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調研報告發布于2013年8月8日，發《參閱文稿》時由執筆人潘毅略作修改。

　　我是你額上熏黑的礦燈，照你在歷史的隧洞里蝸行摸索……

　　—舒婷《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

　　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只有當礦難發生，人們才會關注到煤礦工人，也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他們已成為被歷史遺忘的工人階級主體。近幾年山西黑煤礦的童工、王家嶺煤礦的透水、龍煤鶴崗礦井的瓦斯爆炸等事件的發生，使我們不難想象煤炭工人的生產和生活—漆黑一片的礦井、滿臉煤灰與汗水、隨時可能臨頭的礦難。煤炭作為重要的能源，一直是我國工業發展的基礎，發電、取暖以及各種化學材料的提取，無一不會運用到煤炭。因此，無論在近代史上還是在今天，煤礦工人都是中國工人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除了媒體對礦難的新聞報道之外，無數在礦井的黑暗中艱苦工作的煤礦工人的真實生存狀態卻被忽略了。

　　金融危機風暴席卷之后，對煤炭等國有企業的抨擊不絕于耳，而針對性地提出的解決方案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國家主義，即強化國家控制，進一步干預甚至壟斷基礎行業，如煤炭、電力、石油、鋼鐵、鐵路等;另一種則是利伯維爾場主義，即強調繼續深化市場化改革，主張依靠利伯維爾場，通過現代企業的管理制度打破壟斷，為民間資本創造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然而，作為這些國有企業的真正經濟主體，在企業發展和改革道路的選擇上，礦工們卻無法發出他們自己的聲音，他們的身影甚至無法走入公眾的視野。他們只能被動地承受無論是回歸國家還是拋入市場的命運。

　　雙鴨山礦區，一個長期無人問津的礦區。我們冒著淅瀝的小雨走進了礦區小城。小城不大，幾條一千多米東西走向的馬路橫向鋪開，排列在兩邊的是一幢幢1980、90年代建起來的五層宿舍樓，屬于典型的老國企工人生活小區。小城東西兩側有兩個較大的棚戶區，住著1657戶，4411人。一座公園坐落在小城中間。宿舍樓、棚戶區、公園、學校和幾個小商鋪，承載了礦區工人所有社會再生產。

　　礦區共有三個礦井，礦區最大的建筑是辦公大樓，礦區辦公樓前，一座寫著「礦工萬歲」的石碑儼然聳立。旁邊疏落著專家培訓樓、招待所、三個礦井工作間、煤站等，工人每天都在這些地方忙碌著。經過20多年的開采，現在井面已經深至700~1200米。礦區鼎盛的時候，有近七千名工人。如今，產量減少，礦區職工已不足五千人了。工人告訴我們，礦已挖至第三層，再過20年這個礦就會挖空了。

　　2013年7月下旬，我們對龍煤集團的煤炭工人狀況進行調研。龍煤集團成立于2004年，整合了黑龍江四個煤城的41個國有重點煤礦，現有26.6萬員工。2011年原煤產量完成5287萬噸，營業收入401億元，實現利潤13億元，是黑龍江省屬最大國有企業，東北地區規模最大的煤炭企業，中國500強企業。它下設九個子分公司，包括雞西、鶴崗、雙鴨山、七臺河等。

　　八年多來，龍煤礦區礦難不斷。據報道，2005年3月14日，七臺河分公司新富礦發生瓦斯爆炸事故，18人死亡;同年11月27日，七臺河分公司東風煤礦發生煤塵爆炸事故，死亡171人;2009年11月21日，鶴崗分公司新興煤礦發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08人死亡。但這幾起重大事故無法涵蓋礦工生活的全部內涵。在他們的生活中，必須每時每刻面對工資低、工時長、壓力大、工傷頻發、職業病隱患等大大小小的挑戰。

　　這是一個充滿著挑戰與生命力的東北的小城。這里鮮活的經濟生活、充滿動力的勞動情景和工友間情同手足的深厚感情，使得任何一個主流經濟學家的數字與圖表都顯得蒼白無力。「經濟」何嘗是經濟學家的專有名詞，它原來富有人情的社會和文化意涵，早已在專業化和精英化的過程中，一點一點地剝落，也使得勞動者作為真正的經濟主體一天一天的消逝。脫離了主體，經濟發展的話語就算再精美，也變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要想建樹經濟繁榮，必須回歸勞動主體，也必須從經濟學家的手中奪回話語權，將其解放出來。

　　《礦工萬歲》

　　礦工用勞動掘出黑暗

　　黑暗從來都是對太陽的背叛

　　淌出的汗水是血液的澎湃

　　八百米深處，烏黑的礦工

　　如是一條條煤海蛟龍

　　喊一聲，礦工萬歲

　　有時竟是瓦斯的嘶啞之喉

　　- 發表自《煤海情詩。組詩》

　　凌晨4點，北方的天空已經泛白，遠處的一座礦山冒著煙，當許多人還在安靜的睡夢中，一名礦工的一天，早已和曙光一起開始了……

　　我們來到煤區工人常師傅的家中，此時的他已起床，正在準備一家的早餐。大蒸鍋上熱氣騰騰，里面整齊的擺放著七、八個雪白的饅頭。伴隨著妻子有節奏的切菜聲，常師傅一邊熱著鍋，一邊和我們聊天，小廚房里充滿了忙碌的氣氛。廚房門外就是他們所居住棚戶區泥濘的街道，穿過街道我們看到上早班、趕早市的礦工和家屬都忙開來了，屋內外時不時傳來人們打招呼、談笑的聲音，似乎相互宣告著一天辛勤的勞動的開始。

　　常師傅40出頭，中等身材，白凈的面龐時常掛著質樸的微笑。他是一家唯一的經濟支柱，一家三口的生活就只能靠他的工資供起來—他唯一的女兒今年17歲，剛到哈爾濱鐵路職業技術學院讀書，每年的學費、雜費、生活費加起來兩萬多元。他的妻子沒有工作，也沒有地可種，只能待在家。他說，為了這個家，他只能選擇拼命工作。

　　常師傅這樣沉重的家庭負擔，使得他只能和許多經濟條件較差的工人一樣住在棚戶區里。這是一片與貧困的農村圖景沒有太大分別的地方—垃圾隨處可見，馬路全是泥巴路，晴天走過一身灰，雨天走過一身泥;一個100平方米左右的小院子里擠下三、四戶人家，沒有集中供暖，上千戶人家共享兩個廁所。

　　6點，一陣手機鈴聲響起，說礦上有急事缺人手。常師傅的妻子趕緊從蒸鍋里取出兩個饅頭遞給他，這是他在井下八個小時所有的食物。妻子一邊送常師傅出門，一邊不忘叮囑他一定要注意安全。常師傅每天都懷著必須平安回家的心情上班。作為一名機車工，常師傅的工作就是確保所有煤車和人車都能順利的行駛在軌道上。今天早上把常師傅緊急催促到礦上的，就是最棘手的問題—機車脫軌。常師傅和七、八名工友一塊兒，運用了各種方法，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機車順利送上軌道，但沒走兩米，這個老舊的機車又發生了第二次脫軌。段長一邊伏趴在地面和大家一起解決問題，一邊狠狠的發著脾氣，說要把這部機車的負責人查出來好好教訓一頓。又過了很長時間，這個問題才得到解決，機車開走，人車駛入軌道，常師傅不顧滿手的油污，趕去開班前會，以免耽誤和工友們一塊兒下井。

　　班前會由段長主持，每一次下井前都有專人來講解一兩條安全生產的規章。近幾年，煤礦越來越重視安全生產管理，這些學習就是重要內容之一。礦上的師傅告訴我們，每隔一段時間他們還會進行一次考試，考試不及格就會被扣掉一些工資，這讓很多四、五十歲的工友倍感壓力。為了讓大家進一步銘記安全，也為了提起精神全身心投入工作，下井前在班組長帶領下大家高聲宣誓：

　　我宣誓，為了企業利益，為了家庭幸福，我堅決做到：牢記安全理念，搞好自主保安，絕不違章作業，視安全為生命，視隱患為天敵，平安完成當班任務，用忠誠和良知確保人礦平安。

　　宣誓之后，大家便各自換好衣服裝備—大棉襖、膠礦靴、礦燈和供氧器，做好虹膜登記準備下井了。上午7點，一部人車將結束井下八個小時工作、滿臉煤灰黑黢黢的工人送上地面，另一批面龐白凈的工人火速上了車，這個車子把他們送到地下七百米的工作面，開始下一個八小時的工作。這白著臉進、黑著臉出的黑鐵人形像，簡直成為了煤炭工人的標志。特別引起注意的是，很多下井的工人都沒有帶任何食物，只有小部分工人像常師傅一樣帶了饅頭、面包之類充饑。一些年長的工人告訴我們，礦下環境陰冷潮濕，還充斥著煤灰和可燃氣體，他們常常自嘲自己是「三塊板加一塊肉」，是說礦工的吃喝拉撒都在兩個側板和一個頂板間小小的空間里，這使得一切都變得很不方便，所以他們一直都是不吃東西的。雖然近幾年單位給每個工作面配備了一個防爆加熱器，可以在彌漫瓦斯的井下安全地把食物加熱到80°C，但習慣了空腹的工人們不愿影響工作進度，也就不帶食物了。

　　圖為兩種下礦井的方式，左圖為人車，右圖為皮帶

　　這樣的工作，一周七天，沒有休息天，每天三班倒，7點~15點，15點~23點，23點~7點，每十天換一班。一天下來，升降礦井各需要一個小時，再加上淋浴，礦工們工作超過十個小時，甚至會達到12個小時。大部分工人每月的工作時間都是在28~30天之間。工人周六日的工作沒有加班費，遇到節假日上工的幾天才會有兩倍的工資(這與勞動法規定的一般假日兩倍工資，法定假日三倍工資大相徑庭)。

　　在工人這樣的工作強度之下，以2013年6月為例，這個礦區月產量達到18萬噸，采這些煤所花的機械、人工等總成本為5758萬元，其中有1411萬元用于支付員工的工資。以最新一期環渤海動力煤均價報592元∕噸來計算，礦區這月產煤的總價應該有一億多元。工人的工資支出僅僅占煤價的十分之一，工人報酬之低可見一斑。

　　圖為礦區月度產狀況公開欄

　　這個企業采取計件工資制度，按每日工分發放，干多少活兒掙多少錢。但也規定了最低生產額度，完不成就必須加班。井下一線作業工人，即采煤、掘進等工人工作辛苦、危險度高、勞動強度大，工資相對高一些，平均達到五千元;但像常師傅這樣的井下二線作業工人，雖然也是10多個小時的工作，但不必像一線工人每天汗流浹背，并隨時防備著事故，所以工資相對低些，平均3000元左右。若是井上的輔助工種，如搬運、檢查、記錄等，每月工資就只拿到1500元左右了。在礦上，工資高的莫過于領導們了。他們一周工作五天，較少下井，工資拿到5000~7000元。至于他們有沒有灰色收入，我們也不得而知。然而，辛勤工作的普通工人只能對坐在辦公室的領導們畢恭畢敬，官僚主義的作風還是比較明顯，很多任務人時有抱怨領導們脫離群眾。現行的薪酬制度和分配結構，越是管理階層工資的名目越多，和生產指標的比重就越少;而基層生產線工人的工資，就緊緊和生產指標掛在一起。作業工人執行的是的計件工資，段隊長執行的是和段隊生產任務掛鉤的崗位績效工資，井區長執行的是獎勵工資加崗位績效工資，礦長執行的是年薪制。

　　近十年來，大部分的國企都難以避免改制的命運。龍煤作為一個新建立的大型國企，雖然僥幸逃脫，但還是被拋到市場經濟的汪洋大海中，不得不遵循叢林法則掙扎求存。市場經濟，往往是利潤掛帥，強者生存、弱者淘汰。至于勞動者的權益，與利潤無關，自然容易被忽視。在這種邏輯之下，企業一方面要建立現代化管理制度，抓生產，對產量要求越來越高，使得每個班組的生產壓力也越來越大;另一方面，因為礦難頻發，國家的安全生產標準越來越嚴，企業也不得不加大安全管理力度，礦上制定了非常嚴格的處罰制度，一旦發生事故或安全疏忽被發現，與此相關的工人，哪怕是受害者都會受到降職或罰款。企業對于嚴重的過失采取連坐制，一人出錯，整段或整個班組都會受罰。工人每月的工資都扣出一部分作為安全風險抵押金，如果全段工人沒有安全失誤，抵押金退回并給予一些獎勵，反之就被扣除。工友們都說，抵押金很少能退回，大多都被各種原因扣掉了。在如此大的壓力下，他們只能提起一萬分的精神，相互提醒，彼此保護。但即便如此，安全事故還是沒有辦法杜絕。

　　由于市場經濟的邏輯，效益才是企業的命根。抓生產和保安全，二者就像啞鈴重要的兩頭，聯結在二者中間的就是一條條管理制度，無論再嚴苛也難逃如細絲一般容易折斷的命運。這重重的啞鈴，全部壓在了基層班組身上。這種生產模式，造成了安全與生產對立。這種吊詭，恰恰是源于市場經濟追求利潤的邏輯與國家保護人民生命的責任之間的矛盾。當然，相比一些私營小煤窯，不顧生命的追求生產效益，龍煤作為國企還能起到一點點保護勞動的作用。可是在市場經濟的左右下，利益至上，這種保護就顯得有點虛偽和羸弱了。

　　圖為乘坐皮帶下井和出井

　　終于到了下午3點，常師傅從井下回到地面，洗澡、換衣服之后再到班組收工，與工人們一起說說笑笑地回家了。他們居住的地方都相隔不遠，在這個相對偏遠的小城里，他們工作、生活都在一起，打造了深厚的情誼。華燈初上時，他們沒有精力與金錢去消遣與娛樂，晚上8點左右就進入了夢鄉，等待他們的是新的一天同樣辛苦的勞動。正是每日這樣平凡而艱辛的勞動，煤炭才得以運送到發電廠、鋼鐵廠、水泥廠，以確保整個國家工業的順利發展。

　　圖為出井后洗澡的礦工工人主體是如何消逝的

　　本圖下載自知乎文章：〈礦工的真實生活狀態是怎樣的?〉

　　80年代中期，李師傅中專畢業，沒有考上大學，那是一個處處都可以出賣勞動力的年代，即便是這樣一個小城，李師傅也先后找了建筑工、磚廠工、裝卸工等許多重體力的工作，「那時歲數小，不服氣，只要能干就想干」。1990年，李師傅像很多年輕人一樣，懷著對國企煤炭行業的憧憬來到了小城投產不久的礦上，對此他依然感到幸運，不斷強調著「那時機會好，趕上好時候」。

　　李師傅參加工作20多年，從來沒有換過班組，班組里人員的變動也很少。起初，李師傅是一名鏟采工，為采煤做生產準備，隨著技術的革新，這個人力工種被機器所代替，鏟采隊在1992年就被解散了。那時班組正好需要電氣技術人員，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他，順利地成為一名電氣工。他的工作，沒有那么辛苦，所以雖然工資比一線工人少一些，他也還滿意。

　　李師傅快50歲了，但看起來似乎比他實際年齡要老一些。其實不僅是他，他的工友們也都顯得衰老。這種顯老是有原因的 - 呼吸的是充滿煤灰空氣，喝的是從礦井里抽出經過簡單凈化就送到居民家中「有股怪味」、「浮層油」的水，吃的是摻雜煤渣的土地種出的蔬菜，再加上辛苦的勞動、長期在井下工作時空腹……這一切「慢性自殺」的生活方式，工人在這里不得不每一天進行著，怎能不加速衰老呢?

　　礦工，看上去的年齡會比實際的老一些

　　李師傅見證了2000~2010年煤炭行業「黃金十年」的歷程—全國煤炭工業總產值由1513.28億元增加到了22109.27億元，增幅達14倍;2011年12月，煤炭開采和洗煤行業的銷售總收入達到3.62萬億元，總利潤4342億元，達到了歷史最高記錄。可是，在好景的情況下，李師傅的生活并沒有得到任何的好處。現在工資雖然還沒有下降，物價卻瘋狂地上漲，生活水平下降，走著下坡路。

　　最近，李師傅的領導常常向大家談起煤炭行業的低谷—中國市場經濟進一步全球化，經濟危機對煤炭行業的沖擊勢不可擋。自2012年以來，煤炭價格不斷降低，環渤海動力煤價報從最高時的853元∕噸跌至現在的不足600元。鋼鐵、電力等需要煤炭的行業都在萎縮，煤炭產能過剩，價格不得不下降;同時，受國內、國際煤價倒掛影響，煤炭進口快速增加，比如去年澳大利亞煤炭價格為550元∕噸，而環渤海動力煤為710元∕噸，中國原產煤在市場上沒有競爭優勢，煤炭行業一蹶不振甚至虧損似乎成為必然。這一切都告訴我們，國家主導的發展模式曾讓煤礦產業曾經發展迅速，甚至催生了「黃金十年」。但國家模式缺少基層民主監督，必然內生著官僚主義，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國家主導的發展模式的缺陷使得公共稀缺資源越來越被壟斷，使得生產過程的每個環節都容易導致利益尋租，這必然產生出煤礦的高成本，在市場中，我們連漂洋過海的進口煤礦都競爭不過。而倒金字塔形的利潤分配制度，導致整個生產成本提高，只能進一步剝奪工人的勞動成果。如今，龍煤下屬的礦區一部分的管理階層工資只發到4月份，一些作業工人每月工資只能發放80%，待遇每況愈下，工人主體地位逐漸消失，企業管理權卻集中于少數領導階層手上。

　　對于這一切，領導反而告誡大家，企業將面對越來越困難的處境，工人必然遭受工資下降和工作強度提升，希望大家和企業共患難。最近，都傳說龍煤要減員，這讓李師傅感到非常擔憂。他說，他要是沒有了工作，一家四口只能喝西北風了。

　　煤炭—血染的風采

　　我們訪談結束，李師傅帶我們到小城的中央公園散步。公園主干道旁擺放著「咱們工人有力量」、「向無私奉獻艱苦奮斗的煤礦工人致敬」之類的雕塑。公園里花木盆栽都是十幾年前的樣式，這一切既在訴說著這個小城曾經的輝煌，也在表達著它如今的落寞。

　　公園里散步的工人許多都拄著拐杖，腿腳似乎都不太方便。礦里上了年紀的人大多患有風濕，對此他們有一套解釋，「礦里潮濕，很多地方都有積水，同時風又很大，我們下井時穿著棉襖，但干起活來身上出汗，毛孔張開了，一些工人把棉襖脫下來，風灌進了毛孔，這樣就得了風濕病。」此時一位60多歲的大爺也過來和我們聊開了。他是李師傅的老同事，現在已經退休了。一直咳嗽的他，從事井下工作30多年。井下工作面到處彌漫著煤灰、粉塵和有毒氣體，而且從來沒有任何保護措施，粉塵直接吸入，再加上年輕的時候和很多任務人一樣愛好吸煙(這也是他們唯一消費得起的消遣)，但是，和幾位被查出患上硅肺的工友相較，沒有病患的他還是比較幸運的了。在這里，和許多工人說話都要大聲喊，聽力損傷也是非常明顯的。工友們告訴我們，井下環境較封閉，機器運轉的巨大聲音被進一步放大，而他們又缺少聽力保護，老來聽力自然不給力了。

　　圖為煤炭業工傷

　　煤炭本身就是高危險的行業，每位工人都經歷過或大或小的事故，有些是個人疏忽導致的，也有些是突發事故。最常發生的問題就是頂板松塌。井下隧道的頂板是逐步沖壓開掘的，每向前開掘一段距離，就必須加固頂板，而且開工前必須「敲幫問頂」，確保安全。近幾年，煤層越挖越深，頂板也越來越不牢固，所以即使做到這些安全措施，頂板也有可能塌落。頂板一旦有哪怕一小塊地方松動，煤渣像高壓水槍一樣被射出，比較幸運的，煤渣砸到腿上，就沒有大礙。但若是松動的地方較大，或者被砸到了胸部、頭部，就很嚴重了。

　　離開公園，我們走進宿舍區。我們遇上了小丁，她右腿纏著厚厚的繃帶，舉著一雙拐杖在小區里艱難的挪步。但當我們問起她和家人的生活狀況時，她卻露出堅強的微笑。

　　小丁經歷過一次失敗的婚姻，2010年，因為性格不合，33歲的她和前夫離了婚。一年后，她認識了現在的丈夫小孫，小孫也經歷了一次失敗婚姻，女兒隨了前妻。兩個有著相似經歷的勤勞的人就這樣走到了一起。小孫是礦上的掘進工，小丁自己經營著一間小吃鋪，倆人還各自拿出積蓄，花了六萬元買了一套房子，婚后不久，小丁便懷孕了。小丁說，這是她這輩子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子和孩子，她感到非常非常的幸福。

　　一切本應是一個美好的故事。然而，在孩子兩個月時，小丁身體感到不適去醫院檢查，結果卻是她血小板嚴重不足，被診斷為血癌，治愈的可能性極低。

　　對這個新成立的家庭來說無疑是個沉重的打擊。小吃鋪開不了。小丁一個月的治療費用就達到3000多元。家中本就沒什么積蓄，只能向親朋好友借錢。這一切使得小孫鐵下心來，起早貪黑，更努力地工作。

　　但上天卻一點都不憐憫這個不幸的家庭，2013年7月5日凌晨，因為前一班的殘炮沒有清理干凈，小孫和另一名工友小文在開掘時殘存的雷管突然爆炸，兩人當場受傷。在家屬的強烈要求下，他倆被送到哈爾濱進行診治，醫生表示，兩人的眼睛只能是「盡量保住」了，終身失明已是不可避免。

　　然而，即便他們受到了如此大的創傷，也不能逃脫被懲罰的硬規定。對這一起工傷事故，企業總共進行了22條處罰，罰款的總金額達到兩萬元以上。被罰款的人從當事人、責任人到副礦長都受到了處罰，甚至全段工人的安全風險抵押金都被扣減。兩名傷者小孫、小文各因為「交接班不認真，殘炮遺留沒有檢查出來」和「打眼前沒有認真檢查殘炮情況」各被罰款500元。段長和主管區長也遭到了撤職或降職的處分，段班子成員的工資也遭到一定的扣除。在礦上任何一個小的安全疏忽一旦被發現，就會有與之相關的工人會受到處罰，更不用說這起導致兩人重傷的嚴重事故了。

　　同時受傷的工友小文今年只有24歲，家庭也很拮據，新婚妻子剛懷孕兩個月。看著小文的妻子能到哈爾濱照顧丈夫，小丁心里有著說不出的羨慕。她不能去，她的病在治療過程中伴隨嚴重的并發癥，剛剛被查出了股骨頭壞死，只能依靠拐杖支撐行走。想起已送到奶奶家養育的剛滿周歲的兒子，堅強的她留下了眼淚。她說，「不知道俺這個孩子要送給誰養?能不能長大呢」。

　　礦區的工作有著極高的危險性，任何一點點疏漏都會造成一家人無盡的苦痛。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作為國企的正式員工，所有治療費用全部由企業承擔，并且也有相應的醫療和社會保險作為保障。

　　在小丁家中，時不時有鄰居來看望她，或是給她送來一些吃的東西和日常用品。鄰居們不斷說，希望我們能夠幫助小丁一家。在她家有困難時，我們看到是鄰居們首先出手相助，經常過來噓寒問暖，送吃送喝。

　　不同于當下城市商品房小區里誰都不認識的孤立生活形態，單位小區，這個老國企工人傳統居住方式，在小丁夫婦最困難的時候給了他們極大的幫助和支持。鄰居們都是十幾二十年住在一起的，彼此間非常熟悉，形成了一個互幫互助、緊密、穩固的社交圈;而相似的經濟狀況和生活方式，進一步增強大家的小區認同感。這種「一家有難，大家支持」的面貌，和今商品房小區形成了鮮明對比。可以看出，單位制小區還是社會主義的重要遺產。

　　圖為煤炭工人單位制的小區

　　走出國企困境

　　在我們的走訪中，遇到的工人們個個都是勤勞、樸實而善良，正是他們，為整個國家工業發展提供著最基本勞動要素，然而，也正是他們，每個人都在礦難的巨大陰影下過著拮據而艱苦的生活，工作環境惡劣，工作強度大，工資低以及工傷與職業病的頻發，曾經風風光光的國企煤炭工人，現在卻淪落到在基本生活在線掙扎的窘境。這難道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愛護」勞動者的方式?

　　當工人陷入窘境，國企的改革到底何去何從?是走向國家主義嗎?還是走向利伯維爾場主義?抑或，這兩種主流方案都無法讓工人真正走出窘境?第一種主流觀點是國家主義，這種觀點的擁護者要么以制度經濟學家自居，要么就是學院派馬克思主義者。前者認為需要在堅持國有制的前提下，借鑒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經驗，主張企業改革應實行財產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建立現代化企業制度。說穿了，這只不過是采取資本主義的管理模式來提高生產效率，進一步壓低生產成本，加強市場競爭力，同時減少工人對福利的負擔;后者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旗幟，主張強化國家對國有資產的絕對所有權、支配權和管理權。其結果是造成了資源的不合理配置，維護了當下不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然而，這兩派國家主義者卻在強調國家的同時，一方面避而不談兩極分化與貪污腐敗的問題，另一方面更是將那些「國家的主人」，即活生生的工人們遠遠拋出了他們的視野之外。

　　這種國家主義的解決方案的問題在于，它將產權所有制和民主管理(經濟民主)混為一談，在國有企業的改革過程中，主流經濟學家將改變產權所有制性質作為解決計劃經濟時代國有企業弊病，即官僚主義泛濫、工人生產積極性低以及生產效率低下等主要問題的藥方，卻完全忽略了勞動者的民主管理權和分配勞動成果的權利，而事實上，這兩者恰恰才是真正激發生產效能，民主參與以及有效約制官僚主義的途徑。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國企改革往往都是片面強調所有權改革而忽略民主管理的落實，從而導致了企業管理權和社會資源只是壟斷在少數官員和精英手中，更進一步損害了國家和工人的利益。因為國企的精英們并不打算把國有制轉變為一種真正的全民所有制，讓所有的勞動者分享到勞動成果，也不打算讓工人參與管理與分配，實現全民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的經濟民主。在這種國有制下，大部分的財富落在少數的管理階層的手上，進一步造成了官民沖突的潛在隱患。

　　第二種主流的觀點是利伯維爾場主義。這種觀點認為國企的主要問題是產權不清晰，因而滋生貪污腐敗和資源壟斷，使得生產低效、成本激增，企業失去市場競爭力。認為只要厘清國有資產，逐步讓位給市場，讓有能力的個人逐步分割壟斷資源，獨立管理就能激發技術改革，提高生產效率。他們開出的藥方就是進一步的產權改革，建構一個產權私有、權責明確、自負盈虧的現代化的企業和市場制度。說到底，他們提出的出路就是進一步地私有化，企圖將所有權從國有制轉為私有制。

　　第二種觀點認為進一步的私有化和現代化管理就能防止貪污腐敗的問題。在利伯維爾場主義者看來，產權和資源被控制、壟斷在小部分人手上并不是一個問題，他們反對的是產權控制在官僚手上而不是資本家手上。與第一種觀點不同的是，利伯維爾場主義將產權制和民主管理對立化，認為只有資本家才懂得市場邏輯和企業管理，才能促進企業和社會經濟的快速增長。結果，這種主張就是赤裸裸地把產權和社會資源轉移到少數的資本家手上，并把追逐利潤視為企業經營的終極目標，用「甩包袱」的方式取消工人的工作保障和福利，將工人拋到所謂的利伯維爾場上進行競爭，造成極大的社會不公。

　　就這樣，資產所有者和管理階層與勞動者不但在收入方面拉大差距，甚至在生活方式上也像是活在不同的世界，制造著不同的夢想。訪談過程中，一名在煤礦工作了36年的老工人告訴我們，在1980年代初市場化改革前，礦長的工資為99元，而井下工人的工資能達到47元，二者的差距只有兩倍，而且礦上領導和工人吃飯、住宿都在一起，生活待遇上并不存在明顯的區別。然而1990年代后期，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工人的工資增長緩慢，而煤礦的管理階層的工資迅速提高，反而是有了專門的食堂和住所，甚至連喝的水、吃的飯都是帶有階級屬性。因此，如果我們把今天的社會不公的根源歸咎于國企所有制的產權問題，是掉進了一種認知的盲區及資本的圈套，其背后是一種階級利益的誤導。真正的問題不在于產權所有制本身，而在于小部分人壟斷了「國有制」，其實質只不過是一種變相的寡頭私有制。

　　我們認為，這兩種方案是分別站在國家和資本的立場上，有意地把產權和管理方面的問題顛倒，因此無法真正處理國有企業和工人所面臨的困境。從本質上看，不管是國家主義還是利伯維爾場主義，都忘記了這些默默奉獻的煤礦工人才是企業的真正主體，才是基礎工業經濟發展的真正動力。然而，我們如何才能讓煤礦工人走出歷史隧洞里的黑暗呢?如何才能讓讓他們面帶微笑，重建經濟主體，使得「礦工萬歲」再一次浮出歷史的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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