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辛氏的“民主社會主義”論
——馬克思主義叛徒“反水”的一塊遮羞布
目錄
辛氏編造了一個彌天大謊!
“民主社會主義”就是機會主義
馬克思、恩格斯對機會主義的批判
民主社會主義的鼻祖與變異
民主社會主義為何得以“風光”?
民主社會主義的破產
辛氏《紅太陽的隕落》開篇，就是謝韜撰寫的“序言”：《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它集中概括與發揮了辛氏在“導言”與“結束語”中的“理論”敘述，這是辛子陵一類的馬克思主義叛徒“反水”的遮羞布，也是他們投靠帝國主義、修正主義集團的“投名狀”，更是他們在中國搞“和平演變”，鼓吹復辟資本主義的政治綱領。
辛氏編造了一個彌天大謊!
在“謝氏序言”中，辛子陵之流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招牌，精心編造了一個“故事”，扯了一個彌天大謊!他們說：
“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是“馬克思主義的最高成果”!(《紅太陽的隕落》“導言”)
二戰后的世界已經出現一種“以瑞典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它已在三種社會制度的“和平競爭”中“勝出”(另兩種制度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制度;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制度——即暴力社會主義)。說什么“競賽的結果是民主社會主義勝利，既演變了資本主義，又演變了共產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正在改變世界”，當今世界已走上了“第三條道路”。并認為：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是繼承和發展的關系，而不是推翻和消滅的關系”(按：這里，他故意忘記了歷史上任何社會制度的改變，都是“推翻與消滅”的關系，從封建制度到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歷史上，不就發生了像英、美、法那種“推翻和消滅關系”的資產階級革命?)，因此，必須告別革命。還認為：
“我們習慣稱之為發達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都已成為新資本主義，不同程度地民主社會主義化了”(《紅太陽的隕落》第722頁)，因此，也沒有必要進行任何革命斗爭了!
“20世紀20年代以后，英、德、法、瑞典、挪威”搞起了“民主社會主義”;其后，美國也搞起了“民主社會主義”——“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的羅斯福總統就大膽引進了民主社會主義政策”。(按：這里暴露了謝韜的無知!他連1929年時美國總統是誰也不知道，妄言美國歷史。他竟然讓羅斯福提早4年擠掉了剛上任的胡佛總統進入白宮做總統，這真可謂是謝韜式改妝歷史的杰作!)“以英國工黨首相布萊爾和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為代表提出的‘第三道路’是修訂版的民主社會主義”。(《紅太陽的隕落》第722頁)
西方世界正因為搞了“民主社會主義”，所以它們能夠“在老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生產力的大發展和調節分配，基本上消滅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和體腦勞動的差別，鑄就了民主社會主義的輝煌。這一成就使蘇聯模式的暴力社會主義黯然失色。這是促成蘇聯和東歐國家‘和平演變’的根本原因”(妄圖否定蘇聯解體與東歐巨變是：內部修正主義“和平演變”的破壞，外部帝國主義顛覆的事實)。
據說，20世紀末，主張“民主社會主義”緣由的馬克思主義“正統”——社會民主黨，已“在大多數歐洲國家競選執政”，取得了“使歐洲和平進入民主社會主義的歷史性成就”;“歐盟十五國中英國、法國、德國、瑞典、芬蘭、奧地利、葡萄牙、荷蘭、意大利、丹麥、希臘、比利時、盧森堡等十三個國家是社會民主黨或工黨執政”，“世人驚呼歐洲紅潮涌動”!
又據說，美國也已“民主社會主義”化了!“美國參眾兩院有61名民主黨議員是‘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民主社會主義把美國‘赤化’了!2000年冬，布什、戈爾競選總統的時候，記者訪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里根時代的主要經濟顧問弗里德曼，這位八十八歲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大師出語驚人：無論布什還是戈爾入主白宮，‘美國都會溜向社會主義’，區別只不過是，如果布什掌權，可能溜得慢一點，戈爾掌權，可能溜得快一點。”(《紅太陽的隕落》第723頁)
一句話，辛子陵之流認為：這個世界早就是“民主社會主義”化了!“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正在成為人類共同認可的道路，將人類帶入一個和平發展的新世紀。”(《紅太陽的隕落》第725頁)你信嗎?
反之，辛氏之流全盤否定中國共產黨人在毛澤東領導下的努力與斗爭，全盤否定新中國建國以來的前30年歷史。認為解放后的前30年，中國一直在搞“以暴力為后盾的空想社會主義”;只有現今的“改革開放”，才是中國“從空想社會主義迷途回歸民主社會主義，是自西方現代文明誕生以來人類社會的第二次大進步”。因而，他們公然喊出：“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還據說：
“民主社會主義剔除了馬克思主義中的空想成分，使馬克思主義由空想變成了現實。作為活著的馬克思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生根的馬克思主義，是給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帶來高工資、高福利的民主社會主義，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烏托邦。當代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上寫的是民主社會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是堅持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民主黨人既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又代表全社會的共同利益，有廣泛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末了，辛氏公然提出要把“中國共產黨改名為中國社會民主黨”，(《紅太陽的隕落》第746頁)其氣焰何其囂張乃耳!
辛氏還以“祖師爺”的口氣教訓中共領導人：
“不是挑起階級沖突，激化社會矛盾，而是把社會各階級團結起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在社會財富總量的不斷增加中，調節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紅太陽的隕落·謝序》)
“共同富裕不是讓有產者變成無產者，而是讓無產者變成有產者;不是讓富人變成窮人，而是讓窮人變成富人。這是社會民主黨人治理國家的總的思路。”(同上)
辛子陵之流編造的“故事”，確實娓娓動聽，但他們所販賣的“狗皮膏藥”——“民主社會主義”，卻全是騙人的天大謊言!
第一，這個世界哪有像他們描繪的那樣“美好”?已走上“人類共同認可的道路”——“民主社會主義”。
事實上，近代資本主義世界從形成的一天起，就把世界分裂成為兩個部分：以英美法俄德日意(現今的八國集團是其歷史的延續)為代表的少數資本主義宗主國的部分;以亞非拉地區大多數國家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附庸的另一部分。宗主國同附庸國兩者的關系，除了是少數國家與多數國家的關系外，留下的就是：軍事上是征服、屠殺與被征服、被屠殺的關系;經濟上是剝削、掠奪與被剝削、被掠奪的關系，政治上是統治、奴役與被統治、被奴役的關系。
二戰以后，世界格局在形式上雖然有變，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本質不變。只是在世界范圍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解放運動浪潮的沖擊下，資本主義宗主國變成了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廣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庸國家變成了落后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而已。
二戰后，僅僅因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對立與冷戰，保持著“恐怖平衡”，才沒有爆發世界大戰，但局部戰爭始終沒有停止過。這些局面戰爭，就其多數來說，其最終目的，還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爭奪和控制第三世界。實質上，這些戰爭就是新時期變相的殖民主義戰爭。
據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1988年4月透露，二戰以來死于各種武裝沖突的共有1,700萬人，涉及1/4的國家，550萬士兵。另據撒切爾辦公室列舉的武裝沖突數字，自1945年至1982年共149次。1945年以來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局部戰爭，包括國內的軍事政變中，死亡人數2,300萬人，流離失散的上千萬人。(以上數字，均參見黃安年：《當代世界五十年(1945—1995)》，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列寧說：“帝國主義就是戰爭”。在當今，霸權主義就是戰爭。只要看看進入新世紀以來發生較大的戰爭，如2001年阿富汗戰爭，2003年伊拉克戰爭，2011年的比亞戰爭等，都是美國霸權主義伙同西方發達國家一起發動的。其發動戰爭的“理由”，竟然是：因為阿富汗政府不愿向美國引渡恐怖主義分子拉登;因為小布什認定伊拉克藏匿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因為卡扎菲鎮壓反對派叛亂，在西方看來是“不人道”的，為了保證利比亞的“平民安全”云云。實質上，這些都是“狼要吃羊”的借口罷了，背后就是霸權主義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私利。
說白了，第三世界國家，凡有不順從霸權主義的，你就得挨打、受欺，這就是當今的世界格局。正是憑借著這樣一個世界格局，才保證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利益。
必須明確：美好的“民主社會主義”，其實只能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專利”(像北歐瑞典等發達的資本主義小國則更有條件)，對占世界人口大多數的廣大第三世界——落后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來說，無緣!
道理很簡單，因為資本主義——包括任何剝削制度，它只能使少數人發財，讓多數人受窮。在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里，同樣也只能讓少數發達國家發財，多數不發達、欠發達國家受窮。美國總統奧巴馬曾講過一句發人深省的名言：
“如果10多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將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奧巴馬2010年在訪問澳大利亞前在白宮接受澳大利亞電視采訪時的講話》)
就現今來說，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可以通過科技優勢、貿易優勢、金融優勢，直至軍事優勢，可以從第三世界“賺取”巨額利潤，從而“轉化”為國內的福利體系;但對廣大的第三世界——落后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來說，由于歷史上殖民地附庸“命運”所決定的落后現實，它們只有“輸出”巨額利潤的“份”，卻不會有“賺取”巨額利潤的機會。
據《中國經營報》2013年5月25日報道，5月20日，“高盛”在香港場外市場以每股5.5港元出售其持有的大約15.8億工商銀行H股，單日套現11億美元!事實上，自2006年起，美國利用它的金融優勢，僅在中國股票市場投資“四大行”IPO，這些金融巨鱷就不費吹灰之力，狂賺千億美元!反之，中資在美國投資“兩房”，卻把數千億美金打了水漂，輸得血本無歸!
什么原因?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條，國際金融市場的主導權控制在它們手里，主動權操在它們手里，你怎么蹦跶、“折騰”都沒用，孫猴子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
第三世界國家想要“翻身”，難!除非把自己國家“變”成為像它們那樣的國家，“改造”成向外侵略成性的“強國”(而這又是現存的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所不能容忍的，它們必會先把你“滅”了)。
因此，辛氏推銷的“民主社會主義”，從根本上講，缺乏“普世”意義，它對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們只是一種幻夢。他所以賣力宣揚“民主社會主義”，目的是欺騙人們，讓人們放棄馬克思主義，不要反抗，老老實實“認命”、甘心情愿地接受資本主義制度的奴役。
第二，民主社會主義既然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因此，它永遠擺脫不了資本主義危機，并最終走向崩潰。
自從1825年在英國爆發第一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以來，從此，危機就像幽靈一樣，在這個世界上揮之不去。它從幾十年一次到每隔十年一次，一直周期性地在重復出現。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最終引發政治危機，導致20世紀發生兩次世界大戰，給整個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二戰后，危機的周期進一步縮短，且危機時間延長，本次2008年從美國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至今未見根本好轉——歐洲金融危機正在繼續。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生產關系發展的必然產物，只要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性質不變，這個危機就不可能消失。
當危機來臨之時，資金鏈、貿易鏈斷裂，原先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就再也無法照舊“賺取”巨額利潤，勢必造成財政危機，影響國內民主社會主義的福利體系。
第三，資本主義的不變定律，就是兩極分化，兩極分化又引發社會不公。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論語·季氏》)民主社會主義通過社會福利，可以解決一些勞動人民的絕對貧困問題，但它永遠無法解決相對貧困和社會不公問題。
當前，被辛子陵之流奉為“民主社會主義”樣板的瑞典，正在發生“暴亂”，如果就其國家福利體系的崩潰的層面而言(包括希臘問題)，它實質上是在宣告“民主社會主義”的破產，說到底，它是資本主義制度危機的一種必然。
可見，要在中國搞“民主社會主義”，一是不可能;二是走了也是走不通!對這一點，連鄧小平也說：
“如果搞資本主義，可能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處于貧困狀態，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吸取歷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又說：
“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
顯然，西方國家搞“民主社會主義”可以“穩定后方”;在中國搞“民主社會主義”，只能是搞亂自己!在中國搞“民主社會主義”這一套，不是“救中國”，只能是“坑中國”!
“民主社會主義”就是機會主義
修正主義的最大特點，就是遮遮掩掩，不敢公開亮出復辟資本主義旗幟對陣叫板，因為他們都是天生的軟骨頭。正因此，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從伯恩斯坦、考茨基，到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或是如今的辛之陵之流，無一不是如此。這種特點，也叫“打著‘紅旗’反紅旗”——表面上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實質上閹割馬克思主義的靈魂。
為了混淆馬克思主義同機會主義的界限，從而販賣“民主社會主義”，辛子陵之流搞偷天換日，把“民主社會主義”說成是馬克思主義，且認為“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并把它奉為是“馬克思主義的最高成果!”
什么是“民主社會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是當今歐洲社會黨人的意識形態。它主張在推行資本主義所有制的前提下，對勞動人民搞些社會福利，以緩和社會矛盾，是國際工人運動史上的一種機會主義，是被恩格斯批判的第二國際修正主義。
今天，那些“反水”的社會主義革命叛徒，對外屈服于帝國主義壓力，對內過不了社會主義這一關，紛紛背棄原先的革命立場。為了掩飾其叛徒“反水”的丑惡嘴臉，他們干脆來一個華麗轉身，妄圖“名正言順”地把自己從共產黨人“變臉”為民主社會主義者——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打著所謂“社會主義”旗號，宣揚階級調和，放棄斗爭，意在解除人們的思想武裝，閹割社會主義的革命靈魂，最終達到復辟資本主義、變中國為霸權主義附庸的反革命目的。
辛子陵之流利用人們一般不熟悉馬克思主義經典，也不會去查閱、核對馬恩原著的弱點，通過掐頭去尾、斷章取義，惡意曲解、憑空捏造等卑劣手法，肆意歪曲馬克思主義。從而混淆黑白，顛倒是非，把馬克思主義的白，說成是機會主義黑;卻把機會主義的黑，說成馬克思主義的白。結果是把“民主社會主義”裝扮成為“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把馬克思主義打成“暴力社會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
通過這種伎倆，辛氏把伯恩斯坦、考茨基等整個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說成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把與修正主義長期作斗爭，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并取得勝利——被無產階級革命實踐證明了是正確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一概打成“從‘左’面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者”。
為了揭露辛子陵這種卑劣無恥的伎倆，筆者特將被辛氏引用的馬恩言論，全部同原著作了核對，終于讓這個馬克思主義騙子的真面目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辛氏《紅太陽的隕落》的“導言”與“結束語”中(這是他“理論敘述”的主要部分，也是他篡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內容)，據筆者統計，他曾19次引用了馬恩原著(注明出處的)，全是斷章取義，為我所用，甚至故意歪曲、公開造謠，目的是混淆馬克思主義同機會主義的界限。讀者只要能認真核對原著，即可看穿其拙劣手法與險惡用心。現特剔出其中最為明顯也最為要害的5例，全屬從根本上曲解原意、進行惡意篡改的典型，揭露如下：
例一、斷章取義，污蔑晚年恩格斯放棄了共產主義。
辛子陵說：“這是一個被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早年提出來晚年拋棄了的命題”。理由是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73歲時對法國《費加羅報》記者發表過的談話：
“我們沒有終極目標，我們不打算把什么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于未來社會組織方式的詳細情況的預訂看法嗎?您在我們這里連他們的影子也找不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628——629頁)
事實是：
首先，恩格斯這里談的“最終目標”并不是共產主義大目標，而是指當時德國黨的斗爭目標。
這從隨后恩格斯寫給弗·阿·左爾格的信中可以證實：
“關于我對德國局勢的看法，你可以從隨信附上的《費加羅報》上的《談話》里看出。”(《全集》第39卷第71頁)可見，恩格斯接受采訪的主題并不是論述共產主義大目標，而是評析德國當時的局勢。
另外，從這篇訪談的上下文來看，在恩格斯回答了“德國社會黨人在即將舉行的選舉中成功的可能性問題”后，記者追問：
“你們德國社會黨人給自己提出什么最終目標呢?”(《全集》第22卷第628頁)記者這里所說的“最終目標”，顯然是同德國社會黨人的選舉斗爭相關聯的，而不是指共產主義大目標。這一點還可以從緊接著的談話中得到說明。記者說：
“我不惴冒昧地指出，德國社會黨人能夠實現自己學說的時候，在我看來，還非常遙遠。”(《全集》第22卷第629頁)恩格斯立即反駁說：
“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樣遠，我認為，我們黨擔負起掌握國家管理的使命的時候已經不遠……。”
如果說，恩格斯已經否定了共產主義大目標，即否定了德國工人政黨所遵行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核心內容，他怎么還會對這個學說的實現滿懷信心，并作出如此樂觀的估計呢?
其次，1894年1月，當意大利社會黨人朱·卡內帕請求恩格斯為即將創刊的《新紀元》周刊提供一段題詞，以便言簡意賅地表述未來社會主義新紀元的基本思想時，恩格斯的答復是：
“除了《共產黨宣言》中的下面這句話，我再也找不出合適的了：‘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選集》第4卷第730——731頁)
再如，1894年初，恩格斯把他在1871年至1875年寫的文章匯編成冊。在“序言”中，恩格斯旗幟鮮明地強調自己是共產主義者：
“讀者將會看到，在所有這些文章里，尤其是在最后這篇文章里，我處處不把自己稱作社會民主主義者，而稱作共產主義者。這是因為當時在各個國家里那種根本不把全部生產資料轉歸社會所有的口號寫在自己旗幟上的人自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全集》第22卷第489頁)
顯然，恩格斯所以要這樣做，目的就是要同那些“那種根本不把全部生產資料轉歸社會所有的口號寫在自己旗幟上的人”——即“民主社會主義”劃清界線。
唯一的結論只能是：“晚年”恩格斯始終如一地是一個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辛子陵的歪曲、污蔑，除了暴露其叛徒的丑惡嘴臉，純屬徒勞!
例二：曲解馬克思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鼓吹復辟私有制。
在《紅太陽的隕落》里，辛子陵說：
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革命取得成功后，忽視或有意不執行馬克思關于“在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這句最重要的話，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失敗的理論根源。”現在，“我們要繞開那些并非馬克思主義傳人的二三流的神殿，直接向馬克思請教”，“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理直氣壯地、光明正大地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按：即資本主義道路)。(《紅太陽的隕落》第740、741頁)
“在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這是辛子陵從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中《資本的積累過程》一節中摘錄下來的半句話。他利用其中“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這9個字，硬說這是馬克思主張重建剝削制度，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在這里，辛子陵這個叛徒確實創造了一個“斷章取義、曲解造謠之最”的吉尼斯記錄!
對照馬克思主義經典原文，這段文字的完整版應該是這樣的：
“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按：指封建社會的小生產者所有制)的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自身的否定(按：指必然發生社會主義革命)，這是否定之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成就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資本論》第一卷第83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
看了完整版的引文，人們就清楚了。原來在辛子陵的引文里，他故意抹去了一句非常重要的關鍵性的話：“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
這就很清楚了，原來馬克思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指的是：原有的資本主義個人所有制被摧毀了，這就必須在“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社會主義的個人所有制。它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個人私有制”，而是特指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一種“個人所有制”。這可以有兩種理解：
一、純屬個人“按勞分配”所得的家庭生活資料;
二、在社會主義范疇內的某些收益(比如獎金等)。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絕對不是辛氏鼓吹的那種私有制即資本主義所有制。因為，“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共產黨宣言》)馬克思從來就沒有“修正”過這一觀點!
如果人們不去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原著，不是努力掌握貫穿其中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學懂弄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滿足于馬克思主義幾句話語，或者止步于閱讀被辛子陵歪曲的“二手材料”，就很容易會上當受騙。
例三：曲解原意，造謠馬、恩放棄革命。
辛氏說：早在1864年第一國際成立后，“在馬克思起草的各種文件中，‘共產主義’這個概念便被‘社會主義’一詞所取代，馬克思不再拘泥于暴力革命。提出改造資本主義社會有兩條道路”(《紅太陽的隕落》第714頁)。而后，實用主義地10處引了馬恩講話的原文(見附錄一)，由此，硬說馬恩已從原先的革命立場，恩格斯則轉變成為主張用和平手段“改造”社會的“社會民主主義”首作俑者。
事實上，這10段引文根本不能證明馬、恩放棄革命;只能說明：
第一，在1、2段引文中，它們只是第一國際對各國工人運動斗爭策略的建議，核心思想是，必須根據各國的具體情況來確立自己的斗爭策略。第一國際“不會下達什么命令，甚至未必提出什么建議”。
馬克思主義早就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社會制度才能達到”(《共產黨宣言》)。對此，馬恩從未對它作過修正。遲至1893年，恩格斯在逝世前兩年(自然屬于“晚年”恩格斯)，他在為《共產黨宣言》意大利譯本出版時所寫的“序言”中，仍堅持肯定這個文獻的所有基本原理，并預祝在意大利將“如1300年間那樣，新的歷史紀元正在到來。意大利是否會給我們一個新的但丁來宣告這個無產階級新紀元的誕生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236頁)
世界上任何事情在發展終結以前，在理論上都存在著兩種發展可能。馬克思主義盡管主張暴力革命，但它并不反對在國際工人運動的實踐中，探索用和平斗爭的方式來為實現自己的目標服務，但這并不等于馬恩放棄無產階級的革命立場。
第二，第3、4、5、6段的引文，只能說明，馬克思很重視當時股份公司——這一資本主義所有制新形式的出現，并對此作了研究。
辛子陵在引用馬克思對它的評述中，故意掐去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營本質上就是私人經營，即使由聯合的資本家來代替單個資本家，也是如此”的判斷(《資本論》第二卷第272頁)，這就是有意歪曲。馬克思根本沒有把它作為放棄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條件，說他由此放棄“必須炸毀”資本主義的外殼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全是辛氏的自說自話，僅此而已。
第三，其他余下的幾段引文，都是恩格斯的。辛氏根據這幾段引文，胡說“恩格斯的晚年是摒棄了暴力革命道路”，主張“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說“把暴力革命說成是馬克思主義正統是違背馬克思和恩格斯本意的。”(《紅太陽的隕落》第719頁)
辛氏的觀點似乎曾得到中國社科院何方研究員的認同，并寫了《一定要解決好民主化問題》一文，結果遭到北京大學張光明教授的反駁。(見《質疑“馬克思主義分前后兩期”說》(發表于《炎黃春秋》2011年第7期)最后，以何方表示“我完全同意張教授的批評和說明”落幕。(實質上也是辛子陵造謠、曲解恩格斯“晚年”思想整個騙局的破產!)
辛子陵之流對這幾段恩格斯引文的曲解，誠如張光明在批駁中所指出的那樣，只能說明：
“晚年的恩格斯對他自己的早期作品作了一個自我批評，認為《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里把共產主義解釋為一種超階級的普遍解放事業，這是不正確的，在實踐中是有害無益的。……情況很清楚了：恩格斯晚年‘明確宣示’的是批評自己早期的‘抽象人道主義’，主張的是工人階級自我解放的階級斗爭思想，也就是說，他和馬克思自《德意志意識形態》和《共產黨宣言》以來的一貫思想。”(張光明：《質疑“馬克思主義分為前后兩期”說》)
例四：污蔑馬克思“把機器看做是工人階級的敵對力量”
辛子陵還以同樣的故意曲解、強加于人的手法，對《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和《資本論》中的片言只語進行斷章取義，污蔑馬克思、恩格斯“對科學技術的結晶——機器進入生產領域是持否定乃至反對態度的，”“馬克思把機器看做是工人階級的敵對力量”，(《紅太陽的隕落》第705、706頁)
早在1847年7月發表的《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就明確指出：
“機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樣，并不是一個經濟范疇。機器只是一種生產力。”(《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121頁)以后又在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講過：
“一種不費資本分文的生產力，是科學力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68頁。)
這就是說，正是馬克思第一個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命題，而且又是馬恩一直把科技的發展看作是革命的動力之一：
“蒸汽、電力和自動紡機甚至是比巴爾貝斯、拉斯拜爾和布朗基諸位公民更危險萬分的革命家。”(《馬恩全集》第12卷第3頁)
在文人中，辛子陵的人品可以算是最為低劣與卑鄙的，他的文章、著述，就是靠這種手法蠱惑人心的。
例五：用所謂的93字“真經”造馬恩的謠言。
辛子陵還在一次講話中說：“馬克思于1883年去世。到了1886年，恩格斯宣布放棄共產主義理論。”
什么根據呢?他說：
“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美國版附錄中寫下了一段令他的追隨者們目瞪口呆的話：‘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單純的工人階級的黨派性學說，而是一種目的在于把連同資本家階級在內的整個社會從現存關系的狹小范圍中解放出來的理論。這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卻是絕對無益的，有時還要更壞。’(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美國版附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7頁。)”
辛子陵把以上這段引文數了一下，據說有93個字，被他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的“真經”。他渲染說：
“一切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實踐者和研究者，都不可輕視或忽略這93個字，沒讀過或沒讀懂這93個字，就是沒弄通馬克思主義。上了西天，沒取到真經……因為這93個字把三大名篇(按：指《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和《哥達綱領批判》)否定了，把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否定了，把整個共產主義理論體系否定了。”(參見辛子陵：《形勢和前途——2011年2月10日在科技部老同志座談會上的講話》)
辛氏還硬說：馬恩“晚年放棄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主張改良資本主義制度，和平進入社會主義，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許多人接受不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這是事實，是有歷史文獻可考的事實。”
真的是像辛氏說的那樣，恩格斯于1886年宣布放棄共產主義理論了嗎?非也!這完全是歪曲，是造謠!
辛氏精于對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搞斷章取義、曲解憶斷的鬼蜮伎倆，就像他對《資本論》中關于“重建個人所有制”問題的歪曲一樣。
只要核對一下馬克思主義經典原文，就可發現了辛子陵這一政治騙子的廬山真面目。
原來，被辛氏引用的恩格斯的“93字”原文后面，緊接下去還有47個字：
“既然有產階級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對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階級就應當單獨地準備和實現社會革命。”看!恩格斯讓工人階級放棄社會革命了嗎?這就是辛子陵所說的“是有歷史文獻可考的事實。”
聯系這47字的下文，對被辛氏引用的93字上文只能作如下理解：
革命理論必須與革命實踐相結合，脫離實際的“抽象理論”是“絕對無益的，有時還要更壞”。換句話說，任何正確的理論，也必須結合實際情況來推行，決不能搞教條主義。可是到了辛子陵嘴里，卻成了“宣布放棄共產主義理論了”，豈非咄咄怪事!
其實，說怪也不怪，辛子陵既然背叛了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就得為這一背叛去找一個“借口”，以掩蓋他自己可恥的叛變行為。可是，說馬克思、恩格斯搞了一輩子科學共產主義理論研究，締造了這么一個科學的、完整的、龐大的理論體系(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50卷、53冊，約計每冊50余萬字，合計約為2500多萬字)，居然突然由恩格斯在1886年“反思”了93個字，就“放棄了共產主義理論”!誰信啊?我看只有白癡才信。
如果辛子陵的眼睛沒瞎掉的話，他就應該看到：就在他引用的“93個字”的《馬克思恩格斯斯全集》第21卷第291頁后面，緊接著的第299——300頁就是恩格斯撰寫的一篇短文，其篇名叫《紀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就在這篇短文中，恩格斯再一次熱情地謳歌巴黎公社戰士的無產階級革命行動，憤怒控訴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屠殺暴行，重申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
“所以今天，1886年3月18日，千百萬工人，從加利褔尼亞和阿韋龍的無產者礦工到西伯利亞的苦役礦工，都從內心發出了一致的呼聲：‘公社萬歲!工人的國際團結萬歲!’”
人所共知，巴黎公社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巴黎公社革命雖然在歷史上只72天，但它是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次偉大嘗試。看了1886年恩格斯《紀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中對公社的歡呼這段文字，人們難道還能懷疑恩格斯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嗎?可是辛子陵偏要說：“一八八六年，恩格斯宣布放棄共產主義理論”。辛氏明目張膽地對恩格斯原著的曲解、造謠“膽量”，確實令人“瞠目結舌”矣!
看，辛子陵就是這樣通過摘取馬克思主義的片言半語，以斷章取義、曲解造謠、強加于人等手法，來否定馬克思主義的!也正是假以這類鬼蜮伎倆來搞亂人們的思想，以達到其復辟資本主義的險惡用心。
馬克思、恩格斯對機會主義的批判
那么，辛子陵之流鼓吹的“民主社會主義”，究竟是什么貨色?這就不得不去了解一下它的前世今生，去回顧一下馬克思主義反對機會主義的歷史。
1848年4月，馬克思、恩格斯為“共產主義同盟”撰寫的綱領性文獻《共產黨宣言》問世，標志著科學共產主義的誕生，從此，馬克思主義很快就成了國際工人運動中一股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
《共產黨宣言》公開宣布：“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馬克思主義解放全人類的崇高目標與偉大的革命綱領，決定了在它的發展道路上是不會平坦的。它每前進一歩，都必然會遭到它的敵人——從外部公開的資產階級反動政府的扼殺、鎮壓，到工人運動內部機會主義——形形色色資產階級思潮和傳統私有制觀念的頑強抵抗。
整個近現代國際工人運動史證明：只要無產階級革命斗爭尚未取得完全勝利，馬克思主義同機會主義的斗爭就永遠不會停息。馬克思主義前進道路上每一次同機會主義斗爭的勝負，又決定著整個國際工人運動發展與人類解放事業成敗的命運。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必定還是如此。
還在科學共產主義誕生前后，馬克思就開始了對形形色色“社會主義”的批判。這其中包括1846年對“真正的社會主義”代表克利蓋“愛的夢囈”的批判(《反克利蓋通告》，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在《共產黨宣言》中，馬、恩更是專門列出一個章節(即“宣言”的第三部分)，著重對“封建的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德國的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進行了批判。
隨著國際工人運動的發展，1864年馬克思領導的“國際工人協會”即第一國際成立，幾乎同時馬克思主義就開始了同機會主義的斗爭。在整個12年的“國際”歷史上，前期有同蒲魯東主義的斗爭，后期又有同巴枯寧主義的斗爭。
比爾·約瑟夫·蒲魯東(1809—1865)，法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蒲魯東主義的創始人。他從小資產階級立場出發，反對資本主義私有制，卻主張保存小私有制，反對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的綱領;主張采取改良主義的方法來“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病，反對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
蒲魯東主義反對政治斗爭，反對工人組織工會和進行罷工，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反對任何政權和政府權威，是無政府主義的鼻祖。蒲魯東主義要求把小生產者組織起來，建立“供銷合作社”，成立“交換銀行”，保護他們不受商人的中間剝削。
蒲魯東主義在法國、比利時、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小生產占優勢的國家擁有一批信徒，盡管1865年蒲魯東本人已經辭世，但蒲魯東主義在“國際”內部仍有很大影響。經過1866年的日內瓦會議、1867年的洛桑會議和1868年的布魯塞爾會議，通過激烈交鋒，馬克思主義者駁斥了蒲魯東主義的錯誤觀點。特別是在布魯塞爾大會上，又以“大會決議”的形式，明確主張“礦山、土地和交通手段都應歸社會公有”，粉碎了蒲魯東主義“維護私有制”的理論核心，馬克思主義取得了同蒲魯東機會主義斗爭的勝利。
亞歷山大·米哈伊爾·巴枯寧(1814——1876)，俄國無政府主義者，長期流亡歐洲，1864年參加第一國際，是巴枯寧主義的代表。巴枯寧主義把“廢除繼承權作為社會革命的起點”，鼓吹無政府主義主張。他的全部綱領可以歸結為：使用“無情地破壞”手段，廢除國家，取消繼承權，不要政黨，不要政治斗爭，建立一個人人享受“充分自由”的“無政府狀態”的社會。
在1869年的巴塞爾大會上，馬克思為批判巴枯寧的經濟理論，專門寫了《總委員會關于繼承權的報告》，文中論述了繼承權是私有制的產物，只有消滅私有制才能解決社會公正問題。“承認廢除繼承權是社會革命的起點，只能意味著引誘工人階級離開那實行攻擊現代社會真正應持的陣地……這在理論上錯誤的，在實踐上是反動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384頁)另外，巴枯寧又是個野心家，他屢次在“國際”內部玩弄陰謀手法，搞分裂活動，如偽造代表大會的代表證等事件，最終于1872年被“國際”開除。
馬克思主義在第一國際內部對機會主義斗爭的勝利，顯示了科學共產主義理論戰無不勝的力量，它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在國際工人運動中的地位和影響。
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敗后，國際工人運動從高潮走向低潮;同時由于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擴大，也使各民族國家工人階級的建黨活動提上了日程，按照組織形式必須服從政治任務需要的原則，1876年第一國際在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后自動宣告解散。
19世紀70年代以后，歐美各國工人階級隊伍不斷壯大，各國工人政黨紛紛建立起來。1883年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獨自肩負起指導國際工人運動、以及捍衛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重任。
1889年7月，國際社會主義者代表大會在巴黎召開。大會由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威廉·李卜克內西、倍倍爾和法國工人運動領導人拉法格、瓦揚等人主持。在恩格斯(時正忙于整理、出版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三卷未能出席大會)的影響下，大會議決，今后將以定期召開代表大會的形式，繼續進行活動，這次大會就此也被公認是第二國際的建立。
第二國際時期，恩格斯繼續旗幟鮮明地對工人運動內部出現的機會主義，進行了無情的批判與斗爭。
德國是馬克思主義的故鄉，德國的工人運動理所當然地受到馬克思、恩格斯更多的關心與幫助。1869年8月，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歷史上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工人政黨在愛森納赫成立(又稱“愛森納赫派”)。這是世界上第一個民族國家范圍內的無產階級政黨，黨的綱領明確宣布：私有制是工人階級貧困的根源;政治斗爭是經濟解放的前提。黨建立后即宣布自己是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的一個支部。
其時，德國境內另有一個工人運動組織——“全德工人聯合會”，受拉薩爾領導。拉薩爾是德國早期工人運動活動家，有著一定的群眾基礎，但他卻是個機會主義者。
拉薩爾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階級的貧困是由所謂“鐵的工資規律”(工人總是太多，工人只能得到最低工資，也即“維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習慣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造成的，主張采用“依靠國家幫助工人建立合作社”的辦法來實現社會主義。他反對暴力革命，把無產階級斗爭局限于議會活動，迷戀于“合法手段”，對當時的“鐵血宰相”俾斯麥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1864年拉薩爾去世，其繼承人約·施韋澤、哈森克萊維爾和哈賽爾曼等人仍堅持執行拉薩爾主義。
在馬克思、恩格斯幫助下，愛森納赫派與拉薩爾派開展了斗爭。主張通過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推翻容克地主階級的統治，實現德意志統一;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支持巴黎公社革命。
愛森納赫派影響不斷擴大，德國工人運動中的兩派終于合并。1875年5月，雙方在哥達召開統一的代表大會，頒布新黨綱，改稱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1890年再更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然而，愛森納赫派的領導人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在制訂新的綱領中，在很多原則問題上遷就了拉薩爾機會主義觀點。馬克思認為這是不能容忍的錯誤，隨即寫下了《對德國工人黨綱領的幾點意見》(即《哥達綱領批判》)，以求明確馬克思主義者在原則問題的不妥協立場。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著重批判了如下的拉薩爾機會主義觀點：
以資產階級的“勞動價值論”，取代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觀點;回避對德國容克地主所有制批判的觀點;鼓吹“分配決定論”，宣揚所謂“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的觀點;胡說“只有工人階級是真正的階級”，“其他一切階級只組成反動的一幫”的觀點;宣揚狹隘的民族主義，拋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觀點;所謂“鐵的工資規律”的觀點;所謂“國家幫助”的改良主義的觀點;在國家問題上的諸如“自由國家”等種種機會主義觀點。
1876年起，恩格斯又接受威廉·李卜克內西建議，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前進報》上連續發表文章，批判杜林的機會主義思潮。這一工作直到1878年才全部完成，這些文章后來結集以單行本《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出版，第二版起以《反杜林論》書名問世。
歐根·卡爾·杜林原是一名社會改良主義者，后一度成為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代表。他在哲學上宣揚先驗主義;在經濟學方面僅僅批判資本主義的分配方式，但不否定它的私有制生產方式;在社會主義理論方面，主張用所謂的“共同社會體系”來對抗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學說，否認共產主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杜林狂妄地自稱在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等領域都作出了全面的“變革”，公開向馬克思主義挑戰，受到了恩格斯的嚴厲批判。
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以革命理論的徹底性，揭穿了杜林主義是“放肆的假科學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維護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權威，劃清了馬克思主義同機會主義的界限，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杜林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的影響，(杜林主義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中一度有很大影響——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注釋89)。
19世紀70年代以后，資本主義進入30年的和平發展時期：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另一方面，就是工人階級隊伍的不斷壯大和工人運動的持續發展。到了90年代，歐洲各國和德國的階級斗爭形勢出現了新的變化，這就是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階段發展到壟斷階段，歐洲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逐步向帝國主義過渡，它使各帝國主義國家國內的階級矛盾、國外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間的民族矛盾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均不斷激化。
各國壟斷資產階級為了緩和國內矛盾，利用一部分超額利潤收買工人貴族，推行社會改良主義，力圖維持國內的穩定。德國政府在政治上也被迫做出某些“讓步”，揚言要實行“自由主義”政策，1890年宣布廢除“反社會黨人法”。
“反社會黨人法”，俗稱“非常法”，1878年由德國俾斯麥政府頒布，此法將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社會主義的工會組織置于非法地位。該法實施期間，約1300多種出版物被查禁，約有1500人被判處總數達1000多年的監禁，約1000多名社會民主黨成員被驅逐出其居留地，還有些人被迫流亡國外。社會民主黨被迫轉入地下，工人運動一度處于低潮。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幫助下，德國社會民主黨制定了將合法斗爭與非法斗爭相結合的策略，經過英勇斗爭，逐漸恢復和壯大了自己的組織。
容克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策略上的改變，使拉薩爾主義沉渣泛起，德國工人運動內部以褔爾馬爾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者空前猖獗起來。他們要求黨放棄推翻資產階級統治與消滅私有制，主張進行經濟和政治方面的改良。公開吹捧“自由主義”政策的進步性，胡說資產階級反動政府也能“按照全體人民的利益”辦事，社會主義者只要進行宣傳教育，爭取更多的選票和議席，就可以“和平地”實現社會主義。
為了肅清拉薩爾機會主義的惡劣影響，趁著德國社會民主黨恢復活動重新制訂新綱領之機，恩格斯毅然不顧李卜克內西等人的阻撓，把原先作為“黨內文件”而存在的馬克思手稿《哥達綱領批判》，于1891年在黨的理論刊物《新時代》上公開發表，對拉薩爾機會主義進行了無情的批判，極大地遏制了右傾機會主義思潮的泛濫。
晚年恩格斯，面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嚴重的右傾思潮，他竭盡所能地進行了旗幟鮮明的斗爭。
1892年7月，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92年德文第2版序言》中，痛斥鼓吹階級調和的修正主義“是工人的最兇惡的敵人，披著羊皮的豺狼”。(《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56頁)
1894年11月，就在恩格斯病逝前半年，他還念念不忘對褔爾馬爾右傾機會主義的批判。在回答《前進報》編輯部關于褔爾馬爾在法蘭克褔黨代會上，就有關土地綱領發言中要求保存小農私有制觀點也“得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直接贊同”的求證時，就明確地回答：
“據《前進報》11月10日報道，我們敵人的報刊也在傳播這種說法……如果我就這個問題發表了意見的話，那末我所說的就恰好是同褔爾馬爾所聽說的相反的東西。”(《恩格斯致〈前進報〉編輯部》，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497——498頁)
同年11月24日，恩格斯在致李卜克內西的信中，幾乎更是直斥褔爾馬爾是無產階級革命“叛徒”了：
“你說褔爾馬爾不是叛徒。就算是吧，我也以為他自己不會把自己看作叛徒。但是，你將把一個要求無產階級政黨使擁有10——30公頃土地的上巴伐利亞大農和中農的目前狀況(這種狀況的基礎是剝削雇工和零工)永久不變地叫做什么呢?無產階級政黨是專門為了使雇傭奴隸制度永久不變而建立的嗎!這種人可以是一個反猶太主義者，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巴伐利亞分立主義者，隨便叫什么都可以，——但是難道可以叫做社會民主黨人嗎?!”(《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內西》，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500頁)
由于所有的機會主義其本質都是要保留私有制，因此，恩格斯對任何宣揚或要求保留任何形式私有制的主張都采取“漢賊不兩立”的態度!
須知，其時的褔爾馬爾是巴伐利亞社會民主黨人領袖，在整個社會民主黨內具有廣泛的影響，黨的領導人李卜克內西對他顯然是持庇護的態度。然而，恩格斯全然不顧這些，足見恩格斯的無產階級革命立場是何等的鮮明，辛子陵、謝韜之流污蔑恩格斯晚年背棄了共產主義信仰和革命立場顯得多么地無恥!
由于恩格斯從19世紀40年代起就長期僑居英國，他雖然對各國的工人運動、特別是對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具有重大的影響，但畢竟不能完全左右各國的革命斗爭。他在國際工人運動中對右傾機會主義思潮的批判，也只能讓其暫時受到遏制，不可能讓它完全絕跡。1895年恩格斯不幸逝世，國際工人運動失去了明確的政治方向，以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滋長起來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潮很快泛濫起來，最終匯合成民主社會主義思潮。
民主社會主義的鼻祖與變異
民主社會主義究竟是什么貨色?簡而言之，它是19世紀末國際工人運動在恩格斯逝世后泛濫起來的一種機會主義思潮，俗稱修正主義，其當仁不讓的鼻祖、創始人為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伯恩施坦。
愛德華·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1850年1月出生于柏林一個火車司機之家。1866年中學肄業后當過學徒，1878年前一直當銀行職員。早年受反普魯士君主專制運動的影響，具有了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成為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學生時代他曾組織過“烏托邦”討論俱樂部，早期思想傾向于拉薩爾主義，隨后又信奉杜林的學說，后因讀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論》才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1872年，伯恩施坦加入德國社會民主黨。1878年，伯恩施坦開始擔任社會主義政論家赫希伯格的秘書，參與《社會民主黨人報》(德國社會民主黨機關報)的創辦。1879年初伯恩施坦與赫希伯格和施拉姆一起(俗稱“蘇黎世三人團”)，發表了《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回顧》一文，這篇文章否定暴力革命，宣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遭到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嚴厲批判。其時，年輕的伯恩施坦思想尚未定型，尤其是較多地受到恩格斯的影響， 1880年12月，他隨同倍倍爾到倫敦向馬克思、恩格斯認錯，表示悔過。
1881年以后，在擔任《社會民主黨人報》主編的日子里，伯恩施坦發表了許多受到恩格斯稱贊的好文章，為宣傳馬克思主義、揭露普魯士反動政府、爭取群眾等方面發揮了較好的作用。1888年5月，瑞士政府在德國俾斯麥政府的要求下，將伯恩施坦和該報編輯部一起逐出瑞士蘇黎世，他被迫移居英國倫敦繼續辦報。“非常法”廢除后，1901年伯恩施坦返回柏林參與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活動。
從1881年至1895年恩格斯逝世，伯恩施坦一直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面目出現的，他甚至獲得了“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的稱號，并被恩格斯生前指定為遺囑執行人之一。
然而，伯恩施坦在骨子里始終只是一個激進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綜觀其一生，盡管其思想往往隨環境而不斷變換，從早期的拉薩爾主義、杜林主義，到成為“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再到英國的費邊改良主義(1884年英國知識分子創立費邊社——以古羅馬擅長等待時機、避免決戰的戰略著稱的將軍費邊的名字命名，是一種主張實行點滴改良、漸進的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思潮)。伯恩施坦信仰的主義如此多變，但這樣變，那樣變，反映其世界觀的民主主義者的立場卻始終未變。
恩格斯早在批“蘇黎世三人團”時就批判過，在1879年9月17日的《通告信》中就警告伯恩施坦及其同伙，“不要把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等的偏見的任何殘余帶進(黨內)來，而要無條件地掌握無產階級世界觀”，否則，你們最多只能算是革命的同路人，而“在工人政黨內”只能是個“冒牌貨”!(《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書信》，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402頁)當時，年輕的伯恩施坦很快就接受了批評，認了錯，且其后一直表現“良好”，這才受到恩格斯的信任。
晚年的恩格斯也覺察到伯恩施坦性格上的“多變”弱點和思想上的某些變化，曾以嘲笑式的口吻談到“愛德華對于費邊社分子的可笑的尊重”。恩格斯在1892年8月20日給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倍倍爾的信中講到，伯恩斯坦“對費邊分子的過高評價”，告誡倍倍爾需要“抵制他對費邊分子的迷戀”。(轉引自張世鵬：《關于伯恩斯坦修正主義研究的幾個問題》)
讓恩格斯萬萬未能想到的是，一個曾被他欣賞的“追隨者”——“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伯恩斯坦，竟在1895年他逝世后，立即同馬克思主義分庭抗禮，并成為修正主義的鼻祖。
從1896年起，伯恩施坦以《社會主義問題》為總標題在《新時代》上接連發文6篇，公然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提出挑戰。在這些文章中，伯恩施坦借口在這新舊世紀交替的時刻，世界各國尤其是歐洲發達國家的社會、經濟都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不再適應時代的變化，換句話說，就是：馬克思主義“過時”了。
1899年2月，伯恩施坦又推出他的代表作《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在《序言》中開宗明義地提出，“我完全知道，本書在許多要點上違背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所主張的見解”，“這一看法上的背離當然不是最近才發生的，它是長年以來的內心斗爭的產物”，這無疑是他內心世界真實的表述。在這本著作里，伯恩施坦從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及科學社會主義三個方面，全面、系統地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作了否定與“修正”，從而完成了他的“社會主義”——實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即伯恩施坦修正主義的思想體系。
概括伯恩施坦修正主義思想體系，其核心內容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關于“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即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共產主義必然勝利的論斷;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有伸縮性的，有變化和發展能力的。用不著炸毀它們，只需要繼續發展它們”。
二、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說什么“我并不認為對立面的斗爭是一切發展的動力，相似的力量的合作也是發展的一個巨大動力”;認為通過階級調和與合作，社會主義是可以通過資本主義而存在、而不是通過資本主義的滅亡而實現。社會民主黨人的目標應該是“促成和保證現代社會制度在不發生痙攣性爆發(按：指階級對抗)的情況下轉移為一個更高級的制度”。
三、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思想;認為社會主義只要通過“合法”途徑就可實現，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社會”這個提法“肯定具有非常合理的內核”。
四、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認為資產階級國家不是階級壓迫的工具，而是全民利益的調節器，無產階級專政對其他階級是“不公正”的。
五、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實現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的崇高奮斗目標;認為“運動就是一切，最終目的算不了什么”，徹底背棄了無產階級革命理想。
僅從以上幾點，足以證明：伯恩施坦修正主義所否定的都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本質核心，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這些最基本的原理，那還有什么馬克思主義可言，還能稱得上是馬克思主義嗎?
誠如威·李卜克內西所指出：“如果伯恩施坦的論述是正確的，那么我們就可以埋葬我們的綱領。埋葬我們整個的過去和整個的社會民主黨了，那么我們就不再是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了。”(《德國社會民主黨關于伯恩施坦的爭論》第51頁)
伯恩施坦修正主義“理論”出籠后，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以至整個國際工人運動中引起了巨大震動。但囿于他曾是一位受恩格斯信用的“正統派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雖然引起人們的思想混亂，卻未能對其進行及時的批判(這表明革命隊伍內部的兩面派比公開的敵人更危險!)。黨的主席倍倍爾和主要理論家考茨基雖對他的觀點感到不安，但并沒有采取什么實際行動。故在1898年10月的斯圖加特代表大會，他們也未把伯恩施坦問題單獨列入議程，只是在討論黨執行委員會的報告時圍繞“運動和最終目的”問題進行了爭論，結果，時在倫敦的伯恩施坦只通過書面聲明表示不愿放棄他所表述的任何觀點。
羅莎·盧森堡是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義的先鋒戰士，1899年4月，她在《社會改良還是革命?》一文中，開始對伯恩施坦的理論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并為其定名“修正主義”，伯恩施坦修正主義由此得名，其修正主義的鼻祖地位也從此確立。
同年9月，列寧寫下了《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抗議書》，在痛斥俄國“經濟派”機會主義觀點同時，強烈譴責“臭名遠揚的伯恩施坦主義”，其目的就是為了“把革命的工人黨變為改良黨”(《列寧選集》第一卷，第195頁)，是登峰造極的機會主義。
1900年第二國際在巴黎召開各國社會黨人代表大會。這次大會圍繞法國的社會主義者“米勒蘭入閣”(擔任資產階級政府中的工商部長)事件，展開了激烈的爭論，與會代表形成了三大派：以盧森堡為代表的左派，認為這是喪失原則立場;以伯恩斯坦、饒勒斯(法國社會黨)為代表的右派，認為這是無產階級斗爭的“勝利”;以考茨基為代表的中派，認為這是“策略”問題。最后通過了考茨基提出的一個曖昧味十足的決議案，在維護“團結”、“統一”的口號下，既不反對，也不表贊成，被稱為“橡皮”決議。從此右派修正主義思潮進一步泛濫起來。
以伯恩施坦為代表的修正主義“理論”，實質上是資產階級思想在國際工人運動內部的反映。它的核心是資產階級的社會改良主義，就是通過點滴的社會改良以換取工人放棄斗爭，消弭社會主義革命，最終達到保持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目的。
正如列寧所說，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產生和蔓延，決“不是個別人物的罪孽、過錯和叛變，而是整個時代歷史的社會的產物”。(列寧：《第二國際的破產》，《列寧選集》第2卷第654頁)
首先，政治上自1890年德國的“反社會黨人法”廢除后，社會民主黨獲得了合法活動的權利，并在國會選舉中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獲得178.7萬張選票，占總票數的1/4以上，社會民主黨人當選為議員的人數大增。在這種情況下，許多人陶醉在合法斗爭勝利的喜悅中，而忘記了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與階級屬性，紛紛成了“議會迷”。
其次，經濟上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上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英美法德俄日意)陸續完成向帝國主義的過渡，壟斷資產階級為了維護其階級統治，面對日益高漲的工人運動，推行一些社會改良主義政策——從攫取的超額壟斷利潤中分出一部分來，收買本國工人階級的領袖，以求緩和國內階級矛盾。國際工人運動內部伯恩施坦修正主義思潮的出現，實質就是上述資產階級政策的產物。
這種以社會改良主義瓦解工人運動的做法，其實最早始于英國。早從19世紀中葉起，當馬克思主義在歐洲迅速傳播，各個民族國家紛紛建立馬克思主義工人政黨的潮流中，唯獨馬克思和恩格斯僑居的英國是個例外——基本上不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而崇尚“費邊”改良主義。究其原因，就是英國的工人階級基本上全被資產階級“收買”了。
英國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殖民帝國，它擁有最廣大的殖民地，在世界市場上占有壟斷地位，它擁有最巨大的超額利潤，因此，英國資產階級也就最有條件推行社會改良主義政策。說到底，通過對廣大殖民地人民的掠奪，英國早就成了一個食利民族。
恩格斯早在1858年就指出：“英國無產階級實際上日益資產階級化了”，在英國社會，“除了資產階級”，就是“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化的無產階級”。所以會這樣，因為英國是“一個剝削全世界的民族”。(《恩格斯致馬克思》，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10頁)正因此，在英國的工人運動中，有的是工聯主義，有的是經濟斗爭，就是沒有馬克思主義——以主張推翻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為目的的政治斗爭。
世界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以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先后成為帝國主義國家，資產階級的社會改良主義政策，也就普遍地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推行，這也就成為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國際修正主義思潮泛濫的真正原因。隨著修正主義思想在整個第二國際各國工人黨內的蔓延，列寧成了批判修正主義的猛將與主帥。
進入20世紀以后，帝國主義之間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的斗爭加劇，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危險陰影日益逼近。在國際工人運動中，圍繞戰爭與和平問題，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1907年第二國際在德國的斯圖加特舉行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有20多個國家工人政黨的800多名代表參加，列寧率領布爾什維克代表團出席了這次大會。會上，列寧高舉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大旗，依靠盧森堡等左派，聯合倍倍爾等中派，挫敗了右派修正主義，通過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決議案。其中特別明確：
1、軍國主義是階級壓迫的主要工具;
2、提出在青年中進行鼓動工作的任務;
3、強調社會民主黨不僅要反對發動戰爭和盡快結束已經發生的戰爭，而且還要利用戰爭造成的危機來加速資產階級的崩潰。(參見《列寧全集》第13卷，第64頁)
1912年10月第二國際又在瑞士巴塞爾召開非常代表大會，一致通過著名的反戰的《巴塞爾宣言》。宣言號召各國無產者和社會黨人利用一切手段，開展保衛世界和平的斗爭。1913年8月，德國社民黨的主席之一倍倍爾逝世，德國黨的領導權就此落入右派艾伯特手中。
1914年7月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爆發，除了列寧領導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忠實地履行“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的承諾，先后發動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外，第二國際各政黨除個別領導人外(如卡爾·李卜克內西、盧森堡等人)，幾乎全都公開背叛宣言，背叛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墮落成為資產階級的民族沙文主義者，成為為帝國主義戰爭的支持者。各國信奉修正主義的社會黨，實質上也全都蛻變成為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代理人，成為社會改良主義政黨。大戰開始以后，各黨立場對立，互為仇敵，第二國際自行解體。(第二國際27個政黨中24個黨支持本國的帝國主義戰爭;3個堅持“巴塞爾宣言”的政黨宣布脫離第二國際，認為“國際”已經死亡)
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在布爾什維主義的鼓舞下，國際工人運動中的左派紛紛同原先的社會民主黨修正主義決裂，重新組織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共產黨。1919年3月，在列寧的幫助下，21個國家的35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和團體的代表，正式在莫斯建立共產黨國際，成為馬克思主義唯一正統的國際組織——第三國際。
民主社會主義為何得以“風光”?
1920年，一批已被歷史淘汰了的馬克思主義工人運動叛徒，為了同第三國際相對抗，重又在日內瓦開會，標志第二國際恢復活動。“復活”后的第二國際各黨，已經公然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徹底淪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黨，但仍然打著“社會主義”旗號;1923年正式更名為“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其主要作為就是鼓吹階級調和與社會改良主義。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再次停止活動。1944年，反馬克思主義的英國工黨和美國勞聯、產聯發起恢復該國際組織。1947年，歐洲各國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在比利時的安特衛普召開會議，成立國際社會黨會議委員會。1951年6月，英國、以色列等16個工黨、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在西德法蘭克福召開國際社會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告成立“社會黨國際”。此次大會通過綱領性宣言《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與任務》(又稱《法蘭克福宣言》)，正式打出了“民主社會主義”的旗號。
社會黨國際的綱領稱：它既反對共產主義也反對資本主義，主張走第三條道路，即民主社會主義之路。提出以民主方法建立起“人人平等的福利國家”，強調“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權”，反對一黨制，主張多黨制和分權主義，實行混合經濟，提倡市場競爭，不反對私有制。以后，在1989年通過的《斯德哥爾摩宣言》中，社會黨國際又提出最新的原則綱領，宣言要在政治、經濟、社會和國際層次上實行民主，認為多元化與人權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反對權力集中和階級專政，宣稱在宏觀調節下通過市場才能使社會創新，要求對國有制進行限制并實行民主控制。
社會黨國際鼓吹的“民主社會主義”，說穿了，無非是一劑幫助資產階級瓦解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精神鴉片;同時，也是掩蓋那些馬克思主義叛徒“反水”的一塊遮羞布而已!表面看來，“民主社會主義”非常吸引人：
又是“民主”——而且是“政治、經濟、社會和國際層次上”全面的“民主”，又是“社會主義”，又是建立“人人平等的福利國家”，多美妙動聽的詞匯呀!誰不渴求啊?
可是，請注意：“社會黨國際”綱領或“民主社會主義”所追求的“民主”、“社會主義”和“人人平等的福利國家”，都是以保護資本主義的私有制為前提的。那么，請問：
有了資本剝削階級的“全面民主”，還能有勞動者階級不受剝削的“民主”嗎?
有了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社會主義”，還能有勞動人民真正不受奴役的社會主義嗎?
有了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同勞動“1%與99%”的社會關系，還能建立起“人人平等的福利國家”嗎?
在現實世界中，要么保持資本主義私有制，要么就是推翻資本主義私有制搞社會主義，兩者必居其一，哪有什么第三條道路可走?
列寧說得好：“要辨明政黨斗爭中的是非，就不要相信言詞，而要研究各政黨的真實歷史，主要不是研究各政黨關于自己所說的話，而是研究它們的行動，研究它們是怎樣解決各種政治問題的，是怎樣處理與社會各階級即與地主、資本家、農民和工人等等的切身利益有關的事情的。”(《列寧全集》第18卷第30頁)
這如同看一個人，不能只聽他講了什么，更要看他干了些什么?“社會黨國際”綱領中的文字再漂亮，最終仍掩蓋不了它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黨的本質，目的就是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919年，正當解體了的第二國際忙著籌劃重新“復活”為“社會黨國際”的時候，希特勒也正在組建他的政黨——納粹黨，其黨的名稱就叫“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同樣是打著“社會主義”的招牌，并同樣以“工人階級”的政黨自居。
從第二國際到社會黨國際的歷史演變過程，人們不難看出，“民主社會主義”實際上就是伯恩施坦修正主義的變異，是第三國際與列寧主義的對立物;“復活”后的“社會黨國際”實質上就是改頭換面的資產階級政黨。
按理，自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世界上出現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二戰后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形成與壯大;歷史已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同時也宣告了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破產。那么，此后怎么還會有20年代第二國際的“復活”和當今“民主社會主義”的“風光”呢?這主要是有如下兩大原因造成的：
第一，社會主義的節節勝利導致資本主義的拼死反抗。
二戰后，世界上出現了社會主義節節勝利的大好形勢。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不但形成且不斷發展壯大：先是有東南歐的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東德等國家脫離資本主義體系;后又有亞洲的蒙古、中國、朝鮮、越南，以及美洲的古巴先后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截止上世紀60年代前，世界上已有14個國家組成了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另外，二戰后民族解放運動空前高漲，社會主義對這些新獨立的國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所有這些，確實對資本主義舊世界構成了巨大的挑戰。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對社會主義陣營進行了拼死的反抗，使戰后兩大陣營的冷戰搏殺愈演愈烈。為了穩住資本主義，爭奪中間地帶，搞垮社會主義，從1947年美國提出杜魯門主義(宣布直接干涉他國內政幫助各國反動派鎮壓革命)到1948年在歐洲推行馬歇爾計劃(經濟上援助資本主義歐洲的“復興”);再從1950年發動侵朝、1961年發動侵越“熱戰”，到推出杜勒斯“和平演變”方案的《十條誡命》……，一句話，調動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所能調動的資源，采用一切資本主義世界中最無恥、最卑劣的伎倆，目的在于保住垂死的資本主義剝削制度，遏制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在這一嚴酷斗爭中，扶植“社會黨國際”，在資本主義世界推行“民主社會主義”的改良主義，以便蒙蔽在資本主義控制下的人民群眾，泯滅他們的革命意志，無疑是國際范圍資產階級拼死對抗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國際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出了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的現代修正主義。
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最為廣闊和最為深刻的一場革命，它不僅要消滅世界上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而且還要從根本上消滅人類自有文明史以來推行的私有制剝削制度。這就要求人們在“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同時，還必須“同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也由于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場前所未有的革命，在它的進程中，無產階級革命者根本沒有什么歷史經驗可以借鑒，一切都得在實踐中探索，難免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甚至會犯些錯誤;而其敵人又是歷史上最富有階級斗爭經驗、最為兇狠、最為狡猾、最為強大的對手。
就在社會主義新世界同資本主義舊世界兩大陣營斗爭交鋒過程中，遺憾的是，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卻出現了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義。
從上世紀50年代的赫魯曉夫到90年代的戈爾巴喬夫，這都是一些混進無產階級革命隊伍里的資產階級野心家和民主主義者，他們是口頭上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而在世界觀上卻完全是資產階級的，根本沒有改造。在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冷戰”過程中，他們竊踞著社會主義陣營的最高權力，屈服于帝國主義的外在壓力，過不了內部社會主義革命關而蛻化變質，墮落為現代修正主義分子，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叛徒，成了資產階級復辟資本主義的黨內代理人，成了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正如毛澤東所說，這些“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果不其然，在他們長期背棄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在他們揪住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的某些缺點錯誤，無限擴大，進行惡毒攻擊以后;在他們長期丑化攻擊無產階級革命領袖，丑化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以后，在他們長期鼓吹“民主社會主義”的改良主義思潮，宣揚階級調和，宣揚資產階級的“普世價值”以后，最后終于直接配合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與顏色革命，導致東歐劇變與蘇聯解體，基本上斷送了整個社會主義大業。
二戰以后兩大陣營的“冷戰”史，已充分證明：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需要“民主社會主義”，因為它要穩住自己陣營，需要麻痹歐洲工人的革命意志;以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叛徒集團，同樣需要“民主社會主義”的改良主義思潮，以便用它來腐蝕、解除革命人民的思想武裝，幫助帝國主義從內部搞“和平演變”。這就是為什么“民主社會主義”，能在歐洲立足、發展，并從“白人國際”直至向世界蔓延的真正原因，也就是當今“民主社會主義”能得以“風光”的真正原因。
民主社會主義的破產
“民主社會主義”作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它既是統治階級鼓吹的一種思想，同時又是壟斷資產階級推行的一種政策。可以這樣說，它只是壟斷資產階級消弭國內無產階級革命的“維穩器”，也是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攻心戰”的利器。因此，只要資本主義在世界上還存在一天，以“民主社會主義”面目出現的社會改良主義就有其存在的基礎。反映在國際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陣營內，就一定不斷地會有革命者蛻變為“民主社會主義者”。
“改開”以來，中國共產黨內出現了一批以辛子陵、謝韜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者”，他們公開鼓吹“告別革命”，宣揚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提出要為修正主義“正名”，胡說“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另一位“民主社會主義者”何方宣揚：
“以往的宣傳把民主社會主義稱為‘修正主義’，實際上，它同樣是一種社會主義實踐。1919年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徹底分裂后，主要分成兩大流派，一是宣布實行社會民主主義的第二國際和各國工黨、社會民主黨;一是宣布實行共產主義的第三國際和各國共產黨。雙方都承認信仰馬克思主義，開頭時還都自封‘正統’，但卻互不承認，勢不兩立。在二戰之前，社會民主黨已經在瑞典、芬蘭等北歐執政。二戰后，工黨、社會黨長期在英國、法國、德國、荷蘭、奧地利等國家執政。這就使不但北歐，而且整個西歐也都成了民主社會主義。”
何方的這些議論，貎似“客觀”，但它只能欺騙那些不明國際工人運動真相的人。在了解了本文前述的國際工人運動中馬克思主義反對機會主義的斗爭史以后，人們就可清楚地看到，何方的議論完全是為了混淆是非。請問：
否定階級斗爭學說，否定無產階級革命，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否定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否定共產主義的“理論”，這能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理論嗎?這種“民主社會主義”能稱得上是社會主義嗎?硬把信奉“民主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社會黨，說成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政黨，這不是混淆視聽又是什么?
何方活像一個在街頭賣狗皮膏藥的江湖騙子，他唾沫飛濺地向中國人民兜售“民主社會主義”，說什么：
“以瑞典、芬蘭為例，這兩個國家在20世紀初還是歐洲最落后的國家，而且氣候條件惡劣，但到20世紀70年代，它們的富裕程度已名列歐洲前茅，真正做到了經濟繁榮、政治民主、自由充分、福利完備、社會穩定，消滅了等級制和特權，……基本上消滅了三大差別，做到了普遍富裕。”(FT中文網特約撰稿人馬國川采訪何方：《應為社會主義正名》)
拿兩個北歐資本主義小國(瑞典人口900萬，芬蘭人口500萬)的所謂“成功”來說事，這有普遍意義嗎?要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社會主義大國，去走瑞典、芬蘭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這能走得通嗎?
“在社會現象方面，沒有比胡亂地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方法了。羅列一些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如果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而是片斷的和隨便挑出來的，那末事實就只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也不如”。(《列寧全集》，第23卷，第279頁)
事物的發展是復雜的，任何發展都會有一定的“特例”。人們只有把握那些具有普遍意義、能反映事物本質必然性的事實才是有意義的，否則，這種“事實”只能是一種被玩弄的“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也不如”。
另外，即使是在瑞典、芬蘭這兩個“特例”中，只要稍作一番調查研究，就會發現：原來何方的溢美之詞離這兩個國家的客觀現實又何其遠矣!
第一，瑞典、芬蘭在歷史上并不像何所說的那樣，是屬于“歐洲最落后的國家”，它們的富裕更不是全由“民主社會主義”造成的。
早從18世紀起，瑞典就是一個同荷蘭、英國等國進行競爭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
1731年，瑞典就建立了“東印度公司”(其時英、荷、丹麥、葡萄牙和法國均有東印度公司)，專事負責對中國的“貿易”。同年“哥德堡”號處女航，歷時一年半，從中國廣州裝回大量茶葉和瓷器，獲得了巨額的經濟回報，得利90萬瑞典圓，所得的25%即被派作股息。瑞典東印度公司直到1813年終止，僅1750——1770年間，該公司資本每年的回報率就高達100%!
另外，芬蘭也不是什么“氣候條件惡劣”的不毛之地之國;相反，它屬溫帶海洋性氣候，夏季平均氣溫16℃，冬季平均氣溫-5℃。國土上森林覆蓋率高達66.7%，約2024.7萬公頃，人均占有量3.89公頃，木材儲積量20.48億立方米。礦產資源中銅較多，還有鐵、鎳、釩、鈷等礦產，泥炭資源豐富，已探明儲量約700億立方米，相當于40億噸石油。
看看海灣、中東地區的石油資源小國吧，從阿聯酋、科威特到沙特，人口少，資源豐富，有哪一個不富?除非像伊拉克、利比亞那樣遭到了美國的狂轟濫炸，那就只能例外了。
第二，這兩個國家雖是歐洲小國，但經濟發展一直不錯。
如世界聞名的瑞典電訊大王愛立信公司，就是一個成立于1876年老字號公司。從早期生產電話機、電話交換機發展到今天，已成為其業務遍布全球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跨國公司;又如世界上最大的商用運輸產品供應商之一的瑞典沃爾沃集團，也是始創于1927年的大公司。
芬蘭的情況也與瑞典類似，資本主義早在19世紀就有很大的發展。當今世界聞名的諾基亞公司，就創始于1865年;再如當今世界領先的跨國森林工業集團——芬歐匯川集團，在芬蘭也擁有悠久的歷史，集團第一批機械漿廠、造紙廠和鋸木廠，早在19世紀70年代初期便開始運營生產。
筆者所以要舉出瑞典、芬蘭的一些著名跨國公司的歷史，至少可以證明：這兩個國家雖小，卻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既然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擁有這些王牌企業不正是資本主義發展水平的標志嗎?(就像美國有通用公司，英國有勞斯萊斯公司，法國有雷諾公司，意大利有菲亞特公司，日本有三菱公司，德國有西門子公司，等等)你還能說它們是“落后國家嗎?
兩國雖是小國，其實都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拿跨國公司來講，瑞典除有愛立信、沃爾沃集團以外，還有薩博、斯凱孚、伊萊克斯電器、ABB、哈蘇相機、宜家家居、利樂包、H&M服裝、絕對伏特加、阿斯利康制藥、斯堪尼亞汽車、柯尼塞格跑車等等;芬蘭除擁有諾基亞、芬歐匯川集團外，還有斯托拉-恩索紙業集團、富騰集團和凱斯科等跨國公司。
第三，導致瑞典、芬蘭的“富裕”還有一些特殊原因。
比如，它們都是小國，人口少，許多矛盾容易控制與解決(如諾基亞一家公司，就可為芬蘭貢獻年度稅收的十分之一還強);又因為是小國，外交上也有“小”的“優勢”，瑞典在二戰中是“中立國”，芬蘭是蘇聯、德國雙方拉攏的對象，從而避免了戰火的破壞，逃過了一劫;再如，兩國均為歐洲國家，二戰后又得益于歐洲的戰后復興與整個發展的大環境。
第四，瑞典、芬蘭確實比較“富裕”，那么，那兒是否真的已成了“經濟繁榮、政治民主、自由充分、福利完備、社會穩定”的“社會主義”國家了呢?非也!
先拿經濟來講，兩國實行的都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度，90%以上企業為私人所有(這就與社會主義制度是風馬牛不相及的)。經濟發展主要是依賴外貿，純屬外向型經濟。這種外向型經濟，一旦外部世界形勢有變，遇到什么風吹草動，就會陷入困境。本次世界范圍經濟危機發生以來，該兩國經濟就受到了較大的影響。
再拿政治、社會問題來講，這兩個北歐國家也并非一派清平的“和諧世界”。
1986年瑞典首相帕爾梅遇刺身亡(政府開出5000萬克郎合850萬美元重金，懸賞破案，至今未有結果);2003年9月11日，瑞典女外交大臣林德又被刺斃命，破案問題還是一團迷霧，沒有結果。
近幾年，以民族排外主義為核心的新納粹主義極右勢力在歐洲到處鬧事，在北歐尤為猖獗。聽到過震驚世界的“挪威奧斯陸爆炸槍擊案”嗎?
2011年7月22日一天，兇手布雷維克(挪威人)先在奧斯陸搞爆炸，炸死了7人;再趕到于持島青少年夏令營(夏令營由挪威執政黨工黨青年團組織)制造槍擊案，屠殺了14歲到18歲的青少年達70人!更為震驚的這不是一個瘋子殺人，而是一次精心策劃的案件。早在2002年4月，布雷維克就在倫敦與9名極右翼人士秘密會面，成立一個“十字軍”性質的組織，開始計劃此次槍擊案，在發動襲擊前的幾小時，布雷維克還在互聯網上發布了其耗時三年篇幅長達1500頁的英文種族主義《宣言》。
在歐洲的新納粹極右勢力，如今大多在努力向政黨方向發展。在這方面，唯獨瑞典的極右勢力率先轉型成功——改頭換面地取得了合法地位，成立了“瑞典民主黨”，并在2010年的議會選舉中，獲得5.7%的選票。這究竟是福還是禍?誰也說不準。2011年，芬蘭的民粹主義政黨——正統芬蘭人黨也獲得議會選舉選票的19.1%，已成為芬蘭政壇的第三大黨。
隨著近幾年歐洲經濟衰退，瑞典、芬蘭兩國還都面臨人口老齡化，勞動力不足，移民問題，年輕人缺乏進取積極性，整個社會缺乏活力，對“統一歐洲”的不認同，等等，一大堆問題，這些都是“民主社會主義”留下的苦果。北歐雖相對較“富”，但絕不是“人間天堂”。今次“5·19”瑞典暴亂事件的發生，則進一步反映了“民主社會主義”正在破產。
可見，謝韜、何方拿瑞典、芬蘭這兩個資本主義小國做“典型”，想以這兩個國家的“發展”來證明“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的“普世”意義，實屬枉然。
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謝韜《炎黃春秋》上發表那篇文章的時候，這兩個曾經長期在瑞典、芬蘭執政的社會民主黨，卻一一垮臺了，兩個社會民主黨分別在2006年、2007年“下崗”。一個被瑞典中右聯盟的溫和黨拉下馬;另一個也被芬蘭中間黨所取代，正式宣告瑞典、芬蘭“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的破產!
當然，謝、何也許會反駁：北歐瑞典、芬蘭的失敗，不等于整個社會黨國際的失敗。你看英國工黨、法國社會黨、德國的社民黨等，不是繼續在英、法、德這些西歐傳統大國執政嗎?
不錯，像“社會黨國際”系統的這些改良主義政黨，本來就是資產階級政黨，由它們在資本主義國家執政，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筆者要強調的是：“社會黨國際”系統的政黨，如今雖繼續在執政，但想要持續推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那一套，已不可能了。為什么?“民主社會主義”已經破產了!
“民主社會主義”，本質上就是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一般說來，它只能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存在。因為改良主義需要由壟斷資產階級“讓出”一部分超額利潤，來收買工人運動中的“工人貴族”，甚或收買整個工人階級——通過高工資和社會福利，造就一批為數眾多的“中產階層”。因此，“民主社會主義”只有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才有存在的經濟基礎，只有在世界的“食利民族”中才能實現。
資本主義的本質，就是憑借“資本”手段對世界進行掠奪。由于資本的“逐利”本性，這就決定了資本的積累必然是兩極分化的過程，造就少數人的巨富與多數人的窮困。對一個國家是這樣，對整個世界也同樣不能例外。從這個意義上講，“民主社會主義”對占世界人口約90%的極大多數國家來說，是不可能實現的。可以斷言，在發展中國家鼓吹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這不是有意欺騙，就只能是一種十足的幻想。
回顧整部近代世界史，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實際上就是一部對世界的掠奪史。自15世紀末新航路開辟以來，資本主義的發展早已把世界變成為一個整體。由于歐洲得資本主義風氣之先，因此，早期的資本主義強國一無例外地都出在歐洲。比如：15、16世紀的葡萄牙帝國、西班牙帝國，17世紀的荷蘭帝國，18世紀的大英帝國。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一戰前夕，世界資本主義進入成熟時期——帝國主義階段，世界已名正言順地被分割成為兩個部分：
一部分是英、法、美、俄、德、奧、意、日8個帝國主義國家——組成資本主義宗主國;另一部分，則是亞、非、拉地區廣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附屬國。8個帝國主義國家占世界人口不到10%，但卻占據、統治著占世界人口90%的附屬國。也就是說，由10%的“食利民族”剝削、奴役占世界90%人口的被壓迫民族。兩部分國家，也只有第一部分國家——8個帝國主義國家有可能推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可以成為“食利民族”;其最典型的國家”就是大英帝國。
如今歷史已經進入21世紀。環顧世界，與19世紀末相比，雖然這個世界已歷經了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輪回，世界格局的某些形式有變(如新殖民主義取代老殖民主義，殖民地、半殖民地變成了“新興國家”)，但世界的基本格局還是不變。
當今的“發達國家”——八國集團(美英法俄德日意加)不仍然是當年的8大帝國主義國家的變異(僅加拿大取代奧匈帝國而已，8國人口數還是占世界10%稍多些，準確數為13%)嗎?當今的“發展中國家”——廣大的亞、非、拉地區的國家(占世界人口87%)，不仍然直接、間接地受八國集團的控制、統治嗎?換成毛澤東的語言，就是“第一世界”(現已變為美國獨霸)、“第二世界”(增加了俄國)繼續統治著亞、非、拉“第三世界”!
說到底，“民主社會主義”只有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才能推行。因為只有這些“食利民族”國家的壟斷資產階級，才可能在對第三世界的掠奪中(這種掠奪表面上是通過“平等貿易”——實質上的不等價交換實現的)獲取超額利潤，然后在國內實行“民主社會主義”即高工資和高福利政策。
同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一樣，凡有其利亦必有其弊。“食利民族”的壟斷資產階級用“高工資”和“福利社會”來收買工人階級甚或整個民族，確實可以緩和國內階級矛盾，穩定整個社會，遏制革命;但長期的“高工資”、“高福利”政策是不可持續的，當壟斷資產階級在超額利潤中“讓利”到一定界限時，其結果必然是國家財政赤字不斷推高，債臺高筑直至不堪重負，最終崩潰。
自2007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開始，到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一場百年未遇的世界性金融危機——經濟危機愈演愈烈，如今則進一步發展成為許多國家的“主權信用危機”，它還可能直接導致一系列國家面臨破產的命運。
比如，2011年美國的公共債務總額已達146300億美元，前不久國會又同意追加債務21000億美元，兩項合計為167300億美元，已超過2010年GDP總量144600億美元的115.7%!由于美國掌握著美元這一國際貨幣的發行權，尚可用美元霸權“硬撐”，而其它國家就沒那么幸運了。
在當今“歐債危機”中，希臘和意大利，它們的國債數額均已達到本國GDP總量的120%!超過了美國;其他還有愛爾蘭、西班牙等國也均面臨著類似問題。
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是現任“社會黨國際”的主席，他領導的“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走的就是“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然而，本次“主權債務危機”爆發，也只能采取緊縮財政，削減社會福利措施，這就促使國內矛盾激化。隨后雅典爆發整個公共和私營部門職工大規模罷工和示威游行，抗議政府為獲取“歐盟”救援貸款擬采取新一輪的緊縮措施，其中包括年內裁減3萬名國有企業員工、提高房產稅、減少工資和退休金30%等。直鬧得帕潘德里歐黯然下臺。
“希臘債務”問題是“民主社會主義”破產的典型。在希臘后面，緊跟著的是西班牙、意大利、法國(這些國家已被下調信用評級)等以至整個歐盟。
當然，“民主社會主義”的命運實際上是與整個資本主義的命運緊密相連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破產，歸根到底就是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危機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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