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耀邦著 林小芳、林賢劍譯

　　1980年，新自由主義的精神之父米爾頓·弗里德曼，受中國政府邀請訪華。在華期間，弗里德曼先生向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和部長級官員們作演講，闡述他的經濟主張，包括不干涉經濟活動、自由市場、減稅、小政府和廉價勞工。1伯特蘭··霍維茨(BertrandHorwitz)為《紐約書評》撰文評論稱，“在與中國領導人的私人會談中，弗里德曼強調了自由市場的重要性，他還把香港作為中國應該學習的一個成功范例。”2

　　繼第一次訪華之后，弗里德曼又數度來華，“由于他在自由市場和自由社會的領軍者聲望，他‘就如同一個搖滾巨星一樣’受到歡迎。”3根據弗里德曼本人的描述，他“在北京與趙紫陽有一次很棒的會談”，趙紫陽時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弗里德曼后來承認，他對中國改革產生了很大影響力，并認為這是現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4

　　在西方，弗里德曼以解除管制和實施私有化的主要倡導者著稱。因此，許多人想不通，中國自稱是社會主義政府，其使命是建立平等社會，為什么中國會接受米爾頓·弗里德曼這種右翼的經濟學家。中國憲法明確宣布國家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并把國有企業作為中國經濟的基石，這些與私有化的理念截然相反，而私有化是弗里德曼經濟觀點的精髓。

　　令人震驚的是，弗里德曼訪華后不久，中國的經濟政策就發生了180度的大轉變。中國政府一步步地公開宣稱，“要精簡國有部門，不能簡單通過鼓勵非國有部門快速增長的方式，而是要把國有企業私有化。”5

　　于是，大中型國有企業被轉換為股份制公司，到1994年，中國政府宣布只保留1000家最大的國有企業，而“其他國有企業會以出售或出租的方式轉到私人手中。”6于是，最大的私有化運動在中國發生了，通過管理層以最低價格買下大部分股權的方式，贏利的公司被收購，不重要的企業賣給了員工，其實他們只是為了保住工作勉強才買的。6

　　中國的私有化是在弗里德曼和其他保守派經濟學家鼓吹的新自由主義理論支持下進行的。其認為，國有企業效率低下，雇員太多，沒有“向著以市場為基礎的盈利性活動全面調整其生產和投資決策。”7不過，這類業務問題并非只存在于國有企業。而且，蘇聯解體后俄羅斯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歷充分說明了私有化的陷阱，因為它給這些國家的大多數人民帶來了悲慘生活，各級政府的稅收大量損失。

　　在俄羅斯，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哈佛經濟學家設計的私有化只讓少數前共產黨官員和管理層獲益。他們占有了大部分寶貴的公共資產，或者將其出售給外國人。由于私有化，俄羅斯50%的人口生活貧困。他們被剝奪了基本的醫療衛生和受教育的機會。2003年，俄羅斯男子的預期壽命只有58歲，而有1500萬人還活不到這個歲數。8

　　中國不顧這些可怕的經歷，仍然發起并實施私有化運動，結果，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勞動人民的就業權、住房、食品和其它福利第一次被剝奪了。私有化進程中，資產剝離是常有的事，國有資產被轉化為私人收益。粗略估計，因逃稅，為建合資企業而資產低估帶來的國家每日損失高達1000萬到3000萬元。6結果，數以百萬計的勞動人民被這一打著市場改革旗號和社會主義名義下所發生的腐敗過程而拋棄。

　　對眾多中國人的另一侮辱就是新中國的社會主義也被出賣給了外國資本，以沈陽為例：“曾經是中國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重工業基地”，7英國投資銀行把上百家國有企業出售給外國投資者后成立了合資公司。1949年共和國成立以來頭一次，一夜之間，中國必須依賴外國資本的施舍，因為“沒有多少國內投資者具有足夠的資源購買已列入私有化計劃的大中型企業的股票”。9中國力求吸引外資，不僅是為了獲得它們的管理經驗，以西方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獲得利益最大化，而且是為了增加出口，賺取外匯，扭轉貿易逆差。9

　　為了吸引外資，中國建立經濟特區，“給予跨國公司免費土地，進口免關稅的特權，比中國企業的稅率優惠一半等政策。”12漸漸地，外國在華子公司發展越來越快，1990年到2000年，產值增長從剛過2%達到了超過30%。此外，外國制造的產品主要用于出口，而中國的出口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90的16%增加到2002年的超過26%。9因此，中國經濟成為出口驅動型的經濟，“中國的經濟增長正越來越多地依賴于外國跨國公司的出口”。9

　　經濟依賴于跨國公司出口，貿易則依賴于像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中國未來的獨立發展不容樂觀。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苛刻條件就是一個見證，中國不僅要給予西方跨國公司寬泛的市場準入，還要向外國企業完全開放本國的投資市場，將其民族工業置于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激烈競爭可能導致的后果“是大多數國有部門要么破產，要么私有化。此外，由于大量進口，中國政府還將被迫更大程度地依賴出口。考慮到中國的經濟結構，這必將意味著外企更高的支配地位。”9

　　于是，外國控制的幽靈，經濟主權的喪失和強加給中國的經濟殖民主義，再次成為現實。僅用了略超25年的時間，中國就從一個“世界上在收入分配和滿足其勞動群眾基本需求方面最講究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變成擁護新自由主義的政權。10可預見的是，“結果出現了非常富裕的上流社會及舒適的中產階級，而其他人：貧窮、不穩定、失業、教育和醫療水平下降。”10

　　社會主義向新自由主義的革命性轉變的關鍵理論基礎之一，是中國“整個決策和顧問團精英們思想上的改造”。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包括中國領導的小孩在內的50多萬學生被送到西方接受先進教育。特別在經濟領域，留學生們接受了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教導。正如詹姆斯·彼特拉斯(James Petras)所解釋的，“他們接受了市場經濟模式，與資產階級自由化同等的‘現代化’，跨國公司和外資發揮的積極作用等教育。他們被灌輸得相信，效率與盈利能力和私有化一樣重要，不平等只是‘成就’(或缺乏成就)的結果。”11

　　因此，新自由主義成為官方認可的經濟政策，毋庸置疑地貫徹實施。一個全新的億萬富翁資本家階層在中國出現了，通過政治上或家族上的聯系，他們能夠讓自己富裕起來。“幾乎在所有情況中，國家官員的腐敗在‘創業人才’、市場洞察力和新階層的創新行為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潤滑劑’作用。”11

　　毫不奇怪，弗里德曼先生關于廉價勞工的觀點被迅速執行了，數以百萬計的城鄉工人被無情剝削，被迫要么在中國大多數城市從事建筑行業，要么去外資相關的血汗工廠工作。11

　　隨著中國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西方跨國公司加快了其控制中國市場的步伐，范圍從制造業擴散到金融服務和銀行業。許多中國企業被分配至扮演外資分包商的角色，而去跨國公司工作是許多中國大學畢業生的第一選擇。看來在并不遙遠的將來，西方跨國公司將在中國捕獲最大的市場份額。同時，其在華戰略是控制銀行和金融體系、電信部門，主導國內消費市場。

　　對中國來說不幸的是，外國資本捕獵和控制中國銀行和金融體系，將成為中國的悲傷日子，因為通過金融操控，外國資本將竊取中國人民辛苦積攢的積蓄，就像美國次貸危機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情形一樣。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國家建設，特別是許多基礎設施計劃將中止，因為大部分資本將被輸送到非生產性的投機部門。中國經濟將演變為賭場經濟，其運行僅造福于西方金融資本。

　　最終，若全面執行弗里德曼先生倡導的新自由主義，中國將成為美國的經濟殖民地，僅僅充當西方跨國公司和國際銀行的一個“領土前哨”。中國將喪失主權國家的獨立性，取而代之的是成為“帝國列強的一個大代理人，帝國主義列強將動用各個領域的政治精英、軍隊和研究者等，日益取得支配地位。”13目前的趨勢看上去的確還會繼續：中國將回到20世紀20年代，不同帝國主義利益集團支持的軍閥對中國分而治之，使中國陷入混亂，中國人民處于流血和饑荒之中。

　　這是一個悲慘的事實，特別是在當前這樣的時刻：在西方，弗里德曼的正統新自由主義理念地位下降，信譽掃地;世界正面臨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美元呈現自由落體式的下跌，美國的霸權地位不斷受到質疑。

　　既然美國次貸危機和信用危機已暴露出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性和掠奪性，中國若繼續執行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義日程，努力效仿美國的金融體制，那是極為愚蠢的。中國已經到了這樣的時候：改變方向，制定政策，保護本國免于跨國公司的掠奪性行為，重視研發，執行最低工資法保衛員工權益，保護環境;拋棄貿易依賴性，特別是對美國的貿易依賴;廢除世界貿易組織條款和知識產權制度，采取措施保護中國人民的糧食和能源安全。否則，中國人民將不斷地受到懲罰，其生活永遠處于低水平，科學技術發展緩慢、環境惡化、資源耗盡，并喪失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

　　注釋：

　　Kwong, Peter: “The Chinese Face of Neoliberalism”, counterpunch.com, October 7/8, 2006.

　　Horwitz, Bertrand: “Milton Friedman in China”,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pril 12, 2007.

　　CNNMoney.com: “Nobel economist Milton Friedman dead at 94”, November 16, 2006 .

　　Friedman, Milton: “Autobiography”, NobelPrize.org.

　　Hart-Landsberg, Martin and Paul Burkett: China and Soci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6, P. 52.

　　Ibid: P. 55.

　　Ibid: PP. 54-57.

　　Petras, James: “Capitalism versus Socialism: The Great Debate Revisited”, Global Research, June 28, 2006.

　　Hart-Landsberg, Martin and Paul Burkett: China and Soci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6, P. 52.

　　Ibid: P 8.

　　Petras, James: Rulers and Ruled in the U.S. Empire, Clarity Press, 2007, P. 155.

　　Ibid: P. 158.

　　Ibid: P.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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