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協約的未來

安德魯•羅斯

http://chinaleftreview.org

美國與改革時期的中國之間所形成的貿易“協約”是世界經濟史上最奇特的關系之一。對于不是軍事同盟的兩個強大力量之間，這種雙邊關系極為稀少。最特別的恐怕是，這個關系中交織纏繞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一個肆意消費和借錢的國家，另一方面完全相反—-一個熱心儲蓄和生產的國家。兩個經濟體之間的資金流動似乎簡單到外行也能看明白。中國政府把從消費品出口和國外投資中獲得的收入大量的投資在了美元和美國政府債券上；這樣就保證了美國的低利率，使得美國消費者能夠繼續購買中國產品。實際上，直到2008年底美國金融系統瓦解之前，中國已經把其貿易盈余轉化為了1萬多億美元的美國債務，使用了近五年的國民收入的七分之一花在這些美國國債的購買上。作為回報，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的可支配收入在穩定上升，像上海人這樣的城市人口的人均收入接近了中上等收入國家的水平。對于借錢的美國人而言，當掠奪成性的放貸商把手進一步伸向因工作日益轉移至中國這樣的海外經濟體而失業以至收入低落的人群時，這些借債的人群得到了極為劃算的貸款條件和消費折扣。

盡管這個格局很不尋常，而且很不穩定，兩國的政治精英們卻覺得這個共生的局面是可以接受的。中國掌權的干部們由此可以討好其統治合法性的基礎：城市地區的中產階級；而巨大的農民群體可以從沿海地區出口工業的工資中獲得好處。只要生活水平在提高，對政府拒絕政治改革的批評就可以被堵在某些尚未下海致富的知識分子的腰包里。面對公眾對于工作外包到海外的憤怒，美國政客和企業家們指出了相關的好處所在，比如低價的中國進口品和低利率房地產貸款的巨大回報。只要群眾還能過超出標準的生活，享受沒有真實收入的財富，對新自由主義信仰的批判就能被限制在孤立的左派意見里。在那些有長遠眼光的人看來，這個“協約”推遲了全球經濟重心從西方往東方的決定性轉移，盡管很多評論者認為這個轉移是遲早要發生的。

但是這個格局真正的短期的受益人是那些經濟精英們，他們要么從低成本的海外勞動力和工業去管制化上賺了一大筆，或者是在騙人的金融化中通過垃圾貸款和大量債務組成的龐奇圈套（Ponzi schemes）而捕到了獵物。中國億萬富翁數量與不平等程度同時迅速增加，基尼系數（衡量一個國家富人和窮人差距的指標）從1978年的0.15（世界上最低之一）飆升到了2007年的0.48，使中國進入了最不平等的國家行列中。在地球的另一邊有著相似的狀況。從1970年代以來，美國人的工資停滯或者下降，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個極大的比例是被集中在高回報的金融投機業中的高收入人群攫取的。雖然從這些國民指數已經能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這場劇烈的劫貧濟富，但是其成因遠遠超過了國界。正是在這個時期內，離岸資本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的國際儲備通貨，不管是以轉移到海外自由貿易區的物質生產的形式，還是以被全世界的投資銀行家所逐漸青睞的令人眼花繚亂的投機的形式。免于一切的國家監管，并被國際自由貿易協定所加快的這些虛擬資本的金融流動建立了他們自己偏好的軌道，這些軌道在泡沫破滅及其引發的2008年系統性危機之前，是全球經濟運行的主要高速公路。

在金融崩潰之前的年份里，要求對中美貿易“協約”進行反省和改革的壓力劇增。重新估價人民幣以及提高中國新興私有部門的勞動和環境標準的口號，與在美國鼓吹提高中國進口關稅和放慢美國產業和工作向中國轉移的聲音遙相呼應。這些喧囂的辭句就是我在長江三角洲高科技園區做研究寫作《駛往中國的快船》(2006年版，英文名Fast Boat to China，一些圖書網站將其譯為《飛速發展的中國經濟》以利銷售——譯者注)一書的大背景。我所訪問的外資企業的中國雇員們就處在支撐著中美貿易的高度杠桿化的利潤債務體系的支點上。他們在不可持續的環境中爭得持續的生存的努力是書中的主要故事之一。他們察覺到自己的老板不會長期給他們較好的待遇，但還是努力用自己的方式在并非自己創造出來的條件下創造歷史。投資方對技術工人的需求引發了一場局部性的工資上漲，這給了他們機會去想象充裕的生活，這種生活在一些對當代中國的浪漫觀察中可能是真的。在這場巨大的技術轉移的游戲中，他們這些角色盼望著某一天，這個經受了太多太長的苦難的民族能夠公平的挑戰西方列強。毛澤東的大躍進夢想的部分殘余正是通過貪婪的外國投資者，民族主義的熱情以及當地人民的汗水這個不太可能發生的組合得到實現的。

自從我完成研究的那一年起，勞動標準和條件有了輕微的改善。華南出口地區的一些縣提高了最低工資來挽救技術工人的短缺以及遏制工人示威的增加。工人運動在私人部門的工會組織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同時，重要的勞動法規也在2008年初開始實行，意在建立對長期雇員的保障。作為回應，這些地區的許多利潤微薄的小老板們，試圖轉移到更內陸的地方或者是跑到越南，那里的工資水平更低。跨國公司被大量涌入技術工人市場的本科生所鼓舞，準備把越來越多的高技術企業轉移到長三角。他們持續不斷的游說的結果—-通過上海，北京和廣州的商會，以及設在華盛頓的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繼續控制貿易關系的走勢，預防任何大的變革。在美國，房屋市場泡沫，伊拉克戰爭和異常漫長的總統選舉把公眾的注意力從無情的經濟下滑上轉移開來。

2008年的經濟地震造成了多少變化呢？金融危機最初打擊了那些業務集中在華爾街和倫敦的精英們。銀行的貨幣資產大放血，引發的信貸凍結撐大了房屋市場上已經很驚人的被取消贖回權的財產，這些市場都經歷了之前的財產價格泡沫。形成對比是，中國嚴格管制的銀行體系就受到很有限的影響—-在此時，這個國家的銀行已經弄掉了自己大量的不良資產或者不良貸款。實際上，在危機的早期，中國這個唯一沒有大債務并持有巨大外匯儲備的主要經濟體，被認為是一個全球金融體系的可能的救星。無法放棄創造了巨額貿易順差的制度，也不愿意承擔如果其投資減少就會引發全球經濟崩潰的責難，中國政府在金融援助中的合作有著最小程度的保證。

但是幾個月過去了，很明顯，中國的國有單位—包括中投，該國的主權財富基金—-對西方金融企業沒有進一步投資的意圖。除此之外，中國的央行放松了對國有銀行必須轉賬五分之一的外貿存款來充實國家的外匯儲備的要求，相反的，鼓勵了針對國內的貸款 。由于美國國債市場馬上被逃離股票市場的投資給淹沒了，美國財政部也不缺資助政府大規模進行國內外干預的資本。在這種情況下，北京政府對于美元和美國國債的購買不再成為美國的借款生命線。只要這些債券被認為相對于股票市場是更安全的，美國政府就比起印鈔票來還要更有條件大手大腳了。馬上，就出現了企業合唱式的游說，希望投資以重建美國的基礎設施，在這些新投資上可以預見到新一輪的商業利潤（甚至可能是巨額財富）。

這些聲音暗合了中國自己6000億美元的政府刺激方案（大概占該國國內生產總值的五分之一），這個方案是2008年11月份宣布，計劃到2010年底前實行。一半的花銷是預備給交通基礎設施和電力傳輸的，還有大量資金花在技術創新上，以發展作為部分國家高科技力量的“支柱”產業。由此，大部分的資金是用到吸引外國投資者和一向保證高收益增長的產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滿足中國工人枯竭的內需，他們極缺教育資源，被剝奪了社會保障，對當前的生活只有最不安穩的把握，更不用提未來。

在金融崩潰之后的幾個月里，隨著失業率和社會貧困加劇，忽略勞動群眾的需求的后果變得更加清楚了。南方的中小企業關閉了數以萬計的工廠，留下了如此多的未償付的工資，以至于一些工人提前辭職來要求老板跑人之前馬上付錢。工人抗議甚至蔓延到了不太可能發生的行業：幾個城市的出租車司機舉行了罷工，教師和一部分警察從屬隊伍也緊跟其后。失業在所有的勞動力級別上都大量增加—-農民工回到了他們的遍布牲畜的鄉鎮老家，數百萬的學生在畢業后沒有任何希望找到工作，城市的雇員曾一度被引誘到房屋市場上來，現在他們發現他們的房屋價格下跌了三分之一的價格。為了緩解失業學生的困境，政府重新恢復了毛主義的上山下鄉運動，給那些愿意到偏遠和農村地區工作的人提供低額的津貼。重慶直轄市給回城的人提供了和外國投資者一樣的優惠，希望他們能開始做生意。在大城市，曾經采用的“冷卻”住房市場的控制被放開了。

但是這些都是權宜之計，容易實行，也都很明顯只是為了努力避開社會不穩定。政府經濟學家們已經有判斷，如果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低于魔法無邊的8%（2008年第四季度的增長率是6.8%，很多對2009年的估計小于6%），經濟就不再能夠吸收每年新增的1500萬工人，更不用說保證生活水平的提高了，激烈的社會不穩定自然會隨之而來。“保八”的政策經常與那些直接改進工人的收入和保障的政策相抵觸。

只要國內生產總值和貿易順差是健康的，這種平衡的做法是一種熟練的可操作的管理方式。但是突然的增長放慢，失業率的陡增，顯著的國內消費的下滑以及歐美出口消費市場的崩潰，全部都給了政府自改革以來從未見過的難題。在這個時候，針對可能出現的公開叛亂，一個更加持久的對于農村地區的注資看來是不可避免的。胡錦濤的管理團隊也許會歡迎這個有利機會來做上面這些事情，因為此時國內支持新自由主義的那些吹鼓手們被壓制住了。最后，如果社會出現不安定，中央政府也許沒有任何辦法，只能更深入的解決折磨中國窮苦百姓的不平衡的發展。

在美國，2008年里，失業率上漲的比1945年來任何一年都要快，曾經作為最沒有保障的人的生命線的寬松信貸忽然緊縮起來。美國工人在幾十年前曾經被扔下懸崖，但卻被便宜貸款和其他金融工具創造的上升氣流在半空中懸掛了起來，就像動畫片里的貓一樣。不同于中國依賴真實生產的經濟增長，被虛擬資本弄起來的美國經濟，以及未經證實的“非物質生產”的價值，已經衰退好一段時間了，在持續創造工作崗位或者大多數勞動力的收入保障方面乏善可陳。因此，不同于中國，選擇完全凱恩斯式干預對于美國聯邦政府來說是受掣肘的，美國本土興起的意識形態極度限制了任何有效的政府財政力量的運用，拯救投資體系是例外的。生意無法轉移至海外的小企業主和本土壟斷資產階級，以及其成員的工資和生計被工作的外包和廉價的中國進口商品殘酷折磨的工會，紛紛呼吁通過赤字財政來“重新投資美國”，并對奧巴馬就任總統表示了歡迎。在此同時，攫取了全球“沖向底線的競賽”的利益的跨國公司們坐的穩穩當當，把他們的現金都藏在離岸避稅天堂里，他們還受到聯邦稅務的寵愛，被允許其海外賺得的所有利潤延遲納稅。

在任何這種結構性的經濟危機中（馬克思主義者會爭論其確切原因，但是都同意資本主義毀滅性和不穩定的性質），對政府管制的需求來自于很多方面，趨勢是試圖把美國的房屋市場變的有秩序。滿足公眾的需要應該是這些管制的總綱。從道德角度，最先去關注失業，收入增長停滯，被取消贖回權，養老金損失，以及沒有保險的健康等等，是無懈可擊的。任何財政刺激的同情基礎應該是給予公民立即的安撫。但是公眾痛苦的深層原因和沒有被滿足的社會需要是不那么容易在全國范圍內得到討論的。單個國家無法對付當下經濟危機的長期根源，全球化的妖魔遠遠超出了國家監管的范圍 。

當金融大火的煙霧散盡時，許多深層的經濟不平等的原因還會依然存在。其中最大的一個就是排除了合格的勞動和環境標準的全球貿易協定——包括談判權和保持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權利；另外還有全球的工資套利，令企業雇主得以穿越地球來尋找最便宜最脆弱的勞動力。金融和公司很久以前就拋掉了他們的護照，并逃脫了一國政府或者工會任何的管制或者談判。現在是時候開始著手進行全球企業管制以及建立實行這些管制的機構了。也是時候來歡迎國際勞動聯盟降低企業的權力和把全球經濟重點從短期利潤轉變為公平貿易，可持續的經濟，以及有社會意識的投資 。這些就是提高收入（根據ILO的全球工資報告，從1995到2007年，四分之三的國家都經歷了工資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的下降，同時利潤的份額上升），保護環境，以及把責任引入信貸體系的方法 。

即使經濟力量的平衡決定性的轉移到東方，中美貿易仍然會是全球經濟中最重要的部分，因此管制應該從此處開始。支持這種貿易的離岸工業環境被當作標準加以看待，但這其實對其他國家來說并不是一個很好的榜樣。在我的研究里，我發現工作場所里面充滿了雙方面的不信任和不忠誠，頻繁的調動和周期性的跳槽，以及雇主以轉移工廠為威脅來施加的工資下降的壓力。在中國開辦工廠的企業已經學會怎么玩勞動力套利的游戲，玩世不恭得就如同追逐風險的經紀人和對沖基金交易員一樣，這些人像玩紙牌游戲一樣弄垮了金融世界。這些投資者能夠今天在此處，明天就開溜，只有他們才從不穩定的環境中獲利。

鑒于中國的離岸工廠在影響全球經濟行為準則方面的分量，我們得到的關于企業全球化之危害的教訓在此次大衰退發生后就顯得更為重要。至少，這些操作值得仔細進行實地審查——那種遠距離的辭句一直就不缺。實際上，當我在長三角工業園區做訪問時，沒有遇到其他的研究者，也沒有做調查的記者在做類似的實地工作。更令人震驚的在于，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上海和無錫之間的工業走廊吸收了海量的外國直接投資，正成為全國主要的經濟引擎。

但是研究勞工的學者只能做這么多。我們只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由分散的聲音和行動者所組成的運動的一份子，為了鍛造出能夠對公司主宰下的全球化取而代之的替代性方案，這個運動是必需的。隨著新自由主義時代無管制的自由貿易的大幕落下，我們終于有機會來重寫全球化所需要的規則了；這個規則不能被糊弄過去，因為整個地球的健康都取決于此。全球的正義組織在2008年10月于中國首都召開了亞歐人民論壇，以此來對抗同時間在此處召開的第七屆亞歐會議（ASEM)，論壇提供了一個重新規劃全球化的一個藍圖 。他們的北京宣言要比ASEM的國家首腦們通過的北京可持續發展宣言要進步的多，但是后面的這個宣言也是對于這些正義組織長達十幾年的生態訴求的許多方面的公開承認 。

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強有力的運動——為了生存和生態等等——若沒有廣大來自下層的壓力是不會發生的。隨著經濟衰退加深和持續，行動的要求會從各方面發起，而且這些會被公眾的抗議和抵制活動所支持。失業的數字在世界各個地方上漲的如此厲害，無組織的罷工和自發的反抗的可能性越來越大—-許多已經發生了，其中一些是被隨機事件觸發的，其他的則是來自于結構性的問題。美國精英的行動要比他們在北京的同事更容易預測一些，當民粹主義的怒火涌起時，華盛頓當局會在痛苦的壓力下履行自己作為霸權國家所肩負的挽救和穩定世界金融體系的職責。幾乎可以確定的是，結果會是把其控制權更多的轉交給近年來出現的多極化的世界。更關鍵，也是更不容易預測的，則是中國中央政府會如何回應這些挑戰。這個當然給了社會主義一展自己在保護底層福利的同時緩解短視的資本主義增長對環境的破壞的優越性的機會。如果這個機會被保持現有增長模式的理由所浪費掉了（不論是保障現在大量進入跨國企業及其精英買辦的帳戶的財富流，還是拯救技術民族主義的夢想），一個比侵蝕“現存社會主義”的合法性還要大的悲劇就要落到我們頭上。不可持續的經濟不僅僅讓人們生活陷入不安，也讓地球環境退化。

一組近乎不可能存在的情況把中國又一次推到了創造歷史的地位上，就像馬克思說的，處于并非其選擇的條件下。因為北京政府在過去20年中扮演的推動資本主義的角色，它現在處于一個特別的位置—-萬眾矚目—-來給國家社會主義這個名號添一點光彩。中共是世界上唯一可對銀行，勞動力以及住房市場，食物安全和其他資源行使巨大管制權——這種權力是砍掉當前危機的多重原因的必需手段——的國家行為體。盡管對經濟和社會體系實施更為充分的民主控制還提不上議事日程，但運用政府的壟斷權力來促進長期可持續發展而不是短期掠奪的機遇還是存在的。我在此并非要作什么預測，況且中國觀察家們的預測記錄在任何意義上都很令人沮喪。但是中國所面臨的挑戰的性質和內容看上去還是一目了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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