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讓大多數人買不起房的房地產市場。
    在這樣由開發商掌控的房地產市場，普通的市民、尤其是在一些大中城市的老百姓，要買房解決或改善基本的居住問題，只有“華山一條路”——到開發商那兒買暴利的高價房。而從開發商的手上，要想買上一套小康標準的體面而尊嚴的住房，付出的成本和代價又是什么呢？對一般人尤其是工薪階層來說，這就意味著要花上一輩子辛勤勞動所得的一半以上收入。對一些工資收入剛剛達到“平均線”或者是在平均線以下的大城市的普通職工來說，甚至一輩子的工資收入，在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市區也買不起一套初步小康（人均住房30平方米）標準的住房。現實中不是經常有人面對高房價自嘲悲嘆：辛苦一年，也買不到市區房一間小小的廁所。這也難怪“房奴”成為當今社會的“最流行詞”。試問，世界上究竟有多少國家，要她的子民必須用要畢生收入的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巨大的生存成本，才能換得一個基本的、初步小康的居住條件？又有哪個行政者，推行的住房模式使他的公民要多付出三分之一以上的價格，成為開發商暴富的資本？對普通市民生活“打壓”的如此之深的開發商模式，一個真正的和諧社會，有它們生存的基礎嗎！
    根據統計方面的有關資料，我國生活水平達到“平均線”和在平均收入以下的城市人群，至少占到全部的60％以上。在貧富不均、兩極分化日趨嚴峻的今天，生活在平均線及以下的城市人口的比例就更大。在開發商模式主導的房地產市場上，他們買不起房實屬“不正常導向”下的“正常情況”。實際上，買不起房的社會人群要遠甚于此。現今的房價是如此之高，甚至不少已經躋身社會“中間階層”白領和公務員等也是對高房價“望而生畏”。
    在這樣的市場，公認的有70％以上的城市人口買不起房。以至于在基本的住房問題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某些“相關”的官員竟然號召70％的市民去租房，并荒唐的下結論說這樣才是“健康的住房消費模式”。那么，在一個住房保障缺失、大多數人買不起房的情況下，所謂“健康的租房模式”又是怎樣的呢？我們看見的是，眾多城市的“標準白領”，被迫7－8個人（甚至更多）擠在一套百十平方米左右的“白領公寓”，而大多數普通的打工者，只能在老舊民房、地下室、違建房或危房以及城郊的農民屋中“沙丁魚般的蝸居”。前不久有報道說，一些“城市新的建設者”們，在炎炎夏日和狂風暴雨之中，只能在橋洞底下棲息而居！住房問題如此沉重，“和諧”從何而談。
有人說，為什么那么多人買不起房，絕大多數人又住得上房呢？實際上，絕大多數人還是在吃福利分房的老本。據不完全統計，在全國現有的居民住房中，60－70％還是原來的“房改房”。真正靠買開發商的商品住房來解決住的問題的，僅僅占了10％左右。有多少人可以為開發商的“暴利房”買單的就可想而知了。更何況我們現在要搞清的是，在開發商模式主宰的房地產市場，在社會新增需要買房的人群中，究竟有多少人可以買得起房。

 

          這是一個讓百姓在基本民生上“分享不到發展成果”的住房市場
    照道理，經濟越是發展，包括住房水平在內的老百姓的生活就越是提高。按照胡錦濤主席的話說，就是“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從1998年房改至今，這8年也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時間。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1998年全國的全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為79553億元，全國3.7942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425元；而到了2005年，全年一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已高達182321億元，比1998年增長了一倍還多，全國5.6212億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達到10493元，也比98年增長了將近一倍。但全國城鎮居民的住房水平又提高了多少呢？
    按照建設部的說法，1998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積“不到 19 平方米”，現在則已“提高到 26 平方米以上”。實際上用國家統計局的城鎮人口資料和建設部提供的全國居民住房面積一對比，就知道建設部的這一“政績”是多么的虛假和荒唐。如果按照開發商控制的房地產市場提供的住宅商品房（不包括一些專為機關干部等“特權人士”提供的“自建房”、“合資房”等）來計算的話，現在中國城市居民的人均住房水平只能在18平方米左右，不僅低于98年水平（具體見“中國房地產十大批判之五［上］” ），而且也使中國城市居民的住房水平離小康越來越遠。全面實現小康的目標，也變得越來越“模糊”。人們還記得一句有關小康的經典的名言：“小康不小康，關鍵看住房”。開發商模式使住房小康沒有了支撐，中國市民的小康又從何而談。  
    所以，在開發商的住房模式下，中國的絕大多數市民不僅沒有“分享”到經濟發展給他們的住房帶來的“改革成果”，居住水平不僅沒提高，而且反而呈現出住房水平每況愈下、人均住房水平越來越低的傾向。以普通工薪階層為主的城市老百姓，大部分還蝸居在過去福利分房時代所得的質量差、面積小的老舊的公房中。在現在的房地產格局下，他們大多數人基本上沒有改善住房的可能。

 

                這是一個制約發展、激化矛盾、制造不安的市場
    人們常說，安居方能樂業。但在開發商模式下操控的高房價市場，“安居”竟成了普通老百姓的一種最大的“奢望”。
    中國的房改，實行的是“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所以，對現在房改導向“感受最深”、受高價房打壓最甚的，還是那些在當今中國的各項發展上最具活力的、被稱為“中國希望所在”的中青年一代。這些沒趕上福利分房的年輕人，沒有“福利房”的底子。開發商和相關官員操控下的高價房，不僅使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對買房“望而生畏”，不甘而無奈的成為“無房戶”，而且無房和就業上的雙重壓力集聚，使他們在最基本生存面臨空前的壓力，使“希望的一代”也成了“最不穩定的一代”和“最不滿的一代”。有人在網上就發出這樣的感嘆：當代中國年輕人對房價的不滿，就像對中國足球的絕望一樣，都使他們痛徹心扉。如果說足球已使他們心恢意冷，連罵的力氣也沒有的話，那么對房價，在強勢的開發商和政府官員面前，他們除了發牢騷和在網上宣泄隱藏內心的不滿以外，別無他法。
    胡錦濤主席1998年6月在共青團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曾說過一句發人深省的話“我們黨只有贏得青年，才能贏得未來”。
    實際上，開發商操縱的高房價市場，不僅使青年一代對為未來感到“迷茫”，而且這樣的市場也成為中國城市化和現代化發展最大的瓶頸。現在不管是苦讀“寒書”十幾年終于“跳出農門”的“天之驕子”，還是到城市打工謀生的新的產業工人，不管是白領的人才流動，還是藍領的勞動力轉移，他們中的絕大部分都面臨無法“扎根城市”的巨大的難題。不管他們為所在的城市貢獻了多少GDP，不管他們的“城市化”，使中國社會整體的進步和發展提升到了一個新的水平，但由于住房問題難以解決，這樣“腳踩兩頭”的城市化，隨時可能使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出現突發的、不可逾越的矛盾。據推算，在每年2000萬的新增城市人口中，有90％基本上只能成為“無房戶”。他們解決住房問題辦法，只能是去租那些不怎么“體面”、更不敢奢談“小康”的住房了。
    不僅新增人口如此，就連很多為了城市改造而遷居的老市民，在高房價的壓迫下也未能幸免。尤其使民眾深感不平和憤慨的是，在這樣的市場，有相當的中低收入者被高房價“逐出”了他們世代而居的城市。在北京，就有8萬多市民被迫遷居到河北安家。一些人就不禁辛酸的調侃：多少朝代的“反動統制”沒能使他們“離井背鄉”，但在“當家作主”的新社會，高房價卻使他們被迫出走他鄉。這就難怪在中國社會調查所的一項調查中，公眾對住房的“幸福感”呈現較大的下降！

 

           這是一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制造“特殊利益集團”的市場
    和大多數老百姓買不起房、掏盡家財也不一定能夠擁有“小康住房”的情況相反，開發商操控的中國房地產市場，成了拿他們全民資源、肥自己腰包的“暴富制造器”。在開發商模式的壟斷下，一個城市幾百萬上千萬的市民，要為幾百上千個開發商的“房地產暴利”買單。在一些大城市，每戶每家只要你購買商品住房，就都要為開發商的暴利交納十幾萬、甚至幾十萬的“暴利費”。全國幾億的城市人口，實際上是在為十幾萬、幾十萬的開發商的暴富，“供奉”出自己的大半生的辛苦所得。這也就難怪在最近公布的“首富排行榜”上，中國的前十名首富除了4人是靠公司海外上市而登上首富榜的以外，其余6人全是靠房地產而一舉暴富。而這一切，竟然還都是在土地屬于“全民國有”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下異化而成的。
    開發商模式掌控下的中國房地產市場，不僅制造了貧富兩極的絕對分化，成了制造中國貧富不均的最大的“洗牌器”。而且也成為社會不公的最大推手。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居民用自己2－6年的家庭年收入，就可買上一套200平米左右的獨立別墅，房地產的市場利潤率也只有3－5％上下。這和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買房的遭遇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對比。我們的公民不僅要為在自己土地上買房付出“土地出讓金”，更要為中國開發商的暴利買單。和國際上的低利潤率相比，和國內其他行業的社會平均利潤率相比，中國開發商的利潤都高的離譜。是中國住房建設的成本特別高嗎？非也。中國的建房成本，在全世界都是很低的，這也是中國的建筑大軍出口揚名全球的原因之一。如果減去開發商的暴利，減去政府的“苛捐雜稅”，城市里平均一套90平方米的小康住房，建筑成本最多也就8—10萬元（在農村甚至三四萬即可解決問題）。一個中國城市家庭的3－4年的收入即可抱得“房”歸。加上方方面面的“七費八稅”，一般普通的中國城市家庭買套小康住房，最多也只需花上4－6年左右的家庭收入。但現實是中國現在的市民要用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全部所得，才能有一套體面的住宅。數億的中國市民，實際上是在為開發商的暴利打工。允許這樣的住房模式繼續生存發展，就是對文明社會的公平正義最大的踐踏，就是對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絕對嘲諷。
    開發商的“橫征暴斂”之所以得逞，這還和中間隱藏的另外一個“特殊利益集團”有關。這就是和房地產市場及開發商有著“千絲萬縷”關系的“相關官員”。他們的“特別”就在于，他們不僅無需承受高房價之苦，而且還能從中獲利。他們在把老百姓推向高價房市場的同時，自己卻可偷偷的“享受”到價格只有市場幾分之一、甚至十幾分之一“集資房”、“自建房”和“經濟適用房”，有的甚至還能拿到幾乎無需花錢的“福利房”。市場上的房價越高，這些可“兌現”到手的利潤就越大。還有不少“實權”官員，幾乎每年都可以從有求于他們的不同的開發商手上，拿到遠低于市場價的“變相行賄房”。房價越高，他們倒賣獲利的空間就越大。靠這些官員在房地產市場上“行政”，他們不推高房價，誰推！
    開發商模式引發出的中國住房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也不能指望僅僅用經濟和市場調控的手段，就能對其“包治百病”。它是是一個系統的社會工程，要把政治調控、社會調控和經濟調控的手段整合起來綜合運用。
    “社會公平正義是社會和諧的基本條件，制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保證”。這是中共中央關于構建和諧社會“決定”中的一句名言。引發被視為城市民生最大的不和諧因素——高房價和住房問題的根源，就是開發商模式。只有在住房模式的制度上徹底 “撥亂反正”，從根本上搬倒開發商模式，才能為真正的構建和諧社會創造條件。人們注意到，溫家寶總理在7月底召開的全國經濟工作會議上有一段“非常有新意”的講話，這就是要“推行符合國情的住房建設模式和消費模式”。中國房地產的春天，已越走越近。
 

                                                   沈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