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危機下的中國：倒下的巨人還是復蘇的先鋒？
孔誥烽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布魯明頓校區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http://chinaleftreview.org/

一年多以前﹐當中國的樓市和股市仍一片欣欣向榮之際﹐我在<美國經濟勢危 趾高氣揚 中國欣欣向榮 愁眉深鎖>一文中﹐預示美國方興未艾的金融危機﹐將嚴重波及中國﹕

﹒﹒﹒現時大部分新興經濟都十分依賴美國市場與美元，假若美國經濟真如一些末世論者預言般出現大衰退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很多新興國家也可能要跟著陪葬﹒﹒﹒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經濟奇跡造就了一個壟斷了大部分改革成果的特殊利益集團。國民收入的分配越加兩極化，工資與大眾消費占GDP的比重便越少。內需越拉不起來，中國工業便越難克服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在中國的高速經濟引擎與美國這艘老舊鐵達尼完成脫鉤之前﹐中國都很難真正說不。此乃為何中國的總理在國家欣欣向榮之際，仍要天天愁眉深鎖﹑憂心忡忡，美國的權力精英在國家債臺高筑、經濟危在旦夕時，反而可以趾高氣揚地以貿易保護主義恫嚇世界的原因。 (香港《明報》2007年11月26日)

在過去兩年﹐我在多個學術場合重復上面的觀點﹐指出由戰后日本開始﹐通過大舉將廉價工業品出口到美國市場而掘起的出口導向發展模式﹐走到今天的中國已是死路一條。中國如不通過大規模的分配改革提振中下層收入與民眾消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其經濟奇跡將無以為繼。

當時的聽眾﹐不少都半信半疑﹐有的在提問環節引用當時十分流行的「脫勾論」(decoupling theory)﹐表示中國的內需早已足夠讓它在任何外部沖擊下獨善其身。正浸淫在奧運將臨的興奮心情中的中國留學生﹐對于我描繪的悲觀前景﹐更是不悅。我把論文投到學術期刊﹐一位匿名審稿人更建議我淡化悲觀論調﹐討論一下中國能免受全球危機沖擊的可能性。

我當時的悲觀分析﹐當然絕非獨樹一幟。Morgan Stanley 的Stephen Roach﹑國內的謝國忠﹑香港中文大學的郎咸平等﹐都從不同角度得出大同少異的結論。我的貢獻﹐只在于點出中國發展瓶頸的政治和社會根源﹐以及勾畫出中國經濟失衡的「小氣候」與全球資本主義40年來生產過剩危機的「大氣候」之間的動態關連而已。多位星級大師唱淡中國的逆耳忠言﹐尚且輕易被「中國股市PE率仍低﹐大牛市仍可持續十年」﹑「中國經濟基本面像日本的50年代﹐雙位經濟增長率應可多維持40年」之類近乎隨口亂講的樂觀言論蓋過﹐我的觀點遇到質疑﹐乃意料中事。
最近幾個月的中國宏觀經濟數據﹐從用電量到進出口數據再到采購經理指數﹐都一致證實中國的實體經濟正在經歷三十年改革開放以來所未有的急速下滑。在過去3年一直是中國經濟大好友﹑「脫勾論」重要炒作者的《經濟學人》﹐已在12月初稍然調整口徑﹐以「分崩離析」（falling apart）來形容中國經濟。早前的樂觀論者﹐今天經已啞口無言。世界銀行及其它金融機構，更是不斷下調中國經濟在2009年的增長率。（一向樂觀的世銀在今年三月的最新評估是百分之6.5，這對中國來說已經是硬著陸，預示保八無望）

工農邊緣化：中國出口競爭力與內需不振的雙重根源

要了解中國經濟奇跡的根源﹑今天為何遇上瓶頸﹑和未來怎樣走上平衡持續發展之路﹐附圖顯示的趨勢﹐可能是其中關鍵。圖中顯示﹐中國的平均制造業工資相對主要出口市場美國的工資﹐長期遠低于其它出口導向亞洲經濟體在起飛時的水平。中國能夠將工人的相對工資壓得那么低﹑低工資能維持那么久﹐并非純粹經濟現象﹐而有深遠的政治和社會背景﹕一﹒人民公社解體后﹐由內陸農村長期缺乏投資造成的農村破產將大批農村人口推到沿海出口加工區打工﹐人為地制造出「勞動力無限供應」的發展條件，這一情況在90年代鄉鎮企業開始走下坡后更是變本加厲﹔二﹒地方政府與出口業組成的權錢聯盟在威權體制的環境下能隨意用各種合法和非法手段打壓工人組織和抗議工資過低甚至是不發工資的集體行動﹐令工人在分配政治中長期處于弱勢。

大規模的農村移民與威權政府對工會的禁制﹐也是當年南韓與臺灣起飛時的特點。但東亞小龍在冷戰體制下因為害怕左翼力量在低下層的滋長﹐其政府對工農階級的保障﹐其實并不缺乏。南韓和臺灣政府當時對農村、農業和農村工業的支緩﹐和針對勞工階層的福利政策﹐可說是遠勝今天的中國。例如南韓政府在1970年代發起「新農村運動」，大舉增加農村教育、農村基建、提升農業技術的開支，并增加國家向農民購買農產品的價格，和保護農民免受進口農產品的競爭。在此新政下，農村人均收入由1970年占城市收入的百分之60飆升到1974年的百分之95，城鄉差距基本消失，這不能不說是另一種東亞奇跡。

剛辭世的牛津經濟學家Andrew Glyn根據與附圖相近的數據﹐指出中國的低工資優勢超過以前的東亞小龍﹐所以中國經濟就算不進行產業升級﹐其以雙位數增長的時代﹐仍可持續20到30年。這一「中國競爭優勢持續論」的假設是中國所依賴的歐美出口市場﹐在未來仍會不斷擴張。但歐美在過去20多年建基在先駛未來錢之上的消費泡沫已經爆破﹐歐美市場的長期萎縮﹐已成定局。缺少了出口市場的支撐﹐中國的低工資優勢頓成劣勢﹐因為低工資雖有利中國產品進軍海外﹐但同時卻令中國內部消費力的增長遠遠落后于生產力的增長。根據官方數據，中國私人消費總額占國民生產總值，已從1990年代初的接近百分之50，下降到今天的不到百分之40，這與東亞小龍起飛時私人消費一直占經濟百份之60左右，大相徑庭。這也比今天印度接近百分之60的消費率低。世界市場陷入危機﹐中國企業要由出口轉向內銷﹐并非想象中的容易。

改變出口導向發展模式的政治阻力

胡溫對中國經濟這一深層次矛盾﹐看來是有充份掌握的。過去幾年中央提出的各種政策如加大內陸農村投資和增加工人的工資﹑就業與福利保障等﹐理論上都能提升百姓的消費能力與意愿，可算是對癥下藥。但問題是在法治﹑媒體自由與民間社會均受鉗制的環境下﹐中央政府的一紙政令﹐又怎能敵得過地方權貴的短期逐利行為﹖中央撥到落后地區的資源﹐有多少進了地方干部的口袋﹖中央責令地方政府設立的社保基金﹐除了少數已被官方特許揭發的案例外﹐還有多少被地方干部挪用﹖究竟有多少個地方政府認真執行勞動法﹖在經濟好景時﹐地方權貴的化公為私已這么厲害﹐在經濟滑坡﹑各條正當財路嚴重淤塞的背景下﹐干部通過貪污腐敗以保收入﹐恐怕只會變本加厲。既得利益集團借經濟危機厚顏無恥地鼓吹取消勞動法﹐更已經頗具氣勢。

現在不少人寄厚望于中央政府的四萬億刺激經濟方案﹐認為當政府投資的效果在今年下半年顯現后﹐中國將成為全球經濟中第一個重新站起來的巨人。2009年第一季的數據，事實上已顯示中國經濟已在刺激方案下開始回穩。

這一刺激方案數額龐大﹐它能令中國經濟在短期內出現反彈﹐可說是意料中事。但關鍵是反彈能否持續。根據在今年兩會期間政府透露的細節﹐四萬億當中用于直接增加社會保障與支緩勞工密集型中小企業的項目，只占少數。其余資源，大多只會用作基礎建設與國企固定資產投資之用。四萬億的來源﹐除了是政府直接出資外﹐還包括國營銀行對地方政府與企業的寬松放貸。可以想象﹐方案的落實﹐根本無助帶動內需的增長和改變中國過度依賴出口與投資的發展模式。它不單會加深原本已負債累累的各級地方政府的財政危機﹐還會令銀行壞帳急劇增加。過度投資與產能過剩問題的惡化﹐便更不用說了。最近甚至有國內媒體發現，不少國企在獲得由刺激方案帶來的新貸款后，并沒有將新資金用在實際投資上，而是將錢放進股票投機活動之中。

當中國經濟在刺激方案下反彈之時﹐若世界市場仍不見起色﹐中國內部的消費市場又仍未大幅擴張的話﹐反彈將勢難持續。隨后中國經濟可能會因為由刺激方案造成的新問題﹐而陷入更陡斜的下行軌道﹐直到上面談到的經濟深層次矛盾得到解決為止。若真如此﹐中國經濟危機的軌跡﹐便可能不是最近很多人談論的V形或L形﹐而呈詭異的W形。中國改變發展模式，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這便意味著，中國經濟離持久扎實的復蘇，應該還有很遠很遠。

資料來源：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Foreign Labor Statistics；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參考書目：
Ho-fung Hung 2008 “Rise of China and the Global Overaccumulation Cris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5, No.2
Ho-fung Hung 2009. “Asian Exporters: Challengers or Bondservants of the Clothless Empero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Dynamics of global crisis: antisystemic movements and new models of hegemony,” Museo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ía, Madrid, Spain, May 25-29, 2009
Ho-fung Hung ed. 2009. Chin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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