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黨校副教育長韓慶祥2014年07月23日在人民日報第7版發表《深刻理解和把握“新的偉大斗爭”》一文(見附錄一)。讀后頓生蜀中無大將，廖化做先鋒之感。

　　在下與韓副教育長素不相識，了無恩怨，原不擬置喙。但作為對中國共產黨歷史略知一二的一介草民，當此國家危難之際，卻無法保持沉默。

　　作為中央黨校副教育長，韓先生的文字邏輯還算清晰，不像某些所謂學者，下筆千言，不知所云。韓文的大的邏輯結構為三塊：

　　一、“新的偉大斗爭”的時代背景

　　二、“新的偉大斗爭”的主要形式

　　三、“新的偉大斗爭”的新特點

　　然而，文字邏輯的清晰卻無法掩飾思維邏輯的含混。

　　從這個大結構看，通篇圍繞“新的偉大斗爭”展開。然而無論“新的”還是“偉大”，都是空洞的虛詞，既無經濟內涵，也無社會內涵，更無政治內涵。唯一的實詞是“斗爭”。到底是誰與誰的斗爭?為何而斗爭?讓我們來看看韓文第一部分對時代背景的分析。

　　這一部分又分為三塊：

　　1、我們黨面臨諸多挑戰。

　　2、我們黨面臨“四大考驗”。

　　3、我們黨面臨“四大危險”。

　　在對挑戰的分析時，又分為四條：

　　A、一些國家打壓的挑戰

　　B、改革發展穩定遇到諸多難題的挑戰

　　C、國外社會思潮對我國意識形態的挑戰

　　D、民族分裂主義的挑戰：

　　讀到這里難免想起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中譏諷的：

　　“黨八股的第五條罪狀是：甲乙丙丁，開中藥鋪。你們去看一看中藥鋪，那里的藥柜子上有許多抽屜格子，每個格子上面貼著藥名，當歸、熟地、大黃、芒硝，應有盡有。這個方法，也被我們的同志學到了。寫文章，做演說，著書，寫報告，第一是大壹貳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還有大ABCD，小abcd，還有阿拉伯數字”。

　　能指望這樣的時代背景分析，鞭辟入里，直指癥結，警醒世人嗎?韓先生或許會反問，那你說該如何分析?上個世紀初的中國，經濟凋敝、社會分裂、政治混亂。年僅30歲的毛澤東于1923年4月10日，在《新時代》創刊號上發表《外力、軍閥與革命》(見附錄二)。它給了我們一個分析時局的參照系。

　　毛澤東既分析了臺面上各政治勢力的目標、實力與動向;又分析了實際上支配當時中國政局的列強們，分析了他們最希望出現的局面;還進一步分析了中國社會一盤散沙的現實，和由此現實派生的軍閥統治。分析的結果是悲觀的：“我們只知道現在是混亂時代，斷不是和平統一時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動更混亂的”。但他同時指出：“但政治愈反動愈混亂的結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國國民的革命觀念，國民的組織能力也會要一天進步一天”。在分析的結尾更進一步指出：反動政治“是和平統一的來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獨立的圣藥”。

　　1923年的共產黨還處于草創階段，說其幼稚當不為過。而今的共產黨理應比當年成熟，成熟的表現之一，是理論上的深刻和分析的深入。但將韓教育長與近百年前年僅30歲的共產黨員的分析相比較，到底誰的分析更實在、深刻?

　　且不說超過那個近百年前年僅30歲的共產黨人，即便只要求分析達到他的深度，首先應進行的是：對國內主要政治勢力與國際主要政治勢力的分析，基于此方可對當前的時局有提綱挈領而又抓住本質的認識與判斷。作為中央黨校的副教育長，這個標準不過分吧!

　　在韓文羅列的三個挑戰中，第一個是：一些國家打壓的挑戰。“盡管我國一再強調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推動建設和諧世界，但我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新興大國，難免被某些守成大國及有關國家視為“威脅”，這些國家就會防范甚至打壓我國”。人家為什么打壓，僅因為人家是“守成大國”。韓副教育長似乎忘了，過去30年，這個“守成大國”從中國汲取了多少財富，這財富背后是多少國人的血汗，多少資源環境的破壞，多少社會矛盾的積累。也忘了這個“守成大國”是怎樣把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搞得戰亂不休的;怎樣讓南斯拉夫、蘇聯四分五裂的;怎樣在泰國、烏克蘭支持一幫街頭流氓顛覆民選政府的。這那是什么“守成大國”，分明是個流氓國家!“守成大國”說本質是在為那個流氓國家洗地，將沖突的責任推給中國：你發展太快了，讓人家感到了威脅。

　　第二個挑戰是：改革發展穩定遇到諸多難題的挑戰。“面對體制機制弊端、利益固化藩籬的強大阻力，面對經濟增長與資源枯竭、環境惡化的尖銳矛盾，面對資源人均占有率偏低且配置不夠合理、難以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的突出問題”。過去30年，在“不爭論”的禁令下，激勵少數人先富起來成了事實上的國策。正是這些先富起來的少數人，強化了“體制機制弊端”，“利益固化的藩籬”，導致了尖銳的社會矛盾，給心懷叵測的外部勢力以可乘之機。回避這個根本問題，羅列一些表面現象，在理論上至少是不誠實的。至于“難以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更是將罪過歸結于含糊不清的“人們”，請問，這“人們”到底是誰?農民工?城市貧民?房地產商?還是裸官?共產黨中央黨校的副教育長，如此“分析”問題，是理論根底如此，還是故意攪一鍋粥?

　　第三個挑戰是：國外社會思潮對我國意識形態的挑戰。“西方‘憲政民主’‘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普世價值’等思潮，通過不同途徑不斷向我國滲透”。自80年代后期，這些貨色就堂而皇之地在高等院校、學術刊物、主流媒體、主流書店、乃至影視作品上大肆推銷。抵制這一套者，結局是“不換思想就換人”。學術界內，西方各基金豢養的“學者”一個個奇貨可居，在那里指導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哪股勢力在主導這潮流?為何回避這個問題?不要以為中央黨校與之無關，老百姓還沒有忘記出自這里的許多雷人雷語，沒忘記這里舉辦的許多富豪班乃至富豪子女班。前不久，中紀委駐中國社會科學院紀檢組組長指出：“目前社科院意識形態的主要問題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穿上學術的隱身衣，制造煙幕;第二，利用互聯網炮制跨國界的歪理;第三，每逢敏感時期，進行不法的勾連活動;第四，接受境外勢力點對點的滲透。”其實，中央黨校何嘗沒有類似問題?社科院的某些人至少還可以用“純學術”為自己辯解，共產黨的中央黨校又能如何為自己辯解?作為中央黨校的副教育長，為何對此不置一詞?

　　第四個挑戰是：民族分裂主義的挑戰：“主要包括‘疆獨’‘藏獨’‘臺獨’等”。豈止是這些，連巴掌點兒大，喝水都要靠大陸的香港，一批洋奴居然敢倒海翻江卷巨瀾。在共產黨的基礎理論里，民族問題本質上是階級問題。當年階級認同被接受，無論哪個民族，底層勞動者總是絕大多數，在這樣的認同下，民族矛盾可控。當內地拋棄底層勞動者，轉而崇尚官員、資本家后，少數民族地區的巴依、頭人、奴隸主、神棍們紛紛招搖過市。這些勢力勢必以民族認同替代階級認同，這才是民族分裂主義肆虐的根源。問題在于，哪股勢力讓這些財主、巴依、頭人、奴隸主、神棍們重新得勢?

　　由此可看出中央黨校副教育長的時局分析是何等混亂而淺薄，在此基礎上分析共產黨面對的考驗與危險，又豈能中的?當年的共產黨一文不名，被所謂主流社會視為山溝里的土包子、“共匪”。這股勢力卻把擁有全國政權，得到列強資助的“國民政府”打垮了。韓副教育長可曾想過這是為什么?當年的共產黨得到全社會絕大多數成員的擁護，以至于敢以疲憊之師對抗武裝到牙齒的美帝國主義。而今，美帝國主義搞垮蘇聯、東歐、中東后，奧巴馬提出針對中國的“再平衡戰略”，一連串針對中國的文武之舉，其目的再清楚不過了。

　　廟堂諸公們，該想想了，當今的國內外時局到底如何?

　　中國面對的危險到底是什么?

　　你們自己面對的危險又是什么?

附錄一：韓慶祥《深刻理解和把握“新的偉大斗爭”》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歷史任務，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這既是對全黨同志的鄭重提醒，更彰顯了我們黨實現偉大目標的信念之堅定、努力之頑強。我們要深刻把握“新的偉大斗爭”的新形式和新特點，努力贏得斗爭的勝利，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奠定堅實基礎。

　　“新的偉大斗爭”的時代背景

　　我們黨之所以提出“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主要是基于對我們黨現階段面臨的一系列挑戰、考驗和危險的科學判斷。

　　我們黨面臨諸多挑戰。

　　一些國家打壓的挑戰：盡管我國一再強調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推動建設和諧世界，但我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新興大國，難免被某些守成大國及有關國家視為“威脅”，這些國家就會防范甚至打壓我國;

　　改革發展穩定遇到諸多難題的挑戰：面對體制機制弊端、利益固化藩籬的強大阻力，面對經濟增長與資源枯竭、環境惡化的尖銳矛盾，面對資源人均占有率偏低且配置不夠合理、難以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的突出問題;

　　國外社會思潮對我國意識形態的挑戰：西方“憲政民主”“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普世價值”等思潮，通過不同途徑不斷向我國滲透;

　　民族分裂主義的挑戰：主要包括“疆獨”“藏獨”“臺獨”等。

　　我們黨面臨“四大考驗”。

　　長期執政的考驗：我們黨在長期執政、執政環境日趨復雜、執政基礎有所變化的背景下，如何加強和改進自身建設，以鞏固黨的執政地位;

　　改革開放的考驗：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同時，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的考驗：我們黨既要經受住市場經濟對黨負面影響的考驗，又要經受住市場經濟所引發的意識形態安全的考驗;

　　外部環境的考驗：我們黨面臨的國際大環境和周邊環境日趨復雜嚴峻，包圍、遏制、打壓、分化、唱衰中國的行徑日趨激烈。

　　我們黨面臨“四大危險”。

　　精神懈怠危險：有的黨員干部缺乏理想信念，缺乏自信，

　　缺乏斗志；能力不足危險：有的黨員干部難以勝任所肩負的歷史重任，難以應對諸多挑戰和“四大考驗”;

　　脫離群眾危險：有的黨員干部高高在上，不愿深入群眾，背離了黨同人民群眾密切聯系的優良傳統;

　　消極腐敗危險：一些領域腐敗現象易發多發，嚴重侵蝕著我們黨的肌體。

　　“新的偉大斗爭”的主要形式

　　綜合國際國內形勢和環境來看，當前我們黨所面臨的“新的偉大斗爭”主要有以下一些形式。

　　爭奪資源。

　　資源競爭是當今世界各國競爭的重要形式之一。地球上儲存的資源相對有限。缺乏資源會嚴重影響一個國家的發展及競爭力，因而當前許多國家都在圍繞資源展開激烈競爭。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一定意義上說就是資源爭奪大戰。目前，這種戰爭仍然以不同形式在世界的局部地區進行。

　　貨幣戰爭。

　　美國等西方強國注重金融立國，極力維護本國、本地區貨幣的世界霸主地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一些西方國家打壓人民幣是不爭的事實。研究表明，當前一些西方國家在我國周邊不斷挑起事端，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刺激貨幣流向霸權主義國家。

　　爭奪市場。

　　即為世界市場和中國市場而展開爭奪。我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場。發展經濟必須擁有廣闊市場，西方發達國家圍繞我國市場展開的爭奪從來沒有停止過。

　　意識形態斗爭。

　　強權政治和霸權國家試圖對我國打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它們以“自由、民主、人權”等為招牌，大力對我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目的就是動搖我們的思想根基，摧毀中國人的自信心和凝聚力。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復雜而尖銳，一些錯誤思潮暗流涌動，此起彼伏，競相發聲，大肆攻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

　　領土爭端。

　　少數周邊國家與我爭奪我國固有的領土，一些西方大國趁機介入，挑撥離間甚至公然為其不合理主張撐腰打氣。對此，我們必須高度重視，深刻認識到這種圍繞國家領土主權斗爭的長期性，依法、合情、合理地予以回應。

　　反腐敗斗爭。

　　當前，腐敗現象在一些領域易發多發，我們黨在不斷加大反腐敗的力度。本屆中央領導集體組織開展的反腐敗斗爭，力度大、手段和方式多、效果顯著。與此同時，腐敗分子暗中抵觸，腐敗與反腐敗的斗爭將更為激烈。

　　網絡斗爭。

　　在網絡空間，我們既能看見傳播正能量的“天使”，也能看到發泄不滿、謾罵他人、傳播色情、招搖撞騙、混淆是非、聚眾挑事、制造虛假信息、進行網絡策反等釋放負能量的“魔鬼”。網絡世界中的“天使”與“魔鬼”為爭奪網民和陣地而展開的斗爭日益凸顯，現實世界的斗爭也會體現到網絡世界。

　　反民族分裂主義的斗爭。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西方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經常在我國挑起各種事端，制造民族裂痕，搞民族分裂主義。因此，反對民族分裂主義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新的偉大斗爭”的新特點

　　斗爭對象和形式全面多樣，處處可能是斗爭的“戰場”。我們正在進行的“新的偉大斗爭”之對象，既有國外的，也有國內的;既有黨外的，也有黨內的;既有經濟、政治的，也有文化、社會的;既有有形的敵對勢力，也有無形的挑戰、考驗、危險。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領域都有斗爭，資源、貨幣、市場、意識形態、網絡等都是斗爭的載體。

　　西方敵對勢力對斗爭精心策劃、處心積慮。西方敵對勢力對我斗爭，大多以傳播西方社會思潮且以文化滲透的方式，把“自由、民主、人權”作為突破口。大致步驟是：

　　第一步，讓中國人崇拜西方“標準”;

　　第二步，用西方“標準”裁判中國現實;

　　第三步，使一些人認為西方“月亮”是圓的、中國“月亮”是缺的，對中國現實社會看不慣;

　　最后一步，使一些人對社會主義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和馬克思主義產生不滿，從而達到動搖中國人理想信念、摧毀中國人自信和分化人心的目的。

　　國內外敵對勢力采取的斗爭方式隱蔽巧妙，極具誘惑性和欺騙性。許多斗爭是用文明、學術外衣設置政治陷阱，以文明、學術思想掩蓋政治意圖，讓一些人甘愿上鉤，不知不覺掉入陷阱。這主要體現在：

　　一是以文化、文明誘惑掩蓋政治圖謀。西方敵對勢力從未放棄西化、分化中國的政治圖謀，但感到用赤裸裸的軍事和政治手段扼殺、圍剿中國不合時宜，轉而想打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當今時代，世界范圍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日趨頻繁。西方敵對勢力抓住此機會，往往通過各種名目的基金會、社會組織，以考察訪問和培訓為旗號，培植代理人，進行文化滲透;利用其在經濟、政治、文化、科技、軍事上的“話語權優勢”，誘惑一些中國人尤其是專家學者、領導干部和企業家，使他們對中國的歷史、傳統、文化、文明、理論、思想失去自信，成為西方文化、思想的俘虜。

　　二是用學術思想遮蔽政治圖謀，以學術創新誘惑我國專家學者，使他們掉進西方所設計的政治陷阱。一些西方社會思潮確實提出了具有一定創新性和學術性的思想。但它們常常打著學術創新的旗號，以學術研究、學術交流、學術訪問的面具來掩飾其政治意圖，容易迷惑我們的一些專家學者，使他們喪失判斷力和鑒別力。因此，我們要提高政治敏銳性和政治判斷力，徹底揭露和拒斥西方以文化、文明、學術外衣設置的政治陷阱。

　　綜上所述，當前我們面臨的“新的偉大斗爭”，可謂復雜而嚴峻。積極應對我們黨面臨的諸多挑戰、“四大考驗”和“四大危險”，努力破解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出現的諸多難題，都需要我們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我們應進一步增強憂患意識、責任意識、使命意識，進一步培育戰略思維、辯證思維、底線思維，準確把握機遇、有效應對挑戰、科學破解難題，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持續發展、不斷推進。

　　(作者為中央黨校副教育長、教授)

　　《人民日報》( 2014年07月23日 07 版)

附錄二：毛澤東《外力、軍閥與革命》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

　　中國的統一到底能實現嗎?除開張紹曾[1]等一班妄人，誰都曉得在最近期間內是不能的。因為國內各派勢力在現在是無法使他們統一。統一當然不是混和，所以現在什么“各省會議”，“國事協議會”，下至什么派遣代表和各派首領磋商，無非是些空話空事。把國內各派勢力分析起來，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動派。革命的民主派主體當然是國民黨，新興的共產派是和國民黨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進步黨[2]，進步黨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3]。胡適、黃炎培[4]等新興的知識階級派和聶云臺、穆藕初[5]等新興的商人派也屬于這派。反動派的范圍最廣，包括直、奉、皖三派[6](目前奉、皖雖和國民黨合作，但這是不能久的，他們終久是最反動的東西)。三派之中，前二派在稍后的一個期內是會要合作的，因為反動勢力來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識派和商人派都會暫放棄他們非革命的主張去和革命的國民黨合作，如同共產黨暫放棄他們最急進的主張，和較急進的國民黨合作一樣。所以以后中國政治的形勢將成為下式:一方最急進的共產派和緩進的研究系、知識派、商人派都為了推倒共同敵人和國民黨合作，成功一個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動的軍閥派。中國政治的結局是民主派戰勝軍閥派，但目前及最近之將來一個期內，中國必仍然是軍閥的天下:政治更發黑暗，財政更發紊亂，軍隊更發增多，實業教育更發停滯，壓迫人民的辦法更發厲害。質言之:民主的臉面更發抓破，完全實施封建的反動政治，這樣的期會要有十年八年都說不定。

　　何以知道必然是這樣呢?你看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政治形勢是何等的反動!他們現在是協調著步驟來侵略中國。他們的步驟以先是不協調的，經華盛頓會議[7]一番商量便協調了。雖然他們的協調終久是要破壞的，但目前及最近之將來，他們為補償前次大戰的虧失及蓄養下次大戰的精力，是斷然要取協調主義的。美國的門戶開放主義[8]居然能通過在中國擁有勢力范圍的英、法、日，就是明顯的證據。中國的分裂于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是不利的;但由民主派統一中國，較之民主、軍閥兩派混亂中國，于國際資本帝國主義更不利;只有由反動政治完全霸占中國于他們就最利。這是目前及最近將來中國必仍然是反動軍閥的天下的第一理由。從中國的社會經濟現象看，中國現在是最便利于軍閥統治的。白狼、老洋人[9]可以在河南一帶嘯聚數萬人擾亂數省;人民百分之九十幾未受教育;除開沿江沿海沿鐵路稍有點可憐的工商業外，全部都屬于農業經濟生活;人民的組織，除開沿江沿海沿鐵路應乎他們經濟的情形有一點微弱的組織，像工商、教職員、學生等團體外，幾乎全是家族的農村的手工業的自足組織;蒙古、新疆、青海、西藏、陜西、甘肅、四川、貴州、廣西各地至今無一寸鐵路;全國無一個有三十萬確實黨員的政黨;全國無一家銷到二三十萬份的報紙;全國無一種銷到兩三萬份的雜志;而中國全體有人口四萬萬，有土地三千余萬方里:試問在這種社會經濟情形下軍閥不來統治，還有誰可以來統治?這是目前及最近之將來中國必仍然是軍閥的天下的第二理由。

　　我們從內外政治經濟的情勢上，可以斷定中國目前及最近之將來，必然是反動軍閥支配的天下。這個期內是外力和軍閥勾結為惡，是必然成功一種極反動極混亂的政治的。但政治愈反動愈混亂的結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國國民的革命觀念，國民的組織能力也會要一天進步一天。一面西南各省終不能為北方統一，雖然也不免是些小軍閥，但終究還是革命分子存匿之地。這個期內，民主派分子是一天一天增加，組織一天一天強固。結果是民主派戰勝軍閥派，中國的民主獨立政治在這個時期才算完成。

　　我們只知道現在是混亂時代，斷不是和平統一時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動更混亂的;但這是和平統一的來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獨立的圣藥，大家不可不知道。

　　根據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新時代》創刊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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