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旅法作家邊芹指出：一個民族的審美權和道義權、文化的認同和自豪感，是文明生存的核心，關系國家的存亡。多年來，西方集團依仗其文化“軟實力”，一直在悄悄地“導演”世界，這是隱形的“文明征服戰”。它們在西方社會內部高度凝聚“精神集體主義”、對外則利用種種文化宣傳手段，日積月累、逐漸解構其他民族的精神力量、操縱他國意志。我們要警惕西方文化霸權對中國文化的滲透、解構和誤導，積極行動起來，奪回中華文化的審美權和解釋權，贏得文明戰爭的勝利。

　　本文是對邊芹系列著作的綜合評述。

　　邊芹，旅法女作家。近距離觀察西方數十年。她以獨特而敏銳的眼光，就中國當下社會思想文化領域面臨的困境，寫了一系列警示性的文章。

　　作者通過對中國日常文化生活的大量細節的觀察，抨擊了當下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文化自卑情緒和文化思想領域的頹敗傾向。

　　文化審美權被奪。在天羅地網般的話語戰場中，真正的武器是對細節的操縱。各類媒體無處不在的大幅畫面天天播放著西方影片或廣告，轟炸著大眾的視覺和潛意識，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中國人的傳統審美觀。

　　大學講堂和媒體普遍宣揚新自由主義經濟觀和利己主義哲學，不加篩選地傳播西方思想，解構中國文化，誤讀中國革命和中國建設史，瓦解中國文化自豪感、誘導大眾道德自卑感。鼓勵全社會“向錢看”、當“快樂的小豬”，淡漠國家主權和尊嚴。

　　不少文人盲目崇拜西方、取媚西方人，甚至以充當西方仆從為榮。

　　“精英”們大規模逃離本土，帶動史無前例的“學英語熱”和“出國熱”。

　　作者尖銳地指出：近幾十年，中國人在西方的文化霸權面前，再次處于弱勢。

　　作者希望，不要對其作品輕易貼上“自大、排外”的標簽。“作為‘世界統治集團’的西方和作為個體的西人是兩個不可混淆的概念”，就像說老虎是肉食動物不等于“仇視老虎的宣言”。“我并沒有把西方說得一無是處，而是發現曾經被灌輸的神話并不存在;我也并未反對西學，只是要告訴國人什么才是西方的真傳，學人之長要學真傳，而非花招，尤其是人家特意推薦的迷惑對手的花招。”

　　作者長期旅居歐洲，從“浪漫地欣賞西方文化”，逐步轉為深入客觀了解西方社會文化的深層內涵、其長處和短處，并與中國進行綜合的比較，這樣就更深刻而痛切地感受到當下中國社會文化、社會心理中存在的根本性問題。作為文藝評論家，作者的文字表達不免激烈，但透過激烈的言辭可體會到其憂國憂民的一片苦心。

　　實際上，作者再次提出了如何看待中華文化和世界其他文化的交往中應有的態度的問題。

　　近代以來，中國文明是在和西方文明的交流、較量與取長補短中，不斷改進與豐富著自身。中華文化在對傳統的繼承和銳意進步中，爆發出偉大的精神力量，沒有這種精神力量，20世紀以來中華民族的崛起是不可想象的。當今時代，各國文明的相互交往和影響在不斷加深，自立自尊、平等交流、取長補短，應該是我們的基本態度。當前，我們應該特別提倡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文化自信。

　　邊芹的意見，確實值得我們深思。

　　文化征服戰：對審美權和道義權的爭奪

　　全球化了，一些人以為“世界是平的”，這種想法是天真的。這個世界在資本的邏輯下，富者更富，窮者愈窮，在精神文化上更為崎嶇不平。

　　作者認為：西方(這里主要指英美法等國)有一股力量，幾百年來努力碾平世界，謀求絕對統治。作者將其稱為“集團”、“帝國”。西方的精神世界中不存在“和而不同”。他們不斷尋找和制造對立面、打擊和摧毀對立面，這是他們的基本思維方式和行事方式。“征服使命”凝聚在西方文明的基因中。西方“思想霸權的力量似如來之手，伸向異文明的每一個角落”， 悄無聲息地“導演”著世界，這就是思想的征服戰。

　　對內：強化“界內”意識，高度凝聚“精神集體主義”。

　　多年來，西方向世界展示的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實用主義，其實這只是外表，內里的東西是集體主義、精神專制主義。“自古只有‘社會集體主義’的中國人永遠也吃不透西人的‘精神集體主義’”。

　　“集團”的真正力量來自精神集體主義，以及由此結成的他人看不見的網。它的特點是沒有恒定的善惡、是非標準，只有隨利益不斷挪移的界內界外。這一點傳統宗教是沒有的，而是猶太精神的產物。

　　“精神集體主義”可以質疑政府的政策，卻不可與西方統治集團針對敵對國的舉措公開唱反調。這是一貫的“政治正確”。

　　西方凝聚“精神集體主義”的一個重要途徑是培育和加強“集體優越感”，鍛造自覺當衛士、當戰士的意識。這不僅用于對外(他文明)，而且也用于對內(本文明)的下層，在精神上牢牢捆綁住教民大眾。西方文明在十幾個世紀里，精神世界囚禁于一本《圣經》，于今也只不過是換了一本“圣經”而已。

　　對外：竊取審美權和道義權，解構他國文明。

　　“帝國”征服世界的所有努力，就是不斷強化自己的精神力量，解構他國的精神力量。在一個隱蔽世界，長期、接力地展開文明戰爭。

　　一個文明有兩個權是不能丟的：審美權和道義權。失去了審美權和道義權，這個文明就成了身體尚未冷卻的僵尸。

　　審美權是一個文明的根基。文明外衣是卷在這個軸心上舞動的。。“二十世紀全球一系列革命……都是嫁接了信仰而無審美權做基石。從蘇聯六十年代以后的電影可陸續看出，一個失去了信仰的制度，無需外界強敵直接攻打，它自己就會倒掉……信仰這座漂亮大廈的一磚一瓦不是別的，就是審美權和緊隨其后的道義權。”

　　審美權的竊取往往從細節著手。在表面信息流通變得無比“自由”的當代，文明間的戰爭是靠細節的操縱取勝的。由心理專家設計的解構“他文明”的純熟技術，在文藝作品中以看似不經意的細節，誘導大眾的潛意識。“集團”根據自己利益的需要，可以指鹿為馬，設計“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在繩鋸木斷、水滴石穿的宣傳中逐漸改變人們的審美觀。

　　審美權被蠶食吞噬，要比國家的一個政策錯誤甚至一場戰爭失敗還可怕得多，因為這常常是不可逆轉的，是最溫和最致命的攻心術。 這是摧毀一個文明的轉折點。你會一步步交出道義權。“解構他人的戰船、一釘一鉚地拆卸，對手到船沉了都不知漏洞出在哪兒。”

　　審美權易手和道義權被劫持，由此產生了幻覺，這一幻覺讓背叛者失去羞恥感，背叛自己的國家和民族，還自覺“無上榮光”。

　　從“征服中國”到“導演中國”

　　征服世界與“導演世界”并行不悖。國際上總在博弈，地球就是棋盤。西方人認為自己是棋盤的主人而俯視全球。如果說“征服世界”是外在的西方，那么“導演世界”就是內在的西方。“導演”就是解構他國的文明精神。“很多國人認識的西方止于前臺表演，不懂得前臺表演的目的是為了征服世界，而征服世界先得導演世界……導演世界是‘集團’秘不示人的那部分。”

　　“征服”和“導演”是一架龐大推土機的兩只輪子。征服世界必須讓征服者接受使命，讓被征服者接受命運、被打的人覺得該打，這需要高超的導演技巧以及曠日持久的情節。 “一個領域一個領域油點似地擴散”。“文明推土機”一層層、一遍遍推，從圈內滲透到圈外，由電影藝術文藝滲入百姓精神世界。看不穿這一點，自然就看不透我們早就落入“導演”的指揮范疇。

　　中國被“集團”視為“真正對手”。幾千年遵從溫良恭謙讓的中國，“是一個不以宗教而以文化統治的文明古國，……是一個至今未被收服為打手的君子之國，是不打掉就沒法讓他們獨霸世界的障礙。”中國并非謀求與西方對抗，只是客觀上橫亙在“集團”征服世界的道路上，因而必然被當作對手。這是西方統治集團長遠的策劃。

　　作者指出：中國人百年來曾經拼死抵抗外敵的武裝侵略并取得勝利，但當下面對西方向我們悄然發動的“文明戰爭”卻陷入被動。 很多國人誤以為“只要富強起來，文明戰爭必定打贏”。但實際上，“窮與富、工業化先進與落后并非一個文明失魂的決定因素，真正的轉折點是審美權進而道義權的失手，信仰的崩塌。”

　　爭奪中國人的審美權和道義權。審美權被奪是中國在“文明戰爭”中落敗的起始。西方人用他們的審美觀(或特意為中國編制的審美觀)覆蓋中國傳統審美觀，長年累月的誘導，讓中國失去傳統優越感、不斷增加中國人的“道德卑賤感”。一個綿延數千年的文明，竟拜倒在一個“兩百年打劫成功的暴發戶”腳下。

　　西方擅長在“藝術綢緞”下面搞隱形的意識形態大戰。中華文化的本質內核是追求高貴的情感和精神，而西方“集團”則鼓勵其文藝作品在細節中不斷宣揚“負面中國”——“封閉、落后、愚昧、貧窮、卑瑣、壓抑、扭曲、無個性、無個體自由”。營造中國人“道德卑賤”，是百年來“集團”從未歇手的方針，不同時期變換的只是名詞和概念、為心理解構服務。這樣一遍一遍把你披掛幾千年的道德優越感剝去。被剝的人沒有應有的警覺，甚至在藝術的感染下，形成一種“自戕的愉悅”。

　　西方的涉華電影中，一部分是有中國人為正角的西方電影，另有部分中國電影被挑進“文藝國際”俱樂部。這些作品中均包括被作者簡稱為“父殤”的細節。傳統中華文明講究尊父敬母，但在西方涉華影片中，“父親”永遠是反面角色。這是他們“政治正確”不可逾越的一條線，而且有著不易覺察的國際攜手性。我們從中可以體察西人的“精神同一性”深達什么程度。也許是“文藝國際”的刻意篩選，沒有這類細節的電影被悄悄封掉，不給其登臺的機會。

　　策動精英不斷“反思歷史”。“欲亡其國，必先滅其史”。要征服一個能干的民族，有比刀槍更隱秘也更有效的辦法，就是篡變他的歷史觀。改變歷史觀是個潛移默化的活兒，尤其是怎么讓少數精英之外的人群接受。

　　這是美國中央情報局通過“鼴鼠”對付前蘇聯的毒招，前蘇聯領導人向理論界發出“歷史不留死角”的指示，如此“偽史”層出不窮，整個俄國革命史、蘇聯建設史被全盤顛覆。

　　這些年，中國的一些媒體孜孜不倦干的就是雅科夫列夫當年交待的事情，試圖重寫新中國革命與建設史。特別是不遺余力詆毀新中國的開國領袖，把中國革命史妖魔化、污名化，抹掉華夏文明的紅色元素。

　　我們沒有接受西方強加給我們的命運，并為之殊死抗爭，但卻糊里糊涂地接受了西方對世界的解釋。這是一個難以想象的荒謬之事，這等于是說，一百多年來我們浴血奮斗反對的東西，其實在這30年期間我們從源頭就接受了，即承認了征服者對世界的解釋權。“接受了西方“集團”的信仰體系，卻幻想著保住我們的獨特和獨立”。

　　誘導中國人專心發財致富。在經濟上允許中國加入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外國的人才、資金、技術、管理乃至文化思想等紛紛進駐中國，中國制造與服務進入西方市場。中國迅速積累起巨大財富，物質消費主義和拜金主義盛行，精英階層乃至中產階層上層紛紛“活在當下”，為賺錢而瘋狂，成為“快樂的小豬”。原本被釘上恥辱柱的“買辦”，如今堂而皇之上了光榮榜。底層的弱勢群體也多半在“明天會更美好”的期待中。

　　西方左手送出的東西(物質財富)正是右手牢牢抓住的東西(精神統治)。幾十年來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心無旁騖。“銀河號事件”、“南海撞機事件”甚至駐南使館被炸事件，這些嚴重損害中國核心利益的事件，也未曾動搖國人發財的意志。

　　我們硬實力的提高并沒有加強自己的軟實力，并沒有從物質的進步中獲得本應轉換的尊嚴(得意和炫耀并非尊嚴)，連原有的尊嚴也毫不足惜地丟掉了，甚至到了丟而無意識的程度。

　　招募為“集團”盡心竭力的“公知”。幾十年來，福特基金、民主基金、阿登納基金等西方“財主”在中國不斷撒錢。在西方思想長期浸潤之下，一批合乎他們理想的中國公共知識分子被“鍛造”出來。他們在悄然不知中改造了自己的審美觀，進而喪失原有的道德觀與價值觀，習慣于在征服者設定的軌道上做慣性思維。

　　“一些公知盡心竭力為‘集團’當下手，像‘獵犬’一樣奔去叼回主子射中的獵物，自己卻絲毫不察”;“覺得只要好吃好喝、瀟灑自在，頭顱拴在誰的腰帶上都無所謂。他們目前正處在‘享受誘餌’的歷史階段……這‘歷史最好時期’既有自己勞作的收獲，更有獵手悉心放置的誘餌。”

　　選擇小卒，給利益小人以大榮譽。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多數知識精英畢竟有著基本的善惡感，當“獵犬”是很忌諱的。有鑒于此，西方“集團”特意挑選所謂“政治正確”(可有效解構中國精神文化)的作品，通過另立獨特標桿——揭露丑陋——誘導重塑中國的審美標準。文學“世界獎”、諾貝爾文學獎就是此類手段的一種。

　　“只要用正常的腦子推理一下，就一目了然：一個小國、幾個評委何來操縱他國歷史的如此能量?”被中國以及喜好中國文化與武術的國際讀者熱捧的金庸，就不可能被諾獎看中。不管他在中國乃至東亞有多大影響。西方“集團”怎么可能讓傳承中國古典士文化的人走向“國際”呢?

　　留學“海歸”不乏“蔣干盜書”。西方為世界精心準備了兩套東西，上面那套是讓我們欣賞學習的，但這有時是專為掩藏下面那套設計、用來讓對手上當的東西，實際做的是下面那套。 說的事從來不做，做的事卻從來不說。這種文化上的分裂，處理起來非常從容，切換非常自然順暢。

　　西方自己爬到金字塔尖，卻讓別人止步不前。在自己大搞經濟壟斷時，卻宣揚“競爭越自由經濟越有效”，“小的就是美好的”。

　　近現代中國大批西方留學者，把人家用以解構我們精神的“秘方”拿來，自以為取得了真經，實際卻是 “蔣干盜書”。經濟上的華盛頓共識，政治上的“普世價值”，科技上的轉基因……哪一樣都可以將中華民族置于死地。

　　有些人盲目聽信西方說教，以為文藝作品的價值是由市場決定的。實際上西方在文化領域(從圖書市場到電影市場)，西方并未真的“玩”市場經濟，只不過人為控制得非常有技巧，而且上層抱團守秘。這個所謂“市場”，其實就像縱橫交錯的水田，田埂的設置和入水出水的閘門完全是人為嚴密控制的，市場只在可控制大小的田埂內自由行事。市場這張牌只是引君入甕的圈套，套的是傻乎乎真信的人。

　　拆除中國的精神城墻。這是西方“集團”近百年來一直在做的事。祖國，除了邊界、領土、落腳點這些概念，還是人的精神家園。一個人哪怕腰纏萬貫，沒有精神家園就是永遠的流浪兒。“集團”在不能明火執仗征服的情況下，最便捷的戰法就是：改變一個文明對世界的解釋權，妖魔化愛國主義，在人們的頭腦里打破“祖國=精神家園”這一歷經世紀用血肉鑄成的概念。文明戰爭，說到底就是守不守得住精神家園這個“魂”。

　　在“寬容開放”的口號下，中國人不知深淺地投入了這個不能玩的游戲，不知游戲的終點是自己的絞刑架。當道義權被劫走的時候，那將物質進步轉換成尊嚴的目標就成了水中月鏡中花，越追越遠。而沒有尊嚴這一精神城墻，你什么樣的兵器能守住江山?!

　　華夏文明面臨的危機

　　近幾十年的持續快速經濟增長，令很多國人越來越飄飄然，物質上光鮮靚麗，但精神卻空虛頹廢。在作者看來，中國若不是經歷了一次大戰的敗績，在精神上不至于如此“慘不忍睹”，這是一場文明戰爭的失敗。

　　表征之一：普遍的民族自卑感。當今很多中國人往往張口便是：“中國人素質太差”，“西方人文明”;為任何個體的過錯而否定整個國家和民族，幾乎成為人們的思維定式。連廣大中下層人群也落到這一步，是精英層為他們提供的精神食糧出了大問題。強盜打劫總有“強盜邏輯”，但是中國人被打劫后不去研究強盜邏輯、以便對付強盜，而是埋怨自己，覺得挨打是自己不好。

　　正因為長期不斷的精神解構，使我們多多少少形成了“原罪思維”，這是精神上被“馴化”的第一步。“凡事將西方往好里想，將自己往壞里想”。對西方文化的崇拜、道德優越感的失落，由此沒有了民族自信、文化自信。

　　表征之二：審美觀錯亂，以西方為美。看一個實例：上海一家電視臺的一個“勞動最光榮”節目中，兩個巧克力糕點師，一個做巴黎鐵塔、一個做倫敦奧運場館，靈巧的手追逐著時髦的影像。在為廣大觀眾提供“視覺盛宴”的同時，誰也沒意識到自己在做什么。這是本土文化符號被悄悄替換的信號。這個巧妙且極具耐心的過程，以看似順乎潮流的方式，人為制造“時尚審美”， 定向清洗大眾頭腦。這與金融詐騙沒有本質差別。

　　看看先富起來的國人對法國奢侈品的崇拜，就可以明了西方人對國人洗腦如何成功。西方商人把人性研究得透徹，知道剛有錢的人是生怕別人不知道。標識化產品已不再是予人以“精致”，而是為人群打上“烙印”。用標識化的設計替代了奢侈本身，以虛無飄渺的概念撲天蓋地地滲入人的大腦，形成“奢侈品=名牌=標識的復制”這一荒誕等式。這一本萬利的(奢侈品)買賣，靠的是對消費人群的精神控制。中國社會的送禮傳統和從眾心理，更加劇了這種精神控制的廣度和力度。

　　表征之三：價值觀變遷，自覺傳播西方價值。審美權的喪失不僅導致價值觀變遷，而且還會自暴自棄，主動傳播宣揚西方價值。在西方不可能見到的怪相在中國已司空見慣：高鐵車廂內的視屏，連篇累牘地播放好萊塢電影、明星及西方時尚的畫面，讓西方代言人來洗自己人的腦。這類畫面每天每時轟炸著大眾的視覺和潛意識，而播放者絲毫意識不到畫面的顛覆作用勝過千言萬語!

　　中國的大學和媒體，為西方文明傳播者提供整版報紙和講堂，貶低和抹去自己的文明，卻絲毫意識不到，正在幫著埋葬維護這個國家的凝聚力。這不是說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不能表達思想，而是聽其表達的中國人，已經意識不到自己是什么人，更不知對方是什么人。

　　表征之四：文明自信喪失，民族精神麻痹。中央電視臺法語臺一部有關西沙的多集紀錄片，其中一個細節是一群守衛西沙的女兵，在表現她們如何能吃苦、如何能戰斗之外，也不忘展示女兵們愛武裝也愛紅裝。只見軍人臥室里，從抽屜里露出一堆東西：洋美女封面的時尚雜志和一些女紅——快完工的刺繡上繡的是一對西洋男女，整幅畫表現了對那個文明、那個人種的向往。這不是上海小資的閨房，而是中國邊防最前沿!這個細節不光意味著中國民間屬于本文明的文化符號正以驚人的速度被覆蓋，也意味著這支精神上被麻痹的軍隊可能正在失去戰斗力。

　　有人若以為將西沙女兵抽屜里的刺繡與北洋水師炮艦上的衣物類比有些過度，那么，一個國家幾代藝人墨客爭前恐后取悅西方以博得對自己作品的好評;幾代學子前赴后繼到西方留學，研究的對象百分之八九十卻是中國問題;青年才俊拼命躋身北大清華多半只是為了便于去西方留學，成為國際公民……如此不一而足，是否折射出華夏文明已被深度休克?

　　表征之五：精神上再度“下跪”，甘當“仆從”。1949年“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而這幾十年，一些精英文人在精神上又紛紛跪下去，并以給“西方主子”當“仆從”為榮耀。30多年來我們的教育和思想體系，似乎都在為“帝國”培養上等仆人，多少年輕人在為得到“上等仆人”的位置而努力。

　　如果“開放”與“接軌”被這班“主子”做代理人(或通過子女西移作間接買辦和代理人)簡化手續、并提供道德借口，那我們有權提問：我們為什么被賣?如果我們被賣，只是換得“仆從”的兒女在西方謀得個上等仆人的位置，我們更有權提問：賣得是不是太賤?!

　　表征之六：“精英”大規模逃離。30多年來國人信仰大半被解構，很多精英投進了西方的懷抱。但他們既看不見外強的覬覦和布設的陷阱，又忙碌地要鋸斷自己呆在其上的枝干。環顧世界，通常一國的社會精英不會背叛自己的文明價值，不會為一口飯離土棄國，但中國的社會精英卻蜂擁而為。甚而不以內外勾結為恥，反以挾洋自重為榮。“測試一國國民的潛意識被操縱到什么程度，有一個最簡單的標準，就是那些背棄祖國的人是否被賦予了道德優越感。”

　　但他們不知道，那個世界并非他們想象的大同世界，而是“上帝選民”(西方人)為主人的世界，中國人在其中只有兩個角色：被主子接納的“上等仆人”和未被主子接納的“下等仆人”。

　　表征之七：出國人眾成潮，甚至以背離祖國為榮。近幾十年，舉國學習外語，各大城市最聰明的小孩都打破頭往外語學校鉆，這恐怕是史無前例、在世界其他地方絕無僅有的現象。整個國土變成了為西方培養人才的大課堂(父母以小孩能靠留學換得西方某國國籍為榮)，好像中華文明成了附庸文明;傾舉國之力培育的頂尖人才，把自己的本事都當成了背棄國家的本錢(從頂尖學生到冠軍運動員)，好像文明心臟早就不在長江黃河畔;社會上層的子弟都以受西方教育為先，好像這片土地沒有足夠的文化供他們掌握和傳承，好像擁有的權力還不夠至高無上，好像祖先留下的歷史遠不足以榮宗耀祖!

　　在意識形態上，上游閘門若出現一條狹縫，即意味著下游泛濫成災。精英們的逃離與背叛，使得社會道德頹喪、愛國主義瓦解，形成一股莫名其妙的自我否定、自賤、自戕的潮流。逃離者們非但沒有愧疚感，反而還以具有“道德優越感”，作為炫耀的本錢。

　　表征之八：“崇洋媚外”形成潮流。在部分“公知”眼中，西方人“強大的武力、高尚的道德、杰出的智力”讓中國人崇拜——那白人、美國人活脫脫就是優等人種。“以洋為美、以洋為尚、以洋為榮”成風。

　　中國文明正在被“童稚化”，即失去了主心骨。社會心理頹敗至此，一般都是亡國巨創所致。然而上面這一切卻發生在一個自稱“太平盛世”的國度，強敵沒有兵臨城下，刀更沒有架在脖子上。

　　近代血腥的歷史讓我們看到亡國滅種的危險。在真實的戰線上，我們曾拼死擋住明槍，卻不知已被暗箭射中。致命之處就在于我們不知道誰是真兇。在殊死決斗的戰場上，不知彼也就不知己。夢想世界一家親，開放到沒有邊界線，寬容到人家打左臉遞右臉，以為這樣除了麻痹自己還足以打動世界，那是自作多情;以為這樣除了改造自己還足以改變現實，那是白日作夢。

　　奪回審美權和解釋權，贏得“文明戰爭”的勝利

　　認清西方文明的本質和長處。

　　中國與西方，前者講究“溫良恭儉讓”，后者崇尚“弱肉強食，適者生存”。中西文明的差異，說到底是“西方文明的征服本質和中華文明的和平本質”的差異。

　　中國人首先要懂得和學習西方文明的這一面。流氓與書生要比高下，就看放在什么水平上。必要時書生也得學點流氓的手段，學會擋明拳也要學會擋暗箭，否則無理可講。

　　1793年英王特使馬戛爾尼來到中國，乾隆皇帝禮貌待客，但什么都沒答應。中方官員全程陪同馬特使一行、吃喝全包，送別時依依不舍。但英國人絕不會因為個人得到好處就忘了使命。馬特使在橫跨中國的旅行中一路收集軍情，順帶偷竊茶樹之類技術“專利”;回國后不但沒有做促進英中友好的事，而是開始謀劃后來給中國帶來滅頂之災的那場(鴉片)戰爭。

　　西方比我們更講意識形態，更重“政治正確”。西方有只信一神、只讀一經的傳統，意識形態一統是正常狀態。

　　西方派往國外的記者，更接近偵探而非文人。刺探內情、培養反對派是他們的基本活計，必要時幫助反對派推翻政權也是份內事，而絕不是我們理解的“滿足百姓的知情權”。中國人專挑舞文弄墨的文人作記者。西方人挑記者首先是意識形態，其次是膽略，關鍵位置血統乃是重要條件。戰士和文人對自由的詮釋和滿足程度會相差多遠?這就是為什么西方傳媒“自由”之下猶似堅硬的混凝土，而我們一放開就如同散沙!

　　法國中學會考，把哲學考試放在重要位置。2012年哲學試卷的論題之一：“平等是不是自由的威脅?”這種考試不是考技能，而是考你學了哲學(西方文明的思想體系)后的思想狀態。這與中國被廢除的科舉考試有異曲同工之處，即用考試來代代傳承本文明的思想體系。

　　大力強化“精神集體主義”。中國的“被迫集體主義”止于社會層面，而沒有類似于西方社會的幾乎隨時隨地、無孔不入的精神捆綁。中國人在精神層面上，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從來就沒有被徹底鏟除。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之所以能取得勝利，關鍵是用“精神集體主義”把“散沙”似的中國人團結起來，終于讓這個被列強踩在腳下的民族重新站起來。

　　精神層面的集體主義是西方社會表面寬松、內核堅硬的關鍵所在，它要比社會層面的集體主義更牢固而隱秘。這也是我們對西方社會整體誤讀的起始點。看到這一層你才能領會：為什么西方社會強調個人主義，因為在精神層面上西方社會缺乏個人主義;為什么中國社會提倡集體主義，因為在精神層面上中國社會自古至今都缺乏集體主義!

　　奪回審美權，增強文明自信，維護國家民族尊嚴。

　　破除迷信與神話。西方“集團”編織了諸如“自由經濟”、“政治民主”、“普世價值”等系列神話。一些人對揭露西方文明偽善、貪婪的真實情況和褒揚中國人自尊的言論，都要上綱上線，扣上“排外”和“反對開放”的帽子，把“開放”作為對中國人的道德要挾，正是落入了征服者設計的思維陷阱。

　　中國的諸多精英人士總是幻想西方如何優越、如何自由民主。實際情況是，所謂“新聞自由”更多是操縱的自由。

　　“比如嫦娥二號升天的新聞是封鎖的;法國人也不知中國的高速火車比法國快;不知中國有退休制度(法國媒體聲稱，中國人連退休二字為何物都不知道);不知中國婦女與男人同工同酬(法國婦女工資比男人少30%)。不知中國能用高科技織布、煉鐵、造汽車(多數民眾認定，中國人連織布技術都要偷法國的);不知朝鮮戰爭美國人是打不過才談判的;不知從制瓷、造紙到印刷均傳自中國;不知鴉片戰爭原因是英國人強迫中國人吸毒;不知法國參與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燒了圓明園……”

　　凡事都有個度，過了會適得其反。沒有神話的西方并不意味著沒有優點，破除迷信不一定就是自大自閉。總有人把向西方學習與“放棄自我”混為一談。學人之長與“認人為主”風馬牛不相及。然而就是有人沒有足夠的智慧將二者分開。

　　公德與品德無關。今天掛在中國公知口頭的一句話就是，中國人如何如何差，西方人如何如何好。然而西方人講公德并不代表就有品德。“穿戴講究、一切按照規矩行事，是公德、美俗的表現。美俗絕對比美德事半功倍。‘公德’不是無私而是學會劃算的自利。公德是規矩，規矩不靠教育而是從小馴養成的習慣;而且不需要里外都一樣，只要在特定場合不越界就行。西方諸多文明規則，往往只在界內有效，對界外的自動無效”。

　　近代以來，在西方一個衣冠楚楚的紳士，為何一到殖民地、落后國家，霎時間就蛻變為惡魔與強盜?因為西人的所謂公德、是被強大的社會秩序約束、是被文明的華麗外表掩飾的。“在別國做壞事可以不受懲罰，是帝國心態的一種轉移，高人一等早已被訓練成本能，以致一出國界，到了他們認為‘低人一等’的國度，文雅的小伙子可以轉身變成強盜。”

　　丟掉浪漫與幻想。“帶著無敵無界、甚至浪漫致極的心態走向世界的中國人，如果還有點良心，如果事先沒有取棄國的立場，慢慢地就會在一個他做夢都想不到的現實面前驚呆：西方公開地、更多是暗中地、遍及整個上層建筑地視中國為敵，這種越到后來越隱秘的敵對狀態曠日持久，從未終結。對中國這樣的國家的‘冷戰’在這里是常態，根本不以中國人的意志為轉移，也不會因體制的變化而改變。”

　　“不管什么制度，要維持都得化身為信仰，讓百姓覺得自己在統治自己事半功倍，否則你的經濟再好、制度再完善都沒用。我們一直以為西方‘民主制度’是一種理智安排，那是太天真了，那首先是一種信仰，甚至是宗教信仰。制度就是信仰，理性能安排的只有規則。”

　　“學人之長，‘長’究竟是什么，你得弄清。國與國之間和人與人之間一樣，好人愿意授以真長，小人則故意以短相誘。西方連科技都以專利、知識產權、禁售的屏障阻止你接近，其他領域人家會把真長告訴你?不但不讓你知道，人家兵不厭詐，還把表面迷惑人的花招力薦給你，讓你拿著假方子吃錯藥。”

　　維護國家民族尊嚴。“西人與他人交往，左右手各執一個盾牌：利益與尊嚴。他們無論走到哪里，逐利之外，就是帶著刺人的標尺去試探對方的尊嚴底線，對對方的態度由這桿標尺上的尊嚴刻度而定，而絕非出自情與義，那是只有中國人自己有的，而且自作多情想象別人也有的。如果你不把尊嚴當作與外界接觸的第一防線，只在受傷時才被動拿出，在‘主觀能動’為生命第一要義的西人眼里，就形同低等動物。”

　　“西方是近現代工業文明的火車頭。但它走出地球一角，一路將其他文明碾壓在地，至今沒人能測算損失成本。這個文明充滿與生俱來的征服欲。雖然有人對前輩洗劫中國感到愧疚，但統治精英并無悔意，法國為將猶太人遣送納粹德國而懺悔、對販賣黑奴道歉……但何時對火燒圓明園道歉?”

　　然而，中國犧牲了尊嚴，是否就能免于吃苦受罪、實現繁榮發展呢?絕不可能。“在這個世界，你如果沒有尊嚴，不要說世界統治集團，就是一個小國都可以玩弄你……十九世紀西方文人學者的著作中，眾口一詞說中國人‘沒有榮譽感’，絕少例外。”

　　奪回話語權，培植道德優越感，樹立文化自信。

　　話語權，包括歷史解釋權，關系到“文明戰爭”的成敗。“話語戰場的不戰而敗，嚴重性遠比一場真槍實彈的戰爭要深遠而持久，這已不是一個國家的戰敗，而是一個文明的覆滅。”

　　多年來，中國有一批“公共知識分子”干著“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有人自我標榜掌握著治病救國的秘訣，實際上是給西方征服集團當馬前卒，損害著國家尊嚴與民族利益。我們寧愿少些“公知”，多些國家與民族的脊梁。

　　一個文明，審美權和道義權是不能丟的。為了華夏文明的延續，在西方征服集團發起的文明戰爭中奪回主動權，中國必須奪回這兩大權力，重構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

　　注：本文引用作家邊芹的文字全部來自“四月網”與“觀察者網”的“邊芹專欄”文章。

　　轉自：海疆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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