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的提出與研究思路

　　民主已經成為一個世界性話題，冷戰時期更是變成西方陣營的政治工具。憑借對“民主概念”的壟斷，西方國家占據了國際政治制高點。“民主”被西方政治理論家提煉成西方政治制度的唯一真諦，演變成一種政治宗教。本課題詳細地剖析了民主是如何被泛化、普遍化、神圣化、宗教化、教條化、工具化、功利化、標簽化、碎片化的。分析了西方學者為了配合西方政要輸出民主，將民主解析化、模塊化、程式化。

　　第一，以大量的國際民主化案例，分析了冷戰后一些國家民主化的理論迷思與政治發展悖論。利用收集的大量資料和文獻，分析了非洲國家、中東地區、拉丁美洲國家的民主和政治發展的曲折歷程。特別著重分析了20年來蘇聯—俄羅斯民主化的深刻教訓。

　　第二，跟蹤當前西方、特別是美國在國際政治中“輸出民主”的戰略意圖、策略作法和實際操作手段;剖析國際政治中流行的種種“民主神話”;分析了西方社會特別是美國與歐洲國家之間在“輸出民主”問題上的戰略意圖和策略差異。

　　第三，重點關注國際上有關“民主、民主化”等問題的理論反思，特別介紹了當前俄羅斯政界和理論界對民主問題的反思和政治發展的探索。剖析了“顏色革命”的國際背景與政治實質。

　　第四，通過分析國際上政治民主化的成敗得失，利用大量國際案例回應了鼓吹“民主萬能論、民主速成論、民主不戰論、民主和平論、民主同盟、自由之弧、民主至上論、民主救世說、西方民主普世說”等說教，批駁各種“民主拜物教和民主原教旨主義”。

　　第五，提出要樹立正確的民主觀，揭示了科學發展觀的政治內涵。民主是現實的、多樣的和具體的。不能將其抽象化和絕對化，將民主與穩定和效率等對立起來，非此即彼，拒絕中間過渡，搞政治“休克療法”。必須強調民主的民族性和主權性，民主的歷史性和具體性，民主的成長性和階段性，強調民主化的差異性和關聯性。

　　通過對國際政治理論與政治發展模式進行提綱挈領式地把握，甄別了不同政治發展模式的理論差異。對不同類型國家的政治進程進行總結，進而對各國政治發展和民主化的道路進行了思考。提出政治發展過程是民主、穩定、效率等三組價值元素的辯證統一。提出民主政治發展有其內在的、特定的邏輯，人為地“推廣”或“簡單移植”西方體制，最終可能適得其反。強調各國國情是現實的、多樣的和具體的，不能將西方體制作為一種普世的模式加以推廣和輸出。

　　第六，總結國際上民主化的經驗和教訓，剖析了在民主化問題上的一些理論誤區。以發展中國家民主發展過程的民主選擇為背景，以不同類型的發展中國家民主選擇的典型個案為主要內容，分析了冷戰后民主化、政治發展與經濟和社會進步之間的關系。提出，在一定時期內，某些國家的民主化并非一定是經濟改革或發展的先決條件。經驗表明，轉軌國家向市場經濟過渡需要高效、有力的權力保障。

　　第七，總結和提煉中國發展道路的理論價值和國際意義。國際政治發展和民主化的歷史表明，民主有其發展的邏輯，不能脫離發展而孤立地進行。每個國家的民主進程有其特殊的順序和環境，簡單照搬及強力移植只能適得其反。當前某些國家熱衷搞“民主同盟”或以“西式民主”劃線，不僅會分裂國際社會、危害世界和平與穩定，而且會延緩甚至阻礙世界政治發展和國際民主化進程。

　　與某些國家極力輸出或復制西式民主不同，中國立足本國國情，積極探索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政治路線。在當今復雜矛盾的國際大背景下，中國的政治發展彰顯出獨特的理論價值和國際意義。

　　第八，提出在國際政治中努力抵制“推廣民主”誘惑的同時，要積極倡導國際關系民主化。主張多樣化的世界、多樣化的道路、多樣化的民主。批駁西方在“民主、人權”問題上的雙重標準，以中國的立場、中國的標準，描述國際上“民主化或政治發展成長圖景”，提出應研發中國版的“政治發展力國際評估報告”，增強我們在國際事務特別是在民主問題上的話語權和思想力。

　　成果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冷戰后的20年，民主已經成為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的焦點問題。民主成為西方劃分關系親疏和國際陣營的政治工具，成為國際政治較量的內容。在西方戰略家眼里，民主已經成為了一種全球化現象。正如美國政治學者在民主課程的教科書中指出的那樣：“民主化正在成為一個全球現象……民主現在已成為唯一具有普遍正當性的政府形式……這些年代以來，國際上發生了許多戲劇性的事件，既關系到每個國家的國內政治，又關系到這些國家所在的地區乃至全世界的國際關系”①。

　　近百年來，“民主”被認為是西方社會最主要的政治構架。上世紀東西方陣營冷戰過程中，“民主、人權”成了西方社會意識形態中標志性的政治品牌，是對抗蘇聯陣營的重要戰略和策略工具。冷戰結束之際，西方政界和學界普遍認為“西式的自由民主在全世界范圍內取得了全勝”，有關民主自由的意識形態之爭從此結束。憑借對“民主概念”的壟斷，西方國家占據了國際政治制高點。在這過程中，“民主”被西方政治理論家提煉成西方政治制度的唯一真諦，民主成了西方政治人物的口頭禪，逐漸演變成一種政治宗教，變成西方對外政治輸出的“政治圣經和基本軟件”。

　　2008年以來，始于西方的國際金融海嘯深刻暴露了西方政治體制的危機，暴露了西式民主的虛偽與局限。本課題從國際比較視野中著重研究一些國家民主化的成敗得失，分析了民主化過程中的經驗和教訓，有著極強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這有利于打破西方輿論在民主、人權問題上的話語壟斷，做到知己知彼，破除誤區和神話，加強在民主、自由等問題上的國際對話，為對外交往和對外宣傳提供必要的理論支持。同時為國內理論界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問題提供國際視野的理論或資料佐證，有利于加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理解，樹立正確的民主發展觀，探索科學的政治發展和政治改革路徑。

　　冷戰后西方民主化研究：理論誤區與實踐陷阱

　　幾十年來，伴隨著民主逐漸進入由西方世界主導的國際化進程，西方學界對民主的研究也發生了重點轉向：由設計和檢查自身的民主情況轉移到關注對外輸出和移植民主。冷戰結束后涌起的民主化浪潮，更是吸引西方大批政治學和國際政治學者關注民主和民主轉型問題，甚至一些經濟學、法學、社會學專業的學者也紛紛加入到民主熱點的研究。

　　西方國家研究民主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不少研究成果還夾雜著各式的數字模型。然而，在民主或計量化、或價值化研究的背后，西方民主問題研究往往演變成為外交政治的工具。除此之外，由于民主研究資助方的政治性偏好和功利性考慮，西方學術界很難保持學術中立，這使得他們時常陷入理論邏輯和政治現實的矛盾而不能自拔。據我們有限的觀察，近年來西方有關民主問題的研究中可以歸納出以下10種傾向：

　　民主潮流化研究。內容是將民主視為國際性的政治現象，而民主進程如波浪起伏一樣潮起潮落。冷戰后西式民主取得了一時性的勝利，蘇聯東歐諸國的政治演變被稱為民主的“第三波”浪潮。第三波浪潮過后，西方強國開始肆意揮霍“冷戰紅利”，企圖將西式自由民主推廣到全世界每個角落。新世紀以來，他們提出要對蘇聯國家在內的一些“暴政國家”繼續進行“民主化”改造，鼓動“顏色革命”(亦稱“花朵革命”)，積極制造“第四波民主浪潮”。然而，國際上一波又一波的民主化潮流并未給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帶來和平和幸福。

　　民主測量與排行熱。自上世紀50年代行為主義在美國政治科學界盛行后，經驗研究和量化研究等實證研究方法在政治學研究中得到推廣。另一方面受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的影響，西方政治學界提出，應當對包括民主在內的政治形象進行道路量化研究。實際上，西方各個研究機構往往根據“民主—非民主”、“自由國家—非自由國家”、“廉潔—腐敗”、“經濟自由—經濟不自由”等線性的單一中心為基礎對國家進行排行，并不總能反映當代世界政治現實的復雜性和矛盾性。民主判定和測量是一項政治性和意識形態性極強的行為，反映了國際上思想政治領域的較量與斗爭，反映了西方世界掌握著“民主”標準制定權和話語權。

　　民主化與全球化研究。這類研究對西方民主體制的前途持樂觀態度。他們認為，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將給西方民主主宰全球提供有利的國際條件。民主既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也是重要內容和推手。他們提出，如果一個國家建立起開放、透明、廉潔和民主的政治體制，將在全球化體系中占據非常有利的位置。

　　民主實現研究。有關民主實現問題的研究主要分為三類：首先是“民主爆炸說”。這類研究認為民主是一個爆炸性的結果。經過一朝分娩，民主便會橫空出世。這類“民主政變”是西方樂意看到的。不難看出，“民主爆炸生成說”遵循了一種簡單化的邏輯思維，看不到民主的成長性和政治的復雜性。這種民主將是不成熟的、不穩固的，極易夭折和死亡。

　　其次是“民主孕育說”。部分西方研究者認定，民主化存在一些前提條件，只要具備這些因素，一國政治體制的民主化轉變就將發生。有學者將這類民主理論稱為功能民主理論。功能民主理論承襲了政治學結構功能學派的核心觀點，關注社會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之間的相互聯系。很明顯，其目的不僅在于分析民主政治產生的根源，更重要的是希望建立起某種具有普遍意義和預測能力的解釋框架，預測和分析民主的生成。在實踐中，這種機械主義的理論暴露出其先天的缺陷：有的民主化實踐并沒有具備那些所謂的先決條件，而有些具備先決條件的國家的民主化進程遲遲沒有展開。

　　再次是“民主精英互動說”。面對渴望民主的理論困境，西方部分政治學者逐步放棄了結構主義、整體主義的理論取向，轉而研究具體民主化進程的起源和過程，特別關注政治主體互動與關系。這些政治主體包括所謂改革者、保守派、溫和派和激進派、執政黨和在野黨等。他們認為，這些政治主體的相互作用直接決定著民主轉型的方向和結果。這類研究也被稱為民主起源研究。民主起源研究過于關注政治精英的互動和討價還價，缺乏對客觀因素的分析，其結果可能顧此失彼，造成結論偏頗和政治預測失誤。

　　民主轉型和鞏固研究。在國際政治比較領域，20世紀中后期幾次波及全球的民主化浪潮，“民主自由體制”的確立與衰退始終吸引著西方政治學者的關注，如阿爾蒙德、派伊、亨廷頓等美國政治學者對發展中國家政局以及政治民主化的分析。

　　冷戰結束的20世紀末是一個充滿大變動的時代。西方學界對于冷戰后隨之而來的民主化浪潮持極其樂觀的態度。他們對后共產主義國家民主化轉型的研究興趣明顯高漲，大大超過了西方自由民主體制內省的關注。加上歐盟擴大和北約東擴的政治需要，西方政府加大了對蘇聯東歐地區的政治轉型研究的資助。這些研究基本遵循了這樣一個老舊的研究范式：極權主義——權威政權——民主。這種研究邏輯在某些程度上能夠解釋幾個順利轉型的單一民族國家的政治轉型，但在分析俄羅斯等民族眾多、政治復雜的國家時就顯得力不從心。

　　民主的區域性和比較性研究。冷戰后西方學術界熱衷開展對區域性民主的研究，也是在冷戰后背景下，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已經十分完美，充其量只需要技術上的修補。于是，政治學界和民主化研究的目光轉向那些“政治落后、民主不興”的第三世界。除對蘇聯東歐區域性研究外，常常列舉的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由勞倫斯·懷特赫德主編的“牛津民主化研究叢書”。近些年西方有關區域性民主的研究材料雖然眾多，但區域型、碎片化的研究難以表現出民主興衰的歷史內在邏輯。于是，一些西方政治學家開始注重國際間的民主比較研究。如霍華德·威亞爾達主編的《民主與民主化比較研究》;“牛津民主化研究叢書”中的馬克·羅伯遜編寫的《民主發展國家：政治和制度的設計》等。近年來，比較民主問題研究作品還有哈利維的《在民主與民主化中的階級與精英》;法納等人的《東西方民主、社會化和對立的忠誠》等等。這些研究的局限是將民主視為唯一的、絕對的政治進程;忽視了政治發展目標的多元性和道路的多樣性，因此這些研究或者只是描述進程，或者得出的結論相互矛盾、不能自圓其說。

　　民主策劃術與設計術。部分西方政治學者熱衷將民主技術化、模塊化和工程化研究。在這種思維模式的主導下，這樣的民主設計研究多是以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為樣板，然后將其簡化成一套簡單而易于推廣的程序。為了更快、更廣泛地推廣民主，西方民主設計師常常將民主簡化為一個個選舉程序或技術模塊。像亨廷頓這樣正統的政治學者也在《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一書中詳細列出針對各種民主化情勢以及政治派別的“民主準則”，以供不同國家“民主政變”人士使用參考。②

　　與此同時，西方政治學家紛紛出版各種簡化版的“民主教程”，一些民主基金會或人權組織爭相推出“民主行動指南或手冊”，并大規模地對國外青年進行民主培訓。與此同時，西方大國也不失時機地將民主納入本國的外交議程，加大境外民主人權項目的撥款，官方和民間相互配合實施境外民主推廣工程。一些民主培訓機構專門講授如何醞釀“街頭政治”和“民主革命”，教授示威青年如何與警察打交道，如何使用新媒體，怎樣迅速召集多數人起來，輕而易舉地推翻他國政權。

　　民主標準研究。在西方學者眼里，在國際政治中民主是唯一的、最為重要的指標。西方學者以西方政治為標本，歸納出一系列評判國際民主的標準，并且將其視為國際援助和西方投資必須參照的條件或規范。他們認為，西方的票選制度“能夠成為唯一的標準”③。實際上，西方研究的民主標準過于狹隘，忽視了政治的功能性和基礎性。一些西方政治學研究者過多關注一國政治的“改朝換代和改弦易轍”，關心政權的“置換”，而忽視了民主本身的質量。常常是書本上的民主標準與實際政治進程脫節，出現政局動蕩與政權腐敗，故而影響民主的品相與質量，而此時的民主便很容易墜入“寡頭自由和權貴貪腐”，或演變成“民粹主義、暴民政治”④。類似劣質的民主與真正的民主大相徑庭。

　　民主和平論。這種理論認為，民主國家之間之所以不發生戰爭，是因為民主制度是和平的保證。“民主國家不打仗”這一論斷邏輯荒謬、違背常識，很難稱其為是嚴謹的學術研究結論。“民主和平論”打著維護和平的旗號，但賦予所謂“民主國家”對其他國家的作戰權。而且歷史上所謂“民主陣營”是極其好戰的，二次世界大戰均與西方陣營有關。“民主和平論”是偽善的，因為它討好現實而犧牲嚴密的邏輯。⑤在國際政治實踐中，民主和平的命題具有很大的危害性。民主和平論的鼓吹者一方面宣揚民主國家之間不開戰，但是卻保留對非民主國家的開戰權，這只會加劇國際政治動蕩不安。

　　民主同盟論。蘇東劇變后，處于“文明夾縫中”東歐國家迅速充當了美國民主與人權外交的馬前卒。在美國政府的幕后支持下，2000年6月，由美國、波蘭、智利、捷克、印度、韓國、馬里七國發起在華沙開會建立了“民主國家聯合體”的新國際組織，其宗旨和目的是在世界推廣并鞏固民主制度。

　　2006年前后，美國部分新保守主義分子出臺了一份題為《鑄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的美國國家安全建議性報告。報告宗旨就是，要成立由民主國家組成的國際聯盟(Concert of Democracies)，甚至可以用它來代替聯合國。⑥“民主同盟”宣揚自由民主，如果世界上有違背這些國家的民主意志，則可以發動國際干預，甚至是合法地進行武力干預。

　　特別是2006年以后，在西方世界類似“民主同盟”等煽動“新冷戰”的國際民主說教層出不窮，值得國際有識之士的擔心和警惕。西方法學界也步其后塵，宣稱傳統尊重國家主權的觀念要向“西方自由主義民主普世化”轉變。在外交上，一些國家的政要公開宣稱要實行“轉型外交”、“價值觀外交”，打造“亞洲與繁榮自由之弧”，等等。放下隱含的西方政治企圖和戰略私利不談，世界多數國家能夠將自己發展和民主的命運交給這些叫囂“要替天行(自由)道”的西方政要嗎?在當今世界政治舞臺中，西方智囊和民主謀士們具備足夠的智慧和公信力嗎?

　　樹立正確的民主觀、走科學的政治發展道路

　　冷戰結束后，民主的理論與實踐不僅是國際政治領域的焦點話題，而且也吸引了國內學術界的關注和熱議。與國外情形相近似，民主對于國內思想理論界既熟悉、又混亂，對民主的理解歧義頗多，在認識上存在著不少誤區和模糊之處。什么是民主?如何發展和實現民主?什么是正確的民主發展觀?世界各國政治發展與民主化的前景如何?西方某些國家強行推銷的“民主化”暗含哪些危險?提出哪些思想挑戰?這些都需要我們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方法來分析、來回答。

　　民主不應抽象地和孤立地去研究，而應注重分析和研究民主的歷史性和實踐性。探尋民主的實踐定義，以國際視野比較民主的實踐軌跡。多年來，民主問題的研究吸引了政治理論、政治哲學、歷史和社會學等領域眾多研究者的參與。探討民主概念和理論論著層出不窮，圍繞民主概念的認識分野甚至要超過對“市場、自由”等問題的爭論。當然，不可否認，對民主研究的差異和觀點分歧，也反映了研究者不同的政治立場和思想差異。但是，無論如何，局限于從概念和借助西方民主教科書來闡釋民主，在今天已無助于民主政治研究的深化。

　　為避免陷入民主概念和理論的紛爭，應當將研究的重點由民主的一般性、概念性或規范性研究轉到對民主的實證性、國際性比較研究上來。結合冷戰后國際政治領域中的一些鮮活的例證，分析一些國家在民主化進程中的成敗得失。以國際的視野和發展的框架，來探討民主化的理論邏輯、實踐順序和成長條件。要認清“民主萬能論、民主速成論、民主不戰論、民主和平論、民主同盟、自由之弧、民主至上論、民主救世說、西方民主普世說”等說教的政治本質，堅持政治性與科學性的統一，面對在民主問題上的迷思和爭論，樹立正確的民主觀。民主是成長的、多樣的、具體的、現實的、歷史的。當前，歐美債務危機進一步暴露了“西式民主”的缺陷，國際思想界開始將視角轉向政治制度與政治模式的比較與適應上來。在未來政治選擇與國家發展中需要轉變“話語范式”。要勇于“超越一般民主”，善于“駕馭民主化”，實現綜合的、全面的、協調的政治發展觀。

　　關注民主化進程的國際環境及國際經驗教訓，勇于超越西式民主理論，學會駕馭民主化進程。要避免抽象和孤立地研究民主問題，要勇于跳出西式民主的理論誤區。應當看到，當今世界上民主的理論與實施均是由西方大國主導的。而西方大國主流的民主理論和民主化策略又是主要針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提出來的。這些也構成了西方對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國際角度研究民主問題，首先要關注西方民主理論的演變，同時，也要著力比較分析美國、歐洲這兩個主要“民主推手”的戰略意圖和策略差異。通過比較國際上多數國家的政治發展和民主化的實踐，政治興衰的經驗和教訓，發現民主發展的內在邏輯和規律。

　　注重研究民主的成長性和發展的包容性。冷戰后，民主的潮起潮落以及近幾年圍繞東西方發展模式優劣的辯論表明，民主進程是政治發展進程的組成部分，民主并不是唯一的、終極的，用民主概念并不能解釋一切。研究中東和拉美地區等第三世界的民主化歷程會發現，一個國家需要的政治發展方式、發展道路、發展價值和目標，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上是不同的。不同的國家戰略和民族目標任務決定了這個國家這一時期的政治主題和政治方式。與政治發展一樣，民主有著特定的發展順序、速度和方式。民主有其成長的環境、條件、土壤、文化、成本與質量。民主進程要統一于政治發展的總目標，要與經濟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法治建設等進程相協調。與單一的民主概念相比，政治發展的內涵更為豐富、更為具體、更為多彩也更為廣泛。

　　關注中國發展的政治經驗，樹立正確的民主觀。國際歷史經驗表明，每個國家的民主都應符合自身國家特定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現實條件，發展民主應當因地制宜，外部強加和全盤照搬往往是得不償失。要深入剖析西方推廣民主背后的地緣戰略意圖，深入總結俄羅斯等后社會主義國家在民主化問題上的教訓，努力擺脫西方在民主、人權領域的話語禁錮。要破解西方強加的“極權、專制、不民主”等概念陷阱，努力提煉和歸納中國的政治經驗和理論價值，增強政治自信力和理論說服力。要關注一國的政治主題和發展順序，注重培養國際政治競爭力。針對國際上流行的各種不同版本的“政治、民主、人權排行榜”，應當強調政治發展力和競爭力，研究一套科學而全面的政治發展力評估模型，研發中國版的“世界政治發展力評估報告”。要堅持政治性與科學性的統一，樹立正確的民主發展觀，探索全面而科學的政治發展理論，促進政治民主、政治穩定、政治效率、政治廉潔，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越走越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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