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中國社科院對戈爾巴喬夫上臺后，特別是1989年至1990年蘇聯東歐各國經濟改革情況研究成果，發表于《蘇聯東歐問題》1991年第2期)

——針對蘇聯的所有制狀況，戈爾巴喬夫明確提出，所有制問題“已成為扣人心弦的舉世矚目的問題”，應當從理論上和實踐上， “改變現有的看待社會主義所有制的觀點”，使所有制“更接近人和勞動集體的利益”。

——引人注目的是，蘇聯東歐各國在批判舊模式的同時，越來越明顯的主張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多元化，主張建立平等的“混合所有制”。

——得一提的是，在《蘇聯所有制法》的第一條明文寫道：“采取任何所有制形式，都不應讓工作人員脫離生產資料和產生人剝削人的現象”。這主要是為了對勞動者的心理進行某種安慰，然而，一旦當生產資料的私有化和貨幣轉變為資本成為普遍現象時，該條文的意義將化為烏有，很明顯，該條文與之后的許多條款是相互矛盾的。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為了力求緩和改革對勞動群眾的沖擊力，其效果如何不敢妄加評論。這也是戈爾巴喬夫既想堅持原來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念．又想進行根本改革這樣一種 復雜思維的一個側面。

——自1985年以來，蘇聯東歐各國圍繞市場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特別是近三年來，解決了“30多年來所進行的長期討論和試驗”的市場問題，而當前市場問題已進入實施階段。近半年來，圍繞向市場過渡的方針和步驟的激烈爭論，大大提高了人們對向市場過渡的緊迫感， “社會上走過了往往需要幾十年才能走完的路程”。可見，向市場過渡，可能是蘇聯以及整個社會“走向文明世界的最強有力的轉變”。

——近五年來，蘇聯東歐各國都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在這個過程中，有進展，也有失誤，更嚴重的是，某些國家中的工人階級政黨竟失去了執政黨地位。當前，蘇聯東歐各國，正圍繞著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和建立市場機制這兩大主題，進行經濟改革．從目前形勢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已呈不可逆轉之勢．

【正文】

　　自1989年以來，蘇聯東歐各國經濟改革的戰略目標業已逐漸明確，改革的輪廓已大的體形成，概括起來有如下兩大方面。

　　一、否定僵化的所有制模式，建立新型的“混合所有制”。

　　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基礎。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具有極其豐富的內容，它涉及人與人、集體與集體，部門與部門，地區與地區之間，在利用生產資料，勞動成果等方面的一系列關系和廣泛的相互利益關系。因之，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問題，是蘇聯東歐各國改革中的首要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蘇聯東歐各國，長期受斯大林理論的束縛，在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上，形成了一種僵化 的模式，認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主要有兩種公有制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并認為全民所有制是所有制的“高級形式”，集體所有制是“低級形式”，其發展前景是，將集體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建立“共產主義所有制”，以此作為共產黨人追求的社會，經濟目標。面對其他形式的所有制，則采取批判、限制、甚至消滅的方針。

　　這種有害的理論和實踐，妨礙了多種經濟成分的發展和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

　　早在50年代初，南斯拉夫共產黨率先向斯大林模式提出挑戰.鐵托曾針鋒相對地提出， “國家所有制，是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最低級形式”，而不是“最高級形式”，由勞動者直接管理的“社會所有制”才是所有制的“最高級形式”。

　　南共的“社會所有制”理論，盡管具有明顯的局限性，然而，其歷史功績是不容忽視的。

　　匈牙利領導人曾提出，國家所有制是最高級所有制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各種所有制形式都應“只受市場的檢驗，而不受道義和政治標準的檢驗。”保加利亞領導人認為，生產資料的國有化，導致了“社會主義所有制的脫離群眾”，使勞動群眾“疏遠了”社會主義財產關系，使某些政權機關“脫離勞動人民”。

　　蘇聯學者則公開批評說，現行的生產資料公有制，使整個社會財富“既是共同的，又是無主的”，在很多情況下，被某些掌握公有生產資料的社會集團用來達到自私自利的目的，而廣大勞動者則被排除在直接管理和支配公有財富之外.

　　針對蘇聯的所有制狀況，戈爾巴喬夫明確提出，所有制問題“已成為扣人心弦的舉世矚目的問題”，應當從理論上和實踐上， “改變現有的看待社會主義所有制的觀點”，使所有制“更接近人和勞動集體的利益”。

　　引人注目的是，蘇聯東歐各國在批判舊模式的同時，越來越明顯的主張生產資料所有制的 多元化，主張建立平等的“混合所有制”。

　　保加利亞黨原領導人曾提出，所有制關系是“生產關系的核心”，應對其“實行租本改革”，建立新形式的所有制關系.黨的新領導人也提出，應發展多元化的各種所有制，并進行“平等的競爭”。

　　匈牙利原領導人曾明確提出，應當在短時期內建立起“一種混合型經濟”，這是“非常現實的原則和實際問題”，是建設發達社會主義的“方向”。匈現政府則提出，在“混合所有制”中，逐步擴大私有成分，縮小國營成分，計劃在三年后，使前者增加到30%左右，使后者縮減到50%以下。至于能否實現這一目標，仍是個未知數。

　　羅馬尼亞現領導人表示，今天許多國家在實行私有化后， “都遇到了一些問題”，因此，應當“慢慢來”，并希望擺脫“任何模式和任何教條”。羅政府有關負責人認為， “私有化只是一種手段，” “不是、也不可能”成為解決經濟問題的靈丹妙藥。

　　戈爾巴喬夫則提出， “要實際利用體現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各種各樣的形式’.1990年蘇共中央“十月全會”決定中也明確指出，蘇共中央在支持各種形式的企業非國有化的同時，“主張集體所有制形式的優先地位”，反對將土地“轉讓或出售給個人所有”。

　　1990年3月，蘇聯正式頒布了《所有制法》，蘇領導人認為，它是“決定社會新前景的經濟改革宣言”，其主要原則是， “承認各種所有制形式的平等地位”。

　　根據現行法律，蘇聯的所有制可分為以下五大類：

　　(一)公民所有制：勞動經營戶所有制，農戶所有制;個人副業所有制。

　　(二)集體所有制：租賃企業所有制，集體企業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聯營公司和合營公司所有制;股份公司所有制;經濟聯合體(聯合公司)所有制;社會組織和基金會所有制;宗教組織所有制。

　　(三)國家所有制：全聯盟所有制;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自治州和自治區所有制，行政地區構成體所有制(市政所有制)，國營企業勞動集體成員所有制;國營企業財產;國家機關財產。

　　(四)外國所有制：臺資企業所有制;外國公民所有制;外國法人所有制;外國和國際組織所有制。

　　(五)混合所有制：國家一集體所有制，國家一集體一個人所有制;集體一個人所有制。

　　上述情況表明，蘇聯東歐各國都在逐步拋棄傳統的所有制模式，探索新型的所有制形式，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已呈必然趨勢。

　　應當特別指出的是，所有制模式的轉換，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在實現生產資料所有制多元化的過程中，存在著一系列困難。

　　第一，如何對現有生產資料的價值進行評估。當前，蘇聯東歐各國以國有制為主體的生產資料所有制，一部分是沒收反動統治階級的財產，一部分是在集體化過程中勞動者的聯合資產，第三部分是社會主義建設中勞動人民共同積累的財富。過去的經濟運行機制，對生產資料的價值從未進行過認真的評估，客觀上也沒有這種必要。而實施生產資料多元化的占有方式時，這方面的問題就顯得特別突出.評估企業資產，已成為所有制改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以什么價格進行評估?由誰來組織評估工作?葉利欽提出，只須100天時間，即 可對蘇聯的固定生產基金，房產，黃金儲備，內債。外債“作出評估”，這顯然是紙上談兵.在波蘭、匈牙利已發生了這樣的情況：某些原企業和部門的領導人利用他們掌握的權力，在實行股份制時，將企業的原有資產以極低的價格進行評估，并買進大量股份，之后，又以較高價格轉讓和出售，從中漁利而成為巨富。這雖然是個別現象，然而，卻向人們提出丁一個嚴肅的原則問題。

　　第二，誰將是出售和轉讓生產資料的主要對象。社會主義以消滅人剝削人為主要宗旨，以社會公正為主要目標，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基本上遵循了這個原則。因此，在共同富裕 的基礎上，富裕程度的差別并不十分懸殊。同時，由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效應，占有生產資料的觀念相當淡薄。此外，在生產力水平還不高的條件下，勞動者收入的絕大部分被用作消費。在上述情況下，可當作資本的資金自然十分有限。例如，1988年,蘇聯的國民財富(土地、礦藏、森林除外)達4萬億盧布，80%為公有財產。當年，全國居民存款總額僅2967億盧布。即使將全部存款用于購買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僅及其價值的l0%。又如，1909年捷克的固定基金總額為4.3萬億克朗，當年，居民的存款總額也僅2960億克朗。可見，向本國居民出售社會財富并使其成為新的所有者難度很大 “首先會遇到由誰來買的問題”。試圖通過私打化“來迅速聚集人民的儲蓄”， “是不現實的”。葉利欽提出，在“私有化階段”的150天內，利用“所有制非國有化”的方式，可使“國家獲得2000億盧布”，這顯然是一種幻想。于是，人們便把注意力轉到外資方面，更多地期望借助外國資本來實現所有制多元化。有的國家領導人公開提出， “應當引進外國資本，為建立私有制提供可能性”，有的國家領導人甚至公然聲稱， “沒有外國資本，就不可能實現私有化”，需要外國投資“比需要貸款更加迫切”。

　　然而，這只是一廂情愿。因為其一，國際資本相當有限，不可能抽出巨額資金用于購買蘇聯東 歐各國的現有資產。其二，資本家以贏利為主要目的，購買這些國家的陳舊資產，未必會給他們帶來超額利潤.其三，蘇聯東歐各國的政局尚動蕩不止，未來的結局尚難定論， “變化是復雜的崎嶇的”， “改革的前途難以預料”，投資的風險太大。因此，盡管這些國家一再傳出各種投資信息，但實際并未取得多大進展。

　　第三，廣大勞動者的社會，心理承受力尚難預測。幾十年的社會主義理論宣傳，勞動者是生產資料的主人的觀念已深入人心。現在突然提出通過“非國有化”、 “私有化”等途 徑，來實現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多元化，盡管可將此看作是——場革命性的改革，然而廣大勞動 者的“失落感”是難以避免的。值得一提的是，在《蘇聯所有制法》的第一條明文寫道：“采取任何所有制形式，都不應讓工作人員脫離生產資料和產生人剝削人的現象”。這主要是為了對勞動者的心理進行某種安慰，然而，一旦當生產資料的私有化和貨幣轉變為資本成為普遍現象時，該條文的意義將化為烏有，很明顯，該條文與之后的許多條款是相互矛盾的。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為了力求緩和改革對勞動群眾的沖擊力，其效果如何不敢妄加評論。這也是戈爾巴喬夫既想堅持原來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念．又想進行根本改革這樣一種 復雜思維的一個側面。

　　二、否定無所不包的計劃經濟體制，建立新型的市場經濟體制。

　　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既是一種客觀規律，也是當代人類的良好愿望，是對資本主義條件下經濟發展的盲目性和無政府狀態的否定。恩格斯曾經設想，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 “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 “計劃經濟”是全世界公認的20世紀人類在經濟運行機制方面最偉大的創造。然而，在實踐中將其發展為“國民經濟計劃化”，并認為， “計劃化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最主要的經濟職能，并具有指令的性質”，為此要求各部門的發展計劃“嚴格地協調一致”和“結成一體”，將一個國家的生產、流通、分配、消費，事無巨細地均納入計劃，這正如列寧當時所指出的， “完整的，無所不包的、真正的計劃=‘官僚主義的空想’”。

　　這種絕對化了的“國民經濟計劃化’體制，盡管在歷史上曾發揮過它的積極作用，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由于這種體制在一定程度上“違反了客觀規律和理性”，其缺陷和對國民經濟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日益明顯。其一，管理人員過多，費用極高。為了實現“國民經濟 計劃化”，從中央到地方，設立了龐大的組織機構，花費了巨額資金.例如，蘇聯管理領域的人員達1800萬人之眾， 占全國勞動力的15%，就是說，每6—7個人當中，就有一名管理人員”，每年的管理費總額達400億盧布，相當于國家預算總支出的7%左右，而每年增加的國民收入僅200憶盧布左右。其二，助長了官僚主義、瞎指揮。例如，烏克蘭共和國的冶金部，每年召開的大小會議達400次，下達的文件1.5萬多種，其指標達18.6萬個。1988年4月， 蘇聯一次廢除了12萬多項決議、條例、法令等經濟管理部門的文件。文山會海可見一斑。其三，扼殺了人們的競爭意識。導致了技術落后，產品更新緩慢，經濟效益低下，勞動者缺乏 積極性的被動局面。其四，社會產品無法充分滿足人們的需求。一個國家地域遼闊，各地的生產條件、風俗習慣差異很大，各層次人們的需求各不相同，要將其生產和消費全部納入榷個計劃，只能導致脫節和混亂。蘇聯每年僅由中央計劃規定的工業產品目錄表達2400多萬種產品。每年由國家定價的產品達20多萬種。目前，蘇聯居民有1600多億盧布的消費基金得不到實亂而同時卻有大量積壓商品無法出售，全國的超定額儲備競高達2470億盧布。

　　與“國民經濟計劃化”相適應的是“特種的商品生產理論”，這一理論的特征有三。其 一.由于存在著國家和集體兩種所有制，只有“經過商品的聯系”來實現他們的產品交換。

　　其二，商品生產的活動范圍“只限于個人消費品”，生產資料不能進入流通領域，因為“商品流通范圍的擴大”， “只會阻礙”人們向共產主義前進。其三，大力發展“產品交換制度”，逐步“縮小商品流通”和“擴人產品交換”范圍，為此應將集體所引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 以使集體所有制的基本財產和產品， “納入全民計劃的總系統中’，為消滅商品生產創造條件。

　　上述理論的局限性是十分明顯的。其一，S(有從社會上義經濟發展的全局米闡明商品生產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把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存在的原因，僅僅歸結為兩種所有制的暫時并存。其二，忽視在全民所有制內部發展商品生產的必要性，反對把生產資料當作商品，否認價值規律對生產領域的調節作用。其三，力求通過“產品交換制度”，縮小商品交換范圍，以限制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的作用范圍，以便更快地實現共產主義的分配方式。結果，由于“沒有通常意義上的市場”， “健康的競賽和競爭機制”無法發揮作用， “直接聯系多半具有市場性質和自然經濟性質”。實踐表明，這種理論妨礙了社會主義商品關系的發展，從而 也妨礙了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建立的根本不是發達的社會主義的產品經濟，實際上形成的只不過是產品極不豐富的、在很大程度上帶有濃厚自然經濟性質的產品經濟，與共產主義社會所要求的生產力水平相差極遠。

　　“國民經濟計劃化”和傳統的商品生產理論，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有其客觀必然性，也曾起過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但是，它的局限性和缺陷是顯而易見的。

　　自1985年以來，蘇聯東歐各國圍繞市場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特別是近三年來，解決了“30多年來所進行的長期討論和試驗”的市場問題，而當前市場問題已進入實施階段。近半年來，圍繞向市場過渡的方針和步驟的激烈爭論，大大提高了人們對向市場過渡的緊迫感， “社會上走過了往往需要幾十年才能走完的路程”。可見，向市場過渡，可能是蘇聯以及整個社會“走向文明世界的最強有力的轉變”。

　　蘇聯東歐各國對市場問題上的新論點，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市場是人類的共同財富。由于傳統模式對市場的片面理解，有關社會主義市場概念本身，以及它的內涵，功能和作用，都是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中的“空白點”。于是形成了對市場的誤解和建立起了“扭曲形式的市場”。盡管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市場體系極為發 達，然而，市場決不是“資本主義的發明”，早在資本主義之前市場就已普遍存在， “在古羅馬時代就有了市場”。到目前為止， “人類還沒有制定出其他更有效的民主的經營機制”，因之，自從商品出現之后，原則上講，每個社會再生產過程的實現，都有賴于市場體系。市場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重大成果之一”，它可以為各種社會經濟體制進行“有效地服務，”如果不充分利用這種經濟機制， “是極不明智的和荒謬的”。

　　第二，有效地利用市場權制，有助于解決許多社會經濟問題。長期以來， 由于回避市場和批判“市場社會主義”，因之，既沒有形成科學的市場理論，也沒有形成對市場的“總構想”，這是產生經濟低效益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社會經濟矛盾激化的根源之一。市場經濟比“計劃化”的經濟“更靈活、更節儉、更機敏、更活躍”，是調節生產和消費、鼓勵取得效益的“靈活工具”，可更有效地調節需求關系，起著某種“調節器”的作用。沒有市場，就不可能得到必要數量的商品，“更談不上高質量的商品了”。只有通過市場， “才能真正表現社會的需求”，并為發展生產和提高人們的主動性“開辟各種可能性”，這不僅是對“平 均主義心理和實踐”的打擊，同時也為實現各盡所能、按勞分配這一社會主義原則， “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向市場過渡意味著“對整個社會生活方式的改造”，其目的是要建立“有效的、面向人的經濟”，為鼓勵才干，熱愛勞動，對勞動成果高度關心創造條件。可見，市場經濟“不是最終目的”，而是促進“經濟生活民主化”， “激勵人們更有效的勞動”，促進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手段。

　　第三，市場與社會主義并行不悖，應將市場與計劃經濟有機地結合起來。傳統理論認為，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是水火不相容的，發展市場經濟，就會導致“放棄發展經濟與改善人民生活相統一的政策”，導致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和社會的不安定，導致生產資料私有化， “最終導致資本主義”;用市場經濟代替計劃經濟， “就是用資本主義代替社會主義”，“市場社會主義無法確保”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們決不會選擇任何“以市場機制為方向的道路”，因為這樣的道路“會損害社會主義公有制”， “會削弱”黨在經濟工作中的領導作用，我們在這方面有過“痛苦的經歷”，等等。

　　經濟改革過程中廣泛開展的理論討論，突破了上述傳統觀念，形成了一些新的看法。現在理論界普遍認為，無論在社會主義，還是在資本主義甚至在封建主義社會， “都有市場存在”，不能把市場同社會形態“攪在—起”，市場是社會主義的“必然屬性”，而不是從資本主義“引進的”，市場與社會主義并行不悖。幾十年來，蘇聯東歐各國基本上是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在這些國家里，只有商品市場(主要是消費品市場)，而沒有相應的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后兩大市場“尚在襁褓階段”，因之，還談不上是真正的，完整的市場。當前這些國家正處于行政命令體制與市場機制的“中間狀態”或過渡狀態，在許多情況下出現了“權力真空”和“情理真空”現象。為了防止國家“陷入經濟混亂甚 至政治混亂”，當務之急是，如何使“計劃與市場辯證地結合起來”，不能放棄“國家對經濟進程的調節”，市場和調節“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概念”。在蘇聯，針對“主權國家聯盟”形成過程中出現的“法律之戰”，明確提出， “沒有統一的全蘇市場是不可思議的”，應“確保聯盟經濟領域的統一”，在放棄過分集中的同時，決不能陷入另外一個極端——過分分散，否則，必然“導致經濟混亂”。人們的良好愿望是，應把原來計劃經濟的優點與市場機制的長處有機地結合起來，但是，操作起來難度極大，直到目前為止，尚無成功的先例，仍是“哥 德巴赫猜想”。

　　第四，市場不是靈丹妙藥，建立市場機制是一個漫長過程。由于舊體制缺陷的充分暴露和在改革中的連連失誤，新舊體制之間“再也無法平衡了’，從而使供求矛盾尖銳化，激化了原有的社會經濟矛盾，“人們已失去了耐心”，急于從轉向市場經濟中尋找出路。這樣一來，使經濟向市場過渡的速度“比預料的快得多”。東歐各國領導人，對向市場過渡的愿望更強烈.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市場經濟上，認為一旦推行市場經濟，一切社會經濟問題都可迎刃而解，因而對市場經濟抱有許多不切實際的幻想。對此，不少有識之士提出，市場機制 只是一種手段，只有在一定條件下，才能發揮它的積極作用。 “市場不是萬能的”，不能把市場“看作是靈丹妙藥”。

　　與此同時，許多領導人和理論家還明確提出，建立市場機制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實施時還需要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而從舊的行政命令體制轉向市場機制是一個曲折、漫長的過程。

　　蘇聯東歐各國的經濟體制，在歷史上曾經起過它的應有作用。然而，隨著時代的進步，這種體制已不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從50年代起，人們就開始進行新的探索。近五年來，蘇聯東歐各國都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在這個過程中，有進展，也有失誤，更嚴重的是，某些國家中的工人階級政黨竟失去了執政黨地位。當前，蘇聯東歐各國，正圍繞著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和建立市場機制這兩大主題，進行經濟改革．從目前形勢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已呈不可逆轉之勢．但是，改革經濟運轉模式，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從理論到實踐，都有一系列問題等待解決，困難重重，風險很大，前途叵測，要在短期內取得成功，只能是空想.正因為如此，要對蘇聯東歐各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前景，作出明確的判斷 和得出某種結論，同樣是不實際的，只能是冷靜觀察，加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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