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拙作《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是以中國立場和視角對創建中國版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一種嘗試，也是適應時代需要對社會科學的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乃至創建中國學派東路的一種大膽探索。專著堅持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堅持馬列主義為指導，對近代以來世界格局和中國社會的歷史演進——特別是20世紀以來的演進給以詮釋，更對一個時期以來流行的西化、新自由主義美國化和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加以分析批判，對國際國內的現實給予了強烈關注，對一系列重大問題大膽地提出了旗幟鮮明的具有獨到性的觀點。這些觀點被近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內外形勢的演進所證明是正確的，故本書出版后特別是近來在學術界和社會上均產生了日益強烈的反響。該書已經售罄，現應讀者要求在我的博客上連載，從今天起每天刊出一章，連續十二天發完。其中內容和注釋個別地方與正式出版的有出入，以書為準。歡迎讀者朋友批評指正。

　　《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

　　窮人也要有根打狗棍——自序

　　拙作是作者在今年春節前后開始構思執筆撰寫的，歷時十個月。正可謂十月懷胎，所以常與友人戲言，在生孩子。其實撰寫專著，比不得生孩子那般容易。蓋因懷胎的過程幸福而輕松，分娩的痛苦只在轉眼之間。著作則不然。雖然本書寫的速度不慢，也是夜以繼日、嘔心瀝血之作，且是基于多年的積累，凝結了多年的思考。

　　我這一代人，被稱為“倒霉”的一代，或稱為“倒霉蛋(代)兒”也未嘗不可。所謂倒霉者，少時，該讀書的青春年華——下鄉;及壯，該作為的華年——下海;將老，到了人生該收獲的年齡——對不起，下崗。但是，禍兮福所依。這種經歷給了這一代人豐富的閱歷，這是搞社會科學研究極為寶貴的財富。我從1982年開始發表學術論文，一直到1992年，總計在世界經濟和政治經濟學兩個學科里趟了十年。那十年，我在吉林大學，正值改革開放前期，思想觀點的交鋒雖然激烈，但總的說來學術空氣很濃，學風正派，那個時代的世道人心和學術環境令人懷念。

　　1989-1991年，北京風波、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對于世界和中國，對整個知識界，乃至對個人，都是一段不尋常的歷史和經歷。其中1989-1990年，正是蘇聯的最后一年，恰逢我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作高級訪問學者，得以親歷蘇聯解體前夕社會的震蕩，親眼目睹了知識界的彷徨，百姓的艱辛，民怨的沸騰。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講話，市場經濟狂飆再起，“弄潮兒向濤頭立”，高校也不能免俗。我于是有機會又在北京的金融市場滾了十年。這十年雖然沒有時間寫作，但后幾年有時間看書，加以得京畿之利和身在市場旋渦(金融是市場的旋渦)之便，對經濟和政治兩個市場的運行(西方政治學認為存在一個與經濟市場平行的政治市場)以及對重大問題的觀察思考從未停止過，對我國九十年代中后期愈演愈烈的某些趨勢深感憂慮，對社會人生的歷練體會尤其深刻。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一個思想深層的情節是報國，要說知識分子不愛國，那是“誣一世之人”，現在同樣如此。古人云，小人謀身，君子謀國，大丈夫謀天下。九二年重新涌起的市場大潮，如同錢潮洶涌，“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下海)。當時下海，許多人原是作君子不成，才作“小人”的。筆者下海，沒有雄心壯志，只為謀身，純屬小人。內心實有不甘，于2003年學術歸隊。筆者雖是江南生人，但自幼流落東北，吃高粱米籽兒長大，土泥人——心實，寫文章不說假話，后又受到關夢覺先生大家風范、報國情節潛移默化的影響和熏陶，也懂得一點“書生報國一支筆”的大義，此番經過市場紅塵十年歷煉，對社會人生更有些認識，對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信不移。2003年春“非典”肆虐的敏感時刻，筆者寫出《從‘非典’看中國轉軌》一文，為民生疾苦和國家長治久安大聲疾呼，為“新政”挺身叫好。當時文章只能在網上發表，一時竟四處轉載。

　　這段“過門”，交代了筆者一段經歷，主要是為了說明本書基本思想觀點的背景和來歷。筆者不是時下人人艷羨的“成功人士”，沒有耀眼的光環。筆者自忖，這種經歷，在五十年代出生和改革開放以來有類似經歷的知識分子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基于這樣一種背景、經歷和閱歷，對當代世界格局和中國時局的發展演變才生發出筆者的基本傾向和基本觀點，思考是嚴肅認真的。

　　這些年流行西學，“向西看”，我也胡亂看一些，但另一個更主要的讀書偏好是“回頭看”，所以耳濡目染，不知不覺寫出來的東西在時下看來有些老氣橫秋。其所以寫成這樣，雖不是故意如此，但多少也有一點“反潮流”的意思。多年來西風凜冽，把洋科場，具體說就是美國學術界受自然科學治學方法的影響形成的壞風氣吹過太平洋，帶到中國，污染環境。美國多年來流行以注腳作學問的惡習，一步一注，以炫耀博學。竟有一個注腳長達三百頁的。西方經濟學又流行“去政治化”、公式化、數學化、工具化，竟至于搞到沒有思想，沒有價值判斷，更沒有感情的地步。即使不談內容，就說文風，對中國的影響也相當大。社會科學著作，特別是經濟學著作，改革開放時期的經濟生活，何等豐富多彩?但是某些經濟學論文著作，包括教科書，卻往往行文枯澀，詰屈聱牙，面目可憎，不要說青年學生每難卒讀，就我這“(半)老東西”讀起來也味同嚼蠟，甚至不知所云。這是洋八股害慘中國人，其實中國古代傳統治學方法不是這樣的。先師關夢覺教授是我國老一輩著名經濟學家，也是才子，妙筆生花，出口成頌，能發表舊體詩。師生相得，談得興起，往往就是學生學藝偷藝的良機。一次點評時人著作，先生說某某文章“辭費”，古人寫文章言簡意賅。你看歐陽修的《醉翁亭記》，就幾百字，(寫得)熱熱鬧鬧的。又一次談到作文奧秘，先生說，我寫文章也得到郭(沫若)老的教益。當年我在三廳(國民黨中宣部第三廳)郭老手下做中校科員。郭老說，政論文章也不能板起面孔，也要有文采，才能動人。筆者體會，這也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遺產。洛賓王的《為徐敬業討武照(上明下空)檄》，把武則天罵得狗血淋頭，體無完膚，但是文章寫得文采飛揚，竟能使“則天見檄而嘆其才也。”其實所謂政論文章要有文采，還只是一個表達形式問題，與此相聯系的是價值判斷。政論文章(經濟文章往往也是一種政論)無論形式如何，都應當是內容自然的表現，而不是做作。文采出于感情，感情源于價值判斷。寫作要有鮮明的價值判斷，這也是中國優秀文化傳統。司馬遷筆下的歷史人物寫得有血有肉，生動傳神，首先不在于司馬公的才氣過人，而是他對人物的愛憎分明。梁啟超大筆如椽，文章風靡一個時代，是因為“筆端常帶感情”。其所以如此，又是因為他先存了一個對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價值判斷。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報告說：“要全面認識祖國傳統文化”，“弘揚中華文化”，“增強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這些提法都是前所未有的，這也昭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然伴隨中華文化繁榮興盛。”中華文化繁榮興盛，包括好的文風也要有所復興。當然，筆者人微言輕，加以學養有限，更不敢望移風易俗，只是做一個嘗試，缺點謬誤一定不少，還要請各位前輩、專家、讀者批評指正。

　　九十年代以來兩極世界傾覆，世界歷史倒退。無論對蘇聯解體抱何種態度，一個嚴峻的事實是，不僅“強資本弱勞工”的格局更甚，由此不僅“主義的沖突”歷史沒有終結，更加激化，而且引發了“文明的沖突”，矛頭首先直指中華文明。亨廷頓無異于為盎格魯·撒克遜人吹響了“現代十字軍東征”的號角。總之，當代全球化將所有民族和個人的前途命運都前所未有地更加深刻和緊密地裹挾其中，縱使我們想要繼續“韜光”，國際形勢的迅速發展和“文明的沖突”挑戰也不再允許中國“養晦”，任何個人也休想作“觀察家”而置身局外。由此形成前所未有的挑戰是對中華民族的，是不分黨派政見，也不分窮人富人的，甚至也不分大陸海外的。當然，黨的十七大報告說了，機遇也前所未有，而且“機遇大于挑戰”。機遇大于挑戰，是一種戰略判斷，完全正確。但是，實踐上究竟如何，取決于我們的應對。中國的迅猛發展與美國的霸權衰落在世紀之交相遇，這是影響二十一世紀世界格局變動的一個基本因素，也是當前激起美國反華浪潮的基本原因。大多數觀察家認為，美國的反華主義浪潮只是美國自身經濟和政治狀況惡化的反映，中國不過是替罪羊。例如最近美國有評論指出：“中國遭到抨擊的真實原因是，美國的決策者和輿論領袖們對于自己在國內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無能感到非常沮喪。在國會和布什政府之間，在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都表露無疑。從本質上說，責怪中國是一種美國集體自我憎恨的表現。”((美)斯蒂芬·里克特：《美國和反華主義的興起》，2007年11月1日《全球主義》在線雜志)但是評論歸評論，反華浪潮不會因此偃旗息鼓。這是美國崛起百多年以來少有的遭受精神上自我折磨的痛苦，也是美國在衰落中歷史轉折的陣痛，是世界多極化進程的必然的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據筆者根據九十年代以來特別是近年來更加迅速發展演變的國際形勢判斷，新的世界多極化的世界格局將會在二十一世紀的前二十年形成。這正是中國的戰略機遇期。所以，中國的學人、政治家、企業家和中華民族要有更加強大的自信、更加開闊的視野，對世界的發展趨勢，對中國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發展趨勢，作出正確的分析和判斷。

　　美國政策是否調整，如何調整，那都是他們的事情，不是我們考慮問題的出發點，更不能對此抱有幻想。荀子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荀子·天論篇》所以，抓緊戰略機遇期，搞好我們自己的事情是根本。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剛剛閉幕，“堅冰已經打破，航路已經開通，道路已經指明。”(列寧：《十月革命四周年》，《列寧選集》第4卷，第569頁。)所謂堅冰，是新自由主義;所謂航路或道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小平同志在1982年提出來的，二十五年后黨的十七大如此強調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是因為這條道路“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而偏離這條道路則必然吃苦頭。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國際風云變幻對社會主義國家是一次極為嚴峻的也是難得的考驗，中國經受住了這場嚴峻的考驗，把握住了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政治方向，歸因于堅持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建了開辟出這條偉大道路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實踐再次證明，象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走自己的發展道路，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才能實現“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和中華復興的目標。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是當代全球化條件下中國人民走向現代化的探照燈和望遠鏡，也是窮人、窮國的打狗棍。國際政治經濟學也要實現中國化，也是中國的打狗棍。

　　國際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在美英發達國家興起，本質上是為了在現存國際體系解體和變動中尋找維持美國霸權地位的路徑。中國其所以需要引進、改造和發展這門學科，是由于當代中國同世界的關系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中國的前途命運日益緊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運聯系在一起;是為了在當今世界處在大變革大調整中，在當代全球化極其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和條件下，探索中國發展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以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路徑。正因為如此，在引進、消化和改造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創建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已經是一項勢在必行和刻不容緩的任務。筆者在政治經濟學和世界經濟的研究領域多少有些涉獵，對于國際政治經濟學這門新學科，卻是一個新手。鑒于當前的國內外形勢發展很快，實踐迫切需要在多年引進的基礎上創建中國自己的這門學科，于是筆者不揣冒昧，也就不自量力了。這里，筆者向為引進和發展這門學科作出貢獻和付出辛勤勞動的學者及有關朋友表示敬意，并向學界和全社會虛心請教。這本書的出版，至少有一個好處，就是設一個靶子，歡迎前輩和同人、專家學者批評指正，以期引起更深入的研究。

　　本書是一本專著，但是可以作為高校和黨校的教科書或教學參考書使用，所以采用了教科書的體例。由于筆者有意減少學報氣味，行文盡量通俗化、口語化，庶幾非專業人士和一般讀者也能接受，讀而終卷。

　　本書的寫作還有一點個人情結。我真正在思想上、政治上和學術上開始成熟，是在進入著名經濟學家關夢覺教授師門的五年。師門五年，受益受恩匪淺。我在吉林大學學習工作的十幾年里，得到張維達教授、池元吉教授、穆中魂教授、宛樵教授等許多老師的悉心指導和關懷，也受到原吉林大學校長劉中樹教授、原副校長林云(三滴水加云)教授等有關領導的支持和幫助。沒有在吉林大學打下的根基，我斷無能力完成這樣一本學術著作。謹以此書向先師關夢覺教授表示深切的懷念，向所有教過我的老師或雖然沒有教過卻給予我幫助、關照和鼓勵的人們，以及向母校表示衷心的感謝。

　　中央編譯出版社社長和焱(上龍下天)先生對本書的撰寫和出版給予了殷切的關懷和支持，吳穎麗和陳瓊女士承擔了編輯工作，并對書稿提出了有益的建議。這些都是我應該在此一并致謝的。

　　鄭彪

　　2007年11月6日

　　杭州 教工路華門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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