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始崔永元，自然是因為中國第一檔最具影響力的脫口秀節目“實話實說”。我想象不出一個節目主持人居然可以如此風趣、睿智和幽默，同時又如此平易近人，像鄰居家的小伙子。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我都是“實話實說”的忠實觀眾，直到他不再主持這檔節目為止。

　　崔永元復出后，又主持了兩檔新節目。一檔是“小崔說事”，單看場景布置，作為同齡人，我就知道這和他對童年時代的美好記憶有關：仲夏之夜，頭頂滿天的繁星，坐在院子里聽大人們拉家常、講故事——那是一個無憂無慮的、沒有“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焦慮的快樂童年。

　　另一檔則是“電影傳奇”，主要內容是對新中國前三十年電影的一個梳理和回顧。這檔節目激起了我極大共鳴。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誰沒有體驗過看露天電影時那種節日般的快樂呢?誰又不能信口背出幾句電影臺詞呢?——“這不是我們無能，而是因為共軍太狡猾了!”“不見鬼子不掛弦!”“大橋附近是軍事禁區，沒有這個是進不來的!” ……，等等。我深信這檔節目帶有崔永元明顯的個人印記，甚至是他個人情感的一種折射，而這種情感，也是大部分60后的共同情感。雖然由于種種原因，這兩檔節目的收視率并不理想，但我仍然認為這是兩檔極為優質、純凈的節目，像一汪泉水那樣清澈，像陽光下晾曬的白床單那樣干凈。

　　根據崔永元主導的這些電視節目，加上他參與的一些公益活動(如正在進行的“給孩子加個菜”，義務主持“打工春晚”等)，我們可以判定，崔永元有著深厚的底層情懷和樸素的正義感，他在情感上是高度認同給他帶來美好童年的毛澤東時代的。

　　崔永元再次進入我的視野，則是由于他橫空出世般的介入了“反轉”斗爭。這一行為使他開始從一個媒體人向社會活動家轉型。“反轉”彰顯了崔永元的社會責任感，由于他的巨大影響力，崔永元的介入開始迅速扭轉了在轉基因問題上話語權不平等的狀態。被主流蓄意壓制而一直處于“悶燒”的“反轉”聲音，終于進入了公共話語平臺，這就為正確解決這一問題創造了一個基本前提。在這個問題上，崔永元居功至偉。

　　大概正是為了“反轉”吧，崔永元開通了新浪微博。通過這一屬于個人的自媒體平臺，崔永元不斷發表對各類問題，包括歷史問題的看法，這讓我又漸漸看到了崔永元的另一面：和他的情感世界相反，他的世界觀卻是和仇視毛澤東時代，完全否定新中國前三十年的自由派公知高度重合。這也就意味著，崔永元的精神世界是分裂的，他“理性”反對他的情感，而他的情感卻反對他的“理性”——也許，這就是他罹患抑郁癥的真正原因。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我想，這和60后(也包括一部分50后和70后)所經歷的大時代以及特殊思想歷程有關。同樣也是60后的著名學者祝東力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一文中，梳理了自己的心路歷程。他認為，60后一代，早期在思想感情方面，都有一個“紅色背景”，但在這一“紅色背景”確立的同時，隨著文革的退潮和失敗，思想又漸漸“走上懷疑和探索之路，逐漸右傾”，接受了自由主義關于歷史和現實的解釋，認為美國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到了八十年代，“在早年的‘紅色時期’結束后，我們人生經歷中的一個‘藍色時期’開始了”。

　　但是，歷史發展總是按照否定之否定的邏輯進行的。待到歷史的車輪行至90年代，隨著貧富分化、吏治腐敗、環境污染、黃賭毒現象的沉渣泛起以及中國重新成為美國圍堵打壓的對象等，“藍色時期”對未來的美好想象再次落空，相反，“我們早年關于紅色中國的記憶在經過八十年代的長期壓抑之后，開始蘇醒，成為一種批判的資源。我們驚異地發現，原來曾經被看作教條的概念和命題許多都表達著真理，原來曾經被嘲諷譏笑的人物和故事許多都充滿了魅力。我們甚至觸目驚心地發現，實際上，我們今天面臨的種種困境，許多都只是應驗了毛主席當年的政治預言。”

　　筆者讀到這一段時，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因為我也經歷了一個類似的心路歷程。比如在八十年代，我也曾贊成徹底否定文革，但九十年代中國和世界的現實又促使我思考一個簡單的邏輯問題：文革的發動者聲稱這是要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究竟是一種借口呢?還是看到了現實危險?如果僅僅是一種借口，那么如何解釋蘇東劇變?如何解釋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如果確實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危險的話，那發動文革就不僅不是錯誤，反而彰顯了發動者的遠見卓識以及為了挽救社會主義，不讓人民吃二茬苦，遭二茬罪而不惜自己被“打得粉碎”的大無畏犧牲精神!

　　厘清了這個關于文革大是大非問題，對其他問題也就不難理解了。

　　對新的社會現實進行新的思考的結果，使得祝東力以及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60后又再次從“藍色時期”進入到了一個新層次的、超越了樸素感情的“紅色時期”。回首“藍色時期”，祝東力用不無懊惱的筆觸寫到：“整個八十年代，我們這代人被籠罩在上代人的影子之下。批判中國歷史，否棄中國革命乃至近代以來全部反帝反殖的左翼傳統，質疑國家、民族、集體，向往西方的政治、經濟、科技以及語言、文化和學術思想。不必諱言，八十年代的知識體系、價值觀念和審美趣味在相當程度上是可恥地反人民和殖民地化的。”

　　問題的復雜性在于，60后在整體上經歷了一個從早年的“紅色時期”進入到八十年代開啟的“藍色時期”，但只有少部分人(這些人能夠“對新的社會現實進行新的思考”、富有自我批判精神、愿意嚴厲解剖自己、敢于“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人才能再次進入“紅色時期”。而包括崔永元在內的大部分人卻只能沉滯其中，備受精神世界分裂的煎熬，或抓狂或抑郁，或陷入“看破一切”的虛無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說，崔永元的抑郁也可以說是一種時代癥候，是時代的抑郁。

　　當然，大部分人之所以不能走出“藍色時期”，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自由派知識精英對文化輿論界的嚴密掌控。他們一方面封殺一切敢于反思的左翼聲音，另一方面則充分利用一切話語平臺，持續不斷地對毛澤東時代進行妖魔化，其洗腦工程的規模之大，時間之長，以及無孔不入和無微不至，堪稱史無前例。在他們織就的天羅地網中，能夠奮力掙脫出來的又有幾個？作為深陷其中的受害者之一，崔永元并無特殊之處，僅僅是比較著名罷了。

　　崔永元有著真誠的底層關懷和親切的紅色記憶，只要他愿意思考和面對事實，假以時日，我相信他能夠得出更為符合實際的結論。我也希望仍然處于“藍色時期”的朋友一同加入思考和討論——我們思考的結果，不僅會影響到我們自己的命運，從長遠看，也終將影響到我們國家和人民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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