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評論員
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在全社會引起了熱烈反響,也引發各方的不同解讀?!稕Q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正確理解和貫徹各領域的改革任務,首先要準確理解改革的總目標。
建設完備成熟的中國社會主義制度體系,是重大的歷史任務
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提出了體制改革的戰略性構想:“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
2012年中共十八大決議,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個方面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目標,提出構建完備、科學、有效的制度體系。
按照上述戰略構想和部署,《決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以此統領各領域深化改革的分目標。習近平同志2月17日在省部級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的講話,對此進行了全面闡釋。
縱觀世界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過程,怎樣治理社會主義這個全新的社會,在以往的實踐中沒有解決得很好。從更寬的視野看,人類歷史每次重大的社會變革之后,國家治理體系的成型穩定,通常也都要經歷一個較長的時期。
中國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來,為了尋求適合國情的政治制度和治理體系,經歷過多種嘗試,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提出的社會主義道路,是解決中國問題、實現民族獨立富強和人民幸福的正途。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學習國外經驗、經過自己的長期探索,在建設國家治理體系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成果,也曾經犯過嚴重的全局性錯誤。
1980年鄧小平指出:“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1] 鄧小平同志考慮的,不僅是如何克服體制的弊端,而且是要解決好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現代化問題。
中國經過百年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歷史任務,就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2] 。要通過全面系統的改進,形成總體效應、取得總體效果。
我國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總體上是適應國情和發展要求的。我們堅持以現代化建設為中心,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優勢和市場機制的積極作用,保持了經濟社會長期穩定發展,成功應對了重大自然災害、國際金融危機等多種挑戰,這和一些國家的亂局形成了鮮明對照。我們不要低估我國現行制度的優勢、韌性、活力和潛能。
國際上對“中國模式”的討論在增多。美國著名學者約翰·奈斯比特認為,中國沒有以民主的名義使自己陷入政黨爭斗的局面,未來幾十年,中國不僅將改變全球經濟,而且也將以其自身模式來挑戰西方民主政治。約瑟夫·奈說,中國獨特的發展模式被很多國家視為可效仿的榜樣,中國倡導的政治價值觀念、社會發展模式、對外政策,會在國際社會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和共鳴。就連提出“歷史終結論”的弗朗西斯·福山也開始承認,中國崛起和中國的政治進程一定有它自己的文化根源。
我國的實踐說明:治理一個國家、推動現代化建設,各國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事實宣告了以西方模式為歸宿的單線式歷史觀的破產。
誠然,和我們發展的歷史任務、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國家長治久安的要求相比,我們在國家治理方面尚有許多亟待改進的地方。要“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提高國家機構履職能力,提高人民群眾依法管理國家事務、經濟社會文化事務、自身事務的能力,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不斷提高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效治理國家的能力”[3]。
國家治理現代化絕不是要西方化、資本主義化
貫徹《決定》提出的總目標,首先要明確方向和道路問題。這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這是我們國家治理的根本。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絕不是要西方化、資本主義化。一些人對我國的政治制度橫豎看不慣,認為國家治理現代化就是照搬西方多黨輪流執政、三權鼎立、兩院制,這就能“根本”解決中國的復雜問題。但事情絕沒有那么簡單。
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并不完美。以“民主教父”自居的美國,其國家治理也存在諸多弊端:貧富差距巨大,社會矛盾重重;兩大政黨互相掣肘,政治極化愈演愈烈;國內經濟問題久治不愈,便不斷制造國際安全議題“轉嫁危機”。這樣的制度,中國為什么要學?冷戰結束后,照搬了西方政治模式的國家,有幾個是穩定發展的?受到“阿拉伯之春”影響的國家,有哪個政局穩定下來了?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說,我們不能讓別人拿我們的生活做試驗。這是對非西方國家的一個告誡。
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決定著社會政治機器的運轉,不論是君主立憲制還是議會制、總統制,都沒有改變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統治的本質。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觀點在今天并沒有過時。
國內外各種敵對勢力鼓吹在中國搞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并不是要“普度眾生”,也不是要傳授給我們什么“通靈法器”,而是要否定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把中國納入他們主導的政治軌道,以實現其“西化”、“分化”中國的政治圖謀。
我們對一些重大政治問題的看法,不能盲目跟從西方的制度標準。
在人權問題上,西方國家動不動就拿中國的“人權”說事,一付“悲天憫人”的樣子,難道他們真的比中國政府還關心本國人民的權利和福祉嗎?他們這樣做,其實不過是為國內極少數唯西方馬首是瞻的人撐腰打氣,作為對中國施壓的籌碼。
就拿美國來說,在諸如人身安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經濟和社會權利、種族歧視、婦女和兒童權益等方面,究竟做得怎么樣?美國對本國和全世界人民大范圍監聽,連其盟國領導人也在內。在海外軍事行動中用無人機濫殺無辜,不經任何法律程序,把別國公民當作“恐怖分子”監禁虐待,那些被傷害的人的權利到哪兒去了?
在世界上,人權問題沒有最好,只有更好。中國人權事業要發展,但不是以西方的標準為圭臬。要基于自己的國情,以人民的要求為標準,不需要向西方看齊,也用不著西方評判。
在選舉問題上,西方有人將民主簡單歸結為“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各國的國情和政治體制并非千篇一律,西方各國的選舉制度也不盡相同。不少學者指出這種選舉制的弊病:它是富人的游戲,政客的競選諾言不過是爭權奪利的“敲門磚”,普通民眾對國家政治的影響力微乎其微,無法對政府日常運作實行監督。
我國有自己的選舉制度,是區別不同情況,分別采取直接選舉或間接選舉。這一制度需要不斷改革完善,但這不等于要照搬西方的選舉制度。我們要不斷努力,積極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新型民主,擴大人民群眾的參政議政權和監督權,而不是僅僅局限于形式。
在法治問題上,國家治理的現代化,需要高度重視依法治國。目前,在新中國制定第一部憲法60年后的今天,關于“憲政”的爭論忽然升溫。有人是從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出發,也有人套用西方“憲政”概念,要中國共產黨放棄領導地位,聲稱非如此,中國就沒有“真正的憲政”。
中國的政體和西方的“憲政”有本質的不同。我們不能盲目以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作為判斷的標準。中國的憲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取得的成果,從而在歷史的演進中形成的國家領導地位。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4]。
我們對自己的基本政治制度要有堅定的自信。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5]。
中國人民要自主地選擇國家發展道路
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具體發展模式。歷史條件的多樣性,決定了各國發展道路的多樣性。
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的形成,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我們今天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中國這片土地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革、內生性演化的結果。它需要改進和完善,改進和完善是為了解決現實問題,要有利于國家的長治久安和繁榮富強。不能不顧國情地照搬照抄他國模式,更不能丟掉我們自己的制度優勢。
中國是一個大國,人口比發達國家的總和還多。中華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歷史中,不斷學習他人的好東西,兼容并蓄,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我們要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為我所用,但絕不會接受任何外國頤指氣使的說教。“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6]
我們做一切事情的基本前提,就是要保持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和經濟社會的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如果全盤西化,搞西方那一套,就會黨爭不斷,內斗不止,社會再次變成一盤散沙,國將不國。
中國的事情要由中國人民自己做主。獨立自主地選擇和堅持自己的道路,是幾代共產黨領導人的一貫原則,是我們在歷史和世界風浪中能夠站穩腳跟、固國安邦、民富國強的法寶。要堅定我們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堅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斷革除體制機制弊端,讓我們的制度成熟而持久。我們不僅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要防止落入“西化分化陷阱”。
“站立在960多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上,吸吮著中華民族漫長奮斗積累的文化養分,擁有13億多中國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們走自己的路,具有無比廣闊的舞臺,具有無比深厚的歷史底蘊,具有無比強大的前進定力。中國人民應該有這個信心,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有這個信心”[7]。
高度重視社會價值觀念的變化
普世價值是西方對付非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工具。西方國家把他們演繹的自由、民主、人權等說成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價值”,不符合他們意愿和利益的就被冠以“壞國家、壞政府”。
這本不是什么新鮮事,從殖民主義時期開始,西方國家就是這么干的。冷戰時期,西方國家也是打著這個旗號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滲透破壞的。冷戰結束后,西方國家依然以這個價值觀念為由,對他們不喜歡的國家搞“顏色革命”、顛覆他國政權。美國在“NSS 2010”[8]中明確將“普世價值”列為涉及其國家安全的“四大持久的國家利益”之一。
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所有價值觀念都是具體的、歷史的。自由、民主、人權、公平、正義等觀念,有其具體的社會政治內容。今天我們認為,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就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體,就要促進共同富裕。西方國家能接受嗎?
西方運用這套標尺也是“看人下菜碟”的;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對甘當他們仆從的國家,一切都可以不聞不問;對不肯聽命于他們的國家,就揮舞價值觀念的大棒進行打壓、策動“顏色革命”,甚至動用武力推翻其政權。眼前的烏克蘭危機,就是最生動鮮活的教材。
國內一些人鼓吹“普世價值”,是要借此抹黑我們的黨、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的意識形態和中華文化傳統,掏空社會主義制度合法性的基礎;是要我們歸順西方,改變國家制度,當他們的附庸。
要高度重視社會價值觀念的變化。當前,在西方和國內一些人的鼓噪下,我國媒體以及輿論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出現明顯偏差,對社會價值觀念帶來很大負面影響。一些人盲目跟風,對什么事情都用西方價值觀念來評判。比如今年二月東莞警方依法“掃黃”,網上很多人和若干“大V”群起指責政府,連起碼的是非觀念都喪失了。這種情況值得我們警惕:任憑這種人恣意造勢,迷惑和利用善良的大眾,后果將不堪設想。
堅守民族道德傳承和精神獨立性。我們要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中道德價值十分重要。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如果很多人不加區分、盲目地成為西方道德價值的應聲蟲,那就要高度警惕。中華民族如果失去精神的獨立,國家的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獨立性就會被釜底抽薪,后果可能將是重蹈蘇聯亡國覆轍。
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區別于其他民族的獨特標識。中華文明博大精深,我們要理直氣壯地繼承和弘揚民族傳統美德。對先人傳承下來的文化和道德規范,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同時,對各國人民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也要以海納百川的心胸學習借鑒。只要我們一代接一代人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中華民族就永遠充滿希望,社會主義中國的未來就前程似錦。
[1] 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33頁。
[2] 《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2月18日。
[3] 同上。
[4] 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97。
[5] 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07。
[6]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頁。
[7] 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新華社2013年12月26日
[8] 2010年5月公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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