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7日，習近平主席訪問哈薩克斯坦時提出了“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構想。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這是我國政府在深刻洞察世界發展大趨勢的基礎上，立足中國國情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它標志著我國開始改變傳統的對外經貿合作方向，由偏重東部海路變為東部海路與西部陸路雙方向均衡發展。這必將對21世紀歐亞大陸乃至世界經濟格局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因此備受世界矚目。在這種情況下，論證“絲綢之路經濟帶”具體內容時，需以更具有時代感和歷史縱深感的多維視角，審視相關重大戰略利益，同時勾勒出“絲綢之路經濟帶”所應具備的特點，提出相應戰略舉措。

　　“絲綢之路經濟帶”涉及的重大戰略利益

　　“絲綢之路經濟帶”是以對外經濟合作為主的綜合性戰略構想，涉及我國經濟、外交、安全等諸多領域的戰略利益，只要規劃合理、實施得當，就能夠使中國突破若干制約發展的戰略瓶頸。

　　第一，激活陸權優勢，破解東西部發展失衡的難題。

　　陸權的統治地位被海權取代，是貫穿世界近現代史的一條主線。西方工業革命后，海權步入大發展時代，陸上商路的價值大大降低，陸上絲綢之路也隨之沒落。然而，正如海權的崛起得益于科技進步，當代快速發展的交通和信息技術正在推動陸權和海權的關系發生幾百年來的首次逆轉。海運較陸運的優勢正在逐漸下降，導致歐亞大陸經濟整合進程加快，陸上絲綢之路的復興已是大勢所趨。21世紀即使不是歐亞世紀，至少也是歐亞大陸與太平洋并存的世紀。我國面朝太平洋、背靠歐亞大陸的地緣優勢將盡顯無疑。

　　改革開放初期，海權仍保持著絕對優勢。我國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礦產資源等生產要素向東部聚集，這符合經濟規律，但卻加劇了東西部差距。為縮小東西部差距和挖掘西部發展潛力，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把實施西部大開發、促進地區協調發展作為一項戰略任務，強調“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關系經濟發展、民族團結、社會穩定，關系地區協調發展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是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的重大舉措”。近十幾年來，西部地區經濟得到了較大提升，但東西部差距仍然巨大;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西部地區遠離出海口，只能充當東部地區外向型經濟的大后方和原料、勞動力供給基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將為中國打通通往歐洲、中東的陸上通道，我國新疆、云南、四川、重慶等西部省市將成為這條通道的戰略前沿，產生類似東部地區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地緣經濟優勢，從而吸引生產要素聚集，刺激經濟發展。例如，“渝新歐”鐵路開通后，重慶加工的商品出口到歐洲的時間大大縮短。惠普等知名跨國公司因此大幅增加投資，把重慶作為對歐出口筆記本電腦等產品的主要生產基地。

　　第二，促進區域合作，創造拉動經濟發展的新外需。

　　出口貿易特別是對西方出口是拉動我國經濟的主引擎之一。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后，西方國家的訂單急劇減少，導致中國東部大量工廠停工，給我國面向出口的工業產能帶來很大沖擊。轉變發展方式，更重視內需(特別是國內消費)的拉動作用，是一個戰略性的任務。然而，增加消費與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和收入分配體系緊密相聯，投資結構的合理化和產業升級更是長期性任務，難以一蹴而就。因此，我國必須開拓境外市場，保持出口合理的規模和增速。

　　廣大發展中國家有強大的市場潛力，且其市場更符合中國商品的特點。與發達國家不同，發展中國家一旦具有投資能力，就會發展基礎設施和工業設施，為我國帶來更多出口訂單和服務合同。十八大報告指出，“中國將繼續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堅定不移致力于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以此為指導，我國向發展中國家進行工業輸出，不但有利于自身經濟結構的調整，而且將給合作伙伴國帶來更多經濟收益，其中相當一部分將轉換為對我國制造業的新需求。

　　第三，維護經濟安全，打造多元化出口貿易通道。

　　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使美國在各個領域都感受到來自中國的競爭壓力。美國明顯加快了對華戰略遏制步伐，日本對我國一再挑釁，致使中國東部安全壓力陡增。我國海上貿易通道的安全問題凸顯。中國很大一部分外貿商品和石油通過“南海—馬六甲”通道運送。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將為中國打造多條陸路出口貿易通道，不但可以直接對沖東部經濟安全風險，而且能夠使中國成為連接東亞與歐洲、中東、非洲的交通和能源走廊，增加東亞國家對中國經濟的倚重，弱化其追隨美、日遏制中國的動力。

　　“絲綢之路經濟帶”所需具備的特征

　　根據時代特點、區域經濟發展趨勢和中國國情，“絲綢之路經濟帶”只有具備以下特征，才能更好地滿足我國的重大戰略需求：

　　首先，地域范圍超越古絲綢之路，涵蓋中亞、西亞與南亞。

　　習主席談到“絲綢之路經濟帶”時指出，“打通從太平洋到波羅的海的運輸大通道，逐漸形成連接東亞、西亞、南亞的交通運輸網絡。”這說明，“絲綢之路經濟帶”是多走向的，范圍涵蓋中亞、西亞與南亞。由于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需依托上海合作組織，人們有關絲綢之路的概念一般局限于我國西北至中亞的通道，這很容易給外界造成“絲綢之路經濟帶”只有西北一個方向的印象。這種傾向是需要糾正的。

　　中亞地處歐亞大陸心臟地帶，是俄羅斯南下、印度北上、歐盟東進的必經之路。歐亞大陸經濟整合趨勢加快，進一步提升了中亞的戰略價值。俄羅斯、美國、歐盟、土耳其等主要國際力量在中亞地區展開了大博弈。俄羅斯推出了歐亞聯盟計劃，試圖通過推動與中亞的一體化，為成為未來多極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極圈定勢力范圍。西方國家則針鋒相對，歐盟推出了“中亞伙伴計劃”，美國相繼推出了“大中亞計劃”和“新絲綢之路戰略”，試圖阻礙俄羅斯與中亞的一體化進程，推動中亞的南向和西向一體化。印度積極推動中亞與南亞的經濟一體化，而土耳其則大力推動中亞與西亞的經濟一體化。印度和土耳其的中亞戰略客觀上起到阻礙俄羅斯與中亞經濟一體化的效果，得到了美歐支持。

　　“絲綢之路經濟帶”如果僅限于西北走向，就會與美國、歐盟、印度、土耳其積極推動的中亞南向和西向一體化的戰略意圖相悖，遭到這些國家的抵制。甚至可能削弱上海合作組織的凝聚力和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基礎。俄羅斯將中國視為其與中亞經濟一體化計劃的最有力競爭者，試圖趕在中國在中亞地區取得絕對經濟優勢之前，以歐亞經濟共同體及未來歐亞聯盟為依托，主導中亞經濟秩序。俄專家指出，“俄羅斯將越來越難以遏制中國在上合組織不斷上升的影響力。何況北京可以在雙邊基礎上向其成員國提供貸款，對俄羅斯利益來說，這比北京通過上海合作組織聯合機制慷慨解囊還要危險。莫斯科似乎已經意識到這一點。”長期以來，俄羅斯一直試圖控制上海合作組織經濟合作的節奏，使其發展速度不超過歐亞經濟共同體。中國積極推動的上海合作組織開發銀行、上海合作組織自貿區等大手筆經濟合作項目的進展，目前并不很理想。

　　能否成功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關鍵在于，如何找到多數國際力量均能接受的方案。為此，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需西北、南、西三個方向并重，整體推進。“古代絲綢之路的路上通道主要有兩條，一條是西北絲綢之路，一條是南方絲綢之路。西北絲綢之路指的是自長安出發，從新疆出境經過中亞到達歐洲的線路。南方絲綢之路指的是自成都出發，從云南騰沖出境經緬甸至印度的貿易路線。”中國正在沿南方絲綢之路積極打造“孟中緬印經濟走廊”，在新疆打造“中巴經濟走廊”。三方向并重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將使南亞、西亞與中國西部地區連為一體，強化中國經濟的輻射作用。其與美國、歐盟、印度、俄羅斯等國的戰略利益沒有大的沖突，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包容和統合這些國家不同的區域一體化方案。比如，美國推動南亞與中亞的電力、鐵路、橋梁等基礎設施建設，符合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利益;而中國推動中亞與南亞的一體化進程的同時，也在加強中亞、南亞與中國西部地區的一體化進程，使中國西部有可能利用其它國家取得的多邊經濟合作成果。例如，哈薩克斯坦鐵路部門試圖修復并管理阿富汗的鐵路網，這項計劃得到了西方的支持，在阿中國企業也將從中受益。對俄羅斯而言，三方向并重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大大超出歐亞經濟共同體的范圍，只要其一體化程度低于歐亞經濟共同體，就有可能被俄視為對歐亞經濟共同體的有益補充。而俄羅斯與中亞的一體化，也會使“絲綢之路經濟帶”受益。例如，“中國通往歐洲的渝新歐鐵路運營后，由于哈薩克斯坦、俄羅斯和白俄羅斯海關聯盟在2012年1月全面運行，取消了穿越三國邊境時冗長的海關檢查，貨物運輸節省了好幾天時間，還大大減少了貨物失竊的情況。”

　　第三，功能作用超越商貿范疇，推動新型區域經濟大合作。

　　習近平主席在2013年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強調，“要更加奮發有為地推進周邊外交”，“要誠心誠意對待周邊國家，爭取更多朋友和伙伴。要本著互惠互利的原則同周邊國家開展合作，編織更加緊密的共同利益網絡，把雙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讓周邊國家得益于我國發展，使我國也從周邊國家共同發展中獲得裨益和助力。”該講話精神體現在“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上，就是從加強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做起，“以點帶面，從線到片，逐步形成區域大合作”。

　　絲綢之路在古代只是一條商路，而要搞“區域大合作”，就不能停留在單純的商貿概念上。“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的國家如果僅提供過境服務，那么“絲綢之路經濟帶”對其經濟的拉動作用就會比較有限。我國既然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構想，就需要考慮發揮自身制造業能力，培養產品出口市場，幫助發展中國家釋放出巨大市場潛力。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艱難的主要原因是，發達國家無心幫助發展中國家，而是以新殖民主義方式，通過對國際大宗商品定價權以及技術、人才、資本等經濟要素的壟斷權，盤剝發展中國家。我國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屬于“南南合作”，追求“互利共贏、共同發展”，因此必然將伴隨著中國的工業文明輸出，并以此帶動合作伙伴國經濟的發展。當然，我國也將從合作中獲得多重收益：一是境外原料的本地化加工將更有效益，使經濟要素配置更為合理;二是中國從“本土發展型世界工廠”變為“全球布局型跨國工業集團”，原料和能源進口、產品出口壓力以及環境壓力都將由此大幅降低;三是中國將從合作伙伴國的經濟發展中獲得更多外需。也就是說，“絲綢之路經濟帶”肩負著并且能夠完成創造“南南合作的新模式”的歷史重任。這種“南南合作模式”具有互利性、系統性和可持續性，定能團結所有合作伙伴，共同化解危機性因素，推動公正合理的經濟秩序的形成。

　　第三，依靠最新高科技成果，建立高效互聯互通網絡。

　　在海權時代，“絲綢之路經濟帶”由于地處歐亞大陸腹地，交通不便，淪為歐亞大陸的歐洲經濟板塊和東亞經濟板塊的邊緣地帶。正如蒸汽機技術開啟了海權時代一樣，新一輪科技革命將徹底改變“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地緣經濟地位。

　　新一代高鐵技術和信息通訊技術正在顛覆人們傳統的時空觀念。“當高鐵經過歐亞大陸的能源、資源、人口、資本和技術大國時，這些生產要素必然開始具有高度的流動性。這將改變這些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而國家地位的改變最終會導致整個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改變，這就是當年西方崛起的政治經濟學邏輯。”“建設由中國通往中亞、南亞、中東、東歐最后直至西歐的各條高鐵路線，將有力地帶動歐亞大陸的經濟整合。貫通歐亞大陸的交通大動脈將把沿線各國的生產要素重新組合，在各國制造出新的需求，吸引新的投資。”“中國與周邊國家高鐵系統的建成，必將對中國的安全形勢和經濟形勢產生革命性的轉變。西部大開發將獲得巨大動力，新疆將成為與中亞、西亞和歐洲相連的國際大通道，而云南將成為與東南亞和南亞國家交往的國際大通道。此外，跨境高鐵網絡的建設還將使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大大增強。正如瑞典學者卡爾森(Carlzon)在接受《環球時報》采訪時所說，‘如果中國在未來成為世界第一強國，那么今天投資高鐵的決定是起決定性的決策之一。’”

　　北京交通大學交通運輸學院紀嘉綸教授指出，“中國高鐵技術具有三大優勢：第一，中國高速鐵路技術能夠打包出口。高速鐵路技術的高低，不僅看鐵路，還要看工務工程、通信信號、牽引供電、車輛制造等多方面技術水平。中國高鐵技術由鐵道部整體統一引進，通過消化吸收創新，已形成自己的一套技術體系，并且能夠打包出口。第二，中國高鐵技術層次比較豐富，經過六次大提速，中國高鐵可以達到時速200—250千米，也可以達到350千米。第三，中國高速鐵路技術成本低，比其他國家低20%左右。”中國的高鐵技術優勢，不僅能贏得出口訂單，而且為主導“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經濟秩序創造了條件，因為高鐵路線的規劃會直接導致一批大城市的出現，直接改變域內城市布局。

　　“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的絕大多數國家都有積極的鐵路修建計劃。哈薩克斯坦境內已有8700英里的鐵路線，正抓緊修建連接中國和土庫曼斯坦乃至伊朗的新鐵路。哈薩克斯坦的鐵路計劃刺激了地區競爭的出現。為了升級與中國相連的鐵路，特別是改善西伯利亞大鐵路的狀況，俄羅斯總統普京宣布了一項投資43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所有這些計劃，都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中國高鐵大展宏圖提供了機遇。

　　21世紀是信息爆炸的時代。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保障了越來越多、即便是偏遠地區的人口，可以與世界同步獲取信息，商務信息交流更為便捷。我國信息產業在科技和商業上都實現了飛躍式發展。僅以華為集團為例，其2013年銷售收入達2400億元人民幣，未來5年收入增長將保持在10%左右。華為憑借持續的研發投入完成了從追趕到超越的歷程。過去10年來，華為每年都將銷售收入10%以上的資金用于創新，2004年至2013年，華為累計在研發創新上投入1539億元。如今4G技術方興未艾，而在4G方面處于全球領先位置的華為卻已開始布局5G。華為400G核心骨干網技術領先業界一年以上，有15萬員工在全球140多個國家提供服務。2013年，我國的中興通訊公司在烏茲別克斯坦建成了中亞第一條手機生產線。現代化的信息通訊技術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國家加強經濟合作的催化劑。我國將在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過程中，利用自身信息產業優勢，為域內國家的經貿合作信息的高效傳播提供優質服務。“絲綢之路經濟帶”有望在不久的將來具備信息化的特點。

　　除高鐵、通訊外，我國還在電力、公路、能源管網等產業具有優勢。這些基礎設施恰恰是目前“絲綢之路經濟帶”所急需發展的。我國將利用自身產業優勢，大力加強與域內國家的互聯互通建設，并通過對這些基礎設施進行網絡化運營，提升“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經貿合作效率，增進國家間互信，推進區域一體化進程。

　　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相應戰略舉措

　　第一，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需與解決阿富汗問題相結合。

　　阿富汗處于歐亞大陸十字路口。解決阿富汗問題，對于“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至關重要，將使中國西部與中亞、南亞、西亞連成互聯互通的經濟板塊，使中國西部由經濟發展大后方變為戰略前沿，使中國的陸權優勢和在歐亞大陸經濟整合進程中的地位得到強化，促使域內多邊經貿合作和基礎設施建設迎來高潮，為中國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而所有這些，都會威脅到作為傳統海權國—美國的霸權。美國不具備幫助阿富汗實現穩定與發展的真誠愿望，其軍事占領阿富汗的戰略目標底線是在歐亞大陸中心留下難以收拾的殘局，破壞歐亞大陸整合進程，滯遲歐亞世紀的來臨。美國的戰略企圖使其無法在解決阿富汗問題上廣泛動員歐亞大陸國家的力量，只能依靠漫長而昂貴的后勤補給線苦苦支撐著軍事占領，最終不得不選擇撤軍。

　　經濟落后、人民貧困是阿富汗出現動蕩與戰爭，滋生三股勢力、毒品、有組織犯罪等安全問題的誘因。美國軍事占領阿富汗后，阿富汗經濟結構畸形化，嚴重依賴國際援助和“外軍服務”，對外依存度極高，進口額占外貿總額的98%。此情如不改變，阿富汗將因在美軍撤離后失去重要收入來源而面臨嚴峻挑戰，并為美通過國際援助干涉其內政留下可乘之機。美軍的撤離，還會給伊斯蘭宗教極端勢力制造機會。伊斯蘭宗教極端勢力如果得以壯大，就會利用阿富汗四通八達的地理條件向整個“絲綢之路經濟帶”擴張，甚至可能嚴重阻礙“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

　　因此，解決阿富汗問題對于“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來說刻不容緩。同時，“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也會為解決阿富汗問題創造條件。阿富汗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和豐富的自然資源。幫助阿富汗經濟發展的方式應是“授人以漁”，即以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為契機，結合中阿戰略需求，加大對阿富汗的工業和基礎設施投入，使阿富汗經濟有機地融入“絲綢之路經濟帶”，形成整體開發的規模效益。阿富汗將在此過程中實現工業發展和經濟升級，并進而成為和平穩定和健康發展的國家。

　　第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需與上海合作組織擴員相結合。

　　上海合作組織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天然合作平臺，其成員國、觀察員國和對話伙伴國幾乎覆蓋了整個“絲綢之路經濟帶”。將印度、巴基斯坦吸收為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是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題中應有之義。

　　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的多邊經濟合作機制就能夠覆蓋到整個“絲綢之路經濟帶”，從而提高經濟合作的有效性和保障工業輸出方案的系統性。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組織，將有力地促進“絲綢之路經濟帶”的互聯互通。例如，印度、巴基斯坦希望將其鐵路網與未來的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鐵路、以及中國—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鐵路相連。在上海合作組織框架下修建這兩條鐵路，不但會獲得印度、巴基斯坦的支持，盡早建成哈吉塔阿巴印鐵路和中吉烏一縱一橫兩條鐵路大動脈;而且將大大提高路網的運營效益，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多邊經貿合作注入巨大活力。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組織后，“絲綢之路經濟帶”與其他區域經濟一體化機制的對接將更具可操作性：東南向與東盟及未來的“區域綜合伙伴關系”(RCEP)計劃對接;西向與中東、非洲對接;西北向與歐洲對接;東向與東亞及未來的“中日韓自貿區”對接。這樣，“絲綢之路經濟帶”位于歐亞大陸中心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將進一步凸顯，而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上海合作組織經濟合作的主導國，我國將大大增強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

　　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組織，將大幅提高上海合作組織解決阿富汗問題的能力。巴基斯坦與阿富汗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阿富汗是由部落構成的國家，部落長老們的政治傾向性決定著政局走向，而巴基斯坦第二大民族普什圖族系阿富汗的第一大民族，很多部落長老與巴基斯坦保持著密切和友好的關系。而印度對阿富汗的影響力正在迅速增加。2011年10月，印阿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準備在安全、經濟、貿易、文化、教育和民間往來等領域全面開展合作。印度是阿富汗的重要援助國，“2001年以來，印度援助阿富汗的資金已超到20億美元”。印度逐步加大了對阿軍事援助，自“印阿簽署戰略合作伙伴協議、允許雙方擴大軍事訓練方面合作以來，已有許多阿富汗軍官前往印度受訓。”雖然印度與中國、巴基斯坦的政治互信有待提高，但是不能片面地將印度加強對阿關系視為對中、巴的戰略遏制。這里有對中阿經濟合作構成競爭的一面，但并非主要方面。印阿合作有利于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將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開辟道路。印阿經濟合作越緊密，印度對巴基斯坦的過境需求就越大，印巴合作與關系改善的條件就越成熟。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都面臨著嚴重的天然氣短缺問題，都高度重視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TAPI)天然氣管道項目，并為該項目盡早建成而努力。

　　中國、巴基斯坦、印度、俄羅斯都試圖解決阿富汗問題，且各有優勢。有效整合四國資源，需充分發揮上海合作組織的作用。印、巴同為上海合作組織觀察員國，如果成為正式成員國，那么上海合作組織將為四國在阿富汗問題上協同行動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反之，四國的力量可能被分散。

　　第三，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需秉承“上合精神”。

　　習近平主席指出，“為了使我們歐亞各國經濟聯系更加緊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發展空間更加廣闊，我們可以用創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要創新合作模式，就必須創新合作理念。上海合作組織以發展中國家視角審視世界發展道路，創新性地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文明多樣性，謀求共同發展”為內容的“上合精神”。“上合精神”強調的是互利與和諧，與傳統的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掠奪方式產生鮮明對比。只要秉承“上合精神”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我國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主導權就會獲得域內國家的廣泛認同。

　　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不能僅靠市場自發力量，需重視戰略規劃。這一點，早已被歷史經驗所證明。古代“絲綢之路沿線城鎮的興起和發展的保障，主要來自外部中央行政建制，而非城鎮社會經濟的自我發展。”如果放棄戰略規劃，那么“絲綢之路經濟帶”最后剩下的可能只是“路”而不是“帶”，因為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初期，域內國家的市場相對狹小。假如我國不開展有計劃的工業輸出，提高域內國家的工業生產能力和工業附加值，那么“絲綢之路經濟帶”沿途國家所得到的就僅僅是一點兒過境收入，中國商品也就只能出口到西方市場。

　　印度、俄羅斯等域內大國都有與“絲綢之路經濟帶”上其他國家之間的一體化方案。然而，相比之下，中國的經濟要素最全，工業輸出能力最強，并且在國內經濟建設中積累了豐富的宏觀調控經驗。我國應參照國內經驗，對“絲綢之路經濟帶”進行區域性功能劃分，規劃好工業輸出的目標和方式、方法，充分照顧域內國家的發展權。這樣做，將對別國的一體化方案起到很好的包容效果，使其為我所用，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發揮正能量。

　　“上合精神”是解決阿富汗問題和打通阿富汗通道的鑰匙。美國在阿富汗的失敗，在于其沿用了不合時宜的軍事占領方式，以及新殖民主義的政治和經濟操控方式，表現為忽視阿發展權，藐視阿主權、國情和文化風俗。阿歷史悠久，伊斯蘭核心價值體系深入人心，而美無視阿的國情，不尊重阿文化與傳統，強行推動西方普世價值，釀成“燒經事件”等嚴重褻瀆伊斯蘭教的事件，引發示威浪潮;加之美軍軍紀不嚴，濫殺無辜，很快便失去民心。中國以“上合精神”解決阿富汗問題，采用的方式不是軍事干預，而是勸談促合，幫助阿富汗由亂變治，并找到一條符合其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上合精神”也是打消域內國家對華疑慮的法寶。面對越來越強大和奮發有為的中國，即使印度這樣的大國，也會有疑慮。2012年，一個由外交和國防資深官員組成的研究小組發表了題為《不結盟2.0：21世紀印度對外戰略政策》的報告，提出“必須努力限制中國對印度市場，尤其是對印度基礎設施市場的滲透。即便允許中國進入，但必須帶有各種保護和在其他領域推進印度利益的條件。”我國秉承“上合精神”與域內所有國家開展互利合作，充分尊重所有國家的領土、主權和文化。長此以往，“上合精神”必將深入人心，成為域內國家相互交往的宗旨。“絲綢之路經濟帶”范圍內將真正形成公正合理的經濟秩序，以及和諧發展的“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這也將為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起到良好示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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