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要召開十八屆三中全會，討論深化改革的問題。消息一經傳出，“著名經濟學家”們就忙碌開了，又是出書，又是接受采訪，又是開論壇，想制造輿論，影響中央決策，希望三中全會能夠按照他們主張的新自由主義思路設計改革方案。其中最為活躍的要算是吳敬璉了。我們不來詳細描述他是怎樣忙碌的了，單就他于2013年10月16日接受鳳凰網記者采訪的談話，看看他向中央推銷的改革是什么貨色。

　　一

　　這個訪談錄洋洋灑灑六七千字，中心思想是要徹底消滅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這是他一貫的思想，沒有任何新鮮之處，但與以前他的多次講話和發表的文章不同，這次他打出鄧小平的旗號，他說，“社會主義與否跟國有不國有沒什么關系。為此我去查過《鄧小平文選》，《鄧小平文選》里就沒有國有這個詞。”然而我們隨便翻一下《鄧小平文選》，就可以看到他是信口開河。1985年8月，在談到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時，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現在占整個經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這里他雖然沒有直接講國有經濟，但誰都知道全民所有制經濟就是國有經濟。例如，2004年修訂的《憲法》第七條載明：“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另外據《鄧小平年譜》記載，1992年7月23日、24日，鄧小平在審閱中共十四大報告時指出：“社會主義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公有制不僅有國有企業那樣的全民所有制，農村集體所有制也屬于公有制范疇。”

　　社會主義社會必須以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這是眾所周知的道理，而且是載入《憲法》的。吳敬璉反對國有經濟，盡可直說。他卻拉出鄧小平來陪綁，仿佛鄧小平就不贊成國有經濟的。顯然，他不是無知，而是故意。拉大旗當虎皮，嚇唬人，這就有點卑劣，與他的“著名經濟學家”的身份不大相稱了。

　　二

　　為了論證必須消滅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他在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問題上做文章。他給社會主義下了一個定義：“我定義社會主義就是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這就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一種社會理想。”他認為，社會主義同有沒有公有制經濟、有沒有國有經濟沒有關系。這時他又把鄧小平拉出來陪綁了，他說：“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的本質，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于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所以是不是社會主義跟國有制的比重大小沒有關系。”鄧小平是在哪兒講這句話的?他加了引號，卻沒有出處。我們遍查《鄧小平文選》《鄧小平年譜》，也找不到他所引的這句話。這是他自己編造的社會主義定義，卻安在鄧小平的頭上了。鄧小平在論述社會主義時，從來沒有離開過公有制。說鄧小平講社會主義本質，把公有制排除在外了，這是對鄧小平理論的歪曲，是吳敬璉等人的捏造。

　　記得吳敬璉以前曾經給社會主義下過一個定義：社會主義=社會公平+市場經濟。這次他又下了一個定義：“社會主義就是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我們相信他哪個定義好呢?哪個也不能信，因為他只是信口開河，哪個定義也沒有認真論證過。

　　我們先來說說社會公平(社會公正)吧。這是他有關社會主義的前后兩個定義中都有的內容。什么叫社會公平?公平是一種觀念，它是由社會經濟關系決定的，世界上沒有一個抽象的、永恒的公平，即沒有一個對任何社會和任何人都適用的公平標準。恩格斯曾經給公平下過一個經典性的定義，他說：公平“始終只是現存經濟關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觀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現。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公平認為奴隸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資產者的公平要求廢除封建制度，因為據說它不公平。在普魯士的容克看來，甚至可憐的行政區域條例也是對永恒公平的破壞。所以，關于永恒公平的觀念不僅因時因地而變，甚至也因人而異，這種東西……‘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理解’。”既然公平這類東西要由社會經濟關系來決定，在不同社會里，它們有著不同的內涵和標準，而且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理解，怎么社會公平(社會公正)會成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了呢?吳敬璉恐怕是解釋不了了吧。

　　說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那更是吳敬璉的幻影。市場經濟，作為發達商品生產基礎上的經濟運行機制，是不同社會制度(只要具有發達的商品生產)都可以運用的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要知道，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社會經常采用的經濟運行機制，而且用了好幾百年了，怎么會又成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了呢?把不同社會共同的運行機制說成是特定社會制度的本質，這種指鹿為馬的本領，若趙高地下有知，當自愧弗如。也只有吳敬璉這樣的市場迷才會說出這樣的話!

　　大概吳敬璉也覺察到把市場經濟說成是社會主義的本質過于荒唐，所以他不再提“社會主義=社會公平+市場經濟”這個定義了，現在他把“市場經濟”更換為“共同富裕”，說“社會主義就是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換句話說，他對社會主義下的新定義是：社會主義=社會公正+共同富裕。這個定義，前一句是錯誤的，這一點，我們在上面講過了;后一句則是虛晃一槍。

　　能不能把“共同富裕”看作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呢?當然可以。問題在于怎么理解“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表面上看好像是指大家都改善生活，然而從本質上講，它卻是指分配領域中的一種經濟關系。在一般情況下，只要發展經濟就可以做到大家提高生活水平的。即使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工人的生活也會有所改善。大家知道，工人出賣的勞動力的價值，既包括生理因素，也包括社會歷史因素。在社會發展、科技進步的情況下，即使勞動力的價值量不變(甚至下降)，它所包含的物質內容也會增加的。尤其是在社會黨執政的西歐國家里，壟斷資產階級為了緩和階級矛盾、鞏固自己的統治，往往從剝削本國勞動人民、掠奪第三世界獲得的巨額利潤中拿出一部分來搞社會福利，工人生活改善得更快一些。然而這不能稱之為共同富裕，因為剝削依舊存在，剩余價值率在不斷提高，兩極分化不僅沒有消失，反而加劇了。

　　共同富裕不僅是說大家都改善生活，而且意味著所有的人都是按照同一標準參與分配，因而可以隨著經濟的發展，全體人民的生活普遍地、平等地富裕起來。例如，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原則，人人都憑勞動獲得消費品，“不勞動者不得食”，排除了資本參與分配的可能，不是有人憑勞動、有人憑占有的生產資料來進行分配，這就消除了剝削和兩極分化的根源，從而就有可能實現共同富裕。所以，鄧小平是把共同富裕與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連在一起說的。不僅要發展生產，而且要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才能逐步實現共同富裕。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因為在公有制條件下，任何人在生產資料面前是平等的，誰都不能憑借生產資料來無償地占有他人的勞動成果。這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私有制基礎上是談不上共同富裕的。吳敬璉否定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卻侈談什么“共同富裕”，豈不是南轅北轍了嘛!

　　習近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我們講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吳敬璉連科學社會主義最起碼的原則都不贊成，卻在給社會主義下這個定義、那個定義，還能不錯誤百出嗎?建議吳敬璉還是老老實實地學習《共產黨宣言》闡述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吧，不要再賣弄你的那些個“社會主義定義”了。

　　搞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這是馬克思主義最起碼的道理。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強調“所有制問題是運動的基本問題”，他們提出，“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他們理解的社會主義社會，雖然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但有一點是不會變的，即它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他們指出，這一點正是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生產資料公有制是新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宣言》還明確指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這就是說，馬克思恩格斯是主張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并發展國有經濟的。后來他們提出通過合作制來改造個體農業，把集體所有制也看作是公有制的一種形式(如恩格斯的《法德農民問題》)，但始終堅持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經濟的主要形式。

　　毛澤東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這一思想。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必須把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中國官僚資產階級的資本沒收歸人民共和國所有，使人民共和國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使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這一部分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全國解放以后，他又及時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領導全國人民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正如鄧小平所說的：這是“一個偉大的革命”，“事情做得非常好”，它為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制度基礎。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糾正了所有制結構方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純”的偏向，但始終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始終把公有制看作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上面講的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道理，而且已經在我國付諸實踐。堅持這一原則，才能談得上堅持社會主義。吳敬璉一面說他贊成社會主義(不過他只是把“社會主義”看作是市場經濟的“前綴詞”、“形容詞”，看作是從屬于市場經濟的東西)，另一面卻反對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難道不感到自相矛盾嗎?難道真的像有人猜測的那樣，他想搞資本主義嗎?

　　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黨章》《憲法》上明確載明，我國的國民經濟必須以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我們知道吳敬璉是共產黨員。身為共產黨員，理應遵守《黨章》《憲法》，這不算苛求吧。

　　順便還要說一下私有化問題。記者問吳敬璉：“是不是要進行私有化才有可能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吳敬璉王顧左右而言他，既不贊成也不反對，認為私有化問題沒有“太大的意義”。他引用弗里德曼的話說：“徹底的公有化就是私有化，徹底的私有化就是公有化”。這是一個掩蓋自己的私有化主張的荒唐的遁詞。大家知道，吳敬璉是主張徹底的私有化的，只要還有一點公有經濟、尤其是還有一點國有經濟，他都要斥責為“半統制、半自由”，是改革不徹底的表現。但他也知道中央明確反對私有化，不好直截了當地鼓吹私有化，于是他就只好說，這個問題“沒有太大意義”。然而搞不搞私有化，乃是關系到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原則問題，怎么會“沒有太大意義”呢?他只好用“徹底的公有化就是私有化，徹底的私有化就是公有化”這類讓人摸不到頭腦的話來搪塞了。誰都知道弗里德曼這句話是胡說八道，公有制與私有制是兩種對立的生產關系，怎么會“徹底私有化”就變成了公有制，“徹底公有化”就變成了私有制呢?要知道，公有化還是私有化，是生產關系的變革，而生產關系的變革是一場革命，而不是變戲法。對這樣一個原則問題，吳敬璉也不敢做任何解釋，腳底抹油，溜之乎也。這難道就是“著名經濟學家”的學術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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