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當代文學”是現今高校文學院和新聞學院里的重要課程，對學生基本價值觀和行業價值觀的形成有著重要影響。正因如此，對于這些學院里文學教育愈演愈烈的偏失，尤其應當予以注意。

　　通常所說的“中國現代文學”，指的是五四到建國前的文學，不過30來年;而“中國當代文學”，包含的則是建國后迄今的文學，已經60多年了。現今高校文學院和新聞學院的課程設置中，“中國現代文學”所占用的教學時間，遠遠大于“中國當代文學”。這樣的厚此薄彼直接給學生造成這樣的印象：“現代文學”的成就大大超過“當代文學”。偏重“現代文學”的教學后果，導致學生以“現代文學”的范式來要求“當代文學”，進而得出中國的文學“今不如昔”的習慣看法。

　　早年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注重宣傳講解革命和進步的作家作品，完全摒棄其他作家作品，這固然有其偏頗。但改革開放后，尤其是近20年來的“現當代文學”教學，在所謂“注重文學審美特性”的旗號下，又走了另一個極端：注重凸顯那些表現文人情調、追求精致形式的作家作品，呈現為一種內容狹隘、風格疲軟的“小資文學”或“文人文學”。

　　比如在現今的“現代文學”教學中，徐志摩、沈從文、張愛玲等被講得越來越多，而革命文學、左聯文學、延安文藝以及趙樹理、孫犁等人的作品，卻越來越少。再如，一部由名牌大學中文系編選的“權威教科書”，當代文學的“必讀書目”，連在大陸幾乎毫無影響的臺灣詩人和作家的作品都選了不少，可就沒選建國后影響廣泛而深遠的“紅色經典”，其偏頗可見一斑。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以某一歷史階段性的文學形態為準繩，以“現代文學”的范式來要求規范“當代文學”，本身就是一種愚昧行為。以為文學教育只是培養文學審美能力的想法是膚淺的，也是有害的。

　　現今的“現當代文學”教學，輕視體現中國人民當代實踐的當代文學，淡化體現中國人民抗擊外來侵略、追求自身解放的“紅色經典”，這樣的偏向簡化了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的奮斗史和心靈史，遮蔽了蘊含于其中的歷史訴求和價值導向。

　　更應當警惕的是，這樣的偏向是打著“文學教育去意識形態化”的旗號進行的。直觀地看，一些“海外漢學家”的文學觀，已經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和教學中發揮著不小作用。而這些“海外漢學家”的文學觀，在體現“西化文學觀”的背后，正體現著“西方價值觀”。主張在現當代文學的教學中“去意識形態化”，有的是糊涂不知所已地被人牽著鼻子走，有的則是居心叵測，暗渡陳倉地“搞另一種意識形態化”。是清算這種偏向的時候了。指出其背后的意圖和危害可以讓人保持清醒的頭腦，而在課程設置、教材編寫、評價導向和教師隊伍培養上做出相應改變，才是對這種偏向作釜底抽薪。▲(作者是新疆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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