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丁論中國半殖民地化

威廉．韓丁

《新苗》第27期，1993年12月

究竟中國是否正在變回半殖民地呢？

這一切決定于在一個長時期內這個人口最稠密的國家以何種思想、態度以及政策去參加世界市場，并與世界經濟發生關系—在這個世界經濟，「內部競爭激烈，互相高度依賴，又為一小撮大公司所支配及規范，而全球所有地區的發展先后及發展方向，都是由最上層的人的購買力所決定的。」（注一）

沒有人主張中國應當閉關自守。歸根究柢，它從前之孤立并非是自愿的，而是由充滿敵意的美國在一九四九年之后所硬加于它的，為的是扼殺革命新生兒于襁褓之中。美國這套政策只是在完全失敗后才有所松懈。中國屹立不倒。這時美國才選擇靠近中國以便讓中國平衡蘇聯的霸權，因為中美都視蘇聯為威脅。

同時，不要忘記，現在世界市場所處的歷史階段，其基礎是一整套金融及商業規則，而這些規則，是那些占支配地位的生產企業、金融及商業企業所強加于世界的。在這個情況下參加世界市場，是等同于跟海龍皇爭珍珠。那些跨國公司，得到強大而又經驗豐富的帝國主義政府支持，掌握大部份「珍珠」—在物質上、技術上、金融上都有巨大儲備，又有文化資源—而且一定會將要后者開放國門，容許其干預及擺布。哪個弱對手企圖與他們抗衡，最后都一定被擊敗。為了保持和擴大他們的勢力，他們忙于為世界貿易之場地鏟平一切疙瘩。一旦完成，他們就不會容許任何人免于受到（偽裝為自然力量的）市場的擺布。

但是，許多人都知道：「所有所謂發達國家，他們之所以能取得那種發展，要多得政府對外貿的繁重的管制，有時也包括對外國投資的管制。……在那些經濟先進的國家，遲來者都要非常依賴政府管制國際商業……。現實世界無數經驗都說明，同自由貿易相比，還有其它成功的發展途徑，而另一方面，差不多毫無實際經驗證明自由貿易是經濟成長及發展的道路。」（注二）

唐教授把鄧小平早期關于自力更生的花言巧語當真，還向我們保證，當前的開放改革恰恰是要實現自力更生而非使中國置于外國滲透及剝削之下。但是，現在中國的國內經濟及其國際經濟聯系，有許多令人不安的趨勢，使人不得不懷疑這個政權是否真心奉行自力更生；即使它有心奉行，它又是否有能力落實這個政策。

沒有強大的中央指導，沒有堅定的自律精神以及訂明輕重先后次序，沒有把自力更生列為發展的基石，那么，在世界舞臺上從事商業活動的中國，很容易變成多種經濟壓力的波動的受害者—對于這些壓力，他原先就既沒力量可以避免，也無法加以控制。然而，正正在關乎發展方向、紀律及輕重先后問題上，其中包括自力更生的問題上，中國當前都顯示出無能及自相矛盾。直至目前為止，「開放」實際等于放棄一切限制及規則。似乎只要付得出錢，簡直沒有哪一樣東西是不能出賣的。

任何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如果要力求在發展的同時多少顧及社會公正（沒有社會公正的發展又有什么用？），那就至少要在若干國家生活的主要構成部份及對外經濟關系方面維持有力的控制。這包括了：

一﹒國界

差不多所有觀察家都同意，現在中國的南面及東南國界，漏洞極多。從海南省到臺灣海峽的廈門，走私都是大生意。這個地區的消費大戶往往都是走私團伙。其活動實際上是中國有關入口控制、關稅條例及自力更生的花言巧語的一大諷剌。

大部份走私都以耐用品為主。從電單車到電冰箱，從冷氣機到錄音機等等。大概可以假定有些走私利潤會重投資于南中國，有助于工業繁榮，但是，大規模的違法入口對于中國經濟的良好發展所造成的威脅不會就此減輕。

二﹒消費品的入口

如果非法入口威脅到良好發展，那么，合法的巨額消費品入口也同樣威脅良好發展，因為它們同國產貨品競爭并使后者失敗。

資本主義自從發軔以來，從來沒有任何一國經濟可以在政府不予保護國內市場的條件下發展經濟的。這個原則適用于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適用于獨立戰爭后的美國，適用于歐洲大陸的資本主義列強，適用于戰前及戰后的日本，也適用于今天的南韓與臺灣。但是現在中國卻向那些全球都有銷售網絡的外資公司奉獻大塊大塊的消費市場，而且首先都是食物及飲品公司，例如麥當奴、家鄉雞、可樂之類。接著的就是化裝品、成衣及鞋類，例如力士香皂、利維兄弟公司，佐丹奴等等。

各種耐用消費品，如電視及計算機也不甘后人。各種歐洲車及日本車，正在中國大陸，用外國部件裝嵌起來。而在此之外，早就有大批大批的外國汽車進口。豐田、日產及標致一直遙遙領先，但平治、林肯牌等等也不遑多讓。美國標準已經在中國的浴室瓷具市場占了一個大份額—雖然發明瓷器的正是中國。

外國競爭已經嚴重損害甚而是摧毀了不少中國的消費品工業。機電部本來計劃生產電視顯像管，并且進行了多年的努力，花了不少錢，但在研制成功的前夜，國務院卻迫使它放棄計劃，改為進口顯像管。機電部于是把它所組織起來的專家解散，從此就把中國（到目前為止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電視觀眾市場的國家）的電視及其有關工業的前途拱手讓與外國壟斷企業。

歐共體免費送給中國奶粉及乳脂，據說是要幫助中國建立奶粉工業，卻事實上破壞了國內奶粉市場。現在四分三在中國銷售的奶制品是入口的，迫使國產工業破產。北京的地區奶制品企業正在把數以千計的乳牛出售，同時許多小型私人奶類企業正在屠宰乳牛，出售牛肉。

外國競爭也打擊了奶制品的機械設備工業。入口的牛奶缸及擠奶機器以低廉價格粉碎了中國自己的頗有希望的正在萌芽的工業，失去了生長的機會。

誠然，中國也可以照樣玩傾銷的把戲，猶如最近歐洲不少人抗議中國把自行車以低于國內銷售價的三成半的價格向歐洲傾銷一樣。但是，如果全盤考慮中國同外國的所有產品交換，在傾銷上中國是不能指望取勝的。

三﹒資本外逃

在任何落后國家，資本都是寶貴的。如果要促進發展，通常都需要對資本輸出、資本匯返及資本徹退作出嚴格管制。但在資本輸出這個問題上，中國差不多已經喪失控制，而私人及政府部門（不論地方還是中央）都紛紛投資國外。來自邊區內陸城鎮的資本家，定期遠赴瑞士去存放利潤于當地銀行。地方政府以及外貿的官員則在美國收購以百萬美元計的土地及資產。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投機。一個中央單位最近派了六個人到紐約，身上攜了千萬美元以便投機于紐約證券交易所。在遭到重大損失之后他們把剩余的六百萬存于各種不同的儲蓄戶口，然后只須依靠利息便能在紐約市住得舒舒服服。他們沒有回中國的打算。

享有半真半假或名副其實的自主權的各個政府部門，各個企業，有的在田納西州收購森林，有的在秘魯收購鋼鐵廠，有的在加州收購農地、大廈。眼下中國國家石油公司正在同有關方面談判收購加拿大兩大油田，秘魯兩個油井，委內瑞拉的石油經營權，甚至遠及印度尼西亞、印度、俄羅斯。上海紡織公司（它是投資海外的為數達二百六十家上海企業的其中一家）有一間紡織廠在毛里求斯，一間在澳洲。中國之投資海外，或許有其充份理由。但目前資本外逃的規模之大，卻是一種令人懷疑的發展戰略。

另一種情況則是國內資金經過輸出香港，進行洗錢再回流國內，唯一目的就是假裝成外資，因此可以享盡一切外資的種種特權。即使扣除上述回流，中國每年合法或非法的資本輸出還是以十億計算。而這些輸出資本都是來自一個非常急切需要資本以便發展基礎設施，把老廠更新，促進新工業之成立，促進農業并使之朝多元化方向發展的國家，一個向一切國際機構、一切援助組織伸手的國家。

四﹒國內投資

任何一個落后國家的經濟所產生的盈余，大部份都應用于資本的再生產，用于社會生產力之擴大，包括為了促進及支持這種擴大所需的基礎設施。

但近年來中國卻似乎強調消費而非生產。增長最大的部門，不論是城市還是鄉村，都是房屋。在大城市，一場大蓋高樓大廈、寫字樓及世界級酒店的競賽正在進行著。在鄉村，大蓋農民房子的競賽同樣經久不衰。許多這類房屋通常都有兩三層高，而最頂一層卻丟空。大量耕地被圍起來當作庭院。房子自然是一種必需品。但是無計劃的大量蓋房子，從其它更急需的部門吸進了過多的三合土、鋼材、磚木，這是不該容許的。讓房子那么深入稀少的耕地，同樣是不該容許的。

中國過去十五年的建房熱潮似乎把整個經濟的增長推向消費主義的歪路。現在，對奢侈品的消費熱潮進一步扭曲經濟發展。昂費的進口貨品正在把資金從本應用于投資經濟增長的地方調走。勤儉建國的原則讓位于窮奢極侈。

由于中國在世界上處于第三世界這個地位，使中國在建設國家的時候，更不能容許窮奢極侈。但是，現在似乎大多數官員及差不多全部知識精英，對于這些限制都加以抗拒。他們拋棄了原來的清醒的社會主義道路—它本來是解決落后的一種方法—而瘋狂追求種種奢侈生活，就像印度及其它第三世界資產階級及精英那樣，在普遍的貧窮與被剝奪了生活的群眾之中獨享清福。中國的特權階級覺得，以中國之大，人口之多，中國人之勤奮，大可讓一千萬個甚至更多的企業家、股票炒家以世界級的水平享受生活。何樂而不為呢？

五﹒買辦傾向

帝國主義一直在物色一些買辦式的中國領袖，他們最好強大到足以控制中國，但又不足以挑戰帝國主義。事實證明這是辦不到的。正如歐文．拉蒂摩爾所指出的，誰強大到可以控制中國，誰就同樣可以挑戰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所挑選的人，不論是袁世凱、蔣介石還是汪精衛，從來都不能長期完全控制中國。

在毛澤東領導下中國站起來了。新中國鏟除了買辦經濟與買辦政治。但過去十年，新的買辦傾向又抬頭。追求奢侈生活是消融民族意志與民族自豪感的強大溶劑。投靠帝國主義可以令個人發財，而在當前情況下，實在不難覓得候選人。

更為令人震驚的是大批領導人的子女，受雇于最大的美國及歐洲銀行、跨國公司，并在中國充當他們的代理。有些或許還會為中國利益服務，但大部份更會為雇主服務。用買辦稱呼他們是恰當的。

買辦精神的另一個標志，就是逐步放寬外國投資的條款。初期還讓中國資本保留多數權的控制，但現在差不多可以讓外國的獨資企業隨便在任何地方以任何一種條款去經營。中國堅持收回香港，但卻把海南島的一大片土地租給日本公司。中國就此重新締造了治外法權的若干特點而且毫不知羞。

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會向第三世界貸款的條件，包括生產私有化，削減工資，削減社會服務，大幅減少入口（除開那些用以支持制造出口產品所需的入口，以便賺取外匯用于還債）。這些條件都是殖民地化的條件，會把整個經濟變成依賴外國，把整個國家置于買辦式的關系中。

中國是否向這種壓力屈服？有證據證明它正在屈服。以那個榖物生產基地計劃為例。世界銀行的反對使計劃夭折，因為這個計劃需要農民從事合作經濟，而這是同當前的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矛盾的。不要管這個計劃可能是中國農民賴以登上現代化世界的最好辦法，總之一定要將之視為社會主義的回潮而加以反對。自從去年鄧小平南巡以來這個計劃再沒有人聽見過了。

最后，近年來中國在聯合國所投的票，使人聯想到一種買辦式的合作精神，這尤其在海灣戰爭中看到；但同樣在巴爾干危機，在柬埔寨及中東問題上看到。在多數情況下，只要美國吹起笛子，中國就會按旋律跳舞。

六﹒貿易平衡、外匯平衡與外債

「在五十及六十年代，日本政府首先實行非常嚴格的限額制度，接著實行寓禁于征的高關稅政策，以便保護它那幼嫩的汽車工業。日本的外國投資差不多被禁止。只當它能貢獻于國內工業時才被允許。日本人也成功地保護了自己計算機工業。在七十年代，當計算機工業還在發展的時候，規定只當日本國產計算機無法供應某種型號的時候，才能進口外國計算機。」（注三）

南韓及臺灣也是采取大致相同的戰略。但中國現在卻反其道而行。中國急切地懇求外國投資，放寬限制，而且不斷降低條件—容許獨資，容許把利潤匯返，長期租用土地，種種稅務優惠等等。這樣做的理由是外資為中國帶來新技術，以及擴大國內生產，吸收本國勞工及物資

。例如，家鄉雞的山度士上校會用中國飼養的雞（而且是用中國種的粟飼養）經加工出售；或者是可口可樂使用中國出產的糖去為可樂加工，力士香皂使用中國菜油等等。

還有，為了獲得使用名牌的權利，中國也付出了巨額費，雖然這樣并沒有增加產品的效用。而這無疑會對整個外匯平衡造成負面影響。在一九九○年，全部第三世界國家（除開亞洲四小龍和產油國）在商品貿易上有為數九十億美元的順差。但如果計及利潤匯返外國，償還外債利息，付給專利費等等之后，他們的凈損失是四百億美元。

我不知道單是中國的外匯平衡狀況是怎樣。我知道許多外國公司現在沒有都把利潤帶返本國，而且是有些拿來再投資于中國。但從長遠來說，如果現在那優待外資的做法繼續下去，如果充分的利潤匯出權繼續下去，那么，貿易赤字將會增長得很快。

唐教授很有信心中國能夠把外匯平衡及外債置于控制下。但如同在其它問題上，這兩個問題也出現一些危機征兆。一九九二年出入口都有增長，但入口增長更快，使當年順差只有五十億美元。許多分析家估計，一九九三年的入口將超過出口，而這將造成新的形勢，因為當前正好是許多外債到期償還。很有可能，真正的外匯平衡并非那么好，因為官方數字并不包括走私貨物的價值。

外債在一九九○年已經達到六百億美元，而且增長很快，一九九○至九一年增加了一百億。在這個問題上，關鍵的不是眼下的外債額，而是其增長趨勢。以這樣高速度增長的外債會持續多久？它何時才會結束？

七．文化

在文化領域，中國向西方壟斷資產階級投降。對美國精神的崇拜成為時髦。自由市場經濟學在經濟思想上占支配地位，肥皂劇、問答游戲、選美等占據了電視的黃金時間。那些專講盡忠職守執行法律的好警察的警匪電影，或是反映順利向上爬的企業家階層的男女浪漫電影，充斥市面。色情影帶越是被禁，需求越大。

任何人只要關心中國的道德及民族精神能保持健康和自主，都應當對這種具有半殖民地性質的文化侵略提高警惕。

八．離心傾向

任何一個想參加世界市場的國家，都需要有一個強大的中央領導，維持有力的中央控制。得到掠奪成性的帝國主義國家支持的跨國公司，已經御展到那樣富可敵國，那樣強大，可以比美國一個州甚至是一個主權國家，花更多的錢，更有耐力，更有謀略，并最后戰勝他們。這這些企業，受到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則驅使——要么擴張，要么死亡——，總要不斷地奪取新的勢力范圍，壟斷原料，擴張市場份額，及確保落后地區的投資萬無一失。像中國那樣的大國，如果有一個強大的全國政府，一個一貫的發展戰略，是可以保持自己的完整性，抵御其它國家及跨國公司的侵略，并且根據自己計劃穩步前進。但這一切只有在它愿意為政治、經濟及文化自主權進行持久斗爭，只有在它能夠耐心地追求自己的目標，不會尋求快捷方式的時候，才是可能的。

正是在這些問題上，中國都顯露出軟弱征兆。隨著中國市場經濟擴張，它的中央政府權力削弱了。對于中國南部及東南沿海省份，對于邊境，關稅收入，貨幣流通，稅收、投資戰略、土地使用、環保標準，甚至是芏的法律與秩序，北京政府都是一步步地，一個范圍接一個范圍地失去控制。誰也沒有懷疑現在很繁榮，有些地區很富有。但他們越富有，就越顯得獨立，越少愿意聽北京中央政府的政策。這種狀況，是為了方便跨國公司的滲透及擺布而造成的。一個統一的中國或能強大到足以抵抗這些侵略，維寺紀律，促進自力更生，但分散的各省、各區則很容易被打跨。

一個大問題是，這種離心和瓦解傾向會發展到什么地步？這個問題由于中國出現了嚴重的繼承危機而顯得尤其尖銳。……如果分裂出現，跨國公司就會更易于奪取勢力范圍，瓜分投資機會、市場及贓物，而且還美其名曰「門戶開放」。

九．貪污

貪污所造成的影響，最后分析起來，會決定為解決上述所有問題而進行的斗爭的結局。

唐教授不厭其詳的論述其實是花言巧語的規定（關于支付外債的銀行規定，關于入口替代的規定，關于外匯交換的規定），但在貪污由上而下普及一切范圍的情況下，這些規定能夠認真對待嗎？

今天差不多一切官方交易，都是以夸大了的價格來進行，以便讓官員拿回扣。因此在每一次交易，中國都要付出比市場價為高的代價，而所謂市場價，本身由于受到有錢又有權勢的公司及政府的操縱，往往已經訂價過高。

在當前情況下，既然貪污如此猛烈及根深蒂固，差不多任何人都待價而沽，出賣中國的利易。另一方面，跨國公司也愿意付出代價以便打開滲透之門，瓜分市場和加強分裂上的支配。可悲的是，這些代價通常都算不了什么。對有些人來說，一輛名車已經足夠了。

結論

鑒于中國今日貪污之廣之深，鑒于道德沉淪、發財狂熱、權錢交易、方境管制千瘡百孔、入口潮繼長增高、資本外逃、走歪了的投資戰略、買辦思想盛行、脆弱外匯平，文化上的媚外，離心力之加強等等現象，誰能夠保證，在中國參加世界市場后它還能保持自主獨立、自力更生和經濟創意？

這叫人想起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一書。其中談到晚清的「改革家」李鴻章：

他所編練的海軍似乎成為中國將來希望的唯一寄托。布蘭德（J.O.P.Bland）這位英國外交家給李鴻章作的傳記中說得好：

『李鴻章每三年檢閱一次海防，其最后一次（一八九三年）帶著勝利進軍的神氣。他的畢生事業擺開在一切人面前，讓大家欣賞：他的要塞與學校、鐵路和船塢、船和炮，都粉飾油漆得煥然一新，禮炮齊嗚，龍旗招展，向他的來和去致敬。……這是的威望的極盛時，但是烏云已經漸漸地集到天空，要使他的聲離的陽光永遠掩蓋起來了。回想到他成功地展覽了他的出品，在歡呼與感激聲中回來的時候，人們不能不奇怪，這個老年人是自欺到何等程度，竟然自滿于這虛幻的偉大工程。因為在他周圍的一切人，在他的船的甲板上，在他的一切衙門機關里，都是他自己所委派的許多無賴漢，他們只是忙著把錢裝到荷包里，出賣了國家的安全。』（注五）

眾所周知，不過三年之后（一八九五），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李鴻章所辛苦建立的那支現代化陸軍及海軍徹底瓦解了。這次慘敗，把中國追求獨立及現代化的夢想，推遲到廿世紀中葉。

這個夢之全面實現，現在是否又要再度推遲呢？

注釋

注一：Arthur Mac Ewan:“Alternatives to Free Trade: A critique of the New Orthodoxy,”Monthly Review 44, No. 6（Nov. 1992）

注二：同上。

注三：同上。

注四：同上。

注五：Hu-Sheng, Imprialism and Chinese politics（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1952。

附文：

崇洋媚外的外資政策

陳東

《新苗》第27期，1993年12月

這些年來大陸有一說法：引進外資就是利用外資。可是，到了現在，越來越多證據表明，引進外資的結果，是中國為外資利用多于利用外資。當初希望引進外資能剌激起中國自身的工業能提高技術及管理水平。可是，實際上，十五年來，外資所引進的高科技簡直鳳毛麟角，反倒在旅游、娛樂、消費品工業等逐漸占領國內市場。尤其諷剌的是，種種過份優惠外商的政策，實際上起到的卻是幫助外資去打擊自己的國營企業。

最突出的例子是稅收政策。外資企業所得稅率為33%的比例稅，國營企業所得稅率為55%的八級超額累進稅，外商企業不用上繳「兩金」，國營企業要上繳所得稅基15%的能源重點建設基金和10%的預算調節基金。合起來國營企業的稅負達70%左右，是外資企業的一倍還多。外資企業越發展，企業留成越多，資本家賺錢越多，積極性越高；國營企業越發展，企業留成比例越小，積極性越低。

這種政策使國營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十分不利地位。如果我們再加上其它因素，那么國營企業就更加處于不公平位置。國營企業要負擔職工退休金，但許多外資企業沒有這個負擔。外資享有進出口權，國營的沒有。外資人員可以自由進出國境，國營企業人員不能。（這使國營企業為了取得經濟訊息或者為了做生意而不得不依靠港澳商人為中介）。尤其關鍵一條的是，中共當然不敢貿然干涉外資的經營自主權，但是對于國營企業，各個政府部門都緊緊抓住權力，不肯下放，致使國營企業經營上沒有自主權，在競爭中不能不敗給外資。一句話，就是一味歧視自己的國營企業，同時一味讓外資獨享種種優惠。

更為可笑的是，各級干部對于外資利用價格轉移來避稅的情況，不是熟視無睹，就是以害怕嚇走外商為理由而不加干涉。許多三資企業在賬面上表現為虧損或零利潤，而投資規模和生產規模卻在不斷擴大。究其原因，這些三資企業實際上是盈利的，但利用價格轉移的手法把利潤轉移到了國外。

價格轉移指跨國公司根據總體經營戰略，在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或子公司之間發生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和勞務等的交易時，故意抬高或壓低交易價格，使某一子公司的利潤轉移到母公司或另一個子公司。跨國公司利用各國稅率和稅制方面的差異，通過價格轉移把高稅國子公司的部分利潤轉移到低稅國子公司，從而實現跨國公司全球稅負最小化。高稅國會因此減少一些稅收收入，它們一部分轉化為低稅國的稅收收入，另一部份則直接成為跨國公司的稅后利潤。價格轉移使跨國公司獲取了豐厚的利潤，但同時卻損害了一部分東道國的利益，因此，許多國家都加強了對外國投資企業的監督和管理，以限制它們的價格轉移。但是，跨國公司為了避免各國政府對價格轉移的限制，就在價格轉移的方式上大作文章。同時復雜的國際環境也為形成多種多樣的價格轉移方式提供了方便。只要跨國公司的關聯企業之間發生交易，就有可能出現價格轉移。不僅在有形資產交易中會發生價格轉移，而且在無形資產和勞務的交易中也會發生價格轉移。例如，某合資企業外商從國外買來一套價值號稱10萬美元的設備，但是，該設備實際上是二手貨，根本無法正常使用。顯然，該外商已通過高估進口設備價格的方式進行了價格轉移。

一般而言，跨國公司會把高稅國子公司的利潤轉移到低稅國子公司，從而達到全球稅負最小的目的。但是，中國對外資實行低稅政策，比許多國家稅率為低，為什么外資仍要進行價格轉移呢？有人作了這樣的研究：「我們認為，這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1）外商通過價格轉移能獨享經營利潤。即使將利潤轉移到高稅國，外商也會有利可圖。例如，某跨國公司在我國建立了一個合資企業，中外雙方的股份各為50%。并假定該跨國公司母國的所得稅率為50%，我國對該合資企業實行15%的所得稅率。如果該跨國公司不對該合資企業進行價格轉移，那么，該合資企業能獲100萬元的利潤，稅后凈利潤為85萬元。該跨國公司以股息的形式能分得42.5萬元。在母國進行抵免換算后，該跨國公司還須向母國繳納17.5萬元的所得稅（1/2 ╳ 100 ╳ 50% - 1/2 ╳ 100 ╳ 15% = 17.5），稅后凈所得為25萬元。如果該跨國公司通過價格轉移將合資企業的100萬元利潤全部轉移到母國，那么，它需向母國繳納50萬元所得稅100 ╳ 50% = 50），稅后凈所得為50萬元。由此可以看出，雖然我國的所得稅率僅為跨國公司母國的30%，但跨國公司通過價格轉移。實現的純利潤竟為正常經營實現的純利潤的兩倍。（2）外商利用各國或地區稅收管轄權的不同規定避稅。例如，香港的稅收管轄權是實行屬地原則，即僅對在香港的所得征收所得稅，而對來源于香港以外的所得不征收所得稅，所以，一些外商就充份利用這一規定，通過價格轉移把利潤轉移到香港，從而可以避稅。（3）為了逃避我國的外匯管制。對于外國投資者資本和利潤的匯出，我國設有匯出期限和匯出金額的限制。但是，外商投資企業必須實現外匯收支平衡。如果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收支不平衡，那么，其向國外匯出資金的困難很大。為了逃避我國的外匯管制。一些三資企業就通過價格轉移的方式將利潤轉到國外，以代替資金轉移。（4）為了避免匯兌損失。按照我國的有關法律，「外國合營者在履行法律和協議合同規定的義務后分得的凈利潤，在合營企業期滿或中止時所分得的資金及其它資金，可按合營企業合同規定的貨幣，通過中國銀行，按外匯管理條例匯往國外」。我國人民幣對西方主要國家的貨幣的貶值將是一個較長時期的趨勢。為了避免今后匯回利潤時由于人民幣貶值而造成的匯兌損失，外商往往通過價格轉移使匯回利潤的時間提前。」（注一）

外資企業現在的經營范圍，早就把許多關于國計民生的重要部門包括進去，從銀行業到保險業，從進出口到房地產，從運輸業到批發。憑著財雄勢大，早就民族工業形成強大威脅。現在再加上稅務務優惠和明目張膽的價格轉移技倆，使外資的特權地位更為鞏固，而國營企業更加無法與之公平競爭。落后國家為了發展經濟，自然不能閉關自守，甚至有需要引進外資。可是，如果對外開放到連自己的市場和自己的工業都不加保護，甚至優禮外資而歧視自己的企業，那么最后就只能白白看著自己的民族工業垮臺。我們完全贊成在文化上思想上完全對外開放，反對任何限制外國書刊的反動規定。但是，經濟上卻不適宜采取無限制的開放，尤其沒有理由崇洋媚外的同時去歧視本國企業。……

注一：《價格轉移是我國引進外資的一個隱憂》，袁文祺、盧圣光。《新華文摘》九三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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