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會遇到這樣一類論調：“(企業)成了個人的就不腐敗了”、“要徹底根治腐敗就要把國企全部私有化”、“私有化是解決腐敗問題的根本途徑”······持這類論調者，從引車賣漿的普通群眾，到頂著學者專家頭銜的所謂精英，也包括一些黨員干部，可謂言之者眾，信之者不寡。私有化真的能夠解決腐敗問題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理由有以下三點。

　　第一點，私有化解決腐敗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

　　要解決腐敗問題，要徹底地反腐敗，就要從它的本質入手。腐敗的本質在于：“濫用公共權力謀取私人利益”。反腐敗，在于反對濫用公權力，不是反公權力和公權力的基礎公有制，也不是反私權。

　　1、保護公權力和公權力的基礎公有制，是反腐敗的目的。把反對對公權力的濫用，偷換為反對公權力或者反對公權力的經濟基礎公有制，本身就存在著明顯的邏輯錯誤。試問有犯罪分子拐賣婦女兒童，是否要把婦女兒童都干掉，好讓犯罪分子“不見可欲而心不亂”呢?公權力及其經濟基礎公有制，是隨著人類社會的產生而產生，并隨著人類社會發展而發展的。在私有制社會中，公權力從本質上說，是處于私權的從屬地位。在這里要明確的是，從國家和國家的雛形開始，在公權力和生產資料集中于各式各樣的統治集團的同時，就已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公有制，只不過這種公有制具體為奴隸主階級為主的公有制、地主階級為主的公有制、資產階級為主的公有制而已。

　　2、歷史的實踐證明，私有制根本解決不了腐敗。腐敗和反腐敗問題，貫穿了私有制社會始終，可以說人類社會從有了國家的雛形就有了公權力，也就有了腐敗問題。中國歷史上目前留下的文字記載中的第一個貪官是春秋時晉國的臨時法官(代理司寇)羊舌鮒，接受美女而枉法。不過他絕對不是第一個腐敗分子，因為從氏族時代開始，酋長就是靠霸占公產起家的，帝王時代的最高統治者恰恰就是先私后公的總代表。正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成了私產又如何呢?私有化的鼓吹者似乎忘了，中國歷史上的絕大多數時期都是“家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國家都是皇上一個人的，可是窮奢極欲的皇帝乃至賣國的統治者比比皆是。皇帝或者太后老佛爺為什么賣國呢?出賣的是老百姓的利益，維護的是他們自己的統治。整體利益不等于具體的個人利益，決定了私有制情況下的公權力是得不到有效保證的。工廠倒閉，尤其是有計劃地倒閉，普通的勞動者自然肯定是受害者，資本家則未必，現實生活中我們小可以看到超市老板卷款潛逃留下一群連工資都被拖欠的員工苦熬，大可以看到豪擲數千萬泡明星的大老板毫不客氣地大規模裁掉月薪不過幾千塊的小員工。

　　3、歷史的發展證明，生產資料擁有與公權力分享范圍的不斷擴大是總趨勢。公權力是人社會性的集中體現，是人類有別于動物的本質所在之一。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就是公權力的發展史。奴隸社會出現之前，與其說是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倒不如說生產資料產權不明。奴隸社會生產資料的產權是明晰的，那就是絕大多數在奴隸主手里，極少數而且在急劇減少的自由民手里，由此產生的公權力享有范圍是極小的。封建社會的生產資料大多數掌握在地主階級及其衍生出的商人手里，少數掌握在農民和手工業者手里，公權力享有范圍擴大了些。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資料，主要掌握在資本家手里，部分掌握在勞動者手里，公權力享有范圍又擴大了些。我們可以從歷史發展的進程中發現，奴隸制社會中的以良為奴、封建社會中的土地兼并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托拉斯化等造成的私有化集中度的提高后，隨之帶來公權力范圍的縮小，直接造成了政權的更迭，直至所有制的變更。總而言之，公權力享有范圍的擴大，是隨著作為經濟基礎的生產資料所有權擴張范圍決定的，也就是說總的趨勢是越來越趨向于公有制，而不是相反。

　　既然如此，為什么現在反對公有制的聲音為什么還那么大呢?很簡單，私有制為基礎的國家現在還占大多數。但是正是因為私有制，包括私有制的高級階段——資本主義私有制，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已經不能解決公權力有效行使等社會問題，而且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這種不適應也越來越明顯，所以必須用公有制來解決。

　　第二點，資本主義國家反腐敗的必然性和局限性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反腐問題上，確實由相當多的制度，每年都由一定量的商業賄賂到政治上的賄選等問題被揭露，甚至于一些商業賄賂案件還牽涉到了中國的國有企業。資本主義國家為什么反腐，又有哪些缺陷呢?

　　1、腐敗對生產力的破壞，決定了資本主義反腐敗的必然性。腐敗是通過直接作用于公權力，進而破壞公共秩序，最終破壞生產力。對于公務賄賂直接破壞司法公正和影響政治公正，以及商務中造成受賄方的損害，是人所共知的。但是腐敗對于行賄企業、行業，直至國家的損害，因為具有滯后性的特點，往往為人們所忽略。根據經濟規律，行賄一旦成為商務活動中的必要因素后，必然直接影響到成本，并會逐漸上升為商務活動的重要因素直至決定因素，進而取代技術進步、管理改進成為核心競爭力，對企業(行業)本身造成致命的反危害。這也是中國一些最初通過不正當手段完成原始積累的民營企業，已經完成做大，但是很難做強，更有很多中途夭折的原因所在。

　　同樣，靠拉關系、行賄升遷的人，必然也會把腐敗手段作為個人發展的第一選擇，無心提升正當能力，形成惡性循環。資本主義發展到今天，對于腐敗對自身的危害，是有很深刻的教訓的。這些都是資本主義國家反腐敗的動力。

　　2、經濟基礎的復雜性，決定了資本主義國家反腐敗的不確定性。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也決定著公權力的行使。資本主義制度發展到今天，除了傳統的資產私人所有制外，還存在著國家所有制、團體所有制等準公有制或半公有制成份。這些成份在制約著傳統資本主義勢力對公權力行使的危害。這些成份的產生，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來源于資本主義制度的自我修復(遺產稅、反壟斷法、選舉法等)，更大程度上是來源于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對抗，以提高本國社會保障體系水平等社會主義方式來防止資本主義制度的崩潰。但是，其資本主義私有制為主體的性質步改變，以大資本家、大財團意志為主導的國家階級屬性就不會改變，只要大資本家和大財團需要，他們掌握和間接掌握的公權力還是會毫不客氣地為私利服務。資本主義私有制下的反腐敗是不徹底的，從本質上說，只是壓迫或者分贓的工具。

　　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以當今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是建立在對第三世界經濟掠奪的基礎上的，很多國家的政權腐敗正是美國制造，美國也在庇護著很多國家的腐敗分子，這種腐敗外移和享用腐敗成果的好日子也將趨于到頭。全球化的初期，是他們掠奪得更方便的時期;全球化發展到今天，隨著制造業的外移，各地區發展向平衡發展，西方國家開始對局勢失去控制，本國的失業人口造成其社會保障體系面臨崩潰。最近，奧巴馬稱中國人達到美國人、澳大利亞人同樣的生活水平，將是“全人類的災難”，就是這個原因。所以說，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反腐敗具有不確定性，不確定在何時漏出本來面目，何時崩潰，但是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終究會漏出本來面目，終究會崩潰。

　　第三點，社會主義公有制才能夠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

　　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產生和確立，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人類社會的發展趨勢，在于越來越細的分工和隨之帶來的越來越迫切的協作，后者就是公權力產生的根本原因。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下私有制固然能夠滿足要求，在機械大生產的情況下即便是資產階級國家也不得不建立大量的公用設施。在現在這個全球化的信息時代，能源、交通、信息、環保、生物技術、教育、醫療······等等越來越多從技術上就必須共享的根本性行業，決定社會公有權益和隨之帶來的公權力的比重超越私有制的比重已經僅僅是時間問題。而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也成為歷史的必然。

　　1、社會主義公有制從哲學上解決了整體利益和個體利益的矛盾。按照對立統一的根本哲學原理，整體利益和個體利益是統一的、也是矛盾的。在個體利益和整體利益發生矛盾的情況下，私有制決定了整體利益必將屈從于私有者的個體利益;公有制決定了個體利益在任何時候都必須服從于整體利益。舉個很現實的例子，大學生就業問題。時間是企業管理的最大成本，企業希望招收的員工最好是能夠即刻適應工作的人，所以現在很多企業的招聘(尤其是對技術型人才的招聘)都要求要2年以上的工作經歷。請問，如果都這樣干，應聘者這兩年的工作經歷從何而來?無疑，在這個方面，只招收應屆畢業生的國有企業承擔了人才培養、選拔基地的社會責任，外企、私企扮演了收割機的角色。國企花了大量的時間、設備成本和薪酬成本，從一群應屆畢業生中培養和選拔出幾個人才，被別的一些企業用“高薪”很輕易地就收割走了。不錯，“高薪”對個人很高，但是對培養這些人企業的付出來說，微不足道，所以挖角企業才不去培訓，而只摘桃子，劃算么。出于個體利益，無論是挖角企業還是跳槽員工，都是獲利者，但是整體利益無疑是受害者。因為這決定了甘心當冤大頭的企業因為勞動生產率低下，必然虧損，量變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是質變;不甘心當冤大頭的企業，自然會在培訓的過程中制定苛刻的保障條款，不利于人才的流動，到那個時候，個體利益這個石頭，不但會砸了人才自己的腳，也會砸了收割機企業的腳。

　　2、社會主義公有制從法理上解決了對違反公共利益的懲處問題。絕大多數人憎惡腐敗，對腐敗咬牙切齒，是正常的，因為腐敗最終就是要侵害大多數人利益來肥私。國有企業的干部職工多是具有主人翁意識的，所以對待個別腐敗分子損公肥私、用人腐敗的問題很憤恨，尤其是對那些暫時還沒有受到處理的，在失望之余有些時候會發出這樣的慨嘆：“要是個人的，絕對不允許這樣搞的!”但是，大家想到沒有，如果就是他個人的，我們還會這么痛恨么?痛恨又能拿他怎樣辦?本質上，是他個人在侵犯公產的時候間接侵犯到了大多數包括我們在內的“個人”，我們才這樣痛恨;也正因為沒有成為他個人的，法理上是公有的，所以他的行為是犯罪，是必需也必然要被處理的犯罪。腐敗分子好比劫持了人質的壞人，我們是把人質干掉還是要把腐敗分子干掉呢?當然是把腐敗分子干掉，而不是把被他劫持的公有財產乃至公有制干掉。

　　最想干掉人質的是綁架犯，因為那樣他們就毀滅了罪證;最想干掉國有企業、公有制乃至社會主義制度的是腐敗分子，這樣他們可以免掉“原罪”，堂而皇之地把腐敗合法化，以達到永遠占有、傳之子孫的目的。腐敗分子往往占有一定的政治優勢、經濟優勢和信息優勢，必然成為私有化的完全受益者，前蘇聯解體后的私有化和東歐國家的私有化已經為我們提供了鮮活例子。鼓吹將國有企業徹底私有化的聲音一直甚囂塵上，“經濟學家”美其名曰：民進國退，具體是哪個民呢?“MBO”，也就是管理層收購。試想，一幫現在都搞不好的管理層，收購以后就能夠搞好了?只不過原來把錢裝到自己口袋叫貪污公款，私有以后叫股本分紅;只不過原來任人唯親要受到處罰，私有以后可以公然把自己的親屬放到重要管理位置而已。

　　3、社會主義公有制在發展上解決了發展成果共享問題。企業的財富是員工創造的，這里面除了上繳稅收之外不但包括工資、福利和各種社會保險，還包括企業發展的再投入。這部分再投入是企業進一步生存發展的必須，也是企業每個員工對關系到企業發展問題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決定權的物質基礎。從這點來說，員工對企業有著天然的產權。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對這種天然產權的認定和保護。只有這種認定和保護，才能夠保證員工合理地享受到發展成果，進而形成企業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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