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識形態領域出了問題導致蘇共亡黨亡國悲劇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上接連發生兩件“驚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曾經顯赫一時、與美國比肩的超級大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竟在須臾之間戲劇性土崩瓦解;東歐一大片社會主義國家陸續倒臺，由此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對于這一重大而沉痛的歷史教訓，中國共產黨人應該永遠銘記于心，引以為鑒，堅決防范蘇東悲劇在中國重演。一位國際友人說的好，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再也經受不住由于中國的失敗而受到的打擊了。

　　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由逐步演變走向加速崩潰，當然是其自身政治、經濟、文化、民族等歷史與現實的多方面因素及西方“和平演變”戰略綜合作用的結果，但蘇共長期忽視意識形態工作，最后“中央出了修正主義”，無疑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1991年6月美國一家機構在莫斯科的調查結果可說明一切：在接受調查的蘇聯黨政要員中，竟有76.7%的人主張實行資本主義。事實上，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領導人推行錯誤的、背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路線，放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和黨的領導地位，放棄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放任西方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允許國內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勢力公開活動等，才釀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歷史悲劇，而戈爾巴喬夫無疑是造成這一悲劇的罪魁禍首。

　　在美國等西方敵對勢力長期推行“和平演變”戰略，大力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攻勢下，戈氏丟掉共產主義信念，鼓吹什么“新思維”，什么政治“多元化”和“多黨制”，什么“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提出以“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為改革目標，進行以“民主化、公開化、多元化”為標志的政治改革。他深知“欲滅其國，先去其史”的道理，通過開展“重新評價歷史”運動，徹底否定斯大林，攻擊列寧和馬克思，歪曲和丑化蘇聯革命和建設的歷史，導致蘇共思想極度混亂和組織分裂，進而否定整個蘇共，改變蘇共的綱領、性質、指導思想及組織原則，徹底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戈氏這一系列的倒行逆施，使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大國驟然失去了領導核心和凝聚力，政局激烈動蕩，最終導致解體和資本主義復辟，丟掉了維持近75年的蘇維埃政權。

　　當然，民族問題的長期發酵、冒泡、爆發，亦是造成蘇聯迅速解體的直接原因。作為多民族的國家(共有100多個民族)，前蘇聯由于民族政策不當或失誤，歷來民族關系緊張，民族分裂傾向嚴重。戈氏執政時期，由于西方加緊推行西化、分化政策，挑唆破壞民族關系，加上蘇聯內部嚴重的社會政治經濟危機進一步加劇了民族矛盾和沖突，一些少數民族共和國紛紛宣告獨立，直接造成蘇聯解體的結局。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蘇聯解體對素有蘇聯“衛星國”之稱、早已政局不穩的東歐各國，無疑是火上澆油，直接起了導向作用，引起它們政治社會動蕩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崩潰。特別是戈氏直接出賣了東德，支持西德實現了對東德的兼并統一。

　　若換個視角看，如果說蘇東社會主義的垮臺與斯大林模式有關，也并非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之過，而是全盤否定斯大林模式的結果。蘇東國家在試圖改革這一曾發揮過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嚴重弊病的斯大林模式的探索過程中，對這一模式不是辯證“揚棄”，而是從矯枉過正到徹底否定，猶如倒洗澡水連孩子也一起倒掉。對那些正直的共產黨人來說，我看就蘇東劇變的根本原因或教訓可以總結三條：

　　其一，沒有找到一條符合其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沒有充分體現出社會主義制度應有的優越性，沒有真正贏得人民的支持。聯系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洲絕大多數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這一史實，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在近一個世紀的兩次嚴重挫折說明了什么?不能說明產生于歐洲的馬克思主義不適合歐洲國情，也不能說明歐洲社會民主黨的路線是正確的，而只能說明歐洲共產黨人尚未找到一條建設有歐洲各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只能說明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在歐洲大陸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馬克思主義要在這片大地上取得勝利談何容易。

　　其二，頭腦渾渾噩噩，對西方意識形態滲透和“西化分化”、“和平演變”蘇東國家的陰險圖謀喪失應有的政治警惕性，沒有把維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維護國家發展安全放在頭等重要地位。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事關社會主義制度和馬克思主義政黨生死存亡的頭等大事,執政黨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工作的任何忽視或削弱，就意味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擴散或強化。從蘇東劇變的歷史教訓看,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沒有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地位,沒有搞好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工作。一般而言，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后,意識形態領域必然成為階級斗爭的主戰場;我們若是在這場長期的、復雜的、艱巨的“意識形態戰爭”中打了敗仗，社會主義就會不保，資本主義就會復辟。所以，無產階級政黨要維護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加強意識形態建設，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同時傾力整合/整治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和社會思潮，以保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始終不變。

　　其三，維持政權較之奪取政權更艱難，要始終像維護生命一樣維護政權安全。關于這個問題，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講的非常清楚：“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他總結指出：“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 接著他提出了我們耳熟能詳的“兩個務必”教誨。

　　二、樹立“總體國家安全觀”，將意識形態安全作為確保國家安全發展的頭等大事來抓

　　國家安全是個內涵極為寬泛的概念，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內外矛盾都比較復雜突出的發展中大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國，情況就更是如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面臨對外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對內維護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雙重壓力，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多。”對此，個人有兩點理解，其一，這是以一種“大安全觀”，亦即習總書記最近確切指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來審視國家安全形勢;這種“總體國家安全觀”與國家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實質是國家安全發展問題。其二，當前我國國家安全發展形勢比較嚴峻。

　　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從“大安全觀”或“總體國家安全觀”看，中國的國家安全總體包括國際與國內(即外部與內部)兩個層面。國際層面，國家安全包括領土主權安全，國防安全，外交安全，國際發展利益安全等。這其中既有傳統安全問題，也有非傳統安全問題;國內層面，國家安全包括政治安全，經濟安全，包括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社會安全，文化安全，意識形態安全，網絡信息安全，能源資源安全，糧食安全，食品安全，環境安全等等，這其中既包括國家“硬實力”安全，也包括國家“軟實力”安全。而這國家安全的內外兩個層面，實際是“一體兩面”關系，密不可分，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無論從國際層面看，還是從國內層面看，最重要、最根本的都是政治安全，政權安全;而政治、政權安全最根本、最重要的是意識形態安全。所謂意識形態安全，從思想意識角度看，是指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安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安全，社會主流輿論健康向上;從政治角度看，是指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安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安全，黨的執政地位安全。所謂意識形態安全，不是指不受任何滲透、挑戰或威脅(這是不現實的空想)，而是指在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滲透挑戰威脅不可避免的情況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滲透與反滲透、制衡與反制衡過程中能保持一種動態平衡狀態，使自己站得住、立得穩，不被改變、取代或邊緣化。顯然，這種意識形態安全，事關黨、國家、人民的前途命運，具有根本性、戰略性、全局性的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毛主席早就教導我們：“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堅持黨的領導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思想，是確保我國意識形態安全的關鍵所在，亦是捍衛我國安全發展的關鍵所在。國內外敵對勢力也深知此理，他們攻訐的主要矛頭就是指向黨的領導地位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大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一旦讓他們的政治圖謀得逞，無論是否定了黨的領導，還是否定了毛澤東思想抑或鄧小平理論，就是天大的問題，中國就會天下大亂，黨要退位或變質，國要改旗易幟，人民要失去主人翁的地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會夭折，一切都無從談起了。

　　關于意識形態在國家安全發展上的極端重要性與中國“和平演變”的危險性，我國歷代領導人說的非常精辟到位，給我們敲響了警鐘：

　　毛主席一向重視意識形態在革命和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早就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上世紀50年代中期，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西方國家乘機掀起世界性的反共反社會主義浪潮,波蘭和匈牙利出現劇烈動蕩，國內也出現一股惡意攻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政權,反對什么“黨天下”，鼓吹什么“輪流坐莊”的逆流。對此，毛主席指出，不組織力量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中國就“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后來毛主席又進一步提出他的“意識形態領域階級斗爭理論”,并提醒我們：“帝國主義說，對于我們的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樣，有希望。帝國主義的話講得靈不靈?我不希望靈，但也可能靈。”

　　鄧小平同志在“六四”政治風波之后接連兩次告誡我們，一次說：“可能是一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已經開始，一個是針對整個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個是針對社會主義的。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另一次說：“這次動亂從反面教育了我們。國家的主權、國家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都存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

　　江澤民同志說，“改革開放，當然就要吸收外國的東西，就要來往，但在來往的過程中，我們逐步地把應有的警惕喪失了，對世界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的斗爭，兩種制度的斗爭，對國際敵對勢力處心積慮地妄想消滅社會主義的企圖喪失了警惕。”

　　胡錦濤同志多次反復指出，“意識形態領域歷來是敵對勢力同我們爭奪的重要陣地，如果這個陣地出了問題，就可能導致社會動亂甚至喪失政權。敵對勢力要搞亂一個社會、顛覆一個政權，往往總是先從意識形態領域打開突破口，先從搞亂人們的思想上下手。”他說，我們必須清晰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強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嚴重性和復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應對。他告誡全黨“要把意識形態工作作為關系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關系黨和人民事業興衰成敗的重大工作抓好，始終堅持和不斷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最近他又明確提出“堅決防范‘顏色革命’，維護國家政治安全”的要求。

　　應特別指出的是，習總書記將“黨的中心工作”與黨的意識形態工作相提并論，并對相關部門直接下達“維護國家政治安全”的工作要求，不僅高瞻遠矚，而且十分罕見，足見總書記對維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維護國家政治安全、政權安全極端重要性的極端重視。依個人愚見，黨的經濟建設工作與黨的意識形態工作是個辯證關系。由于意識形態在上層建筑中處于核心地位，意識形態的變化往往是政權性質變化的先導;由于馬克思主義是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這個基礎一旦動搖甚至喪失，就會重蹈前蘇東國家的覆轍，黨要變質，國要變色，國家要大亂。所以，我們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搞好物質生產建設的同時，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包括精神文明在內的意識形態建設工作，否則真的會“衛星上天，紅旗落地”!

　　應當看清兩個事實，一是當今世界上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占有主流地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還很弱小，處在邊緣位置;二是當今中國人們思想意識多元化和各種錯誤社會思潮泛濫嚴重，多年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一直處于被淡化甚至邊緣化的危險中。鑒此嚴峻形勢，我們的黨要驚醒起來，認清意識形態工作的極端重要性，盡快提高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掌控能力，充分運用自己的執政優勢和宣傳動員優勢，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理直氣壯、持之以恒地加強和改善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工作。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是在對各種錯誤思潮的批判中不斷發展壯大的，我們應遵照“如遇水，不遏則滔天”的古訓，堅決遏制與防范美國等敵對勢力利用學術文化、基督教、非政府組織及互聯網等新舊媒體對我無孔不入、勢若洪水般的意識形態滲透活動，堅決防范它們通過“和平演變”或“顏色革命”讓中國也改旗易幟的政治圖謀，捍衛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人心，真正成為社會主流思想意識，從而維護黨的執政安全和國家發展安全。

　　鑒于上述種種理由，大力強化意識形態工作，堅決確保意識形態安全，理應成為我國家安全發展戰略中極端重要的內容之一。或換言之，中國新的國家安全發展戰略應將確保意識形態安全、確保政治/政權安全放在頭等重要位置。

　　我們都知道，發展是個硬道理,對任何事物都是永恒的主題，但問題是怎么發展。一定要科學發展，安全發展，發展才能不出問題或少出問題，才能基本平穩順利與可持續。安全發展是科學發展的題中之義，也是科學發展的必要前提。所以，一方面，確保國家安全是國家發展戰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國家的生存和發展安全，是一切發展、一切安全的根本;另一方面，國家發展戰略又是最大、最根本的國家安全戰略。在弱肉強食的時代，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下，弱國無外交，也無國防，落后就要挨打;維護國家安全，要靠實力，靠硬實力，也靠軟實力。國家只有軟硬勢力都發展，越發展，越強大，才能越安全。發展才有安全，安全才能發展。習總書記3月24日在第三屆世界核安全峰會上闡述核安全觀時指出，要“發展與安全并重”，“為發展求安全、以安全促發展”。我認為，這也是對國家安全與國家發展關系的最精辟深刻的解讀。

　　有鑒于此，從“總體國家安全觀”看，國家安全與國家發展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對立統一，相輔相成。故此，與其分別制定國家安全戰略與國家發展戰略這樣兩個戰略，似乎不如將兩項戰略“合二而一”，即統一起來，制定一個新的國家安全發展戰略更科學，更適用。

　　三、當前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制定新國家安全發展戰略勢在必行

　　意識形態領域是美國等西方反華反共敵對勢力對我國實行“和平演變”戰略的突破口和主戰場。為印證這一點，不妨先請幾個反面教員——美國的幾代領導人及其政要、學者給我們上上課，看他們是怎么看、怎么說這個問題的。

　　前總統尼克松公開宣稱，“意識形態是我們爭奪的根源”，“如果我們在意識形態斗爭打了敗仗，我們所有的武器、條約、貿易、外援和文化關系都將毫無意義”。他還說，“最終對歷史起決定作用的是思想，而不是武器”，應該同社會主義國家開展“意識形態競爭”，打“攻心戰”，擴散“自由和民主價值觀”，打開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變革”之門。

　　前總統里根和尼克松唱一個調子。他說，在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較量中，“最終的決定性因素不是核彈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較量”。美國的目標是“促進世界的民主革命”，“按照美國的理想去影響事態的發展”，“使我們的政治和宣傳力量達到被剝奪了自由的地區……以鼓勵他們產生變革的希望和了解自由之都的好處。”

　　前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說，應“通過鼓勵偉大國家的經濟和政治自由化勢力，來促進中國從共產主義向民主的和平演變”;前總統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說，“人權、民主是21世紀版鴉片戰爭的武器”，“倡導尊重人權，影響巨大，意義深遠，可加速共產主義衰亡的進程”，“使現有的共產黨國家處于守勢”，“還為更直接地爭取民主活動提供理論依據”。

　　美國政府智庫蘭德公司一位教授更是有感而發說：現在我們對付中國比過去對付蘇聯難多了。我們搞垮蘇聯只用了“兩化”，就是“西化”和“分化”，要搞垮中國至少還要再加“四化”，就是要讓中國老百姓對政治“淡化”，讓中國官員“腐化”，讓中共領袖“丑化”，讓馬列主義在多元化意識形態沖擊下“溶化”。

　　此外，有必要一提的是，美國戰略決策層為將中國未來的發展納入美國的掌控之下，于2008年初專門成立了一個針對中國的新智庫——2049項目研究所(薛瑞福任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充當美國決策者對華實施“西化、分化”戰略的“大腦”，以實現美國當局在新中國成立100周年時“和平演變”中國的戰略目標。該所的具體任務是：從考察亞太形勢入手，一方面培植各國內部的反對派，掌控主導整個亞太地區國家的發展趨勢，重點將矛頭指向中國，研究和推進“西化、分化”中國的目標和策略;另一方面，從中發現和利用不利于中國發展的各種因素和問題，給中國制造麻煩，使中國的內外發展處于夾縫中，特別是減少中國在未來的發展中對美國可能造成的影響和威脅，降低中國在美國主導的整個亞太地區所占的分量。

　　美國高層上述這些言之鑿鑿的政策主張與相關措施，都已外化在美對華的各種行動中，外化為目前國內存在的各種錯誤思潮、主張和行動。換言之，這些錯誤思潮、主張和行動正是美國等敵對勢力長期推行“西化、分化”中國的“和平演變”戰略的一種結果，一種響應或呼應。

　　毋庸諱言，西方的“和平演變”戰略對我國并非毫無作用。當前，西方的宗教、文化、價值觀及各種代表性社會思潮在我國學界、媒界、法律界部分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已經產生一定影響，并逐漸演變為一股干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改革、穩定的負面的社會思潮。

　　2014年2月，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發表了2013年值得關注的十大社會思潮調查結果，根據其社會關注度、活躍度、影響力三項權重得分比，計算出各自綜合得分的排序如下：(1)新自由主義9.2，(2)歷史虛無主義8.5，(3)民族主義8.4，(4)創新馬克思主義7.8，(5)普世價值論7.5，(6)憲政思潮7.4，(7)民粹主義6.5，(8)新左派6.3，(9)新儒家6.2，(10)偽科學5.8。

　　應當說，這種量化調查結果不一定十分準確，但足以說明問題。在一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度里，占第一、第二位的竟然是新自由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而創新馬克思主義僅排在第四位，緊隨其后的又是“普世價值論”和憲政思潮，這豈非咄咄怪事!現在，新自由主義在我國已成為傳播范圍最廣、支持者最多、影響力最大的思想流派;“普世價值論”也在知識群體中得到廣泛的認同。這樣的情況，不能不讓人為我國政治安全、意識形態安全捏一把汗!

　　在西方思想文化、價值觀念和腐朽生活方式的長期浸染下，我國許多青年和知識分子的思想價值觀念出現嚴重的西化趨向。有個典型例子：據說有位教授在課堂上公然對學生宣稱：我的講課就是要把共產主義從你們的頭腦中抹掉。學生聽了尖銳地質問校領導，“我們的學校究竟還是不是共產黨辦的學校?”更為嚴重的是，西方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滲透已俘擄了不少數黨員干部甚至高級領導干部的頭腦，他們理想滑坡、信念動搖、思想蛻變、作風腐敗，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思想盛行，或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辨方向，成了政治上的庸人和糊涂蟲;或在權力、金錢、美色面前打了敗仗，道德敗壞，攜款外逃，甚至叛國投敵等等。至于對正在成長的青少年一代的嚴重影響，更是令人憂心。

　　種種事實讓人不得不思考，在美國等敵對勢力長期強大的“和平演變”攻勢下，在今天的中國，在我們的黨內、政府內、建制內，在我們的官員中、學者中，是不是已經形成了美國的“第五縱隊”?現在可否這樣說，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意識形態，是不是正面臨著被以美國為首的各種反華反共敵對勢力“西化分化”而“和平演變”的風險呢?

　　當前我國家安全發展最大的威脅和挑戰是什么?我認為是西方意識形態的持續強力滲透和國內與之相呼應的新自由主義等各種錯誤思潮的蔓延和發酵，因為它使我們真正面臨黨變質、國變色的現實危險。美國等敵對勢力發動的“意識形態戰爭”，倒逼我們樹立底線思維和危機意識，情不自禁地聯想到國歌里——“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的警世吶喊!盡管這種“危險”與“炮火”與當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時的“危險”與“炮火”不同。真正的共產黨人一定要消除各種認識分歧，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在新歷史條件下的“新危險”面前，帶領全國人民打贏這場攸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毛主席曾提醒我們注意“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但改革開放以來，還是廣泛存在著“重改革開放發展，輕安全風險防范”的傾向。鑒于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滲透和反滲透形勢極為嚴峻，個人認為，中央國安會成立后，似乎有必要制定一項新的國家安全發展戰略，從國家層面統籌處理好改革、發展與安全、穩定的辯證關系，大力強化意識形態安全與建設工作，堅決抵御美國等敵對勢力“和平演變”的圖謀并防范其外化為一場“顏色革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以避免重蹈前蘇共亡黨亡國的覆轍。

　　中國國家安全發展戰略思維的最高境界是“防患未然”，“不戰而屈人之兵”。為此，一要使自己盡快發展得足夠強大，使敵人望而生畏，退避三舍?，F在敵人硬實力威脅也好，軟實力滲透也好，一切都因為我們各方面還不夠強大。二要清楚告訴一切敵對勢力那哪些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是不可觸動的“紅線”，一旦觸動就要面臨嚴重后果，付出沉重代價，而且中國歷來是說話算數的。三要遠見卓識，見微知著，未雨綢繆。我們要發揮先人的聰明睿智，真正懂得“禍兮福所依，福兮禍所伏”、“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千里之堤，毀于蟻穴”、“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深邃哲理，以“聰者聽于無聲，明者見于無形”、“于無聲處聽驚雷”的高度政治敏感性、洞察力和憂患意識，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有備”才能“無患”，或將問題解決于萌芽狀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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