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揚五四光榮傳統，把反帝反封建斗爭進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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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所面臨的主要任務，五四運動是中國人民在完成這一任務的征途中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五四愛國運動是一場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群眾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封建主義文化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批判，并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從而為反帝反封建提供了銳利的思想武器，為領導中國人民基本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務的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創造了思想條件。

在五四愛國運動90周年之際，我們紀念五四運動，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在改革開放走過30年的歷程之后，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充滿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雜質，我們再次面臨著嚴重的反帝反封建的重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任務的基本完成，而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確立從制度上鞏固了反帝反封建的成果。然而，歷史前進的道路是曲折的。在一個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中，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中建設社會主義，不能不面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主要是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官僚主義，本文暫不深究“封建”這一概念）的夾擊，也難免會在某種程度上打上它們的烙印：只要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發展長期的深入的經濟文化交流，就不可避免地會導致經濟社會關系一定程度的半殖民化；而為了應對帝國主義經濟、政治、軍事、意識形態的威脅，就不能不強化國家政權對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等領域的控制，但在經濟文化落后、人民民主參與的積極性和能力較低的情況下，這種強化控制難免會助長在現有經濟文化條件下本來就難以根除的官僚主義。開國領袖毛澤東敏銳地覺察到了這種威脅（特別是后一種情況），但是他誤判了社會主義中國的主要矛盾，低估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自我調節能力，高估了世界人民的覺悟程度，試圖通過對內推行“文化大革命”、對外推動世界革命的辦法消除這種威脅，保衛社會主義制度的純潔性，從而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遭到了悲壯的失敗。改革開放以后，我們糾正了毛澤東晚年的政治錯誤，但完全低估了毛澤東晚年探索的理論意義，在經驗主義哲學（“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摸著石頭過河”）的驅使下，不知不覺步入國際壟斷資本的陷阱，犯下了過度私有化（特別是采礦業和一些大型國有企業）、過度市場化（最突出的當屬教育、醫療、住房）和過度對外開放的錯誤，致使經濟社會關系嚴重地半殖民化半封建化，并造成了很多嚴重的社會問題。

現在人們把教育、醫療、住房三大社會問題稱為新的三座大山。這種說法形象地反映了當前嚴重影響民生的三大突出問題。但實際上，社會問題意義上的大山遠不止三座，而是千山萬壑。在三大問題之外，還有就業問題、環保問題、安全生產問題、官民矛盾問題以及行將到來的人口老齡化和養老問題，等等，沒有哪個不是燙手的山芋。歐陽修《醉翁亭記》中的第一句可以借來描述這種狀況，“環滁皆山也”。但是，“主義”意義上的大山只有三座，這就是與當代中國半殖民化半封建化同時再現的舊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新地主階級。它們是社會問題意義上的千山萬壑的根源（至少也是根源之一），而社會問題意義上的千山萬壑是它們的后果。

當代中國半殖民化的表現主要有：（1）在經濟上，片面強調發揮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和血汗工廠的比較優勢，滿足于用8億條褲子換一架飛機，淪為世界車間，不僅造成了本國人民的貧窮、資源的枯竭和環境的污染，而且打擊了其它發展中國家以及發達國家的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不惜一切代價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不惜以提供超國民待遇為籌碼吸引外資，使得跨國公司基本控制了我國的制造業（通過斬首戰術）；以極低的股價引進所謂境外戰略投資，不僅嚴重威脅著我國的金融安全，而且使我國銀行資產遭受了嚴重損失（據張宏良估計，僅2006年就造成直接損失10600億元；折合白銀100億兩，10倍于庚子賠款的本息和）；片面發展對外貿易，用血汗錢換來的外匯儲備由于購買不到所急需的先進技術和優質企業資產，只得步入美國高息攬儲的騙局以及購買垃圾金融資產，其結果是在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過程中我們損失了3600億美元，另外投在美國兩房上的3700億美元接近血本無歸，而現存的外匯儲備也是岌岌可危（幫助美國恢復經濟不僅有資敵之嫌，而且是抱薪救火）。（2）在政治上，屈從甚至主動迎合美國的霸權主義，鼓吹和平崛起。所謂和平崛起，不過是兩宋以屈辱換和平、花錢消災的翻版。但是，富庶的宋朝不僅沒有崛起，反而讓蒙古人幾乎兵不血刃地消滅了。我們的和平崛起帶來了什么呢？不僅有國民財富成萬億成萬億的流失，而且有國民成集團軍成集團軍的自殺身亡：現在我國每年自殺身亡28萬人，足以組建3個建制完整的集團軍，這種現象與對外依附、屈從和財富流失不無關系。還有些人大肆鼓吹“韜光養晦一百年不動搖”，實際上，當韜光養晦可以公開大講特講的時候，它只能是對外投降、對內欺騙的一塊遮羞布。所謂“下一盤很大的棋”，也基本如此。（3）在意識形態上，淡化近代史教育，縱容美化殖民侵略、抹黑反帝封建斗爭的言論，縱容漢奸文化，以至于不僅為《色•戒》這樣的漢奸裸戲大開綠燈，而且公然在官方媒體上為之廣告，為之辯護。

當代中國半封建化的表現，這里著重就經濟領域講一下，因為政治上、意識形態上的表現，人們講得已經夠多了，甚至過多了。比如堅持國家對經濟社會的有效調控、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也被很多人看成是封建主義的表現，但實際上，它們是作為發展中大國的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其實，只要這種制度安排被用來促進資本主義化，那些攻擊它們的人往往不僅不會拒絕，反而會加以鼓吹，所謂新權威主義、腐敗有益論、“騙出一個新體制”就是最好的說明。當代中國經濟半封建化的表現主要有：（1）官僚資本。這里所說的官僚資本是指官僚通過特權獲取的私人資本。中國私有資本已經占據了全部資本的半壁江山，但其中到底有多少與黨政官員沒有瓜葛，是很值得懷疑的。從德隆案、魯能案、鄭建源迷局等等現象來看，可以說，現在官僚資本的猖狂絲毫不亞于國民黨四大家族。從國有壟斷企業攫取高額壟斷利潤以及管理人員的高薪（特別是馬明哲高達6600萬元的年薪）來看，國有資本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官僚化了。（2）房地產。房地產實際上也處于官僚資本控制之下，是官僚資本的一個投資領域，這里之所以單獨把它抽出來，主要是因為目前的房地產對國民經濟產生了與封建時代地產類似的效應，它像黑洞一樣吞噬全社會的財富：不僅以高得驚人的房價吞噬房奴一生很大一部分收入，而且以預期中的暴利吞噬其它行業的資本。如果不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徹底消除房地產的升值預期，它也必將像封建時代的地產那樣導致國民經濟崩潰和政治動亂。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把房地產相關利益群體（包括開發商、與開發商關系密切的地方政府以及大炒房戶）稱為新地主階級。

面對日益嚴重的半殖民化、半封建化的危險，我們黨也不斷地覺醒起來。科學發展觀實際上從發展戰略的角度和高度提出了在新的形勢下開展反帝反封建斗爭的任務。要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就不能不改變片面發展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的產業政策，不能不開展自主創新，推進產業升級換代；而要做這些，要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區域協調發展，要改變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局面，就不能不糾正過度私有化、過度市場化和過度對外開放的錯誤，就不能不觸動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新地主階級的既得利益。實際上，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我們已經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步驟，比如：提出了振興裝備制造業的任務，制止了外資兼并徐工的陰謀；啟動大飛機研制計劃；從法律上完成了兩稅并軌，結束了外資享受超國民待遇的局面；在《物權法》最后通過之際，刪除了占有推定為所有等條文，避免了把《物權法》變成“洗錢法”的尷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解決三農問題；加強對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的監管，并對國有壟斷企業試行全民分紅；廣開就業門路，提高城市低收入者收入；在全國城鄉推廣社會保障并不斷加大社會保障力度；不斷提高反腐敗水平，積極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特別是基層民主建設，等等。

但必須看到的是，受各種既得利益集團的羈絆，我們黨在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同時，卻不敢理直氣壯地反思改革開放中的錯誤，認為改革開放完全正確（摸著石頭過河，摸了30年，還摸了個完全正確，那手氣也太好了）。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官方媒體也不斷重復在理論界流傳已久的新版“兩個凡是”，即凡是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就，都歸功于改革開放；凡是改革開放以來所遇到的困難和問題，都與改革開放無關，要么是歷史遺留的問題，要么是前進中必然遇到的問題，要么是改革開放不夠徹底的結果。這種指導思想上的混亂不能不在實踐上產生消極影響。比如，在十七屆三中全會來臨之際，有些人試圖把農村土地流轉曲解為實質意義上的土地私有化，以便為國內外投機資本開辟新的樂園，并利用失地農民作為打擊勞動法的利器。又比如，在國家在經濟上積極擴大內需、在政治上力求安定團結之際，國務院有關部門卻在年初推出了包含大幅度削減事業單位養老金的改革設想。

因此，在紀念五四愛國運動90周年之際，我們覺得有必要痛陳當今中國所面臨的半殖民化半封建化的現實，有必要再次高舉反帝反封建的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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