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明沖突”與民族沖突
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有不同的派別，也有溫和派。現在掌控布什政府的原教旨主義是其中最極端最兇殘的派別，骨子里充滿對異教徒的殺機。這在中世紀的八次十字軍東征和近代歐洲宗教戰爭、宗教改革前后的歷史中都得以充分地表現。近代以來這種宗教的狂熱和殺機與資本的性格相融合，在西方資本原始積累“血與火”的歷史和自由資本主義的“悲慘世界”中都有極為典型的表現。西方文化中這種宗教的狂熱、偏激和殺機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格格不入。在二十世紀，由于人類的進步，特別是由于階級力量對比發生根本變化，資本受到國際國內政治和法制的節制，西方宗教的狂熱和偏見也受到壓制，但是一有機會就會發作，例如表現為希特勒德國法西斯的歇斯底里。二戰時的德國與日本，同為法西斯，但是前者與宗教密切相關，后者主要與日本島國政治文化的負面因素相聯系。西方文化中的宗教毒素而今隨著美國成為世界霸主，重新發作起來，在里根和布什政府的當代新“十字軍東征”的叫囂和政策中得以體現，與希特勒當年堪可比擬。這當然不是說所有的基督徒都如此瘋狂，而是指基督教原教旨主義，但是原教旨主義對西方一般政治意識形態有著很大而且越來越大的影響，特別是主宰了西方的政治哲學，這樣一來世界就在劫難逃了。但是也正因為如此，美國也成為自己的掘墓人。其實布什及其“狗頭軍師”使用的十字軍的比喻是頗為不祥的，歷史上西方八次十字軍東征，均已失敗告終，當年的阿拉伯人是很厲害的。中世紀阿拉伯人在中西之間樹立的這個無可逾越的政治屏障，對中國的外部環境是有利的，所以阿拉伯人歷史上就是中國的朋友。但是1453年以后，西方民族國家興起，早年強大稱雄的阿拉伯文明逐漸在西方的分化、打擊和宰割下衰落至今，被西方報了中世紀歷史的“一箭之仇”，也是觸目驚心的，可為今天中國認真借鑒的歷史教訓。從最早葡萄牙人的“十字軍”到當代美國“十字軍”，西方文化的所謂“政治使命感”都來自基督教文化的原教旨主義。只不過事過境遷，這種原教旨主義的意識形態外衣不同了，穿上了“西裝革履”：現代的民主、自由、人權、市場經濟等等。卡特是作過總統的，他對此中奧秘當然心知肚明。他在2002年說，現今“所有的宗教，包括基督教的各種教派和印度教以及伊斯蘭教，都明顯地趨向于原教旨主義。”(47)這是世界政治和人類文明的歷史倒退。他對什么是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是這樣解釋的，他說;“‘因為我與上帝結盟，所以我高人一等，我的觀點應該流行，任何與我意見不同的人本來就是錯誤的’，進而推論，那些人本來就‘低人一等’，最后得出結論：他們只是‘近似人類的人’，因此，他們的生活不重要。這一趨勢在全世界范圍內造成了緊張的宗教沖突。”(48)卡特作為一個基督徒，他說的其實已經很清楚了，但是圣經的原意比較，還是相當委婉和含蓄。需要根據圣經“翻譯”一下：所謂“意見不同的人”就是指“異教徒”;所謂“近似人類的人”和“他們的生活不重要”，其實是他們“不是人”和“他們的生活不重要”，這里有翻譯錯誤，因為“生命”和“生活”在英文中是一個詞(life)。所謂“得出結論;他們的生命不重要”，就是“殺異教徒”。所謂宗教原教旨主義“在全世界范圍內造成了緊張的宗教沖突”，其實不僅是造成宗教沖突，也包括意識形態沖突、制度沖突和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沖突。所以，“文明的沖突”的基督教含義也是當代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含義，就是“殺異教徒”。這不僅是因為現在羅馬教皇與美國早已經結成“神圣同盟”(國際政治同盟)，而且西方文明就是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滲入西方文化的骨髓。離開宗教，對西方文化和政治無法正確解讀。但是實際上，在那些人心里，真的是上帝與他“同在”嗎?沒有的事，上帝只是虛幻，只有他自己。卡特作過總統，上面的話說得委婉，不如學者來得直率。一位西方人寫道：“一個奇怪的氛圍彌漫在小布什的周圍：白宮辦公廳主任安德魯·卡德的妻子是衛理公會的牧師;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頭頭賴斯的父親是亞拉巴馬州的傳教士;領導總統講話寫作班子的麥克爾·吉爾森畢業于素有‘福音會哈佛’的惠頓學院。此人贊同基督教極右派的預言，認為世界末日的善惡大決戰即將到來，反基督者將再次來臨，然后是救世主即將顯現。白宮的全體人員都參加每天的《圣經》學習小組。現在，總統府象一個巨大的祈禱廳。那些當權的人早晚集體閱讀《圣經》之余，處理著美國和世界大事。”(49)在“主義的沖突”歷史“終結”以后，世界進入混亂無序狀態，“春秋無義戰”頻頻發生，既無主義更無正義可言，西方的政治哲學和意識形態向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回歸，以此為他們向一切敵對國家發動戰爭作輿論準備，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至于誰是異教徒和敵人，理論上沒有確定的含義，但是實踐上是清楚的，說到底，還不就是布什手里的屎盆子，說扣誰就扣誰。
國際和國內意識形態領域的主義沖突，只是表象，背后是集團和國家的利益，包括國家的前途。但是這也只是政治經濟學意義的解讀。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從文化層面上作進一步的解讀，會發現一個驚人的事實。固然主義的沖突只是現象，利益的沖突是本質。但是在利益的沖突后面，已經不僅是階級之間的沖突和國家之間的沖突，已經圖窮匕見出文明的沖突。在“文明”的華麗辭藻掩蓋下的，是民族的沖突。所以，文明的沖突，民族的沖突，比主義的沖突更深刻。西方文明是盎格魯·撒克遜主導的文明。亨廷頓把冷戰結束后，世界格局的決定因素列為八大文明。它們依次是：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其實搞這么多文明并列，玩的是障眼法。在西方人眼里，現今稱得上或有資格與西方文明沖突，或說有資格被西方文明視為對手的無非三大文明——中華文明(中國)、東正教文明(俄羅斯)和伊斯蘭文明(阿拉伯國家)。歷史無數次證明，對手(民族)消滅了，文明就沒了。如同1453年拜占庭帝國覆滅，拜占庭文明就消失了一樣。所以文明的沖突，本質上是民族的沖突，但是后者好說不好聽，還是“文明的沖突”的提法更“文明”一些。其實都是一樣，圖窮匕見。問題還在于，美英做事既陰險又不留余地，1453年拜占廷文明滅亡以后，幾百年來阿拉伯文明對于基督教文明的優勢地位不復存在，到二戰以后英國又弄出個以色列來，把個阿拉伯世界搞得人仰馬翻不算，美國還要占人家園，滅人種族和文明，僅僅是為了中東的石油和戰略位置。阿拉伯人眼看沒有活路，被迫走上“恐怖主義”道路，無非是拼死作最后一搏。所謂“恐怖主義”，表面上很“恐怖”，本質上也是可憐巴巴的“主義”。所以，“文明的沖突”既是人類原始的沖突，也是最現代的沖突，或許是最后的沖突，歐仁·鮑狄埃的《國際歌》在今天需要修正，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還不是“最后的斗爭”，因為那只是“主義的沖突”。“最后的斗爭”是“文明的沖突”。當“文明的沖突”歷史也終結了，地球經過“核冬天”的“洗禮”，只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如同某小說中所描寫的，就剩下一個人(與基督同在的民族)，還有一個美麗的姑娘，最好還有一個賣大餅的。那時地球上只剩下20%的人口，資源、生態、環境就都不那么危機了，剩下的人類極少數白人精英(有色人種的精英不要存此等妄想)，還可以從容研究宇宙移民問題。現在不是已經在為極少數超級富豪著手準備后路了嗎?發展中國家的富豪們(例如阿拉伯的石油巨富們)以為，憑著手里的“舊船票”(巨額石油美圓)能夠登上通往太空移民點的“布什號”客船(宇宙飛船)嗎?如果他們懂一點國際政治經濟學，他們就應當明白該支持誰，該往哪里撒錢。從伊朗要在中國建油庫，看得出來，事情在起變化。伊朗的強硬，源于政治上清醒，心理上堅強，其實對美國人，他們看得很透。阿拉伯畢竟是一個古老的，歷史上長期強大的民族，現在也不乏高人，不是白給的(它致命的問題是不團結，也是由于上了殖民者的套)。所以，任何事情都是變化的。變亦變，不變亦變。中國就是要在變中崛起和復興。
當代“文明的沖突”表現為種族的沖突，在美國“反恐戰爭”中得到最突出的表現。“恐怖主義”者似乎是一些沉默寡言、只做不說，上來就拼命的人，其實有深刻的政治頭腦。“恐怖主義”是一種怎樣的意識形態，索羅斯有一個不乏深刻的說明。他說：“在本·拉登看來，美國的文明是退化的文明(這是不乏深刻的思想——引者)。美國富裕而強大，但沒有真正的信仰(同樣不乏深刻——引者)。為了使信仰獲勝，必須毀滅美國文明。而毀滅的唯一方法就是利用美國的弱點：畏懼死亡。美國對恐怖主義襲擊做出的回應將是竭力打擊看不見的敵人。因為罪魁禍首一直不見蹤影，美國的本能反應就是找到一個無辜的替罪羊。而替罪羊一定是穆斯林，而伊斯蘭將被激怒，以致于在伊斯蘭世界和西方世界之間挑起普遍對抗。盡管西方具有物質上的優勢，但是伊斯蘭將最終取得勝利，因為它具有主要的競爭性優勢：伊斯蘭人不畏懼死亡。”(50)索羅斯的這段分析是令人信服的，而本·拉登則是魔鬼般天才的超級國際戰略家。他接著分析道：“到目前為止，事態的發展符合了我推演出來的本·拉登的瘋狂預期。世界貿易中心的雙塔樓確實坍塌了，使恐怖主義襲擊比任何人想象的更匪夷所思。而布什總統做出的回應就是向恐怖主義宣戰。本·拉登真正的期望無疑就是美國反擊阿富汗;那就是為什么本·拉登在‘9.11’事件發生的前兩天，指使刺客暗殺了阿富汗的馬蘇德將軍(Ahmed Shah Massoud)，一名唯一能夠有效地組織戰役組織反對塔利班軍隊的指揮官。美國入侵伊拉克不啻為送給本·拉登的意外的禮物。來到阿拉伯土地的美國士兵象磁鐵一樣，吸引著來自全世界的基地組織培養出來的恐怖分子。沉睡的細胞蘇醒了。據說，在沙特阿拉伯，大約3000個與基地組織有關聯的人離開了本國。這3000人里，必定有一部分活躍在伊拉克。布什總統說伊拉克已經成為反恐戰爭的中心前線，此話不假。無論布什總統是否知情，他已經陷入了恐怖分子的盤算之中。”(51)
文明的沖突演化成民族的沖突，盎格魯·薩克遜人正在阿拉伯人的戰略誘導下，同阿拉伯人在中東展開對決。結果會如何呢?美國有軍事優勢，它可以贏得戰爭。阿拉伯人有道義優勢和“競爭性優勢”，它可以贏得勝利。美國右翼太狂，他們不過是一些不懂辯證法的“唯武器論者”和“唯實力論者”，蘇聯解體使得他們忘乎所以，現在一只腳還陷在伊拉克，就迫不及待地將槍口對準中國，同時又對準俄羅斯，希特勒尚且懂得避免兩面作戰，美國如此瘋狂，結果會如何，難道還需要論證嗎?他們不過是一群現代尼采，尼采最后瘋掉了，他們現在就“瘋”掉了。其實他們沒有真瘋，問題在于他們的個人主義、自私自利無限膨脹，加上宗教中毒太深，已經不是不管別人死活，而是為了自己活得好，根本不讓別人活，逼得全世界被迫合伙與他們拼命。這樣一來，形勢就必然逆轉。
中國幾千年的古代優秀文明，如同“太極拳”、“少林拳”，于今仍有用武之地，必須發揚光大，健腦健體，強身防身。中華文明這套古老的“功夫”，西方沒有。西方文明基本上是近五百年興起的文明，其核心競爭力是宗教的狂熱、偏見和野蠻(野蠻對文明，一直是一種強大的競爭力，如古代的斯巴達對雅典)加現代工業、科技文明，如原子彈、導彈、航天、高科技一類如同西方的“拳擊術”，中國必須全部學到手，加以創新。文明不好學，野蠻好學。中國原也是崇文尚武的民族。這樣學習下來，中國人就有中西兩套功夫對付西方一套拳。再“祭”出共產黨搞統一戰線的法寶，在《戰國策》、合縱連橫的基礎上，推動出一個無形的當代國際統一戰線，縱使有人亡我之心不死，其奈我中華民族何?待到中國崛起，他日更將縱橫捭闔于世界舞臺，展開其有聲有色的中華復興的偉大事業。如果說在1949年以前看新中國，“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頂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顛遙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52)那么半個世紀后的今天，再看正在崛起的中國，它就已經是乘風破浪于世界公海、八方圍堵也不能阻攔的一艘巨輪，是東方重新升起的光芒四射的一輪紅日，是太上老君八卦爐中修煉了七七四十九天后登爐而出、正在得道成仙的孫悟空。玉帝當初既是小心眼，也是被宵小包圍，聽信西學讒言，迷信武力，以至于犯了戰略錯誤。要是有東方智慧，采用懷柔之術，早封了孫悟空“齊天大圣”，何至于撕破臉皮，后來打上靈霄寶殿，大鬧天宮?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壓在五行山底下的孫悟空，已經恢復了當年的自信。
談到文明沖突與民族沖突，需要對日本說上幾句。日本是近代西方列強中唯一的有色人種，是列強中的“少數民族”。日本文明在東亞是一個晚近發展的文明，因此不是一個獨立發展的文明，可以說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在隋唐文化的邊緣上發展起來，近代又嫁接了西方文明。日本千百年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義沒有得其精妙，例如仁義禮智信這些“精華素”對日本民族精神的影響有限，只得些皮毛，多為表面文章。例如歷代日本天皇的名諱中都有一個“仁”字，但是日本對于自己民族以及文明的母體——中國的態度，前恭而后倨，近代以來很少釋放出善意，完全看不出來，反而幾次加害于其文明母體。其民族精神的深處，其實有很隱蔽的自卑感在作祟，因為其文明沒有多少自己原創的東西。如同日本人的禮節，煩瑣而多表面文章。日本人內心崇尚強者，蔑視弱者，完全是西方的價值觀，與中國傳統文化相去甚遠。但是畢竟日本與中國半是同文同種，其現代文化其實屬于中西之間的一個邊緣地帶。日本是世界經濟強國，其文化出了日本列島，在亞洲以外的影響有限。戰后日本的政治捏在美國人手里，經濟其實也是，一個廣場協議就把日本搞得半死。在二十一世紀的文明沖突中，日本文明被亨廷頓列于中華文明之后，這是何意?如果日本以為自己是世界經濟大國，在文明的沖突中可保無憂，可能就打錯了算盤。其實即使日本右翼，與美國右翼也不是一回事，因為DNA不同。既然日本文明是介于中西之間，畢竟離中國近得多些，根子在中國。在當代文明沖突的格局中，中日文明有沒有唇亡齒寒的關系?中國衰落真的對日本有利?日本在西方人、美國人內心深處，究竟是同類還是異類?抑或也是“異教徒”?所以，處理二十一世紀日中關系，不光需要經濟政治軍事外交，還要有關于文明的思考，要有戰略眼光。關于文明的思考，比關于主義的思考來得深刻。文明沖突的實質是盎格魯·薩克遜要橫掃一切異教徒，日本的利益在哪里呢?日本人喜歡讀《三國演義》，須知中日均被大洋彼岸的國家欺負，中日修好，則成”“犄角之勢”，則“亞洲雄風震天吼”，白種人拿黃種人沒辦法。日本人也熟悉《西游記》，中日是孫悟空，大洋彼岸的國家是壓在孫悟空身上的五行山。與中國修好，則不用唐僧搭救，五行山不推自倒。孫悟空解放出來，不是大鬧天宮，而是做善事，成正果。對世界進步有大作用，日本也能實現自己的抱負和利益。否則，與中國較勁，叫板，沒有用的，越不過去。中國不是過去的中國，最近李光耀先生也說：日本也不能與中國抗衡。所以，中日兩國，抗衡則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修好則比翼齊飛，騰飛世界。日本人不是崇拜唐代中國嗎?唐初四杰的王勃有詩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中日，如能象戰后法德一樣化敵為友，則將化腐朽為神奇，對世界和平進步，對亞洲振興，對兩國自身利益的意義，比法德修好大得許多。跟著美國，日本永遠是個“套中人”，如同孫悟空逃不脫如來佛的手心。與中國修好，就能解“套”，還能騰飛。總之，戰略利益，日本要想清楚。
日本這個民族，歷史上長期生活在中華文明的陰影中，近代得以鯉魚翻身，自是有許多優點值得學習。以上不是全面考察日本，所以似乎負面說得多些，其實也正因為如此，才與我中華可以互補。
三、“舊金山共識”透視
筆者寧愿上述關于一個美麗的姑娘的故事純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不是事實。可是筆者又不得不相信自己不是小人，也不是傻瓜。前引卡特和索羅斯的話就是有力的證明。這里再舉一個例子為證。據《何新訪談錄》透露，1995年9月27日至10月1日由美國出資的戈爾巴喬夫基金會，邀集當今(西方認為)最重要的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科學精英，在舊金山費爾蒙特飯店舉行高峰會議。與會者包括當時尚未任美國總統的布什、前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和布萊爾，布熱津斯基、索羅斯、奈斯比特等人。議題為全球化以及如何引導人類走向二十一世紀。會議認為，(蘇聯解體以后)人類歷史上一個嶄新的時代已經到來，這個時代將是非工業文明的時代。工業時代與它的大規模福利(社會保障)制度一起，已成為經濟史的短暫瞬間，即將不復存在。歐洲模式的福利資本主義已經過時。精英們認為，在二十一世紀，僅靠全球20%的人口就足以維持世界經濟繁榮，因為全世界的價值的主要部分是由這20%的人類創造的。(以下引號部分均系該次會議紀要的直接引語)因此，世界上“只有20%的人有權積極地參與生活、賺錢和消費，此外再加上1%或2%的豐厚遺產的繼承人。”換言之，其余近80%的世界人口，都是不能創造價值的廢物，他們屬于垃圾人口，因為“越來越多的勞動力將被棄置不用。這80%的垃圾人口多分布在不發達國家和地區，他們對于20%的精英人口是一個巨大的麻煩而且會制造極大的安全問題，是產生“無賴國家”的根源。一旦這些“無賴國家”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就會成為反對全球精英的“邪惡軸心”。為此，會議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兩個方案。一是布熱津斯基提出的“喂奶主義”，即“棄置和隔絕那些無用而窮困的垃圾人口。不讓他們參與地球文明生活的主流。僅由20%精英將一些消費殘渣供給他們茍延殘喘”，這就是所謂“喂奶”路線。他解釋說：“未來人類社會是1/5(人口)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必須讓其余4/5的廢料人口被排擠出局并依靠喂奶過日子”。 如果其余80%的人不愿接受這個方案，或者如果說，1/5的精英已不愿意再對那無用的4/5人渣實施喂奶呢?那么就產生另一個方案，就是逐步設法用“高技術”手段消滅他們。出席會議的精英們認為，當今地球所負載的無用而劣質的人口垃圾實在是太多了。當代所面臨的全球環境以及不可再生資源問題，使人口危機問題變得更加緊迫。必須用戰爭和瘟疫(生物武器)來消滅他們。由于現代世界財富的絕大部分，僅由20%的優秀人口和優秀文明(以盎格魯·撒克遜文明為代表)所創造，所以必須設法消滅和淘汰那些無能力創造新價值的“群畜”。請注意，以上思想來源于尼采，連“群畜”也是尼采使用的語言。所以，所謂“布什主義”無非是新尼采主義。布什者，人稱牛仔，從他對中國咬牙切齒的狠勁看，至多是“現代十字軍”的一介死士而已，能有什么“主義”呢?
我們不可能看到這次會議紀要的全文，但僅此一段就足夠精彩了。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這里不妨簡要地分析一下。
總的來看，這次會議是對“文明的沖突”論最有力的詮釋。
首先，從時間順序上看事情的內在邏輯：1991年11月蘇聯解體。1993年美國《外交事務》夏季號發表了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由學者根據二十世紀末國際形勢的重大變化提出美國新世紀的戰略構想。兩年后，1995年9月召開這次舊金山峰會，由即將出任美國總統的政治家以及英國政治家這些西方政治首腦、商界巨子和頂級智囊加以確認并達成“舊金山共識”。其實所謂“共識”也是相對的，從索羅斯的言論著作看，他并不贊成“布什主義”這種原教旨主義的瘋狂。1995年“舊金山共識”，歷史將記住這次會議，因為這是二十一世紀初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右翼最新最高的國際戰略決策，是向全世界80%人口發動當代“十字軍遠征”的“出師表”，也是我們對當前全球化和世界政治局勢動向變化進行研判的理論和政策依據。1996年亨廷頓又出版《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乃是根據這一戰略決策提出落實這一戰略、重建1/5精英世界的進一步論證。
其次，它具有突出的反人道性質。所謂“文明的沖突”是圖窮匕現，由“20%：80%”理論和會議實際上提出的二十一世紀新馬爾薩斯政策(“喂奶路線”和“高技術滅絕”)得到證明。人們早就發現，反恐搞了多年，在伊拉克沒有發現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些武器其實藏在最發達國家的武器庫、保險柜和實驗室里。在當代科技條件下，不要說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就是大規模“殺死性”武器在技術上也沒有問題。據說現代科學技術，包括“干凈”核子技術，遺傳基因武器技術以及生物武器技術已經提供了實現這一目標的高科技手段。這就為“文明”地，以符合基督教道德和當代發達國家人們心理的現代科學方式推行馬爾薩斯主義提供了手段。
再次，這是美國右翼政治勢力發表的“贏家通吃”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政治宣言，也是美國全球化戰略的一個重要階段。正如二十世紀后半葉所發生的所有重大歷史事件都是這一戰略和進程的表現，“舊金山共識”不過是十九世紀末尼采的“權力意志”論或叫“唯意志論”的當代翻版。蘇聯解體最嚴重的國際政治后果是從根本上破壞了東西方國際政治平衡，普京所說“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首先應指東西方關系。在這種情況下，西方一些最有金錢、最有權勢也最自私自利和最無人性的人們產生了一種幻覺：“贏家通吃”的歷史機會來了!這是幾百年不遇的歷史機遇。十六至十九世紀是西方列強先后蜂起，二十世紀先是群狼競逐，后來是兩霸相爭。在新世紀來臨之際，蘇聯解體被看作是千僖年送給美國的“大禮包”，從此美國可以“全無敵”了。其實他們錯了。世界上有兩種東西多了，最容易使人喪失理智。一種叫“利令智昏”，錢太多了智商容易下降，以為自己無所不能。一種是“權令智昏”，權力太大，地位太高，智商也容易下降，以為自己無所不至。如果“權”和“利”同時交集于一人，那就更危險。人在這時候十有八九都過高估計自己，過低估計別人，瞪兩眼兒進入盲區。與會的五百精英中許多人就是處于這種狀態。有些與會者其實不是精英，只是給精英抬轎。譬如搞垮蘇聯以后自己的飯碗也被葉利欽砸了的那個人，現代社會雖不提倡殉國(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是城破，守將必殉城;國破則國君殉國，如明崇禎)，閉門思過或寫書也好，不甘寂寞也可以，總不至于立馬改換門庭，認賊為父。而且，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智者不飲盜泉之水，給國際壟斷資本搞什么基金會?形同討飯。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何至茍且墮落至此?至于布什的水準，恐怕也未必夠精英，但是在位時可以作政治代表人物，卸任以后也還可以在另1%至2%的富豪里找到席位。總之，一個伊拉克打了四年還擺不平，美國自己也發現“贏家通吃”的愿望難以實現。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無論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別以為高科技可以改變政治規律。終不成把80%的人滅了?本·拉登會越來越多。搞不好美國高層自己就會窩里反。美國人最務實，不信就看。
最后，所謂20%人口和優秀文明無疑是指盎格魯·薩克遜民族。這就更印證了本人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當然也不好說筆者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因為沒有這么“度”的。現在世界人口65億，20%是13億。盎格魯·薩克遜人在美國的算它3億(寬點打)。還有英國人5883萬(2000年數字)，算6000萬。其它西歐、北美、大洋州的，還有散兵游勇于世界各地的，美國講人權，不能落下。德國人得算上，倒不是德國人不好惹，因為日爾曼人那是他祖宗，再加上8000萬。問題在于什么是盎格魯·薩克遜?千百年的人類遷徙，文化交流，人種混雜。特別是全球化以來，全世界殖民體系幾百年歷史，西人多情，到處留種，血緣混雜。一旦非洲、南美、印度、阿拉伯的都找上來，如何做這全球化的DNA檢測，也是個難題。反正這是一筆糊涂帳。不要說混血問題，就是白人，據統計占世界人口54%，就是35億，又太多了。世界精英人口的名額有限，其實不用算也沒有中國人的份，白人都不夠分配，還得三取一，所以無論窮富貴賤，中國人都要想清楚。
說了半天，“舊金山共識”骨子里還是基督教原教旨主義。中國人在理論上已經被“舊金山共識”歸入80%的大堆，這沒什么好說的。孔子早有言：“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53)所以，對富貴不應當有偏見，更不應當盲目地“仇富”。問題在于，少數富貴人士無暇讀書，陷入一種主觀盲目性，以為自己特殊，所賴者不外是富甲一方、位尊九五、權傾一時、名揚四海。富甲一方，十幾個億人民幣的身家算是當今富豪了，其實國際壟斷資本哪里看得上眼，“更能消幾番風雨(金融危機)，匆匆春又歸去”;位尊九五，權傾一時，且不說“高處不勝寒”，“我欲乘風歸去”，又，那官位豈是可以久坐的?權柄豈是可以久掌的?名揚四海，那就更是虛的，信息時代，香臭之間的轉換可以在轉瞬之間實現，耀眼的光環轉眼就化為烏有，變成頂風臭四十里。所以，事情都是相對的。當然，也可以腳底板抹油——一走了之。可是，到了那一步，惶惶如喪家之犬，生命的意義何在呢?只剩下生物學意義了，如流亡倫敦的別列左夫斯基，豈不哀哉?所以，中國人無論貧富貴賤，都要看清楚國際政治經濟大局和自己的位置：80%。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事情就怕捂著，說開了就好辦。《水滸》里林沖雪夜上梁山一回，王侖小心眼不容人，恨不得“殺異教徒”。而林沖是個有儒家文化、能忍耐而又綿里藏針的原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最后被逼不過，吼出一句“這梁山泊就是你王侖的不成?”一刀結果了那廝性命。俗話說：人怕逼，馬怕騎。逼急了就有辦法。越強大就越虛弱，越有錢就越怕死，本·拉登懂辨證法，看得沒錯。所以一個“恐怖主義”就讓美國頭痛不已，一旦“四面楚歌”，誰也受不了。這也是政治規律。
第三節 中華文明與和諧世界
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在當前“文明沖突”面前，關乎生死存亡，既然不讓韜光養晦，也就只能挑明了說話。在阿拉伯世界看來，本·拉登是民族英雄，也是當代一條有骨頭、有智慧、有辦法的一條漢子。其實何止阿拉伯世界，私下里為拉登叫好的不在少數。伊斯蘭文明在中世紀一直是俯視西方基督教文明的“高等文明”。但是1453年拜占廷帝國滅亡改變了世界力量對比，這一點與1991年蘇聯解體的國際政治影響有相似之處。拜占庭帝國滅亡，大航海運動興起，基督教文明于是交上了鴻運，乘勢而起，從此在近幾百年中阿拉伯文明的地位每況愈下。終于在二十世紀被迫走上“恐怖主義”道路。本·拉登有的是錢，本可以過自己的舒服日子，但是選擇現在的生活和斗爭方式，表明他是一個有理想的人，一個民族英雄。阿拉伯文明的歷史命運給了中華文明一個極好的警示。蘇聯解體，中國崛起，本不想出頭，到底還是成為出頭鳥。樹欲靜而風不止，奈何?其實這也是好事。按照湯因比的理論，強烈的挑戰可以摧毀一個文明，適度的挑戰足以刺激一個文明崛起。現在美國把中國當對手，當敵人，這是逼著中國崛起。不管中國想不想，愿意不愿意，反正都是一回事。但是世界熱點多，伊朗對美國正頂得厲害，俄羅斯已經公開與美英鬧翻，對著干，美國后院拉美也不消停。中國需要抓緊時機，統籌安排，又好又快地發展。從世界歷史看，中國的發展實在來得晚了些：中國剛剛起飛，世界已經是危機(人口、資源、環境、生態等)四伏了。即便如此，中國是過河的卒子，只能往前拱，也必須往前拱，而且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對內堅持維護大多數人的利益，也要保護少數人的合法利益，這樣才有社會和諧，才有民族團結興旺，才有國家富強發達和政治、文化昌明的前途，也才能崛起;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建設和諧社會，就要維護社會公正，以正壓邪，人心就有凝聚力，就有民族團結，國家就有力量，就不怕來自外部的挑戰和內部的壓力，就能維護獨立自主和國家民族利益，就會無往而不勝。總之，對于“文明的沖突”和“舊金山共識”之類的狂言，必須重視，需要“全民共識”，但不必過于憂心，也用不著與其爭論。橫豎都是一樣。北京大學的湯一介教授是一位值得敬佩的老先生，當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發表以后，湯教授立即撰文予以駁斥，并且引用老子的《道德經》予以批駁，主張“文明的共存”，其忠勇和學識都令人敬佩。但這是對牛彈琴。文明的沖突問題一開始就是國際政治問題，而不是文明本身的問題。磨刀比爭論更有意義。世界局勢就是這樣，中華復興又不可阻擋，這就需要中國看透，看透了，心態反倒放平了，也不必太當回事，做好自己的事情，天不會塌下來。做不好自己的事情，阿拉伯文明(國家)就是前車之鑒。
一、文明自戕是中國百年教訓
從世界范圍看，近代凡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一般都受到一個基本問題困擾：如何處理本土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沖突。在這個問題上，凡是走全盤西化道路的，遠的不說，僅亞洲如土耳其、菲律賓，后果都遠不理想。尤其是土耳其，把自己的文字都改掉了，一心一意加入西方，到現在搞得非驢非馬，歐盟進不去，伊斯蘭國家又回不來，豬八戒照鏡子——里外不夠人。全盤西化也是困擾中國百年的老問題。二十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有進步意義，也有副作用。原因是不打一下，西學進不來。但是不能“打倒”，打倒以后，中國人就“失去精神家園”了。所以，新文化運動以后的批孔，邊際效益遞減，越到晚近越成為中國人的“文化自戕”;而副作用卻越到晚近益發嚴重，“邊際效益遞增”。歷史證明，當時一些激進人士如胡適、劉半農、錢玄同等人也是“憤青”，打倒“孔家店”、“線裝書扔茅廁”以后，除了西化，也沒有高招。到了“文革”時期，實際上在現代化的文明轉型中已經成為“失路之人”，這次更狠，變成“砸爛孔家店”，砸爛了卻無以善其后，“四舊”破了個一塌糊涂，直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凈”，不要說“四新”，“一新”也沒立起來。所以，新文化運動以后的批孔，理論上不夠正確，方法論上陷入形而上學，實踐上造成副作用“邊際效益遞增”，越到晚近越成為中國人的“文明自戕”。在現代化的文明轉型道路上，在對待傳統文化上我們這個民族走了彎路，文化自戕是中國近百年的深刻教訓。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要全面認識祖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當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加強中華優秀文化傳統教育，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開發利用民族文化豐厚資源，加強對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護，重視文物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加強對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國優秀文明成果，增強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55)這段話，短短二百六十五個字，凝結了我們民族百多年的經驗教訓，充滿唯物辯證法的光輝，指明了在當代全球化和“文明的沖突”中我中華民族、中華文明前進發展的光輝道路。這段話至少有三個要點不容忽視，一是中華文化必須弘揚，這是基本立場和基本觀點，是前提。然后才是對傳統文化的全面認識，具體分析，使其現代化，而現代化是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等等。二是吸收各國優秀文明成果，包括西方國家，但又不獨西方一途，理論上無懈可擊，現實上有重大意義，妙極了;三是增強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這第三點，雖然語意含蓄，卻道出了我中華兒女壓抑多年的心聲，何等氣吞山河，振奮人心!想我祖國崛起之后，在國際舞臺上縱橫馳騁，中華文明浴火重生，如鳳凰涅磐(下木)，“兩個翅膀”，騰飛世界，我中華兒女也得以揚眉，一吐百多年的一口鳥氣!
讀者諸君，中國共產黨按照十七大這個路子走下去，還有什么話說?無論左中右，海內外，貧富窮通，總是中華兒女，血濃于水。在二十一世紀的“文明沖突”中，別無選擇，只有審時度勢，捐棄前嫌，聚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面旗幟下，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語)，這是全民族的共同利益。
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立論不可取，但是觀察不乏深刻。他認為，二十一世紀所有國家都面臨一個共同的問題，即這個國家的“現代國家形態”是否與其固有的“文明母體”具有親和性，是否能植根于其固有的文明母體。他認為，如果一個現代國家不能植根于她原先固有的“文明母體”，而是千方百計與自己的文明母體斷絕關系，力圖“換種”而進入一個本不屬于她的“其它文明母體”，那么這個“國家”就必然會成為一個“自我撕裂的國家”(Torn Country)，其前途多半是令人沮喪的。他的這個看法其實正是粱啟超當年提出所謂“國性”即“文明性”的著眼點。在粱啟超看來，并非所有的國家都有他說的“國性”即深厚的文明底蘊，相反，有些國家“本無國性”，有些國家則是“國性未成熟者”，這些國家雖然也可以進入現代，但其進入現代乃是以其原有文明的死亡為代價的，亦即文明意義上的“亡國”；而正由于原有的文明已死，這些國家往往面臨“欲孵化為一別體而不成”的問題，這也就是亨廷頓所謂“自我撕裂的國家”的意思。事實上，亨廷頓舉出的最典型的“自我撕裂的國家”的例子，正是粱啟超當年一再要中國人引以為戒的“欲孵化為一別體而不成”的土耳其。不同在于，粱啟超當年是在土耳其道路尚未完全展開的時候就已經預見到了土耳其“欲孵化為一別體而不成”的命運，而亨廷頓則是在二十世紀末目睹土耳其已完全陷入“自我撕裂國家”的困境時來總結其失敗的教訓。所以，梁氏是預見，亨氏是總結，高下立見;而且梁的預見早亨的總結一百年，誰謂中國無人?梁啟超的卓見今天仍具有警世意義。
逛書店乃文人一大樂趣，前不久看到國內近代最享盛名之學府的一本厚書，通篇論證孔子是“喪家犬”。筆者垂垂老矣，荷爾蒙消退，對所謂暢銷書視同超女之類，一般是不看的。既然網上罵聲一片，也就看看是何奇書，有何高論。翻開第一頁，一眼看到作者引英文homelose(失去家園)作批孔的論據，頓時倒了胃口。首先，中國人罵孔子由來已久，罵孔子“累累若喪家之犬”于今有兩千五百年歷史，《史記》也有記載，早已不新鮮。新鮮的是到英文中去“引經據典”，還以此鳴高，此種丟人現眼就太離譜了。孔子是與古希臘同時代人，古英語源于日爾曼語，比古希臘語至少晚一千年以上，而現代英語更是十五世紀以來的近代語言，比孔子晚兩千年。所以到英語的dog-homelose中去找孔子是“喪家犬”的依據是匪夷所思的，是荒唐得不能再荒唐的事。其次，這樣一來由于作者“文化自戕”的行為，本身無意中就變成了“全球化”沖擊下的“失路之人”，這是好聽的，不好聽的，就是dog-homelose了，豈不是自取其辱?說到這里，筆者對孔子當年挨罵時表現出的氣度倒是佩服。據《史記》載，鄭人對子貢污蔑夫子周游列國是“累累若喪家之犬”，”“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謂似喪家之犬，然哉，然哉!”可見，“喪家之犬”可視為夫子自道。別說學問、道德、人品，就論氣度，今不如昔，也差得忒遠了。
還有一件小事，也頗有趣。前一段網上傳言國家某部有人要學日本修改歷史教科書，否認岳飛是民族英雄，并為秦燴(木旁)喊冤，說是秦氏夫婦在岳飛父子墳前跪了千百年，應該還以人權，讓其站起來。因為這消息有來頭，我心想，這年頭思想混亂，保不齊會有人亂來。趕到西湖畔岳廟一看，岳公無恙，回來“報告”給學生。杭州人杰地靈，歷來有正氣，對岳飛崇敬有加，對秦氏夫婦不齒，但對“人權”一說，這些年“暖(西)風熏得游人醉”，學生頗感困惑。我當即解釋說：“什么人權?跪著就是秦燴(木旁)的人權。”師生頓時開懷大笑，豁然開朗。這也是當教師的樂趣。近聞貶岳揚秦的電視片已經拍成，如此看來這消息還頗耐人尋味，但我料這股風終不成氣候。傳說岳飛平反之后，有人撰寫一副對聯，描繪秦燴(木旁)與老婆王氏事敗后的對話。上聯說：“咳!仆本喪心，有賢妻何至若是。”下聯答：“啐!婦雖長舌，非老賊不到今朝。”有道是“妻賢夫禍少”，古今同理。所以此聯有傳世意義，抄錄于此，權當警世恒言。
二、強化憂患意識、民族意識和復興意識
中華文明幾千年歷經劫難而不滅，包括近百多年以來歷經劫難而不滅，反而于今重振崛起之風，是因為這個偉大文明所鐘出的民族的脊梁，代有傳人，不絕于史。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輝，這就是中國的脊梁。”(55)近年來思想界極為活躍，也極為混亂，批評甚至攻擊詆毀惡搞民族英雄包括魯迅成為時髦。魯迅是人不是神，當然可以批評。但是批評要有一個底線，就是中國人的立場。毛澤東說過：“批評要注意政治。”對魯迅這樣一個人物的評價，尤其如此，特別是在今天“文明的沖突”的歷史背景下。現在已經兵臨城下，人家把刀架在你脖子上，我們這里鬧著批魯迅，窩里斗，而且許多文章格調很低，污言穢語，真不知是何居心?這樣做，只能是親者痛仇者快。毛澤東說，魯迅身上表現出來的是半殖民地人民身上最寶貴的品格，也正因為如此，他稱魯迅是現代中國的圣人，而且是第一等的圣人。魯迅身上這個最突出最寶貴的品格，與抗日戰爭中一切愛國者心靈相通，所以毛澤東又說：“我在延安，夜晚讀魯迅的書，常常忘記了睡覺。”魯迅是民族英雄，毛澤東也是民族英雄，心靈相通，惺惺相惜，中國幾千年歷經浩劫而不亡，蓋因民族英雄，代有傳人。中國共產黨樹起魯迅這面旗幟，乃是出于救亡圖存的民族大義，可惜一些人不懂歷史。魯迅沒有一絲媚骨，他的硬骨頭精神是半殖民地條件下中華民族最寶貴的民族品格，也是今天在“文明的沖突”中最需要繼承和發揚的寶貴的民族品格。對魯迅不是不能批評，但凡批魯迅者，須先正心誠意。如某些沒有靈魂，不會思想，只會“碼字”的潑皮者流，偶有愚者一得，就把魯迅先生請出來，罵一通以為得意。這真是蓬雀之詛咒鯤鵬!
胡錦濤同志在2003年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講話中稱毛澤東為“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56)毛澤東同斯大林一樣，是有爭議的政治家，但是對民族英雄的結論，持異議的不多。其實，作為民族英雄毛澤東只是一個主要代表，而且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主要代表，中國共產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哪一個不是中華民族的英雄?所以，這個重要講話第一次使用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和“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這樣的重要提法，是有深意的。鄧小平同志晚年多次強調自己是“中國人民的兒子”，他無可爭議地是二十世紀在中國人民的革命和建設歷史上活動時間最久的民族英雄，更是新時期的民族英雄。需要強調的是，在毛澤東和鄧小平之間，在毛澤東的戰友中，另一位偉大的理應與之齊名的民族英雄，是周恩來。胡錦濤同志接著指出：“由于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是一項嶄新的實踐，人們對如何走出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還缺少規律性認識，加上當時嚴峻復雜的國際環境的影響，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發生過曲折，毛澤東同志晚年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正如鄧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所犯的錯誤，他的歷史功績永遠是第一位的。”(57)但畢竟“第二位的錯誤”帶來了“十年浩劫”，損失巨大。所幸對于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主要是周恩來(毛澤東的其他戰友們已經被打倒或“靠邊站”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盡可能地進行了大量婉轉的抵制、挽救、補臺等等工作，取得了重大的但未必人人看得見的成就。正是周恩來畢生的偉大貢獻，特別是他一貫以黨的事業大局為重，不謀私權私利、忍辱負重、相忍為國的高尚人格和情操建立了他在黨和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黨的威望由于“文革”而造成的損失，成為黨和國家在最困難條件下保持團結穩定的重要因素，成為黨心、軍心和民心的寄托。在“文化大革命”的內亂發生后，周恩來以“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無私無畏的民族英雄氣概，在極其險惡的政治環境中苦心孤詣地與“四人幫”八方周旋，折沖樽俎，殫精竭慮，斗智斗勇，拼著一生英名毀于一旦(生死早已在投身革命時置之度外)，也要拯救國家民族人民于苦難。終因他胸懷寬廣，目光遠大，周旋運籌有方，得以在身后迎來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偉大歷史性轉折。“文革”十年內亂中，周恩來相忍為國，大智大勇，獨撐亂局，致使黨和國家危而不亡，終有轉機。其護國保國之功，福澤萬代。此其在“文革”中的最大貢獻一;在珍寶島事件后中蘇關系處于萬分危機的千鈞一發之際，老人家拖著風燭殘年的癌病之軀，以中國古典式的高超政治智慧，萬分精心地謀劃運籌中美關系的戰略轉折，通過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四位老帥關于中美蘇大三角關系和戰爭問題的座談紀要，非常得體而又非常有力地終于促成毛澤東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外交路線的戰略決策，于危難中再次挽救了國家民族。此其二。這兩件至今使我們中華民族享受其余蔭而又福澤萬代的驚天偉業，是老人家在生命的最后幾年，在極其險惡的政治氣氛而又極其孤立的環境中，以及在萬般屈辱之下，為他所至愛的黨和國家、民族、人民默默地作出的最后的無私的貢獻。我以我血薦軒轅。他明知人們難以理解這一點，甚至會向他的英名潑臟水，但是他問心無愧了，他太累太累了，他終于要休息了。毛澤東和周恩來，這兩位世界級的歷史巨人，是中華民族輝煌燦爛的萬年文明史，和中國人民追求民族獨立、解放斗爭的悲壯的一百三十六年(1840-1976)近代史，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殖民主義和反動派的艱苦卓絕的二十八年的革命斗爭、以及新中國建國以后曲折復雜的二十七年社會主義建設的現代史所鐘出來的兩位偉大的民族英雄。他們是中國共產黨為中華民族作出的無可磨滅的歷史貢獻的人格化體現，他們是中國近代歷史上兩座相輔相成、并駕齊驅的山峰，是中華民族和中國共產黨的一筆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他們兩位偉大的政治家合作一生，奮斗一生，春蠶到死絲方盡，臘炬成灰淚始干，是當代中國政治史的一曲悲壯的“絕唱”。毛周相提并論，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貢獻和光輝形象才能完整。正因為“毛澤東同志晚年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胡錦濤同志講話的提法)，導致“十年浩劫”，加以黨的八大以來指導思想上的“左”的錯誤，所以胡錦濤講話中使用“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這樣的重要提法，應是有其特定含義，不是偶然的，也可以理解為毛周并論，這樣黨的事業和形象才完整。尼克松在1976年說，沒有毛，中國革命的火炬不能點燃;沒有周，中國革命會被大火燒成灰燼。這真是入木三分的評論。所以，由于建國以后二十七年這段歷史，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這段歷史的特殊性和復雜性，周恩來護黨、護國和保國的歷史作用尤為重要，也尤其難能可貴。可惜現如今許多人，包括一些前些年受盡“主流”打壓，近幾年終于當紅的學者朋友，如我當年的同窗學友、一起患難住院的病友、一幫在宿舍里切磋學術和吹牛放炮的“吹友”，現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的揚帆先生，都只知毛，不知周，更不理解或不完全理解在極其錯綜復雜的歷史條件下和極其微妙敏感復雜的關系中毛與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合作、分歧和具有中國特色的相處方式以及各自在歷史(主要是“文革”)進程中實際所起的偉大作用。他們似乎用樸素的感情代替理智，似乎忘記了毛澤東的戰友們的重要貢獻;忘記了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依托的是一個眾多民族精英領袖組成的團隊，是沒有共產黨才“沒有新中國”;也似乎忘記了“毛澤東同志晚年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的嚴重錯誤”，恰恰是因為他脫離了實際，脫離了人民群眾，也脫離了他的主要戰友。他們不知道沒有周，“文革”的災難會導致“中國革命會被大火燒成灰燼”;他們似乎沒有想到，周當時是毫無憑借，是孤軍奮戰，是“以一人敵一‘國’”!沒有周的高瞻遠矚和歷史作用，中國革命會毀于“文革”的災難而萬劫不復，如何順利地迎來歷史的轉折?他們似乎更沒有想到，如果沒有身處“文革”政治斗爭的險惡困境和難以想象的長期工作重壓對周身體的摧殘，如果天佑中華，再假周十五至二十年陽壽，以周治國的高瞻遠矚和政治圓熟，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偉大航船會航行得更加平穩和順利，有些事何至于走到極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這里提到老同學揚帆教授，絕無惡意。相反，筆者對揚帆教授近年來的成就深感欽佩，對其許多非主流觀點特別是關于國家安全的觀點深表贊同，對其比筆者還不可救藥的某些個性也略表善意的勸告。
“文明的沖突”時代呼喚民族英雄。中國歷史上英雄輩出，現代史上以孫中山、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和他們的學生為代表的中華英雄兒女前赴后繼，終于迎來中國崛起的歷史時機，在現代中華民族旗幟上的這四位民族英雄足以領袖群倫，號召海內外炎黃子孫。當代中國真正的民族精英正在續寫這一英雄譜。當前，中國需要強化自己的憂患意識、民族意識和復興意識，中華民族是一個完整統一的利益共同體，包括臺灣和三千萬海外炎黃子孫。其實近代資本主義全球化興起以來，幾百年中影響國家關系的主要的社會力量還是民族利益和民族主義，只不過在二十世紀被意識形態斗爭所掩蓋起來，現在又被各種各樣的“化”掩蓋起來：全球化、國際化、一體化、西化、分化、普世化、美國化，等等，等等。這些“化”，有機遇，有風險，需要分辨。從國際政治上看(文化、意識形態都是政治)，最大的風險，千變萬化，不離一化，就是美國化。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崛起和中華復興，目前也是最佳時機，也是關鍵時刻。關鍵看怎么走，走得好就是崛起和復興，福澤萬代;走不好就不堪設想。全球化的今天，休存“分久必合”的夢想。所以，強化民族憂患和復興意識，包括所有的國人在內。中國不是日本，日本的少數精英集團，雖然不是盎格魯·薩克遜，但在經濟政治上早已同西方主流利益集團“混合生長”，聯為一體，他們在西方為未來設計的利益格局的“政治包廂”中或許(僅僅是或許)已經為自己和后人預留了席位。中國的后發劣勢決定，中國的封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國際壟斷資本集團面前，是“弱勢群體”，具有先天的軟弱性，這在毛澤東在八十年前所作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中有深刻的論述，至今有現實意義。中國現今的民族資本，一旦離開統一強大的主權國家支撐，靠單打獨斗，在國際市場上風險極大，很難有所作為。
當前，中國需要強化憂患意識、民族意識和復興意識。說到民族意識，是指中華民族意識，而不是指漢族意識，也不是指少數民族意識。中國幾千年歷史和世界近五百多年全球化的歷史都表明，民族數量是越來越少，民族規模是越滾越大，民族融合是主要趨勢。但是全球化不可能融合成一個民族，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完全不同，即使相互借鑒融合，最終也只能是和而不同。更何況，人家不想與你融合，而是想“化”之。同時，歷史證明，民族融合是強國之路，民族分裂是取敗之道。美國最初從北美十三州發展到現在五十一州，是不分民族的，各色人等都是一個民族——“美利堅族”。歐盟從最初六國到現在二十七國，也是這個路子。其實這不過是中國歷史上秦漢以來的路子：書同文、車同軌、統一貨幣、統一度量衡，這在當時是一個很了不起的貢獻，而且功垂久遠，福澤當代。現在中國仍有五十六個民族，將來民族界限消失，匯成一個中華民族，這就叫有容乃大。海外學者唐德剛先生指出，清廷改滿州和新疆為省，民國改內蒙為省，是符合中國歷史改土歸流的歷史潮流的。建國以后恢復為少數民族自治區，是照搬了蘇聯模式，留下了亂源。(58)筆者以為這個批評不無道理。當然，也不是沒有可商榷之處。例如說這種做法是照搬蘇聯，雖然不無根據，其實當時也不乏團結少數民族的政治上的考慮。但是從世界各國包括我國歷史的發展趨勢看，改土歸流是正途，這一點完全正確。一段時間以來，社會上興起“漢服熱”，這對于挖掘傳統服飾文化，豐富人民生活，弘揚傳統文化，本無可非議。但是它反映出一種強調民族差別的思潮，卻是與民族融合的進步歷史方向相背離的。所以，寧可叫華服，也不宜叫漢服(當然需要少數民族認可)，尤其是如果上了奧運會，叫漢服就更不妥。即使如季羨林教授說，奧運會開幕式上推出孔子，也是作為中華文化的代表。所以，漢族也好，少數民族也罷，都不應過于強化自我意識，既然“五十六個民族，五十六支花，五十六個兄弟姐妹是一家”，那就干脆通稱中華兒女，同作一個炎黃子孫，有何不好?
唐德剛先生是蜚聲海內外的華人學者，胡適的大弟子。對唐先生的大才和功力，筆者佩服之至。但是對先生的某些政治觀點，筆者不敢茍同，例如先生追隨胡適，且長期生活在海外，其好處是旁觀者清，有很多真知灼見，并占有大量珍貴的資料，文風也獨樹一幟。由于先生是一個自由主義學者，胡適的高徒，政治上不免存了先入之見;加以去國以后，長期缺少大陸生活的切身體驗，故對新中國歷史和對共產黨不免存有一些偏見。但是瑕不掩瑜，對唐先生的中華海外愛國赤子情懷和民族觀點，筆者推崇備至。例如他說：“所以我們亞裔學人，如無視這一歷史上，不可避免的新發展(指美加墨一體化和歐盟東擴形成的世界白人對有色人種國家形成的“包圍圈”——引者)，而跟著‘歐洲中心主義者’(Eurocentrists)，去胡吹什么‘中國威脅論’，或自命清高，去反對什么民族主義，以及去亂搞點什么‘中國也可以說不’一類小兒科的宣傳，都是吠非其樹(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也。
朋友，他們應該反對的，不是我們那個可憐巴巴的中華民族主義，把十二億華裔受盡百年屈辱之后，所發生的一點兒望治之心，看成今后的‘黃禍’(Yellow Peril)，老爹，稍有心肝的華裔知識分子，何忍出口?在‘后現代’的世界里，朋友，我們的中華民族主義恐怕還不夠資格當‘黃禍’呢!替那個不聲不響的，卻排山倒海而來的‘新亞利安世界秩序’(New Arynized World Order)，做一點未雨綢繆的制衡工作，才是我們在新世紀的當務之急呢;而這項工作，筆者不學，恐怕也正是我華裔不可自棄的發展方向呢!”(59)這段話，對于一些懵懂的國人，不啻為青天霹靂。其發自海外學者的議論，固然是旁觀者清;但作為炎黃子孫，又何嘗不是愛國情深，杜鵑啼血，讀來無法不為之動容。
在強化民族意識方面，歐洲國家普遍做得好。這與這些國家的殖民歷史有關，他們對全球化毀滅民族性的問題有深刻理解，所以從十九世紀就注意保護本民族文化，借以加強國民的民族意識。他們對于自己民族的歷史和文化的珍視，從星羅棋布的各類博物館、紀念館、名人故居、古建筑等等可見一斑，與中國城市許多地方推倒文物古跡的“拆”、“拆”、“拆”呈鮮明對照。有人揶揄：中國的英文名字叫China，讀起來就象是“拆——哪”。西方對建博物館這類文化基礎設施舍得花錢，參觀博物館同上劇院看戲一樣，蔚為風氣。德國總理默克爾，筆者對此人“不感冒”，但是又不能因人廢言，她說：“在全球化時代，知道我們的來歷，根在哪里，哪些藝術家在過去為我們創造了什么，這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了解歷史，才能夠創造未來，即使在網絡時代，多去博物館永遠是值得的。”(60)西方發達國家全球化不忘作“民族人”，發展中國家全球化急忙忙爭當“國際人”，其實是只能作“黑皮白心人”或“香蕉人”。想作西方人，心情可以理解，結果是拼死做不到，落得畫虎不成反類犬。麥克爾·杰克遜原本是美國人，雖是黑人，長相也不錯，偏要“漂”成白人，結果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成為全球化條件下文化沖突造成弱勢文化載體自我異化和人格分裂的一個典型。近現代史上，作為個人，這種例子比比皆是;作為民族國家，亞、非、拉都也不乏先例。這是全球化時代發展中國家失去自我、亡國滅種的取敗之道。
現實要求中國強化憂患意識、民族意識和復興意識。世界已明顯感覺到中國人日益提高的民族自信。中國只要沿著黨的十七大所指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走下去，不消五十年，到本世紀中期，勝算是一定在我。如今中華復興勢不可當，即使有個把陷阱，走一點彎路，也不要緊。許多人擔心中國“拉美化”，但是中國不是拉美。拉美沒有自己的文化，拉美文化是印地安文化，早滅了。現在所謂拉美文化，是葡萄牙人的歐洲文化的變種，是西方文化的邊緣。拉美落入全球化陷阱，兩百年不能自拔，有深刻的文化原因。夸張一點說，中華文明中“君子自強不息”六個字就足以救國強國。這些年雖然成就很大，吃虧不少，但是有黨的十七大精神指引，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城一池地扳，集腋成裘，不信春風喚不回。大多數中國人只向往富強，不向往與西方同化，許多人不明白“文明沖突”的政治含義，要宣傳教育，愛國心人皆有之，需要因勢利導。搞好了，現在社會上崇洋媚外媚美的惡俗一定可以扭轉，國勢富強，上行下效，可以移風易俗。心隨勢轉，這是規律，香港回歸十年來社會風氣變化就是明證。反腐敗就搞不定?近的如香港、新加坡;遠的如馬克·吐溫筆下十九世紀美國“鍍金時代”，什么腐敗、投機詐騙、假冒偽劣，烏煙瘴氣的事多了。后來嚴格實行法制，也大都得到治理。香港和外國能做到的，中國遲早也能做到。有趣的是，由于《鍍金時代》揭露了當時美國東部的投機商、企業家和官員包括議員相互勾結的“鐵三角”掠奪國家和人民財富的黑幕，出版后反響強烈。馬克·吐溫在一次飯局上回答記者關于小說真實性的提問時，可能借著酒勁兒，不小心罵了一句“美國國會中有些議員是狗婊子養的”，激起議員公憤，紛紛要求道歉。事后可能酒勁過去了，馬克·吐溫被迫聲明：“日前本人在酒席上發言，說有些國會議員是‘狗婊子養的’，事后有人向我興師問罪。本人再三考慮，覺得此言不妥，特登報聲明，并對原話修改如下：‘美國國會中有些議員不是狗婊子養的’。幸祈見諒。”此事鬧得議員們苦笑不得，自取其辱，讀者無不開懷，后來終于不了了之。筆者不通美國文化，不知道“狗婊子”是個什么來歷，是否狗與婊子有什么關系也未可知。總之“狗婊子議員”一定不是個東西。中國現在也是“鍍金時代”，是否也有“狗婊子議員”，這倒不一定，但總要用大腦而不是用“下半身”寫作，而且少寫一點“豐乳肥臀”，多出兩個馬克·吐溫，就好了。
三、“和諧世界”與“秩序世界”
其實，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前后，美國和蘇聯的霸權地位幾乎同時開始衰落。兩極世界體系不可避免地開始向重建世界秩序演變，蘇聯后來撐不住，如果能作有智慧、有秩序地撤退，也不至于輸得那么慘。在美國一方，美國無力維持布雷頓森林體系，是美國衰落的外在標志，容易被看到。但是美國由此可以隨意發行美圓，又獲得了從全世界為自己輸血的機制，在很大程度上修補了美國霸權，雖然不可能從根本上鞏固其霸權，但是這一點因為在“暗處”，又屬于專業性很強的金融問題，一般人不了解，所以曾長期被人們忽略。七十年代蘇聯提出發達社會主義，表面上風光，內里在迅速腐敗衰落，被美國看在眼里，喜在心頭。美國下決心在自己徹底衰落之前通過“負債經營”擊敗蘇聯，獲得勝利，就可以通過重建“世界新秩序”，通吃世界，撈回老本，挽救霸權，維持久遠。蘇聯解體以后，俄國人終于悟出了這一點。原蘇聯列寧格勒大學歷史學系主任、歷史學家弗羅亞諾夫指出：“只要冠以蘇聯之名的俄羅斯帝國存在，那么‘世界新秩序’的計劃就不可能取得勝利。要么戰勝蘇聯，要么承認自己的計劃破產。這個計劃于20世紀下半葉已進入加緊實施階段。因此，‘世界的幕后力量’決定消滅蘇聯，而國內正在進行的改革為其提供了契機。這場改革不僅是‘全球化’的一個重要階段，所有這一切從本質上來說不是別的，正是通過建立世界新秩序將一切陳舊的變成適應現代生活的。一場將世界國際化的運動正在進行，20世紀所發生的所有重大歷史事件都是這個進程的表現。”(61)盡管這是事后諸葛亮，也是深刻有益的見解。果然，1991年蘇聯解體以后，世界秩序重建提上日程，1995年的“舊金山共識”就是為美國為首的西方重建世界秩序定調。蘇聯解體后，美國立即以中國為對手，戰略大計早就定了，只是被半路殺出的程咬金——本·拉登干擾了一下。至于對華政策長期在“戰略合作伙伴”和“競爭對手”之間搖擺不定，模糊不清，只是表明美國對華政策沒有明確定位。經過長期觀察思考，2005年美國前副國務卿佐利克提出了“利益攸關者”。后來又不放心，即在前面加上“負責任”三個字，等于給孫悟空戴個“金箍”，于是美國用“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算是給中國在擬重建的世界秩序中安排了“席位”，每年都要念上幾遍“緊箍”咒”。
對于美國給中國安排的“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席位，中國一直沒有正面表態。在實際行動上中國是尊重美國利益的。但是美國要活的好，至少也得讓別人活，不能一個勁往死路上逼。中國戰爭時期有一條重要的歷史經驗叫作“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這條經驗仍然有用。現在搞“和平與發展”，需要中西對話交流，但是“求同”不能忘了“存異”，和平也需要斗爭。歷史經驗表明，以退讓求和平則和平亡，以斗爭求和平，則和平存。能戰方可言和，言和更須備戰。這是周總理當年在中美建交時刻的名言。這方面蘇聯和中國都有經驗教訓。中國對于待建的世界秩序當然有自己的理解。2006年胡錦濤同志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中講了中國的傳統價值觀以及近代中國人民在為民族解放和富強奮斗的歷程中形成的價值觀，也包括與西方進步價值觀的接軌。這等于間接回答了“舊金山共識”。因為“舊金山共識”具有的反人道性質，即使在西方也不能公開討論，畢竟只是極少數超級富豪階級的共識。緊接著，胡錦濤同志在沙特阿拉伯又提出和闡述了中國關于“和諧世界”的構想，包括第一，建立和諧世界，必須致力于世界各國的和平共處;第二，建立和諧世界，必須致力于實現全球經濟的和諧發展;第三，建立和諧世界，必須致力于實現不同文明的和諧進步。中國的“和諧世界”是對美國的“秩序世界”的回答;中國的“文明的和諧進步”是對美國的“文明的沖突”的回答。中國共產黨近年來提出的“和諧社會”和“和諧世界”是兩個涉及內外政策戰略目標的偉大構想，既具有極為重大的政治意義，也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是理解中國內外政策變化的重要依據。
無論從價值觀、哲學基礎和權力結構來看，中國提出的“和諧世界”與美國構想的“秩序世界”都有根本不同。按照中國傳統說法，“和諧世界”是王道政治，“秩序世界”是霸道政治或霸權政治。雖然“道”不同，但王道與霸道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的。沒有實力的王道沒人理你，也就不成其為“道”;一味逞霸，想通吃天下，既做不到，也行之不遠。從近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經驗來看，也是如此。十九世紀的英國是世界霸主，也不能獨家通吃世界，也需要承認列強的利益，才有“劃分勢力范圍”和“利益均沾”一說。同樣二十世紀末，蘇聯解體刺激了美國一些人的胃口大開，想贏家通吃，雖然其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實際上一個伊拉克美國占領了四年都難啃下來，“通吃世界”的想法就更不實際。美國作家弗里德曼最近撰文指出，當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反秩序力量”沖擊“秩序世界”，美國已經在伊拉克戰敗，必須依靠全世界來支持以維持秩序。他呼吁歐洲、中國、俄羅斯、和中東國家不要隔岸觀火，要幫助美國一起收拾殘局。(62)所以美國需要調整對“秩序世界”的構想。實際上，“和諧世界”與“秩序世界”兩者之間不僅具有密切的聯系，而且在兩種架構之間和中美兩國利益之間有許多重合之處。首先，“和諧世界”也是一種“秩序世界”，不過是另一種“秩序”，是多極、多元秩序，是平衡秩序，而不是霸權秩序。其次，“和諧世界”既是一個世界發展的中長期目標，也是一個需要各國多極共同努力爭取的實現過程。而“秩序世界”似乎又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階段，但不可能是一個戰略目標，毋寧說是一個現實目標或“戰術目標”。“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不是一頂什么桂冠，而是個籠頭，對此中國心里有數。但是這個國際政治概念反映了中國復興過程中需要經歷的國際權力結構變化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中國與美國有共同利益。即使在將來的世界體系中，即使有人想用西方文明統一全球，搞類似全球羅馬帝國什么的，也趁早別白日做夢。在亨廷頓列舉的八種文明中，其它不論，就中華文明自身而言，復興是唯一的選項，沒有別的前途。所以，中國和美國都有自己的位置和利益，雙贏是最明智的選擇。對此，還是“旁觀者清”。前德國駐華大使康拉德·賽茨指出：“美中關系不同于冷戰時期的美蘇關系，他們既是競爭對手，又是合作伙伴。保持這種關系的平衡，要求雙方要有冷靜的理智和均衡的利益。美國不僅要把中國‘納入’世界政治和世界經濟的現存體系中，而且要賦予他領導地位。中國也要承認美國在東亞和太平洋區域的大國地位。”(63)賽茨的觀點比較理智，大概可以理解為歐洲人對美國提出的“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這一新概念的一種解讀。其實，中國“決不當頭”是出自真心，不是矯情;而且中國從自己的歷史經驗中也深知“領導地位”是自然形成的，不是誰“賦予”的。關鍵是中國在國際上有自己的正當利益，這是應當受到尊重的。
旅美印度學者譚中先生認為，“中國要實現‘和諧世界’的理想就必須從‘秩序世界’的現實著手努力”，是中肯之論。譚中還指出：“小布什將是人類歷史上最霸道的總統”，現已從白宮的“跛足鴨”成為“烤鴨”，被民主黨控制的國會百般玩弄。美國“骨子里最自私，只要‘我榮’，不要‘人榮’，這是大喊‘中國威脅論’和‘印度威脅論’的美國人的內心底牌。”(64)這叫作旁觀者清。從當前形勢發展的趨勢看，美國需要調整自己的思路和政策，其趨向有可能導致“秩序世界”與“和諧世界”兩種構想的接近。不過這恐怕要等到下一屆美國總統任期了。
注釋：
① 參見(美)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第1卷，第56-57頁，臺北，遠流出版社1998年版。
②(美)菲利普·李·拉爾夫等：《世界文明史》中譯本，上卷，第262頁，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
③ 同上。
④(美)唐德剛：《史學與紅學》，第2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⑤(德)康拉德·賽茨：《中國：一個世界強國的復興》，中譯本，第9頁，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
⑥ 轉引自上書，第12頁。
⑦ 同上，第13頁。
⑧ 同②，第538頁。
⑨ 同⑤，第14頁。
⑩胡錦濤同志在中國共產黨十七大上的報告，2007年10月25日《人民日報》。
(11)同②，第531頁。
(12)《管子·牧民》
(13)同②，第475頁。
(14)《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15)“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見《論語·憲問篇》。“以直報怨：直者直道，公平無私。我雖于彼有私怨，我以公平之直道報之，不因怨而加刻，亦不因怨反有所加厚，是謂直。”“以德報德，人之有德于我，我必以德報之，亦即直道也。然德不論厚薄，‘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若計較厚薄以為報，是非以德報德，乃以利償利矣。此又小人之至私至薄，非所謂報德。”見錢穆：《論語新解》，第381-382頁，三聯書店2002年版。
(16)(美)漢斯·摩根索：《國家間政治：權力斗爭與和平》，中譯本，第386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17)同上，第388頁。
(18)同⑩。
(19)《舊約·創世紀》，第17章立割損禮。
(20)轉引自(德)康拉德·賽茨：《中國：一個世界強國的復興》，中譯本，第46頁，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
(21)同上。
(22)同上，第46-47頁。
(23)同上，第48頁。
(24)同上。
(25)(德)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第一卷，中譯本，第39頁，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版。
(26)同上，第39-40頁。
(27)同上，第40頁。
(28)(美)吉米·卡特：《我們瀕危的價值觀：美國道德危機》，中譯本，第2-4頁，西北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29)同(20)，第15頁。
(30)同(25)，第23頁。
(31)參見譯者吳瓊的中文版導言，同上書，第23-24頁。
(32)(英)湯因比：《地球的繼承者》，紐約《地平線》雜志1974年夏季版。
(33)王勃：《滕王閣序》
(34)(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中文版序言，第一卷，第1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5)同上。
(36)同⑩。
(37)同(34)。
(38)(美)喬治·索羅斯：《美國霸權的泡末》，中譯本，第86頁，商務引書館2004年版。
(39)同上，第78頁。
(40)王義桅：《中美都姓全球化，相煎何太急》，2007年8月8日《環球時報》。
(41)同(38)，第80頁。
(42)轉引自王小強：《史無前例的挑戰》第20頁，臺灣，大風出版社2006年版。
(43)同上。
(44)同上，第44頁。
(45)同(38)，第81頁。
(46)(美)羅伯特·吉爾平：《全球政治經濟學：解讀國際經濟秩序》，中文版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7)(美)吉米·卡特：《我們瀕危的價值觀：美國道德危機》，中譯本，第26頁，西北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48)同上，第26-27頁。
(49)(美)洛朗：《布什的秘密世界》，第11-19頁。轉引自王小強：《史無前例的挑戰》，第185頁，臺灣大風出版社2006年版。
(50)(美)喬治·索羅斯：《美國的霸權泡末》，中譯本，第147頁，商務引書館2004年版。
(51)同上，第147-148頁。
(52)《毛澤東選集》，第110頁，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53)《論語·里仁篇第四》
(54)同⑩。
(55)魯迅：《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魯迅全集》第6卷，第118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6)胡錦濤同志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座談會的講話，2003年12月27日《人民日報》。
(57)同上。
(58)(美)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第1卷，第18頁，臺灣，遠流出版社1998年版。
(59)同上，第58-59頁。
(60)轉引自徐迅雷：《博物館滋養國民素質》，2007年6月26日《環球時報》。
(61)轉引自(俄)羅伊·麥德維杰夫：《蘇聯的最后一年》中譯本，第240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
(62)轉引自(美)譚中：《‘和諧世界’與‘秩序世界’》，新加坡《聯合早報》，2007年5月19日。
(63)同⑤，第313頁，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
(64)同(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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