夏天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遠東問題》月刊向我約稿時，我根據在國內的研究，寫出一篇《西方經濟思潮對中國經濟改革的影響》的論文，意在用中國1989年政治風波前經濟改革理論和政策方面某些照搬西方的傾向提醒蘇聯。該文收入了遠東所的論文集，⑨沒有如約發表在《遠東問題》上。這與當時蘇聯“向西看”的主流思潮是一致的，“西化派”在政治上占了上風，對西方的東西不辨香臭，趨之若騖，不可能重視中國經驗。

　　1990年冬，也就是回國后不久，我收到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米·列·季塔連科博士的邀請，去該所進行個人學術訪問。⑩那時去莫斯科，需要從北京坐火車，沿西伯利亞鐵路看一星期的北國風光，才逛蕩到。到了莫斯科，其實就一件事。季塔連柯博士在馬雅可夫斯基廣場的北京飯店請我便宴，由該所的達尼洛夫作譯員和記錄。這次與前次見蘇聯老大嫂大不相同，不僅給予禮遇，而且規格不低，⑾特別是雙方身份相差懸殊，完全出乎意料。而且這種學術交流，沒有題目，事先沒辦法準備，只好現場發揮。北京飯店過去也吃過，可這次吃的什么根本不知道，只聽得他向我接二連三地提了一大串關于中國宏觀形勢的問題，我想可能是我的研究引起了他的注意。我是一介書生，對國家大事只能講我的學術觀點。兩個多小時飛過去了，好不容易輪到我提問——不提問就虧了，關于蘇聯對東北亞和朝鮮半島局勢的態度和政策。他很坦率地回答了我的所有問題，還說無論朝鮮半島發生什么情況，蘇聯一定不會介入，也不愿意看到朝鮮半島流血。季氏是蘇聯有國際聲譽的著名國際問題專家，又是總統遠東事務顧問，應是個中權威人士。我等于掏到了蘇聯官方的底牌，心想雖然辛苦，但不虛此行。事實也證明有成績，回國后又有某局長為此樂滋滋地請我，滿面春風，告訴我受到部座表揚，原來如此。于是我欣然“兩頭吃”。第二年，蘇聯已經解體，季塔連柯博士又來電相邀，當時高校都非常困難，學校沒有經費，從各方面看我的研究工作已難以為繼。以我的俗眼，眼看市場大潮涌起，社會變革在即，學術前途渺茫。躊躇一年，我終于忍痛離開學習工作了十幾年，對我在學術上有栽培養育之恩的母校吉林大學，也就放棄了專業。我之內心抱愧于吉林大學，是在多年之后。古詩“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是說少小離家，眷戀不舍。當時的心情正相反，這也是大氣候使然。

　　這一趟蘇聯訪問使我真正懂得國際交流是怎么回事。中國學者之研究國際問題，一定要對本國問題有些根基，才可能作高質量的國際交流，也才會有些國際影響。這是學者揚名立蔓的正道，⑿炒作固然可以收效于一時，終究靠不住。我雖然自斷前程，沒能揚名立蔓，但畢竟窺得堂奧，寫在這里，希望對同人和后學有所借鑒。前些年有機會見到過去的學界朋友，滿座騰蛟起鳳，皆已揚名立蔓者，三杯酒下肚，敘起友情，不免口吐蓮花，言下對筆者深感惋惜。其實，自古以來人生得失乃是一筆糊涂帳，見仁見智，名利只是其中一部分，很難說得清楚。所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不足與外人道也。

　　在西方國家，戰后的史學已走上所謂“以社會科學治史”(social science approach)的方向，蓋因英雄史觀久已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口述歷史”(narratuve history)，即通過大量包括普通人在內的對自己平凡生活的回憶來反映時代。其實，這也不盡是西風東漸，蜚聲海內外的旅美學者唐德剛先生說：“胡適先生一輩子勸人寫傳記和自傳。他認為不但大人物應該寫，小人物也應該寫，因為這是一般人保存當代史料最好的方法，也是知識分子對文化應盡的責任。”⒀以上一段，如實地記述了一個普通的中國學者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前后，也是中國社會動蕩時期的一段親身經歷和心路歷程。筆者認為既是記錄了一個中國學者眼里在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前夕的一段歷史，從中也可以看出這一時期國內與我思想相近、經歷相似的許多“讀書人”的思想、生活和經歷的一鱗半爪。自忖寫出來無論于史于人，至少對年輕人還是有意義的。

　　二、后期戰略失誤：蘇聯敗因探討之一

　　1992年以后，筆者調京工作，離開了學術研究崗位。但關于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的原因這個問題一直揮之不去，沒時間寫，就抽時間看國內外的研究成果，但很久沒有令我信服的答案。倒是隨著近些年來中國發展和改革的深入，社會各方面矛盾進一步暴露和展開，給了我對蘇聯解體問題的啟示。這也是中蘇許多問題由于制度相近，往往可以觸類旁通。筆者認為，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既有聯系，又有區別。要分別回答，不能一鍋攪馬勺。

　　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原本就根基不牢，那里的社會主義制度在相當大程度上是在攻克柏林的路上，在蘇軍坦克碾過以后從蘇聯“移植”的。蘇聯模式“移植”東歐以后，從來就鬧水土不服，大大小小的政治事件在半個世紀里從未間斷。如果蘇聯有點雅量，敢于讓其走“東歐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但留在自己的體系內;象“西歐模式”特別是“北歐模式”走了“社會主義道路”卻還留在西方體系內那樣，也不至于后來成為“火藥桶”。蘇聯問題的實質是社會主義模式和執政黨問題。蘇聯問題決定東歐問題。蘇聯有病，東歐一定發燒。美蘇對抗后期，蘇聯“病”重，漸漸撐不住，為了自救，最后乃把東歐作禮物送給了西方。結果是多米諾骨牌，全垮。可悲的是，羊入虎口，竟然樂不可支。東歐劇變，興高采烈地掙脫蘇聯，滿心以為加入歐盟是一步登天去，實現了歐洲化，實際上是吞下了“拉美化”的苦果。東歐這些小國，原本就是蘇聯與西方之間的戰略緩沖地帶。大國爭雄，小國夾在中間，歷來最難自處。不作蘇聯的附庸，就作西方的附庸。小國保持獨立自主和中立，不是沒有可能，但是談何容易?戰后的東歐，雅爾塔協議的框架下，不存在這種條件。這能怪誰呢?最要命的還在于，劇變之后，掌握東歐國家命運的精英集團屈服于外國資本和外國政府的壓力，私字當頭，把本國的大部分價值拱手獻出，自己則瓜分了剩余價值，而又逃避了法律追究。由此，就決定了這些國家和人民的命運。

　　對東歐問題，需要專門探討。不但蘇聯和東歐問題，不能一鍋攪馬勺，就是對蘇聯七十四年歷史的成敗利鈍，也不能一鍋攪馬勺，作一概而論。而應當以1945年為界，分前后兩個時期評論。前期是成功的(無論代價多大)，標志就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翻身解放，蘇聯贏得了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和崛起為超級大國，這是硬指標。蘇聯失敗在于后期，基本原因在于理論上、制度上不能創新，沒有正確地認識和提出戰后蘇聯的中心任務，導致實踐上在國內和國際兩個方向都犯了一系列嚴重的戰略錯誤，首先輸在軟實力。如此，戰后幾十年積累下的戰略錯誤已經導致嚴重的戰略性、結構性失敗，到1985年時在美蘇對抗和競爭中蘇聯已經完全沒有勝算。這時候的“中心任務”是不要輸的太慘，當時也還有幾種可能的選擇，遺憾的是他們選擇了一種最慘的失敗方式。

　　近代以來世界各國的歷史證明，從落后的農業國家向現代化國家轉型是一個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歷史過程。每個國家的現代化歷程，都必然要經歷若干前后銜接的歷史階段。而在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其中心任務，這些任務，各有自己的時序位置，既不可以打亂順序，超越階段，揠苗助長;也不可以本末倒置，先搞一些不急之務，而將當務之急的中心任務拋在腦后。這是一個戰略問題，一個革命黨或執政黨只有能夠在理論上正確地認識各歷史階段的任務，在自己的綱領中正確地闡述這些任務，才可能在戰略上和政策上不犯或少犯大的錯誤，特別是避免戰略上、方向上犯大的錯誤。例如中國的“文革”其所以錯誤，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當時中國的中心任務是應當在黨的八大以后就及時地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逐步實現民富國強，而不是繼續“以階級斗爭為綱”和搞“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蘇聯的情況是：列寧時代準確地把握了歷史任務和歷史時機，勝利地完成了十月革命，捍衛了十月革命的成果，并初步開辟了通過新經濟政策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斯大林時期蘇聯積累的問題很多，許多問題也很嚴重，但是戰前的中心任務是工業化和備戰(集體化問題從屬于工業化)，這個歷史任務也完成了。當時根本顧不上思考太多的社會主義基本理論問題，包括經濟模式問題，也包括政治上許多問題，這些都令人遺憾地成為“成本和代價”，但畢竟贏得了反法西斯戰勝的勝利。雖然不能“一俊遮百丑”，但是斯大林時期把握住了工業化的中心任務，總算沒錯。否則蘇聯在1941年恐怕就“解體”了，提前五十年。這應當不算是筆者“大膽假設”，也不需要“小心求證”，而是一個常識。那么，戰后蘇聯的中心任務是什么呢?筆者這里冒昧地做一點事后諸葛亮的分析。

　　戰后初期蘇聯面臨的國際形勢的要點大體是：(1)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給蘇聯帶來了空前巨大的國際威望，蘇聯通過雅爾塔協議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和補償，勢力范圍大大擴張，中國和一系列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的國際影響如日中天。蘇聯對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擁有明顯的政治優勢;(2)美英提出稱霸世界的戰略原則并發動對蘇聯集團的“冷戰”(杜魯門主義)，公開宣稱蘇聯是“集權國家”和西方“自由世界”的敵人，實施馬歇爾計劃、“第四點計劃”，建立北約和西方軍事戰略同盟;(3)蘇聯被迫應戰，先后成立共產黨工人黨情報局、經互會和華約，美蘇政治軍事戰略對抗的格局形成。

　　從戰略上說，戰后美國對蘇聯一開始就是先發制人，咄咄逼人;蘇聯被逼上梁山，想要休養生息而不可得。英美老謀深算，吃定了蘇聯經濟實力遠不如自己，戰后又急于休養生息，調整戰時經濟結構，恢復元氣，再上臺階。所以偏不給你機會，套上你的牛鼻子牽著走。回過頭看杜魯門主義，一半是遏制，一半是心理戰，“冷戰”也是一種心理戰，未必敢真的大打出手，一是因為蘇聯也有了原子彈;二是蘇聯紅軍打出了威風，美國自忖真的打起來在戰場上沒有勝算;三是蘇聯有國際政治優勢，打蘇聯師出無名，這在西方民主國家通不過，所以先要妖魔化蘇聯。從當時蘇聯一方的情況看，經濟實力不如美國，差距較大;但蘇聯有政治優勢，這一點在戰后初期不可小覷，足以彌補經濟不足，在一段時期內支撐東西方戰略平衡。但是，國際形勢給出的提示是，第一，雖是美蘇戰略平衡，經濟上蘇聯卻是弱勢，需要迎頭趕上，至少要經過幾十年和平建設。第二，美蘇軍事戰略平衡給出半個世紀左右的戰略機遇期是可能的。

　　戰后初期蘇聯在國內面臨的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是對斯大林模式更新轉型，主要是幾個方面：一是經濟增長方式向集約化轉型;二是經濟體制向有效地利用市場機制轉型(理論上如何概括是另一回事);三是經濟結構的改造轉型;四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這在理論上至少出發點和基礎原本是現成的，就是回到列寧晚年的新經濟政策理論以及相關的理論思考(一種提法叫列寧的“政治遺囑”);再根據新的實踐經驗加以重新概括總結，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創新，回到科學社會主義的軌道。回到這條列寧指引的已經結合了蘇維埃俄國國情特征的科學社會主義道路，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得到更新，必將從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四方面煥發出活力，大大增強蘇聯的綜合國力，也必將大大增強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的軟實力。加以如果蘇聯謙虛謹慎，處理好中蘇關系，也能尊重和利用中國的政治經驗，協助妥善地處理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關系，既保持陣營團結，又在一定程度上允許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各有特色，使其有活力。如果這樣，戰后社會主義運動的綜合實力和國際威望必然逐步上升，隨著后來法國和德國等歐洲國家向東方靠攏(如德國實行“新東方政策”)和西歐福利國家建設，國際格局將是另一番面貌，蘇聯會在戰略上越來越主動。但是這樣做，蘇聯必須有理論高度，有戰略遠見，實踐上善于韜光養晦，謙虛謹慎，苦煉內功，養精蓄銳，避免與美國針鋒相對，更避免不必要的主動出擊和刺激對方，如古巴導彈危機和針對美國的全面戰略爭奪、輸出革命、戰略擴張;另一方面一定要放下身段，不搞“老子黨”，搞兄弟黨，并給毛澤東、周恩來以梁山泊吳用的地位，則無論波、匈事件，還是布拉格問題決不會搞到那種坦克上街的程度，社會主義陣營不僅不會解體，而且可能會蒸蒸日上，也未可知。但是這些事情只能由斯大林以后的領導人來完成轉折，來實現創新。可是后來的蘇聯領導人既無思維和理論的創新能力，不能正確地分析形勢，提出歷史任務，完成增長方式和體制的轉型;又無戰略遠見，看不到中蘇關系的決定意義;而且驕傲自大、心胸狹窄、處世魯莽，把個社會主義大家庭搞得雞飛狗跳，分崩離析;而且在自己的實力不具備條件的情況下，搞針鋒相對的軍事對抗。這在戰略上先就輸著。

　　有人說歷史不能假設，其實未必正確。還有人說，美國逼蘇聯軍事對抗，蘇聯別無選擇。這等于說蘇聯失敗是必然的，是宿命論。但是筆者對自己以上的“大膽假設”，也未來得及“小心求證”，沒有把握，在這里冒昧提出，也是求教于專家學者和大方之家。

　　三、“安泰”現象：蘇聯敗因探討之二

　　蘇聯解體是一個極其復雜的政治現象，其原因可以有很多，但是其中最根本的政治原因其實也最簡單：哀莫大于心死。蘇共因驕傲而戰略失著;因蛻化腐敗而脫離人民，人民對蘇共，久已心死，于是一個光榮的布爾什維克黨奮斗犧牲半個多世紀積累起來的政治資源被揮霍殆盡。

　　試想，如果美國在1991年象德國法西斯在1941年一樣，向蘇聯發起軍事進攻，蘇聯一定會迅速動員起來，進行反擊。蘇聯可以與美國同歸于盡，但國家一定不會解體。因為戰時蘇聯共產黨可以調動政治和民族兩種資源，即使政治資源不足，民族資源足可以彌補。可是，在和平條件下，蘇聯竟轟然解體了。正如羅伊·麥德維杰夫所說：“蘇聯解體之前，國內并沒有發生任何激烈的革命進程，也沒有產生強大的意識形態和民族解放運動。國家的瓦解似乎是在眾多微弱的沖擊共同作用下而形成的，許多人當時認為，即便將所有這些沖擊力結合起來也不至于摧毀整個國家。誠然，蘇聯和蘇共的危機和病態由來已久，他們已經滲透到國家和社會的最核心之處，因而，不僅是國外的觀察家，而且連蘇聯的政治學家和普通百姓，都沒有意識到事態的危險。人們沒有預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件。即使在今天，許多分析家依然感到困惑，究竟哪些經濟、社會、政治方面的客觀因素導致了如此強大國家迅速地滅亡了。這難道是自殺?如果工人沒有罷工，農民在自家的土地上安心勞動，老師教書育人，學者在實驗室里從事研究，那么又如何解釋這樣的國家會崩潰呢?如果國家的軍隊絕對服從指揮，秘密警察系統強大而有效，那么又如何理解這樣的國家會滅亡呢?”⒁看來，蘇聯解體真的成了二十世紀的“世紀之迷”。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方面中國的經濟繼續迅速發展;另一方面發展和改革的形勢也日益復雜化。筆者逐漸在中國改革的深化和社會的分化中悟出蘇聯解體的道理。這個道理可以借用安泰的希臘神話故事加以說明。

　　這是一個流傳很廣的故事。安泰是海神波塞冬與大地母神蓋亞的兒子。凡外鄉人路過利比亞，必須與他格斗。安泰從不知疲倦，只要身體貼著大地，就能從大地母親那里汲取力量。大英雄赫拉克勒斯在連續三次擊倒安泰之后，終于發現了這個秘密，于是他把安泰舉到空中，將他扼殺。

　　在這個故事中，安泰是他殺。沒有人把蘇聯“舉到空中”，蘇聯這個安泰是自己離開大地母親的。所以是自殺，是慢性自殺，不是他殺。所以，認為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是和平演變，等于認定是他殺，是不能服人的。“物必自腐而后蟲生”，古人也有辯證法思想，不學習馬克思主義也懂這個道理。但是說蘇聯解體與和平演變沒有關系，那是妄顧事實，或是政治上糊涂。這一點后文再作討論。

　　麥德維杰夫認為，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在于意識形態衰落。⒂這句話擊中了要害，但是還沒有說透。為什么會造成意識形態衰落呢?關鍵還在蘇共本身的政治退化，首先高層長期以來就放棄了自己的政治信仰。蘇聯共產黨至少從勃烈日涅夫時代起，多年不信馬列，更不學馬列，自我感覺良好，靠一個蘇斯洛夫在那里裝模作樣，拿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當意識形態擺弄，不能創新;執政黨長期脫離人民，不懂得自己是靠人民起家，還得靠人民的支持存在和靠人民發展的深刻道理，以為共產黨的江山是鐵打的營盤，最后把自己玩完了。馬列主義是蘇聯共產黨的靈魂，是望遠鏡和探照燈，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制度是連接布爾什維克與老百姓的臍帶;自己“靈魂出竅”，把望遠鏡扔了，探照燈砸了，臍帶割斷了，政治上慢性自殺至此，再給你吃上點“美國牌”蒙汗藥，不就死定了?還怪人家“和平演變”、“休克療法”、“特洛伊木馬”、“第五縱隊”什么的?自己先就在政治上“休克”了，美國不過是乘機“幫”上一把，踹上一腳而已，不踹白不踹，所以還得怪自己。這也是普京今天如此強硬的道理——物極必反。亡羊補牢，猶未為晚。蘇聯垮了，俄羅斯爬起來，幾百年來第一次輸得這么慘，關鍵不是被打敗(那樣還好看一些)，是被對手玩兒“殘”的。淘盡伏爾加河水，難洗今朝滿面羞。打倒了，爬起來，晃了晃，想了想，總還是軍事大國、資源大國、科技教育強國。本錢還在，元氣漸漸恢復，“二十年以后還是一條好漢”。平心而論，當今世界，要說賭，還得數美國和俄羅斯(別看人家新敗復起)，人家輸得起，輸了可以重新上桌，叫號，再賭;沒別的，就是幾百年以來積累的本錢大，別人比不了。當然，俄羅斯賭本大，除了資源，也是由于搞了七十四年社會主義打的底子厚(例如教育、科學、人力資本，等等)。

　　資產階級政黨的統治政權是靠資本的力量取得的，但是也不能一味置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利益于不顧，也要搞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共產黨的政權是靠人民的力量取得的，共產黨除了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蘇聯共產黨是安泰，蘇聯人民就是大地母親。1917年沙皇俄國和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代表資本利益(包括外國資本)，與人民相對立，自己又軟弱無能，撐不住局面，垮掉了。是嚴重的國家民族危機，是饑餓的工農和水兵的擁戴，使布爾什維克黨掌握了政權。這首先是因為布爾什維克能給他們面包、工作和土地。戰前工業化和戰爭期間是國家和民族危亡之際，共產黨與人民同甘共苦，共赴國難。戰后經濟恢復，生活安定好轉，共產黨的特權階級和官僚政治也迅速發展，社會政治的深層次危機開始顯露，只不過為戰爭勝利所帶來的政治威望和一個時期的成就所掩蓋。

　　安泰的故事所說明的政治學原理，在中國古代就有名訓，叫作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語出唐代魏征《諫太宗十思疏》。從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報告的居安思危、憂患意識、情系民生，以及有關“民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等一系列重大政策和不同尋常的提法中都可以看出中國執政黨對古今中外這一教訓的深刻體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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