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分配經濟學看國家富強的真相　　

目錄　　

總論　　

分配理論對經濟危機的應用　　

政府再分配的研究　　

中國國民財產收入PK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分配異化與社會大同再研究　　

（本文核心觀點：社會要全面進步，人要全面發展，不僅要求在現實中解決好各種具體的分工和分配問題，同時又要隨時隨地把這些具體問題放到哲學的層面和歷史的進程中去審視。這既有利于不斷解除“近憂”，又可在“遠慮”中逐步提升認識能力以及解決具體問題的思想高度和工作力度。提高勞工收益不僅僅是對勞動者的改善，更是企業主和富人們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如果一個社會中窮人沒有足夠的購買力，富人的錢到哪里去賺？沒有勞動者利益與資本利益的同歩增長，社會生產發展是不可持續的，于是給資本主義國家提出了一個二選一的問卷：是選擇經濟危機呢？還是通過勞動者與資本利益共享的方式實現更好的市場經濟？現在整個社會最大的矛盾直指經濟利益，利益參與機會權，獲利分配權，標準制定權，話語權等等。這個利益公平的問題不解決，以及解決體制的不健全，中國危機還會來的。解決這個利益的機制最關鍵。老百姓首要問的是：是我要什么利益，大家通過什么機制調節社會各個方面利益。以及整個社會如何獎勵推動這些改革的人獲得足夠的利益收益。）　　

總論　　

分工與分配是人類生活中最為常見也是最為普遍的社會現象，它們作為人的社會實踐和社會關系的基礎性和關鍵性構成因素，影響著也可以說是決定著社會的興衰安危以及所有人的生存境遇和發展狀態。社會對分工和分配的認識和處理，既關系到社會的發展，更影響到人的命運；換句話說，分工和分配的意義所及，除了工作安排和生活待遇之外，還是一個涉及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的帶規律性的根本問題。　　

長期以來，人們對在分工和分配問題的認識和處理上，存在以下缺陷：主要是沒能對分工與分配進行整體的經濟學哲學考察。其表現是對二者的意義認識不足，有時雖注重分配問題但又經常忽視分工問題，尤其是很少將分工與分配直接同人的存在和發展聯系起來，因而即使在處理各種分工和分配問題時，也會因缺乏認識上的深度和高度而顯得力度不夠。　　

時下似乎無處不在的有關經濟平等的困境。其含義不僅關系到地區間的沖突，也對國家層面的問題頗具重要性，對國際秩序也帶來了疑問。有兩種關于收入分配的無知：一種是，認為收入差距是很正常的事，不需要特別在意；另一種是，認為出于良好愿望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總是有益的。在中國，當前一類無知逐漸被拋棄的時候，對后一種無知保持清醒的認識尤其重要。　　

工資、資本的利潤、地租這三者關系，首先表現為分配問題，而這種分配又是由分工所使然，在通常的情況下，分工往往就包含著分配。分工和分配雖同交換密切相關，但歸根到底是由生產決定的，是由不同性質的勞動引發出來的。分工和分配看起來是個經濟問題，現代的人們一般也這樣看，這就是其所屬的經濟學范疇的內涵。哲學范疇將問題引入更深的層次，從社會發展和人的發展的總規律上去把握問題，既充分肯定分工與分配在社會與人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又清醒意識到其對社會矛盾和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所構成的原發性因素。社會要全面進步，人要全面發展，不僅要求在現實中解決好各種具體的分工和分配問題，同時又要隨時隨地把這些具體問題放到哲學的層面和歷史的進程中去審視。這既有利于不斷解除“近憂”，又可在“遠慮”中逐步提升認識能力以及解決具體問題的思想高度和工作力度。　　

分配理論對目前經濟危機的應用　　

以前有一種傾向，只看到自由演化促進繁榮的一面，卻忽略了自由演化所造成的毀滅。當自由演化使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里，越來越集中在壟斷企業時，崩潰的條件也將要成熟，迅速地繁榮導致迅速地崩潰，經濟開始了新一輪的進化和毀滅的輪回，這就是所謂的經濟危機。導致大蕭條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至今是財富的集中，而不僅僅是收入的集中。單純的收入集中不可能導致大蕭條，因為財富總水平在任何時點上都遠遠超過國民收入。在自由進化的情況下，危機似乎難以避免。經濟危機總暴發，是經濟運行本身的問題以及國家財富分配方式所致。這次危機是一次分配危機。這次危機到底有什么樣的機理呢？危機理論最核心的內容是關于危機根源的邏輯，這個邏輯包括以下要點：（1）經濟危機的本質是生產過剩；（2）生產過剩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群眾的購買力不足；（4）群眾購買力不足的原因在于資本和勞動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5）兩極分化的原因在于生產資料的資本家占有制度。由于抓住了“擴大需求”這個要害，所以從實踐來看，“透支消費”取得了明顯的效果。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透支消費”的擴展，美國經濟進入了一個“穩定增長時期”，以至于不少經濟學家斷言：市場經濟的周期波動已不復存在，“經濟周期已經消失”。美國的普通百姓不但用盡了自己的收入，而且還要透支“未來的”或“虛擬的”收入以支撐今天的消費。結果，強勁的消費沖破了相對萎縮的收入，由此形成了一個非理性的“透支消費”悖論。將上面的分析簡化如下：次貸危機的病灶在于違約率不斷上升；違約的原因在于未來預期遭到了沉重打擊；未來預期的悲觀在于“透支消費”的不可持續；透支的起因是為了緩解生產過剩；生產過剩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內生的制度性矛盾。這樣，一個邏輯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面前：資本制度的內生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產過剩——透支消費——違約率上升——經濟危機。　　

關鍵不在要采取宏觀調控手段適當抑止高收入，不斷提高貧困線高度和最低工資收入水平。海外有位張某人主張中國大陸的最低工資不設下限，這肯定造成兩極分化進一步尖銳化。根據國民收入分配守恒定律，把低的壓得更低，另一部分人當然就可以多得了。關鍵在于“人類社會有一條鐵律，在沒有外來壓力時，任何組織都會朝著有利于該組織精英的方式演進”。提高勞工收益不僅僅是對勞動者的改善，更是企業主和富人們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如果一個社會中窮人沒有足夠的購買力，富人的錢到哪里去賺？現在整個社會最大的矛盾直指經濟利益，利益參與機會權，獲利分配權，標準制定權，話語權等等。這個利益公平的問題不解決，以及解決體制的不健全，中國危機還會來的。解決這個利益的機制最關鍵。老百姓首要問的是：是我要什么利益，大家通過什么機制調節社會各個方面利益。以及整個社會如何獎勵推動這些改革的人獲得足夠的利益收益。　　

政府再分配的研究　　

在現代，再分配可能是大多數政府最重要的一項職能了。當然它也是政府的傳統職能之一。所有有記載的政府都或多或少擔負著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實際上，就像后面討論的那樣，政府成立的最初動機極有可能就是為了進行某種再分配。當然，對窮人提供幫助仍是現代社會各國政府的目標之一。“再分配”這個詞也包含了這個意思。如果我們把“再分配”擴展到指政府把資金或財富從一個群體轉移到另一個群體的所有現象，那么再分配就比普通的對窮人的轉移支付含義要廣闊多了。大多數轉移支付不是給了窮人而是那些有良好政治組織的群體。　　

大多數人還認為科學應該為道德服務，這種觀念使得他們不重視建立在收入再分配方案基礎之上的科學研究。既然再分配方案是否合乎道德的要求取決于人們用哪種道德標準來衡量，那么人們就有了足夠的動機去贊成或者反對某些方案，而不再進一步研究方案本身了。　　

也許正是這種對道德的重視，使得大多數關于收入和財富再分配的討論都集中于一點，而這一點只是所有收入和財富再分配中的很少一部分。當然，大部分現代國家為了實現再分配的傳統道德目標，確實會在某種程度上幫助窮人。然而，毫無疑問這也僅僅只占政府整個收入再分配方案中的很小的一部分。　　

窮人的確得到了大量的救濟金，但比起整個轉移支付的資金來說還相差甚遠。大部分轉移支付還是給了那些政治上組織良好、具有影響力的群體。　　

事實上，無論是在現代，還是在歷史上，政府進行收入轉移的主要動機都很簡單，也就是受益者們想要拿到這些錢，而且他們能夠憑借自己政治上的權力，有的時候憑借的是運氣，來實現這個愿望。的確，在一個民主社會里，即使窮人有選舉權，他們也明顯不可能從自己的選票中得到回報。　　

中國國民財產收入PK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批駁郎咸平關于勞動法言論終極實證　　

中國國民財產收入PK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沒有勞動者利益與資本利益的同歩增長，社會生產發展是不可持續的，于是給國家提出了一個二選一的問卷：是選擇經濟危機呢？還是通過勞動者與資本利益共享的方式實現更好的市場經濟？）　　

日本1960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僅395美元，1961年開始實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1987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17142美元，一躍而超過美國。　　

中國改革開放也30年了，生產了占美國30%的消費品，但工資水平僅為美國的4%。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多年受困于生產過剩，內需不足。同樣經過30年左右的發展，中國為什么不能如日本一樣成為發達國家？　　

究其原因，如果僅從經濟結構來說，中國經濟至今沒有建立起發達經濟體所絕對必須的——以兼顧勞資雙方共同利益為特征的共享經濟體，資本和權力部門利益被最大化，勞動者的利益訴求被忽略。　　

一個顯著的表現是，勞動者的工資水平沒有隨著GDP的增長比例而增長。因此，社會生產力與消費水平發生巨大反差，勞動與資本所發生的結構性失衡，已嚴重阻礙了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生產成本上去前　　

事實上，生產過剩、內需不足的矛盾不是始于今天，上世紀90年代就是宏觀調控的重點，當時的擴大內需，沒有將調節勞動與資本的關系，進而將提高勞動者的分配比例作為目標，結果是，過剩的產品競相依賴出口，生產發展的內在張力被無形地耗損，已有的國民福利被進一步輸出，表面上看換來了大把美元紙鈔，卻是用發行人民幣的方式買單，以至形成今天對經濟發展造成沖擊的 經濟危機中主動權的散失。　　

其實，早期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就是“日益擴大的社會生產力與不斷萎縮的社會消費之間的矛盾”。資本的利益機制就在于以最小的勞動成本獲取最大的利潤，在這個過程當中，勞動者的工資被不斷壓縮，消費市場相對縮小。西方國家在二戰后開始認識到，沒有勞動者利益與資本利益的同歩增長，社會生產發展是不可持續的，于是給資本主義國家提出了一個二選一的問卷：是選擇經濟危機呢？還是通過勞動者與資本利益共享的方式實現更好的市場經濟？　　

西方國家選擇了后者。勞動者的工資增長和社會福利保障都通過法律法令固定下來，勞工維權組織具有了法律地位，并以此保證了全社會的消費水平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如此一來，形成了你看到的當今發達國家這個群體的模樣。　　

如此觀之，當今的經濟發達國家之蝶，也曾以早期血腥資本主義國家為蛹。目前來看，是否能有效解決勞資分配問題、貧富差距問題，實際上決定著中國化蛹為蝶的時間表。　　

我國經過近30年來的改革開放，社會生產力已有很大的發展，社會的生產能力也獲得空前的提高。不可回避的是，至今仍然未建立起有效的勞動者利益保障機制，而諸如勞動者利益表達機制也是缺失的。近30年來，內、外資生產企業年產值平均增長超過10%，而勞動者年工資增長率僅為1%~3%(除某些壟斷性質的國有企業外)。制度嚴重向資本傾斜，普通勞動者并沒有分享生產發展的成果。在這種體制下的生產力不可能獲得充分發展。顯然，在一定程度上，我們還沒有意識到要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必須要過這道“坎”。　　

很顯然，建立勞動與資本共享的經濟體是發達國家的基本前提，而這一前提是充分發揮人民民主制度的作用。為什么有執政為民的理念卻仍然沒能構建勞動與資本共享的經濟體？主要原因就在于，任何一個社會階層都不可能自動地放棄既得利益，當權力與資本結盟后，最高決策層的號召都會顯得無能為力。何況，國家的決策、監督與管理是一個十分復雜而龐大的系統，當基本制度缺失時，個人的作用十分有限。　　

因此，我們就可以對下面的現象作出解釋：國企改革總是以犧牲職工利益的產權向資本方送讓；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潛規則如此通行；對勞動者有利的政策制定總是阻力重重并在執行中走樣；地方官員為了政績與房地產開發商共同拉抬房價博取利益；經濟適用房政策最終形有為無；共和國總理為民工討工資所顯示的民工維權制度缺失等等。　　

多數人的選票是一種十分有效的強制手段，原因很簡單，世界經驗證明，沒有比建立一個勞動者利益表達機制更好的手段了。棄此手段不用，根本無法制衡滲透社會各個層面的占絕對優勢地位的強大的資本和權力資本的力量。當前社會上出現的反民主的呼聲，其實質也就是已獲得話語權的強大資本方面為維護既得利益的一種本能反應。這個時候，我們該溫習一下鄧小平曾說過的一句話：“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的改革）就失敗了。”　　

成本上升之后　　

作為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中國的改革只能成功，但目前的諸多問題也藏在深處，而有些問題看起來非常有邏輯。比如，當下一種很流行的主流經濟學觀點是“勞動力成本一旦上升，企業利潤受到影響甚至破產，最終會減少農民工的就業機會”，因此，“提高工資危險”！　　

這是一種違反經濟學常識的觀點。從管理學的角度來說，好像是有這么回事，但從宏觀經濟學的觀點來看是謬論。原因很簡單，社會生產了產品，也必須要生產出消費這個產品的市場，勞動者的工資不相應提高，部分產品價值當然不能被實現，簡單生產都不能維持，更談不上擴大再生產。　　

相反，在生產力水平提高的前提下，提高工人工資，就等于產品市場的擴大，產品的價值實現也就變得順利無阻，這個時候生產僅受制于資源和消費極限的限制，如此一來，國家不富都難。　　

日本的經濟發展就證明了這個原理：日本1960年12月27日通過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1960年至1970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為350%，國民收入增長率為340%。國民生產與國民收入的同步增長，于是有了經濟高速發展。　　

相反，如果沒有同步的國民消費增長，不可能有高速的經濟增長。如果勞動者工資不提高，國內自身的消費市場不可能擴大，產品只有出口和改為投資消費。如果需要等同的進口，這個出口或許是必要的，但如果沒有等同的進口需求，出口換回來的只是一些不斷貶值的貨幣符號。投資需求也是有限度的，沒有市場支持的投資過多，必然引發經濟危機。　　

實際上經濟危機已經在我國發生了。　　

本來產品過剩，國內沒有市場已經形成經濟危機，但現在可以通過“競次”的方式出口，企業用進一步壓低成本的方式參與“競次”，以幾乎白送的產品大量地向國際市場上傾銷，大量的產品“競次”，國民福利不僅沒有提高，反而使勞動者分配條件進一步惡化。而國家適應資本利益的需要，出口換來的外匯則由央行完全買單，巨額的基礎貨幣發行形成沖擊國內經濟。　　

現在，不少地方政府都是將低工資制作為擴大就業的手段，這種做法從國家級層面來說是十分錯誤的。假設一個產業工人獲得10個單位的工資，那么它只能夠從農民手中交換最基本的生活資料。也就是說他只能養活農民而已。如果該產業工人獲得100個單位的工資，他還可以將每日三餐都交給社會，如吃住、娛樂、旅游等等，將帶動整個服務行業成倍數地增長。　　

產業工人工資的提高對社會服務行業的帶動作用和對就業的放大作用，對經濟學者來說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因為“提高工資危險”論者是資本方代言人，為了資本利益掩蓋這個早已被證明了的事實而已。　　

何為有效的回應？　　

現在可以這樣說，生產能力過剩、內需不足的本質是資本利益最大化而導致勞動者利益嚴重缺失的結果，是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極大障礙。僅用利率、匯率、準備金率、假日經濟等調控手段，并不能針對當下中國的現實作出完全有效的回應。　　

也許，至少以下四個藥方具有對癥之效。其一，采取勞動與資本兼顧中勞動優先的制度性安排，建立勞動與資本共享的經濟體。行政命令不可能直接干涉企業法人的分配行為，而有法律保障的勞工權利、維權組織卻可使勞工在與資本的利益博弈中獲勝。　　

其二，實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我國現實的產能已經為國民收入倍增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只有實行國民收入倍增，特別是產業工人的收入倍增，才能迅速解決我國經濟中內需不足、產能過剩的問題。同時通過提高公務人員、產業工人工資，帶動第三產業倍數發展，使國家經濟突破瓶頸進入發達國家行列。　　

其三，提升產業結構，保護環境、資源。在現已有的生產力水平條件下，環境、資源已經構成了對國家財富的瓶頸。應在提升產業結構的前提下更為果斷地結束有損國家資源的“競次”的出口行為，確實地保護國家的環境、資源，事實上，中央政府在這方面已經初步表現出決心。　　

其四，房地產行業是決定國家能否迅速成為發達國家的支柱產業，應毫不猶豫地沿用發達國家的由政府主導公房開發的成功經驗，80%的居民住房通過政府公房開發公司用成本房價解決。事實上，這個過程不需要國家財政掏一分錢，但由此卻可以產生巨大的生產與消費能力，并帶動整個建筑相關行業的發展。　　

近年來對民主的作用爭議很大。在我國理論界改革開放初期凡學者都是民主論者。近年來資本占居社會優勢地位后，有資本代言人身份的經濟學者，多數都轉變為“精英政治”的鼓吹者，反民主的理論在這個圈子中很盛行。《中國為何未能成為發達國家》（）一文，反對這種反民主的理論，提出民主其實是資本主義社會必須要配套的制度，否則資本主義因為其社會基本矛盾的激化而滅亡。民主對社會的貢獻很多，而最主要的貢獻就在于建立了“勞動與資本共享經濟體”，化解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促進了資本主義社會向屬于發達社會的高一級形態發展。　　

   資本的本性就是“以最小成本獲取最大利潤”，道德教導資本給勞動者多發工資無異天方夜譚。從微觀經濟學層面講，單個企業的多發工資等于自殺。但所有企業都奉行這一原則則必然導致資本主義制度的自殺。因此，勞動者通過多數人的選票說話，社會才可能建立一系列工會維權、罷工、社會福利等與資本相抗衡的體制。這種政治強制造成了實際上的“勞動與資本共享經濟體”。　　

因此，民主的作用在哪？民主是否否缺？到此應該一目了然了。但我國改革開放后走市場經濟道路，照搬了初期自由資本主義的模式，但與資本相抗衡的人民民主卻沒有照搬。內需不足，勞動與資本存在結構性失衡，已經成為阻礙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最高管理者雖然也看到這些問題的嚴重性。但在整體社會層面已形成的資本與權力資本相勾結的主導形式情況下，理念和號召都會顯得無能為力。當然，民主制度存在成本高、決策慢，但市場經濟是一種各法人地位平等的網狀結構社會，利益多體分散而復雜，權力集中的政治體制從解決問題、解決社會基本矛盾的的效果看，是明顯力不從心了。　　

分配異化與社會大同再研究　　

從分工和分配的發生、發展看其社會功能，客觀地存在著積極的和消極的兩大方面。從積極的方面看，分工對于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有著巨大的作用。又面對事實的另外一面是分工及其發展帶來了不同的所有制并產生階級和階層的劃分，這種劃分又在相當程度上表現在不同的職業定位上，于是這種定位便將人的生活狀況、社會地位等固定下來，并形成代際傳遞或曰代際自我復制。這種體現在分工同時也就是分配問題上的另一番景象，就是社會歷史運動中因分工和分配所產生的消極現象。這種消極現象集中表述為異化，即從勞動異化到人的異化。其實，異化現象說穿了還是分工和分配的種種消極現象。試看，四種異化表現中，人同自己勞動產品的異化以及人在勞動過程中的異化，不正是分配和分工產生的不公平和不平等的現象嗎？人同自己的人的本質以及人同人之間關系的異化，和前兩種異化有直接的關系。這就是分工和分配問題引發出來的對人的哲學的思維構建，也是分工與分配的經濟學哲學內涵的關鍵所在，其中的異化問題不過是一種理論表述。　　

國際大循環分配　　

除了這些常規的轉移支付之外，政府在許多方案中還會采取激進的轉移措施，把財富從社會的一個部分轉移到另一個部分。美國的工會組織竭力阻止美國與墨西哥之間的自由貿易，他們認為自由貿易會使資金從本國的勞動者手中轉移走。這種想法是非常正確的。但是即使一定量的資金會轉移到墨西哥人手中，轉移的數額卻并不大。然而，由于墨西哥對外貿易的效率極大地提高了，他們的生活水平就會有所上升；同樣，美國的生活水平也因此而上升。鑒于墨西哥人比美國人貧窮得多，如果工會組織真正對收入的平均分配感興趣的話，他們無疑會對成立北美自由貿易區表示贊同。　　

提高勞工收益不僅僅是對勞動者的改善，更是企業主和富人們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如果一個社會中窮人沒有足夠的購買力，富人的錢到哪里去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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